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项精神

秦始皇出巡，威风八面，观者如云。当时人民群众对始皇的热爱、痴迷、崇拜，怕也不下于今日之超女快男的粉丝们。人群中站着两个不一般的人物，一个是刘邦，另一个是项羽。邦曰：“大丈夫当如是也”，羽则曰：“彼可取而代也”。　　

“当如是”比“取而代”要含蓄一些，然而两者并无实质不同。天之下万民之上的职务，全国只此一个。始皇既已“如是”，他人再想“如是”，除了“取而代”之途径外，恐也没有其他善着。“当如是”未必“取而代”，而“取而代”亦未必“当如是”。从二人后来的表现看，两人当初所说的两句话，竟像死了修辞上讲的“互文现义”。“当如是”里含有“取而代”的意思，而“取而代”里也包含着“当如是”的认识。汉代教授、学者、专家们每提起刘邦，总要先称“我高皇帝提三尺剑，斩白蛇，诛暴秦”，颇类似于今天官样文章中的“指导思想”所处的地位。然后即是“救万民出于水火”“功高盖世”云云。古来官样文章，大抵都是这样做法，说说无妨，但万万当不得真。　　

汉以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战多和少，硝烟弥漫的日子远多于歌舞升平的时光。今天我杀你，明天你杀我，一将封侯万骨枯。“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野心家成则王侯败则寇，运气不好，死无葬身之地且还要落个万古骂名，也不应有什么遗憾，本来就是赌吗？有输有赢是正常情况，愿赌就要服输。最倒霉的平头百姓，从未想过封王封侯，只想平平安安过苟延残喘的日子而不可得，结果除了被无端屠戮，还是被无端屠戮。不仅如此，最悲惨不过的是，置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一个又一个的“我高皇帝”们口口声声要措他们于“衽席之上”。一旦“我高皇帝”野心成就，愿望实现，平头百姓们还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只好眼巴巴地等待下一个口口声声要措他们于“衽席之上”的“我高皇帝”。然而“我高皇帝”们何时又真正想过措平头百姓于“衽席之上”了？他们心里默念的还不是“当如是”与“取而代”？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不过是忽悠，真正存在于帝王将相心中的精神只是以“当如是”与“取而代”为内容的刘项精神。　　

刘项早已作古，但刘项精神永存。即便在今天，也随处可见它的影响力。今日机关、部门、事业单位乃至大型企业中，其员工在看到他们春风得意的头头们时，有几人心里没有想到“大丈夫当如是也”、“彼可取而代也”？“当如是”自不待言，在许多“颇有上进心”的人才心里已经达成共识，“理当如是”。至于“取而待”，不过是个方法与手段的问题。有关系跑关系，没关系拉关系，送钱送房子送玩物送美女，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既没关系，又拉不上关系，便加班加点，埋头若干。无论采取何种方式，目的均相同，即期望有朝一日能够“取而代”。许多单位存在“四○”现象，人一到四十，感觉“进步”无望，就开始混日子，因为他们已经放弃了“取而代”的打算。同事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也是源于大家都想“取而代”，而情况表明，能够“取而代”的机会并不多，僧太多，粥太少，不能拼道德，只能拼心计与关系。　　

“当如是”的目标对其持有者来说，是动力。但“取而代”的方法并非只有一个。无数的事实证明，在实现目标的途径中，投机取巧总是比踏踏实实要便捷得多。如果没有办法消除投机取巧的可能性的话，那么最好就是对一些关键职位进行处理，使刘、项之类野心家放弃“取而代”的打算。比如，调整目标职位权力与责任的配比，提高责任，缩小权力，尤其是减少各种或明或暗的特权，降低其他待遇，或者提高有“取而代”打算的阶层的待遇，使其仅仅为了改善生活条件没有必要想尽办法去“取而代”。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么还有强烈的“当如是”、“取而代”意图的人，谋取某职位时，便多半是冲着承担责任，实现其特定人生价值的目的而去了。这样选出来的人，在政治素质与思想道德素质方面，与当前体制下选出来的人相比，应当好得多。当然，这个建议可能会遭到已经“取而代”的人士们的强烈反对，但我只是说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