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个为什么：为什么改革必须是半吊子的？

这事说来话长，咱先从解放前说起吧。解放前中国社会有四大基本权力：殖民权力，政治权力，资本权力和土地权力（这四大权力是我自己归结出的，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我们常说旧社会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帝国主义拥有的是殖民权力，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封建主义依靠的是土地权力，大小地主依靠土地对农民进行经济和政治上的剥削和压迫，资本权力包括两个方面，即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依靠自己充裕的资本开办工厂对工人进行经济上的剥削，在当时的情况下，民族资本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四大动力之一，以四大家族为主的官僚资本主义是革命的对象。

三年解放战争结束之后，将蒋介石政权赶往了台湾，消灭了官僚资本主义，赶跑了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消灭了殖民权力，进行土地改革，剥夺大小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消灭了土地权力，进行三大改造，实行公私合营，民族资产阶级逐渐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从而在中国的土地上，彻底消灭了资本权力。在殖民、资本、土地三大权力被消灭之后，赖以消灭这三大权力的政治权力迅速膨胀起来，并对民权平等产生了现实的威胁。1957年的反右，可以理解为在"大鸣大放"中受到批评的各级官僚对异见者的一种报复，被打成右派的人一点脾气没有，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毛泽东本来想利用“鸣放”烧一烧各级官僚，结果在党内实力派的压力下转向“反右”并在这些实力派的主导下扩大化，这与现在历史课本教给我们的很不一样，因为现在的历史书就是开放后那一派写的，难免神话自己这一派，而将所有的脏水都泼在毛泽东头上，所以这些东西得对照着看。杨小凯的《牛鬼蛇神录》中提到一个人1957年就批判刘少奇，结果被刘少奇的一个死党结果打成了右派，这个死党大家可以猜一猜，他当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一线工作，具体政策执行都是他做的，对全国被打入另册的55万右派功不可没。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也与这种急剧膨胀的政治权力有关系。

当然，尽管有这种绝对权力的存在，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毕竟创造了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这是因为当时的领导人，采取了许多办法来约束官僚干部。一般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体制内的整风运动，一种是体制外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整风运动后来更多的成为党内官僚争权夺利的一种方式，实际效果有限。真正起作用的是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来对官僚进行监督约束批判和斗争，让民起来斗官，改变了千百年官压民的历史，后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官怕民”而不是“民畏官”，我听一些老人讲过这样的事，对领导不满可以直接写大字报批评，领导不但没脾气还得乖乖请你喝茶，现在谁敢？当然，群众运动也有它无可忽视的弊端，就是在缺乏法制的情况下难免造成一些误伤和冤案，群体的非理性也会造成一些恶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确实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让各级官僚不敢太作威作福。当然，毛泽东是不满足于这些的，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可以利用他的权威来发动群众约束官僚，在他死后，无权无势的民众如何来面对掌握着国家机器的整个官僚集团的反弹和压迫？

现在一些学者认为，社会主义除了经济的公有化之外，还有一个政治权力的公有化。毛泽东从60年代初越来越认识到这个问题，这也是他从1962年开始推翻八大关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重提阶级斗争的原因。他所说的阶级斗争的对象，不是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而是政治上的官僚集团，官僚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确实是个无法回避的现实矛盾。这个官僚集团，是曾经同他一起并肩战斗赶跑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同志和战友，而现在，他意识到，这些曾经的同志和战友，极有可能成为新的压迫者，也就是说，在革完所有敌人的命之后，他将斗争矛头指向了自己人，准备革自己的命，前天我听龙芯之父胡伟武的讲座，他说一个敢革自己命的人，是应该需要怎样的气魄和精神境界。他先于1964年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运动，并在四清运动中与刘少奇发生了尖锐矛盾，这个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简单的说，就是毛泽东是要斗官，即党内当权派官僚集团，刘少奇是要斗民，即代表官僚集团斗已经被打入社会底层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这个矛盾一直延续到文革初期，文革初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将最初攻击党委的北京9000余名师生打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

关于文革，我看过很多材料，左的右的斗看过。概括的说，文革是一场灾难，但文革的研究不是去竭尽全力没完没了的去证明它是一场灾难，还有很多深层次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探究。文革其实只乱了67、68、69三年，大规模的迫害和武斗都在这三年，一些国外的文革研究者认为到69年的时候文革已经结束了。文革初期各种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不是单纯的派性斗争，而是有深层的社会基础的，现在总说要多党制，那些群众组织，其实就是一些雏形的政党，他们，代表了他们这一群人的利益诉求。文革初期，毛泽东号召各地红卫兵和群众造反，这个造反的对象就是各级党委也就是各级官僚，于是政治权力压迫下利益受损的群众纷纷组织起造反派组织，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既得利益者则纷纷组织靠拢党委的保守派组织，造反派和保守派为各自的利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并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就以学生组织为例，当时北京有个著名的保守派学生组织叫“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全是由一些部级以上的高干子弟组成，他们公开打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残酷迫害黑五类和知识分子。后来这个臭名昭著的组织中的许多人被中央文革捕，旋即被释放，文革结束后，他们的老爸老妈复官后纷纷为他们平反，后来再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他们或者成为巨富，或者成为高官，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太子党。另一些与之相对抗的造反派学生组织则由一些社会下层的群众或“黑五类”子女组成，他们反对“联动”的血统论和成分论，代表了他们那一群人的利益诉求，后来改革开放后这一群人或者成为下岗工人或者沦为城市贫民，真正实现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各群众组织存在一种或竞争或合作的关系，类似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竞争与合作。被称为文革纲领的“十六条”里有这样的一句话“各级革委会由人民直接选举组成”，鉴于各级党委已经瘫痪，革委会是当时实际的权力机关，这个法令可以理解为社会主义普选制的雏形，当然后来执行时可能并不尽如人意。文革中造反派相对于官僚集团的相对强势是以毛泽东的权威为基础的，毛泽东死后，整个官僚集团迅速复辟。他们重新上台后迅速取消了对他们权势由威胁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同时在宪法中废除了罢工自由，不可否认的是当时也是出于保证社会稳定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考虑，但这样做的客观结果是使群众失去了对官僚一切可能的监督手段。后来中央也成立了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但依靠利益关系盘根错节的官僚去监督官僚，实际效果有限，以至于这几十年把官惯成现在这个样子。

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成为毛泽东晚年思考和担心的焦点。怕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出发点和主观动机。有一次他对身边护士说:“我多次提出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历史和现实的事实越来越使他感到问题的紧迫性。

毛泽东把官僚集团称作“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两个侧重点，一个是当权派，也就是说他们拥有政治上的强势地位，另一个侧重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老田认为，除了左翼激进主义之外，还有一个右翼激进主义。左翼激进主义是基于一种由严重社会分化引起的一种绝对剥夺感，右翼激进主义是基于一种社会的基本平等而产生的一种相对剥夺感，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本可以得到比平民多许多的政治经济权益，结果在某种制度下得到了和平民差不多或只比平民多一点的东西，所以他们会拼命试图去改变这种制度以实现自己政治经济权益的最大化。所以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精英阶层即官僚精英和知识精英有一种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即修正主义倾向，其根源便是这种右翼激进主义。官僚集团实现自己政治权益最大化之后，按照西方经济学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肯定不会仅仅满足于政治权益，而必然通过自身掌握的政治权力去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资本主义化的经济改革正适应了他们这种需要，他们即使不是始作俑者，在这种改革来临时，他们也不会反对。而事实上，通过资本主义化的经济改革，中国的整个官僚集团迅速实现了暴富。从最初的的“官倒”到贪污腐败的普遍化和经常化到合法吞并国企，各种各样的手法，无所不用其极，经过三十年的积累，效果非常非常的显著，权威报告表明，中国0.4%的人掌握着中国70%的财富，而91%亿元户是高干子女，也就是说，通过经济改革终于让掌握着政治权力的官僚实现了自己经济权益的最大化。

而改革，本来是应该两条腿走路的，即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结果，我们却发现，经济体制从最初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后来直接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教育医疗住房的产业化到倒卖国企几千万工人下岗，一路乘风破浪，过关斩将，而政治体制改革却迟迟迈不动步子。这其中的缘由我们得从官僚们推动改革的动机说起，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开始的，官僚们推动改革的动机，是在不损害自身政治权益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三十年官僚们的权益其实一直在帕累托改进，到现在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的帕累托最优，也造成了现在的半吊子改革的状况。现在的中国，基本上是左派右派官僚三方博弈，左派的目的是想保障基本的社会公平，纠正这种过度的私有化市场化改革，扩大社会福利，节制资本，改善底层工农的生活状况，右派是想继续推动私有化和市场化，进一步促进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进行政治上向西方靠拢的政治体制改革。官僚集团是想竭力维持现状，因为往左一步，会损害他们的经济权益，往右一步，会损害他们的政治权益。所以涛哥的政治报告中说“既不走回头路，也不走邪路”，不走回头路是对左派说的，不走邪路是对右派说的。他们一方面利用左派压制右派，利用右派压制左派，同时对两派同时都打压。秦晖教授说，中国是左派得势自由减少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福利减少而自由未必增加，永远是官僚从中渔利。左右两派打架，官僚在旁边偷着乐。

所以中国现在要做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限制官权，保障民权，恢复改革后被取消的部分民权如罢工等权，同时借鉴西方的某些成功措施，真正赋予民众以政治权利，另一个方面，是继续扩大社会福利，采用遗产税等一系列方式，缩小贫富差距，认真贯彻执行新《劳动法》，改善底层劳动者的生产条件和工资待遇，扩大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支出，保障民生，一些比中国落后许多的国家在社会福利等方面比中国做的要好得多。从胡哥和温哥上台后，整体政策的左转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看到一些非常可喜的变化，比如打击了一批高贪巨贪，取消农业税，重启合作医疗养老保险扩大社会福利等一系列措施，改善民生，中国如果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最后用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话来总结一下吧，“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少奇同志也说：“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中国从一个落后挨打的半殖民地国家成长到这个地步，真不容易，不管我们经历过多少曲折，不管现在存在多少问题，这多半个世纪整体上是中国人民团结战斗高歌猛进的一个辉煌的历程。要赞美要夸奖的人和事太多太多，不过现在唱赞歌的人整体上是供过于求，我就不跟人家抢生意了，我也不太喜欢夸人，现在市场经济强调的是专业化分工，所以我就只负责讲缺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