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热”背后的猴戏看台

“国学热”背后的猴戏看台

文/吕伟明

    电影《手机》里有一段经典台词，主持人严守一有一次录制节目，错把电话的发明者贝尔说成了瓦特，一不小心把电话和蒸汽机的专利权弄混了。于是在下一场节目的开场白中，用了一段精彩的插科打诨把常识失误的尴尬轻轻化解。我一直以为，这种常识失误在公众场合一般是以笑料的面目出现，在相声段子里，在喜剧小品里，主角们常常将历史典故和风俗人情故意弄错，由此营造出喜剧效果。不过，这仅仅是笑料而已。如果换做一个教师，站在课堂上张冠李戴，那是万万不可。教师肩负传道、授业、解惑的使命，总不能越教越糊涂，更不能误人子弟。

    然而，那些教师的教师、那些大师级的人物又该如何对失误负责呢？

    中国当今有许多极为活跃的大师。某次，在艺术大赛的现场，大师甲可以硬生生地说沈从文是苗族，由于大师的权威地位高于同侪和后辈，因此观众们都噤若寒蝉。只是，内行人士的眼镜虽然跌碎了一地，但由于大师的阴影存在，因此需要对沈从文的户籍和祖先重新考据后才能理直气壮地反驳。可即便如此，在年轻一代的心目中，他们更相信谁？大师说的话，怎么能说改就改？又有某次，大师乙参加电视台综艺节目，言辞犀利，壮怀激烈，将主持人及其幕后的领导贬低得一文不值，可偏偏这些节目制作人不识时务，安排大师在节目里表演不拿手的唱歌，大师抱怨说自己像“峨眉山的猴子”，只有被观赏的价值。

    我为大师们感到怜悯。我知道，经过这两件事，这两位大师一定会背负许多骂名。在此，我不妨为这两位大师帮衬一下，说几句公道话。先说大师甲，我们知道，术业有专攻，在某一个领域出类拔萃的人也肯定存在一个弱项，谁也不敢说圆周率能背到小数点后面五十位的人就能不用圆规画一个标准的圆，谁也不敢承认将一本书倒背如流的人能写出传世巨著。爱因斯坦尚且不去记音速的数值，更何况那些浩如烟海的文史常识？当然，知识渊博了那是最好，可知识太渊博了难免被年龄挫败，发生些微混乱。我们看重“博”，但是更看重“专”。那些触角伸得过长、什么学科都接触一点的人只能是一个浅显的人，很难做到精益求精。《天龙八部》里，王语嫣记得天下所有门派的一招一式，可自己却武功平平。再说大师乙，当国学成为一种娱乐工具，国学教育热潮背后隐隐约约透着一股浮躁的气息，电视媒体将诸位大师安排到百家讲坛，捧成一个个的电视明星之后，出几本书，说几个观点，再频繁地抛头露面，大师的帽子便更容易戴了。大师将二十四史变成小人书来讲故事，用当代人想当然的伦理和思维规则去重新解读历史，宋朝那些事儿、明朝那些事儿，一桩接一桩，一件接一件，古代的嫔妃相当于如今的二奶，古代的皇权即位相当于如今的遗产继承，用当代人的心理去分析古代的谋略，男女老少想当然也不过如此。国学变得通俗易懂了，自然成了媒体的摇钱树。媒体让大师走红，自然要安排大师客串节目。可大师的时间被占用多了，自然会说一些有感而发的牢骚话。

    只是，我不禁想问一句：大师的权威究竟在哪里？在电视节目之外，中国有没有真正的国学大师？当年，胡适曾下过结论：“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一晃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个局面有没有改观？一个世纪之内的国学，究竟是新气象，还是旧炉灶，抑或是新瓶装着旧酒？歌德曾经说：“我写诗向来不弄虚作假，凡是我没有经历过的东西，没有迫使我非写诗不可的东西，我从来就不用写诗来表述它。”将这句话对应到我们这个知识分子遍地、剽窃论文成风的时代，有没有人感到汗颜？

    我们知道，在季羡林和任继愈先生相继辞世之后，许多人担心的是他们身后谁能继承衣钵？《北京青年报》一篇署名文章称，在如今这个寥落的时代，无论以学问、气度、性情、理解来论，无人能为二老撰写墓志铭，甚至有人发出“最后两位做学问的人走了”这样的感叹。对比一下二老，我们发现：当代青年喜欢的是于丹们对国学的个性化解读，而并非原著本身，通过解读经典的讲座来了解国学，实在有点舍本逐末。季羡林先生曾说过：“我们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之所以能够传下去，还是要靠几个人的甘坐冷板凳……人的希望就在这些事情上。”可真正去坐冷板凳的人又有几个？有一个例子，版本目录学家李致忠先生称，全国“一眼就能识别出一部古书的真假和年代的人，现在大概连8个人都不到了。”虽然这个专业每年毕业的博士生不少，但大多是写过一篇论文就毕业了，从头到尾没摸过几本书。而“干这一行，必须摸得多，看得多，至少要摸800到1000种古书。”这个要求，并非那么容易达到。正因为不容易达到，就放弃了。这种对文化传承的放弃就好像一个用惯了电脑的人，适应了长期打字的环境，提起笔来就很容易忘记了字该怎么写。

    中国也的确需要一些肯坐冷板凳的人，国学毕竟不是娱乐，也不是庸俗，用实用主义来看待国学，那么民族文化中的糟粕或许会更流行。当商业集团的青睐和电视媒体的炒作造就了一批学术上的超级明星，这些所谓的“大师”和“超男超女”们是没有本质区别的，所以国学大师们很容易成为年轻一代的偶像，年轻人会用听一次大师讲的历史故事来标榜自己莫须有的文化内涵，犹如用看一场电影来标榜自己没有落到潮流之外一样。但是，等这些年轻人最终进入中年，当他们厌倦了听故事而终于翻开原著的时候，他们或许会大惊失色：《西游记》里怎么可能没有紫霞仙子？就是那个如来佛的灯草变的那个？她到哪里去了？

    在明眼人看来，所谓的“国学热”只不过是孔方兄又一次挂羊头卖狗肉的伎俩而已。坐在台上的大师和拥在台下的看客都是娱乐和被娱乐的双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明眼人是在看一场猴戏，剧中人却在沐猴而冠，只是看台之外的孩子们却在这种缺乏营养的“文化快餐”面前离文化共识越来越远。一百年后，当大师们大张的嘴任豁牙把口涎牵成串珠的时候，我的耳边再次响起鲁迅的呼吁——救救孩子。

                                               2009年8月8日1点33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