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把百姓顶在头上，人民就把他捧在天上

谁能把百姓顶在头上，人民就把他捧在天上　　

中华民族的劣根在何处？在礼学。自从有了礼学，便有了上尊下卑，便有了惟命是从，便有了推出午门斩首之前还得扣头谢恩，便有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那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以及行行出状元，仅为一种摆设。在礼学和孺学的长期毒害之下，皇帝为九五之尊（谁的官大听谁的），将相官员都是星宿下凡（是官必有官威，必有前呼后拥、鸣锣开道、狐假虎威），百姓只是草芥，即是随便遭权贵们践踏，也是逆来顺受、麻木不仁，甚至于认为这是殊荣。　　

这就是礼学和孺学的“伟大功绩”！从而，以致“上尊下卑”和“胜者王侯败者寇”并为真理，以致差不多每一个中国人在娘肚子里的时候，就看不起普通百姓，就不想别的，专门作着长大当官的美梦。　　

这就是中华民族内在的屈辱史，这就是阻碍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脏腑之恶疾！这一点，自汉、唐之后（明朝期间短暂的发展也是另有原因），中国越来越衰弱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这一脏腑恶疾，在毛泽东时代得到了很好的医治。这首先表现在当年的新闻媒体与公众舆论的高度同一上，从而，以致“高贵者、最愚蠢”，“卑溅者、最聪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得不到起码的知识”，“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我们对任何事物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绝对不应该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等崭新的思想深入民心。再加上各级干部“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身体力行，从而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呈现了“劳动者”最光荣，从而使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从根本上为之一振，产生了空前的凝聚力，焕发了渤渤向上的生机，焕发了无穷的创造力。　　

这一点，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二三十年的短暂时间内，便拥有了西方国家需要两三百年才能得到的两弹一星的奇迹，就是最为有力的证明。　　

然而，可悲的是，在众所周知的“特别是”的特别年代里，毛泽东时代所出现的上述可喜成果，被从根本上给否定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不管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不问姓公姓私”、“不问姓社姓资”的“一把手说了算”。于是，新闻媒体似乎成了当代所谓的主流精英的独家天下，鲜见工农大众的声音。这一点，从当代那个常常以右派而自豪、红的发紫、并且被舆为当代经济学界的鲁迅的茅于轼，在他的《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是什么？》一文中的下列两段话里，表现的比较充分：　　

【改革后的近三十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个有钱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总人数不算少，但是在十三亿人口中大约只占5%。他们生活宽裕，意识形态接近西方，比较有独立的想法，希望社会安定平稳，个人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实行代议制政治，他们是形成主流思潮的中坚力量。但是在今天的政治中，他们的声音还很难成为主流。如果拿人数来讲，恐怕怀念毛泽东是当前的主流。那是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　　

【改革在中国造就了约占总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则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于是，工农大众便由国家主人的位置下降到了弱势群体，成了茅于轼们的眼中钉，成了出卖苦力的最下贱的百姓。于是，幻想当官（公务员考试空前火爆）便又重新成了很多人的梦。于是，官员们的为所欲为便屡见不鲜。于是，两极分化、官民对立、物价飞涨、治安不宁……　　

在以上所说的三种情况的简单对比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每当一个社会把人民群众踩在脚下的时候，这个社会不仅就没有凝聚力，就没有生气，就没有澎渤地创造力，甚至还会不断爆发群体事件，产生分散力、破坏力；而相反，倘若一个社会把人民群体当作最为重要的主体，因而敬畏他们、信任他们、团结他们、依靠他们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产生无比巨大的凝聚力、创造力，这个民族就会产生无限的渤渤生机。　　

据此，我要说：谁能把百姓顶在头上，人民就会把他捧在天上。“人民领袖毛泽东”的称谓，便非常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秦川牛　　

2009.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