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信仰沦为政治木鱼

当一个国家执政者权力得不到强力监督、执政道德失范的时候，“上帝无言，百鬼狰狞”的社会乱象就不可避免了。近些年，三鹿奶粉事件、周老虎事件、瓮安群体事件、巴东邓玉娇事件、杭州飙车撞人事件、开胸验肺事件、南京徐老太事件、贪官情人事件，以及新近曝光的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等等，一个个人间活报剧，走马灯似地接踵上演，令人痛心疾首、悲愤交集。师德、医德、官德正在利欲熏心中褪色，漂白或变黑，连普通人的良心也被“钓鱼执法”，羞辱践踏。执政道德失范，从而导致和加剧个人道德堕落、职业道德沦丧、公共道德缺失、家庭道德坍塌，当下中国道德底线正在全面崩溃。

频发的公共事件，不仅一次次拉响了中国官民互信危机的警报，更是一次次拉响中国整个社会信仰危机的警报。中国社会信仰如迷失羔羊，中国执政信仰也正沦为政治木鱼，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逐渐丧失信服力和感召力。　　

西方有句谚语，叫：“什么信仰也没有的人，就容易犯罪。”这正是西方人自觉或不自觉信仰宗教的缘故。而把无神论作为官方主导思想的社会主义中国，迄今为止，执政党内外长期普遍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危机问题。中共党建专家在剖析党员信仰危机时，深怀忧虑地指出七种表现：第一，悲观失望，信仰动摇。第二，精神空虚，没有信仰。第三，鼓吹“神秘现象”。 第四，盲目信仰邪教。第五，热衷封建迷信。第六，推崇及时享乐、升官发财，信奉资本主义文明。第七，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群众，党员的先进性荡然无存。信仰危机已经成为新形势下中共可持续执政的最大考验。

中共在其创党八十多年非凡历程的胜利，莫不是信仰的胜利。中共以“让天下劳苦大众得解放，翻身做主人”为革命理想，赢得民心，在1949年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其实就是一种文化、信仰重建运动的成功；信仰能凝聚民心，能众志成城。

但是，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后遭遇了两次信仰危机。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另一次是改革开放时期，由于世界形势变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立国安邦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践发生严重脱节和撕裂，从而使党内外普遍产生信仰怀疑和信仰困惑，固有价值体系所具有的吸引力日渐弱化，拜金主义迅速占据中国人的信仰空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现代政治文明相对滞后，信仰缺乏有力主导，信仰危机愈加严重，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唯利是图。一个历经社会主义洗礼的国家，转而成为一个物欲横流的极端社会，其根本病因就在于信仰危机。

在当下物欲横流的中国，正是理想信仰出了问题，才导致官场腐败，世风日下。不少党员干部把共产主义信仰抛到九霄云外，一心甘愿做“升官发财”的厚黑信徒，最终造成整个社会道德堕落、信仰真空、价值错乱。在这些灵魂跪地的腐败党员看来，既然共产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实现”了，又何必为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 “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既然走社会主义已经“没有出路”了，又何必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美女忘不了；管它爱情多与少，能够快活就是了”。既然“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又何不趁自己有权时狠狠地捞上一笔呢？ “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票子是实的；去掉虚的，扔掉远的，抓住硬的，捞到实的。”拜金主义风行，使传统文化成为大众精神消费品，沦为学者娱乐化、明星化的营销道具。佛教信仰也随着和尚生活的庸俗化、商业化、江湖化，玷污冲淡着佛家精神的积极教化意义。全社会过度崇尚财富与权势，恃强凌弱，薄情寡义，底层民众怨恨情绪、仇富心理一步步加剧，社会矛盾日渐激化，恶性群体事件时有发生。农民原有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遭到彻底性破坏，连“勤劳、节俭、安分”等基本价值观都难以存在。最近上海发生的“钓鱼执法”奇闻，就连“扶困帮危解难”的社会公道底线都遭到践踏。

共产主义理想，是实现一个人人平等、心想事成的美好社会。但是实现这个人类终极理想并不是敲敲政治木鱼，喊喊空洞口号就行的。改革开放以来，有多少党员干部因为腐败而倒下了，其实是他们的理想信仰首先倒下了。信仰需要勇气，信仰需要付出，信仰需要坚持，虽然这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很难做到，但作为“三个代表”的执政党，应该有这个使命、勇气、智慧和能力去达至。倘若信仰发生危机，执政党就应该有责任去反思、去修正、去变革。信仰危机不解决，最终必然演变成执政危机。当今中国的信仰危机不仅发生在执政党内而且遍及全社会。对于全社会而言，执政党应以自己崇高的理想信仰和优秀的道德风范影响整个社会，一方面大力宣扬主流信仰，另一方面充分保障公民信仰自由，使信仰成为真正的信仰而不是迷信。

叔本华说：发现真理的最大阻碍，不是事物所表现而导致错识的虚假外观，也不是推理能力的弱点，而是由于先入为主的成见、偏见，由于这些东西阻挡了真理之路，所以，像逆风把船舶吹离陆地一样，船上虽有风帆和方向舵也没有用。　　

当信仰沦为政治木鱼，执政党是否应该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而我们每一个公民是否应该擦亮眼睛，看清真理之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