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和尚比“念经”，有口无心的总要让位置

近年来，越来越多社会基层的案件在中国发生，例如贵州的习水案、浙江的丽水案、重庆买处案和最近湖北巴东案。这清楚地呈现出中国社会令人忧虑的两大发展趋势，首先是基层官员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准灰暗面令人吃惊，不得不让人感觉到四处蔓延着一种大面积的制度性的道德腐败。这些现象表明中国基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表明民与权之间、民与钱之间的对立。政府本来应该提供社会安全这种公共产品的。如果政府官员的行为、权力的运行本身让人感到不安全，还有什么比这种由政府本身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更可怕的呢？至少，这比丛林法则更无安全。在丛林法则下，个体之间况且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互相竞争。但在政治权利和资本的结合下，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的生存空间就荡然无存了。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社会信任正处于一种解体状态。在中国，社会不信任已经盛行多年，并且表现和深入到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人与人之间、家庭成员之间、民与官之间、官员之间、政府上下级之间等等。在传统的话语里，这是一种“礼崩乐坏”的状态失去对法律的信任，在所有社会信任关系中最可怕，最恐惧的莫过于社会对法律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法律是任何一个社会运行的框架，但当法律不被社会信任的时候，各种各样的爆利就会泛滥起来。
就是说，法律起作用的前提是信任。在民与官、民与钱之间没有一点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就起不上任何作用。法律是任何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个底线，并且往往是穷者和弱者需要法律的保护。如果不相信法律，那么穷者、弱者怎么来保护自己呢？如果他们相信法律俨然成为了富者和强者的工具，那么他们要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呢？暴力就是这样产生的。浙江杭州的富家子弟飚车撞死浙江大学的学生，肇事人激起了多么大的民愤！但假如是一个出租车超速行驶撞死了人，那么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中国的很多社会群体中，莫名其妙的一个“恨”字正在泛滥开来。人们心中有“恨”，但往往不知道向谁去发泄。因此一旦出现任何一个机会，“恨”就很容易也很自然爆发出来。
杨家案件很典型。在这个案件中，警察其实也是受害者，但为什么民心都是在杨家身上呢？湖北邓玉娇这个案子里，为什么没有人去同情死者呢？所有这些案例里可见民愤已经积累到很大的一个程度。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已经超越了法律本身。很显然，当法律失去保护弱者的作用时，愤怒就会泛滥，而愤怒会进一步削弱法律的价值。这种恶性循环的情况非常让人担忧。长此以往，一个“恨”字就会越来越凸显，就会失去社会的稳定乃至安全。　　

权利和金钱结合，凌辱、期压底层的弱者，这些年来，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社会底层是最大的受害者。社会作为一个集体毫无保护，社会中的个体更没有得到保护在这样的情况，社会的自卫不可避免。这种情形持续久了，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暴力返抗。再者，这种暴力往往是自发的尤其是在被迫之下的自发，所以也往往是不可预期的和不可控的。国家须重建社会共同体无论是社会信任的丧失还是继之而来的社会暴力，都是社会解体的结果。这30多年来，随着高速经济发展，中国社会最醒目的一个现象就是社会的解体。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的共同体首先开始解体。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流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造成人口的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在全世界范围内，农村的衰败都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根据西方的经验，在这种不可避免的衰败发生的同时，国家应该花大力气来重建社会共同体。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共同体崩馈了，就要求重建公民共同体。
     在西方，这个共同体主要是通过“公民权”的建设来完成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人口流动，国家就出来保证公民权，就是政府提供的各种社会保障和服务。
     此外，政府之外也容许和鼓励公民社会如非政府组织的出现，社会通过各种各样的自愿组织来得到重建。就是说，在西方社会的重建是政府和社会各自努力和合作努力的结果　　

西方民主是为了遏制资本主义
     在西方重建社会的过程中，政府是站在社会这一边的，目标是消除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对社会共同体产生的恶性影响。资本的目标是要催毁所有的共同体，把所有的东西变成资本，变成资本过程的一部分。
     这里，西方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就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民主体质就是要遏制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和民主等同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西方社会从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或者带有福利性质的资本主义，这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逻辑。资本的唯一本性就是利润，它是不会考虑到社会效应的。
     西方的这个转型是社会改革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国家的资本和社会形成了妥协，因此转型较为和平。但也有很多国家，这种转型是通过长期的工人阶集运动和其他形式的社会运动而完成的。
     在亚洲也是如此。日本的自民党一直是以保护农民的利益著称的，到今天还保持着这个正治局面。日本社会没有解体和政府保护分不开，同时社会的支持也是日本自民党能够长期执正的主要因素。
     新加坡政府更为典型。政府一直以来是个“亲商”的政府。中国的“亲商”概念就是从新加坡引入的。为了发展经济，新加坡政府一直非常注重资本和市场的作用。但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忽视社会共同体的建设。在“亲商”和重视资本作用的同时，新加坡政府从一开始就花大力气发展出一整套能够保护社会的机制，包括“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社会保障、就业、教育政策等等。在每次经济危机来临之时，政府首先想到的也是如何保障社会。社会的支持是任何政党长期执政的主要原因。　　

最大危险是权利和资本走在一起
     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社会共同体的解体。问题在于，在原来的社会共同体解体之后，就必须重建。但中国并没有这样做。当西方新自由主义来到中国之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社会领域，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这些领域都是政府应当担负责任的公共服务领域，但可惜的是，在中国这些领域都通过不同的方式让给了市场和各种形式的资本。
     在农村，情况最为糟糕。流出农村的农民到了城市之后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保护。从法律上说，农民工是中国公民，但他们既不能享受城市居民般的公民权，也没有为他们发展出另外的公民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不被容许组织起来。处于个体的他们在权利和资本面前显得毫无希望。
     在以往，西方学者常说中国政治是集权主义。但现在中国的危险在于权利和资本走到了一起，并且在很多场合，权利是为资本服务的。这种结合比单纯的资本的力量要大很多，比单纯的正治极权的力量也要大得多，可以把此称为资本集权主义。
     在政治集权主义时代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如上所说，政府和人民之间有一种隐性契约，只给你很低的工资，但是也要提供给你一套保障和福利制度，尽管这种保障也只是低水平的。但在资本极权主义的情形下，没有任何契约关系。这个社会里，个体都是原子化的，没有组织的，一旦发生冲突，就只能诉诸爆力。
     这些年国内社会所发生的所有这样那样的恶性事情，大都和社会解体有关。如果不能正视社会解体，那么社会群体之间的公开对立和冲突将变得不可避免。
     中国所面临的选择并不多，要么任其自然，让社会冲突甚至爆力冲突发生，要么通过改革达到各社会阶层的大和解。遏制社会冲突和社会大和解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如何应付社会解体之后的社会冲突？这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在化解冲突过程，强调法制和法治并没有错，但光强调法制或者法治可能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在没有任何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已经失去了效用。
     最重要的是加快建设有助于社会共同体重建的社会制度度。在这方面，尽管中国可以走自己的路，但不管怎样的路径，也避免不了全体人民可以共享的公民权的建设。
     本世纪开始的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无疑是公民权的主要组成部门。社会改革尽管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议程，但这些年的进展并不顺利。虽然政府努力不少，但既得利益之间很难达成妥协，更不用说是既得利益和人民之间的妥协了。
     从各个方面来看，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改革与社会冲突赛跑的阶段。如果政府不能努力促成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大妥协，那么社会的激进化就会接踵而至。　　

当法律失去保护弱者的作用时，愤怒就会泛滥，而愤怒会进一步削弱法律的价值。这种恶性循环的情况非常让人担忧。长此以往，一个“恨”字就会越来越凸显，就会失去社会的稳定乃至安全。　　

但在目前，对GCD执政能力最大的潜在威胁来自私有化。根据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不需要GCD掌权，也不可能允许GCD长期执政。正像资产阶级掌权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以公有制为基础一样，GCD掌权的国家也不可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从长远来看，由于私有化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生产关系，推进私有化对GCD执政地位产生最致命的威胁。
苏联和东欧的实践表明，GCD下台必然意味着重建私有制；历史还将证明，无论以什么名义，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推进私有化必然导致GCD最终丧失执政地位。如果其他问题可以经过GCD本身的努力得到解决的话，例如历史上的各种党内外教育运动加强了GCD的战斗力，那么，私有化则是一条不归路，一旦在这条路走下去，GCD本身无论怎样努力，都难以扭转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从GCD的利益出发，维护公有制应该被当作维护其执政地位的不可逾越的底线，而推进私有化无疑于促使GCD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迅跑。可以说，私有化是世界为数不多仍在执政的GCD所能采取的最不明智的举动。
一、为什么推进私有化将导致GCD丧失政权
首先，推进私有化摧毁GCD执政的理论基础和根本宗旨。
《GCD宣言》指出：“GCD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在中国，GCD执政的重要目标是领导人民实现国家富强、祖国统一、人民富裕，但严格说来，这并不是区别GCD和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无论中国还是国外，几乎所有执政和在野政党都认同国家富强、祖国统一、人民富裕的目标，包括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它们无不宣称自己为国家、民族利益服务，无不宣称自己是领导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佳人选。GCD与所有这些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仅主张实现这些目标，而且主张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实现这些目标，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消除万恶之源，使人民真正摆脱奴役地位，在实现国家富强的同时，使劳动人民成为财富和国家的主人。一句话，GCD与其他任何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GCD主张消灭私有制。
消灭私有制就是建立公有制经济的过程，而建立和完善公有制经济是现代人类历史的创举。创造性的工作意味着没有现成的道路好走，因此总是充满了艰难险阻和巨大挑战。中国GCD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掌握了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什么形式的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具体步骤如何，需要建立怎样的相应机制等等，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而且只能通过不断探索和试验，在实践中逐步完成，因此，中国GCDZF从不排斥改革创新，事实上，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过程就是一部不断改革创新的历史。但是，无论进行怎样的经济调整和改革，对GCD来说，消灭私有制应该是一个不能动摇的大方向。如果一个执政的GCD非但不大力建立和扩大非私有制经济，不断完善新生的公有制经济，朝着最终消灭私有制的方向努力，反而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甚至通过种种方式，动摇甚至挖掉已经建立起来的公有制基础，导致已经基本上消失的私有制死灰复燃，甚至逐渐占据国家经济的主导地位，这个党事实上已经放弃了自己的理论基础，背离了自己的根本宗旨，把自己混同于剥削阶级政党。
中国GCD的最高纲领是建成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而不管最高纲领还是最低纲领都要求消灭剥削制度即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这个建党的初衷体现在“一大”党纲中，也体现在随后的党章中。新中国的建立和随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历程，见证了GCD是一个言行一致、光明磊落的政党，它忠诚实践自己的纲领，兑现自己的庄严承诺，长期得到中国大多数人的信任和支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GCD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中犯过错误，出现过失误，但并没有动摇广大人民对党的信念，因为党的宗旨没有改变，错误和失误是在实现自己宗旨的过程中出现的，而这个宗旨是得到广大人民普遍认可的。
但是，如果GCDZF推进私有化，情况就会完全不同。这表明GCD中途转轨，放弃自己建党初衷和宗旨，扭转了长期以来以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昭示天下的传统形象。更严重的是，失去了公有制这个安身立命之本，GCD不得不把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但是，与公有制这个磐石相比，市场经济犹如起伏不定的江海。历史常识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不可能只有涨潮没有退潮，只有繁荣没有衰退，无论经济增长多么出色，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低潮。综观世界，由于经济波动导致执政党下台和ZF更替的事例司空见惯。在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人民有权要求一个搞不好经济的ZF下台，包括那些未必对经济困难负有直接责任、但却碰巧在位的执政党。因此，对GCD来说，把经济增长当作自己安身立命之本，无疑于把执政的命运押在了变换不定的事物上，极大增加了自己未来地位的不确定性。
设想一下，中国经济发展出现波动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GCD继续坚持公有制，保持自身的先进性，经济发展即使遇到暂时困难，仍然不大可能动摇它的执政地位，因为GCD在所有制问题上兑现了对人民的承诺，只要人民仍然支持公有制，GCD的领导作用就是不可替代的，它仍然有机会领导国家重振经济，例如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相反，如果GCD推行私有化，把自己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经济发展或者“实现小康社会”上，经济一旦出现较大波动，人民生活一旦出现较大困难，对GCD执政将带来毁灭性打击，因为这表明它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承诺。到那时，GCD又有什么理由不允许其他政党竞争上台，如果后者宣称自己更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小康”？
亚洲四小龙和我国其他周边国家的实践表明，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甚至实现一定程度的经济赶超，并不必然需要在GCD领导下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在发展经济或者说“实现小康”方面，GCD执政并不是不可替代的。但是，在公有制条件下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执政者则非GCD莫属，因为唯有GCD不但主张发展生产力，而且主张消灭私有制，在公有制为基础上解放生产力；不但主张增加社会财富，而且主张全社会共同富裕，平等分享社会财富；不但主张“实现小康”，而且主张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用“小康社会”代替“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任何执政党都可以把前者当作自己的目标，而惟有GCD执政才会把后者当作自己的目标。）

第二，推进私有化从根本上动摇GCD执政的阶级基础。
《中国GCD章程》指出：“中国GCD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GCD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改变了工人阶级作为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奴隶的地位，夺回了本来属于他们的劳动果实，随后，通过建立公有制，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变成了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者。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是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GCDZF代表工人阶级掌握和管理生产资料，其他不掌握或者只拥有少量生产资料的阶级即使长期存在，也根本不能对GCD执政地位形成实质性挑战。作为代表工人阶级这个国家主人的先锋队，GCD执掌国家政权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推进私有化意味着鼓励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一方面催生出新生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导致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重新沦为在市场上出卖劳力的群体，其中一些人甚至变成朝不保夕的“弱势群体”。随着工人阶级丧失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他们由国家的统治阶级变成了被统治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GCD继续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地位实际上相当于1949年以前的革命时期，即代表不掌握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而它的使命应该是领导工农群众夺取政权，把生产资料掌握在自己手里。但目前吊诡之处在于，在现实中，GCD仍然处于执政地位，只不过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已经不是统治阶级了。这种极度矛盾的错位状况不可能持久存在，它不符合我们所有已知的历史逻辑。　　

随着私有化的深入，随着大量国有企业改制，不但新工人几乎全部以雇佣劳动者的身份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且许多国有企业的职工也沦为雇佣劳动者。马克思基本原理说，雇佣劳动者在市场经济下的确获得了“自由”，也就是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只不过，即使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公平价格，他们在劳动场所的命运也只有被榨取剩余劳动一途。无论在市场还是在工厂，资本永远处于强势地位，这是一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铁律。
私有企业的壮大必然造就一个越来越强大的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从自己拥有的企业/商业的工人身上不断获取利润，积累财富，随着财富增长，他们必然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努力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力，以便保卫自己的利益。市场化和私有化越深入，资本家阶级掌握的财富越多，他们寻求政治主导权的愿望就会越强烈，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实力也会更强大。从长远来看，如果私有化方向不变，总有一天，资产阶级会形成自己的政治代表，谋求与他们的经济实力相当的政治权力，直到最终掌握国家政权，名正言顺地按照他们面貌改造整个中国。GCD如果不想变成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它在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面前就会越来越无招架之力，被迫下台只是迟早的问题。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推进私有制、进而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关系的过程，就是GCD亲手造就自己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过程。
有人提出，GCD可以驾驭资产阶级。但问题在于，究竟是GCD驾御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驾御GCD，不取决于GCD本身的愿望或者意志，而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指望依靠意志力量维护自己执政地位不过是一厢情愿。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思想、教育等非物质力量作用有限，因为批判的武器永远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自己所代表的阶级丧失了生产资料，甚至变成了“弱势群体”，连GCDZF的正常运做都越来越依靠资产阶级纳税，GCD又能依靠什么来驾驭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呢？在不少地方，“能人”即有钱人已经取代了GCD，公然、合法地成了地方经济或村民致富的所谓带头人，致使群众开始把富裕的希望从GCD身上转到了这些富人身上，以前指望和依靠GCD，而现在则不得不指望和依靠有钱人。在某种意义上，这相当于事实上向富人出让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同时把群众推向资产阶级怀抱。
资产阶级并不真正支持GCD，也永远不会支持一个真正的GCD。在目前GCD仍然执政的情况下，他们表现出来的服从不过是生存之道，他们在等待自己的成熟，也在等待GCD本身的演变。只要私有化大方向不变，时间就在他们一边。一旦势力壮大，时机成熟，他们必然自立门户，或者寻求政治代理人，或者公开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参与政治，与他们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同类一样主导国家政治，根据资本家的利益制定保护资产阶级法权的法律和秩序。
面对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和日益衰落的工人阶级，GCD很可能不得不悄然改变自己的立场，用某些貌似中性、实则暧昧的提法，模糊GCD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阶级性，淡化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目标，力图通过改变自己，向有产者/资本家阶级靠拢，获得他们的拥戴和支持。“三个代表”（即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提出，正是在现实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压力下，GCD谋求政党转型的一个初步表现。事实上，GCD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从建立之初开始，从来就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提出“三个代表”，实际上是向“全民党”转型的一种暗示，而接受资本家入党等具体实践，正好暴露和验证了这种提法的真实意图。只要允许资本家入党，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便会蜕化为业主/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而所谓“全民党”充其量不过是资产阶级政党的过渡形式罢了。
所以，不要说GCD变成“全民党”已经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即使中国GCD真想成为一个全民党，打算代表相互对立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在实践中也是根本行不通的，尤其在阶级分野日益分明的今天。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GCD不但抛弃自己代表的无产阶级，脱离其他劳动大众，同时，除非心甘情愿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否则，也会在被利用之后遭到日益渴望政权的资产阶级抛弃，最终陷入孤家寡人境地。
第三，推进私有化极大削弱GCDZF的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
在“国退民进”（实质上是“公退私进”）过程中，维持ZF职能的经济来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GCD不能不越来越依靠来自私有企业的税收过日子。这种经济依赖性必然改变GCD的依靠力量和服务对象，从根本上限制了GCD执政的效率和行动能力。这个问题越往基层越明显。目前，全国县级以下国有企业几乎消失殆尽，私有企业成为所谓“利税大户”，没有这些企业纳税，地方ZF甚至不能保持正常运转。这就把把GCD基层政权逼进了一个死角，私有企业成了GCDZF的衣食父母，除了依靠他们之外别无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地方ZF开始媚富、傍大款，直到官商勾结，沆瀣一气。事实表明，一旦丧失了公有经济的支撑，一旦私有企业变成ZF收入的基本来源，官商勾结具有必然性，不这样做反而是不正常的。
按照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ZF必然被要求向纳税户提供相应的服务，于是，“为纳税人服务”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ZF话语中，大有取代GCD“为人民服务”这个传统口号的势头。说到底，正是由于私有化的发展，使新兴资本家阶级变成了所谓纳税大户，给了他们要求GCDZF为自己服务的权利。
不仅ZF税收要依靠资本家，而且地方经济发展也要依靠资本家，资本家阶级从而获得了要求ZF为自己服务的双重资格。越来越依靠资本家阶级的GCDZF，不能不与广大劳动人民形成对立，这在发生劳资冲突的时候尤其明显。这时，本应代表工人阶级的一些GCD基层ZF，出于自身生存和地方经济的考虑，生怕伤害了资本的利益，因此常常不惜牺牲劳动者利益来“维护良好的投资环境”，为资本家利润积累创造条件。的确，假如各级ZF自己不掌握生产资料，如果不依靠有产者投资和组织生产，又能依靠什么来“繁荣”当地经济呢。
这种利益关系大大损害了GCD的组织和行动能力，尤其在地方，私有化迫使GCDZF越来越依靠私人资本，结果，一些地方ZF不再完全服从中央，在发生矛盾或冲突的时候，其决策和行为越来越摇摆于两端之间：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指示，还是满足当地“纳税大户”的需要？是服从全国大局，还是地方利益为先？衡量的天平越来越向地方资本势力倾斜，导致中央政令不通，上传下达渠道阻塞，GCD令行禁止的非凡行动能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管不了地方的现象愈演愈烈。GCD越来越说到做不到，即使有心杀敌，也难免无力回天。
GCD历来以高超的组织能力和办事能力著称。但这些年来，中央ZF心想事成的记录可以说越来越糟，基本是想什么，偏偏做不到什么。说要“共同富裕”，实际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说要在20世纪末消灭贫困，实际上不但目标没有实现，贫困问题反而变成了社会痼疾；说要反腐倡廉，实际上腐败之风越刮越盛，甚至不少地方的干部前腐后继，成片烂掉；说要搞好生态环境，实际上环境治理投资不少而成效甚微，滥用资源和破坏生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说要保持社会稳定，实际上“群体事件”呈增长趋势，刑事案件频繁发生，自杀死亡数字惊人，矿难死伤人数排到了世界前列，社会安全感大大下降；等等。其他一系列问题，例如官员大吃大喝、请客送礼、偷税漏税、各种违规操作、吸毒贩毒、嫖娼卖淫、赌博、卷土重来的传染病、失学、失医、造假、圈钱等百姓关心和痛恨的问题，中央三令五申，多次提出要加以根治，实际上没有一个得到彻底解决。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社会丑恶现象，现在几乎无一不能在中国找到，更为严重的是，这些现象在人们眼中慢慢成了“正常现象”，成了社会生活的“天然”组成部分。这说明，中国ZF越来越把中国视同于其他社会，而人民也无可奈何地越来越不指望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了。
的确，与亚非拉美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目前，除了GDP增长较快这种数量差别之外，以及除了GCD执政的ZF之外，中国在经济社会体制上与它们已经没有明显差别，而且，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长期严重滞后，不要说与发达国家相比，即使与某些同等经济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教育、医疗、全民文化等领域也已经丧失了任何优越性。中国越来越像一个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资本主义国家。
为什么GCD领导的ZF会说到做不到？一个解释是，如果中国ZF真心想要实现某些目标，凭借GCD的传统强项，即强有力的组织和行动能力，它是不难做到的。但在现实中，许多应该解决的问题的确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来越积重难返。很难把这种现象完全归因于GCD有意放纵不管、任其发展。真相在于，GCD的办事能力已经大大减弱，在一些情况下，它非不为，实不能也。
导致GCD治理效力降低的元凶就是私有化。一方面，私有化导致产生两个决策中心，除了GCDZF这个公开的决策中心，还有掌握财富和生产资料者这个潜在的决策中心，后者对前者形成越来越严重的制约，对其行动能力发挥严重掣肘作用，往往使党的决策不了了之或者功亏一篑。另一方面，私有化从根本上破坏了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推进私有化把劳动者变成打工仔，他们直接听命于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的雇主，这与公有制条件下的工作性质完全不同。对群众而言，ZF既然不能提供就业，保住饭碗当然比响应党或ZF的号召更重要。这就使GCD与劳动群众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对群众的号召力也必然越来越低。
动员和组织群众本来是GCD的优良传统和力量所在。如果不能依靠和组织广大群众，GCD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会组织涣散，行动不力。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法律法规多么健全，法制建设多么完善，并不能真正增强GCD的执政能力。这一点，看看我们近年来的实践，再看看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ZF在治理国家上的无能或低效，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第四，推进私有化彻底颠覆GCD执政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
GCD的意识形态就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相对立。GCD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表现为：劳动创造价值而不是资本创造价值；剥削有罪；造反有理；一切劳动果实归劳动者所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进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反对以个人私利为核心的价值观，提倡大公无私的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树立社会主义信念，把个人融入集体和国家社会主义事业中；提倡团结友爱、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光明磊落、勤俭节约；批判和摈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旧观念旧思想；党的干部和党员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等等。
GCD意识形态的核心在于“为公”，立党为公是GCD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这个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来源于GCD的信仰和奋斗目标，即消灭私有制，建立人人平等、没有剥削的社会。在毛主席领导下，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GCD身体力行，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行动的准绳，具体体现了这种精神，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爱戴。GCD执政后，通过建立公有制生产关系，不但兑现了对人民的诺言，而且使GCD的意识形态拥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理论上说，公有制体现的是人民的共同利益，维护公有制等于维护个人利益，因此，极大限制了集团/个人争夺私利的范围和激烈程度。正是在公有制的土壤上，舍己为人、助人为乐、利他主义等社会理想，得以从个别人的道德饯行，上升到指导社会行为的普遍准则，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和日常言行。事实上，这种意识形态和道德标准体现了人类对美好事物的普遍向往，但只有在公有制条件下，它们才具有了从理想变为现实的可能性。
但是，推进私有化使社会的阶级和利益结构发生急剧变动，私有经济的不断扩大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形成巨大冲击，使私有观念随私有产权一道卷土重来，重新开始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众所周知，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通行丛林法则，崇尚所谓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是私利，温情脉脉面纱掩盖的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随着私有产权的建立和扩大，价值观重新被颠倒过来。由于GCD的意识形态与提倡个人发家致富的私有制社会格格不入，推进私有化把GCD推向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在意识形态上丧失了过去一贯的光明磊落，既不肯放弃GCD和社会主义这面旗帜，又不能与资产阶级决裂，于是腰杆不直，说话不硬，底气不足，甚至言不由衷，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挑战面前开始溃不成军。由于GCD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与私有经济的现实格格不入，为了不致显得过于迂腐甚至荒谬，GCD不得不“与时俱进”，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妥协，寄希望于不知不觉间完成意识形态的转向。
例如，GCD主张消灭剥削，而推进私有化实际上以鼓励剥削为前提，剥削非但无罪，而且有功，而反抗剥削反倒可能被戴上破坏“先进生产力”的罪名。GCD主张逐步消灭阶级，主张人人平等，但私有化不但必然产生阶级分化，而且导致两极化愈演愈烈。当工人失去工作、打工者拿不到报酬、许多人不得温饱、而有产者财源滚滚、富人穷奢极欲的时候，人人平等只能沦为笑谈。GCD主张劳动光荣，而私有化使劳动者重新成为为他人创造剩余价值的工具，对那些超时工作的“血汗工厂”工人或任何打工者来说，劳动光荣又从何谈起。在这种情况下，提倡大公无私、无私奉献对劳动者有害，对资本家也未必有益。总之，GCD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根本不适用私有制社会，因此才会日渐衰微、气息奄奄，逐渐从社会主流变成了支流。
再如，GCD历来要求GCD员尤其党的干部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但如果这样做的后果无非造就出一批穷奢极欲的富豪以及日益卑微化的劳动大众，坚持党员干部操守的意义又在那里？在利己主义被奉为社会信条的时代，对干部实行脱离群众的高薪根本不可能养廉，因为日复一日地面对资本家阶级的巨大财富和奢侈生活方式，党员干部不甘下风的攀比心理必然膨胀，手中的权力很容易变成权钱交易的筹码，这样，保持清廉尚且不易，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更是难上加难，这种要求实际上不再具有普遍可行性，变成了对个别“圣人”而不是对广大党员干部的要求。普通党员同样面临进退两难的问题，例如，在私企工作的党员，应该怎样做才符合党章的要求，是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与资本家斗争，组织起来，夺回劳动果实，推翻剥削制度，还是响应ZF推动“民营/私有企业”发展的号召，老老实实作资本家的驯服劳动工具？当党员们兢兢业业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时候，如何体现GCD的价值体系，如何发挥GCD先锋队作用？总之，推进私有化使GCD难以理直气壮地宣传自己的价值观，更难以把以往的雷锋、王进喜、甚至改革中的许振超这类工农兵模范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学习楷模，保持党员先进性实在是无从谈起。
随着私有经济日益强大，大众传媒不再主要是GCD/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喉舌，而越来越变成了资本/资本家阶级的工具。在金钱运做下，许多传媒大肆宣扬剥削阶级价值观，大树特树资本主义社会备受推崇的个人发财致富和所谓企业家(实为资本家)精神，让他们成为社会效仿的榜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随着私有化的推进日益深入人心，而GCD的意识形态由于缺乏公有制的支持，自己推进私有化的行动否定了自己的宣传，因而越来越丧失公信力，丧失人民的信任，越来越像是一种虚假宣传。
总之，这些年来，我们目睹了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全面思想混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几近崩溃，社会道德大幅度沦落，金钱在普遍的信仰危机中上升为个人成就的核心标志。在丧失了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目标和社会理想的情况下，民族主义被当作凝聚社会人心的粘合剂。然而，诉诸民族主义是各式各样其他政党的拿手好戏，其极端形式表现为民族压迫甚至种族灭绝。GCD的本质特征恰恰在于它坚持阶级学说，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把民族解放和国家发展置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前提下。如果沦落到惟有祭起民族主义旗帜的地步，GCD与其他政党的区别也就不存在了。

第五，推进私有化从根本上否定GCD的历史，最终导致否定GCD自身。
与历史上任何革命不同，中国GCD领导的革命不仅仅是改朝换代，用一个剥削制度代替另一个剥削制度，而是从根本上推翻剥削制度，建立没有剥削的崭新社会。产生剥削的根本原因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即私有制，因此，所谓推翻剥削制度，说的就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在这个基础上消灭剥削，实现按劳分配，走共同富裕道路，建立民主平等自由的社会主义。这是GCD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带领中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基础。
GCD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得到人民拥护，得到仁人志士的追随，能够由弱到强，打败所有强大的敌人，直到夺取全国政权，正是由于它的这个宗旨具有前所未有的强大吸引力，它提出的推翻剥削制度、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和当家作主的理想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而GCD执政的新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的政权，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
中国GCD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它是否在口头上宣称代表人民，因为任何政党为了争取选票都会这样声称，而在于GCD能够通过建立和发展公有制，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阶级产生的土壤，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真正代表人民掌权的执政党。任何剥削阶级政党都做不到这一点。
推进私有化则完全否定GCD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进而否定中国GCD本身的历史。
推进私有化等于全盘否定GCD领导的中国革命。旧社会各种丑恶现象丛生，许多有志之士当年怀着改天换地、建立新中国的愿望，加入到GCD队伍中，无数优秀党员和赞成党的事业的仁人志士为中国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直至生命。然而，推进私有化导致旧病复发，原来已经灭迹或基本消除的社会恶疾再次泛滥，“旧社会”现象重现，例如，少数人家财万贯，许多人不得温饱；有权有势者耀武扬威，“弱势群体”低三下四；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社会上笑贫不笑娼；等等。面对这种情况，GCD恐怕难以理直气壮地批判旧社会，从而难以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革命历史的正确性。试想，如果推翻一个私有制，最后不过证明是用另一个私有制取而代之，革命带来的变化只不过是各阶级成员的调整，那么，GCD领导的革命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就不存在本质区别，而GCD坚苦卓绝的斗争历史，也无非是利用人民的支持打江山、坐江山的历史，这样，人民又有什么特殊理由一定要拥护GCD继续执政呢？
推行私有化不仅否定GCD的革命历史，而且否定GCD的建设历史。GCD执政后逐步建立起公有制，成功地从源头上消灭了旧社会丑恶现象。建国初期，公有制不占主导地位，各种所有制并存，私有经济力量相对较强。但是，由于这种状况导致两极分化重新抬头，旧社会现象出现故态复萌苗头，此外，私有企业与新生的公有经济以及GCD领导的ZF不断出现摩擦甚至冲突，为了维护新生的革命政权和年轻的社会主义事业，维护革命的成果，GCD领导人民开展了以建立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奠定了公有制基础，创造了建国后前30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奇迹。推进私有化则反其道而行之：农村小农经济的复归基本上否定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国有企业让位给私有企业基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各个经济领域基本上否定了国有化措施；打破“铁饭碗”基本上否定了有保障的全民就业；各行各业的产业化/商业化基本上否定了原有的社会服务体系和教育体系；等等。一句话，推进私有化使整个社会重新化公为私，这实际上全盘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合理性，否定了围绕生产关系变革的各种运动和措施的合理性，也否定了GCD建国后前30年的基本方针路线，客观上把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定位于一场历史性错误。
如果消灭私有制、巩固和扩大公有制不再被认为是正确的宗旨和实践，而推进私有化反倒是正确的，那么，在建党80多年历史中，除了推进私有化的改革年代，GCD三分之二以上的革命和建设历史就不能不是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的错误实践。显然，推进私有化必然导致GCD用自己的行动否定自己的历史，这也难怪这些年来翻案之风盛行，从否定建国以来各种运动，到质疑建国初期的抗美援朝，甚至建国之前GCD领导的革命本身。从发展私有经济的观点看来，GCD领导推翻私有制的革命实无必要，建国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更属于瞎折腾，早知今日，何必当初，GCD大部分历史中的所作所为无非使历史走上弯路，耽搁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由此可见，推进私有化割裂党的历史，通过否定GCD的基本宗旨，改写了GCD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否定了自己的历史，也就等于否定了自己，不知不觉地把自己放到了历史罪人的位置上。如果GCD在自己大部分历史中执行错误路线，那么，对这样一个历史不光彩、在根本原则上摇摆不定、见异思迁的政党，人们自然有权质疑它当前执政的合法性，甚至质疑它取得政权的合法性。这是推进私有化不可避免的政治恶果。　　

二、GCD演变的几种可能性

综上所述，私有化是对GCD执政地位最严峻、最致命的威胁，因为它摧毁GCD执政的理论基础和根本宗旨，动摇GCD执政的阶级基础，削弱GCDZF的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颠覆GCD执政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从根本上否定GCD的历史，导致否定GCD自身，使GCD难以实现长治久安。
公有制不是GCD执政的充分条件，正如苏东波所表明的，它并不能保证GCD不丧失政权。维持GCD政权还需要一系列其他重要条件。但是，公有制是GCD执政的必要条件。推进私有化，即通过“国退民进”（读为“公退私进”）重建私有制，结果只能是破坏GCD执政的必要条件，让GCD最终丧失政权。
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GCD面临以下几种演变可能性：
一种是名存实亡。私有化过程中，少部分人掌握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资产阶级日益壮大，当他们手中的财富积聚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组成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在执政问题上与GCD进行较量。由于不再掌握生产资料，GCD力量大为削弱，不足以与掌握生产资料、羽翼丰满的资产阶级政党抗衡，因而，GCD或者被非法化，禁止参加政治，从而完全转入地下；或者作为合法存在的在野党苟延残喘，成为资产阶级政党游戏中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丧失了战斗力和重新执政的希望。
另一种是名改实亡。GCD内有些人可能希望GCD逐渐演变为例如社会民主党，即资产阶级政党中主要代表所谓中产阶级的分支。如果能够成功转型，GCD改名为社会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党，原有的GCD也就不复存在了。即使如此，这个党在与大资产阶级政党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很可能长期处于下风。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结构导致两极分化严重，中间阶层不发达，社会将在较长时期呈现金字塔结构，GCD变成社会民主党之后恐怕也难以名实相符。同时，GCD领导层如果有这种打算，这种转变很可能不会顺利，有可能以GCD分裂告终。
第三种是名亡实亡。在日益强大的资本/买办软硬兼施的压力下，GCD本身演变成大资本代言人，变成资产阶级政党，具体步骤是不断修改党章，改变党的组成，把越来越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拉进党内，从而改变党的性质，最后改变GCD的名称，完成蜕变转型，变成代表中国最有势力的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政党，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GCD垮台符合谁的利益？符合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西方国家利益，符合国内被推翻和正在重新崛起的剥削阶级的利益，特别是符合国内新兴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假如不幸出现这样的结局，尽管可能给中国社会带来动荡、分裂和其他一系列恶果，导致历史大倒退，但中国可能依然是中国，它拥有5千年的历史，未来也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GCD执政的历史，带领人民奋斗进取、建设社会主义的辉煌时代却结束了。
GCD执政和公有制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两个基本支柱，两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共同支撑社会主义大厦。失去了公有制这个支柱，必然导致动摇GCD执政这个支柱，最终导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遇历史性重大挫折。中国社会主义的失败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悲剧，也是全球社会主义事业的悲剧。
当然，GCD面前还有一条利党利民利国的选择，那就是重新回到公有制轨道上来。经过这些年上下其手、摧枯拉朽式的“公退私进”，目前中国的私有经济已经相当强大，重建公有制困难重重。但亡羊补牢，尤为未晚。在涉及GCD生死存亡、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上，来不得彷徨犹豫，不允许知难而退。尽管回旋余地越来越小，但是，凭借中国GCD依然拥有的权力和其他资源，只要下定决心，发扬GCD的光荣传统，全心全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也许仍然有可能克服障碍，重新建立公有制的基础和主导地位，从而避免GCD下台、国家拉美化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