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是一个兵”的回忆

关于“我是一个兵”的回忆　　

　 　

自  序　　

　 　

从　1956年1月16日　—　1959年4月21日　，我在0139部队服役。退伍后的　1959年12月3日　和　12月12日　，在一本花面抄本上，写下了对三年多“我是一个兵”的回忆。今天，结合当年的日记、笔记、手记，书信等综合整理后，打印在下面，留给我的小孙子夏潮生、小孙女夏河生纪念。　　

　2005年12月3日　（乙酉年十一月初三）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兵役法颁布后的第一批义务兵。　　

　 　

1955年秋天，我读小学六年级。十一月的一天凌晨，听到父母愁肠百结的交谈：父亲在乡里开支部会，指导员唐玉刚说：“老夏，你家两个儿子，必须去一个当兵，党员要带头。”　　

那天夜里，父母似乎没有睡着，因为头天晚上就听他们说到“参军”的事。（从我的家——大丰县垦北区益丰乡五村五组到新丰小学有十多里路。起初，每天靠两条腿上学，后来和孙龙书同学一起住到他的小叔父家，再后来和蔡学松同学在新丰镇和平街租住了许氏一间房子）晚上一上床，我就沉睡了。这时已经睡醒，听到父母说大哥永宏老实，身体不好，是家里的大劳力，马上要结婚，但是他够年龄……我大声地说：“让我去当兵！”我的话传进东房间，父母吓了一跳。母亲“啊——”了一声，过了一会儿，父亲“诶——”了一下，又停了好长时间，母亲说：“二小年龄不够。”(我兄弟二人，行二，故唤“二小”)父亲隔着笆墙问：“年龄不够怎行啊？”我说：“好多人说‘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没有人抢着去呀！爸爸，你去报我属牛，不就行了！”（大哥永宏丁丑年　6月25日　即　1937年8月1日　生，刚够18周岁；我己卯年　腊月27日　即　1940年2月4日　生）父母不再吱声，直到天亮。　　

　 　

不久，“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拿起枪杆子，保卫翻身成果”、“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毛主席”、“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大标语遍布城乡；“妈妈放宽心，妈妈别担忧，光荣服兵役，不过三五秋；门前种棵小桃树，回来把桃收……”的歌声到处传唱。兵役法的宣传声势，力度，气氛至今难忘。我的伯兄永祥，同村老乡李福亮，我们三家都是翻身农民，有弟兄二人以上。11月底，我们坚决、愉快地报了名，从未动摇过。从12月中旬体检开始（“体检”并不严格，但对我却很“认真”——结果我“合空”——不过，并未查出我“色盲”！），乡里就有专人“三陪”——陪吃，陪住，陪玩。组织上对我们三人却很“放心”：大概因为我们三个人都是“党员子弟”，体检后，似乎从未过问过我们的行踪。12月下旬，乡里告诉我们，预备通知已经下达，要作好入伍准备。乙未年　腊月初四　即　1956年1月16日　，我们正式入伍了（在我　1972年1月30日　整理的《军学日记》和长期的记忆中，总把　1956年1月17日　视为入伍纪念日，今以《应征公民入伍通知书》更正。人们的记忆一旦参错，往往习非成是，贻误事实）。　　

　 　

益丰乡政府为我们举行了简短的欢送仪式(乡政府设在当年叫牛车桥，今为曙光村五组的地方。　1月21日　，我把在乡政府欢送会上的讲话写成了《给垦北区益丰乡全体干部的告别信》，给我的父亲带给唐指导员)。益丰小学的少先队向我献了红领巾，要求我做他们的名誉队员。接着，垦北区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区里指定我代表新兵讲话。饭后，我和父母、大哥、永巧，伯兄永祥、永怀在“大光明”（当时新丰唯一的严氏）照相馆合影留念。下午三时，到大丰县兵役局集中。　　

　 　

　1月17日　被编入空军，换上了去杭州的军装。　　

　1月22日　，大雪纷飞。凌晨三时海军新兵出发。　　

晚饭后，我问带兵的山东籍首长：“明天出发吗？”　　

他说：“小鬼，想家吗？”　　

我说：“不！高兴还来不及呢，想什么家？”　　

他问为什么高兴，我告诉他：“我们这里的同志（从当天起，带兵首长要我们互称“同志”）都是中学生，而我小学还没有毕业，就当上空军了，怎能不……”           　　

“你妈的△，你说的是真是假？”我的话未说完，那位首长就骂开了。　　

我愣住了，告诉他我没有撒谎。他大吼：“你妈的△，滚！给我脱下来，快！”他命令我脱下军装，立即滚回家去。　　

我说：“我没有犯错误，为什么不让我当兵？……我就是不回家！”　　

接着，大哭起来，像桩钉在那儿，一动不动，无视他的“命令”……　　

　 　

　1月23日　早上，益丰乡副乡长陈立永来了。　　

兵役局来人，给换了一套陆军军装（“民装”已经交父亲带回去了），把我带到兵役局。兵役局的那位干部说我“虚报文化程度”， 冒充初中生，不老实，给他们添了麻烦，能不能当兵，是个问题。　　

我很不客气地说：“你胡说！凭什么说我‘不老实’？”　　

他说：“你不是中学生为什么要‘冒充’？”　　

我更愤怒了：“从体检到此刻，有谁要我写过一个字、填过一张表，问过我一个问题？你能告诉我什么叫‘冒充’吗？你怕麻烦，为什么还要赖在国家机关？”　　

我还拿出入伍通知书，指着“夏永如”，问：“这是我吗？兵役局是干什么的？你们连我的名字都没有写对，负责任吗？你们才像‘冒充’的干部呢！”　　

那位吊儿郎当的小头目被我问得哑口无言（这位“小头目”在我退伍回乡后的一次邂逅中，问我是否认识他，我未及思考，他自我介绍：“我就是被你骂为‘赖在国家机关’的干部沈志云！”其时，他在县委农工部工作）。　　

后来，我听父亲说，指导员唐玉刚特别欢喜我，认为小小的年纪就想当兵保卫翻身成果，像贫农的后代，为全乡第一次义务兵入伍动员起了带头作用。他亲自为我填了表。据说，在填政治身份一栏时，他同我父亲商量：“是不是让这小伙入党？”我父亲也许想起了自己入党时的情景：　　

大约1945年春，村党小组长沈正林和一名党员同他一起做短工。晚上分手时，好像无意地问：　　

“夏国富（　1913年2月12日　—　1963年4月17日　），你想不想翻身？想不想做自己的主人？”　　

“想！”他回答。　　

那位小组长又问：“那你怕死吗？”　　

“不怕！”　　

“那你就参加共产党吧！”　　

“什么是共产党？它是干什么的？”　　

“就是那些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带领我们穷人闹翻身、求解放的人！”　　

……　　

“……让我想一想……”　　

他告诉我，好几天吃不下，睡不着，考虑成熟了，才去告诉党小组长，自己愿意入党，只说了一句：“保证同党一条心，不怕杀头！”　　

一天，月黑风高，在远离闹市的荒野，他当着两位介绍人的面，大声说了“保证同党一条心，不怕杀头！”于是，他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面对指导员的提议，没有思想准备，他脑子里把“入党”和“杀头”很可能还联系在一起，立即说：　　

“他才几岁啊？早咧！让他自己造炼去吧！”　　

他轻松的一句话，我“造炼”了23年后，才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过，我从未埋怨过他。正是他的一句话，使我未“走快捷方式”，在党外多经受了锻炼）。敬爱的唐玉刚指导员爱我心切，也许以为我就在新丰民办初中读书，误写了我的文化程度。害得我空军没有当成，连海军的边也没有沾上。　　

语曰：“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唐指导员对我是真诚的，多少年后，我仍然深深地感念他对我急切的爱护，关怀。　　

历史从来不承认假设，但是，要是当时能“如果”一、两次，我的今天也许就不会如此了。　　

面对兵役局小头目的诘难，副乡长陈立永说，文化程度一栏是乡政府填写的，与小夏无关。但兵役局的那位小头目还是“哼……哼……哼……”地“威风”了一番，说：　　

“等待请示！”　　

24日大早，父亲就赶来了。他说，当什么军都一样光荣，要安心，“不要同领导强调”。他说，昨天听陈乡长说我在哭闹，晚上就来过，没有找到。　　

不一会儿，黄志明村长用自行车带着我的母亲和永巧小妹妹到了（我离家后，每逢吃饭，小妹妹都哭着说：“二哥哥马上回来了，要留饭给他！”妈妈哭着想我时，她又说：“二哥哥当兵光荣，他马上回来了，你不要哭！”永巧小妹　1953年1月22日　生，当时只有四岁呀）。伯母王氏、伯兄永怀、伯嫂卞桂兰也到了。他们都说，当什么兵都是解放军，一样可以参加解放台湾。其实，不是我不想当兵，而是不让我当兵。心想：你们真是兜腮胡子大秃顶——该长毛的地方不长毛，不该长毛的地方乱长毛！你们去同兵役局说说，让我早点进陆军不就行了？　　

乡长问我：“陆军当不当？”　　

我回答：“只要是‘解放军’就当！”　　

　 　

于是，我被分到了陆军新兵16连，当了通讯员。连长王开发（山东人）,指导员黄氏，我的南团老乡、同是新兵的周洪礼当文书。　　

我们新兵16连就住在如今我的小孙女夏河生就读的大丰实小大门对面，一条小河的北边。那里的平房好像是一个工厂的。我们就住在稻草铺就的地铺上。　　

新兵训练抓得挺紧，每天两头不见亮，新兵们都在操场上。我的任务是接电话，向设在当年“谷正之旅长”公馆的营部送信件以及接待来队看望子弟的亲属。　　

我的父亲来队几次（我退伍后，他告诉我：“你走后，我还到你住过的地方看了三次……”）。此前父亲对我们弟兄俩吵架，有时只是打哥哥一下，或者“哼——哼——”而已，从未打过我，但我和他好像也没有什么“深交”。离开他了，我才感受到父爱的深重，深沉，深广；无言，无私，无限。　　

父亲从小没有了父亲，母亲改嫁颜氏，由他的祖母夏陈氏和叔母万立凤抚养；十岁左右就跟着叔父夏景馀到常州一带做小伙夫。大约二十岁，叔父为其完婚后，夫妻俩相依为命，开始了艰苦的“创家立业”——他的叔父留下十多亩盐碱荒地，他大多时间做长工、短工。他口讷，老实。在我的印象中，父母总是没日没夜地做那些没完没了的事，而一年四季总是穿着锅灰染就的补丁摞补丁的土布衣服。1945年以来，他参加支前、土改，入党，当了益丰乡五村五组行政组长，一直都是地道的农民。　　

　1956年1月15日　晚，我在家“最后的晚餐”后，他问我要多少“盘缠”。我说部队有吃有穿，就不要了吧。他说，一钱逼死英雄汉，还是有点零用方便。我说，那就给五十吧。我说完后，自己也吓了一跳——“五　十”　元就是五担籽花呀，哪来这么多钱？谁知他从左边的夹袄（即使解放五年了，他还没有穿上棉袄，下身穿着千补万衲的“吊裤”，脚上蹬着“茅窝子”）口袋中掏出一沓钱。说：“拿去吧。先用，没钱了，写信家来。”那是苏联为我们印制的面额3元的人民币。　　

祖母也把自己不知道节省了多少年的3元钱拿来给我，我不要，她就哭。　　

接着，父亲口齿相当连贯地（平时他口讷，一句话说完后，常有“……时候”的词尾）对我说：　　

“当兵了，你成了公家的人了，以后就要和公家一条心；世上说话的人多，你只能听党、听毛主席的话；我们是翻身农民，要一生对得起劳苦大众；你不是我的私产，但我就把你当党费交给党了。当兵就要当个好兵，当民就要当个好民；有造化当干部，就要当个好干部。”　　

父亲的“临别赠言”，至今仍然回响在耳边。　　

　 　

　1月29日　，我和周洪礼上街玩了一会儿，回到驻地，大家已经忙着收拾行装，准备出发了。　　

下午，我们第二批新兵从大中集徒步向刘庄进发（永祥兄所在的15连已在前一天走了）。到新团时，已经万家灯火。龙堤老乡季明香指着右前方，悄悄地对我说：　　

“你看，我的家就在那里！”　　

我也对他说：“你再向右看一丁点，我的家就在那里。”　　

其实，我们谁也说不清自己的家到底在哪一个具体的方位。不过，我们都能听出彼此话语中含泪的感情。　　

那时，他已经结婚，在地方上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物——本地民兵组织的党员积极分子（其时他好像有二十二、三岁，算我们中的大龄新兵了。那年，我似乎是全县新兵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至少在16连如此）。此时我想：要不是强烈的“当兵光荣”的氛围，要不是“保卫翻身成果”，要不是严格的纪律，严厉的命令，严密的组织，在大丰到刘庄的36里的路上，也许有人会开小差的。　　

事实上，大约　1月21日下午　，我的一个老乡就喜冲冲地找到我：　　

“你有什么要带回家吗？我明天回去了！今天‘复检’，我装成聋子，那个医生大声喊我的名字，我就是‘听不见’！”　　

初检“合水”的老乡，出发前，到盐城专署复检，忽然“残废”了！　　

还真有人开小差——到达0139部队不久，军事法庭就在师部大会堂宣判了几个“逃兵”的徒刑——如今青年人的觉悟高，当不了兵常常哭鼻子，往往托关系，走后门，甚至大把大把地揣“红包”！　　

从刘庄坐上轮船，向部队前进。　　

　 　

下面是日记摘录：　　

　1956年1月30日　　　

轮船在微波荡漾的湖泊、河流中前进。这里，地理书上没有名字。我蒙头转向，不知道东南西北，看到太阳升起，找到东方，但它一升高，就又辨不清了。河流、田野、村镇，来不及向后退去。　　

穿过兴化、泰州、扬州、瓜洲……　　

我们到底到什么地方？连首长不告诉我们，他们说到时间就知道了；还说，军人对不让自己知道的事情，不允许多问。　　

　 　

　1956年1月31日　　　

早上，穿过波涛汹涌的长江。八时许，我们的船靠上了镇江码头（早有人在等候我们了）。在盛家巷小学吃了早饭后，向北大营进发。　　

　 　

　1956年2月1日　　　

首长说上南京。那大概是我们的目的地了。但是我们发的是大毛皮鞋，毛帽子，南京还这样冷？我向往南京，马上可能到了。火车飞奔，它大喊大叫，喷云吐雾，把一切远远地抛在后面。　　

历史在前进，生活在沸腾，祖国在美化……像这飞奔的火车一样。　　

　 　

夜间，火车在南京转了一个弯，好像在一条大船上过了江。不一会儿向北了。前面是蚌埠。　　

　 　

谁知道到哪儿去呢。　　

一路上，黄烧饼就榨菜，倒也快乐。列车中的同志们，三三两两地诉说着翻身解放的幸福，窃窃私语地交谈着家长里短，也有人轻声地哼着“妈妈放宽心”；还有的闷闷不乐，甚至愁眉苦脸，偷偷地抹眼泪哩。因为成建制班坐着，谁也不能“东张西望”，只有我通讯员可以“乱说乱动”，不时从闷罐车中取暖的大火炉上热气腾腾的大水壶中倒水，送到各班，并分发烧饼、榨菜给大家，全车厢都呈现在眼前。　　

车过蚌埠，气温越来越低，纷纷扬扬的大雪已经使大地“银装素裹”。我们大丰这些初出茅庐的农民后生，平生第一次看到了长江大河，高山，森林。一路上，热情地向军车挥动的手臂，响遏行云的欢迎子弟兵的口号声，铺天盖地的大标语，使人感动得落泪：我们的党和军队与人民有着怎样的鱼水深情啊！当一名人民子弟兵多么光荣啊！那出发前装病和到部队又开小差的兄弟，你们想错了，做错了！　　

沿途，农民们看见军车（风雪中，翻身农民还在自己的田里忙着），往往停了手中的活，不断地招手，有的人还挥动帽子；小孩子跟着火车跑，喊着：“叔叔好！”多么亲热，多么值得骄傲！　　

火车继续北上。已经路过徐州（曾停车吃饭），苍县，青县，天津。　　

如果到北京看看毛主席才好哩！　　

从南京向北，广袤大地渐渐地由青变黄，由黄变枯。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啊！　　

夜间，风雪中，军车（实为闷罐货车，只是进出的门上多了一个窗户）穿过山海关——那里大概就是　历史　老师讲的吴三桂让清兵入关的地方吧？这时，王连长宣布：“我们的目的地在京沈线一带，到0950部队！”（后来知道，0950部队是陆军第□□军，OI39部队则为陆军第□□□师，而后面提到的9282部队是0950部队的基干团）。不久，沿路就有新兵连成建制地下车。大概从大丰出发前就已经确定了新兵的去向吧。　　

　 　

　1956年2月5日　 金银堡子屯　　

在辽宁省义县沟帮子下车。步行20多里到了一个深山野坳里，说这里就是0139部队三支队。我们新兵住在部队附近的老乡家里。我和另一个通讯员、南团老乡吴荣亮一起。　　

告别旅途中的烧饼、榨菜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像鱼眼睛珠子一样的红高粱米饭和甘蓝菜汤。我和已经亲如兄弟的周洪礼分在一起。看着眼前的饭菜，两人不禁相对流泪——倒不是怕苦怕冷（我们穷惯了，苦惯了），而是还不习惯自己从未吃过的饭菜呀！（陆军一类灶每人每天0.38元，50%高粱，各25%的大米，干面；每人45斤。我们农民子弟算进入天堂了！大概1958年底，曾经实行了几天节约粮食的“计划供应”，兵员吃不饱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很快又按原规定办事了）　　

　 　

　1956年2月14日　　　

6日，和吴荣亮一起上闾阳驿，走错了路，因为那些高地挡住了我们的视线。　　

冷哪！　　

　2月9日　，参观战斗演习，在金银堡子屯的东南高地上。在这里，看到了苏军顾问，高鼻子，看样子很威武，听不懂在说些什么。地上有坦克，头上有飞机。　　

　2月11日　，我的乌黑的头发被剃了。首长说剃光头是为了战场救护的需要——如果头部受伤的话。有的新兵马上反问：“军官为什么不剃光头？难道敌人的子弹只喜欢战士的脑袋？”　　

首长说：“教你剃你就剃，不剃也得剃，没有道理可讲！等你当了军官你就懂了。”　　

有人不肯剃，受批评、处分。我感到惊讶。　　

　2月13日　，和周洪礼、袁加祥、陈启余、吴荣亮等五位老乡一起逛山。阴沉的天，看样子要下雨似的。　　

说有特务。　　

晚上看电影，话剧。　　

今天，弥天大雪，一片茫茫。银色世界的东北。新兵训练。我们几个没有参加，在连部。早检查，晚点名。还住在老乡家里。　　

有位同志与老乡姑娘的关系过分好，连首长教育后，调换了他的住地。　　

给母校老师和同学写了一封回报和祝贺新春的信。　　

　 　

　1956年2月23日　　　

开往营房。分在三支队一营三连。　　

阴。天生病了，看样子，又要下雪。　　

　 　

　1956年2月29日　 雪后晴　　

25日，捐献2元钱，支持农业合作社。有人舍不得，“挨尅”。钱少心意重。　　

漫天大雪。我们十个人住在一起。　　

今天，扫雪。　　

我们热烈地讨论农业发展纲要40条。又捐献1元钱。　　

通知我们几个人到师部学习。　　

　 　

　1956年3月13日　　　

　3月1日　，和周洪礼一起被调到了沟帮子，编入0139部队文化教员集训队——军士教导营二区队□班。（文化教员简称“文教”或“教员”）　　

整理内务。　　

　3月2日　师首长讲话。　　

“我是一个兵”的生活开始了，真正开始了（那时，陆军兵役期都是从每年的　三月一日　算起，事实上我们的兵役期限前后好几个月都被“革命”掉了）。　　

　3月4日　放假半天，和周洪礼到沟帮子玩了个痛快 。　　

　3月5日　给父母写信，并发出。　　

晚上开始学习歌曲《一定要解放台湾》。　　

　3月10日　。这几天在梦中回到了父母身边。　　

今天，春风把我吹呆了。1956年第一次在东北碰上这样和煦的春风。春风给我送来美好的幻想，童年时的一切历历在目。美好的春天，愿你永远长留人间。时光老人啊，请你永远不要催促春天归去。　　

记得柔石在一篇小说中说过：春天的嘴咬住了冬天的尾巴。我看，夏天的影子也拖在春天的臀后了。　　

被编入文化教员集训队，我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激励和满足——有人嫌我文化程度低，命令我“滚！”，现在却让我当文化教员！空军不要我，陆军还把我当宝贝哩！　　

在这里的政治课上，教员说，我们的师是一支英雄的部队。上校师长符必久在抗美援朝中是团长，1953年国庆节，他带领自己的一团大军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检阅。后来，看到他发表在《红旗飘飘》上那篇《永久的感念》的回忆录：长征中，他当文书，部队经过草地时，干粮差不多全部吃光，他还病倒了。卫生员不但精心护理，而且用自己节省下的仅有的一点干粮救了他。到达陕北后，他就和那位救了他命的卫生员战友失去了联系。他的回忆录发表后，那位在锦州204医院的少校很快和他“接上了火”。我们又在《解放军画报》上看到了两位战友会面的大幅照片。　　

在这样的师长统帅的部队里服役，多么幸福，多么光荣！　　

文化教员集训的学习从注音字母开始。班长指定东北籍的何副班长当我的辅导员。这位副班长开口就是“文书、文书，我对你说”。我告诉他，在新兵连我是通讯员，不是“文书”。我们争论起来，在他把“文书”的读音“我说”一词写到纸面上时，我才恍然大悟——我们不仅有语音上的差异，方言方面也有距离——两人都笑了。在我读过的小学（细算起来，1951年春天开始上学，我只读了四年半书）中从未接触过注音字母。何副班长和另一位东北籍的王永年同志，差不多是口对口地教我。　　

部队里“兵教兵”搞得真好。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很快掌握了17个声母和34个韵母。但是，还有4个声母“ㄓㄔㄕㄖ”，特别是韵母“ㄝ”，却怎么教怎么不会（到我读中文系时才大体读准了它们）；到结业时，我对这四个声母和一个韵母的读音也没有让教员满意。　　

不过，我认为，这几位东北籍的同志总自以为就是普通话的当然专家。几十年来，我以为有人太矫情——若干东北人的过重的喉音、生硬的卷舌动作，平上（shǎng）近似的浑浊的语调，并不规范的方言，总使人感到很不自然。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但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语，是现代汉民族进行交际的共同语即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语言低级形式的地域方言，却丰富多彩，美不胜收。走进我们的部队，就像进入了一所语言大学。方言间的语音对应规律整齐，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也大体相同。但是，各地域间甚至同一地域的不同地区，对同一词语的腔调、读音、称谓、理解都不尽一致。比如“扫地”一词，苏北里下河地区的大多数人读音和调值是：盐城读“sǎodèī(213 314)”，大丰读sǎoqi (213 41)，兴化读sǎotei(213 41)。而“蝎虎（邪乎）”“刺毛”“够戗”只能算大东北的特产。“要得”、“落车”也主要在四川、广东流行。方言有时给人们的交际造成误解。同一“鞋”，北京音为“xié”,苏北大多数人“鞋”“孩”一样读“hái”。一次紧急集合,我们的一位新兵手忙脚乱,在班长“快！快！快！”的催促中,同志们迅速地整好行装,背起武器奔到了室外,而这位新兵同志却什么也没有准备好,却在叫:“我的‘háizi’，我的‘háizi’！”连长低声地骂道:“胡说!你连老婆还没有,哪来‘háiZǐ’？”他只好套着袜子跟着队伍快速行进了5000多米。东北差不多都是砂石路。快天亮时,他总算一瘸一崴地跟在队伍后面回到了连队。看到他的狼狈相，连长命令：“把右脚抬起来！”——袜底前掌、后跟已经磨穿，整个脚底血肉和沙砾模糊一片，鲜血淋漓——连长指着他的脚问:“为什么不穿‘xié’子?”他还在喊:“我的‘háizi’没有了!我的‘háiZI’没有了!”回到宿舍,班长看到他的“孩子”已被谁踢到了5、　6米　开外的另一个班的炕边。邻床的一位老乡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我的右脚穿不上左脚的‘háizi’,黑咕隆咚中什么也看不到，在炕头随便抓住了一只‘háizi’,穿不上的一只被我随手扔了,又抓住一只就穿上了。我感到副班长好像还绊了一跤,踢远了一只！”这位老乡又看看自己脚上的两只鞋:左脚上是自己的,右脚上却是别人的,不禁“啊——”了一声……】　　

　 　

　1956年3月21日　　　

军士教导营的生活快要结束了。今天考试，内容为：　　

一、把二十个注音拼成二十个汉字。　　

二、问题：　　

1、讲解词语知识，教员应注意些什么？　　

2、阅读有几种？各种阅读的目的是什么？　　

考试后心情愉快，感觉不错。　　

下午开始做鉴定。　　

　 　

　1956年3月23日　　　

一位上尉宣布了我们被分配到各个单位的命令。他首先说部队正在进行扫盲，需要我们；其次，宣布一个个名字到□□单位。我只记得周洪礼和在教导营认识的卢昌正（当时认为他的普通话讲得相当好）。周分在四支队，卢去指挥连，我到师直独立二分队（到单位后又分到三连），没有听清白驹老乡杨肇泰和龙堤的季明香分到了哪里。　　

　 　

和洪礼分别了。他不住地擦着眼泪。再见吧，亲爱的战友和兄弟！　　

给陈德元、孙龙书、陈正美、陈国祥各位同学信并各附一张照片。　　

和周在沟帮子上火车，经过一个多小时便到了石山站。在石山站，我俩就要分手了。站在月台上，相互叮嘱了几十遍，似乎把什么都说了，但是又好像什么都没有说，至少没有说完全。他哭了。哭得很悲切，真诚。在他一转身之际，我看到了他的两只红彤彤的眼睛。我的鼻子一酸，也扑簌簌地泪落如雨。最后，谁也不愿说什么，默默地等待着自己单位的领队来。　　

不一会儿，来了一位准尉。在月台上，他看着手里的名单喊：“张云——，田景桂——，夏永儒——”。我连忙向周洪礼挥手告别。准尉自我介绍：我就是战防炮营的文教助理张△△。跟着他，徒步10多里便到了营地。　　

　 　

0139部队独立二分队的营房建筑在丘陵地的一片开阔的斜坡上。面对营房，右边是坦克团，左边为高射炮营。从营区向南方看去，左前方是被日寇在皇姑屯炸死的“寸土不让”的“手黑”将军“东北王”张作霖的墓园；穿过墓园看过去，就是有几十户人家的驿马坊——我们驻地繁华的城市。在这座城市的北面，即和我们营房差不多平行、在丘陵地顶部的是0139部队司令部。那里有一座大会堂——大会堂的右边是司令部机关；左边从前向后分别是通信连、侦察连、防化连、指挥连。机关后排是后勤部门。在营房的西南方有一座叫做石山的岑峰。　　

和周分别时，我们约定到部队后的第一个周日，在分手的月台见面。到了连队的第一件事，便是给他写信。在　三月二十五日　那天，我到值班员那儿登记后，虽然疲劳不堪，但又兴奋地满怀希望地向石山站走去。初春惨白的太阳照在硬嘣嘣的砂石路上，浑浊的风扑打在麻木不仁的脸上，脑子里乱糟糟的，心里烦闷。当时在家走路虽然习惯了，但汽车只用几分钟的路，我却也走了一个多小时。人未到石山站，视线早就织成了一张大网，把车站拉了多遍，最后锁定了分手的月台。等了足有两个小时，就是不见周的影子。肚子叫了，便跑进路边的小饭馆里去。那里的东西不多，不外乎窝窝头、甘蓝菜汤（东北的窝窝头似乎都是玉米粗面做的，形似底朝天的黄泥大酒盅，有点像我们家乡的豆腐渣饼，但对我们来说，并没有豆腐渣饼好吃）。此时，身上的钱已经不多了（父亲给了五十一元，村里五元，祖母、姑母、永兰姐姐和舅父苏桂保各给3元，共六十八元。周当时告诉我，他离家时父亲并未有钱给他。我们在沟帮子文化教员集训队吃不惯“鱼眼睛”，把口袋差不多掏空了），但又不想吃。坐到饭馆的里间，不断地跑进跑出，心神不定。　　

问了坐在旁边的一位士兵。他说，四支队在“石山镇”，这里是“石山镇”的“站”。那个“石山镇”在“站”的西北，即从我们营房向西南看去的荒凉不毛的岑峰，即被叫做“石山”的西南方！只好又向石山方向跑去。到了石山，听说离四支队还有三里多路程。对周愤懑和埋怨的情绪涌到喉头——“你忘了？”　　

吊在西南天穹的惨白的太阳，被塞外尖峭的朔风卷起的沙尘熏得昏黄。我的心就像这天地……16时之前要回到连队，离队时值班员提示过我。连队驻地——石山站——石山是一个三角形，是顺原路走两条边，还是走石山到驻地的一条边？此时已经不再考虑周了，回连队要紧。　　

茫茫一片，何处是归程？正焦急烦恼时，有位士兵喊：“夏教员！”我不认识他，他说自己和我同在一个连队，问我是否和他一起归队。喜出望外，便紧一阵慢一阵地往回赶，但到连队时已经超假两小时！　　

那时，连队只有一只值班的小闹钟。值班员时桂民看闹钟时，似乎只悄悄地说了句“教员，你超假了。”但是，连长还是知道了。晚点名前，他对我说：“下次再……再超假就……就要受处分了。你是新……新兵，初次不……不计。”我被吓了一跳。　　

初次失时的教训，使我受益匪浅。在以后几十年的日子里，不论学习、开会、上课、赴约和其他公干，我大概再也没有失时、失言、失约过。　　

　 　

初到部队时，天天写信：有的给陈德元兄，有的给胡祥云、陈如寿、何其珍、陈国祥、陈正美、孙龙书等同学，还有的是给老师。记得给全班的一封信写得很长，内容是向他们汇报分别后我遇到的奇闻逸事，风土人情，自己的思想变化，更多的是“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抒发。想到我的同学们正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愉快地学习，尽情地歌唱，自由地奔跑，随时随地得到老师的教诲，父母的呵护，亲人的关照，同学的友爱，羡慕得简直要嫉妒了！　　

　四月十一日　，终于收到了陈德元兄的回信。高兴极了！这是我到部队也是平生收到的第一封信。新奇和快乐的感觉是无法形容的。那天的精神特别爽——这是来自亲人、兄弟、同学、朋友的信息！　　

一个多月后的　六月二日　，才收到父母的信。一看信封就知道是当地的秀才，塾　师钱筱云　先生写的。信很短，只占有16K纸一半的篇幅，字又大。但是我很爱看，一连读了三遍。信中说，知道了我目前的情况，他们放心了；叫我不要挂念他们，他们一切都好；已经参加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同时告诉我，如果没钱用了，就写信，他们会马上寄去。　　

　 　

远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关外，“高粱”一碗家万里，“家书”片言情满怀呀！处在五湖四海的人群之中，收到父母、同学、朋友的充满亲情、友情，鼓励、希望的信，即使是片言只语，那也总比春天的煦风、冬日的阳光更使人感到振奋、喜悦、温馨！　　

又过了约一个月，我正在办公室写信，读书，看到窗外有个人影晃动，定睛一看，却是几个月未谋面的季明香！他手中举着一封信：“你的！”我奔到办公室外，拉住他的手再也不想放开。他和我在沟帮子分开后到二支队当文教。他手中举着的是我的家信。信是从大连转回的。这封信是父母对我在金银堡子屯、三支队或沟帮子给他们信的回信。我的好老乡季明香，从他们支队收发室的很多的无主或无法找到主人的信中“邂逅”了我的家信。　　

原来，部队收发部门以为新兵都到旅大（那时，旅顺和大连合并为旅大市）施工去了，所以，收发员差不多不动脑子，把在各集训队解散后新兵的信统统送到新兵去向最多的旅大。后来，旅大“查无此人”，再分别“旅游”各单位，“寻访”主人。　　

部队似乎有个规矩：不论谁的信，即使是随手用报纸糊个信封，封面写得不规范，哪怕字迹潦草模糊，它也要千方百计查找收信人。我的老乡送给我的这封信，到部队大约半年了，季明香同志也许就是在收发室“无主信件”展览时发现的。　　

“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见到老乡，收到家信，此时此地，其乐何极！　　

　 　

坐在办公室，我并不满意自己。我了解自己的根底：当文化教员虽然给了我虚荣心的暂时的满足，但是命令我“滚！”的声音，不时在耳边响起，心灵的创伤，永远无法也似乎无药医治。还有，就是第一次找周洪礼不遇，回队超假的那天晚上，连队俱乐部（我是宣传委员）活动，后来当我的班长的曲广财带头喊了一声：“欢迎文教教唱！”那首《一定要解放台湾》的词谱，已经被放大在墙上。我本来就不爱唱歌，也无此天赋。在沟帮子军士教导营也未好好学习，面对此起彼伏的“一二三，快快快……”，我慌了神，鬼使神差地哼了起来。但是，刚一唱谱就走调了。在台上不行，欲下台不能。同志们要等我从嘴中吐出一丝声音，嘴才会张开。我发音不准，前一次与后一次又不同，第三次说“唱！”只有个别同志的喉咙中有一丝含糊的“油音”，大多数同志的嘴停在开合状态……　　

此时，一排长彭程煌像文娱晚会上的客串演员一样，走到前台教唱起来……　　

我终于侥幸地挨过了无尽的尴尬。　　

那一夜，从就寝到起床号响起，我身上一阵冷一阵热，没有停止过流汗（也许还因为宿舍有火炉）。耳边“滚！”的吆喝和眼前同志们“开合”不得的口形，时时刻刻伴随着我……从此，我下定决心要把三年的义务服役的部队作为学校，不但要学好军事，也要学好文化，退伍后和我的同学一起读书！不达目的，决不瞑目！　　

那时，办公室里只有五个人：坐在最前面第一张桌子是连长邱南佑，他后面是文书张仕林（赤峰人，早我两年入伍，志愿兵。大概高小毕业），我在文书的后面；右面一排，前面和文书并排的是指导员李尚义，指导员后面，和我比邻的是姜懋运——一位非常漂亮、潇洒、干练、修长的中尉副连长。他是一位“农民＋军人”的干部——识字比我还少，狡猾，伪善，目空一切，但军事素养非常棒。看到他的言谈举止，我就不舒服。我喜欢写日记，写信的底稿都保存完好。他很不以为然，说：“没意思，浪费时间。”只有指导员的“农民＋军人＋母亲”的言行令我敬佩。除指导员之外，我似乎一个也不欣赏，特别是那个文书。他一脸赘肉中嵌着的中间拱起两头耷下的细长的三角眼，整天盯着我，不是对连长就是对指导员“文教、文教”地嘀咕个没完没了。他使我如芒刺在背，总是不能安心看书学习，集中精力备课。记得一次他接过通讯员马德宽（盐城老乡）刚送到办公室的信，对连长说：“文教违反了保密规定——你看，他把收信地址写成了‘辽宁省锦县0139部队防坦克炮营三连’，在通信中泄露了我们部队的番号……”（“0139部队独立二分队”是步兵××师防坦克炮营——也叫反坦克炮营或简称“战炮营”这一番号的代号）。　　

连长脸上有几个麻点子，口吃，说起话来总是不连贯，而且慢得叫人便意频仍、提心吊胆，加上湖南腔调，因此，他的讲课、“训话”、“谈心”，大家实在不愿恭维。不过，人很随和，坦诚，善良，很有教养，从不轻易“熊人”。后来，我们都敬重他，欢喜他。他平时话语不多。我报到时，只有他在，问了我的情况，便说：“文化程度低没有关系，只要肯干就行。”他是高中毕业生，1950年参干。他写起信来也特别卖力，“勤奋”。记得一个周末晚上，他正在写信，周营长（他和参谋长者汝科，都是很受同志们敬重的“解放战士”，上尉）来了，马上立起，行注目礼——自然，我也立即跟着起立，营长侧头向他桌上一看，他好像坦白一样，连忙说：“给‘旅长’写信。”营长“哼——”了一声，笑了笑，走了。后来，我常留意有什么“旅长”同他通信。当时，部队已经没有了“旅”的建制呀。半年后，我才想起——当他的老婆从家乡来到办公室门口问“邱南佑在哪里？”时（他初次探亲，据说和母校的一位女同学即现在的妻子“关系”了一回，归队后向组织交代了“暗渡陈仓”的详情，领到了党内警告的“奖励”——他的老乡告诉大家的“好消息”！）——他说的“旅长”大概是“女将”之讹吧。　　

他听了文书对我的“揭发”，转过脸，轻轻地说：“教……教员，应该……该这样写……以……以后注……注意呀！”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文书对我失望地瞪了一眼，我装着没看见。　　

从此，我对文书增加了几分鄙视，但也增加了几分敬意：以别人的无意、无知，失误、失败来吹毛求疵、落井下石、幸灾乐祸而求取“功名”，反衬自己的成就、成熟、成功的行径，并不是总能达到目的的。文书呀，并不是所有的头子都赏识像你这样的人物呀，你得到了什么？（当然，入伍两年内，由列兵—上等兵—下士，入党，算“进步快”了）　　

我记得报到的第二天下午，他问我：　　

“文教，你叫夏永需？”　　

“不对，夏永儒！”　　

“读什么？”　　

他指着“儒”问我。我用粉笔写了“ㄖㄨ”，对他说：　　

“‘需’旁还有立人呢！”。　　

可见当时我是多么地踌躇满志，志满意得！确实使文书不舒服了。　　

其时，他还不会注音。以后，他把这个“儒”字常常创造性地写成“需”或“入”、“于”加立人旁。此名字的写法及其读音，也讹传到我被调进的其他单位和师炮兵指挥连。连长佘云逸常常喊我“夏永‘yú’”，在0139部队授予的“技术能手荣誉证”上甚至写成了“夏永久”。　　

也就在问我名字的时候，文书翻看着从营部取回的一张表格，看到我在军士教导营的考试成绩“啊——”了一声：“5分？”一丝嫉恨的阴影从他的中间拱起的三角形的小长眼睛中闪过（这片“阴影”不断扩大，差不多覆盖了我在三连的全部时空）。　　

但是，他这次到底是在我在场的时候向连长直接“检举”我的呀，应该说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而且他也没有说错呀！比若干人（包括以前的他在内）背后捅刀子、打黑枪强多了。对他的勇气和人格想另眼相看了。我当时想，文书呀，你如果直接指出我的过错（更不用说预先提示应该和怎样保密），我会喊你“乌拉”的！　　

这次“泄密”事件影响了我几十年的思路：该说的当面说，说完就永远结束；不该说的不说，就永远不说。不该干、不能干的坚决不干，永远不干！对人，特别是部下，就要像我们的邱南佑连长这样：宽宏大量，永远充满兄长、父母的情怀，与人为善。　　

　 　

一九五六年初，部队掀起了一股“婚恋”风潮，并卷向全国，地方也“拥军优属”，积极配合。据从旅大回来的一位同志说：当地的未婚女青年少了，出现了“女不供求”的“恐慌”。一些女青年明确而响亮地提出了“择偶标准”：“一个豆儿免谈，两个豆儿看看，三个豆儿入选，四个豆儿不看（就谈）！”所谓“豆儿”，就是初级军官肩章上作为少尉、中尉、上尉、大尉标志的五角星。听说，一位军官通过信件结识了一位女郎。从照片上看，大大的眼睛透露出无限的智慧和美丽，羞涩的笑容令人倾倒、销魂，并且有在照相馆当会计的好工作。其姐姐亲自出面“拥军”，更令这位军官兴奋不已，感到荣幸之至。他想约会，合影，姐姐都说免了：“你看，我妹妹不比我漂亮吗？”灿烂娇艳、楚楚动人的姐姐已让他神不守舍而想入非非。不过，对意中人，他也已经微服探访、“火力侦察”，偷睹了“芳容”。于是也就不再多想，一切听从姐姐的安排。姐姐是位街道干部，能说会道。她很负责，直到把这位军官妹婿送进了自己为妹妹布置的洞房。后半夜，我们这位可爱的军官摸摸“妹妹”伸不直的右腿也没在意。到早上请“妹妹”一起吃饭时，才发现一夜和自己情投意合、使自己魂销骨酥的“妹妹”竟是个瘸子！看着娇媚可爱、忸怩百态、小鸟依人，却不健全的妻子，欲罢不能，欲休不忍——只要“政治合格”，对军人的婚姻没有附加任何要求，已经办了合法手续的婚姻不是可以随意说三道四的，军人对任何事情都是严肃的。据说这位军官在皱了一会儿眉头后，大度地但又悄悄地说：“好，能陪伴我就行！”　　

当时，驻地附近的屯堡、乡镇，未婚女性已经没有“剩余”，不少军官只好向家乡求援，大概延续到一九五七年初。　　

当时，营职以上军官家属可以随军，连排级的只能“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了。　　

军官宿舍塞满了花枝招展的女人。若干士兵，特别是年龄较大的士兵有意见了：“大家同是革命，为什么军官可以带老婆在身边，我们却不能？”（那时，婚姻法规定男二十、女十八岁就可以结婚，我们中若干同志已经结婚）指导员说：“你们是义务服役，军官是职业岗位；你们只有三年，军官是终身革命。同时，残酷而艰苦的革命战争包括抗美援朝已告一个段落，一方面，军官实行了薪金制，有了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大多数同志都已经三、四十岁，他们应该也可能解决婚姻问题了。”指导员的话合情合理，让人心服口服，以后再也没有听过此类议论。同时，地方小伙子也有意见：“漂亮的女孩都被军官抢走了！”在军民联欢中，不少女生被军官“联欢”去了。一时间，在某些地方，在军民之间为此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九五七年，有人还以此攻击部队的传统作风。不过，此时，军官的婚姻问题已经大体解决了。　　

　 　

一九五六年七月前后，收到了所有亲人、同学、朋友的回信，包括在海安县当粮食局长的永福大哥和同班的顾、朱、曹诸位女同学；还有得知我的信息后来信的刘、王几位。永宏兄转告了我永祥兄的地址，知道他服役于义县泥河子0140部队四支队迫击炮连，立即给他去信。　　

不久，还收到了我的老乡陈如柏兄从山海关给我的回信，信中附寄的那张在参加国庆阅兵后，站在天安门金水桥上的照片，使我羡慕不已。这张照片我珍藏了几十年。那魁梧挺拔的身材，微微仰起的刚强坚毅的脸庞，向着远方的炯炯专注的目光，至今难以忘怀。　　

亲友的每一封信都给了我无限的欣喜。写信，盼信，替战友写信、读信，是我入伍初期重要的生活内容，最大乐趣。　　

　 　

那时，义务兵的信写好后交给连队通讯员，送营部（独立营行使团级职权）盖上“军事免费邮件”的三角形红戳子，就通行全国【有些军官图省事或舍不得8分钱邮票，写完信后，往往也一挥手：“通讯员！”但我们的邱连长却总是规规矩矩在信封的右上角贴上邮票，一是不愿贪图便宜——士兵们也在看自己的首长是否执行军官不享受免费寄信的规定，一是也要显示自己的身份（信件到了地方，人们从是否贴邮票区分官兵）】。这个规定似乎继续到现在（如今盖的是“义务兵免费信件”红戳子）。　　

我有时每天都会收到信，往往还不止一封。这使我心中灌满了欢乐，充满了自信。而我身边总有战友围着——在连队，在战友们看来，我是他们信赖的有文化的朋友、弟兄，他们要同我谈心，请我写有“私房话”的家信和热恋中的情书。这让文书既羡慕又嫉恨。据一位知心战友猜测，文书还担心我代替了他的位置。　　

　 　

真怪，有的人活着，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为了使别人难受，难过，至少也要让别人难堪，而不是相反。文书把对我进行“监督、检举、揭发”，当成了爱好和习惯，甚至“责任”。有时我甚至想，也许睡觉时，他也会睁一只眼睛瞪着我呢！这使我恐怖，警觉，不安。从那时到如今，我总有一种幻觉：文书张仕林的不怀好意的三角形的昏黄的目光，时时刻刻在盯着我，我的周围肯定有张仕林……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人在干，天在看”（这个“天”，既是我尊敬的文书张仕林，也是我敬爱的指导员李尚义和连长邱南佑们），必须“慎其独”呀！文书的言行让我谨慎，警醒，自律。直到退休，我没有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自然，并非没有人想整我，“处分”我，甚至置我于死地），这不能不归功于当年文书对我的影响。　　

如果他老人家健在，我会请他到大丰麋鹿保护区、大丰港逛上两天，再到银都大酒店住上两宿（多住几天也行——我愿意掏自己有限的并不“与时俱进”的退休金买单），以茅台或五粮液感谢他。当今的某些“公仆”常常“白玉为床金作马”，无法无天得如薛蟠一般，就是因为没有我的福气——时刻有人或感觉有人在监督自己，以致成了陈希同，成克杰，李嘉庭之类而来不及“自悔”。　　

我每周只上2—4节文化课（　1956年4月4日下午　，第一次走向讲台，很成功，指导员听课后当场给予表扬，这给了我永远的鼓励、鼓舞。我把这一天作为教师职业纪念日）。除了备课、上课，读书，包括为战友写信外，还写稿。0139部队广播室经常播送我的稿件（1956年我任文化教员期间，共成功供稿15篇），其中一篇《刘教导员关心文化学习》，还刊发在沈阳军区政治部《前进报》第780期第三版上（我把三元稿费寄给了父亲。他后来告诉我：家乡的邮局费了好大功夫，才帮助他取到了现金）。　　

一次晚点名时，邱连长忽然喊了一声：“命令！”全连同志立正后，他宣读了独立营关于我在通讯报道和文化教学工作中的突出表现，决定给我“通令嘉奖一次”。　　

我的所作所为，更使文书视我如眼中钉，不仅监督我，而且盘算我。　　

一天早上，我刚迈进办公室的门槛，听到文书说：“文化教员没事做，应该进炮班……”见我进来了，他咽下了最后几个词。　　

在此之前，对于我这类文化教员，到底属于连队还是营部抑或师里管，一直没有明文规定。一九五六年国庆前后，副指导员纷纷到达连队时，师政治部一纸行文：统统“就地处理”！ 　　

不久，连长在晚点名时，宣布我当炮手。我的眼前忽然闪过了文书当天下午在走廊与我擦肩而过时，脸上那似笑非笑的鄙夷的笑容和眼中幸灾乐祸的瞬间闪光。　　

三连有两个排，各辖两个班，每班七个人；还有直属连部的四名驾驶员和几名侦察兵合编为第五班。一排长彭程煌，高中毕业生，大约1950年参干；二排长黄正海，从军校结业回连不久，他的军事素质非常棒，个儿虽然矮小，但是玩起单、双杠不比专业运动员逊色。这个连的同志来自全国各地。我的江苏老乡有乔保仁、马德宽、李福康、陈国增、孟金芝、朱佩华、刘庆堂（以上盐城人），仲文灿（大丰人，也叫仲文汉）。　　

　六月九日　，我去找我在《刘教导员关心文化学习》一文中的独立营大尉刘玉新教导员，请求批准我当侦察兵或汽车兵（即到本连第五班）。我的理由是，据说连队马上配备副指导员，他将兼任文化教员。刘教导员是个和善、慈祥、谦逊而又果断、刚直、严肃的政工干部。他笑嘻嘻地说：“不行，像你这样的宝贝，还有大事等你做呢。”　　

在此期间，我们连参加了0950部队在大凌河的防坦克炮实战演习，获□□军“第一优秀炮兵连”称号。　10月11日　从七里河车站出发前往旅大，参加沈阳军区战炮实弹射击比赛，但只得了“及格”。　　

　10月17日　在旅大遇到同到旅大参加炮兵实弹射击比赛的永祥兄，一起看了电影《为了和平》。以后，我们还见了几次。此时此地，异国他乡，兄弟相逢，国家、军营、战友，家乡、家庭、自己……海阔天空，无所不在我们的话题中。　　

　 　

我的班长曲广才，山东人，是个狡猾而又能干的老兵。大高个儿，长方形的嘴，门牙的两边镶嵌着两个又扁又厚的黄金牙。他也给炮班上课。两只手臂灵活地挥舞着，随着声调以强调语气，加重感情；他喜欢唱歌，虽不成调头，但很动情；跳起舞来两条长腿转不过弯，就不断地蹲下站起、站起蹲下；这时的两条长臂膀却僵硬得像树桠在狂风中招摇，而腰肢却又如树桩僵立不动。对人，未说先笑，对熟悉而亲近的人，先皱眉头后说话。很会做思想工作，能千方百计地从你嘴中抓出你的思想“僵块”，然后“切成薄片”，添油加醋，大肆渲染，一片一片地交给指导员去邀功请赏。对我很不错。初到炮班时，我心灰意懒，吊儿郎当，不拘小节，有时被子不正（每天都要把被子折叠、板压成如刀切的方糕一般），帽子歪戴、衣服脏皱时，他总是先抚摩着我的肩头：“我说，教员，你是知识分子嘛，干得好一点，好不好？我说，教员……”　　

心被他“我说”热了，软了，最后，只有听他的话，乖乖地跟他走。　　

其时，对我最好最真诚的是二班长，时桂民。他是河南人，胖墩墩的中等身材，大鼻梁——高而扁，和嫩红的脸部不相称。他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对战士真诚、朴实，不刻薄也不马虎；我从未看到他在规定时间以外到连部“请示、汇报”过什么。他的军事技术在全连数一数二，但威信不如我的曲班长高。记得那年选举地方人大代表时，我马上提了他。但是领导和多数人提名曲。付诸表决时，先曲后时，曲近乎全票，主持人喊到时的名字时，只有我一只孤零零的手，像光秃秃的旗杆挺着。一时间，急出一身冷汗，为自己的孤立无援而羞愧。不过，我并没有动摇过对时桂民同志的敬爱和仰慕。　　

时班长常常请我替他写家信。我拿起笔就问：“写啥？”　　

他先一愣，接着微微一笑，两扇大鼻翼快速地抽动几下：　　

“哎——还照你以往的口气写吧，别的没有什么……不，你再加点什么，说得好一点，叫他们放心，我各方面都好……噢，再加一点，就说我不会写信，不过又不曾忘了他们，而是常想念他们。告诉他们，我保证安心工作……” 　　

“那你这次得奖的事要不要写上？”　　

“……”他先沉思一下，但还是觉得我在搞突然袭击：　　

“不要写吧，这点点荣誉也说不出口呀……不，这么说不对，小荣誉也是祖国给的，党给的，也是光荣的，宝贵的……不过，你还是不要写上吧。”　　

他脸上写满了憨厚，诚实。大概1956年初冬他复员了（他是志愿兵，似乎享受了干部“复员”的待遇）。离队前，他没有忘记曾经答应“到时一定给你照片”的诺言。第一天晚上，他在白布包袱中的一只小皮夹里，从最里层，小心翼翼地展开几层白纸包着的一张三寸照片。这张照片应该有三年多了，戴着解放帽，红五星熠熠闪光，白底黑字的胸章（上面有“中国人民志愿军”七个字）。加了彩，鲜艳如初。　　

我快活极了。照片上的时班长，腼腆、浑厚、朴实，有点稚气，抬眼看看即将分别的战友，红润，成熟，坚定。我想，部队是大学校，真能培养人哪！三年前后迥若两人，但照片和我面前的人，透出的刚强、俊俏、成熟的英气又多么地相像啊！　　

　 　

人们常常看到，一些插科打诨，察颜观色、胁肩谄笑，媚俗媚众，头儿的话尚未说完已经“是是是……好好好……”个不停，或“今天天气……哈哈……”的人，进步最快，头上被套上“代表”“先进”的光环最多，而我们的事业又有多少栽在了这些“最快”“最多”者的身上啊！　　

　 　

三班长赵银成，四川人，技术强，人缘好，威信高，同志们很尊重他。在全连大会上，连长曾表扬他在大凌河的实弹射击中立了功。同志们对他上年度未评上技术能手议论纷纷，甚至愤愤不平。但是，每当此时，他却大有反感且羞愧不堪。我们都有点奇怪，特别是他结婚归队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消极颓唐的“邪乎”劲儿让人吃惊得“够戗”。　　

应该说，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过细，透明，及时，是非分明，赏罚到位，与人为善。对同志们对赵银成评不上技术能手的反应，连里不回避、不护短。在全连大会上，连长首先讲话。连长说，在到大凌河实弹射击前，在义县泥河子演习宿营地，赵银成同志把手伸进了排长的口袋里。其时，排长正好醒而不动。只有他本人和排长知道。他知道自己错了，不仅向排长承认错误，而且向指导员汇报、检讨了。为此，不给予处分，但也不再同意申报他的技术能手称号。指导员在政治课上又严肃、诚恳地说：赵银成同志贪便宜不对，但是他勇于承认错误，知错就改，还是一位好同志。我们相信他会继续前进，还会像以前一样，走在我们大家的前头。　　

记得那天连长点到他的名字时，他“啪”地一个立正，威武雄壮，一朵朵红晕从他的脸上不断掠过。随着连长“坐下！”的命令，他向前突出脑盖骨的脸便舒展了好多；指导员的政治课结束后，他的脸上已经有点笑容，似乎卸下了背负了多年的包袱。渐渐地，他有了笑声，当门的黄牙也被刷亮了。同志们好像也忘了此事，既不谈他企图贪便宜，也不谈他应该当技术能手了。不过，大家同情他囊中羞涩——他的老乡说他当新郎时就穿的士兵装，也未能给新娘买一件像样的衣服，连两朵胸花也没有买得起。他只有10多元津贴费，到家安排一下，已经所剩无几了。我们都从6元津贴费中抽一点给他，他只是“谢谢，谢谢……”，就是不收。据说，连长、指导员给凑了一笔钱，直接寄到他家中去了。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党和毛主席教导出来的人民军队中的阶级深情，多么厚重、多么深长！他和时桂民同志一样，都在离队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指导员“我们相信他会继续前进，还会像以前一样”的讲话，多么朴实，多么真诚，多么辩证，多么沁人心脾、鼓舞人心哪！　　

平时，给他写的信要有一个特点：好听，详细，而且要按照他不连贯的意思，组织成“好听一点的词儿”；写好后要读几遍，满意了，一脸笑容，跷起拇指：“好！好！教员好！”不满意了：“给我好好重写！”否则，他会把信撕成碎片。但过一会儿，他又来了：“对不起，教员，请你给我写封信。”　　

还有一位姓崔的班长，得知我调到他所在的一班后，抱住我，简直笑断了腰：“好啊，我们班有大知识分子了！以后有人给我写信嘞——”他的嘴张得像我们家乡秧田中水车连板的榫头：“以后，公差勤务，我包庇你一点，不过，要完成给我和全班同志写信的任务。”又加重语气：“听着：‘我和全班同志！’怎么样？做到？好，就这么定了！”同志们都被他逗乐了。那种赤诚的战友加兄弟的感情温暖着我的胸怀。他每次要我为他给爱人写信前，总要我听他没完没了地夸奖他的老婆：　　

“教员，知道吗？我老婆干起活来一阵风，两条臂膀又粗又圆，腰比我奘，力气比我还大，挑起两桶粪爬山坡就像走平地一样！人可和气了，七乡八邻都欢喜她。你知道她怎样爱我吗？我不从外面回家，她不吃饭、不睡觉。我的脏衣服不管揣在哪里，她都找得到，及时洗干净。两天不洗澡刷牙，你看她急的样儿……可爱极了……教员，在我家那合作社里，她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把劳动好手。还得了奖状呢！教员，你一定要写得好看点，就说我在进步，三月份就入党了，这次测验全是良好以上。噢——你等一等，有一门及格也注上吧，不过我下一次会全部考优秀的。还有，你说我身体比在家时还好，‘劳卫制’已达二级标准。噢——你等一等，他妈的，她不懂什么劳卫制不劳卫制的。教员，你说怎么叫她懂呢？这样吧，反正你的文化水平高，也在后面注上吧……还有……”　　

“还有，还有”几次后，接不上来了，突然又说：　　

“还有，忘了问问她今年做了多少工分，社里的庄稼长得怎样？还有……叫父母不要想念我。你告诉她，什么时候复员，不是她考虑的事。还有……还有问问她什么时候能自己给我写信。就说我的字写得不坏，大概明年初就可以自己给她写信了。还有……还有什么呢？教员，你给我想想呐！这样吧，你再写上几句你常写给你女同学的话，让她也高兴一下。呵——怎么样？好。慢慢写，写好了我请客……”　　

他说话时，确实不容我“置喙”。他说完了，一个完整的周日的一大半就溜掉了。但我总是兴趣昂然、聚精会神地听这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通体透明的老战士的“演说”一般的悄悄话。再用差不多半天时间为他写信。每次写好后要读给他听，他总是手一舞：“不听，就照你写的交通讯员！”　　

但是，战士们又提意见了：“班长真刺毛，你一个人抢去了教员！”　　

　 　

离开办公室，没有了办公桌，再也没有了业余时间学习文化，“知识分子”的架子也算彻底地碎了。但是，我远离了文书，靠近了战士，生活内容丰富，活泼，生动，充实。同志们非常欢迎我，我继续报道他们中的优秀事迹。我成了师里的列兵通讯报道积极分子。（从入伍那年的　六月七日　授予“列兵”军衔，还不到三年，即1959年4月中旬退伍前，就赏了我“上等兵”，我的进步够快了！）　　

　 　

在曲广财当班长的四班，有个蒙古族战士倪广有（是个“征集补充兵员”,他说自己是初小毕业的“知识分子”），他不断地同我套近乎，说我的好话。起初，我以为遇到了知音。我知道他同文书是老乡，他俩常常窃窃私语。一次，他拿着一本《四角号码新词典》，自以为是地炫耀自己会读注音字母（他和许多北方人一样，口中只有“ㄓㄔㄕㄖ”，而“ㄗㄘㄙㄌ”也成了翘舌音，正好和许多南方人相反）。我想：在三连，这可是我的“专利”呀。立即到贮藏室翻找小包袱，不见了词典，转身一看，他拿着的正是我的。（后来，看到词典的扉页上还写了“山上青松山下花，花笑青松不如它。有朝一日寒霜降，只显青松不见花”）我责怪他乱翻别人的私物，他却毫不在乎地说：　　

“革命战士搞共产主义，分什么你我他？”　　

不久，他先含蓄，后明目张胆地要我与他一道反抗班长，再反抗排长，逐层反抗，说：“使他们不敢管我们‘知识分子’！”　　

我先告诉他：　　

“违反纪律的事不能干，你错了。你再胡说我可要回报指导员了！”（其实，从参军至退休后的几十年中，我没有向头儿“回报”过一次“如此这般”。这也许在某些单位、地方的历史上是个难得的个例，而把倪广有同志的言行向领导“回报”，即使在他在场的情况下，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可是，他以为我已经上了他的“船”，不跟他干也不行了，威胁我说：　　

“你不跟我干，我就说你挑动我反抗领导！”　　

“怨无大小，生于所爱”。想到他乱翻我的包袱，看到他眉飞色舞地读注音字母的神情，更重要的，联系到他同文书的“眉目传情”（我怀疑他是为文书“下套”！），我火了，拉着他，向排长作了回报。排长马上向指导员报告。连里立即找他谈话。他死不认帐，我说可以在会上对证。他一方面哀求我，要我到领导那儿说是自己瞎回报，开玩笑；另一方面又吓唬我：　　

“是你要我跟你反抗领导，我没有揭发你，你却来了个‘先下手为强’，看我怎么收拾你！”　　

结合他平时的言行，指导员到二排主持召开四班班务会。会上，他对大家的批评一点也不接受，却反咬一口：　　

“有人诬蔑我！”　　

指导员宣布休息的间隙，排长黄正海喊我到一旁：“你做得对！下面他再狡辩，你立即打断他的话，就摆事实驳斥他！”　　

再开会不久，他又开始自我辩护时，我马上大喊一声：“报告，我发言！”　　

指导员挥挥手，严肃地说：“让他把话说完嘛！”　　

我原以为指导员和排长唱双簧呢，谁知道他们的思路并不一致。黄排长教给我“打断他的话”而“发言”的做法在以后的日子里，反复过多次，而每当想到指导员“让他把话说完嘛！”的声音，总顿感惭愧，立即收敛——尊重同志、尊重别人的感情马上涌起。不过，黄排长教给我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应该实事求是，直接、干脆，绝不吞吞吐吐、拖泥带水，不留情面，与人为善的指导思想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还是保持到现在。　　

我们的革命军队之所以有凝聚力、向心力，是毛主席关于“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为人民服务”的教诲，使我们心头总洋溢温暖，周身充满力量；是伟大的理想，使我们同心同德，团结战斗，一往无前，所向披靡；批评和自我批评又是我们军队保持健康的肌体和祛除病菌的最好的武器之一；而政工人员对党和人民忠贞不贰的感情，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奋不顾身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表现出的人格力量，又是我们内部团结，共同对敌，战无不胜，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这一认识，在1990年代指导一位即将从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毕业的学生撰写的《真理必须靠人格力量来灌输》的论文中作了表述。　　

　 　

那次针对倪广有同志的班务会，对我的教育至今难忘：不论对谁，居心不良可不好。从我这方面看，不就是因为怀疑他和文书一起整我而对他心怀不满，看不惯他“好为人师”而心生鄙意，想到他随意拿了我的词典并在其上写了几个字而心有不快吗？他当时也只二十岁出头呀，他要我和他一起无原则地反对领导，肯定不对，可是，我为什么只是生硬粗暴地扣帽子，而一赌气捅到领导那儿去，到底为了什么？正如毛主席批评的那样：“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对倪广有同志行为的回报，完全是“公私合营”，而打着的却完全是“公”的旗号！为了人民利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才是我们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根本目的呀！　　

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领域中，真理总是有阶级性的，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真理”，即使一个阶级内部，也会对同一“真理”有争论，更遑论什么和谐世界，“唯一标准”？某些人把自己的调头、议论说成是“唯一”真理，甚至神化为宗教，又以此为据排斥、打击别人。世界上一些地区的战争不断，固然有帝国主义为自己的利益的挑动、争夺的很多原因，但同某些人自以为自己信奉的神明“唯一”正确、自己就是“唯一真理”的化身——此外都是异端邪说，至少也是异教徒——的关系很深。如果谁胆敢不和这种“唯一”保持一致，谁就成了“唯一”论者讨之诛之的歹徒、刁民而格杀勿论。“唯一”论者只是为了保持、强化自己集团、阶层和亲信、喽罗的既得利益和觊觎、掠夺更大、更多的利益制造、浇铸理论利器而已。彼时彼地的“唯一”到了此时此地又会与时俱进为新的“唯一”。在任何时空中，他都是“唯一”的真理！可惜某些人却深陷此高论之中。对那些“人体炸弹”者为反对霸权、反对民族压迫，为民主自由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应表示深深的敬意，但是并不应赞成“牺牲”中的自私和对“唯一”的盲从。在人际关系中，我不也常常认为自己“唯一”正确，代表了真理吗？其实，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存在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暂时的，而且都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在一定的条件下，一切都会转化到对立面去，何况作为主观认识的见解、议论呢？无独有偶，多元化，似乎才是事实。君子坦荡荡，“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在以后不短的日子里，我常常想：在人际关系中，择友、交友，我也很少顾及第三者呀，不论何种场合，对于自己“信口开河”，“畅所欲言”，“不拘小节”，又作过多少自我批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我又做得怎样？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总想着“尽己而不以尤人，求身而不以责下”，在对待同事和学子中，以求得对自己此次对待倪广有同志“居心不良”而愧疚的补偿！　　

　 　

军人的一言一行、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有内务、警备、纪律、队列条令、条例规范，又有政治思想工作贯穿、覆盖、推动，所以我们的军队有强大的战斗力，无往而不胜。但是，任何行为规范、思想灌输都不能作用于军人行为的全部时空。　　

军队24小时总是处于戒备状态。记得连、排长带班值勤（他们可以在值班室里休息），每天从21：00—5：00的8小时中，有四人（多为正、副班长）值班于宿舍，8人（自然是战士）站岗放哨。4班8岗，一班班地交下去，到第八位战士该下岗时，闹钟常常已经指向“九点”。原来，第二、三班的值班员常常故意少坐班，好交班后去睡觉。和他们对应的战士也就减少了站岗的时间——他们的办法就是拨弄闹钟（第四位值班员只要坚持1个小时，即安排好第八岗战士上岗。第八岗的战士反正必须站到天亮，值班员就能放心大胆地进入“黑甜乡”了）。因此，第八岗常常由老实巴交的战士去。那时，战士中几乎没有手表，连队就凭着闹钟计时。所以，老实的特别是那些“悟性”高的战士都想方设法站第一到第七岗。不过有时也有例外：值班员睡着了，站岗放哨的战士在哨位上明知时间早已超过，等不到人接班，只好一直站下去；有时，他擅自离岗回到连队看那只闹钟，时针指的钟点并不错，只能忍气吞声，悄悄回到哨位，自认倒霉。但是，有的战士气得不行，便跑回宿舍大吵大闹，搞得沸反盈天，全连都被吵醒了。有个蒙古族战士孙国富就这样干了几回——这位同志有几次到岗不久，就从哨位上潜回，看到值班员坐着鼾声如雷，就悄悄地把闹钟拨到快换岗的时刻，钟声闹醒了值班员，他后面的战友很快就去接他的班了。　　

我知道其中的奥妙，但不便点破——一有私心，即难公正——我得到班长的特别关怀，他一般总千方百计地不让我值勤，依照床位顺序无法“通融”时，他也要找个借口让我站第一到七岗。即便如此，有时到了岗哨我还是想睡觉——也许因为白天训练强度大，也许因为正在成长中 ——大家也大体如此。　　

我们的岗哨在驿马坊和司令部之间的一块数十公顷的砂塬上。那里是我们的教练场，战防炮营的□□门炮，就安置在砂塬地的最东边，三个连队轮流值勤警戒。一条公路从它的边缘通过，整天人欢马叫。从营地到炮位足有　600米　距离。夜阑人静，战士踏在砂石路上的蛩跫足音，总是坚定，沉重，有力，在几百米外都能听到——到了哨位，有时，我马上钻进战炮的防盾板下睡觉，就是寒冬腊月也常常如此。把耳朵稍微贴近地面，有人换岗，在几百米外，就被我发现了（同好多战士一样，有时站岗变成了主要地是“警戒”换岗的同志）。也有睡得很沉的时候，换岗的战士到了，不见我喝问口令，却在炮位下找到了我。惺忪之际，我问：“你怎么找到我的？你这小子还行，不怕我吓你呀！”　　

那位战友也就不好回去报告领导了。　　

有时上岗前，如果是最知己的战友接班，我就对他说：“注意，我也许要睡觉！”　　

他会说：“没关系，不过碰到连长查岗抓住了，可别怪我呀！”　　

刚从睡梦中，特别是从大东北冬天的热被窝中爬起，走出温暖的炕头，那种滋味未身临其境者是感受不到的。但是到了哨位，常常是匍匐到炮位下一会儿，管它寒风刺骨，冰天雪地，或酷暑难耐，蚊虫叮咬，不做主的眼皮往往就合缝了。睡梦中，也自然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这些战防炮都是苏军从二战战场撤回后报废了的垃圾，经过整修后卖给我们的武器，我们都了解它们的“先进性”，“美蒋特务”自然也不会来“破坏或盗窃”，警戒只是例行公事。因而，几乎没有带班值勤的连、排长“查岗”——听到脚步声，我就会被惊醒，有力、干脆、响亮而短促地大喊：　　

“谁？”　　

听到“我！”或“查岗的！”，我还要煞有介事地高声问：　　

“口令？”　　

于是，常常因为履行了全部“程序”，又因为“善于掩蔽自己”（我是掩藏在炮位下，他并未发现我的身影呀！），还得到过队前表扬呢！　　

多年来，每念及此，总有一种不诚实的孩儿愧对父母的不已心悸……　　

1956年11月，连里大概接到营部指示，调我当侦察兵。班长姓李，广东人，从他口中冲出来的话，不像说的，而像是从破旧的留声机里喷出的、在指针下飞旋急转的含混不清的杂音。但是，他热情、真诚地帮助我学习。在李班长的精心培养下，我很快熟悉了侦察兵的业务，加之我还作兼职文化教员和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年底受到独立营例假一天的奖励。　　

1957年4月初的一天，我正在学习代数——我差不多把退伍后继续上学，作为自己的不可动摇的“神圣理想”。一次，看到黄排长有一本初中代数书便借了过来。他主动地给我讲了“代数”一词的含义，还“xyz”地演算了一番。此后，我常常到一连找也已经下了炮班的文化教员张云，向他请教学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他到底是初中毕业生，讲得头头是道，使我入迷。从此，往往一有时间，甚至偷偷地躲到一旁刻苦攻读初中文化课程。在此期间，沈阳炮校有位到连队实习的学员胡传成，大连人，成了我的亲密的战友和老师，他教给我的许多知识，为我退伍后的升学起了不小作用。他实习离队前的那一夜，我们畅谈了差不多一宿；他回校后，还给我寄过不少学习用书（那时，人们之间讲感情、守信用，说话同真版人民币有一样的含金量！后来在旅大履行公务时，我曾到大连市中山区永和坊永庆街8号三楼他的家拜访，未遇）。此时，我的同学都已经上中学了（其中陈德元几位被保送到新丰中学）。我为不能跟上同学而偷偷地抹泪。一次写给班主任武重光老师的信纸上就落满了泪水。于是，我干脆告诉武老师：“此处被泪水打破了。恩师啊，学生多么想回到你的身边啊……”又加上对祖母、父母、兄妹，老师、同学、朋友的思念，常常交织在一起。一次暗自落泪时，被曲广财班长看到了，他回报到指导员那里，我毫不犹豫地狡赖得干干净净。我说:“眼睛痒呀，谁哭了？”这倒使曲大班长落了个没趣——通讯员马德宽喜冲冲地找到我，说：“教导员找你！”我看了看乔保仁等几位最亲密的战友，知道“有戏”了，跟通讯员到了教导员那儿。教导员说：　　

“马上到9282部队报到，学习计算兵业务，时间半年。不要辜负组织的培养。其他问题回来解决。”　　

　 　

我知道“其他问题”是什么。他是要用提衔和入党两条“纽带”拴牢我的心。　　

我乐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管它什么“其他问题”！　　

　 　

在师部的几次通讯员会议上，我遇到过卢昌正。他不当教员后当了测地兵（计算兵和测地兵业务是近似的），也看过他们背着经纬仪攀山越岭、挥舞测旗的勃勃英姿，心早已飞到了座落在美丽的葫芦岛的9282部队——□□军军士基干教导团！　　

　 　

　1957年4月9日我到9282部队报到。　　

葫芦岛的风景是迷人的。葫芦岛，在历史上就是有名的战略要地。现在，她是和平居民快乐的天堂。人们在当年辽沈战役炮弹坑塘处开挖水库，在土匪丛集的虹螺山上砍松伐木，植树栽花，培林育苗……我们的部队日夜施工，开凿坑道——我想：我们是真诚地保家卫国、爱好和平的，并不想侵略别国。我们坚持的是防御战略。否则，我们为什么要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凿无数地下工事呀。我们是作为0950部队的“基干”战士来此训练的 。　　

在此，认识了老乡刘安邦（兴化县城人。他同我形影不离二年多），缪松亭（大丰县白驹人），师指挥连派出的、至今仍然与我情同手足的黄成美（贵州省大方县人。这位黄成美同志，成了我近半个世纪来的精神支柱和良师益友）诸同志。　　

　 　

到了葫芦岛的第二天，我们就被带进一间教室考初中数学。谢天谢地，近一年来的自学，居然让我考了5分！一个叫贾寿山的教员对我另眼相看了。考试后，我写了一份报告给0139部队炮兵副师长宋基石，要求当测地兵。起初，在计算班里，我很不安心。班长叫王桐，小矮个儿，在平正的脸上，有几个麻点子，黑白分清但没有光泽的眼睛倒也和善。他慢条斯理的话语，让人感到他作为小知识分子的可爱，庄重。我们的关系好极了，胜过兄弟。他认为自己碰到了最好的战士、战友。大概是考试后的第三天早上，当听说我给宋副师长写了想当测地兵的报告时，他的麻点子全部变红，似乎都站立在脸上，没有了“慢条斯理”，只有“机枪平射”：　　

“你简直侮辱了我们计算兵！什么兵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什么兵都是首长的左右手臂，什么兵都是为人民服务……”　　

就在他训话没有完毕，更未及回报领导——第一节课的预备钟声已经响起时，一位瘦长的同志到我们班前喊：　　

“谁叫夏永yú？”　　

我知道，他肯定在喊我的名字。这是尊敬的张仕林文书又将“儒”字写成立人旁加“于”，有人又简化掉立人旁，于是就叫我“夏永于”了。给宋基石（炮兵）副师长写了报告后，我就时刻等待有人找我。其实，此时叫我夏永于、夏永需、夏永久都无所谓，只要圆了心中的梦就好。　　

我霍地立正：“我！”　　

“跟我去上课！”他命令我。　　

“什么课呢？”　　

我想，王桐班长也许也在想。　　

大概他感觉我跟在他后面的脚步缺少力度——　　

“跟上，就上课了！”他喝道。　　

“什么课？”　　

我终于鼓足勇气问了一句。　　

“叫你当测地兵，还不知道？”　　

我的心刹时跳到嗓子的下面，全身的血似乎涌到胸口，又飞快地向四处扩散——“真的吗？”我问自己。我怕听错了。又不想自己听错了。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队列条例》规定，军人行走中二人成列，三人成队，可是我不想和他“成列”）。“瘦长”在前面摇摇晃晃，但步伐却坚定有力，在楼板上有节奏地一步一步地快速走着……我的心，随着我们之间距离的拉长，逐渐轻松、平稳下来，而竟至于欢乐起来——我确信自己当上测地兵了！似乎耳边响起了《勘察队员之歌》，眼前出现了经纬仪、水准仪、望远镜和小鬼子留下的地图（当时我们使用的小比例军用地图都是从日寇那里缴获过来的。那地图上，地形地貌，经纬度，真高，即使一棵树、一些无名的土包都一目了然！小鬼子对我大东北真了解得可以了）；自己仿佛已经在炮声隆隆中开始作业了：向指挥部报告测绘数据，从地图上抹去敌人阵地的名称，写上我们的代号……　　

头一抬，已经到二楼大教室。教室前面架设着几部经纬仪。带我进来的，原来就是我的班长。不一会儿，知道他姓董。他已经从经纬仪的构造、性能、用途开始讲课了。　　

　 　

兴趣，信念，毅力，是学好一切功课的动力。欢乐帮助了记忆。　7月27日　几门功课的结业考试，我都取得了优良的成绩，还得了两个5分，其中三点后方交会法的计算速度只用了规定时间的一半，在□□军的测地考试中从来没有这样的记录——这可乐坏了我的董班长和贾寿山教员，连长瓜子红同志非常含蓄地“呵——呵——呵——”得不停。　　

　 　

假日，我常和刘安邦同志到渤海湾看欢笑的浪花，望北去的鸿雁，嬉水扑浪的海鸥，东奔西去的火车；远眺苍莽无边的红松翠柏和水天相接处的轮船，军舰。身后，马仗房、锦西抽出万匹黑练的大烟囱，连绵起伏的群山，缠在山腰的灰带一样的公路，公路上拖着黄沙烟雾尾巴的汽车……尽收眼底。我们谈着眼前的美景，谈着经纬仪，谈着过去、现在、未来……每当谈到旧社会，他黑瘦脸上的那双特别有神的大眼睛就灰暗下来。我们心照不宣，就默默地对视，听着脚下松软如绵的沙砾在轻浪拍打下发出的歌唱般的声音。　　

我们到0140部队1支队（　5月12日　，锦西）和0140部队4支队（　5月15日　，马仗房——塔山英雄团诞生的地方）测训队结合实地继续学习，　6月25日　到锦西毛屯乡执行任务——这是我们第一次经受所谓“最艰苦的工作考验”。当天下午，到海拔　254.1M　的山峰上竖立觇标，我和黄成美同志到5号点。　　

头被五级海风吹得失去了知觉。　　

　6月27日　夜里，在老乡家的炕上，我们集体做了一个梦 ：“啪——啪——啪——”，接着“站住！”，枪声大作，我被惊醒了，班长被惊醒了，全班都被惊醒了……原来是老乡家有喜事，半夜放起了鞭炮。我们军人听到枪声，可能就潜意识地警惕起来，有位战士就大吼一声：“站住！”，他睡梦中发出的怒吼和“啪——啪——啪——”的“枪声”一起，惊醒了全班同志。　　

此次任务延续到　6月29日　。　　

　7月31日　，9282部队教导连解散。　　

我们先到0139部队4支队，在高丰堡等地执行任务两周多。　　

大约　8月20日　，我和在9282部队一起集训的刘安邦、黄成美等同志一起到了0139部队炮兵指挥连，从此，我们一直栉风沐雨在从葫芦岛到旅大这条线两边的大山里和靶场上。　　

记得一位摄影员在0139部队四支队教练场为我照了一张现场照片——炮兵们正在操炮，我操作在经纬仪旁……据说我的母亲看到照片后，吓得大哭了一场，她以为我已经上战场了！其实，每当背起经纬仪，我就会情不自已地唱起：“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自豪的激情由荡漾而澎湃！　　

　 　

回指挥连前，战防炮营的刘玉新教导员和李尚义指导员分别给我回信，特别说到他们曾对我允诺过的“其他问题”归队后就考虑解决。我很感谢他们——我们军队的领导说话从来算数，不装、不吹、不骗，同志之间、上下之间水乳交融，亲密无间——我认为，在那时，既学到军事技能，又学到文化知识，比“其他问题”重要。我不想违心地“检讨自己忘恩负义”、辜负了他们的“培养和希望”。我回信说：“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是，我更爱当测地兵。”　　

　 　

在经始坑道和野外测地时，我们都住在老乡家里。9月—12月，我们测地排一直在荒山堡、高丰堡、杏叶堡、段家店、地藏室、小鲍屯等地进行野外作业。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得很好，老乡很满意。　　

在野外作业中，我和刘安邦于业务外谈得最多的是“政治”。那时，“三面红旗”漫天飘扬。时至今日，我都认为“三面红旗”的时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是朝气蓬勃的火红的时代，是人民思想解放，改天换地的时代。那时，没有压迫剥削，没有买官卖官，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吸毒贩毒，没有卖淫嫖娼，没有崇洋媚外，没有官匪勾结，没有失业“待富”……那时，毛泽东主席论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以及《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使我大中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头颅高高昂起！那时，也确实有人搞“左”倾盲动主义，升“虚火”，造成某些“天灾人祸”（《毛泽东文集》和新建网页上有案可稽：对1958—1960年的“左”倾盲动主义，“虚火”，“天灾人祸”，毛泽东主席作了极大的努力，予以纠正）。我们从切身经历和“现场感受”认识到，“三面红旗”即使有一千条一万条缺点、错误，但是，都无法证明那不是一场真正的“人民运动”。它的缺点、错误，只要认真阅读《毛泽东文集》第七、第八卷和当时的《人民日报》，党的文件，任何忠于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人利益的人就不会为如今既得利益集团去费尽心机地摇唇鼓舌、卖弄色相了，就不会跟着“永远正确”“与时俱进”的政治家、“理论精英”去“创造理论”、信口雌黄了。诸如“我认识一位退休干部，他当时是供销社的人事科长。就这么一位科长，先后将自己的七姑八姨近十人农转非安排到下属公司上班。殊不知当时的农民连买二斤盐都要走后门。”（　2005年12月23日　《杂文报》第1772期第一版《腐败不是改革的产物》 刘吉同》）这位刘大人看来没有亲历过“三面红旗”的岁月：那时还没有“农转非”这个词，也没有当时并不流行的“公司”这个名称，当然也不会有“供销社的人事科长”管户口这样的怪事；食用盐在历史上有无上过“计划”不得而知，刘大人指证说“当时的农民连买二斤盐都要走后门”，也许不是说的解放了的中国。因为从　1949年10月1日　至今，中国没有对老百姓的食用盐实行过“计划经济”！我真佩服刘大人创造事实的本领！也为《杂文报》置该文于头版头条的勇气鼓掌！　　

我和刘安邦对党的“三面红旗”由衷地拥护。只说作为第一面红旗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主语是谁？当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鼓足干劲”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力争上游”，既对个体，更是集体之间。以上都指向人，充分地体现了“以民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多”，数量；“快”，“速度”；“好”，质量；“省”，节约，经济。以上都指向客观世界，充满了唯物辩证法。大方向——共同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简约具体、明确坚定，主客观高度统一的行动纲领和战斗号令么？那些朝令夕改，政出多门、含糊不清的“指示”、“政策”之类可与之相提并论么？这只有我们伟大、光荣、正确、英明的党中央、毛主席才能绣制这样的红旗呀！我们更深地体会到当义务兵保卫翻身成果，保卫党中央、毛主席是多么地骄傲，多么地光荣！我们营房中最多最大的 “一切光荣归于党和毛主席！”的标语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东北的老乡真好。冬天，他们总要我们住炕头，我们自然不会同意。他们就再烧炕，直到炕头、炕尾温度差不多了才不再争论炕头、炕尾的问题。我们住下后和离开前，都要为老乡劈柴、担水、打扫，更不用说闲暇时间了。他们常常拿来花生、水果给我们吃。不吃，他们很不高兴：　　

“以后不欢迎替我们做事……”　　

晚上住下，从张作霖、杨靖宇、黄继光到蒋介石、李承晚、艾森豪威尔，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无不在话题之中。有时，还要说说大东北的“三大宝”“三大怪”之类。有的说“人参貂皮乌拉草”，有的说“高粱大豆‘金帅’好”（辽宁到处盛产“金帅”苹果）；有的说“窗纸糊在窗户外，养个孩子吊起来，18岁的姑娘叼个大烟袋”……当他们要求我们各人说说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时，现场已经听到轻微的鼾声了。　　

有时，我们离住过的老乡家时间长了，他们还会到我们营房来看望，要我们去作客。我们再次执行任务住到那儿时，掏心窝、暖心肠的知心话儿从头说。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我们的军队就是生活在人民群众这温暖的亲如家人的汪洋大海中！　　

    在令人心驰神往的三面红旗到处飘扬的激情岁月里，我们的部队和人民公社社员一起唱歌，一起呼号，一起使劲，一起流汗，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一起溶化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团结和谐稳定的奋斗中……

【附几首小诗　　

深  翻　　

　 　

越了一山又一山，　　

山山歌声连片：　　

深翻，深翻------　　

今日洒下汗水，　　

明年献我金谷万担！　　

“深翻”，是大跃进中广大农民按照“农业八字宪法”为改变农田土层结构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1958年11月20日　星期四于邗屯  　　

　 　

　 　

歌  声　　

　 　

在这里——我们的施工现场，　　

歌声，像一股股喷涌的泉水，　　

倾泻出革命战士对祖国的无限深情。　　

　 　

在这里——我们的施工现场，　　

歌声，像一阵阵和煦的春风，　　

扫荡疲倦，鼓起争上游的干劲。　　

　1958年11月23日　星期日 于水库工地　　

　 　

问  答　　

　 　

漫天风沙，　　

树倒地塌，　　

战士格外勇猛苦干，　　

要在这里筑成水库大坝；　　

要让这里稻米飘香，　　

要让水库蹦鱼跳虾！　　

你问“为什么不休假？”　　

“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总路线在战士心中开花！”　　

　1958年12月12日　 于水库工地　　

　 　

　 　

　 　

炼  钢　　

　 　

高炉遍地开花，青烟滚滚，　　

红光冲天，钢水沸腾-----　　

高炉旁，奔忙着齐天的人影，　　

钢水，决心，正将“1070”铸成！　　

注：“1070”万吨，指当年党中央提出要完成的钢铁生产的指标。　　

　 　

钢  诗　　

　 　

钢水汩汩流淌, 　　

诗在心中酝酿。　　

一炉钢水一炉诗，　　

大笔一挥诗十行！　　

     　1958年12月25日　】　　

　 　

　1957年9月22日　，0139部队指挥连的整风开始了。我参加了指导员苑同信召开的“积极分子”会议（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成了连长、指导员心中的“红人”——到连队几个月，我从未到他们那里去过一次。到连队不久，连长就找我： “夏永Yú同志，你快写份入党报告，我介绍！”）。会上，他说：　　

“右派分子借帮党整风的名义，攻击党，要党下台，至少‘轮流坐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反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你们都是积极分子，要站稳立场，坚决斗争，一心一意跟党和毛主席走，现在是考验你们的时候……保卫党和毛主席，保卫新中国的时候到了！同志们立功的时候到了！”　　

他要求到会的同志在整风中立场鲜明，态度积极；实事实说，方法要灵活，要“对着干”。　　

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高尔基有一篇抒情散文诗《海燕》。我要做海燕。海燕是不怕狂风暴雨的。在狂风暴雨到来之前，它就准备好了。准备和狂风暴雨搏斗，冲破滔天的黑浪，勇敢而矫健地飞向晴空，接受太阳的祝福吧！坚决保卫党和毛主席！打倒右派！”　　

指导员在带领全连同志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和当时党在农村的若干政策后，又读了《人民日报》　6月8日　社论《这是为什么？》，要我们用大字报，辩论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帮党整风”。他提出的第一个论题是：　　

“现在农民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我第一个发言：“农民的生活水平当然是现在高，说农民的生活水平现在比单干时降低是胡说，是在攻击党和毛主席，是右派言论，我们坚决反对！”　　

我心中的“农村”是自己的家乡，“农民”则是我翻了身的父母。我见指导员点了点头，心里踏实了。会场沉默片刻后，内蒙籍的陈世贵同志慢慢地缓缓地站了起来：　　

“我不同意。我们家乡农民的生活水平就不如单干那几年好。今年一场自然灾害，收成只有去年的一半。我父亲来信说：‘今年得了一场病，已借了50多元债，过冬的口粮还成问题。’你说我家的生活水平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一位热河籍的白玉堂同志马上表示坚决支持。　　

大家窃窃私语。　　

我刚为自己的发言暗自庆幸——指导员点头了。可是，会场上却很快分成了基本上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包括刘安邦同志在内，大多数支持陈世贵同志。陈世贵同志的话却也让我信服：他说的他家乡、他家庭的情况应该是事实，我也知道我的家乡、我的邻居中也有他说的那种情况呀。　　

指导员只限定一个笼统的“现在农民”，而中国农村大，农民多。即使同一时间、同一地方的农村的农民的生活水平也不尽相同，即使同一农民，彼时彼地和此时此地的情况也有变化。指导员让我们讨论、辩论脱离了特定时空中具体对象的诸如此类没有统一理解的论题——外延和内涵都没有界定——，哪里会有统一的或近似的结论？！除了形成混乱、增加分歧外，还能得到什么呢？　　

看来指导员也是领了指示来指导这场运动的。他坚决支持我的言论。可是，我已经感到尴尬、后悔了：我带了一个什么样的头？此时此地，我的家乡能代表全连同志的家乡？我的父母能代表全连同志的父母？从此，我不再发言。即使发言，也很少，而且含糊、低调。但是，我和陈世贵等同志却成了“对立面”，即“两面旗子”。指导员组织力量，终于把陈世贵等同志压下去了，而我的愧疚、惶惑却升上来了。　　

　1957年4月27日　《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说：“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工作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又特别强调：“目前党的任务，除了进行整风学习，提高党内思想认识、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外，还要在实际生活中完全保持和发扬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并且着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使领导者同群众打成一片，使人民内部的关系面貌一新，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爷架子，大大减少。”　　

指示的最后说：“这次整风运动，应该首先从县级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党的组织以及大的厂矿和大专学校的党的组织开始，并且首先应该从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开始。”　　

这个“指示”的第三节论述了整风的原则和目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可是，运动并未“首先”在“党内”，在县、团以上，从“检查领导干部”开始。“原则”和“目的”似乎也不知去向了。　　

到了　九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已经总结出在若干城市的企业中“创造”的六条“模范的事例”。接着为企业“组织讨论”列出五个“主要题目”：　　

“（1）新旧社会的比较，工人阶级在新旧社会的地位和生活的比较，工人阶级怎样在全体人民中尽到领导责任的问题；　　

（2）个人和集体、个人和国家的关系；　　

（3）改善生活和发展生产的关系；　　

（4）自由和纪律、民主和集中的关系；　　

（5）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　　

又指示说：“企业的技术人员和职员应该参加上述问题的讨论，此外，他们还应该辩论党能否领导企业，能否领导科学技术，知识分子是否应该同工农结合，发展技术是否可以不问政治等等问题。”我们可爱天真的“企业技术人员和职员”以及其他同志和朋友，对“此外”中的两个“能否”、两个“是否”并未理解呀！这上了宪法的神圣的“问题”可以“辩论”吗？　　

到了　1957年9月23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指出，“全民的整风运动”，“是一个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目前的全民性的大辩论，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　　

“党始终坚持：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彻底改造，必须逐步工人阶级化。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绝对不容动摇。党的各项基本政策，例如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合作化政策，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绝对不容动摇。……党并且指出，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条件之一是资产阶级接受我们的方针，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否则就会转化为敌我矛盾。”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整风运动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　　

“对于敌人，要进行坚决的斗争，要用揭露、孤立和分化的方法，有的还要用惩办和镇压的方法。”　　

“右派分子一般是剥削阶级出身的。”　　

“这次反右派斗争，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范围内进行。……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是分属于不同的阶级的，但是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多数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所受的教育也是资产阶级式的。所以，为方便起见，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说。”　　

“为方便起见，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说”的知识分子，是应该永远感谢总设计师的，虽然他今天已经将知识分子编入工人阶级（即使不再掌握国家的全部生产资料——但宪法上仍然是领导阶级、“主人翁”——事实上的“打工阶级”）的一部分。　　

对整风开展后的四个多月，总书记总结了“中央方针的正确性”的最后一点是：“运动证明了：……实行大鸣大放大争，摆事实，讲道理，出大字报，开座谈会和辩论会，这是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梦想的。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也是教育和团结群众对敌人进行斗争的方法。大鸣大放，放一把火烧敌人，也烧自己的缺点，这两者都是我们所要求的。事实证明：不敢实行大鸣大放，怕出乱子，不相信多数群众的觉悟程度，不相信群众的智能和力量，这种右倾观点是非常有害的，并且已经为事实所驳倒了。”　　

邓小平在报告的“关于工人阶级”的部分，还特别指出：“在职工中实行大鸣大放，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字报形式简便，生动活泼，引人注意，便于发动群众；批评领导人员和工人群众中的缺点，提出各种合理化建议，明确尖锐，有声有色。无论工厂或者机关学校，都可以把大字报逐步变成经常的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　　

几十年来，我们看到了、想到了总设计师的教导，今天重温，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呀！　　

在整风的日子里，在公开场合，我还死要面子，（也必须按照指导员的要求）坚持第一次发言的言论。有些人，特别是我的知心战友刘安邦对我很有意见。我告诉他，实事实说，你怎么想就怎么说。我的观点已经有了变化，同你也许没有根本的不同：这么大的中国，东南西北中，这么多的农民，张王李赵刘，生活水平怎么能同时都提高了或都下降了？有些地方还在单干——即使“单干”，也是解放后的翻身农民在“单干”呀，谈不上过去、“现在”呀。把一个千头万绪、复杂多变的问题绞缠在一起，却要人们给出非此即彼的答案，也许连命题者本身，即使煞费苦心也回答不清呀。如果着眼从总体和趋向上来考察农民生活水平升降的问题，也许大家还容易达成比较一致的结论。　　

他抓住我同他私下谈心的内容，添油加醋，结合论辩中其他同志提供给他的“炮弹”——说我想入党，“装积极”，而怂恿、撺掇他“放”、我来“收”等内容，写了我一张大字报：《□□□是一只金质的大马桶》。指责我会上会下、人前人后说得不一样，是两面派，是投机分子，是奥楚篾洛夫——是一只装满了臭屎的金光闪耀的大马桶！苑同信指导员马上找我：“你俩好过头了，也就坏瘫了。我们知道真相，你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不要背包袱。”指导员在会上公开批评有人借题发挥，居心不良。　　

但是，我了解刘安邦同志。他家住兴化城里，父亲逝世后家庭更困难。还有弟妹，只靠母亲做点女红等维持生活。他家同农业、农村、农民不搭界，但说到群众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他本能地反感。他思路敏捷，嫉恶如仇，但好冲动，缺乏冷静思考，好走极端；他后面也簇拥着一批拥护者，特别是几位即将退伍、还未“解决组织问题”的同志，急切地“鼓励”他“枪打出头鸟”，其实也是指桑骂槐。　　

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我理解他。因此，我在默默地忍受了若干时日后，还是主动地同他和好。对我的谅解，他很感动（他也被指导员找去谈过话了）。从此，我们的战友情谊更深更牢。这种情谊化解成我们几十年来的相互思念，相互关切，相互鼓励。这情谊成了我们生命的重要的一部分。　　

　 　

整风反右运动在连队怎样收场，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了。只记得指导员说过，军队系统也查出了少数右派分子，但是，在连队，战士是穿军装的工农，中央有规定：在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中，一概不提反右派斗争的口号，不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对战士，主要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组织有领导的辩论。因此，在连队，整风反右不了了之，也就没有生产出“右派”或“左派”的品牌产品。　　

“中央有规定：在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中，一概不提反右派斗争的口号，不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那么，在“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之外呢？　　

“整风反右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今我被洗脑得如“变成蝴蝶的庄周吟唱的那样：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岸渚崖之间，不辨牛马。”幸好，当年苑同信指导员读过的《这是为什么？》还在！　　

　 　

【附  　　

这是为什么？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因为　5月25日　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的候，发表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就有人写了匿名来信恐吓他。这封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　谭惕吾　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　谭　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竟发生这样的事件，它的意义十分严重。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卢郁文在　5月25日　的发言中讲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一是告诉人们不要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说国务院开会时应该有事先准备好的文件，以便讨论，免得像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一样每天争吵，议而不决，不能说就是形式主义，就是不让大家讨论；三是说他自己同共产党员相处得很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如果有些人和党员中间有了墙和沟，应该“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四是说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可以辩驳，这种辩驳不能认为是报复打击；五是对党外人士如何实现有职有权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具体意见。我们和许多读者一样不能不问：发表这样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见，为什么就是“为虎作伥”，“无耻之尤”？为什么要“及早回头”，否则就“不会饶恕你”？
　　把卢郁文的发言说成“为虎作伥”，共产党当然就是写信者们心目中的“老虎”了。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战的时候，的确和老虎一样勇猛，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它畏俱，屈服。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共产党却是最好的朋友：它帮助人民推翻了压在人民身上的反革命势力，帮助人民收回了土地、工厂等生产资料，使人民摆脱了剥削阶级的残酷压榨，把自己的历史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正朝着人民富裕、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最广大的人民从来没有像在共产党领导的时代这样充满光明的希望和生活的乐趣。共产党也犯过错误，也有缺点，共产党的整风运动要整掉这些错误和缺点。一切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抱有善意的人们，都在积极地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以便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样的时候，却有人把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言论称为“无耻之尤”，“为虎作伥”，把共产党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这种人的政治面目，难道还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么？这些人警告卢郁文“及早回头”，请想想他们所说的，究竟是向什么地方“回头”？当然，这些人在另外的地方，口头上也会说他们怎样才是真正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云云。但是，难道还能相信对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如此仇视的人们，是在那里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在那里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么？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革命的老前辈　何香凝　先生说得好：“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她指出，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在全国一切进行整风运动的地方，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风运动使共产党孤立，想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孤立，结果真正孤立的却是他们自己。在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少数右派分子像卢郁文所说，还想利用辱骂，威胁，装出“公正”的态度来压制人们的言论，甚至采取写恐吓信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真理吗？
　　非常明显，尽管有人叫共产党“下台”，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些决不会使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发生任何动摇。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而人民群众也仍然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些威胁和辱骂，只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人民日报》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　）】　　

　 　

我常常想，人和人之间，特别是革命同志之间的大度，宽容是十分重要、十分宝贵的。人的感情有时是很脆弱、很敏锐、很饥渴的，而温柔的真挚的呵护、宽恕，理解、谅解，是化解矛盾、医治心病的灵丹妙药！让革命大家庭的成员之间常常沟通，多点了解，多点理解，多点谅解，从而把误解、曲解，化解成为共同事业奋斗的力量，该有多好啊！　　

我　1959年4月20日　于镇江的日记中写道：“据说，江北有家乡的汽车在等着我们哩！我和安邦在此告别。他们兴化的同志就上船了。和他会餐：一瓶汽水！”　　

　1959年5月6日　，我的永宏兄从大队取回一封兴化的来信，对我说：“这大概是你把被子换给他的那人写的。”原来，我们在部队常常请附近的老乡洗涤被子，有些老乡把我们被子中的棉絮常常撕扯得所剩无几。分别时，我坚持把被子送给他，他不干，就换给他了。退伍后，他干起了同部队近似的专业——在南京长江大桥二处测量队工作，还常常到我就读的南京师范学院看望我，从经济上支持我。　　

　 　

风雨过后总是艳阳天，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　　

　 　

身在军营身不由己，按照头儿的意思行为，也只能言不由衷啊！这使我思考了不少人生哲理。整风，使我清醒了一些：把自己的脑袋、信念、良知、眼睛，长在别人的肩膀上可不是一件好事。论辩中，我常常沉思默想，有时如泥塑木雕一般。　　

我认识到自己各方面水平都太低了。一次论辩中，有同志检讨说别人先进自己落后，这种情况永远不会改变。有同志同意他的观点，并进一步发挥说：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不会有先进和落后存在。我接着说：“先进、落后的情况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转化，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有先进和落后存在，只是表现形式……”其时，我正读着《矛盾论》，对“矛盾”问题一知半解。还未说完，兴化老乡D同志就当头一棒：“你反动！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先进，没有落后。你在污蔑共产主义社会！你这种人还想入党呢！”（我们排有两位D。一位胖大个儿，右眼角边有颗黑痣，人称“胖D”；一位猴一样地瘦，脸有天花装点，人称“猴D”。此时说话的是“猴D”）我知道自己说得没错，可是被他“棒喝”后，张口结舌，无以言对。在场的连长坚决支持我的言论，并引申说：人们的思想认识、理论水平，并不像我们在操场上按口令齐步走能够整齐一致，“夏永‘Yú’”在理论上肯定是说得通的；不过共产主义社会的事，留给我们的儿孙去做结论吧！他把大家都说笑了。还有一次，我在黑板上写着“将军本色是诗人……赢得光荣归党国 ……”还是这位“猴D”，他看到“党国”一词，立即大叫：“你反动！只有国民党才把中国叫‘党国’。你在为国民党宣传！”我也不客气地反问：“你脑子里有几个‘党’？你认为新中国还是国民党的‘国’？”我的反诘，呛得他目瞪口呆，黄眼珠子闪闪发光，满脸的麻点子都瞬息充血。事实上，我写的是郭沫若发表在《诗刊》上赠陈毅同志的诗句。我想，如果有人追究，抬出郭沫若，奈我何？　　

　1958年2月5日　，炮兵指挥连测地排只有黄成美和我两人被0139部队授予技术能手称号。这可是师一级的奖励呀。　　

事实上，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业务尖子：实际操作上，在用对数按公式套算时，不只在0139部队，在□□军也是一流的。但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理论上一知半解，大多数一窍不通。兴化的某些老乡本来就对我当选技术能手存有诸多不满，从某种渠道听到我的某些“谬论和危险”，又看到我有时对他们的“批评帮助”不屑一顾，便结成同盟对我“负责”。其中以两位D同志为最。他们又利用“嫡老乡”刘安邦同我在若干时日里的矛盾，恣意扩大、引申，抓住他们认为的“问题”对我进行“同志间的批评帮助”。不理睬他们，他们大跳，指责我“用沉默抵制”批评；予以解释说明，又是“不虚心接受批评”；如果反驳“对刺”，则又成为“态度粗暴，对抗批评”！当时，不论那种情况，他们都要向上回报自己对我进行“批评帮助”的成绩。　　

我们连有一个特点，同志间、上下级间发生问题、矛盾，谁回报得快，谁有理；谁向领导那儿跑得勤，套近乎，谁就是好同志，谁就是靠拢组织，谁就是进步（“猴D”不久即便提升为下士副班长）。　　

我认为，在是非、黑白，真假、善恶、美丑前面，领导应该有明确、果断的态度。排长陈绍良，班长邓泽声应该了解全部情况，但是没有看到他们表态，我对他们很不满意。一次，忍无可忍，我同邓泽声班长大吵一场（他退伍前告诉我：“面对此情此景，我也无可奈何。”）。　　

我们的陈绍良排长，湖南人，很诚实、很善良（头脑好像有点毛病，一天到晚，似乎都在否定什么——他的头总摇个不停）。对我很器重，想培养——那时，他不断地布置我做事。一会儿要我绘图，一会儿让我出差，我却高兴不起来。起初还好。后来，能推则推，能拖则拖，或者虚与委蛇。记得一次他要我把军里的一份指挥计划复写一下，催了多次，我却拖了一个多月还未动手——培养，就是让多做事，在做事中锻炼、考察。我似乎也隐隐约约地懂得。排长批评我，我则回敬：“叫你的心肝宝贝去做吧！”　　

大约1958年秋天，师作战科的一位参谋又要我根据他提供的材料绘制一份炮兵阵地图，我当作儿戏一样地置之一旁，实在无法推脱，才应付了事。（我本来就是红绿色盲，无意间又把“红军”、“绿军”的颜色颠倒标绘了）我隐约地感觉到，这是对我的一次测试，决不能“出色”地完成——此前几天，听说要抽调士兵进炮校。心想：千万别让我去——我只想完成兵役义务，不想进军官学校！我要回家上学哩，而我所处的具体环境早已使我心灰意懒了。　　

那时，人际间为什么会如此剑拔弩张呢？而伤害的都是自己的同志呀。整风，到底整出了什么？从此，我对任何人、任何事不再盲从，而要问一问：“为了谁？为了什么？”对某些固定的习惯性的行为模式也常常逆向思考。　　

在进行纪律教育时，指导员说：“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他说，一位将军在检阅部队后同战士座谈时，问一位战士：　　

“你认为军人最重要的品德是什么？”　　

那位战士大声回答：“服从命令听指挥！”　　

将军又问：“服从谁的命令，听谁指挥？”　　

“班长！”战士又大声回答。　　

将军非常满意这一回答，并大加赞扬，说：“军人嘛，就是讲服从。战士服从班长，班长服从排长，排长服从连长……全军服从总司令！”　　

指导员的这一堂课，我听得很认真，而且坚信不移。　　

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静静的顿河》、《保卫斯大林格勒的人们》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作品中众多的人物形象启发我：每一个人都首先属于他自己：自己的信念，自己的良知、自己的眼睛。因此，我认为，指导员提倡“服从”得有一个前提：“为了谁？为了什么？”　　

指导员的“服从”，在敌我交战的战场上也许完全适用，但是，在处理内部关系、军民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等方面，就不能不完全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在部队的所有条令条例中，都正确地突出了服从命令听指挥、“铁的纪律”、“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的规定，但是，却极少强调宗旨，信念，正义、公平，人的主观能动性，却有把人培养成“驯服工具”、“会说话的枪支”的倾向。对独立的思考、独特的见解，是排斥、歧视的，更不用说对待不同意见、反对意见和“异端邪说”了。　　

那时我想，保尔·柯察金得了伤寒，被报告死亡而从部队的花名册中删除后，是“服从”了谁又去找团省委，坚决要求上前线的？黄继光是“服从”了谁而去用身体堵住美国鬼子的机枪射口的？董存瑞是“服从”了谁而以身体作支架托起炸药包的？“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冲啊！”“为了新中国，为了毛泽东，冲啊！”这些，都是共产党的宗旨，战士的信念，社会的正义、公平，都是战士作为人的主观能动性，为了“站在绝大多数人民一边”而产生的无与伦比的牺牲精神和崇高行为呀！　　

任何军队也没有被“武士道”精神驯化、奴化、强化的日本军队更能忠于职守，更愿效忠天皇，更有所谓“纪律性”。在　1941年12月7日　的“珍珠港事件”中，“神风队员”驾驶装满炸弹、火药的战机冲向美国军舰而葬身火海，但是，最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是土崩瓦解、完全彻底地完蛋了吗？而且作为日本帝国的永远的耻辱被世界人民唾弃。为什么呢？由于他们“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卖命，归根结底是为了“一部分人”（又主要地为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集团，特别是为其决策者），因此，他们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他们也不会“创造性地”自觉地能动地为正义和信念献身；而“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苏联红军战士争着、抢着身缠炸药包躺到德国法西斯匪军坦克前进的道路上，和敌人同归于尽以及黄继光、董存瑞们的英雄壮举了……这些，超越了纪律，“服从”！　　

对指导员的“服从班长”论，结合自己的想法，我曾和一位战友讨论过：我们“服从班长”应该有个条件，即了解班长，班长又必须是正确的。正确的标准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即党章和宪法的规定。如果班长为了少数人谋私而损害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甚至带领我们叛变投敌，有人却祭起“服从”和“纪律”的旗号，难道我们也必须跟他跑、跟他干吗？　　

我的“谬论和危险”曾使一些人紧张和忙乎了好一阵子。我的这种思路伴随我和我的事业直到今天，也总不知悔改，虽然也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干部退休证”，但是仍然忘不了我退休前所在单位的一位搞政工的头子曾经挖苦，揶揄，警告，气怄我的话：“只要Gcd在，你就当不到干部！”　　

“知子莫如父”，同样，知我莫如我。如果我能够如父亲多次教育我与头子们“不强调”（的本意），如果父亲在我参军时同意唐玉刚指导员让我参加中国共产党，如果我对许多大是大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装聋作哑或表示沉默，如果我在名利前“稍微勇敢一些”，即使“当仁不让”……也许我就不是今天的我了。　　

我像人一样地活了一生。我没有违心地说过一句话，我没有违心地做过一件事，我没有为私利向任何一个人送过一次礼。今生无悔。如果能够再活一次，我还会如此。　　

在部队三年多的实践，促使我不断拷问自己：“我到底懂得了什么？我的想法对吗？”　　

我要学习。我要读书！　　

　 　

有一位大哲人说过：“最有害的，就是自以为我们总还懂得一点什么……”　　

我又想到一篇叫《寒号虫》的寓言：五台山上有一种叫寒号虫的鸟，它有四条腿，一对肉翅膀，但不能飞翔。它的粪便就是中医药里的“五灵脂”。在盛夏时，它浑身的羽毛色彩灿烂，于是它自鸣得意地高叫：“凤凰也不如我美丽！”但是，到了数九寒天，它的羽毛脱落罄尽，非常难看，就像一只小雏鸡。它只能伤心地自我解嘲说：“得过且过！”　　

一个有志青年，应该珍惜每一个机会，不断充实、完善自己。如果浑浑噩噩、稀里糊涂、自以为是，还要刚愎自用、洋洋自得、自我炫耀，这就有点像寒号虫了。在不短的日子里，我就做了寒号虫。但是，我同寒号虫不同的是，我的脑袋，信念，良知，眼睛长在自己的肩膀上……　　

在退伍前，排长陈绍良和指导员苑同信都分别找我，希望我留下继续干。我说：“要我留下我一定安心，如果让我退伍我也一定愉快。”接着，又动员我到内蒙古阿尔山大森林去，我坚决地表示：如果组织决定，我坚决服从；如果是征求意见，我坚决要求回家！　　

于是，我退伍了。　　

在辽宁省锦县的新甸子给家里写了最后一封信：　　

　 　

祖母，父母并兄嫂：　　

胜利地光荣地结束了“我是一个兵“的生活，我被批准退出现役了！　　

还有一个小时，我就要坐上回江苏的火车，回故乡、回到你们身边了！在三年多的现役中，我没有给党和毛主席丢脸，没有给家乡、给你们丢脸！我自以为还是一个好兵。欢迎我吧，祝福我一路平安吧——我日夜想念的敬爱的祖母，父母以及兄嫂，弟妹！　　

大约20日以后不久就可以到大丰了。　　

欢迎我吧，祝福我一路平安吧！　　

                   　　

                        永儒上　　

             　1959年4月17日　 东北　　

　 　

　1959年4月21日　，我回到阔别三年多的故乡大丰，结束了“我是一个兵”的义务，开始了新的生活。　　

　 　

　 　

请文中提到的首长和战友以及你们的后代与我联系，让我们一起回忆“一切光荣归于党和毛主席”，令人心驰神往的为人民服务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们的师长符必久 　　

政委程克廉　　

　 　

联系邮箱：[email protected]　　

QQ：775744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