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社会专家在代表谁说话--“大家”为什么会“警惕”？

“大家”为什么会“警惕”？　　

草民123　　

在网上看了《联合早报》发表了一篇专访西南大学黑社会专家汪力教授的文章，想就有些问题向专家请教一番。　　

汪力教授在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对打黑除恶的前景预测说，“经过文革后，大家对搞轰轰烈烈的运动有一种警惕。中国人比以前理性了，不会那么冲动。”　　

首先，草民想问问我们的黑社会专家：你所说的“大家”，究竟是指哪个“大家”？是指普通民众，还是少数特殊利益群体？你所说的“中国人”，是指中国百姓，还是指中国官商学精英？抑或是指那些已经拥有外国护照的、抑或自己或家庭成员都已经移居国外的“中国人”呢？你所说的“大家”“对搞轰轰烈烈的运动”都“有一种警惕”，是一种什么样的警惕呢？为什么会“有一种警惕”呢？是警惕“搞轰轰烈烈的运动”会身败名裂，徒落骂名？还是警惕“搞轰轰烈烈的运动”会引火烧身，触犯自身利益，甚至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搞来搞去搞到自己头上呢？你说的“理性”又是一种怎样的“理性”，“冲动”又是怎样的“冲动”呢？按词典上的意思，“理性” 是和感性相对 ，指处理问题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自然进化原则来考虑的态度，考虑问题、处理事情不冲动，不凭感觉做事情。 “冲动”是行为系统不理智的各种表现。也就是说，是人的情感特别强烈、理性控制很薄弱的一种心理现象。结合词典上的定义，那么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像薄熙来重庆打黑就是一种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没有“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自然进化原则”、 “行为系统不理智”、 “理性控制很薄弱”的行为表现了？　　

黑社会专家先别急着回答这些问题，草民再接着提问：你所说的“经过文革后”， “大家对搞轰轰烈烈的运动有一种警惕”。草民问你：打黑除恶怎么又跟文革扯上了联系呢？是不是黑恶势力也成了文革的遗留下来的“毒瘤”？还没有彻底根除？抑或是打黑除恶也是一场像文革一样运动？关于文革的对错与否，这里且不做争论，迄今为止对“文革” 最权威的评价，是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化大革命 “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那么，在你眼里，难道打黑除恶就应该像文革一样根本就不应该搞？难道薄熙来所领导的、为党中央高度肯定的重庆打黑除恶是一场祸国殃民的内乱？　　

好了，先提这些问题，然后草民再对这些问题稍作分析，替我们的黑社会专家先草拟一份答案，至于对不对，还是交给广大民众做一下评价。　　

草民认为，黑社会专家所说的“大家”和“中国人”根本就不代表普通民众、不代表中国百姓！黑社会专家如果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如果不是高居在九天云霄之上，如果还生活在地球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片土地上，如果多少能看看报纸、上上网，就一定不会不知道有多少百姓关注、支持、拥护、声援薄熙来打黑除恶，并为薄熙来打黑所取得的累累硕果大声欢呼，纵情歌唱。普通百姓一点也不“警惕”这场“轰轰烈烈”的打黑除恶“运动”，而是非常“冲动”地、充满渴望地、热情洋溢地希望全国都能像重庆那样，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打黑除恶“运动”。具体事实草民就不在一一列举了，黑社会专家只要稍稍到凡尘间“走两步”， 弯腰就会拾起一箩筐。黑社会专家嘴里的“大家”和“中国人”，根本就是指那些少数特殊利益群体，指那些中国官商学精英，指那些已经拥有外国护照或者自己或家庭成员都已经移居国外的“中国人”。文强被抓后，也曾叫嚣过：“你们不判我死刑就罢了，要是判了我死刑，没那么便宜，我什么都要说出来，大家就等着一起死吧！”黑社会专家嘴里的“大家”，草民认为和文强嘴里的“大家”是同一个概念。解答了这个问题，下面的一切问题就都会迎刃而解：为什么这些“大家”和“中国人”们会“对搞轰轰烈烈的运动有一种警惕”，会“比以前理性”呢？因为他们自己心里有鬼，他们自身不干净。有句成语叫着 “兔死狐悲”。黎强被抓了，文强被抓了，没有被抓的“黎强”和“文强”们所以马上就“警惕”起来了，马上就“比以前理性”了。要草民说，黑社会专家口里的“警惕”和“理性”，应该改为“恐惧”和“畏缩”才正确，他们害怕“搞轰轰烈烈的运动”会引火烧身，触犯自身利益，甚至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搞来搞去搞到自己头上。所以才会“警惕”，才会“比以前理性”。文强原来不是也曾“冲动”地打过黑，并成为全国打黑英雄吗？不是后来也“比以前理性”得多了吗？后来被抓了才知道，他之所以“比以前理性”，是因为他充当了黑社会的保护伞，自身就是黑社会老大的老大。要是让“文强”们再去打黑，岂不是要连自己也给打进去？傻子也不会这样做。文强被抓后还叫嚣“大家就等着一起死”。“大家”能不“警惕”吗？“中国人”能不“理性”吗？如果“大家”不“警惕”，那就只好和文强“一起死”了。如果“中国人”都像薄熙来一样“冲动”，那“中国人”只好像赖昌星一样跑到外国避难去了。　　

关于重庆打黑的性质，前面已有了一些回答，草民不想再多说。只想说一句，重庆打黑周永康代表中央给予高度肯定了的，也是百姓热烈拥护的，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想抹黑也抹不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毛主席也说过这样的话：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在分析重庆黑社会为何如此凶猛时，黑社会专家说：“对全国来说，黑社会还在发展阶段。重庆黑社会问题比较突出，这与它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以及独特的地理位置都有关系。”　　

按黑社会专家的意思，似乎是全国正处于“发展阶段”的黑社会还不够打击的条件，只有等到发展成熟了，发展到像重庆那样“黑社会问题比较突出”时才够条件打击。草民不知道黑社会专家是如何研究黑社会才成为“专家”的。是整天在书斋里研究的“黑社会”，还是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才得出这个结论的？到过几个城市具体研究过，才得出全国的黑社会不像重庆那么问题突出这个结论的呢？　　

在分析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时，黑社会专家说：“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当时新旧体制冲突严重，由于改制，很多国营企业大批工人下岗失业，他们对社会存在的不公、贫富差距不满。同时，重庆直辖后进入了大规模建设时期，大批农民涌入城市。下岗工人和农民工形成了低收入阶层，这个量比较大，由于心理失衡，加上对社会不满，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成了游手好闲之徒，成为黑社会的基础。”　　

看到这里，草民不禁发笑。如果像黑社会专家所说的那样，“下岗工人和农民工” 由于“对社会存在的不公、贫富差距不满”而“成为黑社会的基础”的话，那全国有多少下岗工人和农民工？有多少人会不“对社会存在的不公、贫富差距不满”？如果都是因为“对社会存在的不公、贫富差距不满”就成为黑社会的话，那全国不是满大街都成了黑社会了吗？这岂不是和你前面所说的全国的黑社会不像重庆那么问题突出自相矛盾了吗？如果都是因为“对社会存在的不公、贫富差距不满”就成为黑社会的话，那黑社会岂不是都成了杀富济贫、除暴安良的梁山英雄好汉了吗？黑社会专家再仔细研究一下现在的黑社会，有几个杀富济贫的？有几个除暴安良的？ 他们究竟杀的是谁？除的是谁？又济的是谁？安的是谁？“对社会存在的不公、贫富差距不满”真的是黑社会产生的根源吗？　　

似乎是为了验证黑社会真的就是梁山英雄一样，黑社会专家以重庆黑社会最大保护伞、前重庆司法局局长文强为例说：“我接触过一些黑社会头目，他们都说文强人很耿直（重庆话，意思是够哥们义气），特别讲江湖义气。”在黑社会专家眼里，文强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急公好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山东及时雨宋江了。文强真的有那么讲义气吗？如果他那么讲义气，还会在被捕之后说出“大家就等着一起死”的话来？如果他那么“耿直”，那么“讲江湖义气”，他的上亿元家产从何而来？　　

写到这里草民突然明白黑社会专家是怎样成为“黑社会专家”的了，他其实已经自己给出了答案：“我接触过一些黑社会头目”。原来专家是靠到黑社会卧底来研究黑社会的。这让我由衷地佩服：这才是真正的“黑社会专家”！难怪会说出这么权威的话来！　　

附：　　

西南大学学者：重庆打黑势头扩展全国可能性不大 　　

(2009-11-10) 　　

早报导读　　

张晓中报道　　

虽然重庆打黑除恶全国瞩目，但是重庆打黑势头向全国扩展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今天的中国人要比以前理性的多。　　

西南大学黑社会专家汪力教授日前在接受本报专访时预测，“经过文革后，大家对搞轰轰烈烈的运动有一种警惕。中国人比以前理性了，不会那么冲动。”　　

在分析重庆黑社会为何如此凶猛时，他说：“对全国来说，黑社会还在发展阶段。重庆黑社会问题比较突出，这与它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以及独特的地理位置都有关系。”　　

他说:“重庆有长江、嘉陵江环绕，码头文化发达。在码头文化当中，‘袍哥’现象一直存在。早在明清时期，重庆民间就有一些秘密团体，经过演化，逐渐变成近代的黑道社团。这是重庆黑社会产生的文化背景。”　　

谈到历史原因，他表示，重庆地处西南，民风彪悍，重视哥们的义气，匪患不绝。“袍哥”组织根系发达，年代悠久，影响深远，解放后一度销声匿迹，但在改革开放后，它又以新的形式出现。　　

他以重庆黑社会最大保护伞、前重庆司法局局长文强为例，说明袍哥文化至今仍旧存在于重庆的文化中。“我接触过一些黑社会头目，他们都说文强人很耿直（重庆话，意思是够哥们义气），特别讲江湖义气。”　　

他把重庆市黑社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80年至1990年初的孕育期；二是1990年中期至2004年的生存期；三是2005年以后的快速发展期。　　

从这次落马的重庆黑老大发迹史来看，黎强、陈明亮、谢才萍、陈坤志、王天伦等，虽然有的作案时间长达10年，但财富聚集的鼎盛期都是在2005年以后。　　

在分析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时，汪力教授说：“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当时新旧体制冲突严重，由于改制，很多国营企业大批工人下岗失业，他们对社会存在的不公、贫富差距不满。同时，重庆直辖后进入了大规模建设时期，大批农民涌入城市。下岗工人和农民工形成了低收入阶层，这个量比较大，由于心理失衡，加上对社会不满，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成了游手好闲之徒，成为黑社会的基础。”　　

当时重庆很多下岗的产业工人住在几十年的老房子里，而旁边就是高档写字楼、商品房，反差太大，一些人肯定心理不平衡。汪力认为，旧体制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新旧体制冲撞使产生黑社会的空间变大。“这种冲撞，重庆比其他城市更为激烈。”　　

重庆黑社会有什么特点？汪力用“成长晚，发展快”六个字来概括。重庆黑社会是不是已经严重到“已经动摇政权基础”？他斩钉截铁回答：“没有。如果真的动摇了政权，那重庆这么大的城市不早就乱了套了。”　　

他说：“重庆黑社会就好像人身上生了一个疮，挖掉就好了。”　　

在中国，黑社会作为刑法上的罪名，是1997年以后才出现的。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第294条规定了组织、领导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这是中国人大首次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列入刑法。随后，在2001年和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两次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重庆也对黑社会进行了打击。当时的黑社会保护伞—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总队长李虹，因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