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朱理学何时被确立为统治思想问题的通信

　黄宣民　先生与　唐宇元　先生关于程朱理学何时被确立为统治思想问题的通信　　

宇元同志：　　

承示大作《程朱理学直到明代才被确立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今已匆谈一过，启沃良多，由衷感谢。　　

程朱理学何时成为封建统治思想（即通常所谓“官方思想”）？确实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大作对此研讨甚细，独出新说，必将引起学界同仁的兴趣，以至展开争鸣。就此而言，这篇文章很有意义。　　

大作从理学的发展过程，指出南宋理宗朝是对理学“解禁”（解“庆元党禁”）、“开放”时代，元仁宗朝是钦定理学著作为科举考试内容的阶段。理学在这两个时期均未成为“独尊”之官方思想。惟明永乐间敕编三部《大全》，始有理学之“独尊”地位，“才被确立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大作旨在否定理学统治地位确立于宋理宗的元仁宗朝两说。所论固然不无道理，然亦似有值得商推之处。兹略陈管见于下：　　

首先，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是否必须享有“独尊”地位？依愚所见，未必如此。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种“独尊”正式确立了儒学的正宗思想地位。然汉以后诸封建王朝，儒学虽居于思想正宗，却往往未被“独尊”。如李唐王朝既褒奖儒学，训释经典，却又重礼佛道。若仅以“独尊”论定为“统治思想”，反而不易把问题讲得清楚。至于说明永乐诏命颁行三部《大全》是以“法律形式”确立理学的统治地位，也难以说得圆通。我们知道，封建帝王皆口含天宪，和宋理宗下诏表章朱熹之学，元仁宗钦定朱熹《四书集注》与蔡沈《书传》等为科场程式，其法律意义亦不逊于成祖复可知矣。　　

其次，判定某种学说是否代表官方思想，依我看，一是看是否把它视为立国之大本；二是看是否把它列为教育和取士的主要内容。儒学所以成为二千多年来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因为它恰好涵盖了上述二个方面。在某一历史时期，社会上颇为流行的思想，不一定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如魏晋时代之玄学，隋唐时代之佛学，明清之际早期启蒙学派的社会批判思潮等等。明代王学，毫无疑问应属于正宗儒学（即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但是，以王学与朱学相较，王学并非思想正宗，主要是因为明代学校与科举仍以朱学为基本内容。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复次，关于宋理宗时代，大作引述史料颇详，谓其对理学“解禁”、“开放”，此固其然也。但仅以此言，似又觉不够。《宋史·理宗纪》末有一段作者的评论，我认为比较重要，兹摘引于下：　　

    宋嘉定以来，正邪贸乱，国是靡定。自帝继统，首黜王安石孔庙从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书》，丕变士习，视前朝奸党之碑、伪学之禁，岂不大有径庭也哉！身当季运，弗获大效，后世有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者，考论匡直辅翼之功，实自帝始然。　　

这里，明确地指出了理宗是“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的始作俑者。当然，我也并不认为理宗时代就已确立理学的思想统治地位，但在理宗时代，程朱理学获得空前的大发展，并为尔后理学北传准备了条件，也是事实。　　

关于元代理学，您研究得比我深。太宗、世祖二朝，赵复、许衡都是著名理学家。许衡任国子祭酒，极力提倡朱学。故仁宗朝恢复科举时，以程朱理学为程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如以延祐科举作为确立理学的统治地位的标志，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大作认为，元代理学仅是“官学”而非“统治思想”。而在下看来，所谓“官学”即官方（朝廷）思想，其义与“统治思想”实难区别。　　

关于明初理学。朱元璋定都南京之先，早已注重理学，攻取婺州后，即请出宗濂提举儒学，并派他的儿子师从宋氏，后来又采取了一系列网罗儒生的措施。我看，在历史上的农民领袖中，没有谁能像朱元璋这样在战争环境中即注重儒学的。南京宫殿落成后，朱元璋命将宋理宗时代理学家真德秀所撰《大学衍义》书于两庑壁，复诏宋濂向文武大臣宣讲。洪武年间已修纂《书传会选》诸典籍，实开永乐三部《大全》之先声。宋濂、方孝孺、胡广、解缙都是洪武时代的理学名臣。“靖难之役”方孝孺死节，胡广苟活，效力于成祖，主持编纂三部《大全》，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抨击甚力。若以颁行《大全》作为确立理学统治的标志，于情于理似亦难合。　　

总之，我的粗浅看法是：理学之成为正宗思想，在南宋理宗是首倡奠定，元朝仁宗是确立，明朝太祖、成祖二朝是强化。上述见解未必妥当，只是提出来与您交换（商榷）。这一方面是供您参考，另一亏面则希望得到您的指正。　　

专陈不尽，即颂　　

撰安！　　

                                        宣民　　

                                        88.1.25　　

黄老：　　

因几次未见到你，不能面陈。今寄上。拙文承你详细审读，提出不少主要的意见，十分感谢。　　

你在书面上写下的意见，有些对我很有启发，促使我进一步思考。但有些意见，我思之再三，有容或待辩者。今愚不妨期期言之，以就教于尊下也。　　

（1）拙文实际上是包括两条线，一条是朱子由立为科试程式到确立为统治思想，此可以说是朱子的政治地位的变化；一条是朱子思想本身而言，自朱子而后，其思想越来越不景气，其间虽或有些“新议”、“发明”，但大体言之，盖每况愈下之者，殆至明前期，无一正统纯守朱子的人物。其思想纷乱，以至王学崛起。拙文只谈朱子的政治地位，其思想流变删去。这样一来，朱子至明代被确立为统治思想，但朱子思想本身至明代殆无“新议”，其三部《大全》不过只是辑集前人遗说，故朱彝尊、顾炎武辈讥之为“窃取”，不知道三部《大全》，其意义不在于“发明”，而是在于钦定。他们看到这个现象，但并不知道这个现象的所以然。朱、顾言之在前，以至后人不甚重视《大全》的颁定是表明朱子正式确立为统治思想，成为官方思想，以至今天一些论者也忽略了《大全》颁定的意义。其缘是因为人们只看到朱学到后来、具体来说到明初编辑《大全》时没有“新议”而弃之不顾。须知，朱学政治地位与其思想本身不是成正比方向发展的。今读你书面意见，似承认《大全》颁定的意义，可称与吾见略同者。但所异在，我认为《大全》的颁定是标志朱学正式被确立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你认为进一步“加强……”，以为元代即已“确立”。　　

（2）就朱学何时确立为统治思想，我在拙文中认为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在宋末是朱学倡立和形成时期，在元代是预立时期，在明代是确立时期。此点关键是对元代科试情况如何看待的问题。朱学在元代延祐科试中，说不上是独尊朱学，当时只用朱子《四书集注》和《诗传》二经，其他三经有郑玄古注，这是一。其二，元代从统治阶级法定意义上，并未下诏学校必须用程朱注本（就这点，我将拙稿已修改得明确一些。在其它地方又作些字句疏通），只是因为科试而影响谈书人的趋向。其三，元代佛道的政治地位实处于国教，与唐、宋、明不一样。唐、宋、明帝王虽或崇尊佛道，但不能说是已成为国教。据以上三点，朱学诚然列为科试程式，被官方接受，成为官学，但我认为说不上已成为元代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更说不上处于“支配”的地位。而明代初期钦定三部《大全》之前，科试“更加朱学化”，弃去郑注；《大全》所选宋之注疏，更一依宗说为准。所以，拙文说“独尊”朱学。　　

至于“独尊”一词，我以为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在儒学的各派（理学各派）当中，独尊朱学；二是指整个思想界，如在儒佛道三家当中，独尊朱学，成为“国家的思想体系”。至于明代对佛道二氏，犹如今日的宗教局之类，没有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当然，国家法定独尊朱学是一事，而事实上社会上是否人人共尊朱学？而是五花八门、阳奉阴违，暗溺二氏，这又是一回事。犹如今天定马列为指导思想，但一些人口是心非，心恋其他什么思想，其道理或者差不多吧。我在拙文故特别说明是从法定意义上而言的。至于下面怎么样，当时还有什么别的思潮如何？是不从这个角度考虑的。　　

（3）你在书面中，似乎认为王学也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如果尊下是这样认为的话，愚期期不敢苟同也。王学固然一度成为思潮，影响至钜，但居于统治者没有从法定的意义上口谕或诏书定王学为统治思想，没有让王学去替代朱学。即使是阳明去世，诏封赠谥的词中，只是褒奖谥美之词，也没有说过王学被接受和确立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这或许是我读书过少，没有见到这方面的字据。我认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是必须被当权的帝王承认并接受和确立，才可以这样说，不能以某一思想在社会上形成的思潮、影响方面来看的。　　

（4）你提到明洪武时，甚至在明朝立国以前称吴王时，朱元璋即巳尊奉朱学的种种净实。这完全是对的。这我在二篇七千字的原稿中，据《太祖实录》列了不少，但腾抄时基本删去，因为怕篇幅太长，我只是重点论述三部《大全》的颁定是正式确立朱学为统治思想的标志，故言之或有不周全之处。　　

好了，现已经至12点了。本来还有几点也想谈谈，一并请教的，现只好先拉扯到这儿。我觉得多商榷、多请教，于我甚有益也。可惜此风不盛，互相多是哈哈。学勤同志与你一样，能仔细阅读他人稿子，认真提出看法，对我甚有启发和帮助。今天我在上面与你讨论的，多是个人管见，书之以资请教。　　

顺致　　

时祺！　　

                                               宇元　　

                                               2.3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