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8年的荆州--刘备不夺荆州的其他原因和刘琦出走江夏的意义

   前言： 张作耀先生在《刘备传》中曾经这样说过：“刘备要想谋取得到荆州牧的位子，第一步也只有通过联合刘琦搞掉刘琮才有可能....所以我（张作耀先生）说，诸葛亮劝刘琦离开襄阳，实则为刘备，而对于刘琦来说，则并非良策。”（《刘备传》P77）。纵观208年的荆州，在荆州存亡之际选择让刘琦出走江夏的确令人费解。此外对于刘备不夺荆州除了张作耀先生提出的：实际权力的归属，刘表时期的荆州集团的态度，亲曹势力的强盛以及曹操南下孙权西征的军事威胁（张作耀《刘备传》P75-77）之外，刘备集团不夺取荆州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在里面，刘备不是不想夺取荆州，而是不能夺取荆州。本文将通过荆州内部主要势力（刘备集团、降曹的荆州集团以及以刘琦为代表荆州集团）的博弈，对于刘备不夺取荆州和刘琦的这次出走做出重新的解释。因此，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出走江夏的安排并不是刘备为了联合刘琦搞掉刘琮所做出的安排，而是迫于形势下的一种逆向选择。从赤壁战役结束以后，刘琦的出走演变为刘备集团顺利夺取荆州的积淀，并最终确定刘备实现隆中对做出重大贡献。

一、208年的荆州形势
   208年，是刘备到荆州（公元201年）的第七年。在荆州这几年里面，刘备的势力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对于刘备的到来，刘表以及代表的荆州集团始终处于怀疑态度。起初是将刘备的驻军地点分拨在新野（今河南今县），用意在于通过阻击曹操以此来达到严防刘备。在击败夏侯惇、于禁的攻击之后，因担心无法制约刘备的心情下将其派遣于襄阳，樊城（今湖北襄樊市），加以看管监视。同时，在曹操北征袁谭、袁尚、乌桓等北方势力之后，便开始准备南下。208年7月（建安十三年）南征。208年春，孙权西征，黄祖兵败被杀，江夏空虚。至此，荆州面临全面危机。面对着刘表病重，蔡氏集团为夺权而发难。刘琦顿感难以立足。是时，刘琦求救于孔明（于公元207年出山），《后汉书.刘表传》：“亮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表将江夏太守为孙权所啥，琦遂求代其任。”于是，刘琦出走江夏（今武汉市江夏区）。208年8月，刘表病逝。9月，曹操军至新野，比及数天，占据荆州并在当阳击败刘备，进军江陵。刘备溃退至夏口（今武汉）、樊口（今湖北鄂州）。是时，周瑜军队部署于柴桑（今江西九江），孙刘联盟，曹操会猎，赤壁大战在即。一役以后，孙刘瓜分荆州，三国鼎足始定。
二、角逐荆州各势力的分析
   1.刘备不敌
  （1）军事政治上的先天不足
   张作耀先生在《刘备传》中分析到刘备拒绝刘表“托国”以及攻击刘琮的建议的原因有有以下四点：荆州实际权力的归属，刘表时期的荆州集团的态度，亲曹势力的强盛以及曹操南下、孙权西征的军事威胁。
   令人玩味的是：从201年到207年这七年，以刘备所谓的皇叔身份以及“左将军”等头衔和名扬四海的品行，自然会获得刘表的谅解和荆州集团的的支持。但是至始至终除了获得孔明，徐庶等少数人士集团的支持以外，荆州具有实权诸如别驾刘先、将军蔡瑁、张允等人对刘备一直保持对于其敌视和消灭的（暗杀）。这固然因为曹操已经确定其主要地区（中原、河北）的领导权有关系。更重要的是，刘备在军事实力以及在军事指挥上难以与曹操相抗衡。刘备的军事实力是在孔明以后才有所增益（《三国志.先主传》注引晋人孙盛《魏略》：“备从其（孔明）计，故众遂强。”）。因此，刘备本身并不具备的军事抗衡曹操甚至是攻占荆州的实力。更为严重的，除去刘备自身的实力先天不足之外，因为自身政治地位的卑微（左将军、豫州牧），刘备在进行政治赎买和政治意志的拓展中，难以招降到荆州大多数的支持。而至于曹操，以丞相自居，雄兵百万，有足够的政治资源和军事武装做后盾。随后的历史也证明了，刘琮等人的投降，除了蔡瑁、张允被误杀以外，其他都位居列侯，甚至出任高官（以原荆州别驾刘先为例，献帝时期任武陵太守，曹魏建国后任尚书令）。从这点来说，刘备在政治上的回旋余地十分之小。这种地位的差别来源于曹操的政治基础的雄厚和过早的参加主要战争中积累起来的巨大的功绩和人脉。曹操的政治参与和军事经验（公元174年出任洛阳北部尉,公元184年参与平定黄巾军起义，并且政治起点十分高，升迁速度快，为曹操的个人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影响）均早于刘备，而且由于曹操善于用兵，能确保其战争果实。相对刘备的而言，败多胜小，实难积累人气，无法取信诸人。自然，难以获得荆州集团的支持，有何谈谋划荆州呢？

  （2）刘备道德感召力的破产以及东汉王室效应的自我冲突
   在《三国演义》中，刘备至始至终都是一个仁义道德，心胸开拓的君子。但是实际上，在尊刘抑曹的思想里面，这种美化不仅没有起到缝合历史完善逻辑的作用，反而更显得有极大的漏洞。实际上，刘备是一个既自卑而且有极度自负的人（自卑在于逢曹就就溃就跑，自负在于，负气指挥夷陵之战，此外曹丕和陆逊对此都有评论）。因此在积聚人才和使用人才上的前后不一致，难以安抚归附后的人才。并最终成为其致命弱点，从而为这种矛盾的纠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种复杂的心情和行为必然在吸引人才上难有作为，而且根本就无法取得来自荆州集团的支持，那么在曹操大举南下之际，荆州集团的一边倒以及刘备不攻击荆州，这其中，就包含这种原因。也正是因为刘备这种道德感召力在上层集团的无功而返，无疑使得刘备在谋夺荆州和争取有利地位时候更为急切，劣势尽显。不过，当阳一役，十万百姓追随，只能说明，刘备的政治演技并不能获得精英集团的认可和接受，反倒是在底层人民人民中大行其道。也正说明了刘备政治演技的蹩脚（谋国者，先得其人，后得其民，故我认为刘备政治水平平庸，这点张作耀对刘备的评价是：“一位还为及有作为的皇帝 ”）。
   其次，自199年彻底走上反曹操的道路以后，刘备的皇叔头衔就面临着巨大的悖论。一方面，这个皇叔的正统性被最高统治者献帝以及背后的曹操所承认，并被赋予真正的政治地位，但是另一方面，彻底的反曹操则为自己在政治路线上的模糊不清埋下了伏笔。这种统治者赋予的合法性既然可以被赐予当然就可以被剥夺，作为以此为号召的政治招牌必然会面临破产，有这种担心的情况下，刘备自然就不会过多的以皇叔自诩。从而，我们就要问问，刘备还要不要当皇叔呢？恐怕就连刘备自己都说不清楚。既然反曹操就面临合法身份被剥夺所造成的巨大恐慌（缺乏政治支持的活动必然会面临更多的阻碍），那么反曹操的心情就会异常矛盾，这种被政治身份的剥夺，会使得更多的人是怀疑这个出身帝胄之后的草贩。对于这种身份的依赖和渴求成为刘备在反曹操的过程中显示出一种难以磨灭的心情。这种心结直到占据真正自己地盘的时候，对于这种身份的认可和自诩才最后获得自己的信任（如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在沔阳（今陕西勉东县）进位汉中王后，通过表奏皇帝的形式，昭告天下。自此，刘备才彻底的摆脱所谓的“左将军、豫州牧、大汉皇叔”的身份）。也正是因为如此，刘备获得政治支持就显得十分稀少可怜。
    此外，从刘备起兵（184年）到南下投奔刘表（201年）的时间里面，刘备的活动范围大致在幽州、冀州、司隶州等北方地区，加之身份卑微，不被认可和接受。对于刘备的到来，业已成型的荆州集团本能的表现出对于外来人士的警惕和排斥。因此，刘备的个人人格以及影响力对于江南地区（荆州、扬州、益州等地）十分有限。既然有这种背景在里面，刘备又怎么可能获得相应的荆州政治军事资源而有所作为呢？
三、荆州集团的分歧
   1.刘表不明
   主要体现在刘表对于继承人的问题上没有进行时刻表的思考和安排。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刘表出任荆州牧，一直到逝世前208年8月这长达近20年的时间里面，刻意的在这一问题上保持沉默。正是因为本人态度的模棱两可和因循守旧，从而导致刘表对于这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反而因为蔡氏的关系做大幼子刘琮的势力。因此刘表必然要为荆州的分裂、投降负根本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在东汉末年，政治合法性的需要达到了顶峰，“初平元年，长沙太守孙坚杀荆州刺史王睿，诏书以表为蒯州刺史。时，江南宗贼大盛，又袁术阻兵屯鲁阳，表不能得至，乃单马入宜城，请南郡人荆越、襄阳人蔡瑁与共谋画。”从这点来讲，刘表以及其代表的势力与其说是裂土，倒不如说是为天子戍边。而这个“天子”正是曹操。这，当然是荆州集团投降曹操的合法、合理性的缘故。这也正是刘表迟迟难以做结论的缘由，封了吧，怕朝廷不承认，不封吧，就怕以自己为首的家族和集团瓦解。这种混乱在曹操征讨袁绍父子的成功的毫无作为以及刘备建言袭击许昌等方面体现的淋漓尽致。
   因此，张作耀先生说刘表“托国”实则是阴谋。我深以为然：公元223年，刘备在永安也给诸葛亮来了这样一手。
   2.刘琦不争
   从某种推测来看，刘琦作为长子，身处乱世，自然在政治阅历和战争经历中获得比其弟弟刘琮更多。但是，直到出走江夏，刘琦根本无所作为。那么从他父亲入荆州开始，他都做了些什么呢？以至于在刘琮成年之后并迅速孤立。当然有人说，蔡氏是当地土族（不知道用词是否恰当）。当然，刘表就必须屈从于他们。可是问题是，直到刘琦病逝，荆州人士并没有表现出对于刘琦的支持，反倒是在投降曹操的的问题上有激烈争论。这只能说明一点：刘琦对于自己的政治地位的不争导致了他被孤立被剥夺合法政治继承权的结果。也正是因为如此，刘琦出于对于自身地位的安危，不得已与刘备集团达成政治联盟以至于被融合和架空，最终病逝于江夏。刘琦的这种地位丧失也与刘琦自身的着眼点有十分重要的关系。当今最主要的是统一和鼎足的趋势开始明显，而刘琦只是想夺取荆州的统治权而已，因此并没有提出相关的新政治观点和战略思想。正是因为这种与刘表换汤不换药的想法，缺乏对于其他集团的吸引力。刘表以其政治地位的惯性，当然可以维持这种脆弱不争的平衡，但是对于刘琦而言，就是个问题，而且非常严重。因此，必然会使得刘琦在做最后几年的努力（201-208年）面临必然的失败。
   3.蔡氏集团的发展(略，材料缺乏)和荆州集团投降主义的来源
   其实，从曹操南征到刘备夺取江南四郡（零陵郡、桂阳郡、武陵郡、长沙郡）的时候，荆州就一直处于被分裂的状态。曹操对于北荆州（襄阳、江陵、南郡）等地实行军事占领，刘备、刘琦军事防御（江夏、樊口），以及南荆州四郡的自保（从北荆州被占领到赤壁一役以后，刘备获得全胜，但是并没有和平取得南荆州四郡的统治权，而是适当做出一些抵抗以后才投降。因此我认定，南荆州四郡在孙刘对抗曹操的过程中处于独立状态，而且从赤壁一役的军事地图进行分析，也没有南荆州北上军队的出现）。这种分裂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以刘表为首的荆州集团没有能像曹操的一统中原的战略、江东鲁肃的榻上策以及刘备孔明的隆中对一样提出符合自身发展的战略以及并为这种战略做出努力，其主要表现形式就在于，曹操、刘备、孙权三大集团业已形成一个迅速建立起政治核心、集团以及断绝“汉室不可兴”而谋求自立建国的政治理念、战略规划。因此，正因为这种自我战略地位的不清晰定位为荆州的四分五裂和坐失攻灭曹操集团等重大战略上失误埋下了深刻的伏笔（201-207年），这也正是荆州集团投降主义来源和败亡的根本原因所在。
   这种战略的缺乏反过来可以说，无论是刘表是否健在、刘表托国是否得当等中根本只是局限于荆州地区内部势力对于统治权的争夺问题。那么这样看来，刘琦本身因为自己的实力有限，不得不参加刘备的集团，一旦成功则必定会重拾其父亲对于刘备的态度。只是到后来，形势发展，刘琦被架空才作罢。
  
    因此，本段的结论是：荆州自身因为深层次原因导致的混乱在刘表在世的时候保持着一种脆弱的平衡，对于现在（公元208年）的刘备而言根本无法消化，也就无谈能在败走当阳路过襄阳的时刻攻击刘琮而夺取荆州。也正是因为如此，刘琦的也只能面临出走的选择。
三、刘琦求孔明中的三方互动
   刘琦出走江夏，只能说明：刘琦已经彻底的放弃了对于荆州最高统治的要求而只是为谋求自己的生命安全做最后的努力。同时，刘琦的出走应当是三人都知道的公开秘密。否则，刘琦不会三出计策得其谋，诸葛亮也不会有如此的耐心被人一耍再耍，而刘备也更不会为刘琦提供策略。那这也就说明，这个出走的关键在于，刘琦应该怎么走，这才是三方互动的关键所在。因此，对于这种默然，也正是表明了，刘琦正式加入刘备集团并成为刘备集团的一份子而存在，因此也就被迫抹去了作为荆州集团的代表。从这点来看，刘琦的出走应该算是其自身努力的最后一搏，对于自己而言应该算是应有的结局，相对于刘备而言，保住了刘琦生命，就能以此伸展自己夺取荆州并为自身巩固荆州政治地位赢得了最佳时间。于是乎，刘备、诸葛亮得知刘表其人以及日后发展的形势，其必然会千方百计的拓展自己的实力。果不其然，刘琦因为争夺“储位”失败而倒向刘备，这为刘备在获得发展的过程以及在赤壁大战以后统治荆州提供了名正言顺的政治依据，在真正意义上回避了关于刘备自身身份的合法性问题上，而是辅之以刘琦的身份（刘琮投降后，被封为青州刺史（今山东临南以东的北部地区））使其占据荆州合法化，并为荆州在招兵买马和扩大影响力上提供帮助，之后刘琦病死，则顺利承接，并最终获得荆州统治的合法身份。
   同时从战略意义上来将，刘备的夏口、樊口在与孙权结盟的时候是作为支持的要地，而一旦双方翻脸尤其是刘备夺取荆州四郡的时候有力的遏制住了孙权西进的步伐（参见周瑜征蜀一事）。从这点来说，刘琦的这种无奈选择反而为刘备保存了合法的政治地位的同时，也取得了其赤壁战役以后遏制孙权的重要战略要地。那么这样看来，刘琦的这种无奈会因为形势上的发展逐步变为对于刘备集团十分有利的趋势。从接应刘备的关羽水军到与孙权结盟，这两个要地的优势逐步发挥了其重要作用。只是其后，由于刘备集团的战略重心转移和对于荆州的重新划分，这种效果就又逐步消失掉。
     所以，余不得不感叹于孟子之言：有智不如趁势。所言不过如此吧！呜呼，是以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