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市场的系数修正

                            亚当 。斯密市场的系数修正
很多物理教师长于教学生解繁杂的物理习题，但却疏忽教学生搞懂相关定理，公式产生的过程。有相当部分的学生深信不疑公式计算的结果和客观是绝对吻合的，应试教育出来的人群中尤其容易出这种人。问题在于他们没有搞懂现代科学的所有理论都是在不断修改理论模型使之更符合客观的过程中逐步完善的，而这种模型是对现实的简化和抽象。科学研究的过程本身就是突出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的形而上学过程。所以所有理论计算都只是部分的合符实际情况。这就是实际。
   设计一座桥梁，一型汽车或进行任何一种工程设计。理论计算都是必不可少的一步，但如果认为仅这一步就完成了计算的主要过程是显得多么的幼稚和可笑啊！真正的精华在于后面无数的实验数据和经验修正系数，这些才是工业真正的知识财富。因为理论本身不建立在忽略次要矛盾的前提下研究就无法进行。但这一点也不排除理论的重要，因为它提供了研究的方向和设计的基本框架。。
   西方的经济学同样脱离不了形而上学的藩篱。亚当 。斯密在《国富论》中用看不见的手来形容市场机制时说道：“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 。。。。。。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这样在亚当 。斯密的市场模型中只要“人人主观为自己，客观人人为社会。”。 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模型呢？市场经济存在的基本条件有三个（1）社会分工；（2）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3）生产的产品为实现使用价值进行等价交换。在亚当 。斯密的市场中对市场交易的当事人作了“自利的理性经纪人”假设。显然这种假设是一种理想化的处理。也就是一种事实上的抽象。也只有在这种抽象的前提下交换才是理想的“等价”的。以下我们谈谈这种抽象摒弃了什么，保留了什么。
  （一）自利与理性的矛盾——竞争机制下的非理性
  只要做买卖是出于自利的目的就必定能达到“人人为社会”的说法无法解释市场交易中充满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现象。无法解释无处不在的投机倒把屯集暴利现象，也无法解释大英帝国向大清国“理直气壮”地输出鸦片的现象。更无法解释很多人为少一块面包而营养不良时往大海里倾倒牛奶的现象。
  现实中的自利往往是不理性的，是损害社会的。一种理论不能对现实视而不见所以“自利的理性经纪人”不是天然的。而是由经济行为规则强力约束的。合同，契约。股票，利息。价格，信用制度和保证这些规则得以实行的法制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这些基本要求构成所谓“法制市场经济”。出于资本拥有者阶级的利益要求“法制”只允许政府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也就是在大街上管好我们的“规则”和“产权”，不允许干涉我们屋内的事。到此为止亚当 。斯密的市场已经对自己的理论主干做了必要的“系数修正”。这种修正“到大街上为止”，不涉及“私宅内的交易”。这样修正以后这个体系就完成了他的基本架构。那么宅内的交易就保证利己而且理性吗？我们回答说“利己”的经纪人本质就是不理智的。这不但表现在资本家就是人格化的资本而资本具有非理性扩张特性。也表现在在丛林法则的竞争机制压力下企业非理性的追求“利润最大化”并把这种冲动通过权威话语权使之合理化。利润最大化的规则对市场起了那些作用呢？（1）对契约经济的破坏；我们使用的电脑的视窗系统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在不断地打补丁，这说明漏洞无处不在。人为归定的规则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是天衣无缝的，在高明的律师窥控下，执法者在市场价值规律的主导下法律被玩弄于股掌之中。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极端要求已经常态化的状态下突破法制藩篱刀走偏锋就成为不二选则。于是商业间谍有之，商场中损害消费者的商业博弈阴谋诡计有之。利用信息优势骗取对方签署损害自身利益的合同有之，利用“破产法”规避债务的有之，这些有相当部分是在为个体效率不惜牺牲社会综合效益为前提的，是非理性的，却是在冠冕堂煌的法制外衣下进行的。（2）单个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要求生产或经营的边际效应成本最小化。这就要求在尽可能的做到缩小社会边际效益，或法外能够侵害社会边际效益的前提下进行生产和经营。例如在环境监测还达不到时向江河排放污水。（3）更多地规避公共义务，尽可能地利用公共资源。最特出的就表现在使用精明的财务人员规避或减少部分税务缴纳。（4）为达到投入产出比的最大而压缩分母“投入”部分，以加大血汗压榨（以所谓加强管理为特征）代替和拒绝使用更先进的生产设备阻碍生产力的发展。（5）要求利润最大化就要求工资成本最小化，也就是要求社会上人数最多的雇佣阶层相对贫困化。这种要求达到以下几个成果，其一；使市场永远处于购买力相对乏力状态。其二；人为地在社会保持一个庞大的失业大军以尽可能压低雇佣价格。其三；配合资源流动反应滞后效应加快过剩危机到来。所有这些都在“刺激他的利己心”前提下达到“促进社会利益”相反的效果。所以以所有权关系明确所形成的利益激励机制可提高单个经济体的投入产出比并不意味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   人类生产和社会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生存和发展。当这一切在市场的交换价值和利润的掩盖下失去本来面目时，出于自身的利益某个阶层告诉我们映象和本身是一回事金钱和利润才是最终的追求目标。是因为通过这个机制他们剥夺了别人的生存发展机遇。利润最大化和社会效益是相悖的由追求利润最大化派生的明晰产权既产权私有化前提也就是一个非必要条件。
  竞争机制的非理性面还体现在它对协作的排斥。等价交换并不能保证知识产权得以有效的流动，它排斥经济力不够强大的经济体使用新的技术新的设备，从而最大地扩大社会效益。同时它将新技术产生过程中本可以大大促成它产生的社会力量排斥在研制之外。这样就起了拖延新生产力产生的作用。在生产越来越社会化的现实下“竞争机制”和“集中力量协作办大事”的作用是相悖的。
毋庸置疑相当大量的创新产生于边沿学科，产生于多学科的结合部。这使不同部门，行业和企业间的协作显得犹为重要。但竞争机制却迫使创新者处于单打独斗的境地，从而将许多需要多因素协作才能完成的新思维被扼杀于摇篮之中。这一点它对社会效益是负效应的。
             （二）价格机制——“无形的手”对供求关系的调节，理想模型和现实的差距
  以下是抄自教科书上的一段话；当资源配置不合理而引起商品供给大于需求时，该商品的市场价格会自发下跌。下跌的市场价格会引起供给减少，需求增加。最后使供求达于均衡，反之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是通过价格机制这“一只无形的手”使资源的配置趋于合理。
   面对这个“资源配置合理”的市场，消费者经常需要面对另一个事实就是当很多人没有房子住时，大量房子因卖不出去而空置。很显然“资源配置趋于合理”不是针对消费者说的，是针对开发商说也就是对资本一方说的。市场动态的供求关系平衡是在某种购买力固定条件下的平衡，很少有人问一问这种“购买力水平”是否合理。我们不妨也做一个理想化的抽象，什么叫“合理的购买力水平”呢？我们说当“市场需求”等于“社会需求”时这样的购买力水平才是合理的,这里“社会需求”被定义为满足社会上所有有消费本产品愿望的人所需该产品的总量。而“市场需求”被定义为在某固定价格时所有有购买愿望而且买得起该产品的人所需的该产品总量。不妨我们也站在社会的立场而不是资本盈利的立场对“合理”做一个定义：所谓“合理”是指满足“客观人人为社会”的基本条件的市场资源配置。显然“市场需求”总是小于“社会需求”的。要使之合理就要求扩大“市场需求”。这有两条路可走其一是降低价格，这是“无形的手”一直在做的事它无法跳出这只手框定的藩篱。其二是我们可以使更多的人“买得起”，也就是整体提高“购买力水平”。但是这样做要求整体提高被雇佣阶层工资水准，不错在增加工资成本后资本可以在市场上得到产品价格的补偿，可以保证生产稳定的增长，这似乎是一桩合算的买卖。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告诉我们追求个体利益是神圣的，整个社会的效率是所有单个经济体效率的简单叠加，而每一个单个经济体的投入产出比（既效率）决定于本经济体的利润，要追求利润最大化以保证在激烈的竞争中不被淘汰，为整个社会而增加工资成本是万万不能做的傻事。这样所有企业压低工资成本的渴望加在一起就形成理论界“低工资和收入差距”保证社会效率的共识。私有制堵死了整体提高“购买力水平”这条路，好象不大“理性”。但是经营者不是不理解这个问题，商界人人都明白“虽有镃基不如趁势”势者经营的外部环境也，也就是“社会整体的购买力。而是这样做损害他们“人格化的资本”追求单个企业利润的心理。当产业转移到工资成本更低的地区后，提高销售区消费者的工资水准用最低的成本获最大的利润这是所有发达国家已经做或正在做的事。不过这是一个不能让生产国知道的“秘密”，因为“他们为我们生产。”向他们灌输“低工资和收入差距保证效率的“理由”才合乎“自利的经纪人”原则才合乎投资国的利益。而利用外需拉动的经济体由于生产和销售区的隔离也事实无法进行提高社会“购买力水平”这件事。
   那么我们可以压缩生产，让市场处于紧缺状态，同样可以保证产品在市场上是稀缺品以保证高额利润。但是这是做不到的，首先你不生产别人会生产，你压缩产量别人就会钻这空子马上增加产量。那么成立个协会合同约定价格如何？“天啊！用绳子捆住了我，只能生产那么少的产品，赚那么点钱我还能发展吗？”显然这不合乎资本要求扩张的本性，资本犹如战场上的纳粹不进攻就灭亡。这条路也走不通。
   这样一条妙计产生了，它既合乎资本扩张的本性，也合乎利润最大化的要求。在不需要提高消费者“购买力水平”前提下，通过操控媒体炒作通过权威的话语权制造一种产品价格永远只会上扬的假象，使之成为财富增值的中介体。大规模吸引热钱进行投机购买（这就很需要“流通创造价值这样的理论），在产品价格节节攀高的假象下榨干真正需要消费的消费者的每一滴油水。当媒体和权威成为资本的奴仆时炒作就成为最时髦的“先进经营”模式。但是当泡沫吹大时它离破灭还会远吗？在这里“理性的经纪人”做了最不“理性”的选则。如果保证人生存第一需要的基本民生用品也陷入这条“妙计”的话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土地私有化后资本化就很明确地提供了这样一种前景。
    从投资——生产——出厂——批发——零售——消费者到资金回笼完成这样一个循回需要一个时间差，市场价格信息通过零售反馈给生产最少也必需是这个差值。当零售商感到商品不好卖时，批发商依然按常规的批量在进货，生产厂还在为产量吃紧打算扩大生产规模。“无形的手”正发挥它的效率加紧将资源往这个方向调。现在“无形的手”最终迫使商品降价，降低所有生产同一产品的生产商的利润。当大家都为入不敷出而发愁时，产品的过剩危机来临了。终于企业一个又一个的接着倒闭由于倒闭企业的库存在市场上以低于成本价傾銷加速了体格还强壮的那些企业的倒闭。生产本产品的原料，或加工设备的连带企业在该产品生产的带动下由于价格信息滞后还在扩大生产，当然最后的命运也难逃破产。在生产全面社会化的前提下危机总是不可扼制地向整个社会漫延。在助长危机加速来临的作用上“无形的手”起了加速资源配置扭曲的作用。而资本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和信贷融资又象放大镜一样放大危机的规模，加快危机深化的速度。
   自利的理性经纪人的行为并非任何时侯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亚当 。斯密的市场模型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抽象，不作现实的“系数修正”作为真理引用只能给人一种虚幻的市场假象。当然同样了解真相以后并不排除我们利用他合理的内核。
   市场经济只在它最适应的生产力状态下才是高效率的，当人类生产的分工开始以后市场就存在了，而它的“高效率”只是近代的事。市场拜物教徒不理解也不愿意看到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加深“无形的手”将越来越多地为“有形的手”代替这样一个事实。但历史不会因有人不愿看到而停止它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