五评李金川 介绍文革三大教育事件

我从李金川自杀遗书事件，偶然间得知有个马振抚事件，再继续追查，又找到所谓文革时期导致，教育质量大滑坡的三大事件，李金川自杀的根子基本清楚。　　

对这三次事件的当时解决方式立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完全站在考生学生的一边，处理的是老师和教育制度的管理层，权力机构。自从这三次事件颠倒过来之后，学生的苦难就开始了。所有的事件都是学生的错，如果不信，那就看李金川事件的最后结果。其他的不要看，就看解决问题的人，是站在死者学生一方，还是站在袒护教师，学校一方，继续污蔑死者。　　

最大的不幸是舆论掌握在反动知识分子一边，他们现在还在颠倒黑白，在铁的事实面前不肯忏悔承认自己的错误，按照现在的舆论导向和政治路线和气候，必然污蔑诋毁淡化李金川的自杀，千方百计逃脱历史的审判，但是人民在觉醒，学生在觉悟，反动腐败腐朽教育路线迟早要清算，李金川必将成为历史的英雄，已经实现了死亡意义的最大化。如果他出刀出拳伤人，最多只能杀死几个丧失了灵魂的教师，那是侯媒体会把它定为治安事件，学生是疯子，李金川自杀留遗书的死法。震撼了所有人的心灵，他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注解了师道尊严的权威，作为老师，学生的评议难道就是对师道尊严的践踏吗？好的老师喜欢学生的评议，因为学生并非是非不分。不称职的老师害怕学生评议，因为他们在学生眼里一文不值。　　

（一）“马振扶事件”　　

      “马振抚事件”发生在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主角是一个名叫张玉勤的女中学生15岁，付岗村人。1973年，张玉勤就读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1）班时，杨天成是她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那年７月１０日下午，期终考试。初二年级一班女生张玉勤在英语考试卷上写了几句顺口溜，“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照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杨天成大为恼火，除对张进行了严厉批评之外，还要求她在全班大会上做检查。第二天的早饭后，张玉勤留下一张请假条就出去了。14日张玉勤的哥哥张玉甫在离学校不远的虎山水库桥下找到了妹妹的尸体，公安人员现场侦察得出的结论为自杀。　　

     9月，《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一个小学生的日记》和批林批孔的文章。在此形势下，县教育局又派人重新调查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并从路线高度认定此事件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10月，南阳地委调查组调查后，也认定是‘复辟典型’，遂通报全地区，同时上报省教育局。当月下旬，河南省教育简报第37期刊登了这一事件，《人民日报》内部资料上也作了刊载。春节前夕，江青看到《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这一材料后非常重视……”1974年1月，派迟群、谢静宜奔赴马振抚进行调查。　1月19日　，迟、谢二人赶到马振抚中学，在那里召开了主要由学生、教师、家长、部分公社干部、地区和县领导参加的座谈会，形成了调查报告上报。由此，一个乡间少女之死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内涵。一位学生自杀，被视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继续迫害学生的铁证。 　1月31日　，中央下发[1974]5号文件，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斗争，在全国教育系统迅速展开,各地数亿万计忠于教育事业的教师遭受批斗和处分。　　

      张玉勤被追认为“革命小将”，“优秀共青团员”，重修了墓地，立上了“胸怀朝阳战恶浪，敢把青春献给党”的新碑。校长罗长奇和班主任杨天成二人也以“推行修正义路线，逼死革命小将”的罪名，锒铛入狱。撤销马振扶公社党委副书记王新宇、唐河县公安局股长田道义党内外一切职务，责令检查交代，接受群众批判。　　

（二）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　　

青年张铁生　　

   1973年，正在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的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　6月30日　，在理化考试时，他仅做了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却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的进行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质工作。每天近18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27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所以愿意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烦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 [他们的自由生活和为个人的努力，等于了我的为人民热忱忘我的劳苦工作和诚恳的心。人们把我送到这里来，谈些什么呢？总觉得实在委曲。]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专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为贫下中农事业的事业心和自己自我革命的良心的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的忙，在这个人与任何利益直截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地方就在这里，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什么，总觉得实在的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我是抱着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很浅，有2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对于这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的并非可耻，可以勉强的应负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作，我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签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　　

 录入者附注：此信是1973年辽宁知青张铁生在参加高校入学文化考试时写在理化试卷背后的一封信。信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当年发表时被删节的内容。文中有些错别字是写信者(不是录入者)的笔误，录入者未加修改。另外：张铁生在写此信之前，已经参加了语文、数学考试。考试均为开卷，允许翻书。张铁生此次考试的成绩是：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语文考试的作文题是"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体会"。
     同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编者按说：“张铁生的理化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8月20日　，《人民日报》又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又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名噪全国的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四人帮”一伙对张铁生交“白卷”的行为赞不绝口。1973年，张铁生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1975年，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张铁生当选为人大常委。江青、王洪文亲自接见他，以示笼络。1975年8月张铁生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同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红得发紫的张铁生开始频繁参加社会活动，被认定为绑在“四人帮”战车上的一名打手。　　

    1976年10月后被撤销所担任的党内外职务，并被开除党籍。1983年被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祖国万岁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三） “黄帅日记”　　

   黄帅曾是“文革”中家喻户晓成“闯将”；大名鼎鼎的“反潮流”人物。1973年9月，她在日记里分析评价老师的一些做法，正如在日记中所记：
     　九月七日　
　　“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教鞭是让你用来教学，而不是让你用来打同学脑袋的。我觉得你对同学严厉批评很多，耐心帮助较少，拍桌子，瞪眼睛，能解决思想问题吗？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十月十三日
　　“今天，××在课上向老师提了意见，老师说是我起的头，说我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同学应该正确接受老师批评，老师应该冷静考虑同学的意见。”
　　在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出，黄帅受到了“文革”开始后就流行的批评老师(在她的眼里应该称之为“教育”)的影响，从孩子的角度表达了自己的一些不满。
    黄帅在她的父母催促下给《北京日报》写信反映日记中的事情。她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也表示了日记中是有缺点的，如:个别用词不当影响了老师的尊严。可是近两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嚎声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恰恰在这时，江青集团正好需要在教育界树立一个“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黄帅这封信六百字左右的信成为了江青等人的突破口。江青的亲信谢静宜回复：“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他立即指令《北京日报》把日记作了摘编，并在　1974年12月12日　加了编者按语公开发表。《人民日报》　12月28日　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原本日记表现的不过是师生之间的日常冲突，但却在政治亢奋的年代里被别有用心的人看中，报刊、电台一载再载。她们把黄帅看成反潮流的小英雄，不但树为典型大加吹捧，还一次又一次地接见，对一个根本不明事理的孩子讲：我们代表国务院，代表八亿人民支持你。机要人物钦点后,许多人写信给黄帅声称支持她，而反对这种“反潮流”做法的人却遭到迫害。一时间，黄帅成了小学生“反潮流”的好榜样，孩子们又开始像红卫兵一样，轰轰烈烈地造起反来。在“师道尊严一定要灭亡”的歌谣中，教育界再次失去尊严，“老九”们又开始“臭”起来。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黄帅那年16岁，正上初三。她也同全国人民一样，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游行，兴高采烈地庆祝这一历史性胜利。谁知，欢庆胜利的气氛还没有完全散去，人们就对她投来了异样的目光。有人叫她“四人帮”的“小爪牙”。很快，大字报铺天盖地，黄帅在上学放学的路上，经常遭欺负。正常的学习、生活、身心发育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黄帅的父亲很快就被隔离审查，不让回家……后来，她爸爸又被逮捕，投入监狱。妈妈精神不支，加上严重贫血，黄帅经常看到妈妈昏倒在地。很长一段时间，16岁的黄帅成了家庭的支撑，带着9岁的妹妹和病重的妈妈生活。黄帅的父亲195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假如没有“黄帅事件”，黄帅的父亲本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而今的处境是：敌我矛盾，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改造。

　http://blog.sina.com.cn/guohunmaozedong　

　2009年11月27日11:1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