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没有某权威人士“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

毛主席没有某权威人士“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　　

思 恩　　

某些人不负责任地指控毛泽东主席说：“毛泽东同志……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越来越多”。“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

权威人士一贯把坚持实事求是挂在嘴上。他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他对毛主席的上述评价符合事实吗？！据我们掌握的事实，权威人士的上述说法，不符合以下三个最顽强的事实：　　

第一个最顽强的事实：毛主席是一个没有“家长制或家长作风”权威的“家长”！　　

1958年“大跃进”，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和权威人士，特别是刘少奇，一门心思大刮“浮夸风”、“共产风”和鼓吹穷过渡，毛主席规劝批评他们说：　　

“太冒进了，二三年时间太短，赶不上人家会嘲笑你［1958年7月2日，刘少奇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人座谈时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的。”　　

王任重和其他人向毛泽东汇报说，天津朋兴乡有一块试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听后摇摇头说：“我才不信呢。”　　

“我种过地，亩产十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你们［天津新立庄］骗不了我。”　　

“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　　

“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指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　　

“我们有些同志［指刘少奇］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11l—112，着重号系引者加）　　

“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1958年11月21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着重号系引者加）　　

“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毛泽东这里讲的“你”、“人家”、“别人”是指刘少奇。“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系指1956年发生的反冒进。见吴冷西：《忆毛主席》11］”　　

“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着重号系引者加）　　

“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他又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用赎买政策，我们怎么可以无偿占有人民的劳动成果呢？”（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行为。”（毛泽东 1959年2月28日对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批语，着重号系引者加）　　

“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关于密植问题，他指出：“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他清醒地认识到“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　　

“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1960年12月30日，《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　　

……　　

正是因为刘少奇和权威人士等人一意孤行，一门心思大刮“浮夸风”、“共产风”和鼓吹穷过渡，毛泽东同志才苦口婆心地说了那么多！但是，由于刘少奇等人对毛泽东的规劝和批评置若罔闻，处在“家长”地位的毛泽东无可奈何地说：“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从以上事实中，谁能够找得出来毛泽东主席的“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的影子呢？！又有谁能够找得出来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的影子呢？！从以上事实中，我们只能看到毛泽东主席是遵守党的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的典范！　　

22年之后，权威人士设计指责毛泽东主席有“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破坏了”“民主集中”和“集体领导”，导致“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了”。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看，对毛泽东主席来说，权威人士设计指责的这些问题距离实事求是的原则太遥远：权威人士设计出来的毛主席的“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因为在大跃进中，刘少奇和权威人士根本不把毛主席这个“家长”放在眼里，毛泽东主席的“家长制或家长作风”根本没有权威！难道权威人士能够说，他和刘少奇等人在大跃进中根本不服从“家长”毛主席的领导、根本不听毛主席的规劝和批评，大刮“浮夸风”、“共产风”和鼓吹穷过渡，是毛主席的“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造成的吗？！由此可见，所谓毛泽东的“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等等，纯粹是权威人士设计制造出来的又一个假冒伪劣产品！　　

权威人士为了推卸他和刘少奇特别是刘少奇在“大跃进”中大刮“浮夸风”、“共产风”和鼓吹穷过渡，“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所造成的严重错误甚至饿死人的罪责，竟然可以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说什么“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难道刘少奇和总设计师象毛主席那样批评和规劝他们那样规劝过毛主席、毛主席象刘少奇和权威人士那样根本不听吗？！如果有此事，权威人士早就为自己评功摆好树碑立传了！　　

真正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了”，“民主集中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的根本原因，恰恰是刘少奇和权威人士拒不执行党的决议而图谋另搞一套。而且，刘少奇另搞一套由来已久！！！早在1953年，刘少奇就背着党中央主席毛泽东以中央名义发文件！！！！！毛主席批评刘少奇说：“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毛选5—80，着重号系引者加）刘少奇和权威人士在“大跃进”中大刮“浮夸风”、“共产风”和鼓吹穷过渡、拒不执行武昌会议精神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只是他们热衷于预先演练“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的众多实例中的一例而已！因此，破坏民主集中和集体领导、导致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不正常等等的责任，完全应该由刘少奇和权威人士等人来承担！！！！！　　

第二个最顽强的事实：“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讨论通过的。　　

关于这个最顽强的事实，有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1966年5月16日讨论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为凭证。　　

因此，不是权威人士设计的毛主席“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权威人士总设计师从来没有说过他在1966年5月16日反对进行“文化大革命”；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发现权威人士总设计师在1966年5月16日反对进行“文化大革命”。所以，可以充分断定：权威人士总设计师是举手赞成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如果总设计师在1966年是反对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那末，他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绝对会以“先知”的口气炫耀他在1966年就已经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他在当时是坚决反对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大英雄！！！！！　　

也许人们会辩解说，权威人士迫于毛泽东的巨大政治压力，不得不举手赞成进行“文化大革命”。那末，请问：刘少奇和权威人士等人因在“大跃进”中大刮“浮夸风”、“共产风”和鼓吹穷过渡，毛泽东多次批评他们，他们可以充耳不闻，难道说毛泽东的巨大政治压力，在1958年对刘少奇和权威人士等人没有作用，而只是在1966年有作用？！或者说在1958年，毛泽东对刘少奇和权威人士等人没有巨大的政治压力，在1966年，毛泽东对刘少奇和权威人士等人有巨大的政治压力！无论如何，这是讲不通的！如果一定要说刘少奇和权威人士等人在1966年5月16日被迫不得不举手同意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话，那末，一定是因为他们犯了严重错误而非常被动！　　

第三个最顽强的事实：总设计师真正具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　　

权威人士深恶痛绝地指责毛泽东主席说：“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照此说来，权威人士是绝对不会紧步毛泽东的后尘，去“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的。但事实恰恰相反，权威人士才是真正名副其实地具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的人！　　

谁都知道，权威人士曾经三次明目张胆地以封建制的家长自居，大摆家长威风，釆用他曾经诬称毛主席“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选择”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　　

第一次：权威人士釆用他曾经诬称毛主席“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将与他具有共同思想、为他在反对和否定毛泽东、从“英明领袖”华国锋的手中夺取党政军大权的活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干将胡耀邦“选择”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当由于胡耀邦和党内外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物沆瀣一气，造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成灾，发生了1986年底的学潮的时候，权威人士被迫不得不忍痛割爱，迫使心腹爱将胡耀邦极不情愿地含泪提请辞职。　　

第二次：在胡耀邦离职而去的同时，权威人士又一次釆用他曾经诬称毛主席“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将为他在反对和否定毛泽东、从“英明领袖”华国锋的手中夺取党政军大权的活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赵紫阳“选择”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由于权威人士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主张发展“私营经济”即“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分”（十三大报告）而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了经济基础，导致党内外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物1989年4月以悼念胡耀邦之死为借口，制造了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动乱，而被权威人士选中的总书记赵紫阳竟然在幕后进行阴谋活动，支持动乱、分裂党，最终发生流血事件。权威人士养痈成患，面对企图借助动乱要从他手中夺权的得意门生赵紫阳，他又一次不得不被迫忍痛割爱，挥泪将曾经是他的心腹爱将赵紫阳斩落马下！从权威人士极力主张发展“私营经济”即“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为政治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了经济基础的角度看，赵紫阳被撤职查办，除了因支持动乱、分裂党而罪有应得之外，实际上还有作为替罪羊代权威人士承担罪过的因素！　　

第三次：在罢黜赵紫阳的同时，权威人士再一次釆用他曾经诬称毛主席“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选择”江泽民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　　

不仅如此！已经退休两年半之后的权威人士，仍然舍不得放弃他的“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在职时以家长自居、大摆家长威风的毒瘾又一次大发作，驱使他自我复出，未经党中央允许，私自进行名不正言不顺的“南巡”，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从发表的“谈话”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明白地看出，内容相当混杂，在这里，我们只指出权威人士“谈话”中的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权威人士在理论上自己为自己盖棺论定：他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一窍不通！——胡诌违背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中国人公认的本质概念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马克思主义赖以建立的一个重要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明确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以联合劳动为基础的公有制；权威人士标新立异信口开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编造违背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中国人公认的本质概念的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明确告诉我们，判断姓资的标准是雇佣劳动和资本，判断姓社的标准是联合劳动和公有制；权威人士标新立异胡编乱造说，“姓‘资’还是姓‘社’的……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另一方面，对江泽民等人放慢了发展“私营经济”即“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的速度，表示很不满意！——“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现在还不放心啊！”

综上所述，权威人士所说的毛主席的“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与权威人士的“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比较起来，毛主席的“家长制”，只能算是子虚乌有！换句话说，权威人士所说的毛主席的“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与权威人士的“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比较起来，毛主席的“做法”，实在不值得一提！　　

权威人士自己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诬称毛主席有“家长制或家长作风”。　　

权威人士和刘少奇等人历来“不容易听进”毛主席“不同的意见”，背着毛主席发文件，不向毛主席汇报工作等等，权威人士却反诬说毛主席“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　　

权威人士自己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搞独立王国，造成“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他却颠倒是非诬陷说这是毛主席造成的。　　

权威人士利用手中权力给毛主席戴上“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的帽子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诬蔑毛主席，另一方面是为了掩人耳目，以便于自己大搞“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　　

这就是权威人士经常挂在嘴边的“实事求是”！　　

                                                           2009. 6. 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