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华文化，再简单谈谈“井田制”

“自古文人皆文匪”是破口大骂，辱骂之外不求真实。【brightred】曾经提的观点是“尊孔已经没有实际价值。批孔也是无稽之谈。然而恢复孔子的真实原貌意义重大，对中华文化、以及中国是否走回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道路而言都很关键。”

老田说【从中华文化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中华文化，在今天反而成为一个独特的角度，应该说这是所谓“现代新儒家”三代人前赴后继努力的结果】，对持——“历史上孔子本人的一切如何挖掘评价是文学家考古学家们的事。”——这样态度的新版打倒孔家店们，老田的话值得一看。今日由非孔而入中华文化劣等，再入非毛，已经是一个显然的文化事件，要求孔子的学说对今日的败相负责，跟“精英”们把一切改革的乱象归因文革余孽没有肃清，是一个水平。　　

老田和韩德强的文章，对中华文化作了相当深刻和客观的分析。列目录于下，可以用标题搜索看。　　

《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流变（修订版全文）》　　

《对中华文化的核心主张“仁义道德”进行重新解读》　　

《<红楼梦>——中华文化的故事演绎》　　

《重新解读中国与欧洲的历史过程》　　

《秦始皇建立的到底是“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　　

《中国3000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社会风气是如何改变的》　　

《对中华文化的核心主张“仁义道德”进行重新解读》　　

《从民族崛起视角解读新中国历史》　　

《在中华文化自身的视野里重新解读<老子>》　　

《毛泽东思想是对中国数千年治国智慧的完善》　　

《韩德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韩德强：过年、祭祀与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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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先生提出了宏观的视角。今天谈谈夏商周为什么没有农民起义。　　

夏商周三代，“宪法”规定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　　

《世本》记载【黄帝见百物，始穿井】，又说【化益作井】，即伯益作井；《说文》里解释“井”说：【八家一井，象构韩形，瓮之象也。古者伯益初作井。】——也就是说，是大禹的左右手伯益第一次设计了基本的土地制度“井田制”，是社会主义主义性质的土地制度，特征是均产、合作。夏、商、周三代，“井田制”的具体实施是有差别的，后文细说。　　

疑古派胡适写《井田辨》，观点是战国以前从未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因此“井田制”是没有的。疑古派高超的逻辑，不打算细辩。　　

老田在《在中华文化自身的视野里重新解读<老子>》提出，读明白老子要放到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推而广之，诸子莫不如此。《吕氏春秋》就观察到一个问题，就是历史事件一旦流传久远，就会“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各种说法都有，又不能不讲清楚是非，唯一的办法是“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按今天的说法就是根据唯物主义原理进行分析。

《周礼》传说是周公所作，按孔子的说法是“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显然，囊括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周礼》，由于其细致和深谋远虑，不是闭门造车可以做出来的。大部分只能来继承自殷商故制。孟子给滕文公的强国方案是井田制，其叙述与《周礼》基本一致，显然也不可能是孟子杜撰一个理想模型就拿去推广，那时候“先王之典”的地位比今日的“发明创造”地位高得多，很适合那个基本技术基本不换的时代。

井田制有八家一井+公田和九夫一井无公田两个系统。孟子提出的是八家一井+公田，这个系统显然比九夫一井的社会主义成分高得多，公田的收成是国家的农业税，没有公田，国家必然对全部土地征税。

农业税税也分两种方式征收，税率是九分之一（或十分之一）。一种是以每年收成按固定税率交实物农业税，叫做“助”或者“彻”[1]；一种是以多年的平均收成按固定税率交实物农业税，叫做“贡”。显然，两者的多年税收总量是一致的，但后者大大简化的管理，毛病在于【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就是丰年按固定税率应该多收农业税而没有收，歉收的年头按固定税率应该少收农业税却多收了，实际是国家没有起到平衡物价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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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论语》：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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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说法是可以理解的，夏朝的地盘小，国家公务员的力量显然不够，最简便的方法便是年年收一样数量的农业税；到了商周，国家发挥平衡物价的职能，增加公务员的负担每年核实收成再决定收多少农业税。——老田提出精辟的社会管理观点，就是高的道德水平减少社会运行成本，儒家的道德教化就是长治久安的不二之选。〖虽然真儒家不见得欣赏法家思想，但是头脑清醒的真法家必定是真儒家。而根据唐代以“卫道者”自居的韩愈的说法“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认定儒家学者讽刺墨家，乃是没有搞清楚问题的本质。〗——显然，商周的办法需要公务员的道德水平高，因为实在容易“被腐败”。由此可以看出“礼治”对于大周王朝的实用价值了。

“井田制”的土地所有权是属于国家的，随时可以进行再分配，不允许土地买卖，这实际上杜绝了流民的产生，这就是夏商周没有农民起义的经济原因。　　

“井田制”实际上是完整是生产建设兵团，再把《“自古文人皆文匪”没有阶级分析》中的表格列于下：　　

根据《周礼》可以得到“井田制”中的地域、水利和民兵，也就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　　

军民政教基本建制　　

今日仍然保留的语言“背井离乡”，显然出自《周礼》，意思就是一个人从自己的生产小队“井”出来，走出“相保”之谊的“比”、“相爱”之谊的“闾”、“相葬”之谊的“族”、“相救”之谊的“党”、“相賙”即互相救济之谊的“州”、“相宾”之谊的“乡”，最后进入没有任何情谊的陌生外乡，只能靠自己一个人的本事在远方流浪。　　

《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寒浞造反杀了夏相，夏相的遗腹子少康，逃奔有虞，“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就是有方十里的地盘，五百人的常备军。与此比较，《孔子世家》楚令尹子西说“且楚之祖封於周，号为子男五十里。”根据《左传》的记载，可以明确夏朝实行井田制是确实的，少康的常备军并不对他的经济造成多大的负担。　　

“井田制”的建制把农田基本建设、农田水利建设和军队建设统一！诸侯的“下士”收入与一个“上农夫”相当，军队是民兵组成，“城乡收入差”为1：1。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夏商周的农民们地盘和经济实力都比汉朝以后的王朝要小得多，却能在强大的游牧军队包围下不但生存了下来，还威服蛮夷，文化制度上保持“以夏变夷”几千年，中间没有任何一次民族生存危机有五胡乱华时期大，更不要说宋、明被附庸民族造反推翻。　　

【过五鹿，饥而从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进之。重耳怒。赵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重耳流亡过卫地五鹿，向农民讨饭吃，结果农民用碗盛土给重耳，吃没吃自己看着办！显然，那帮农民自尊心非常高，对来历不明、有一群跟班、坐着古代的宝马、很可能是黑社会老大的人根本就不放在心上，远比今天的国人有个性。——“井田制”中的农民的人身权利显然比后世“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不会更恶劣。　　

把“井田制”与人民公社比较，那是精神和制度合拍，社会功用媲美的一双制度。　　

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审视孔子的“克己复礼”，就有新的意义，远不是“恢复奴隶制度”的帮凶可以囊括的——孔子若是奴隶制度的代表，主张的是恢复奴隶制，后世又是孔子的精神蒙蔽世人，则是汉以后都成奴隶社会了？　　

《三礼》《诗》《书》《易》《春秋》等，显然不是孔子闭门造车弄出来的——即便是传说被删减的《诗》，说孔子罪恶大，可是别人怎么就没有另传一个下来？孔子无非是一个“丧家犬”，总不至于要他为文化的中断负责！——《孟子》有〖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也就是说，《周礼》并不是流行的说法那么不堪，反而是对诸侯有强大的监督力量的，诸侯只好把它废了！

古代是中国是统一好还是“自由民主不受剥削”好？显然，这个问题的回答，对儒家“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的评价，有莫大的关系！没有皇权，大禹治水就不可能，对付游牧民族的入侵就没有力量，季风气候带下中国大地的自然灾害就没有人管得了。无政府主义不是人的解放的办法，无论古今。

最后，儒家学说在政治平民化、在民族融合方面，以及“圣人依人情而制礼，缘人性而作仪”在中国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到底起过多大的作用？不具体看事实，不是科学的方法。

摘录老田的文章作为结尾。同时再指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西方那样的奴隶制度，“克己复礼”且“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确实是毛主席说的“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所以【从中华文化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中华文化】，记忆“恢复孔子的真实原貌意义重大，对中华文化、以及中国是否走回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道路而言都很关键。”

老田说【周代的分封制度，近似于一种氏族扩张过程，这与古希腊的殖民制度和奴隶制度相比，具有实现民族融合上的独特优势。

周代分封制度是以“天子共主”的名义正式进行的、是具有长期扎根打算的“上山下乡”、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实现种族融合，借以扩大家族的地盘和影响力。所以在分封制度下，国人没有过分地侵害野人的利益，也没有屠杀野人和捉野人当奴隶，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坚持“以德服人”，最后能够在野人中间产生“心服”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最后国人和野人的界限趋于消失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中华民族能够实现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融合的原因，最后在中华大地上形成四海一家的局面。

古代希腊的殖民制度，是私人在利益驱动下进行的，以尽可能牟取最大利益为目的，缺乏长远打算和坚定的长期目标，所以最后希腊化过程归于失败。特别是为了牟取最大利益，竟然使用奴隶制，这就加深了种族的隔阂和敌视，无法实现“心服”而只能依靠单纯的“力服”，“力服”的结果不仅管理成本很高，而且在没有压倒人力优势的情况下，则始终处于被颠覆的危险之中。但是如果保持奴隶主对奴隶阶层具有人数优势，则在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可以提供的剩余劳动产品也少，不足以满足奴隶主的贪欲。所以最后奴隶主总会顽固地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把奴隶阶层扩大到奴隶主无力压服的程度。

其实“中国化过程”即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并不十分漫长，从周代的分封制度开始实施，到礼乐崩坏的时代约500年，氏族扩张形式的分封制度就已经走到了尽头。从老子氏族分出儿子氏族，从儿子氏族分出孙子氏族，最后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由于道德自觉的丧失，天子仅仅成为名义上的共主。后来战国时代实力政治的强势崛起，列国的纷争需要以战争手段来解决，而战争动员需要建立真正的认同以实现“上下同欲者胜”，这又出人意料地从另一个方面加速了中华民族融合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