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点虚话

　　网络中看到许多争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说的是正确的，恐怕没有鉴定标准。
　　我所看到的论述证据大多都是引用，听说、据说是最多的，我没有那么多见识，也不懂更多的理论，不过wg以来的事情都是经过了的，就把我亲眼看见的写出来。
　　我不是知识分子，勉强算是识字分子，所以述说中会有许多描述、修辞上的问题，希望看客不要‘吹毛求屁’。至于有不同看法希望赐教，千万不要骂人。
　　首先说说所经历的三年饥荒。那时候我在幼儿园里，刚开始用的是小号的搪瓷碗，后来换成中号的，60年就换为大号的了。虽然那时候我才四岁，但是每顿饭都能吃一碗半。当时学会的诀窍是第一次只打半碗饭，尽快吃完，然后再去打满满一碗。
　　那年年底我得病被收入隔离室，当时一同被隔离的有五个小孩。我父亲那时带我走遍了全市大小公立医院，可是没有人能够诊断出所患疾病。后来是一个私人诊所的老头、姓高，告诉我父亲我是因为饥饿而造成的。
　　后来我父亲购买了许多白萝卜、胡萝卜，然后我吃了许多，蒸、煮、熬、炖，不久我身体恢复了。可是至今我都不吃萝卜了，尤其是胡萝卜，味道那股味就想吐。再就是至今我都保持的吃完饭，饭碗里必定是干净的，绝不会有一粒米、一点面。几年后当我读到《热爱生命》时，我是那么激动，因为文章里描述的饥饿是我曾经经历的，没有那种经验是绝对不可能写出来的。
　　61年暑假我们全家回老家去，那时候六百公里的路途，足足用了三天才到。
　　我只记得村边道路两旁高高的庄稼，绿油油的。回到家里每天都可以吃到许多好吃的，都能吃饱到肚子浑圆。哪一个月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因为每天都能吃饱饭。
　　村里有一个人，是我的本家侄子，其实年龄与我父亲同龄。60年从省政府退职返乡的，在他家我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喝醉酒。我们家乡的黄米酒还是很有名气的，我喝了一碗又一碗，直到喝醉昏睡过去。
　　那时候城里有许多企业下马了，行政单位许多从农村出来的人纷纷退职返乡，当年正处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来由于调整许多新建设项目下马，人员是被精简的，行政机关则是自己提出、领导批准的。当时还有许多学校的学生精简返乡，大学降级为中专、中学生辍学返乡等情形。
　　那时候粮食供应按不同年龄和工作工种区别数量。刚出生的孩子每月供应8斤半，以后每年提高一斤半到两斤的定额，十周岁即达到成年居民的供应标准，每月二十七斤半。初中学生每月三十一斤，而高中男生为三十三斤、女生为三十二斤。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服务行业都是三十斤，生产企业则按照工种从三十一斤到四十八斤分为不同等级。食油供应每人每月半斤，有毒有害工种每月可以得到三两保健油。
　　市场供应肉食是比较少，但是没有发肉票。蔬菜则以白菜、青菜等绿叶菜为主，萝卜、土豆就很难见到。那时候出现了一个名词为“瓜菜代”。冬季会按人口一次性供应六十斤到八十斤白菜、十斤左右萝卜、土豆等作为冬储菜。那时候没有大棚技术，冬季不会有新鲜蔬菜上市，八十年代才出现大棚菜。豆制品供应是凭副食票购买的，每人每月一斤半，一斤的票只能买粉条、粉皮等干制品，半斤的票可以买一斤半豆腐。
　　布票和棉花票是每年发一次，一人一年有十七尺布票，一张棉花票。购买棉布或棉布成衣需要凭票，针织品类、比如背心、汗衫等只需一寸布票。呢绒绸缎则不需要布票，可以随意购买。
　　六二年以后情况就好转了，六三年以后就可以吃到奶油、喝上咖啡了，虽然是纸桶装的上海咖啡，味道还是很让我留恋，奶油则是擦抹在馒头片上，然后放在炉子上烤烤，很香。
　　六九年突然调整粮食供应比例，从原来的粗细粮1：9变为4：6，每月定量中只能购买百分之六十的面粉或大米。食油供应也减少了一两成为四两，当你是的油票是按月发给的，过月就会作废，而提前又不能使用。七十年代各种票据逐渐多起来，打酱油还曾经需要凭票购买，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印象很深。
　　我父亲六九年下放农村，七零年的暑假我就是在农村度过的。
　　那时一个比较大的大队，一共有十五个生产队，每队有五六十户人家。由于在平原，生活相当富足。我是六月底到那里的，正好碰上分夏粮，全队每人二百斤小麦，不分男女老幼。工分粮是每十分一斤，按照个人全年累计工分分配。
　　那时候早晨六点多队长敲钟，所有劳力集合，队长一一安排全天的工作，每人按照安排去做活。九点多回家吃晌午饭，十一点左右再次上工，下午六七点下工吃晚饭。晚上到场院听队长评论上工检查状况、传达上级指示、记工员则为上工人员记工。年底则全队所有人员集体评议，按每个人的成绩和表现，定下其工分值，年终决算时按个人全年出工日*个人工分值=全年工分。每十个工分算一个工日。
　　我家那个院落有一个壮汉每年的工分值都是十四分，农忙时做农活，农闲时会做挂面和粉条，属于技术能手，全队最高的了。牲口棚管事每年有四百个工日，而队长只有三百六十个工日。大部分男劳力工分值是十分，称之为全劳，女劳力则是八分半。
　　那时候每个工日决算为一元零四分，很高的，似乎全省排在第三位。
　　八月份还在旁边大河的河滩地收回来一些大米，那时不计算在队里的粮食计划中的，所以是按人头分配。
　　我不时地跟着农民到不远的一个火车站去卖菜，那个火车站由于有三个大型企业在旁边，所以很繁荣。其中有一个农民给我教了许多知识，对于在秤杆上所有能够耍出来的把戏我都学会了，受益匪浅，从此以后没有人能在我面前缺斤少两。那个人还教会我使用计算尺，当八月底我离开那里返城前他还送了一把比较新的计算尺给我。
　　但是我与许多人去卖过菜，但是只有跟他一起去卖回来的钱是最多的，他教会我许多市场规律和买卖中的心理因素影响。后来我知道他是地主子女。那是因为我家所居住的房子就是当年土改时没收他家的，屋梁上还架着她奶奶的一口棺材。其他的孩子吓唬我的时候才说出来的。
　　70、71、72年我累计有十个月以上是在农村度过的，夏收、秋收、冬季农田基本建设我都参加过，那时候没有农民愿意被别人评价为懒汉、即使是‘出工不出力’都会影响到个人收入的。
　　当谈论到三年自然灾害时，离城比较近的几个县里都传说着当时的这么一段话，“进城带上两个大箩卜，下馆子吃顿饭，澡堂子泡个澡，戏园子看场戏，舒服。”
　　那时我一直以为只有城里才把人饿得晕头胀脑，后来才听说许多农村都饿死了人，在网上才看到当年饿死了一两千万是说少了，三四千万不是最多，还有说更多的。
　　但是在城里没有听说过饿死人的，倒是有被撑死了的。我妈的一个同事，当时是单身一人在城里，家乡来了一个哥哥，俩人吃一个人的粮食，几个月后他哥哥回乡了，这个人就饱饱的吃了一顿饱饭，后来就出事了，到医院都没抢救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