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三～六五年毛泽东谈认识论和反对修正主义及官僚主义

六三～六五年毛泽东谈认识论和反对修正主义及官僚主义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
(一九六三年五月)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根据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稿时在十个问题前面加写的一段文字。　　　

　 　

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工会代表团和档案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　　

（　一九六三年五月四日　）　　

　 　

主席：你们的党是很好的党，你们的国家是很好的国家。我们两党、两国的关系也很好。我们两党、两国，修正主义都攻击我们。对修正主义的攻击要分析：第一是坏，攻击我们当然不好，第二也好；修正主义骂我们，这对我们有好处，修正主义不骂我们就不好了。修正主义不援助我们，经济上不援助我们，撤走专家，这也要分析，第一是不好，撤走专家，不帮助了，当然不好；但也是好事，让我们自己干，自力更生，对吗？要自力更生，要不怕困难。　　

我们是多数，他们没有多少人，多数人民并不赞成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修正主义，各个修正主义领导国家的人民，并不见得很欢迎修正主义。这方面的情况你们知道一些。人民是好的，包括修正主义领导国家的人民，干部中也不都是坏的，不是一块铁板，并不都是修正主义者，是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坏。　　

主席：你们可以到处走走。前几年我们的情况不好，最近一、二年比较好一些，现在政治、经济情况都比较更好些了。但还有困难，困难不少。社会上和党内还有些问题。困难可以克服，正在克服中，问题在解决。

    社会主义国家经常会生长资本主义因素。有些共产党员挂了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分子，这不是多数，但有一部分是如此，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铺张浪费。浪费问题很大，这个问题如能适当解决，就可以搞几十亿美元。美国人不会借款给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借给我们，我们有个办法，就是向官僚主义者借款。

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示　　

（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　）　　

    浙江省这七个材料，都是很好的。文字也不难看，建议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地、县、社，给干部们阅读。可以从中选两三件向识字不多的干部宣读和讲解，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逐步加深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的认识，减少许多思想落后的干部的抵抗和阻力。中央曾在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发出山西省昔阳县全县四级干部无例外地参加生产劳动的模范事例，并作了批语，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有些同志是注意了，例如浙江，在全省党代表大会上着重讨论了并且作了具体安排，其他地方，则反映尚少。建议各级领导同志利用适当机会，对于干部参加劳动这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在今年内进行几次讨论，并普遍宣读山西昔阳县那个文件。各省、市、自治区，一定有自己的好范例，应当选出一些（不要太多）让干部学习。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人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外国有一种说法：他们国内没有阶级了，他们的党是全民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对象了，他们的国家是全民的国家了。我们国内也有类似的说法。资产阶级每天在斗争无产阶级，就是不承认有阶级存在，就是不承认有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的。不光是外国的修正主义者和国内的资产阶级不承认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我们有许多干部、党员、对于敌情的严重性也是认识不足的，甚至熟视无睹的。

    以上这些看法对不对？完全不对。已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是不甘心于死亡的，他们总是企图复辟的。同时，资产阶级分子会新生，反革命分子也会新生。而在这些阶级敌人的后面，还站着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的民族主义。因此，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内（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翻印者注：公报上原文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要反映到我们党内来。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又存在阶级，在党内不反映资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富裕农民思想那才是怪事！阶级斗争所以会反映到党内来，还有一个重要根源。从党内成份来看，我们党内主要是工人、贫雇农、下中农，主要成份是好的。但是党内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其中有的是城乡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也有一批是知识分子，还有相当数量的地主、富农的子女。这些人，有的马列主义化了，有的化了一点，没有全部马列主义化，有的完全没有化，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思想准备。另外，这几年还钻进一些坏人，他们贪污腐化，严重违法乱纪。民主革命不彻底，坏人钻进来，这个问题要注意。但是比较好处理。主要问题是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和地主．富农子女，对这些人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因此，对党员、干部要进行教育，再教育，这是一个重要任务。

    二、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革命尚未成功”这是孙中山的话。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正在进行，有些地方民主革命尚未成功。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完成，就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没有成功，就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还有一些地方，地主根本没有打倒，那些地方是重新革命的问题。

    资产阶级右派和中农分子把希望寄托在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这“三自一包”上面。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就是挖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挖资本主义的根子，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有些地方比较认真执行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做得很好，不仅制止了“单干风”，而且把农村中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把各种矛盾揭开了，把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了。可见，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也有些地方，虽然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但是没有抓住要点，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今后，还需要抓住要点，采取正确的方法和步骤，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

    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是劳动群众的先进的党。我们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掌握在劳动积极的先进分子手里。农村中的党支部书记不但在政治上应当是最先进的分子，而且必须力争成为生产能手，成为劳动模范。县社以上干部也要认真参加集体劳动。干部不劳动了就会慢慢变质，甚至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就有基础了。

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有些同志是不知道的，对于精神可以变为物质，有些同志就更糊涂了，但是不识字的农民是懂得推理的。比如农民认为地主是人，是剥削压迫他们的人。人、地主是两个概念，农民把这两个概念联结起来，进行判断推理，得出结论说：地主是剥削人的人。农民的这种认识，是从生活中来的，不一定识字才懂得，所以要破除迷信（当然不要破除了科学），不要把哲学看得那么神秘，那么困难。哲学是可以学到的。雷锋那样年青的同志就懂得一点哲学。

    总之，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了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农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节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而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匡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八连颂（　一九六三年八月一日　）　　

    好八连，天下传。　　

    为什么，意志坚。　　

    为人民，几十年。　　

    拒腐蚀，永不沾。　　

    因此叫，好八连。　　

    解放军，要学习，　　

    全军民，要自立。　　

    不怕压，不怕迫，　　

    不怕刀，不怕戟，　　

    不怕鬼，不怕魅，　　

    不怕帝，不怕贼。　　

    奇儿女，如松柏。　　

    上参天，傲霜雪。　　

    纪律好，如坚壁。 　　

    军事好，如霹雳。　　

    政治好，称第一。　　

    思想好，能分析。　　

    分析好，大有益。　　

    益在哪？团结力。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文学艺术的指示　　

（一九六三年九月）　　

    戏剧要推陈出新，不应推陈出陈，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们的丫头保镖之类。　　

接见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等的谈话　　

（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　　

主席：对付反革命分子，对付贪污浪费分子，单是用行政的办法，法律的办法是不行的，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检察院、法院和公安部门，同党的工作，同群众的工作配合起来，这样比较好一些。比如讲，铺张浪费、贪污分子，一般说靠行政是整不好的，他们就是怕群众。叫做上下夹攻，他们就无路可走了。

    要隔几年就整顿一次。即使不是一年一次，几年就要整一次。比如，一个机关，几十人、几百人的机关，过几年就会发生一些问题。我们国家仍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过去十年没有抓这个问题了。从去年起，我们准备用几年的时间，把阶级斗争的问题和其他有关的问题抓一下，不然，就很不好搞。有旧的资产阶级残余存在，又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是做投机生意的，贪污的等等。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如果现在不整，再过十几年，中国会出修正主义。当然，他们的人数比较是少数，大概百分之几的样子。

    我们主要不靠捉人、杀人，主要靠批评教育。但不是说一个也不捉，一个也不杀。

    对罪大恶极的，罪恶很大，人民群众要求把他们捉起来，就非捉起来不可；有破坏行为，如杀人放火，破坏工厂、破坏桥梁等少数分子。就是那些普通的破坏分子，他们反对社会主义，比如讲，放谣言啊等等，不是严重的破坏分子都不捉，依靠群众来监督他们，在劳动中去改造。看来，这个方法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我们的经验供你们参考，各国的情况不同，你们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办事，相信你们会做得更好。

主席：第一条，我们要相信群众；第二条，就是这些反革命分子是劳动力。如果把他们捉起来，杀掉，他们的家庭和生产队就丧失了这些劳动力。第二条，对于他们的子女不好做工作，他们的子女要恨我们。所以，用教育的方法来改造，就可以避免了。我们相信依靠群众是可以把他们教育改造好的，他们又是一些劳动力，可以参加社会生产。这样又可以做好他们的子女和家属的工作，使他们不恨我们。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地方的工作都做得好。有那么一些同志性急，喜欢用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动不动就把人抓起来或者要求把他杀掉。我们这些同志是把矛盾上交，从下面交到上面来。把矛盾上交的方法并不是一个奸的方法，上面不好处理，还不如放在群众中间，一面教育，一面让他们劳动好。至于有少数分子，你们不是看了北京监狱吗？那是要抓起来的，但也是采取教育的方法进行改造。

主席：对！我们第一要相信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一般说是可以把人改造过来的。只有个别人改造不过来。那也不要紧，刑期满了放回去，有破坏活动就再捉回来。有的放出去一次，他照样破坏；放二次，他再破坏；放三次，他再要破坏。是有这样的人，那我们只好把他长期养下去，把他关在监狱的工厂工作。或者把他们家属也搬来，有些刑满了不愿意回去的就把家属也接来。　　

　 　

接见古巴诗人、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文学部主任比达·罗德里格斯夫妇的谈话　　

（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主席：一般说来，年青人比较进步，但并非都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进步。有许多人到后来不革命了。生活把他们拋到后面去了。他们失去了革命的敏感，害怕革命。其称号为革命党，一谈革命就害怕，这算什么革命党。他们不愿接近人民，接近最贫苦的下层人民，即工人与贫农。我们的革命胜利，我们的政权巩固下来，就是依靠工人和贫农。这两部分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只有这两部分人团结起来，富裕中农就靠拢了。知识分子也有左、中、右，首先团结左派，中间派就跟着靠拢。右派只要反帝、爱国也可以团结，有暂时的作用，没有他们有时也不行。如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都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不是共产党员或很少是共产党员。十四年来，一部分经过改造，加入了共产党，一部分还保留自己的老观点。文学艺术工作者也是如此。改造他们要花很长的时间，有小部分人基本上不可能改造。不要紧，他们是少数，让他们带着右派观点去见上帝吧！我不清楚你们国家的情况，可能也有这几类人。　　

主席：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少逮捕人，很少杀人，而用群众监督的办法监督坏人劳动。依靠百分之七十、八十、九十的大多数人民群众去监督百分之一、二、三的人劳动。一般说来，坏人大多数在一定条件下能改造成为好人。　　

　 　

对柯庆施同志有关上海曲艺革命化改革总结报告的批示　　

（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　　

    此件可以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故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　　

（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　　

    现将湖南省委李瑞山、华国锋两同志，一九六三年十　一月六日　写的一个参观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以及附在上面的湖南省委一九六三年十　二月七日　写的一个指示，发给你们研究。中央认为，这种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很好的，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故步自封、骄傲自满，对于自己所管区域的工作，不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一分为二，既有成绩，也还有错误），只研究成绩一方面，不研究缺点错误一方面。只爱听赞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于外省、外市、外区，别的单位的工作很少有兴趣组织得力的高级干部去虚心地加以考察，便于和本省、本市、本区、本单位的情况结合起来加以改进，永远陷于本地区、本单位这个狭隘世界，不能打开自己的眼界，不知道还有别的新天地，这叫做夜郎自大。对于外国人、外地人以及中央派下去的人只让看好的，不让看坏的，只向他们谈成绩，不向他们谈缺点及错误，要淡也谈得不深刻，敷衍了事。中央多次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做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而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这应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但是中央和各地同志中，有许多人却很少认真用这种观点去思索工作。他们的头脑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法），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他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就是人们故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自己不愿批评（对自己的两分法），更怕别人批评。中央有几十个部，明明有几个工作成绩，工作作风较好的部，例如石油部，别的部却熟视无睹，永远不到那里考察研究请教一番。一个部所管企业、事业，明明有许多厂矿、企业事业、科学研究所及其人员工作得较好，上面都不知道，因而不能提倡人们向那些单位学习。同志们，中央在这里所说的犯有形而上学错误的同志，是一部分同志，但是，应当指出有大量的好同志却被那些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故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亦即官僚主义者所不知道，现在必须加以改革。凡不虚心对本地、本单位、本人作分析，对别单位、对别人作分析，拒绝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的同志，要进行同志式的劝告和批评，以便把不良情况改变过来。把向别部、别省、别市、别区、别单位的好经验、好作风、好方法学过来，这样一种方法定为制度，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请你们加以讨论，以后还要在中央工作会议及中央全会上加以讨论。湖南省委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不做调查研究，主观的下达许多指示，往往灌的东西多，由下面反映上来的真实情况少，因而脱离群众，产生很大困难。从一九六一年起，他们开始改变了，以致情况大好起来。但是他们认为还远不如广东和上海，所以派遣大批省、地、县三级干部，还有省和市的干部，组成了两个考察团分别到上海和广东去学习。这一点请你们注意研究，是否可以这样办。中央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办。如有不同意见，请你们提出。　　

谦虚——戒骄　　

（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　　

     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对自己所管的区域的工作，不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一分为二，既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只研究成绩一方面，不研究缺点错误一方面；只爱听赞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于外省、外市、外地区、别的单位的工作，很少有兴趣组织得力的高级、中级干部去虚心地学习，认真地加以考察，以便和本省、本市、本地区、本单位的情况结合起来，加以改进，永远限于本地区、本单位这个狭隘的世界，不能打开自己的眼界，不知道还有别的新天地，这叫做夜郎自大。对外国人、外地人或中央派下去的人，只让看好的，不让看坏的。只向他们谈成绩，不向他们谈缺点及错误。要谈也谈得不深，敷衍几句了事。中央屡次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一个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因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通常识。但是中央和各地同志中有很多人都很少认真地运用这个观点去思索，去工作，他们的头脑长期存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抗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他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就使人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的话，自己不愿批评（对自己的两分法），更怕别人批评。　　

    “满招损，谦受益”这句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是一个真理。　　

    （一）骄傲自满可以在各种情况下，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产生和滋长。但是一般说来，通常在胜利的情况下，就更容易产生和滋长骄傲自满情绪。这是因为当处在困难的时候，一般是容易看到自己的弱点，也是比较谨慎的，而且客观上的困难摆在面前，不虚心谨慎也不行。可是每当胜利的时候，由于有人感谢，有人赞扬，甚至过去的敌人也会掉过脸来奉承一番，阿谀一番，因而就容易为胜利的环境冲昏头脑，而全身轻飘飘起来，真以为“天下从此定矣。”我们党深深地懂得，越是在胜利的时候，骄傲自满的细菌就越是容易袭击党。　　

    （二）产生骄傲自满情绪，一类是在胜利的情况下产生的，那就是胜利冲昏头脑，自以为了不起；另一类是在无特殊胜利，亦无特殊失败的平常情况下产生的，他们经常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来安慰自己，并原谅自己的不进步，他们还善于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二十年媳妇熬成婆”等等来自我陶醉；再一类是在落后的情况下产生的，即虽然已经落后了，也还是骄傲。他们认为“我们工作虽然没有做好，比过去总是好多了”，“某某同志或某某单位还不如我们呢！”他们每每炫耀自己的历史，三句话不到就是“想当年……”讲起来眉飞色舞。　　

    （三）只要我们稍微忽视一下群众的力量，我们就会骄傲起来，只要我们眼界狭隘一些，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整体，我们就会骄傲起来；只要我们稍微把成绩估计得高了一些，把缺点估计得低一些，我们就会骄傲起来；只要我们的主观认识落后于客观事物的发展，我们就会骄傲起来。　　

    （四）骄傲自满的情绪，从本质上说，乃是从个人主义的立场上引伸出来的，同时它又培养和滋长了个人主义，因而骄傲自满的本质就是个人主义。　　

    （五）就阶级根源来分析，骄傲自满基本上是剥削阶级思想，其次则是小生产者的思想。　　

    （六）小生产者就其本身是劳动者一面而言，他们是具有很多优点的。他们勤劳朴实，刻苦谨慎和实事求是。但是就其本身是小私有者一面而言，则他们是个人主义的，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方式是落后的生产工具，分散经营，眼界不广，见闻不多。因此，他们往往看不到集体的力量，而只是看到个人的力量。另一方面，他们也容易满足，当他们取得一点微小的成绩以后，就产生“这个不错了”，“这也到顶了”，“该享享福了”以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等等这一类思想。　　

    （七）骄傲自满是在资产阶级唯心世界观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它使人在看待周围客观事物时经常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把人们引向失败的道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证明：社会发展的历史，不是个别英雄人物的历史，而是劳动人民群众的历史。可是骄傲自满的人，总是夸大个人的作用，居功自傲，而忽视、低估群众的力量。　　

    （八）因此，骄傲自满在本质上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反对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　　

    （九）骄傲自满的人往往不能忘情于自己的许多优点。他们一方面把自己的许多缺点掩盖起来，而另一方面又企图把别人的许多优点抹煞掉。他们经常拿别人的缺点和自己的优点相比，从而私自窃喜，看到人的优点则又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算不上个啥”。　　

    （十）事实上，把自己估计得越高，所得的结果就越坏。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就幽默地说过：“一个人就好像是一个分数，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而他对自己的估计好比分母，分母越大，则分数的值就越小。”　　

    （十一）谦虚，它是每一个革命工作者都应有的美德。因为谦虚对人民的事业有利，而骄傲自满却会把人民的事业引向失败。所以，谦虚也是对人民事业负责的一种表现。　　

    （十二）一个人要真正称得上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工作者，必须做到下列两点：首先，他们必须尊重群众的创造，肯听群众的意见，把自己看成是群众的一员，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毫不夸大自己的作用，实心实意地为群众工作。这种精神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也就是谦虚的美德。　　

    （十三）其次是他必须有不屈不挠、永远向前的精神，时时刻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新鲜事物具有敏锐的感觉，缜密的思考能力。因此他们必须始终保持谦虚的态度，胜不骄，败不馁，不贪天下之功，也不满足已有的成绩，这种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是高贵的谦虚美德。　　

    （十四）一个人如果能够认真的从工作中、生活中和其他实践斗争中去学习，经常总结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无情而坚定地和骄傲自满情绪作斗争，并且毫不保留地加以彻底的克服，那他是完全可以锻炼成为一个具有谦虚美德的人。　　

     （十五）真正具有谦虚的高尚品德的人，他必须是满腔热情地无条件地为党、为人民、为集休的事业而忠诚不渝地积极工作的人。他之所以积极工作，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也不是为了获得某种奖励和荣誉，不夹杂任何自私自利的欲望和要求在内，而是全心全意地为着给人民带来愉快与利益。因此，他总是埋头苦干地作着对党对人民的革命事业有利的工作，从不抛头露面，从不计较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声望、自己的待遇，他不仅不在别人面前夸耀自己的功勋和成就，而且在自己内心中也不让这些功勋和成就占地位，他全付精力所考虑的是更好地为人民工作。　　

    （十六）真正的集体主义者，为什么必须要求自己具有谦虚的美德呢？　　

    第一、因为他懂得，他的一切知识和成就的获得，虽然他自己也尽了一定的力量，但更重要的是由于群众的努力，没有群众的帮助和支持，他就不可能获得知识，也就不可能获得工作上的成就。作为一个集体主义者，他就认为不应该抹杀群众的功绩，不应该掠他人之美，贪别人之功。因而他觉得自高自大是可耻的。　　

    第二、因为他懂得，他所学习到的一些知识，所作的一些工作，在整个知识宝库里和整个革命的工作当中，仅仅是“沧海中之一粟”，是非常渺小的，因为革命的知识和革命的工作，又是在不断发展的。他既然是一个集体主义者，他便要用他宝贵的生命去最大限度的获得对人民有用的知识，最大限度的对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他就觉得不应该固步自封，替自己关起进步的大门。　　

    第三、因为他懂得，整个革命事业像一架大机器，是由大小各式轮盘、螺丝、钢架和其他机件紧密结合而构成的，谁也少不了谁，他既然是一个集体主义者，他便觉得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工作，尊重每一个人的成就，就像尊重自己的工作和成就一样。为了把革命工作做得更好，他就必须使自己的工作和别人的工作紧密配合，他感到他离不开集体，他热爱自己的伙伴。因此，他便必然会用谦虚的态度来待人接物，而不会对任何人狂妄自大。　　

    第四、因为他懂得，一个人的眼界往往是窄小的，能够看到的范围总是有限的，而革命知识和革命工作的范围却是极为广阔的，并且内容又是非常丰富的、非常复杂的。因此，他便进一步懂得了任何人总难免会有若干缺点，会犯若干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又常常不是自己全部及时觉察得到的。他既然是一个集体主义者，为了要把革命工作搞好，为了对人民负责，他就得要求自己看得更深更广，要求能及时地发觉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以便迅速改正。因此他便要虚心恭谨地向别人学习和请教，他便要诚恳地欢迎别人对他的批评。　　

    由此可知，真正的从集体利益出发的人，是必须具备谦虚的精神的。而谦虚实质上就是高度的革命热情，强烈的群众观点，旺盛的进取精神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的集中反映。　　

    （十七）克服骄傲自满和培养谦虚品质的另一个根本的方法，就是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这就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为什么？　　

    （十八）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科学地认识世界，认识个人与群众，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组织，个人与党的相互关系。正确地认识人民群众和个人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劳动人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革命斗争的基本力量。我们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只有依靠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领导下的亿万劳动人民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量。至于个人，在革命事业中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螺丝钉，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成就都是集体力量的结晶，个人是离不开集体的，个人想做一点事业，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将会寸步难行，一事无成。如果我们真正深刻地理解了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我们便会自觉地谦虚起来。　　

    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可以提高我们对前途和方向的认识，开阔我们的眼界，使我们的思想从狭隘范围里解放出来。当人们的眼界只能看到脚下，看不到高山和大洋的时候，他就会像“井底之蛙”那样自负不凡的。但当他抬起头来，看到宇宙之大，事物之变化无穷，人类事业之雄伟浩壮，人才之多和知识之无极限，他便会谦虚起釆。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天翻地覆的大事业，我们不仅要看到我们自己的眼前的工作和幸福，而且要看到整个的、长远的、全面的工作和幸福。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我们朝前看，而不是朝后看；帮助我们全面地、客观地看问题，而不是片面地、主观地看问题，因而就能帮助我们克服那种因小小成就、小小胜利而自满自足的小生产者的思想，而促使我们孜孜不倦、力求进步的渴望，同时又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唯心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　　

    （十九）谦虚和自卑不是同义词，谦虚并不等于小视自己。因为谦虚本身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正视客观现实的进取精神的表现。而自卑却是一种非实事求是的、缺乏自信力的、对困难采取畏缩的态度的表现。　　

    自卑和自夸，自高自大，同样都是错误的，都是以主观主义为其思想垦础的，是对自己的两种极端的主观主义的错误的估计。那些自高自大的人，离开了客观实际，把自己估计得过高，夸大了自己的实际能力和作用，因而他总是自命不凡，自以为了不起，他就不再前进了，他也不能及时地吸收什么新鲜的事物了，他于是就不可避免的要犯错误。那些自卑的人，虽然从表面上看和自高自大的人相反，但同样也离开了客现实际，把自己估计得过低，忘记了自己还可以努力提高自己，还可以从工作中锻炼自己，过分地降低了自己在革命事业中所已经起的和可能起的作用。于是，便从而丧失了前进的勇气和自信。松懈了斗争意志。　　

    总之，无论是自高自大或自卑，同样都是错误的估计了自己在革命事业中的作用，都是非实事求是的非科学的态度，因而都是错误的，都会使革命事业遭受损失。　　

    所以，我们不仅要坚决反对骄傲自满，自高自大一类的习性，而且要严格地把谦虚与自卑的界限划分开来，免得由一个极端又倾向于另一个极端。　　

论反对官僚主义　　

（一九六三年）　　

    我们这些机关高高在上，官僚主义是容易犯的弊病，有了官僚主义，必然对上闹分裂主义。比如“跃进号”抓了才清楚的。下边也闹地方主义，根子都是官僚主义。前年下放权利那么多，文件是我起草的，造成了分散主义。有人说要反对，顶不住，问题还是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是一个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东西。党外部长和我们一道，也希望借重一下你们的归劝。　　

    官僚主义，思想上表现和个人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自由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因此官僚主义也必然联系到这些主义。总之，要集中的反对剥削阶级的思想作风。　三月一日　，中央五反指示中说：“官僚主义在抬头”。我看带有普遍性。　　

    我尝归纳官僚主义二十种表现：　　

    一、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作调查研究，因而脱离实际，脱离领导。不作政治思想工作，不抓具体政策，上脱离领导，下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然祸国殃民。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二、狂妄自大，骄傲自满，空谈政策，不抓业务，主观片面，不听人言，蛮横专断，强迫命令，不顾实际，盲目指挥。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　　

    三、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但是作事不调查，对人不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这是无头无脑，迷失方向的官僚主义。　　

    四、官气熏天，唯我独尊，不可亲近，望而生畏，对干部颐指气使，作风粗暴，动辄骂人。这是官老爷式的官僚主义。　　

    五、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弄虚作暇，欺上瞒下，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　　

    六、不学政治，不钻业务，遇事推委，怕负责任，办事拖拉，长期不决，工作上讨价还价，政治上麻木不仁。这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七、遇事敷衍，得过且过，与人为争，老于事故，上捧下拉，两面俱圆，八面玲珑。这是作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　　

    八、政治学不成，业务钻不进，人云亦云，语气无味，尸位素餐。领导无方，滥竿充数。这是满预无能的官僚主义。　　

    九、糊糊涂涂，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　　

    十、送文件不看就批，批错了不承认，文件听别人读，别人读他睡着了，心中无数，不和人商量事情推来推去不负责，对下不懂装懂，指手划脚，对同级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这是懒汉误事的官僚主义。　　

    十一、机构庞大，人事庞杂，层次重迭，浪费资产，人多事乱，遇事团团转，不务正业，　　

    人多事少，工作效率低。这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　　

    十二、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会议多不传，报表多不用，往来多不谈。这叫“五多”的官僚主义。　　

    十三、图享受，好伸手，走“后门”，怕艰苦，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作官全家享福，内外不一请客送礼。这是特殊化的官僚主义。　　

    十四、官越作越大，脾气越来越坏，房子越来越大，陈设越来越好，生活要求越高，供应越多，分配东西越多，价钱越低。这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　　

    十五、自私自利，假公济私，以私作公，监守自盗，知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这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　　

    十六、争名夺利，向党伸手，对待遇斤斤计较，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同志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这是争权夺利的官僚主义。　　

    十七、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上下隔离，互相排挤，既不集中，又不民主。这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　　

    十八、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个人利益、派别利益高于一切，损大公肥小私。这是闹宗派的官僚主义。　　

    十九、革命意志衰颓，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吃饭，摆官架子，好逸恶劳，游山玩水，既不用脑，又不动手，不关心国家和人民利益。这是蜕化的官僚主义。　　

    二十、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压群众，包庇坏人，敌我不分，作奸犯科。这是助长歪风邪气的官僚主义。　　

    总之，使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漠视群众利益，使党的路线政策受损失。不作为普通劳动者，不同群众同甘共苦，政治上空谈，不老实，不负责任，不能、无用，埋头于事务主义，搞特殊化，自私自利，闹不团结，搞宗派，最后发展蜕化变质。　　

    官僚主义的思想根源、阶级社会根源、历史根源、思想根源，是剥削阶级的思想作风，既有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实用主义，也有封建的家长制。（红楼梦四大家族，农奴主四十人，官僚占三分之二的人。）　　

    阶级社会根源；新的资产阶级，老的资产阶级，还有城乡封建势力。在国际上有资本主义包围，而且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联合起来了。　　

    历史根源：我们的革命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新的国家机器，但旧的统治势力，传统影响，旧人员包下来，政策是对的，但带来了副作用，一九五一年“三反”重点是反贪污，一九五七年重点是反右，去年主要是批判了分散主义，所以历年来没有把官僚主义当成重点来搞。现在滋生官僚主义的土壤是肥沃的，也是修正主义、教条主义的土壤。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1]　　

(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五年)

　　一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既然这样，那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一九六三年五月)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

　　(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三

　　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

　　(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

　　四

　　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

　　(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八日　)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五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2]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

　　根据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日报》刊印。

　　六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者们[3]，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但是这是难免的，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

　　(一九六五年)

　　七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

　　(一九六五年)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稿时在第十个问题中加写的一段文字。本篇二是毛泽东同尼泊尔教育代表团的谈话的一部分。本篇三是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一封信的主要部分。刘少奇在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将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　九月八日　给他的信和他　九月二十三日　的复信稿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天给他写了这封信。本篇四是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八日　毛泽东再阅刘少奇给江渭清的复信修改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本篇五是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本篇六是毛泽东重读自己的旧作《长冈乡调查》时写的一个批注。本篇七是毛泽东在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第一编第三章第一节《两种对立的发展观》旁写的一个批注。
　　[2]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证明，人类的历史至少有二百万年。
　　[3]指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四年底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王明等人。　　

　 　

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1]
(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目前，压迫、侵略和威胁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和人民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各国反动派。他们是少数，我们是多数。全世界三十亿人口中，他们最多也不到百分之十。　　

　 　

受压迫的人民总是要起来的[1]
(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　)　　

　 　

毛:那没有办法，毫无办法，只有等待人民觉醒，起来斗争。中国等了一百多年，大陆才解放，台湾也许要等几十年。全世界统统解放还要等更长时间。对台湾，我们也不准备用武力去解放，原因之一是在台湾有美国军队，我们军队进攻，就要同美国打仗。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这一点也许你们不了解。　　

毛: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　　

　 　

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1]
(　一九六三年九月三日　)　　

　 　

我们困难的时间只有两年半，就是一九六O年、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上半年，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情况就好起来了。粮食去年比前年增产一千多万吨。今年情况更好一点。虽然今年华北地区特别是河北和河南有水灾，但是全国可能比去年增产粮食一千万吨左右。现在我们正集中力量搞棉花、油料、烟叶和糖料。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道路。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后来苏联又后悔了，想再派专家来，要同我们做生意，我们不干。他们再派专家来，有朝一日他们又要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他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信任。正是在一九六○年的这个时候，苏联撤走专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2]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口号就是在延安整风[3]时提出的。这个口号写进了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4]，那里面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要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外国经验，不管是哪一个　　

国家的，只能供参考。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1]
(一九六三年九月、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一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一九六三年九月)

　　二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　　

　 　

两个中间地带[1]
(一九六三年九月，一九六四年一月、七月)　　

　 　

一

　　大家担心的是形势问题，尤其是国际形势。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2]。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3]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4]。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

　　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5]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6]，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什么缓和国际形势，不要信那一套。苏、美达成协议，我看不那么容易。大西洋许多国家也不会赞成美国。戴高乐到处说法国不当卫星国，他们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赫鲁晓夫说我们同戴高乐站在一条线上，其实我们同戴高乐也没有见过面。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

　　(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

　　二

　　我们同苏联有外交关系，而且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两个国家，但是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还不如中国同日本自由民主党的关系好，也不如中国同池田[7]派的关系好。这很值得我们大家想一想，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美、苏两国都有核武器，想统治全世界，而自由民主党是受美国控制的。从国际地位来说，日本同美、苏比，占第二位。像这样第二位的国家还有英、法、西德、意大利等。我们还是有工作可做。日本垄断资本同美国并非那样团结。英国同美国比较好，但也不是那样团结。法国使美国感到恼火。西德的地位重要起来了，这样一来，势必会同美国发生对抗。

　　所以讲到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这种情况看起来比较明显。

　　(　一九六四年一月五日　)

　　三

　　美国的手伸到我们整个西太平洋、东南亚，它的手伸得太长了。驻在这里的第七舰队是美国最大的舰队。美国有十二艘航空母舰，第七舰队就占了一半——六艘。它还有一个第六舰队驻在地中海。当一九五八年我们在金门打炮[8]时，美国人慌了，把第六舰队的一部分向东调。美国控制欧洲，控制加拿大，控制除古巴之外的整个拉丁美洲。现在它把手伸到非洲去了，在刚果打仗。

　　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反对美帝国主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有许多人反对美帝国主义。有的帝国主义者也反对美帝国主义，戴高乐反对美国就是证明。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的垄断资本是不满意美国的，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人公开反对美国；另一部分人依靠美国，但我看，随着时间的延长，日本这一部分人中的许多人也会把骑在头上的美国赶走。

　　(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　)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原题是《中间地带有两个》。　　

　 　

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1]
(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　　

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十年规划。社会科学落后了，这回没有搞规划。社会科学也要投一点资。

　　有一本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曾停了很久，现在复刊了。复刊了就好。现在第二期已经出了。

　　要有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

　　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我们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学理论，如医学方面、生物学方面。

　　死光[2]，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军事上除进攻武器外，要注意防御问题的研究，也许我们将来在作战中主要是防御。进攻武器，比原子弹的数量我们比不赢人家。战争历来都需要攻防两手，筑城、挖山洞都是防嘛。秦始皇[3]的万里长城没有多大用处。我们准备做一些蠢事，要搞地下工厂、地下铁道，逐年地搞。

　　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科学实验，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完全采用实验的方法。例如研究政治经济学不能用实验方法，要用抽象法，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4]。商品、战争、辩证法等，是观察了千百次现象才能得出理论概括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插话的节录。
　　[2]死光，即激光。
　　[1]秦始皇，即赢政（公元前二五九——前二一○），秦王朝的建立者。
　　[4]见马克思《资本论》一八六七年第一版序言。原文是：“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　　

　 　

　　

　 　

接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钱代表和法律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　　

（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　　

    　　

    主席：过去你们临时政府告诉我，阿尔及利亚有一千万人口，包括一百万法国人。那么本国人只有九百万，战争上又牺牲了一百多万，只有八百万不到一点。人民一定会胜利。人口在打过仗之后也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我是根据我们的经验说这话的。　　

    我们党在开始的时候只有五十七个党员，在一九二一年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时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十二个人中只剩下两个人，那十个人或者牺牲了，或者叛变了，可是革命力量发展了，越来越大了。我们的革命一共化了二十几年才胜利，从一九二七年打仗打到一九四九年，整整二十二年。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时，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由五万党员降到几千党员。那时我们没有经验，蒋介石叛变革命，同我们打了十年国内战争。大革命失败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右倾。然后在战争中党壮大了，军队壮大了，根据地也扩大了，有了三十万党员，三十万军队，根据地的人口也有几千万。这时又产生了“左”倾，他们要打大城市，社会政策不对，只要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不要。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不对，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分开，提出的一切政策也就不对，结果又失败了，被迫举行了万里长征。万里长征不是我们愿意干的，这是政策失败了，没办法，从南方跑到北方。这一来三十万军队剩下不到三万，被搞掉百分之九十以上，三十万党员只剩下几万，所有大城市的组织差不多都完了，又是一个大失败。可是这两次失败，一九二七年右倾失败，及以后的“左”倾失败，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　　

    阿卜杜拉：主席所讲的这点，在我们来中国以前就认识了，失败有消极的一面，但也有另一面，可以从失败中得到经验，所以也可以说失败是成功的基础。　　

    主席：我们就是这么看。没有这两次失败，中国革命不能胜利，不能总结经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反对“左”倾机会主义，使我们能采取正确的政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　　

    第一次失败，是没有看到朋友变成敌人，只讲团结不讲斗争。第二次失败，是只讲斗争不讲团结，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全看成敌人。这两次党内关系也不正常。我们就总结经验，所以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政策就比较正确了。抗日战争经过八年，由两万五千军队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根据地的人口由十几万发展到一亿多。胜利时日本人跑了，美国人又来了。蒋介石有四百多万军队，一切大城市和铁路、矿山资源都在他手里。国民党向全国解放区发动进攻，占领我们很多城镇和乡村，我们把延安都失掉，许多外国朋友也认为我们不行了。延安是个小城市，这个小城市只有几千人口，是山区，我们拿它做根据地，后来这个根据地也失掉了，很多人都认为共产党没有希望了。后来我们釆取正确的退却政策，退却一年的样子，退却过程中消灭了国民党八个旅，一直到一年以后，我们才可以举行反击。解放战争一共用了三年半时间，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现在蒋介石还在联合国里“代表中国”，我们还被叫“土匪”。（全场大笑）法国人昨天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你们胜利之后，法国人才承认你们，那也好嘛！有些国家至今还不承认我们，意大利、比利时、西德、日本，主要是美国，他们的政策是孤立我们，那时我们与你们一样。你们在没有同法国签定埃维昂协定之前，你们的情况也不那么好，好像很孤立的样子，其实你们并不孤立，有什么孤立的？突尼斯的关系与你们搞的不好，不久前摩洛哥的关系也搞的不好，我看没有什么要紧，同情你们的人很多很多，中国人民同情你们，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绝大部分人民都是同情你们的。你们在欧洲也有朋友，法国人中也有你们的朋友。　　

    法国政府过去不是你们的敌人吗？你们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世界上的事情是会起变化的。当法国人跑了的时候，你们多困难，没有粮食，没有教员，没有医生，没有药品，工厂开工资金不足，现在你们也还在困难阶段，没有工程师，没有技术员；要有地质工作人员，要勘探石油，要勘探各种矿产，但是要有个过程才能建立这样的地质工作队伍。总之，你们是会搞起来的，由没有到有，由少到多，由不会、不懂，到学会，到懂，我是根据我们的经验讲这个话的。比如军队，我们没有，现在有了，你们也没有军队，现在也有了。又如打仗，谁会？我就不会打仗，还不是学会的。军队的事，打仗的事，能由没有到有，由不会到会，为什么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们就不能搞起来？困难可以克服，不会的人可以学会，没有的东西是可以有的，不要那么多迷信，要破除迷信，只要肯干，我是不大信迷信的，过去也有过迷信。很多是敌人教会了我们的，必须团结国内人民，只要依靠人民就有出路。　　

    脱离群众是不行的，是不是这样？过去的一些领导人，你们不要了，我们有一个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才清楚，就是他们脱离了群众。是这样吗，不知对不对？　　

    阿卜杜拉：主席的分析很正确。阿尔及利亚的领导人于一九六二年二月在的黎波里举行了会议，在会议上起草和通过了一个纲领。那时出现了一个多数和少数，多数中不包括过去临时政府的某些领导成员及其他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对中国朋友们说，这没有什么秘密，世界报也谈到过。那就是少数人不愿意服从多数，不愿意接受多数的观点，可以明确指出，当时出现的多数反映了阿尔及利亚广大人民的意志。后又经过选举产生了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任命了现政府。　　

    主席：革命中总有一部分人，他们可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但再进一步他们就不干了。我们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当反对帝国主义的时候他们干，反对封建主义的时候他们干，他们自认为共产党员，但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一到搞社会主义他们就不干了，他们就反动了，有这么一部分人。哪一个党内都有这样的事情，特别是在革命转变时期，是不可避免的。过去多数是进步的，少数是落后，如果政权掌握在落后分子手里，那就危险了。 　　

    主席：不能学习，我们也是在摸索过程中，有很多错误和缺点，要全面分析再接受，不要认为中国什么都是好的，中国也有不好的一面。有进步的一面，有落后的一面，工作中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我们这几十年就是这么过来的，经常犯错误，改正错误。不隐瞒错误，你们（指陪见人）不要隐瞒错误，只介绍正确的东西，不介绍走弯路和错误的方面。中国农业很落后，工业现在与先进国家比还差的远，在我们的社会上和党内，干部也有变化，有的变成了贪污分子，实际上是资本家，我们的政策是对他们进行教育，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可惜时间不够，不能细致地介绍我们的政策。像你们这样的党，这样的国家，我们应该把一切经验毫无保留地介绍给你们。对待反革命分子和犯人的政策，我们也犯过错误。你们看见过我们的监狱没有？　　

    阿卜社拉：我们看过北京监狱。　　

    主席：我们的监狱也有办得好的，也有办得不好的。（指陪见人）北京监狱是那个办得好的吧？办得不好的不让你们看。（向陪见人）要让他们看一个办得坏的。就是应该这样介绍，有好的，也有坏的。人民公社也有办得好的，也有办得不好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使办得不好的办得好起来。军队里也可以看看。军队是专政工具的主要工具，你们是搞法律工作的，不看军队不好，你们国家如果没有军队，你们的法律工作还能搞吗？没有军队的保卫，你们就不能生存。还要看看警察和公安部队。（向陪见人）与军委和公安部联系一下，让他们看看军队、警察、公安部队，以及民兵的情况。你们大家都是搞法律工作的，专门在法律条文上作文章是作不出什么来的。光靠监狱解决不了问题，要靠人民群众来监视少数坏人，主要不是靠法院判决和监狱关人，要靠人民群众中多数监视、教育、训练、改造少数坏人。监狱里关很多人不好，主要劳动力坐牢就不能生产了。今天我们讲不完了，没有时间，只能介绍些要点。你们还过几天走？　　

主席：好嘛，应该这么作。我讲我们过去的历史，就讲了我们是怎么犯错误这一点，错误对我们很有益处，教育了我们。从成功的方面学得的经验，也从失败的方面学得经验。我看你们总结你们的历史也会是这样的，总有代表比较正确的一面。回去后你们的本·贝拉总统和其他朋友们，你们真的搞社会主义，我很高兴，那我们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斗争的同志，而且是搞社会主义的同志。搞社会主义要团结大多数人，团结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人，团结一切干社会主义的人。　　

几段插话　　

（一九六四年一月）　　

　 　

为什么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这个问题是带普遍性的，许多人脑子里有这个问题。解答这一问题，还是要用阶级、阶级分析。这是从斯大林时候就包下来的。联共党史写了，宪法也写了，只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全民一致，不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外的不一致，不提还有资本主义分子，还有未改造的知识分子；此外，也不提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高薪阶层，工人贵族。问题不在于赫鲁晓夫一个人，而在于这个基础，基本问题，即有新的资本主义产生的基地。所以，只说反赫鲁晓夫不行，打倒一个，还有第二、第三、第四个，……。不只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欧洲十几个国家都出了修正主义，代表什么？代表工人贵族。我说工人阶级的广大贫苦阶层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少数工人贵族出修正主义。　　

　 　

接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夫妇时的谈话　　

（　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　）　　

　 　

在中国，还是有保持原状的人，还有人反对我们，还有人表面上不反对我们，但实际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人表面上服从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心里不满意。将来也还会有这样的人。改造社会和改造人是永远也做不完的工作。一个社会总是一分为二，有正面，有反面。如果我们这一代什么都改造完了，那么下一代干什么？如果说再过一万年社会改造得十全十美，每个人都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样的人，那么一万年之后的人干什么呢？一万年之后，还是会有量变、质变，还是会有飞跃，还是会有社会革命。我就不相信在进入共产主义后，社会经济将永远是同样的一种经济，人永远是同样的人。现在当然还没有人谈这个问题，但是我就不相信会是那样。

    

实际上，社会总是复杂的，一个统一体总是可以分的，至少可以一分为二。

任何社会，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不仅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一分为二，而且无产阶级也一分为二。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有修正主义者好，没有就不好。这不是人为的，是自然的。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势必一分为二，从来是一分为二的，从马克思的时候起，就是如此。

    就是你们和我们，也是一分为二的。你刚才不是讲，你们过去以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只应该有团结而不应该有斗争吗？这种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你们思想中错误的一方面。但是你们思想中正确的那个方面占主要地位。因为你们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你们的党的脱产干部很少，你们的大多数干部都是靠自己劳动吃饭的，这样就减少了官僚主义。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这里的官僚主义可不少咧！应该让威尔科克斯同志看看我们关于城市五反的文件，看看官僚主义危害多大。五反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分散主义、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这个文件应该翻译成外文，给你们带回去，让你们的中央委员都能看到。

    中国的社会是一分为二的，谁也不能说中国是不能分的。不能说只有光明的一面，而没有黑暗的一面。不能说只有正确的一面，而没有错误的一面。不能说只有马列主义的一面，而没有修正主义的一面。不能说只有廉洁的一面，而没有贪污盗窃的一面。否则就不符合事实。

    对外国同志介绍情况时，只说好的，不讲坏的，这是不正确的，不是真正马列主义的态度。……

    列宁、斯大林的时候是肯定阶段，现在是否定阶段。但是事物的发展会走向否定的否定，修正主义也会走向它的反面，势必如此。广大的苏联人民、党员和干部是反对修正主义的，但需要时间，或者十年，八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

    我是从修正主义对我们的好处和帮助谈起，联想到我们历史上错误的政策和机会主义路线对我们的好处，以及党外的敌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对我们的封锁，断绝经济关系和大举进攻对我们的好处。这个道理在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有人总是认为敌人的压迫、杀人、被打入地下、党的组织缩小等等，是坏事。认为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猖狂进攻，是坏事。日本过去进攻中国，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有些日本资产阶级的代表，现在见到我们就道歉，说：对不起得很，我们过去侵略了你们。我说，不，没有你们的侵略和占领大半个中国，我们不能胜利；你们的侵略激起全中国人民都起来反对你们。就是因为日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所以中国人民都起来了。

 所以，日本侵略中国，有两重性：有坏一面，也有好的一面。坏的一面是，杀中国人，破坏村庄，抢人物质。好的一面是，激起了中国人民，强迫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否则我们的一百二十万军队建立不起来，一亿人口的解放区建立不起来，也不能解决经济问题，不能解决吃饭、穿衣、住房子的问题。枪炮问题也不能解决。我们的枪炮是他们送来的，后来是美国人送来的。我们军火的主要来源是美国。其次是蒋介石的兵工厂，我们自己的兵工厂很少。到一九四九年，我们的军火工业才开始发展，有了十万工人，开始制枪，小型的炮，步枪和机关枪，制造子弹和炮弹。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小米加步枪，没有飞机、坦克、大炮，没有外援。但是我们打败了有飞机、坦克、大炮和有大量美援的敌人。

春节谈话记要　　

（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　）　　

主席：载涛这个人是陆军大臣，到过法国留过学，我知道他，但不熟悉。是否通过你帮助他，生活有所改善，食无鱼不出，还是让他改善生活。

    当走狗不好当，尼赫鲁太不行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输空了。修正主义到处碰壁，在罗马尼亚碰壁，在波兰不听，古巴是听一半不听一半，听一半是无可奈何，不出石油不出武器。帝国主义日子也不好过。日本反美，反美不仅是日本共产党，日本人民，还有大资本家。不久前北×制铁所拒绝美国调查。戴高乐反美也是资产阶级要求。与中国建交也是他们主动。中国反美，北京过去有个沈崇，全国反美帝国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骂我们宗派主义、假革命，骂得好。不久以前，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四点：1、停止公开论战；2、再派专家来；3、中苏边界谈判；4、扩大贸易。边界可以谈，二月二十五日就开始。生意可以做一点，不能太多，苏联的物品笨重、价贵，还要留一手。

主席：一笨二贵三差四留一手，不如同法国资产阶级好办，还有一点商业道德。

    过去工作中有错误，第一是瞎指挥，第二是高征购，现已改正。现在走到反面，由瞎指挥到不指挥，这就没有干劲了。所以要学解放军，学石油部大庆。大庆油田××多投资，三年时间建成××万吨油田，××万吨炼油厂，投资少，时间短，成效高，文学海赋值得看看。

主席：年岁大了，学文的问题还不大，学自然科学的就显得太长了。特别是搞原子能科学的，搞尖端科学的，毕业的年岁就太大了。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学自然科学的到廿四、五岁就可以作出贡献。例如美国苏联搞自然科学，搞原子能有成绩的人，一般都是廿四、五岁，这个年龄脑子最好使，而这个年龄我们的学生还在大学，未进入工作岗位。廿六、七岁才工作，对于发展科学不利。学制特别长，应考虑学制问题。

毛主席：现在书念多了害死人。现在的课程太多，负担太重，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中小学生近视眼成倍增加，这样非改不行。　　

 毛主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时间。孔子教学生的课程只有六门：礼、乐、射、御、书、数。就这样还教出了颜回、曾子……孟子等四大贤人。学生只是成天读书，不搞点文化娱乐，体育活动、游泳，不能跑跑跳跳，又不看课外读物……等，那是不行的。　　

  毛主席：历史上的状元很少有出息的。唐朝有名诗人李白、杜甫既非进士，又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还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令、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翰林。蒲松令是一个提升的秀才，要高一等，还不是举人。凡是当了进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权，反而不行了，就出了内乱。汉武帝、李后主文化多了亡了国。可见书念多了要害死人。刘秀是个大学生，而刘邦是个草包。　　

毛主席：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出偏题，出古怪题，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彻底改革。我主张公开出考题，向同学公布，让同学自己看书，自己研究，看书去作。例如对《红楼梦》出二十道题，有的学生作出一半，但其中有几个题目答得很出色，有创造性，可以一百分。另外有些学生二十道题都答了，是照书本上背下来的，按老师讲的答对了，但没有创造性的，只能给五十分或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人死。先生讲课有的啰啰嗦嗦，允许学生打瞌睡，你讲的不好，还一定让人家听，与其睁着眼睛听着没味道，还不如睡觉，可以养养精神，可以不听，稀稀拉拉，休息一下脑筋。

毛主席：应该下去。现在有些人不重视下乡劳动。明朝李时珍就是跑来跑去，上山采药。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中学、大学，孔夫子出身于贫农，放过羊，也没有进过中学、大学，是个吹鼓手，他什么都干过，人家死了，他给人家吹吹打打，也可能做过会计，会弹琴赶车，骑马射箭，“御”是驾车，就是当汽车司机。教出了颜回、曾子等七十二贤人，有弟子三千。他自小由群众中来，了解一些群众的疾苦。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官，也不太大。鲁国有一百多万人口，长期人家瞧不起他，周游列国时，人家骂他，这个人爱说老实话，说他吃不了苦，挨不了骂。后来子路做了孔子的侍从保镖，他不准人家说孔夫子坏话，谁说了他就揍人家，从此不好的声音不再入耳了，群众不敢接近。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了。我们的方针正确，方法不对。现在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有不少问题，这一套都要改。这是摧残人的。　　

毛主席：小学也不要念得太长。高尔基只读过二年小学，学问完全是自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卖报出身，发明了电，瓦特是工人，发明了蒸气机。在古今中外许多科学家都是在实践中自修成的。　　

 毛主席：这是繁琐哲学。四书、五经的注释很繁琐，现在都消化不了。繁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释现在统统消灭了。我看用这种办法教出来的学生，无论中国也好美国也好苏联也好都要消灭，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如佛经那么多，唐玄奘考证的金钢经就比较简化，只有一千多字，现在还有。另一个鸠摩罗什考证的字太多了，灭亡了。五经、十三经不是也行不通吗？注释得很多。结果没人读，十四、五世纪搞了繁琐哲学，十七、十八、十九世纪才进入启蒙时期，出现了文艺复兴。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十几本就行。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孔夫子的书里没有农业知识，因此他的学生四体不勤、五等不分。这方面我们要想办法。　　

　 　

送给李讷的四句话　　

（时间不详）　　

    1．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2．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3．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4．在命运的前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　　

关于胡藏芸案件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二月）　　

    最近两个下放干部来我这里，谈到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化工厂思想政治工作做得不活，领导者水平不高，据说有一个犯人经过教育以后，坦白了全部问题，结果加重了刑期，这样做就有顾虑了。不坦白反而可以早出去，坦白了却加重了刑期，此事如果属实，就奇怪了。坦白应该从宽。他不骗你了，应该从宽嘛！是不是有这样的事，谢富治同志或徐××，可以去这个厂子了解了解。　　

在一次汇报时的插话　　

（一九六四年三月）　　

    看到你的信，你们想找我谈一谈。最近因为搞反修斗争，等等，好久没有找你们谈了。　　

    你们看，我们跟赫鲁晓夫斗争，能否取得胜利？我们跟敌人斗争了一辈子，敢跟帝国主义斗争，也打败了帝国主义，我们就不能打胜赫鲁晓夫？　　

    我们现在主要是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作斗争。至于反动派，如尼赫鲁，那不算什么！　　

    （谈到有人在一九六○年上海会议上提出粮食产量的高指标问题时）　　

    真理，一切真理，开始的时候，总是在少数人手里，总是要受到多数人的压力。四百年以前，波兰人哥白尼，他是个伟大的天文学家，发现了地球是动的。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以科学的日心地动学说，推翻了在天文学上统治了一千余年的地心天动学说。当时宗教界群起而攻之，都反对他，说他是异端，他是一直受压迫的。他的《天旋论》，一直到他临死前（一五四三年）才出版，他高兴了。当时意大利的伽利略（一五六四——一六四二年），是一个卓越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他赞成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意见，从一六○九年起，他自制望远镜观察天空，看星球是否动的，但是，他受到当时宗教界的迫害，受到罗马反动法庭判罪。另一个人是被火烧了。烧死一个人算什么！真理还不是在他手里头？！烧死一个人，地球还是动的。发明安眠药的是德国人，是个药店子的药剂师。他们几个人在药店试验，开始他们的目的，是想减少妇女生育的痛苦。他们经过了多少次的试验，有一次八个人都中了毒，几乎死了，但终于发明了安眠药。可是德国人不准他们制造和推销。法国人买了他们的发明的专利权，把这个药剂师请到法国，开欢迎会，这才推广了。也很奇怪，在那一个地方不灵，在别的地方就灵起来了。这种事情也很多，比如说，佛教是印度发明的，可是在印度并不那样吃得开，到中国和其他地方就灵了。又比如，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欧洲和苏联就不灵，到中国就又灵了。达尔文，他本人也是信仰宗教的，他的《物种由来》出来之后，受到宗教界的迫害，都反对他。　　

    （谈到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　　

    “四清”，“五反”，这都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我们的头脑中并不产生什么。“四清”就是保定地委提出的。河北省有八个地委，只有保定地委提出。保定地委开始也是不懂得搞“四清”，后来群众提出，非搞“四清”不行，他们接受了。干部参加劳动，是山西昔阳县教给我们的，以后又有浙江省的几个材料。　　

    （谈到全国现在正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时）　　

    “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苏区斗争是很激烈的，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不得不进行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有些文章应该再写，把新的东西写进去。“两论”是几十年前写的东西，现在一切都发展了，内容更丰富了，应该重写。　　

    （谈到一九五八——一九六○年三年大发展中间的经验教训时）　　

    大有好处。不经过这么一次是不行的，是学不会建设的。搞全国规模的建设，我们没有经验。革命肘期，我们有些根据地搞经济建设的经验。那时，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三个：一要吃，二要穿，三要盐。因此，就必须发展生产。这就是我们当时搞经济建设的由来。　　

    土地改革纲领（一九三三年文件），我在这前后费了十年功夫。不费十年功夫，是搞不出来的。在大革命时，我办了两次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一次，武汉一次，也做过一些调查研究，但还没有解决。还是以后在兴国和其他地方进行了八个调查，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才解决了问题。这是群众教给我的，说应该这么样办。　　

    我们学会革命，从一九二一年开始，到一九四五年七大。用了二十五年的功夫。延安整风的时候，我们知道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知道了三次“左”倾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我们总结了这些经验。所以，我们到抗日战争结束时，能够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队，民兵还不在内。七大开得很好，统一了思想，团结了全党。当然，也还有些问题，比如高岗、彭德怀，但我们还信任他们。彭德怀以后当西北野战军司令员。一九四六年跟国民党是小打，一九四七年七月就开始反攻，每月消灭它八个旅，可灵咧！到一九四八年，逐步打下了石家庄、济南，以后就是三大战役。　　

    学会打仗，是用了十五年的功夫。我开始不会打仗，也没有想过要打仗。大革命失败了，我们当时有五万党员，分成几部分，一部分被杀了，一部分投降了，一部分不敢干、逃跑了，只剩下一、两千人。七大统计时，还有八百人。这几年，除了老死的，只有六百人了；井冈山的人也只有三十个人了。在那个时候，逼上梁山，非拿起枪学打仗不行。也没有进过什么军事学校，住过军事学校的是少数。学会打仗，主要是蒋介石这个“老师”教给我们的。他把苏区打垮，叫我们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三十万军队，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两万多人。而这两万多人，还并不都是长征来的，是经过陕甘边境庆阳、关中的云阳和东征发展来的。当时我说，这两万多人是比三十万人强了，而不是弱了。走了两万五千里，腿“讲话”了，发言了。这样我们的脑子就要想一想，遵义会议就开成了，才改过来。学会打仗，什么都是逼出来的。　　

    　　

    （谈到什么叫做拥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时）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而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我说，石油部作出伟大的成绩，它既振起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万吨石油；而且不只是××万吨石油，还有××万吨的炼油厂，质量是很高的，是国际水平。只有这样，才能说服人嘛！　　

    （谈到某同志革命意志衰退，需要提拔青年干部时）　　

    有些人到底是有病，还是革命意志衰退？还是一礼拜跳六次舞？！还是爱美人、不爱江山？！说是病得不得了，不能工作，能病得那样厉害？！……像某些同志，到底是爱美人，还是爱江山？！我看叫他搞××不一定能搞好，要给他配个“宰相”。　　

    多年提倡下去调查研究，就是不下去。搞了多少年工业，并不知道什么叫工业。不懂机器，不懂设备，怎么行？！　　

    现在必须提拔青年干部。赤壁之战，群英会，诸葛亮那时是二十七岁，孙权也是二十七岁。孙策干事时只有十七、十八岁。周瑜死时才不过三十六岁，那时也不过三十岁左右。曹操五十三岁。事实上，年青人打败了年老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　　

    （谈到大寨生产队的陈永贵时）　　

    可不要看不起老粗。全国人代会开会时，我的一个同学×××，现任湖南省副省长，他要跟我谈一谈。他说，现在了解到了，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知识的，历史上当皇帝的，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善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成吉思汗，是不识字的老粗；刘邦，也不认识几个字，是老粗；朱元璋也不识字，是个放牛的。我们军队内，也是老粗多，知识分子少。许世友念过几天书！×××没有念过书，韩先楚、陈锡联也没有念过书，××念过高小，刘亚楼也是念过高小。当然，没有几个知识分子也不行。林彪、徐向前、×××、×××、……，我们算是中等知识分子了。结论是：老粗打败黄埔生。　　

    （谈到现在风气不错，大家都愿意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愿意向别人学习时）　　

    凡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我这个人也是一分为二的。我是个小学教员，小时候也信过神仙，跟我母亲朝过山，在十月革命以前并不知道有马克思，知道有马克思是以后的事情。　　

    哪里有没有错误的人呢？我们有些同志就是喜欢形而上学。什么叫做形而上学？就是片面性，就是只准说好的，不准说坏的，只爱听好的，不爱听坏的。前年，一九六一年，××部门就是听不得批评。像×××同志，这是个好同志，但就是不愿意让人家看他们的坏的，只愿意让人家看好的，生怕触着痛处。　　

    马克思也是一分为二的。马克思的哲学，是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学来的，经济学是从英国李嘉图等学来的，又从法国学了空想社会主义。这都是资产阶级的。从这里一分为二，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请问，马克思他小时候，是否读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我们这个党也是一分为二的。　　

    在反一次“围剿”之前，有人说，搞军队非打人不可，不打人怎么能带动军队？！那时，军阀主义可厉害咧！士兵说：“爱兵爱兵，连长骑马”。这句话不对，连长应该骑马。　　

    彭历来是闹分裂的。在中央苏区时，立三路线来了，他们可“左”咧！要打大城市，打九江、武汉、长沙。我说不行，他们说非打不行。当时有个吉安地委书记李文林，也给中央写了信，说分土地、土地革命发展和巩固并重是农民意识，说先打吉安后打九江要断送革命。这是说非打九江不可，“左”得很！十年内战，党内斗争可厉害了。　　

    长征到遵义会议，情况有些改变。王明路线，应该有个分别，遵义会议前和会议后不同。　　

    跟四方面军会合，我们讲老实话，告诉张国焘，说我们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有三万人了。讲老实话嘛！那时四方面军还有八万人，张国焘就向我们要领导权，我们不给。张国焘他的错误，是路线错误。　　

    以后，就到了陕北。抗战中间也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有王明路线，还有彭德怀的百团大战之类的东西。七大前，开了斗争彭德怀的会议。他在庐山会议不是说，你们骂了我四十天，我也骂你们二十天。延安斗争会，你们参加了嘛！他就是不分散（指百团大战），要搞集中。实际上，那时一个排分散出去，就可以发展成一个团、一个师。　　

    解放以后，还不是一分为二？高饶反党集团，一九五三年是一个大暴露。财经会议时，他们说，××、××等是一个宗派。我谈了，中国革命就是许多山头闹成的，没有山头，那有革命？我们那时又没有共同纲领。　　

    彭与高岗是在陕北结合到一起的。没有想到，邓华也跟他们搞到一起。邓华跟我谈过话，他觉得井冈山没有山头，很没味道，以后就找彭去了。死了的那个陈光，也感到没有山头，不满意。　　

一九六二年，又闹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各部门可不稳呢！邓子恢要搞“包产到户”。王稼祥过去从来是有病，那半年没有病了，就是要“三和一少”。可积极哩！我们现在就是要“三斗一多”。绕战部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并且定了五年计划，软绵绵地，软下来了，就是向资产阶级投降。那时他们在国际上是要搞“三和一少”，在国内是要搞“三自一包”。　　

    （谈到读书时）　　

    愚公移山，是有道理的，在一百万年或者几百万年以内，山是可以平的。愚公说得对：他死后有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再生儿子，孙子也再生儿子，子子孙孙一直发展下去，而山不增高，总有被铲平的一天。　　

    哲学讲半个钟头就行了，讲久了反而讲不清楚。书也不要读得太多，读几十本就够了，越读多越不清楚。　　

 接见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时的谈话　　

（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五日　）　　

　 　

主席：我们也犯过幼稚病，犯过三次之多。最后一次把我们南方根据地丢掉了，还跑了一万多公里，就是长征。那时我们叫“教条主义”。就是不根据中国实际，专门抄书本，抄教条，抄外国的经验。我们也有过几次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拿现在的话就叫修正主义。那是从资产阶级来的思想。你们将来再把我们的这段历史研究一下，也不要很多时间，个把星期就够了。（对周××）你们也可以跟他们谈话。你们参加没参加反陈独秀、王明的斗争？

    周××：（以下简称周）：反陈独秀时我们正是个娃娃，是个小鬼，反王明的后期倒是参加了。

主席：第一任总书记是陈独秀，这个人后来是托派。后来好几届书记也都不行。所以跟你们也差不多。我们这个党也不是顺畅走过来的，是经过艰难困苦过来的。现在在我们党内也不是什么都是好的。有许多党员挂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有许多干部也是这样。我劝你们要了解这方面，可能对你们会有用处。

主席：可能是，但还要看。现在还在试验过程中，最后的结论是以后的事情。有些共产党反对我们的措施。说我们不行了。这跟帝国主义一样。帝国主义也反对我们人民公社这一套。帝国主义反对，法共他们也反对。可能有些好处也说不一定。要不然，假如一点好处也没有，那他们为什么反对呢？只好欢迎了。这就是说，我们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你们的共产党是不准备搞真正的社会主义的。

    我们也不忙做结论。究竟是人民公社崩溃，还是发展？要再看。前一阵子，帝国主义说中国政府要崩溃，现在又不大讲了。看样子中国还没有崩溃。我这个人倒是会崩溃的，快要见马克思了。我们的医生就是不能保证我还能活几年。这是客观规律，人总是要灭亡的。是辩证法。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但是一个人灭亡，一群人灭亡，并不等于一个国家灭亡。现在马克思不在了嘛，恩格斯不在了嘛，后来又有了列宁、斯大林。现在这二位也不在了嘛。世界就灭亡了吗？不但没有灭亡，还更加发展了。中国革命胜利了，你们的革命胜利了。古巴的革命胜利了。这就是规律。

关于胡藏芸案件的指示和批示　　

（一九六四年四月）　　

    你看，确有此事吧！有些人只爱物，不爱人，只重生产，不重改造。把犯人当成劳役，只有压服不行。其实抓紧思想政治工作，以思想工作第一，作好这一面，不仅不会妨碍生产，相反还会促进生产。　　

    （1964年4月，同汪东兴同志的谈话）　　

    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　　

    （　1964年4月20日　，对公安部党组关于调查处理胡藏芸案件的情况报告的批示）　　

在谢富治同志汇报劳改工作时的指示　　

（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　　

      主席说：究竟是人的改造为主，还是劳改生产为主，还是两者并重？是重人？重物？还是两者并重？有些同志就是只重物，不重人。其实人的工作做好了，物也就有了。　　

    主席说：许多干部不赞成读双十条，是怕读了以后，他那一套不灵了。他不相信能把绝大多数犯人改造成新人，过去红军军官带兵靠打人、骂人、关禁闭，枪毙等等。当连长、排长如果不打人，不骂人，不摆威风，他就没有法子带兵了。这样事情搞了多少年，后来总结了经验，逐渐改变，兵反而好带了。做人的工作，就是不能压服，要说服。现在，你的那一套在劳改中开始见效，但才是个开始，也要搞多少年才行。　　

    主席说：在一定条件，在敌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以后，敌人中的绝大多数是可以改造的，但要有好的政策，好的方法，要他们自觉改造，不只靠强迫压服。　　

    （　1964年4月28日　，同谢富治同志的谈话）　　

对共青团九大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　　

    有为青年多得很，青年一代要打败老一代，我们的未来就是他们的，不要为名望、知识所惧怕，青年人要敢想、敢说、敢做、要从各种狭隘的限制中解放出来。　　

 接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的谈话　　

（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　）　　

主席：我们两国团结起来。我们两党团结起来。很多马列主义政党（不是挂名的，是真的，就是修正主义所说的，“教条主义”的）团结起来。我们挨骂，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有人骂就好。

    维托：敌人咒骂，我们就感到舒服。

    主席：没有人骂就是不舒服。许多事情别人不知道，这一骂就骂出来了，现在要辩论，要公开论战，许多人开始注意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开始注意起研究谁是谁非。是修正主义对，还是“教条主义”对。你们、我们被称为教条主义，挨了很多骂：又是假革命、新托洛斯基主义、民族主义、分裂主义者……，头上帽子很多。

    维托：他们除了谩骂，别无他法。

    主席：可是他们不敢在报上发表我们的文章。他们说他们很有理，可是不敢把我们、你们的文章发表在报刊上。我们要和他竞赛：我们说，我们发表你们多少，你们发表我们多少，好不好，他们不干。

维托：他没有理。

    主席：就是。他无理，他不干。他们说我们无理。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斯基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那你们把我们的东西发表啊，发表了，你们可逐条地批驳。可是他们就是不敢，胆小得很，说他们是纸老虎有道理。

    维托：对！对！对！

    主席：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修正主义也是。

　 　

主席：我们党是工人农民的党，政权是工农的政权，军队是工农的军队，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意识形态，应反映工农。旧的意识形态可顽固了，旧东西撵不走，不肯让位，死也不肯。就要用赶的办法，但也不能太粗暴，粗暴了，人不舒畅，要用细致的方法，战胜老的，老的还有其市场。主要的是我们要以新的东西代替它。你提倡的，不会一下子实现的，没那么回事，你提倡你的，他实行他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已经提了几十年了，可是我们的一些工作同志，嘴里赞成，实际反对。现在是不是好些了？

主席：你们国小，可是在世界上表现出不小，很厉害，你们高举马列主义旗帜。苏联为修正主义所控制。什么叫修正主义？即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苏联已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当然不能说整个社会结构都变成了资本主义，他还来不及，还有抵抗力。修正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就不能代表马列主义真理，只能代表少数人。苏联国内阶级斗争是存在的，而且是严重地存在着。反对赫鲁晓夫的，就要被关进疯人院。这是法西斯专政，很值得注意。我们这样国家要掌握好，我不能保证中国一百年后不出修正主义。　　

　 　

主席：以阶级斗争进行教育，承认阶级存在，阶级斗争存在，适当进行阶级斗争，不流血的，不是开战，但少数破坏分子也得整，反革命、破坏分子、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走狗，还有赫鲁晓夫的走狗。我国社会情况相当复杂，不要简单地看问题，我常劝外国同志不要简单地看中国。有光明的一面，是主要的，也有黑暗的一面，虽然是次要，但要注意，社会是由这两面组成的。要复辟地主、资产阶级的有二、三千万人，比你们国家人口还多。　　

　 　

主席：专政总有一个对象，不要信赫鲁晓夫的话，他说专政无对象了，全民党、全民国家是骗人的，没那么回事。他提出这些口号，是掩盖他进行资产阶级复辟，骗人的。要揭露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欺骗，你们大概赞成吧？

    主席：有阶级才有党，不是代表这个，就是代表那个。可能两个不同阶级由一个党代表。国家就是专政的工具，不然就不应叫国家。专政还要多少年？现在说不定，可能几百年。要搞共产主义各取所需，帝国主义不打倒不可能。

    主席：还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还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文化教育达到一定水平，条件具备才有可能。

在四个副总理汇报时的插话　　

（一九六四年五月）　　

    一、一定要很好地注意阶级斗争。农村四清是阶级斗争，城市五反也是阶级斗争。城市不要吹牛，五反工作不能在今冬明春结束，要准备三、五年才能结束。城市也要划成份。至于如何划法，将来作时要定出标准。不能唯成份论，马、恩、列、斯出身都不是工人阶级。　　

    二、关于第三个五个计划。一定要把干劲鼓足，一定要把后备留到，不能凭我们的年龄来订计划。计划一定要有客观根据。第三个五年计划，我看还是要注意数量多了，而质量没有更多的注意。　　

    计划绝不能凭主观愿望，一定要有客观根据，要切实可靠。　　

    三、自力更生问题。自力更生十分重要，不仅一个国要自力更生，就是一个工厂，一个人民公社、生产队也都要自力更生。在人民公社管理工作中，真正有成绩的是靠自力更生的那些公社，凡是有贷款的公社和生产队办的就要差些。现在我们全国真正自力更生的公社有三个，一个是江苏的陈永康公社，一个是山西的陈永贵公社；另一个是山东的曲阜的陈××公社，他们从来没有向国家要一个钱，完全靠自己力量搞起来的。　　

    四、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干部一定要参加劳动。　　

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一九六四年六月六日　）　　

    制定计划的方法，过去基本上是学苏联的，比较容易做：先定下来多少钢，然后根据这来计算要多少煤，多少电，多少运输力量，等等；根据这些再计算增加多少城市人口、多少生活福利，是摇计算机的办法。钢的产量一变少，别的一律跟着削减。这种方法是一种不合实际的方法，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就计划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能增加那么多，别的就都落空。打仗，也计划不进去。我们不是美国的参谋长，不晓得他什么时候要打。还有各国的革命，也难计划进去。有的国家的人民革命成功了，就需要我们的经济援助，这如何能预计到？　　

    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学上了苏联的方法以后，成了习惯势力，似乎很难改变。　　

    这几年，我们摸索出来了一些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时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　　

    年成，如何计划？五年中，按一丰、二平、三欠来定。这样比较切实可靠。先确定，在这样能够生产的粮食、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基础上，可能搞多少工业。如果年成好些，那就更好。　　

    还要考虑到打仗。要有战略部署，各地党委，不可只管文不管武，只管钱不管枪。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险。要建立战略后方。……沿海不是不要了，也要好好安排，发挥支援建设新基地的作用。　　

    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农业。　　

    基础工业，现在主要解决品种、质量问题。去年钢的数量虽然比过去少了，但品种比过去多了，质量比过去好了，用处比过去还大。关键不在数量上。苏联就是以数量为标准，如果钢的数量标准完不成，就好像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行了。他们年年要增加产量指标，年年搞虚夸。其实数量计划完不成，国家垮不了台。有一定的数量，品种更多了，质量更好了，基础就更巩固了。　　

    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这不是说可以不要工业支援。水利、化肥、农药都是需要基础工业的。　　

    要按照我们掌握的客观的比例关系安排计划。　　

和××的谈话（二）　　

（　六月十六日下午　）　　

　 　

帝国主义说，第一代没问题，第三、四代可以演变，帝国主义讲得灵不灵？如何防修？我有几条：第一，综合观察干部，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第二，为大多数人服务包括全国全世界大多数。第三，能团结大多数，包括团结反对自己，反对错了，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如果七大不能团结大多数就不能胜利，但搞阴谋的不行。　　

　 　

关于军事工作落实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讲话　　

（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　于十三陵）　　

接班人问题

    帝国主义说我们第一代没问题，第二代也变不了，第三代第四代就有希望了。帝国主义这个希望能不能实现呢？帝国主义这话灵不灵？希望讲得不灵，但也可能灵，苏联就是第三代出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我们也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修正主义？我们怎样培养操权的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1．要经常观察和教育我们的干部，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最好稍多一些马列主义。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2．要为大多数人服务，不为少数人，要为中国大多数人服务，也要为世界大多数人服务，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也不能当中央书记、中央主席。赫鲁晓夫为少数人，我们是为多数人。

    3．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以前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高、饶、彭、黄、张、周、谭、贾等十多人出在中央，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人就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如吴自立、白银厂，还有陈伯达讲的小站。各部门、各地方都有搞阴谋的人，朝中有官，下有群众，没有这种人不称其为社会。我上一次就说过，不是我喜欢有这种人，而是客观存在，不然就没有对立面，就是形而上学。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一边，这才捏得拢，如果都向一边就没有用了。世界上没有纯的物质，没有真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还有零点零一。这个道理多数人没有想通。完全纯是没有的，不纯才成为社会、物质、自然界。纯就不合乎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是对立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灰有尘土。你们看，我们那一年纯过吗？我们党的历史有五朝领袖，第一朝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仲发（实际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张闻天），五朝领袖都没有把我们搞垮，搞垮不容易，这是历史经验。帝国主义也好，我们自己冒出来的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又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也没有。彭德怀当国防部长七年也未把解放军搞垮。几品官一出来就没有希望了。要别人讲，不要一言堂。要团结大多数人。形式有民主，作了决议，还有说他那时未通过，×××说：中国要保持讲道理，人民解放军要保持讲道理，有了这一条，彭德怀就搞不成。

    4．要有民主作风，遇事要与同志商量，要充分酝酿，总要听各种意见，反对派意见要讲出来，不要一言堂，人是可以变的，×老不是变了吗？牛可以驯来耕田，人为什么不可以变？有少数人是不能改变的，如于学忠，章伯钧，刘立明，党内有××，×××，他们是变不了的，吃了饭就骂人。还有郑位三，也是不变的，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要团结大多数人，我看对吴自立不要开除党籍，要劝他们改好，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要讲民主，不要光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开了会赞成了又翻案。形式的民主，开会自己讲几个钟头，好像真理都在我手里，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对毛泽潭发脾气，敲棍子，他说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我看他这个话有道理。共产党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5．自己有了错误，要自我批评，不要总是自己对，要比较少出错主意。讲错话，出坏主意，少一点好，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一个打败，二个打胜，就比较好，就可以当下去。……不要搞过火斗争，要帮助人家改正错误，只要他认真改正了错误，就不要总是批评没个完。

接班人就要马列主义的，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的，要团结大多数，要发扬民主作风，要自我批评。我想的不完全，你们自己再研究研究，部署一下。都要搞几个接班人，不要总是认为自己行，别人什么都不好，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党就没有了。死了张屠夫，就吃带毛猪？什么人死了也不怕，什么人死了就有很大的损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死了吗？还是要继续革命。死了一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损失，没有那回事。人总是要死的，死有各种死法，被敌人打死，坐飞机摔死，游泳淹死，细菌病死，无病老死，包括被原子弹炸死，要准备随时离开自己的岗位，随时准备接班人。

对人民日报文艺宣传的批评　　

（一九六四年六月中旬）　　

    （主席在一次会议上对人民日报的文艺宣传提出了批评。六月二十三日，××同志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个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作了传达）　　

    主席说：一九六一年，人民日报宣传“有鬼无害处”，事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做过交待。人民日报一面讲阶级斗争，进行反修宣传，一面又不对提倡鬼戏的事作自我批评，这就使报纸处于自相矛盾的地位。　　

    主席说：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后，全党都在抓阶级斗争，但是人民日报一直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要在报社开一个会，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讲一下，同新华社的同志讲一下。主席说：人民日报的政治宣传和经济宣传是做得好的，反修宣传是有成绩的，但是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　　

    主席说：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不抓理论工作。从人民日报开始办起，我就批判了这个缺点，但是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工作。过去人民日报不搞理论工作，据说是怕犯错误，要报上登的东西都百分之百的正确。据说这是学的苏联《真理报》。事实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不犯错误的报纸。《真理报》现在正走向反面，不是不犯错误，而是犯最大的错误。《人民日报》不要怕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就改，这就好了。　　

接见桑给巴尔专家米·姆·阿里夫妇的谈话　　

（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八日　）　　

 主席：建立共产党的问题，要看那个地方有没有产业工人。我看，在非洲有工业，很多国家有工业，有的是帝国主义建立起来的，有的是非洲人自己建立起来的，有矿山、铁路、公路以及其他工业。现在虽然没有共产党，但总有一天会有的。现在也不是没有共产党，阿尔及利亚有，摩洛哥有，南非有。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不是革命的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修正主义的党，如阿尔及利亚的党，还不如民族解放阵线，因为他们进行民族解放战争，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是反对解放战争的，它听法国共产党的命令。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是反对我们的，反华的，阿尔及利亚政府，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是同我们合作的。不知道什么理由他们反对我们，有什么利害关系反对我们，我们不懂。

    还有个例子，亚洲的伊拉克共产党，也是反华的，只注意反对中国共产党，而不注意他们自己面临着政变的危机。就是去年，来了一次政变，把卡塞姆杀了，把党的总书记也杀了。你知道这件事吗？

主席：听指挥棒，搞和平过渡。

    再有一个是巴西，也不赞成我们，因为我们不同意和平过渡。几个月以前发生了政变，把总统赶跑了。修正主义党的领袖被判了八年徒刑。这个党的领袖到中国来过，叫普列斯特，是个很有名的共产党员，后来成了修正主义者。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不管你是修正主义，不是修正主义，他们是不管的。有九个中国人被捕，六个是贸易工作者，三个是新闻记者。

    这就是说，修正主义不反对帝国主义，同帝国主义、反动派妥协。非洲工人阶级会得到教训的。可能出现一些修正主义的党，也可能出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党。

    统一战线的问题，是反帝不反帝的问题。反帝的都要团结起来。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来讲，就是看他反帝不反帝。至于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名义上的），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经济，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这不仅是触动帝国主义的利益，而且要触动资产阶级的利益。譬如讲，现在，阿尔及利亚有可能走社会主义。老的一批人跟不上，包括临时政府的总理阿巴斯，贝勒卡塞姆，他们跟不上人家。

    阶级斗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讲阶级斗争的，社会上有阶级斗争。我们同国民党有两次统一战线。一次是北伐，那是一九二七年。第二次是打日本的时候，第一次统一战线，北伐打到长江流域，国民党得到了政权，就反对我们，我们只好同它打，上了井冈山，后来到了瑞金。

    后来，日本人打进来了。蒋介石感觉得再要同我们打下去不行了。就建立了第二次统一战线。这次统一战线有八年之久。一方面国民党同共产党团结，反对日本，另一方面，国民党又每天反对我们。我们怎么办？这一边有日本，那一边又有国民党。所以我们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团结为主。这样，同国民党维持了八年。日本投降了，国民党打我们，统一战线就破裂了。破了就破了嘛，我们打胜了，他们打败了。我们没有大城市，没有外国的援助，我们军队人少，没有空军，没有海军，没有飞机，没有大炮，只有轻武器，不是我们自己造的，是我们缴来的。

    这样岂不是没有统一战线了吗？把他赶到台湾去了，但是，还有统一战线。其实，我们的统一战线更广泛了。我们中国有八个民主党派。国民党在的时候，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与我们接触不很广泛。在解放以后，他们都不走。我们把他们都团结起来。在北京的大学教授，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和在上海、广州，大学教授都不走，他们感觉到跟着国民党没有前途。

    基本的统一战线是同工人、农民的统一战线。也是在解放后，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实现。

    国民党代表大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我是讲它的后期。国民党曾经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那时，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是中国唯一的、最进步的政党。那时还没有共产党。共产党是后来才有的，一九二一年才有共产党。后来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了第一次的统一战线。

    后来，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打了十年仗。它变成了帝国主义、美国、英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为什么它变成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我们还可以同它形成第二条统一战线呢？因为日本打进来了。

    日本侵入东北的时候，国民党还打我们。只是在日本打进关内，向大陆进攻时，它感到同共产党不讲和不行了，所以才形成第二次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

    蒋介石是站在美、英、法一边的，反对日本、希特勒、墨索里尼，一派帝国主义，打另一派帝国主义。德、意、日三个国家变成了战败国。要看什么条件，那时美、英、法，我们也可以同它们合作。在战后就发生了变化，美国想控制世界。日本变成了战败国，意大利、德国变成了战败国。英法削弱了。非洲为什么起来呢？就是因为帝国主义削弱了，英法削弱了。

    大概非洲……，对英、美、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对广大人民来说，都不会有什么好感的。为什么我们同你们非洲人、黑人讲得来呢？我们有共同之点。

主席：可能进一步勾结。帝国主义同修正主义又勾结，又有矛盾。修正主义同修正主义也有矛盾。修正主义有几十个党，但并不是很团结的。帝国主义之间也不是很团结的。你看，法国同英国就不是很团结的。日本垄断资本家，日本政府首先打了美国的珍珠港，以后占领了菲律宾、越南、泰国、马来亚、印度尼西亚，打到印度的东部，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朝鲜就不再讲啰，本来就是它的殖民地。现在这些地方都独立了，有的还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在美国控制下的有南朝鲜、南越、菲律宾。日本也是在美国半控制之下。你说，日本，不要说人民，就是大资产阶级，他们会舒服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美国帝国主义同日本垄断资产阶级没有矛盾。

    我们说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加拿大、澳洲新西兰、日本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的垄断资本家受美国欺侮，我们反对欺侮。很有一些人听得进去中间地带的说法。

    这个话不是现在才讲的，是一九四六年就讲了。那时候没分第一、第二，只讲了中间地带，讲苏联同美国之间是中间地带，包括中国在内。一九四六、一九五六、一九六四，……十八年了，话讲了十八年了。那时我们在延安，是同美国记者讲的，她叫斯特朗。

接见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　　

（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　　

席：打仗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要进行建设，打仗就会把我们进行的建设打烂了。国民党打内战跟我们打了好多年，后来我们又跟日本打了八年。不是我们打到日本去，而是日本打到中国来。讲长远一点，都是外国打到中国来。中国曾和英国打了几次战争，如一八四○年在广东的鸦片战争，还有八国联军的战争，八个国家占领了天津，打到北京。中国和日本战争，是一八九四年在渤海湾的旅顺、大连打的。以后日本占领了我们东北。在那以前，沙皇俄国和日本还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仗，那是在旅顺、辽阳、沈阳一带。最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几乎侵占全中国。这些都不是我们打到外国，都是外国人打到中国来。中国人打到外国去，在古代有过。那是中国的皇帝。

    打到越南、朝鲜。以后日本占领了朝鲜，法国占领了越南。一九一一年，我们推翻了清朝皇帝，接着就是各种军阀混战，那时中国完全没有共产党。有了共产党以后，就是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比如我这个人，也做过新闻记者，当过小学教员，那时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共产党，因此也没有想到自己要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一年中国有了共产党，我就变成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那时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那就是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因为白色恐怖，有一些共产党员不干了，消极了，只剩下几千共产党员，上山打游击，后来经过万里长征，跑到北方来。军队原有三十万，剩下两万多人。你看，不是共产党员没有用了吗？人数不是很少了吗？两次人数减少，前一次在一九二七年，这次在一九三四年。我们人数少了敌人就高兴了。恰好在人数减少的时候，我们改正了错误，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后来人数又有了发展。日本走了以后，蒋介石再来打我们的时候，敌人就不行了。到现在我们建设只有十五年的时间。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古巴我们是支持的，对阿尔及利亚革命战争我们也是支持的，对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也是支持的，这些革命是他们自己搞起来的。不是叫卡斯特罗起来革命的，是他自己起来革命的。你们相信吗？是美国叫他革命的，是美国走狗叫他革命的，是我们叫本·贝拉革命的吗？以前我们不认识这个人，到现在我们还没见过他。是他们自己起来革命的，他们成立了临时政府，我们就承认。他们要支持，我们就给他支持。帝国主义说我们是“侵略者”，是“好战分子”，在某一点上讲也有些道理。因为我们支持卡斯特罗，支持本·贝拉，支持越南南方人民反美战争。还有一次是在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三年，美国侵略了朝鲜，我们支持了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的这一方针是公开宣布的，我们是不会放弃它的。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如果不支持，就会犯错误，就不是共产党员。你们知道阿联总统纳赛尔不是共产党员，但支持过阿尔及利亚革命。

    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他能支持阿尔及利亚难道我们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支持阿尔及利亚吗？当一百七十多年以前，华盛顿起来反对英国的时候，法国支持了华盛顿，难道当时法国人是共产党员？法国在当时已是共和国。美国反对英国的革命胜利在哪一年？

主席：的确比初解放几年起了变化，我们训练司机避免车祸，也教育行人不要乱闯。

    我们这里还有一些贪污分子，我们对他们进行批评。我们把它叫做整风。要做到政府工作人员不贪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把它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把这少数人教育过来，总相信多数人是好的。无论哪一国的人民，做坏事的总是少数，并且做坏事的人也可以改变。甚至跟我们打过仗的，被我们俘虏的国民党将军也可以改变。经过改造，他们不那么反对我们了。还有一个清朝的皇帝也是这样，他现在全国政协搞文史资料工作，他现在自由了，可以到处跑啦。过去当皇帝，好不自由。

主席：不能估计太高，我对我们的工作不那么太满意，我们的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科学所取得的成就，比起我们那么多人口，还不相称，这是事实。我们仅只说比国民党蒋介石统治时期进了一步。还有一件事实，美国人说，我们政府不是今年要倒台，就是明年要倒台，这件事恐怕不那么真实。看来今年不会倒，明年不会倒，后年呢，我说也不会倒。要把我们政府打倒，需要美国、蒋介石打到我们这里来，把我们打倒，即使他们来了，也不一定要达到目的。他们曾经来过，可是打输了。现在南越只有一千四百万人口，美国在那里进也不好，退也不好，陷在泥坑里。对拉丁美洲，美国也是头痛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乐观的。全世界人民总要起来的，自己做主人，不要资本家做主人，因为我们相信这一点，所以那些资本家对我们不那么好感。但是为什么除了美国，有那么多资本家跟我们做生意呢？就是因为我们不干涉他们的内政。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不做，想派新闻记者来，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这些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所以智利新闻工作者能来中国，美国记者来不了。但总有一天会来的，总有一天两国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十五年因为已经过了十五年了，再过十五年就是三十年。如果不够，就再加。

对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的批示　　

（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　　

（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　）　　

主席：中国人民也是这样，高兴和日本人民的代表们亲近，关心我们两国的关系。你们可以看到，到中国什么地方都可遇到中国人民对你们是友好的。他们知道时代不同了，情况变化了。中国的情况变了，日本的情况变了，世界的情况变了。昨天我接待了几十位亚洲、非洲的朋友，也在这个地方（指接见的场所）。有十五位非洲的黑人和阿拉伯人，有十五位亚洲朋友，有一位澳洲朋友。今天你们是三十位朋友，昨天是三十一位。其中有日本朋友，就是他（指西园寺公一）。有两个泰国的代表。这个国家跟我们现在是对立的。这个国家来了两位代表参加平壤的经济讨论会。但是没有印度人。（会场活跃）你们以为印度人都是反对中国人的吗？不是。印度广大的人民同中国广大的人民是互相友好的。我相信，印度的广大人民也是和日本的广大人民友好的。就是他们的政府被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控制，受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很大。有三个国家援助印度以武器来打我们。这就是美国、英国、苏联。你说怪不怪？苏联过去与我们是很好的。自从一九五六年二十大以后，就开始不好了。后来就越来越不好。把在中国的专家一千多人统统撤退。几百个合同统统撕毁。首先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既然你反对，我们就要辩论。他们现在又要求停止公开辩论，那怕停止三个月也好。我们说三天也不行。（众笑）我们说，我们过去打二十五年仗，这里包括国内战争、中日战争二十二年，朝鲜战争三年，一共二十五年。我说，我这个人是不会打仗的，我的职业是教小学生的小学教师。谁人教会我打仗呢？第一个是蒋介石，第二个是日本皇军，第三个是美帝国主义。对这三个教员我们要感谢。打仗，并没有什么奥妙的，我打了二十五年仗，我也没有受过伤。从完全不懂到懂，从不会到学会打仗。打仗是要死人的，在这二十五年中，我们的军队和中国人民死伤总有几百万、几千万。那么，中国人不是越打越少吗？不！你看，现在我们有六亿多人口，太多了。要打文仗，打笔墨官司，公开辩论，是不会死人的。打了几年了，一个人也没有死。我说我们也准备打二十五年。我们请罗马尼亚代表团转告苏联朋友。罗马尼亚代表团就是来作这工作的，要停止公开争论。听说现在罗马尼亚和苏联也打起笔墨官司来了。（笑）

    问题就是一个大国要控制许多小国，一个要控制，一个就反控制，等于美国控制日本和东方各国，日本和东方各国势必就要反控制一样。世界上两个大国交朋友，一个美国，一个苏联，企图控制整个世界。我是不赞成的，也许你们赞成，让他们控制吧？（外宾表示不赞成）

主席：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名义上从中国划出去，实际上就是受苏联控制。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就是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提的，一九五四年他们在中国访问的时候。他们又从罗马尼亚划了一块地方，叫做比萨拉比亚。又在德国划了一块地方，就是东部德国的一部分。把那里所有的德国人都赶到西部去了。他们也在波兰划了一块归白俄罗斯。又从德国划了一块归波兰，以补偿从波兰划给白俄罗斯的地方。他们还在芬兰划了一块。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见就是都不要划。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二千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两亿。

    你们日本人口有一亿，可是面积只有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跟他们算这个账。所以你们那个千岛群岛，对我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的。

主席：这个问题应该说我比较熟悉。我们这一批人参加过一九一一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领导的，当过兵。从那时和那时以后，我读过十三年书，有六年读的是孔夫子，有七年是读资本主义。干过学生运动，反对过当时的政府。干过群众运动，反对过外国侵略。就是没有准备组织什么党。既不知道马克思，也不知道列宁。因此就没有准备组织什么共产党。我相信过唯心主义，相信过孔夫子，相信过康德的二元论。后来，形势变化了，一九二一年组织了共产党。当时全国有七十个党员，选出十二个代表，在一九二一年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我是代表之一。其中还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叫陈公博，后来他们都脱离了共产党，参加了汪精卫政权。另一个，后来成了托派。这个人现在住在北京，还活着。我活着，那个托派还活着，第三个活着的就是董必武副主席。其他的都牺牲了，或者是背叛了。从一九二一年组织党到一九二七年北伐，只晓得要革命，但怎么革命，方法、路线、政策，啥也不懂。后来初步懂得，这是在斗争中学会的。比如土地问题吧，我是花了十年功夫研究农村阶级关系。战争嘛，也是花了十年，打了十年仗，才学会战争。党内出右派的时候，我就是左派。党内出“左”倾机会主义时，我就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后来，又花了十年时间。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四年，我们又用整风的办法，我们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路线，说服那些犯错误的同志。以后在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的七次党代会上，终于将党的思想统一起来了。所以我们才能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发动进攻时，用四年的工夫把他们打败。

    你们的问题是党的作风吗？首先是政策问题——政治方面的政策，军事方面的政策，经济方面的政策，文化方面的政策，组织路线、组织方面的政策。单有简单的口号，没有具体、细致的政策是不行的。

    我说我的历史是从不觉悟到觉悟，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有神论到无神论。如果说我一开始就是马列主义者，那是不正确约。如果说我什么都懂，也不正确。我今年七十一岁了，有很多东西不懂，每天都在学习。不学习、不调查研究，就没有政策，就没有正确的政策。可见，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很完善，曾相信过唯心论，有神论，而且我打过许多败仗，也犯过不少错误。这些败仗、错误教育了我，别人的错误也教育了我。就是那些整我的人，教育了我。难道要把他们都抛掉吗？不！我们统统团结了。比如陈绍禹（王明），他还是中央委员，他相信修正主义，住在莫斯科。比如李立三，你们有人会知道，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我们这个党，几朝领袖都是犯错误的。第一代，陈独秀，后来叛变了变成了托派。第二代，向仲发和李立三，是“左”倾机会主义。向仲发叛变，逃跑了。第三代就是陈绍禹，他统治的时间最长——四年，为什么把南方根据地统统失掉，三十万红军变成了二万五千，就是因为他的错误路线。第四代是张闻天，现在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当过驻苏大使，当过外交部副部长，后来搞得不好，相信修正主义。以后就是轮到我了。我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么四代，那么危险的环境，我们党垮了没有呢？并没有垮。因为人民要革命，党员、干部大多数要革命。有了适合情况的比较，正确的政治方面的政策，军事方面的政策，经济方面的政策，文化方面的政策，组织路线的政策，党就可以前进，可以发展。如果政策不对，不管你的名称叫共产党也好，叫什么党也好，总是要失败的。现在，世界上的共产党有一大批被修正主义领导人控制着。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共产党，现在分成两种共产党，一种是修正主义共产党，一种是马列主义共产党。他们骂我们是教条主义。我看那些修正主义的共产党还不如你们，你们反对结构改革论，他们赞成结构改革论。我们和他们讲不来，和你们讲得来。

主席：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的垄断资本是你们的很好的教员，逼你们想问题，开动脑筋。不过马克思主义也要读几本，修正主义的书也要读，唯心论也要读，美国实用主义也要读。不然我们就无法比较。你们如果不读结构改革论的文章和书，你们就不懂结构改革论。什么叫结构？就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第一项，根本的、主要的，就是军队。你要改革它，怎么改革？意大利人发明了这个理论，说要改革结构。意大利有几十万军警，怎么改法？第二个是国会。今天在座的许多人都是国会议员。国会，实际上是政府和垄断资本的代表占大多数。如果你们占了多数，他们会想办法的，什么修改选举法等等，它是有办法的。比如，发签证不发签证，还不是你们的政府管。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我们发，他不发。今年八月六日的禁止原子弹、氢弹的大会，有个是不是发签证的问题。并不是向你们发不发的问题，你们已经来了，还不是发了。我和你们一样，不相信结构改革论，也不相信什么三国条约。全世界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家的政府都签了字，只有几个国家的政府没有签字。有时候多数是错误的，少数是正确的。四百年前，哥白尼在天文学上说地球是转动的，当时全欧洲人没有一个人相信。意大利的伽利略相信这个天文学，他也是物理学家。结果，和你（指细迫）一样，被关在监狱里。他是怎么出来的呢？签了一个字，说地球是不转动的。他刚出了班房，就说地球还是转动的。你（指细迫）没签字，你比他好。至于你对你的妻子没能照顾，那样的事多得很。我有兄弟三个，有两个被国民党杀死了。我的老婆也被国民党杀死了，我有个妹妹也被国民党杀死了。有个侄儿也被国民党杀死了，有个儿子被美帝国主义炸死在朝鲜。我这个家庭差不多都被消灭完了，可是我没有被消灭，剩下了我一个人。中国家庭被蒋介石消灭的不知有多少，整个家庭被消灭的也有。所以你（指细迫）不要悲伤，要看到前途是光明的。（大家热烈鼓掌）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　　

（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　）　　

    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提出的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社会矛盾性质完全不同，处理方法也应当不同。正确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将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将使社会主义社会日益巩固和发展。许多人承认对立统一的规律，但是不能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他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不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仅有敌我矛盾，而且有人民内部矛盾，不懂得正确地区别和正确地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这样也就不能正确地处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　　

    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对于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这种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　　

    第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反对命令主义和恩赐观点。我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大鸣、大放、大辩论，是依靠人民群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一种重要的革命斗争形式。　　

    第五，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对社会主义社会做阶级分析，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可靠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在农村中，在农业集体化以后，也必须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击败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不断地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地。　　

    第六，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个不断地教育人的运动中，要善于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这个运动中，要向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那些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进行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打败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把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　　

    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导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第八，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两种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集体所有制本身也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国人民创造的人民公社，就是解决这个过渡问题的一种适宜的组织形式。　　

    第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文艺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在科学、文化、艺术、教育队伍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也是长期地、激烈地阶级斗争。我们要经过文化革命，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　　

    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第十一，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第十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第十三，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和人民利益的斗争中，要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寃枉一个好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第十四，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社会主义阵营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斗争的产物。社会主义阵营不仅属于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而且属于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真正实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的基础上。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的应当依靠自力更生。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实行民族利己主义，甚至热衷于同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那就是蜕化变质，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第十五，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共产党是无产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和发展它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持和发扬它的生气勃勃的革命风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　　

观看北京京剧一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七月）　　

    要突出武装斗争，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　　

对《中央宣传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之春>、<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四年八月）　　

    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使修正主义材料公布于众。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　　

（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　）　　

搞点资本主义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调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让他们搞，猖狂进攻，上街游行，拿枪叛变，我都赞成。社会很复杂，没有一个公社、一个县、一个中央部不可以一分为二。你看，农村工作部就取消了。它专搞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借贷、贸易、雇工、土地买卖自由，过去出过布告。邓子恢同我争论。中央开会，他提议搞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永远巩固下去，就是搞资本主义。我们说，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触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并不触动民族资产阶级。分土地给农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制改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这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分地并不奇怪，麦克阿瑟在日本分过地。拿破仑也分过。土改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不能到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的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或敌人的同情者手里。我们搞了十五年，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可以复辟的。现在几包纸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给个女儿就更不必说了，有些地区是和平土改，土改工作队很弱，现在看来问题不少。

斯大林感到他在中国问题上犯了错误。不是小错误。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反对我们革命，夺取政权。为了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准备了好多年，整个抗战都是准备，看那时中央的文件，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就清楚。就是说不能搞资产阶级专政，只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搞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我国，八十年，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都失败了。我们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一定要胜利。只有这条出路，没有第二条。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搞社会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论》那一篇，是个完整的纲领。政治经济文化都讲了，只是没讲军事。

同李雪峰等同志的谈话　　

（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日　）　　

    我们不会搞社会主义，大家没有搞过嘛，我没有搞过，你们会吗？搞了十几年，有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现在才有了些经验了。经过北戴河会议，十中全会，略微动了一下。到一九六三年五月杭州会议，搞了第一个十条。前面的序言是我写的，说人的认识事物是不容易的，正确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客观事物反映到我们脑子里可不容易啦，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南昌有一个研究科学的青年说，物质变精神可以理解，精神变物质大部分可以理解，但变石头则不可能。例如大理石有许多种，有自然的大理石，有人造的大理石，人造的大理石不是石头？人民大会堂的大理石很多不是山里的，是人造的。人为什么能造大理石？因为理解了大理石的化学构成。　　

接见出席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外宾的谈话　　

（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　　

主席：我看修正主义没什么出路。修正主义是适应帝国主义的要求，适应国内资本主义势力的要求，而不适应广大人民的要求。他们一时好像是多数，将来会证明他们不是多数，而是少数。修正主义他们不讲革命，不讲反对帝国主义，有时候讲几句反帝，那是假的，这里有阿尔及利亚、法国的朋友，你们国家的共产党就是修正主义领导的党，我们跟他们谈不来，我们反而跟本贝拉谈得来。（鼓掌）反而跟戴高乐总统谈得来，我们跟戴高乐不是一切都谈得来，是在反美这一点点谈得来。（鼓掌）还有什么问题，想一想？

主席：黑人是美国国内的少数民族，但是人数也不少，有两千万人。他们反歧视、反压迫的斗争正在发展，总有一天要胜利。美国无产阶级总有一天要觉醒。就是要大多数白人无产者、半无产者、进步人士和黑人团结一致，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一个国家里面要分阶级的。例如在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跟蒋介石就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他不喜欢我们，我们也不喜欢他。但是都是黄种人，中国人，都讲中国话，写中国字。有人说我们是民族主义者，照他们的说法，我们就应当同蒋介石团结，而不是同你们团结。在座的这里有不同肤色、不同国家的人，但是在反帝，特别是反美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不管彼此认识不认识，在今天同你们见面以前我一个也不认识。没见过的人可多哩！难道都见过么？我们国家七亿人口，我就没都见过。（问法国外宾）你们法国几千万人，你们也没有都见过，难道几千万人你们都见过么？（大家笑）不可能的。（问大家）还有问题吗？

主席：要很快胜利可能有困难。要经过长期的、曲折的斗争。因为南非与别的地方形势不同，甚至同阿尔及利亚也有所不同。阿尔及利亚人民打了八年仗，他们胜利了，南非可能要更长的斗争，更曲折，也许要超过阿尔及利亚人民取得胜利的时间。也许不需要像中国人取得胜利的这么多时间，我们是打了二十二年仗，如果包括朝鲜战争三年，就是二十五年，所以我们这些人半辈子都耗费在打仗上了。无论如何总是要胜利，有全世界人民支持南非人民。南非有一千万非洲人，三百万外国人。三百万外国人中也有一部分同情非洲人。我问过南非朋友这个问题：是不是三百万外国人都反对你们？他们说，不是，有一些进步力量帮助他们，甚至有高级知识分子，如律师，帮助他们辩护。我就劝他们要向外国人作工作，不要以为三百万外国人都是不好的。全世界白色人种大多数是好的，顶多有百分之几是不好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或者现在已经觉悟，或者现在还不觉醒，将来总会觉醒的。他们是好心的。有人说我们团结有色人种，反对白人，在座有不少白人，你们白人朋友是代表大多数白人的，也并非所有有色人都是好的，蒋介石就不好！

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　　

（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　　

主席：今天我找你们来就是想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们这样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

    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无数个恒星，它们组成银河系。银河系以外，又有无数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来看，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来看，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而且可以无限的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就不再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主席：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次的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关于从实践到感性，再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但是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最近艾思奇在高级党校讲话说到这一点是对的。这个道理，中国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些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也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双十条第一个十条前面那一段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讲了哲学，一次不要讲得太长，最多一小时就够了。多讲，越讲越糊涂。我还讲哲学要从课堂书斋里解放出来。我这些话触到了有些人的痛处，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

    主席：现在我们对许多事情还认识不清楚。认识总是在发展，有了大望远镜，我们看到的星星就更加多了。说到太阳系和地球，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推翻康德的星云假说——地球、太阳都是由很热很热的气体冷凝而成的。我们的地球大概还在青年时期，我们的地球已变得愈来愈大。因为每天都有不少东西投到地球上来，如陨石、阳光等。太阳大概已经到中年，现在的太阳已经不那么热了。如果地面上的阳光那么强，有一百度，人怎么受得了？太阳表面温度有五、六千度，在太阳表面上面还有一层温度有一、二千度。如果说对太阳我们搞不十分清楚，从太阳到地球中间这一大块地方也还搞不清楚。现在有了人造卫星，这方面的认识就渐渐多起来了。地球上气候变化也不清楚，这也要研究。关于冰川问题，科学家还在争论。李四光是主张每隔百万年左右有一个冰川时期。到那时候，生物界又会起一个很大的变化。古时候的恐龙就经受不了冰川时期的寒冷而灭绝了。人是产生在最近两次冰川之间的，以后来到冰川时期，对人说来是一个问题，人要准备对付下一个冰川的来临。

主席：你说的这个“认识工具”的概念有些道理。认识工具当中要包括镬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用镬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我们的认识就深入了。工具是人器官的延长。镬头就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富兰克林说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中国人说，人为万物之灵。动物也有灵长类，但是猴子不知道制造棍子打果子。在动物的头脑里，就没有概念。

主席：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阶级，那时他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阶级发展到自为阶级。这时候它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

主席：地球上的水，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最早的时候，地球温度那么高，水是不能存在的，那时候水就会爆炸成氢和氧。《光明日报》上前两天有一篇文章讲氢和氧化合成水要经过几百万年。傅鹰讲要几千万年。不知道那篇文章的作者同傅鹰讨论过没有？有了水，生物才从水里产生出来。人就是从鱼变的。人胎有一个发展阶段就像鱼。

    主席：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产生、发展与死亡。每个人都要死，因为它是产生出来的。人要有死，张三是人张三要死。他们见不到两千年前的孔夫子，因为他一定要死。人类是产生出来的，因为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产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和基督教徒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过程更高阶段。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

    主席：事物是在运动中，关于地球绕着太阳转，自转成日，公转成年，在哥白尼时代，欧洲只有三个人相信，哥白尼，伽利略，刻卜勒。在中国一个人也没有。不过宋朝有个辛弃疾，他写了一首诗里面说，当月亮从我们这里下去的时候，他照亮着别的地方*。晋朝的张华（号张茂先）在他的一首诗里写到“太仪斡运，天回地游”。这首诗收在《古诗源》里。

    主席：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宇宙守恒，后来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李政道和扬振宁说它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也是这样？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组成了宇宙。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发电机是一个说明运动转化的很好的例子，在煤燃烧时运动形态是什么？

主席：然而又使发电机的转子旋转，这是机械运动，最后在铜线、铅线发出电来。

    世界上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世界上从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

    事情往往出在冷门。孙中山是学医的，后来搞政治。郭沬若最初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历史学家。鲁迅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大文学家。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了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当过国民革命军的政治部的宣传部长，在农民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就是没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次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也要谢谢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而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的党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

    主席：我们这些人不生产粮食，也不生产机器，生产的是路线、政策。路线、政策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比方说“四清”、“五反”就不是我们发明的，而是老百姓告诉我们的。“四清”、“五反”这个政策产生出来，还要谢谢广东的一个反革命，他写信给××和××，要我交出政权、军队。

    科学家要同群众联盟，要同青年工人、老工人密切联系。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我们身体的各种细胞都不断更新，我们身体的皮肤上的细胞早就不是我们生下来的时候的皮肤上的细胞了，中间不知道换了多少次。

    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你们那里的冯定，我看就是修正主义者，他写的书里讲的是赫鲁晓夫那一套。

主席：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年里衰落的。康熙有许多儿子，其中一个是雍正。雍正搞特务机关压迫他的对手，把康熙的另外两—个儿子，好像是第九、十个儿子，一个改姓猪，一个改姓狗。

同毛远新同志的第二次谈话　　

（一九六四年八月）　　

主席：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工农联合政权，并且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付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第二条时说：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毅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多数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跪下乞求饶命了。我们家很多都是让国民党、美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嘛，怎么能当上左派？（毛远新说：我还有点希望吧？）有希望，好，超过我的标准就更好。

接见非洲和拉丁美洲青年学生代表团时的谈话　　

（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　　

主席：帝国主义是压迫各国人民的一些集团，各国被压迫人民怎么能够跟它们和平共处呢？

    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老殖民主义的问题是各国走狗的问题。不管那些人如何，如果不反对他们，就无所谓革命，就无所谓革命的胜利。不谈政治，单跳舞，是不能打倒帝国主义的。（众笑）修正主义要你们服从他们跟帝国主义妥协的路线，它也要我们服从，它要全世界各国革命的人民都服从，我们是不服从的。我们也不服从帝国主义，也不服从新、老殖民主义，也不服从修正主义。也不服从它们各国的走狗。譬如在中国就有那么一个走狗，顶著名的人物是蒋介石，我们能够跟蒋介石合作吗？蒋介石现在在大陆上有他自己的朋友，就是地主阶级的残余，资产阶级的残余，同这些人不能合作，要教育他们，在劳动中改造他们。如果他们要造反，譬如破坏，烧房子，破坏牲畜，搞投机倒把，杀人，暗杀革命者，我们必须进行镇压。我们的方针就是这样，比较简单明了，没有什么吞吞吐吐。无论见效的，没有见效的，只要他反对我们，我们就反对。

    你们知道，譬如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古巴的革命、越南南方的革命，我们都是公开支持的，刚果（利）的武装斗争，我们也是公开支持的，冲伯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们不跟他建立外交关系，我们站在刚果（利）人民的一边。譬如加纳，我们支持加纳人民的斗争。帝国主义者两次暗杀他们的总统，我们是反对那种惨无人道的暗杀行为的。

主席：不完全一致不要紧，有些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有些现在还不相信，甚至有些人信宗教，但是，我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一点上团结起来。现在帝国主义的头子是谁呢？就是美国帝国主义。当然，在非洲说来，法国、英国、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这些国家是有影响的。在拉丁美洲，美国的影响是主要的，我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中可以团结起来。

    修正主义自己不反对帝国主义，还妨碍我们反对帝国主义，那我们也不赞成，要批评他们。现在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仍在欺骗人民，因此我们要做批评工作。

主席：你们认识了这一点。所谓名义上的独立和实际上的独立有区别嘛！

    要做群众工作。知识分子如果不同工人、农民结合，不对工人，农民做工作，团结工人、农民，而是脱离工人、农民，那就不好了。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它不属于无产阶级，就属于资产阶级，它不为无产阶级服务，就为资产阶级服务，它可以替这个阶级服务，也可以替那个阶级服务。

主席：无论那个城市的大学、中学、小学，那里的教授、教员，以及行政工作人员过去都是国民党的，很少有我们的教授，很少有我们的教员，那些人都是替国民党服务的，都是亲帝国主义的，有些亲日本帝国主义，有些亲美帝国主义，有些亲法国帝国主义，有些亲德国的，有些亲英国的。解放的时候，只有很少的人跑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授、教员都留下来了，替我们服务。现在有些人已经进步了，赞成马克思主义了，有些人还处于中间状态，是中间派，此外有少数人思想很右，他们的脑筋还是旧的，大概占百分之几的人数，他们赞成修正主义，不那么公开讲就是了。有极少数的人希望蒋介石再回来，社会就是这样复杂的，但是不妨碍大局，因为左派和中间派联合起来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你们会问，为什么中国解放十五年了，有许多人还是中间派，有一部分还是右派呢？外国人说我们“洗脑筋”，为什么这些人的脑筋还没有洗好呢？（众笑）思想工作就是这样不容易做的，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能强迫他们洗脑筋，（众笑）只能劝说他们，只能说服他们，不能压服他们，要他自己遂步了解，逐步觉悟起来。他们这些人是不跟工人、农民接近的，他们脱离群众。现在我们想些办法，使他们同工人、农民接近。

    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就没有什么用。这是我们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恩、恩格斯的经验。所以，我们希望你们不要脱离人民群众，不要脱离你们国家占最大多数人口的工人和农民。

    要做群众工作，就要交朋友。如果没有工人、农民做朋友，你就不了解工人、农民的思想状况。这就是说要做调查研究工作。知识分子要接近群众，做调查研究，是不那么容易的。第一条，知识分子过惯了城市生活，他就不想到乡下去做调查研究工作，赶也赶不下去。（众笑）他们成了习惯。第二条，到乡下去做调查研究，去了并不等于真正交好了朋友。因为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派头，摆一付老爷架子，农民看不惯，摆一付老爷架子去接近工人，工人也看不惯。开始他们弄不清楚，不知道你们是帮助他们的，还是伤害他们的。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要经过一个过程。譬如讲组织工会，举行罢工，经过一个过程，工人才相信，你是帮助他的。而不是伤害他的。同农民说话，绝不能摆起一付知识分子的架子，看不起他们。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知识分子就某一点说来，是比较最有知识的人，但是不如工人、农民的知识多。

    因为我们读的书，无论你读的是什么书，读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书也好，资本主义的书也好，或者封建孔夫子的书也好，都是书本上的东西。这些书本都不教我们怎样革命，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书教我们怎样革命，但是也不等于读了书就知道如何革命了。

    读革命的书是一件事情，实行革命又是一件事情。我借这个机会讲一点我的经验，也许你们不赞成，将来可能有一天你们会想起我今天讲的这些话。

    解放以前，中国只有几百万工人，大约有四百万工人，有几万万农民。剥削者和压迫者全中国只有几千万，占百分之五左右，大约只有三千多万。那么我们站在那一边呢？是站在少数剥削者方面，还是站在几万万农民同几百万工人方面呢？这个问题在开头我是没有搞清楚的，因为我读的是孔夫子的书，资本主义的书，后来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又组织了共产党，这就下决心赞成马克思主义了，世界观就改变了，由唯心主义者变成了唯物主义者，逐步地变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什么叫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呢？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和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者。

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的谈话　　

（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　　

主席：这很好。我也当过几年教员，当的是小学教员。后来闹革命，就当不成小学教员了。那时组织工会，搞罢工，组织农民协会，同农村的恶霸作斗争。然后蒋介石搞白色恐怖，把我们赶到山上了，一打就是十年。以后日本人打进来了，一打又是八年，十年加八年不是十八年了吗？日本人走了以后美国人又来了，支持国民党向我们进攻，又打了四年。十八年加四年，就是二十二年。如果加上朝鲜战争就是二十五年。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但是打仗这门学问我没有学过，也没有看过什么兵法，自己也没准备去打。谁人叫我去打的呢？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他们实行白色恐怖，到外杀人，我们这些人只好上山。当时没有枪，就从蒋介石那里夺取武器。也没有外国援助。是外国人援助蒋介石，而蒋介石再援助我们。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还是有外国援助的。（笑声）

    （×××向主席介绍代表团几位团员的身分。）主席：你们会受到中国人民的热诚欢迎的。我们两国是友好国家。潘迪：我们在中国受到的热情款待，使我们感到像在亲人家里一样。主席：不能搞大国沙文主义，不能看不起小国。说小国不行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小国自己也要有信心。大国有大国的缺点，小国有小国的长处。你们这个国家在历史上对帝国主义没有屈服过。帝国主义没有能够征服你们，可是征服了我们的国家。怎样征服法？就是让中国政府听外国人的命令。清末皇帝是听外国人的命令的。孙中山建立了第一个共和国，但是几个月便垮了。然后，袁世凯作皇帝，他也听从外国人的命令。

    然后，就是北洋军阀专政，造成中国的分裂。他们之间打了多年的仗。然后，就是国共两党合作北伐，打胜仗。然后，就是国民党杀共产党，我们就跟他打了十年。

    蒋介石统治中国，他开始是听英国人的，后来是听美国人的，因为英国人不行了。然后日本人打进来，打了八年。日本人走了，又同国民党打了四年，全国才获得解放。现在蒋介石还在台湾，美国人管着他。他“代表”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而我们却没有权利进入联合国。

    联合国批评我们是“侵略者”，侵略者怎么能够加入联合国呢？头一个“侵略者”是我。说我们主要是“侵略”了中国，然后是“侵略”了朝鲜，然后听说是“侵略”了印度。我们跟印度打了几星期仗，为什么后来把兵撤回来呢？因为他们的兵都散了，没有兵了，打仗没有对象了！（笑声）现在我们撒回到边界以后二十公里的地方。印度人现在好一些了。比较守规矩了。一条所谓麦克马洪线，中国连袁世凯都没有承认，他要我们承认，岂不荒唐？我们事实上不越过这条线，而且从这条线后退二十公里。

主席：我已经说过，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当然我们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但是单学马克思主义还不行，要从中国的特点和事实出发来研究中国问题。

    我们中国人，比如像我这样的人，开始时对中国的情况并不了解，知道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但就是不知道如何反法。这就要求我们研究中国的情况，同你们要研究你们国家的情况一样。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全国解放，整整化了二十八年，才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政策。

    力量的源泉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订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以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

主席：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大学，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

    但是，大学文科不好设工厂，不好设什么文学工厂，历史学工厂，经济学工厂，或者设什么小说工厂。（笑声）文科要把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农业和工业。不然学生毕业以后用处不大。比如学法律的，如果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的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

    

    所以比较起来，我国的文科最落后，就是因为接触实际太少。无论学生也好，教授也好，都是一样。就是在教室里讲课。讲哲学，就是书本上的哲学。如果不到社会上和人民中间去学哲学，不到自然界中去学哲学，那种哲学学出来没有用处，仅仅是懂得一点概念而已。逻辑学也是如此，可以读一点课文，但是不会懂得很多，只有在运用中才能逐步理解。我读逻辑的时候就不大懂。在运用的时候才逐步懂得。这里我讲的是形式逻辑。还有，比如学文学的要学语法（Vammav），读的时候也不大懂。要在写作的过程中才能理解语法的用处。人们是按照习惯写文章，习惯讲话的，不学语法也可以。我国几千年来就是没有语法这门课的，但是古人的文章有些写得相当好。当然，我并不是反对语法。

    至于修辞学，学也可以，不学也可以。伟大的文学家并不学什么修辞的（对克伊腊克），你是先学了修辞学再写文章的吗？（笑声）克伊腊克：不，思想上得到启发，或者说有了“灵感”以后，就进行写作，而不是先学修辞学。主席：我就是不理修辞学的。我看过修辞学，但是不理它。照修辞学上说的办法是写不出好文章的，清规戒律太多。

主席：只能爱大多数的人。比如说，我们爱蒋介石，但是他不爱我们，（笑声）他要吃掉我们。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大半个中国，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那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打。

主席：可惜我们的敌人不给我们以时间，请他走他也不走。没有办法，只好打。英国人自己走了，日本人就是不走，到了一九四五年，他们实在没有办法才走的。蒋介石也是不想走的。那时北京城我们是不能进来的，只有美国人，蒋介石和他的军队才能进来。

    后来他打败了，我们就来了。你们也就来了。（笑声）你们的国家承认我们，但是不承认蒋介石。

　 　

关于团结方法的讲话　　

（一九六四年八月）　　

    在团结问题上，我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能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一切。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一个也没有。我就是犯过错误的。这些错误对我很有益处，这些错误教育了我。任何一个人都要有人支持。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一个篱笆要有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要有绿叶扶持。你××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持。我们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合乎我们××同志的口号——集体领导，单独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你看我们××这个宣言，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草稿，现在文字上的修正还没有完结。我看要自称全智全能，像上帝一样，那种思想是不妥当的。因此，对犯错误的同志，应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有分析，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我们党曾经陷入形而上学——教条主义，逐步的学了点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承认这个观点，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就是要帮助他，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对待另一种人就不同，像托洛茨基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的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正像希特勒，沙皇，蒋介石也都是不可救药，只能打倒，因为他们对我们来说，是绝对的相互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来，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对于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最后说来也是如此，他们最后必然要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意识形态也是如此。要用辩证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这是在战略目的上来说的。在策略阶段上来说就不同了，就有妥协了。在朝鲜三八线上，我们不是同美国人妥协了吗？在越南不是同法国妥协了吗？　　

    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现在回到同志关系，我建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开谈判。有些人似乎认为，一进入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像一进入共产党，就要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或二十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以在房间里头与两个人或者几个人谈判呢？可不可以从团结愿望出发，用帮助的精神开谈判呢？这当然不是跟帝国主义谈判（对帝国主义也是要同他们谈判的）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再举一个例子，我们这四十二国是不是开谈判？六十几个党是不是开谈判？实际上是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下接受大家一致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一些自己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们斗争，一只手跟他们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人一条出路，跟他们讲妥协，这叫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同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不可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不可以加以分析时，就是形而上学，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着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二个对立的统一，中子里头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处不在的。关于对立面统一的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做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里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在全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会议上谈这个问题，需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党的支部书记是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是优点，第二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普通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在×××反修报告会上的插话　　

（　一九六四年九月四日　）　　

    蛇是引出来好打，还是钻黑洞里好打？（对苏斯洛夫报告我们赞成发表，它不发，出了八评后引出来了。）　　

    一九五六年以来，苏联骂斯大林，我们一论、二论发表后，他就失去了主动权。　　

    点名不光我们两家，东欧也点名了。（苏批评罗自力更生，罗回击，用我们评苏联的话。）不是内部的事，正在电台上干，公开干了。　　

    控制，反控制的冲突，第一位的不是中国，而是东欧国家。（罗已做了同苏断绝经济关系的准备，自己不能制造武器，要求我国去人到罗访问，不讲话都可以使人震惊，去了不讲话，握握手都很重要。）　　

    准备两手，准备破裂，争取拖。那天出事，不要出于意料之外。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苏关系）　　

    南昌暴动轰轰烈烈，剩下几个大人，以后发展了三十万人。长征剩下几万人，以后发展起来。山不在高。（巴西老党四万人，成立新党六千人。是四万人可靠，还是六千人可靠？）　　

    有了修正主义，列宁主义才能万岁！　　

    不注意一定出修正主义。注意可能出，可能不出。准备出，可能不出。　　

接见老挝爱国战钱党文工团团长、副团长和主要成员时的谈话　　

（　一九六四年九月四日　武汉）　　

主席：犯错误，看犯什么错误。政治路线上犯错误，损失就大。比如一九二七年犯过大错误，损失很大，五万党员剩不到一万了。要纠正错误，就是拿起枪来打仗，这样我们就有活路了。有了几块根据地，三十万军队，这时候头脑发昏了，又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把南方根据地统统丢了。开始万里长征到北方。然后三十万军队剩下两万。这个时候就舒服了。为什么舒服了？就是犯错误的人抬不起头来了。我们用说服方法，就是通过整风运动把他们团结起来。一个也没有丢掉。最后取得了今天的胜利。你们到中国来看到一些好的东西。但我们的错误也要看到。不了解我们的错误，对你们不利。胜利了，搞社会主义建设，搞了十五年，我们的文化界比不上你们。有几百万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界大学教授、中学教师、小学教师也有不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界唱戏的、画画的、唱歌的都有，新闻界好一些，电影界也有。现在他们受不了了。现在又整风，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整他一年、两年睡不着觉我就高兴。

    你们从南方来，认为中国一切都是好的，没有那么回事。我就不相信。你们年轻，经验不多，觉得什么都好。一个社会有黑暗一面，有光明一面，当然我们光明面是主要的。我们的军队、政府和党都比较好。现在全国有地主、资产阶级（包括它的知识分子）三千五百万。比你们全国人口还多。所以很难说找不出缺点来。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我这个人这么糊涂？搞了十五年，还没有搞好？就是因为我糊涂，并不高明，并不比你们高明，信不信？不信啊？

主席：我这个人有缺点、有错误。二十年前我就讲过，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可是这十五年我们没有很好抓，这还不是怪我不行？现在我改正错误。

    过去忙了那方面的事情，就忽略了这方面的工作，现在我要来抓一抓。今年文化界可不太平噢。整风不是把他们统统丢掉，改正错误就可以。

    少数人不改怎么办？不改也可以。为什么可以呢？因为是少数人。我看一百年也有人不会改的。他不改也不能把他枪毙。我们如何争取？一百人有三十人为工农兵服务就行了。现在右派和反革命分子最多不过百分之五，有百分之六十五是中间派，是大多数。

主席：帝王将相搞点看看嘛。就比较嘛，也有一部分绘画、电影、音乐、照相是好的，可惜不多。

    我们这个党也是不纯的。有人做官当老爷，有大老爷，有小老爷。有的支部书记，那是老爷，在一个乡当支部书记像个土皇帝，可厉害吶。特别严重。我们站在大多数农民方面，不站在少数地主、富农方面。可是他们实际上是站在地主、富农方面的。建设社会主义十五年了，还有国民党。你们两位（指宋西和副团长巴巴）年纪大一点，是能够理解的。他们（指主要演员）年纪轻，不容易理解。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嘛，还不少呢！三个指头中就有一个指头。我们现在已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我们还要搞几十年。把老的改造了，又产生新的出来，有些贪污分子，今天说不贪污了，退了赃，可是明天还照样贪污。

主席：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不改造不行。过去我们没有抓紧。谁战胜谁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些人不懂，赫鲁晓夫就是这样。你们看苏联搞了四十多年现在资本主义复辟了。列宁建立的党，列宁建立的苏联，四十多年资本主义复辟，搞修正主义。我们还只搞了十五年，将来马列主义会胜利。教育青年是个大问题。如果我们麻痹睡大觉，自以为是，资产阶级就会起来夺取政权，资本主义复辟。马克思主义不克服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就克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进行复辟。挂共产主义的招牌，实行资本主义政策。你们要知道，这个问题十年几十年也不好解决。

    请你们回去向你们党中央转达，我们是有希望的。赫鲁晓夫不是好人，但他帮了我们的忙，帮我们认识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变成修正主义的。他不仅帮了中国人的忙，也帮了你们的忙，帮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忙。

    世界上有三种坏人：一种是帝国主义，第二种是修正主义，第三种是各国反动派。

接见阿尔及利亚政府经济代表团时的讲话　　

（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日　）　　

主席：感谢你们。感谢整个代表团的朋友们。我们支持你们，你们给我们的帮助更大。整个非洲人民支持你们，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在内）支持你们。你们打了八年仗，牺牲很大，值得各国人民支持你们，你们在整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做出了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对各国有很大影响。而且你们正在支持尚未独立的国家。自己国家刚刚解放就支持别国。例如支持刚果，这是一种国际主义精神。所以我们和你们有共同的语言。我们经常注意你们的活动，注意你们国家在本·贝拉总统领导下的活动，例如镇压反革命。反革命不镇压不得了。不镇压反革命，政权就不能巩固。以后还会有反革命的，他们从国内颠复你们的政府，破坏你们的经济，甚至于暗杀你们的领导人。这些人代表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在国内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不代表广大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的利益，你们就非同那些反革命分子作斗争不可。说现在是搞建设，还不如说是搞革命，搞社会革命，我们的国家也一样，一方面在建设，一方面在进行社会革命。同你们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有地主分子、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及知识分子中的右翼分子，他们同我们捣乱。你们以为我们把蒋介石赶走，我们的国家就太平了吗？并不是这样。你们看到的是表面，时间很短，没有深入到社会去调查研究。这是大使的任务，我曾向大使说过，要研究中国，研究中国社会，要做社会调查。不要只看表面。例如我国工厂增加，工人也增加，就混进了国民党的中将、少将、上校、地主、富农、警察、宪兵等。

    在农村也有他们的人，他们从这个省跑到那个省的农村，说是难民、是贫雇农，其实是逃亡地主。我们估计有百分之五左右的人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百分之五就是说有三千多万人，比你们全国人口还多。他们为什么不造反呢？因为他们分散在各地方。如果都集中起来，三千万人就不得了。你们的那些反革命分子，反对你们的人，也是分散在各地，所以你们可以消灭他们，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注意这件事情，警惕他们就好了，要记住这点。

    我们支持你们建立代表大多数人的党。听说你们正在开始建党。我和大使讲过，建党的原则是建立在百分之几的少数剥削者，还是建立在百分之九十的被剥削者，还是建立在不被剥削也不剥削别人的基础上。听说你们把阿巴斯软禁起来了。是建设阿巴斯的党，还是建设本·贝拉总统所主张的那样的党？如果大批党员都是阿巴斯那样的人，他们不代表工人、农民，那么将来还得革命，总会有人起来革阿巴斯那样人的命，阿巴斯还算文明一点，他没有拿起枪打，如果拿起枪来打，那就更厉害一些。

 主席：说话就不那么响亮。还是请工人、农民帮忙，工人和农民会帮助你们的。工人、农民帮助你们打败了帝国主义。过去八年打胜仗，并非外国帮助你们打的胜仗，外国帮助顶多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工人、农民力量很大，他们能帮助你们战胜那么强大的帝国主义，他们会帮你们镇压反革命，巩固政权。请问如果没有广大工人、农民帮助你们能不能镇压反革命？你们有一支很好的军队，这些军队主要是工人和农民，我也有一支军队，我们的军官百分之九十九是没有文化的，他们不识字，或者识字很少，而国民党的军官都是知识分子，都是在军官学校学过的，可是哪一个打胜了，哪一个打败了呢？我们同三个敌人打过仗，第一个是蒋介石，第二个是日本，和这两个敌人一共打了二十二年。第三个是美帝，在朝鲜打了三年。我们那时三个军的炮还抵不过他们一个师的炮。他们的空军白天黑夜轰炸，使我们运输很困难，可是最后还是我们和朝鲜人民军把美国军队打败了，所以美国不喜欢我们，美国说我们坏。从前法国也说我们很坏，就是因为我们支持胡志明打了奠边府。我们也支持你们，你们胜利了，法国人就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你们不胜利，法国人是不会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个支持你们的不是我们，而是阿联，第一个承认你们临时政府的不是我们，也是阿联。谁劝说我们尽快承认你们临时政府呢？我同你们说，是你们的阿拉伯兄弟国家，那时叫埃及。没有它，有武器也运不去。现在阿联也支持刚果武装斗争。阿联同你们一道反对以色列的侵略。以色列人才有多少？以色列有一百多万人，不是以色列的问题，而是它背后的帝国主义的问题。是工人和农民帮助了古巴领导人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夺取了政权。你们依靠工人、农民不仅在战争中获得了胜利，而且可以，也一定可以把你们的国家建成一个强盛的国家。这是你们的内政，外国人的话只是一种参考性质的资料，究竟怎么搞好，由你们自己决定，谁也不能干涉。请问一九五四年的革命是外国人帮助你们决定的，还是你们自己决定的呢？那时摆在你们面前的问题是革命还是不革命的问题。

主席；所以有希望。困难是有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管他多么大的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帝国主义欺侮你们非洲人，说你们不行，帝国主义也瞧不起我们亚洲人，说我们不行。我不相信，我和你们一样不相信。你们北非人，东非人和西非的人都是很聪明、很勤劳、很勇敢的人。帝国主义也看不起我们亚洲人，看得起日本人，就是看不起中国人。中国人到外国去，人家就问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现在还有这样情况。

观看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后的指示　　

（　一九六四年十月八日　）　　

    《红色娘子军》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会见古巴党政代表团的谈话纪录（摘录）　　

（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　）　　

    我这个人老早就讲了，要为劳动人民服务，要为工农兵，讲了二十几年。可是以后没有去抓。只要你不去抓，他就照例不动。不为工农兵服务，不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为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服务。……资产阶级掌握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可顽固啊！尽是他们的人，我们的人很少。这种情况再过几年可能会在你们国家出现。　　

     　　

 关于总结经验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对高扬文同志的蹲点报告的批语　　

（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　　

    白银有色公司斗争的经验证明，要办好社会主义企业，首先必须抓好阶级斗争。不把领导权紧紧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手里，不振起广大职工群众的革命精神，生产斗争、科学试验，都不可能搞好。抓阶级斗争要克服各种右倾思想，不怕伤害那些四不清干部的和气，不怕触及上级领导，不怕妨碍生产。要有革命的决心，要抓住不放，要一直抓到底，做彻底的革命派。白银有色公司斗争的经验又证明，只要阶级斗争搞的好，搞深、搞透，不但不会妨碍生产，而且必然促进生产斗争、科学试验的大发展。　　

    随着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发展，必然要引起企业管理上一系列的革命。一些旧的口号、旧的指标已经过时了，要用新的口号、新的指标来代替，现行的管理制度（如工资制度、劳动组织、管理机构等等），凡不适应新的情况的，都要作适当的改革。　　

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关于四清问题的讲话　　

（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　　

    主席：总理报告，你们连‘赶上”都不敢提，我给你们加了个“赶上而且超过”。加了一段“孙中山一九○五年就说可以超过”。这样讲了可以不登报。近代史也得看看。《孙中山全集》没有包括汪精卫、胡汉民、章太炎的他们的文章。你得看《新民丛报》，你得看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特别要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骨头很少，水分很多。孙中山晚年没有知识了。他是个讲演家，煽动家，讲得慷慨激昂，博得给他鼓掌。我听过他的讲演，也跟他谈过话。他是不准人驳的，提不得意见的。实际上他的话水很多，油很少，很不民主。我说，他可以做六十年前的好皇帝，没有民主。他一进场，全场都要站起来的，叫孙先生。没有民主，亦无知识，他的无知识达到此等程度：他给右派解释共产主义时，画了个太极图，里面画了个小圈，写上共产主义；外面又画了个圈，写上社会主义，最后外面又画了个大圈，写上民生主义。他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包括在我的三民主义里头，总司令你是最不佩服他的。　　

主席：两种可能。一种复辟，一种不复辟。

主席：我们希望搞好，搞成一个像样子的国家。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搞不好，那怎么办？也没有什么。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　　

    没有多的讲。这个文件（指二十三条）行不行？　　

    第一条，性质问题，这样规定可不可以？　　

    有三种提法，前两种较好？还是第三种较好？　　

    常委谈过，又跟几位地方同志谈过，认为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　　

    因为，运动的名称即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四清教育运动，也不是什么矛盾交错的教育运动。　　

    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会议，十中全会，搞了一个公报，就是讲要搞社会主义，不能搞资本主义。　　

    六二年上半年，刮了“单干风”，还有“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刮得可凶啦！“单干凤”，邓子恢是一位，另外还有几位。有些同志听进去了；还有的听了，不答腔，不回答问题。　　

    搞社会主义，搞了许多年，而有些同志听了不答腔，不能回答问题。　　

为什么在北戴河我要讲形势？因为那时有人说，“不包产到户，要十年八年方能恢复”。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是一种阶级斗争。所以，提出“有没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

    因此，政治局常委觉得，大家讨论了也觉得，第三种提法较妥，较为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

    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十六条，工作态度，就是要讲点民主。

    天天说要民主，就是不民主。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民主。

    军队本来早就有三大民主。堡垒打不开，找士兵、战士、班长开会，大家议，怎么打？办法就出来的。这就是军事民主。

    政治民主——三大纪律。

    经济民主——伙食，要由战士管伙食。现在还管不管？不能单叫司务长管。连里有两个人。一个文书上士，一个司务长。文书上士叫师爷，搞抄写的，就是搞表报的，可了不起了！因为他认识几个字。

    好话坏话都要听。好话，爱听，不成问题。问题是坏话。七千人大会上我讲过“老虎屁股摸不得，老子偏要摸”，后来认为那句话不那么文明，搞成另一种形式了。老子者，就是劳动人民，下级干部。我们这些人就是不大好摸的，你想揭他的疮疤，疮疤可不容易揭！

    正确的话，错话都要听。正确的要听，错了也得听下去。人家批评你批评的镨了，有什么问题呢？！你本是正确的，人家批评错了，责任在批评者，你听着，有什么问题呢？！你不听，那不好。正确的，批评得对的，要听。人家批评错了，那更好听了。还有一个，特别是那些反对你的话，要耐心听。做到这个，比较困难。

中国的大跃进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么？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转引“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　　

（一九六四年）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实现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矛盾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文化战线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存在，资本主义的阴风总会不时地吹到社会主义国家里来。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最后解决。　　

    转引自周总理在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　　

同参加“亚非文学交流座谈会”的亚非作家的谈话（摘录）　　

（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我们这个国家，有些好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譬如文化、艺术、教育方面，现在刚刚触动它们之中的一些坏东西。旧中国遗留下来知识分子我们不能不接受，不然我们就没有知识分子，没有教授，没有教师，没有新闻记者，没有艺术家。那些人，他就相信他们的，不相信我们的，我说那些人叫做坏人。他们有他们的爱好崇拜死人和外国人，外国人也是死外国人。他们崇拜西方国家的古典作品，看不起自己，总觉得自己的不行，这就是一个教训，希望你们不要犯这个错误。当然，历史遗产要接受，但是要批判地接受。你们看，马克思批判了古典经济学，接受了古典经济学中的好东西，创造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评了空想社会主义，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好东西，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批评了古典哲学，接受了古典哲学的好东西，创造了唯物辩证法。我们也应当这样做，接受古典遗产的时候，就要接受好的，批判坏的。

人一脱离群众，就没有好结果了。人民群众总是占大多数，剥削者、压迫者总是极少数。还有一条：人是会改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马克思这个人，从前是唯心主义者，后来起了变化，起初是形而上学的，后来学了辩证法，学的也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马克思也是变过来的。恩格斯和列宁，也都是有这个变化，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没有受到大学教育，我原来当小学教员的，不知什么原因把我抛到革命中来了，大概是帝国主义教会了我们，教的方法是用杀人、压迫、剥削。你们是讲文的，我是讲武的，因为打了几十年仗，先生就是蒋介石，还有日本法西斯，还有美国，（当初）我们什么也不懂。现在修正主义又来整我们。赫鲁晓夫很快下台了，留下做反面教员多好！

    （回答凯尔的问题）团结起来，击败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搞了一辈子，就是这件事。

    （回答普端纳）美国说他是福利国家，究竟谁得到福利？还不是垄断资本！他收买一些工贼，组织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右派。一些共产党也不像话，他们听社会党的话，说我们不好。他们亲帝国主义，亲反动派，他们是本国工人阶级的叛徒。我国就出了这样的人，共产党反对共产党，这事不足奇，我们头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变成托匪。共产党历来是招收一批，跑出一批。志贺义雄不就跑出去了吗？不足为奇。他们能起一种作用——反面教员的作用。过去我们有五万党员，白色恐怖一来，剩下一万，一部分杀掉了，一部分投降了，一部分不干了，我们变成少数。有时正确方面常常是少数。达尔文时代，只有一个人相信是会进化的。达尔文是高级知识分子，但不是从大学学的生物学，他是到处跑。正确的开始总是少数，共产党当初只有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其余都是蒲鲁东、巴枯宁等等。所以你们不要怕孤立，有一个正确的就行了，何况你们还有许多人。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都是可以打倒的，这一条也是破除迷信。他们心是虚的，是脱离群众的。我们有亲身经验，你们也有经验，他们是可以打倒的，我们还没有想到赫鲁晓夫倒得这么快。

 关于划阶级问题的指示　　

（时间不详）　　

    划阶级有必要。坏人虽是少数，但他们占居了要害部门，当了权，这不得了。……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区别，主要是本人表现。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　　

    阶级出身和本人表现，也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问题是你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又不能搞宗派主义，又要团结大多数，连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地富子弟要团结，有些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也要改造，只要愿意改造，就应当要他们，都要嘛。如果只论出身，那么马恩列斯都不行。例如马克思也要先学唯心论，后来才学唯物论，才搞出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与费尔巴哈是他在哲学方面的两个先生。　　

    我们在工厂中划阶级，主要是把那些国民党的书记长，反动军官，逃亡地主，地、富、反、坏分子查出来，像白银厂一样，把那些坏人查出来，并非查所有的人，并非查剥削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他们过去一些人主要为剥削阶级服务，只要现在表现好就信任，即使表现不大好，也要改造。有的只是剥削阶级出身，那就要看表现好坏。　　

    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只能经过知识分子，把已经存在的阶级斗争现象研究提高为理论，加以宣传，把工人阶级从分散的变成为有组织的，从自发的阶级变成自觉的阶级。工人每天在剥削压迫之下生活工作，为了吃饭，那么忙，自己产生不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本人不是工人，但他能看出发展的趋向，经过分析研究，把资产阶级哲学变成无产阶级哲学，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变成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样来教育工人。其实，工人也读不了那么多书，读不了那么大部头的著作，先进的可能读得多一些。阶级斗争的现象存在了几千年，资产阶级也说是有阶级斗争的，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把它理论化，系统化了。要斗倒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继承了资本主义的，我自己也是先学地主阶级的，六年读孔夫子的，七年读资产阶级的，共计十三年，那时二十几岁，对马克思根本不知道，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才知道马克思，读马克思的书。　　

关于依靠贫下中农的问题　　

（时间不详）　　

    要依靠大多数，依靠贫下中农，把他们组织起来，看你们站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这一边，还是站在百分之五的人那边。剥削者不过一、二、三、四、五，按七亿人口计算，百分之五就是三千五百万人，剥削六亿六千五百万人口，要算这个基本账，到底站在哪一方面。不管赫鲁晓夫说我们是小资产阶级，总之，他是修正主义，他站在百分之五的人那一边，我们站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这一边。　　

    我赞成省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各级有工会，就是没有农会，共产党又不代表它。妇女有妇联，青年有青年团，省应该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　　

    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也要有一部分中农的积极分子参加，使他们感到有他们的份，湖南就是这样开的。　　

    我们这辈子忘不了贫下中农，有时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忘记了。我们许多人中间，有的地委书记也忘了，他们现在丰衣足食了。作计划工作的，也要注意绝大多数，注意贫下中农。贫下中农有权，能管中农，也能管地主、富农。　　

    修正主义跟我们不同，我们依靠工人、农民中的大多数，就算工人中有百分之八到十五的坏人，坏人还是少数，而且要加以分析。农村中贫下中农占百分之七十左右。可以带动中农，改造地富中的好的，再加上地富子女，使少数人孤立起来，其中有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　　

论实事求是　　

    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必须有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具有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　　

    一、实事求是，就是要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下，一切从客观的真实情况出发，研究和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做为我们行动的根据和向导。　　

    二、实事求是，必须从实际出发，善于对具体事物做具体分析，按照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决定方针、政策、路线。根据新的革命形势提出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善于把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　　

    三、实事求是，就是一切工作都要服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和利益出发，实行某种改革，要完全根据人民的自觉自愿，既要耐心地等待群众的觉悟，让群众有所比较和选择，由群众自己下决心，又要积极地创造条件，作出榜样，进行宣传，说服群众，既要从本质发现群众中蕴藏着的巨大的积极性，又要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进行一切工作。　　

    四、实事求是，就是要客观地、全面地、本质地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认清事物的现象与劳动人民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量，至于个人的革命事业中，不过是一个小小螺丝钉。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成就，都是集体力量的结晶，个人离不开集体的，个人想做一点事业，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将会寸步难行，一事无成。如果我们真正深刻理解到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我们便会自觉谦虚起来。　　

    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可以提高我们对前途和方向的认识，开阔我们的眼界，使我们的思想从狭隘范围里解放出来。当人们的眼界看到脚下，而看不到高山和大洋的时候，他是会像“井底之蛙”那样自负不凡的，但当他的头抬起来，看到宇宙之大，事物之变无穷，人类事业雄伟壮丽，人材之多和知识之无限，他便会谦虚起来，我们所从事的天翻地复的大事业。　　

小资产阶级的通病　　

    一、在日常生活上的表现：　　

    自由散漫，不拘小节，生活上吊儿郎当，毫不紧张，不严肃，不守纪律，不爱护公共财物，不顾团体利益，大家睡觉，他要唱歌，大家起床，他又要睡觉，大家开会，他开小会，上课他要活动，该活动，他要看书，高兴时嘻嘻哈哈，不高兴时死气沉沉，触发自己留恋的心情就悲痛难过，甚至伤感流泪，所谓“见花落泪，望风伤感”，生活中吃不得苦，怕劳动，怕碰钉子，以幻想代替现实。　　

    二、在工作中：　　

    情绪忽高忽低，和兴趣主义投机时，则热情奔放，消极时则垂头丧气，好高骛远，不肯埋头苦干，好作领导工作，否则就认为大才小用，埋没英雄，做一行怨一行，这山望着那山高，大事做不了，小事不肯干，就是干起来也是无计划，事情逼到头上来——粗枝大叶，应付差事，强调工作困难，不去研究克服，强调个人发展，不顾工作需要。　　

    三、在学习上：　　

    对学习不重视，就是学习还是乱抓一把，茫无头绪，虎头蛇尾，学习就是不从实际出发，往往满足于一知半解，空洞教条，缺乏研究精神，学习内容喜好文艺的、不正确的小说，而不学习理论和实际问题，好唱大道理。　　

    四、在写作和谈话上：　　

    脱离实际，总喜欢从主观出发，不看对象，夸夸其谈，籍以骇人听闻，实在言之无物，在写作上要么就不写，要么就连篇累牍，洋洋得意，所谓不鸣则罢，一鸣则惊人，实在不切实际，无病呻吟，写几篇抒情文章，就像有些学校的墙报，什么“秋夜怀念”呀，“可爱的月亮”呀，甚至以自己的感情来代替群众的感情。　　

    五、在待人接物上：　　

    情绪相投时，则无话不谈，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性格不合则清高孤独，不理睬，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对别人则多疑要苛刻，对自己则无原则的宽容，平时爱打听别人的秘密，作为知已朋友谈话的材料，爱拉乱谈，说谈家，批评家，当时不说，背后乱说，人家出了乱子则幸灾乐祸，人家有了优点则嫉妒风生。　　

    六、男女关系上：　　

    对男女关系问题，说起来津津有味，不是严肃的研究讨论，而是求得知识上的愉快。要谈恋爱不是政治第一，而是感情第一，甚至抱有自由主义态度。　　

    七、团结观点上：　　

    重视个人利益，固执己见，个人利益高于群众利益，领导能力强就服从，否则就看不起，发牢骚，闹分裂，你有一套，我也有一套，所谓文人相轻，行动自由，不管团结，允许不允许，就开路一马司。　　

    八、在政治斗争上：　　

    夸大个人英雄主义作风，忽视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斗争性不强，不坚持原则和立场，易犯调和主义，不是过“左”就是过右。　　

    九、群众观念上：　　

    喜欢爬在群众头上发号施令，不深入群众，对阶级没有明确的爱和憎，只是站在当中，对劳动大众可怜，对地主无所谓。　　

　 　

　 　

同斯诺的谈话[1]
(　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　)　　

斯:客观条件使革命变成不可避免的，现在没有这种条件了。现在中国条件不同了，下一代将怎样?

　　毛: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一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同国内百分之几的反革命站在一起，这就叫反革命。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由将来的人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如同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比封建时代的人要聪明、要好一样。美国没有封建主义，可是欧洲是有的。　　

　 　

斯:说如果发生核战争，中国还会留下几亿人口。这是一位南斯拉夫人在五十年代后半期访问中国时，主席向他说的。

　　毛:我记不起来了，可能我说过。我记得说的是，我们是不要打仗的，我们没有原子弹，如果别的国家要打，全世界可能遭殃。遭殃无非是要死人，死多少，谁也不知道，总要死一些。我不只是说中国。我就不相信原子弹能把全人类毁灭，什么都毁灭了，找不到任何政府谈和了。这是同尼赫鲁[14]在北京的一次谈话里谈到的。他说他是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任，他知道原子武器的厉害。我说可能不是如他所说，核战争后会找不到任何政府谈和。这个政府倒下去了，那个政府又会起来，总会有人起来的。我没有说过全世界都会毁灭。听说你们有个电影叫《在海滩上》。

　　斯:那是假想小说，说全人类毁灭了。

　　毛:这怎么得了啊!赫鲁晓夫[15]说，他手里有一种弹，一种什么死光[16]，可把整个人类、动物、植物统统消灭光，后来又说没有讲过，几次否认。我不否认我说过的话，你不要替我否认这个所谓谣言。　　

　斯:我的书里也说主席也可能这么说的，目的是看看对方的反映怎样。

　　毛:这是因为有一位大国政治家说，那时将找不到任何政府了，我反驳他的意见。

　　斯:就是在这样情况下第一次提的?

　　毛:是的。这是一九五四年十月的事。美国人说什么原子弹毁灭性严重，赫鲁晓夫也说得很神气，他们都超过我，我比他们落后了。是不是这样?相当落后。最近看见报道说许多美国专家访问比基尼岛[17]，他们登陆后看到老鼠照样在跑来跑去，鱼照样在湖里游来游去，井水还能喝，植物茂盛，鸟类很多，专家在进岛时要开辟道路，砍掉树木。这是在这个岛经历过十二年的核武器爆炸试验，隔了六年再去的。爆炸之后大概有一两年生物是倒霉的，然后又生长起来。为什么老鼠根本不受影响，没有毁灭?因为它们钻到洞里去了。植物为什么那么多，不受影响?大概死了不少，剩下一点又生长起来，经过几年又大大发展起来。

　　斯:我看过一部电影，在氢弹爆炸不久，生物都死光了，海龟跑到岸上去下蛋，但是不生小海龟。

　　毛:过几年可能又会生的。对人类是不是也这样，就不知道了。

　　斯:甲虫生命力最强。

　　毛:总之，对那地方的鸟、树、海龟说来，原子弹不过是纸老虎。可能人类要比它们脆弱一点。

　　斯:人对自己制造的毒素更易受灾。蚂蚁认为自己统治世界，它是世界之主。

　　毛:什么人在蚂蚁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蚂蚁还是比较大的动物。细菌是在做人所不能做的事。全世界只有这么多的人，三十多亿。但是据土壤学家告诉我，每亩地里含有细菌　四百公斤　。没有细菌不能造成土壤，也不能生长植物。所以不要看它那么小，什么人的身体里它都能钻进去，不管你是总统也好，新闻记者也好，它可厉害了。

　　斯:细菌根本看不见的。

　　毛:人离开它是不能生活的，不知人体中有多少细菌，医学上说，有大肠杆菌，口腔里有真菌，没有它对人很不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有一致的意见。美国专家在比基尼岛的调查是很好的材料，我们把这个材料印发给人大代表看了。　　

斯:关于印尼退出联合国问题，中国表示支持。这是否会为其他国家退出联合国开创先例?

　　毛:开先例的是美国。美国不让中国进入联合国，提出要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才能进入。中国没有进入联合国，不是也很好吗?印尼退出联合国，也是它觉得参加联合国没有什么好处。

　　斯:能不能说中国不想进入联合国?

　　毛:不能。如果联合国三分之二的国家要我们进去，而我们不进去，不是要说我们是民族主义者了吗?但我们要联合国撤销中国是侵略者的诬蔑，同时要指出美国是侵略者，你看这个理由行吗?中国作为一个侵略国家怎么能进联合国?说美国是侵略者，它不会同意的。现在我们还不想进去，美国也不愿意我们进去。我们进去了，美国会感到碍手碍脚。在这点上，双方是有一定的共同之处的。现在还是让蒋委员长留在联合国里代表中国吧!这些话你可不要报道，我们还没有公布过。　　

　 　

斯:主席一面搞革命，一面给许多教授提供了职业，现在可能很多人成为“毛学”专家。

　　毛:中国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写了一部著作，叫《老子》，后来注解《老子》的在一百家以上。现在我的这些东西，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

　　斯:一千年是很长的时间。

　　毛:今后的一千年比过去的一千年可能变化大。

　　斯:深刻的技术革命，征服宇宙空间。但我相信主席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出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

　　毛:你可能讲得过分了，我自己都不相信。

　　斯: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人物像主席经历过这么多的变革，从开始作为一个学生，到参加革命，到革命完成，并成为历史学家、哲学家。

　　毛: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看几十年后怎么看了。在一些人看来，我是坏人是定了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不赞成我，包括蒋介石不赞成我。他不赞成我，我也不赞成他。这就要发生争论，有时要写文章，有时要动武。

　　斯:现在中国强调在青年中保持革命精神。重要的是否在于给类似国家树立榜样，促进其他国家革命，以使中国革命得到最后的安全?

　　毛:青年们没有见过地主剥削、资本家剥削，也没有打过仗，没有看见过什么是帝国主义。就是现在二十几岁的人，当时也只有十岁左右，对旧社会什么也不知道。所以由他们的父母、老年人讲一讲过去，很有必要，不然不知道过去那段历史。你刚才说的最后这一点，很难讲。你讲有什么安全?现在不是在说裁军吗?究竟哪一年裁军了?不是讲普遍、彻底裁军吗?过去苏联讲，现在美国也讲，我们也赞成过普遍裁军。事实上，现在是普遍、彻底扩军。嘴里说普遍裁军，实际上普遍扩军。

　　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5]就是这样，现在一分为二，二分为四，每个国家都要有自己的原子弹。

　　毛:就是不许可中国有原子弹，我们也不希望自己有那么多原子弹，要那么多干什么?稍微有一点也好，做些科学实验。

　　斯:主席曾经说过，在江西打倒土豪劣绅时，他们说苏维埃先生是个很坏的家伙。而且在中国整个革命发展过程中，西方都在讲社会主义先生制造很多麻烦，现在又归结于中国的原子弹。

　　毛:这证明我的“名誉”不好，中国政府、中国党的“名誉”都不大好。他们为什么要反对中国，搞反华高潮?我们还措手不及，突然肯尼迪不见了。越南人民还措手不及，吴庭艳不见了。再一个措手不及，赫鲁晓夫下台了，真是天晓得，而且搞得那么彻底，他的书、照片一概收起来了。

　　斯:好多欧洲的党批评苏联党用这种办法把赫鲁晓夫搞下台。

　　毛:我们这里赫鲁晓夫的照片没有多少，书店里照样有赫鲁晓夫的书。世界没有赫鲁晓夫还行!赫鲁晓夫阴魂不散，他这种人总是有的。

　　斯:现在的苏共新领导能不能说是三七开，七分是对的?

　　毛:苏共现在的领导?这很难说，我不讲这个话。外面讲他们要搞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斯: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关系有什么改进?

　　毛:可能有点，但是不多，使我们丧失了一个写文章批评的对象。

　　斯:在俄国有人说中国有个人迷信。

　　毛:恐怕有一点。据说斯大林是有的，赫鲁晓夫一点也没有，中国人是有的。这也有点道理。赫鲁晓夫倒台了，大概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迷信。

　　斯:我认为我能认识你，是极大的荣幸，也为我个人带来许多好处，我也希望我曾把你的思想转告别人。我真心觉得你的成就是伟大的，当然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但总之做了许多伟大的事情。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美两国、两国人民被分开了。

　　毛: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国是会接近起来的。要等候，总会有这么一天。

　　斯:我不认为中美之间会发生大战。

　　毛:这也可能你是对的。中国这个地方，美国军队来可以，不来也可以。来了没有什么很大的搞头，我们不会让美国军队得到好处。因为这点，也许他们就不来了。我们不会打到美国去，这我已经说了，你们可以放心。

　　斯:美国常说，南越战争要扩大到北方。

　　毛:最近腊斯克[26]纠正了他的说法，说他没有讲过这种话。

　　斯:当然，我认为美国政府不会听我的话。美国有一位议员叫丘奇，他现在提出对美国干涉别国的政策要进行一次大辩论。他是约翰逊的好朋友。美国统治者不了解主席，我本人恐怕也不了解。

　　毛:怎么不了解?我们不会打出去，只有美国打进来，我们才打。这点有历史作证。我国忙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打出去是犯罪的，为什么要打出去?南越根本不需要我们去，他们自己可以对付。

　　斯:打南越战争的美国人在说，如果美国撤出南越，中国将占领整个东南亚。

　　毛:怎么占领法?我们的军队去占领，还是当地人民去占领?中国人还是占领中国。

　　斯:中国在南越有没有军队?

　　毛:没有。

　　斯:腊斯克说，如果中国和北越放弃在东南亚的侵略政策，美国就撤出南越。

　　毛:我们没有什么侵略政策可以放弃，我们没有侵略。可是中国支持革命，不支持不行。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放空炮，就叫侵略?出了兵的，反而不叫侵略?

　　斯:过去说中国受俄国支持，现在说南越受中国支持。

　　毛:中国内战取得胜利，主要是靠美国的武器，这证明没有什么外国正面的支持。实际上，南越是从美国取得武器。去年以来，他们不仅能取得武器，还补充兵力，经常俘虏南越伪军。这同过去我们兵源之一是蒋介石的军队一样，他们是受过训练的，是被抓来强迫当兵的，一经俘虏就能参加我军作战。

　　斯:为什么?

　　毛:他们是被国民党抓壮丁抓去当兵的，他们不喜欢国民党。

　　斯:还有一点，中共和全国老百姓是一致的。

　　毛:被国民党抓去当兵的是贫苦农民。我们的办法是，花几天工夫开诉苦大会、祭灵大会，谁家有人被国民党害死，就把死者的名字写在纸上祭灵。这样解决问题后，他们就参加了我们的军队，换上一顶帽子。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戴我们的帽子呢?因为他们怕打死了以后，被人错认为国民党的兵。从头上这顶帽子就可以认出来他们是我们的人了。

　　斯:在很大程度上，南越就是这种情况。

　　毛:哪里有压迫，不革命就不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样。资产阶级也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要反对封建主义。美国没有封建制度，有殖民主义——英国，等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要反对英国。世界上的人，不受压迫谁起来革命?美国发生独立战争[27]，就是因为受英国的压迫。美国独立战争差不多有二百年了吧?

　　斯:美国独立战争时有很多革命家，提出的口号同后来法国大革命[28]提出的口号一样。那时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共和国。当时欧洲国家对美国的看法同今天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一样。

　　毛:华盛顿[29]的“名誉”不好，我们可以追认他为“共产党”。

　　斯:中共会把他看成是个反动的人，所以不会让他参加党。

　　毛:不能参加共产党是一件事，那时还没有共产党，华盛顿所起的革命作用，我们应当承认，他当时起了很先进的作用，是很进步的。还有林肯[30]也一样。

　　斯:林肯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也是伟大的人。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希望在我走之前，请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

　　毛: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

　　斯:主席的话非常好，特别是同前面的话联系起来，就是中国不会打出去，中国在忙于自己的事。我本人看到了这一点。

　　毛:美国人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斯:主席能否给美国总统也提些建议?

　　毛:这不好提。美国人的手伸到全世界，我们早已提过要他们收回去一点，他们照例不听。

　　斯:美国军队差不多有一半在外国。看样子，好多在外国的美国军队变成了当地人民的人质。

　　毛:要走不好，不走也不好，这使美国政府处于困难的境地。要美国撤兵困难，不撤也困难。哪里有点风吹草动，它就要派兵，就这么调来调去。有的时候我们故意这么一叫，例如打金门几炮[31]，就是因为我们打那么几炮，它觉得第七舰队不够了，把第六舰队开过来一部分，把旧金山的海军也开一部分过来。我们又不打炮了，美国军队来了没事干，又要开回去。所以美国军队是可以调动的，叫它怎么样它就怎么样。有点像蒋介石的军队，叫它怎样就怎样。

　　斯:美国军队总要有点事干才行。

　　毛:有事干的。美国垄断资本就要到有些地方去帮反动派的忙，叫它不帮不行，一定要帮，最后它一定要走，像帮助蒋介石一样。过去上海、青岛、天津、唐山、北京都有美军，后来都走了，而且走得很快，我们军队同它还隔好远，它就赶快走。那时英国就很蠢，派军舰到南京去接兵，被我们打着了。[32]问题是中国有这么一个不争气的蒋介石总打败仗，又有强大的解放军。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美国就呆着不走。

　　斯:只有在同样情况下美国才会从南越撤走?

　　毛:美国在南越的军队现在不走，可能再打一两年，但美国感到没有味道了，走了也难说。

　　斯:如果我没有理解错周恩来总理的话，总理同我说，美国军队撤走前，不可能通过开会解决南越问题。是这样的吗?

　　毛:我不晓得总理怎么讲的，恐怕两种可能性都要讲。军队撤出前可以谈，军队撤出以后也可以谈。或者根本不谈，南越把美军赶走。甚至谈了美军还不走，像它在朝鲜那样。在日内瓦也是谈过的。日内瓦会议[33]后，美国把兵开进南越代替法国军队。老实说，美军留在南越是件好事，它锻炼了南越人民，使解放军壮大。只有一个吴庭艳是不行的，就像中国单有一个蒋介石是不行的，必须要日本占领大半个中国，而且占领八年之久，才能锻炼中国人民。　　

　 　

 毛主席回答说，蒋介石集团的分子，现在还有一些，但是不多了，很多人的思想都得到了改造。这个数字，今后还有可能增加，而且，这些分子的子弟也是可以教育的。总之，可以说，今天大约占人民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或者更多的人一致拥护社会主义。

    （在这里人们很自然地会想起班禅喇嘛，不久前，班禅喇嘛被解除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的职务）

    “关于班禅喇嘛的问题，是否是因为他们企图统治农奴的喇嘛地主势力保持着传统的联系？还是因为作为宗教领导人的任务同由寺院分离出来的新的政治权力之间发生了冲突”？

    毛主席回答说，从根本上说，这不是一个宗教自由的问题，而是一个由土地问题引起的问题。封建统治者失掉了土地，他们的农奴获得了解放，现在成了主人翁。班禅喇嘛不仅阻挠这个变化，而且同结党的那些过去的特权阶层的“无赖之徒”不断地来往，他们手里有一些武器，但是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暴露了计划，班禅喇嫲周围有几个人，年龄还不是大到不能改造的程度，因此还有希望。班禅喇嘛自己也许会改造他的思想，他现在还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现在．他在北京。如果他愿意回去，随时都可以回到拉萨。这要他自己来决定。

    至于作为宗教的喇嘛教，谁也没有压迫真正的信徒，所有的寺院都开放着，而且还可以拜佛，只是问题是活佛们未必一定都实行了佛的教义，他们对宗教以外的事，并不是不关心的，达赖喇嘛自己就对毛主席说过，他不相信自己是活佛。但是，如果有人公开这样说，恐怕他就不得不否定他的话，很多基督教的牧师和祭司并不完全相信自己的说教，但是，他的信徒却有很多人是真正的信徒。有人说，毛主席本人从来没有迷信过，这是不对的。他的母亲是一位热心的佛教徒，总是不忘记拜佛。毛主席在小时候，同母亲一起，曾经反对过不信佛教的父亲。但是，有一天，他父亲在寂静的森林中行走，遇到了一只老虎——是真老虎，而不是纸老虎，于是，他父亲跑回家来，给神上了供，很多人不都是这样吗？当他们遇到困难时，就去祷告神，没有事时就忘记了。

 现在，学者们有一个大胆设想的问题，那就是毛主席的两篇著名的哲学文章《矛盾论》和《实践论》，像《毛泽东选集》上所注释的那样，真是毛主席在一九三七年夏天写的，或者实际上是在过了几年之后才写的。

    据我的记忆，一九三八年夏天，我曾经亲眼见过这些文章的翻译稿。让那些只重视自己想法的学者们沉默，可能是很困难的。但是，为了唤起我的记忆，能不能告诉我，这两篇文章是什么时候写的？

    他答复说，那些文章的确是在一九三七年夏天写的。

    《矛盾论》和《实践论》

    毛主席说，在芦沟桥事变前后的几个星期，我在延安的生活暂时有些空闲。部队出发到前线，所以便有时间搜集为编写在抗日大学讲授基础哲学讲义所需要的材料。为了在短短的三个月里把青年学生培养成顶事的政治干部，需要简单而又基本的教材。

    就这样，党强迫我作这一工作，我也打算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所以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事例结合起来，写成了《矛盾论》和《实践论》。我打通宵写稿子，白天睡觉，用了好几个星期写成的讲义，只用两小时就讲完了。我自己认为，《实践论》比《矛盾论》更重要。

    我问：“一九三七年听了你课的青年们，以后又在实践中学会了革命，但是。对现在的中国的青少年来说，有什么可以代替的办法吗？”

    他回答说：现在二十岁以下的中国人民，当然没有打过仗，没有面对过帝国主义者也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统治。他们对于旧社会，没有什么直接的感受。父母也许会讲给他们听。即便他们从故事里面或者从书本上知道一些，可是这同生活在那样的时代是完全不同的。

对《陈××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　　

（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决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听取××同志汇报会上的指示　　

（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上午　）　　

    　　

　 　

    　　

    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人，有正而教员，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有反面教员，这就是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者、美帝国主义者和我们党内犯“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人。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摘自《赫鲁晓夫言论集》第三集的出版说明）　　

在全国工交系统四清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　）　　

    社会的渣滓，也是不可少的，社会上没有这些渣滓才怪呢！我看一万年也会有的，不然就没有正确的了，真理是对谬误而言，唯物论是对唯心论而言，辩证法是对形而上学而言。一万年以后，形而上学，唯心论还是有的，不然社会上就没有矛盾了，斯大林晚年就犯了这个错误，他只是强调苏联社会各阶级人民的一致性，而否认了不一致性。他以为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矛盾了，这是指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实际上隐藏了深刻的矛盾。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结果事物走向了反面，肯定变成了否定。当然，否定又变成了否定之否定，这就是说，苏联人民不可能长期被修正主义统治下去。　　

　 　

接见法国事务部长马尔罗时的谈话　　

（　一九六五年八月三日　）　　

　 　

马尔罗：列宁死后，人们谈到苏联时就会想起斯大林，斯大林死后，……斯大林的制度被推翻了，至少部分被推翻了。但苏联领导人却假说苏联的制度没有改变，赫鲁晓夫就是这样亲自告诉我们的。我认为现在制度不同了，尽管用的词一样，但是内容很不同了。

    主席：他还进一步说要建立共产主义，这是斯大林都没有说过的。

    马尔罗：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似乎不是过去所理想的苏联了。

    主席：它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马尔罗：他们甚至改变了政府行政管理方法。

    主席：苏联想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对这一点，美国是很欢迎的。欧洲也是欢迎的，我们是不欢迎的。

    马尔罗：难道主席真正认为他们想回到资本主义道路？

    主席：是的。

马尔罗：我认为他们在想办法远离共产主义，但他们要往哪里去？去找什么？连他们自己思想上也不清楚。

主席：他就是用这样一种糊里糊涂的方法迷惑群众，你们也有自己的经验，法国社会党难道真搞社会主义？法国共产党真相信马克思主义？

主席：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本身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

    马尔罗：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

    主席：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这些是旧地主、旧富农、旧资本家、知识分子、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一部分子女。

    马尔罗：为什么有作家？

    主席：有一部分的作家的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把旧的摊子都接受下来了。我们原来没有艺术家、记者、作家、教授、教员，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留下的。

马尔罗：主席看，在反对修正主义方面，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我指在国内方面。

    主席：那就是反对修正主义，没有别的目标。我们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商人，反对修正主义的一切基础，不只是在党外，党内也有。

    马尔罗：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例如举行党代表大会就要确定一个目标。是否是农业问题，因为我感到工业问题已解决了，或起码是走上健全道路了。

    主席：工业和农业问题都没有解决。

接见几内亚教育代表团、总检察长时的谈话　　

（　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　）　　

主席：（面向贡代·塞杜）你是搞教育的。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动物也可以教育嘛！牛可以教育它耕田，马可以教育它耕田、打仗，为什么人不可以教育他有所进步呢？问题是方针和政策的问题，还有方法问题。采取教育的政策，还是采取丢了不要的政策；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还是采取镇压他们的方法。采取镇压、压迫的方法，他们宁可死。你如果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慢慢来，不性急，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绝大多数的人是可以进步的。

    贡代·塞杜：非常正确。

    主席：要相信这一点，如果有些人不相信，可以试点。（主席对韩幽桐同志说：“将来把这些写进法典里去，民法、刑法都要这样写。”）要把犯罪的人当作人，对他们有点希望，对他有所帮助，当然也要有所批评。譬如劳改工厂、劳改农场就不能以生产为第一，就要以政治改造为第一。要做人的工作，要在政治上启发人的觉悟，发挥他的积极性，劳改工厂、劳改农场就会办得更好。不仅犯人自己能够自给，而且还能给家里寄点钱。现在我们的劳改工作还有缺点，主要是我们的管理干部不太强，有些地方的方针不对。

    法廸亚拉：我看他们还是很强的。这个工作不是立竿见影的，已经取得的成就使人充满着希望。因为改变一个机构比较容易，要改造人们的思想比较困难。

    主席：这个问题不决定于罪犯，而决定于我们。我们有些干部不懂得要把改造人放在第一位，不要把劳动和生产放在第一位。不要赚犯人的钱。

主席：办教育也要看干部，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么样，他们的政治水平如何来决定。

    主席：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我们的法院工作、检察工作是为犯人服务的，不是要犯人为我们老爷服务的。

毛泽东关于民族工作的一次指示　　

（一九六五年九月）　　

    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同黑非洲留法学生联合代表团的谈话（摘录）　　

（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四日　）　　

    事情总是有麻烦，不能怕麻烦。革命也可以叫麻烦。革命就是麻烦，搞经济建设也是麻烦。怕麻烦什么事情也搞不成，不怕麻烦什么事情也可以搞成。……知识分子就是要能够跟人民的大多数结合起来。跟他们结合的时候就有麻烦，你要跟他结合，他不跟你结合，这个麻烦得很！这些人听话，那些人又不听话，就有这些麻烦。不能怕这些麻烦，无非是在长期的斗争中跟群众站在一道，群众最后会了解你们的，会信任你们的，会在那些真正为人民利益服务的人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的。劳动人民很需要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但是，不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不高兴，不喜欢。　　

    你或者是比他们高一等，站在他们头上，那他们不喜欢。他们喜欢那种平等的人，用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跟他们一道参加劳动，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了解他们的要求，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又有知识，他们喜欢这样的人。　　

关于大学文科改革的指示（摘录）　　

（一九六五年十月）　　

    我看了三篇文章，写的都很好。学哲学就要学这些有实际的哲学，我们老一辈不行了。　　

    资产阶级讲天赋人钱，那里有天赋人权，都是革命来的，都是工人贫下中农斗争来的。希望学哲学的人，都要到工厂、农村跑跑。我看了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参加四清后写的一篇体会，写得很好，善于通过现象看本质，本质看不见摸不着，只有调查研究才能看到。同志们要多学点东西，学点植物学，土壤学。现在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上大学，看不见务工务农务商的，学完了不知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地，还把身体搞坏了。我告诉我的孩子学农务商，学完了到农村，就说我到这里来补课。　　

    大学里要学那么长时间，一个人两岁学会说话，三岁就会打架，五岁可以看父母种田，从小学会很多概念。现在教育太脱离实际了，大学教育要很好改进，不要学那么长时间，特别是文科要改进。不然，学哲学的不懂哲学，学历史不懂历史，学文科写不出文章。大学生要到工厂、农村去，下连队当兵，接触实际。高中毕业后先做几年实际工作，然后再读几年书，过去的大发明家都不是什么大学出身。　　

    哲学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恩格斯讲辩证法是二条，斯大林讲四条，我看就一条——对立统一。什么叫综合？我说综合就是把敌人吃掉。什么叫分析？吃螃蟹就叫分析，把肉吃了剩下壳。分析和综合分不开，什么事情都有两重性，有对有错，杨献珍这些人应该下去，帮助他们改造。形式逻辑是一门专门科学，和辩证法合在一起不实际。总之，大学文科非改革不行，不然就要出修正主义。　　

    　　

路过济南在火车上听取汇报时的指示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主席去华东路过济南，在火车上，有关领导向主席汇报工作）主席指示：你们有没有钢？（答，准备搞××吨，将来再发展到×××万吨）哦，搞×××吨，那好。　　

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是支持地方的。各省总要有个×万吨的钢铁厂，能制造机器，制造武器。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但是你们不能随便造反，不能造马列主义的反，否则你们就会吃亏，会成为修正主义。一个省也造不起反来。一个省搞点钢！搞×万吨左右的钢铁厂，一翻×万吨，再一翻××万吨，再一翻××万吨。但是要有条件。没有条件就不能炼钢。　　

反对折衷主义　　

（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　　

    我认为这是突出政治和反对突出政治的斗争深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公开站出来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坚持四个第一，反对抓政治思想的人还有。譬如你们浙江有个信用社主任说：“政治就是理论，理论就是会说，会说就是吹牛。”但是那种人不多了。公开提出业务第一，数字第一的人大大减少了，他们学得比较聪明了，但是他们又不愿意突出政治，不愿放弃单纯业务观点。这根“腊肉骨头”不是突出政治。形势逼人，于是就改头换面，来个折衷主义。　　

    在政治和业务上，有三种摆法，第一种摆法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政治统帅业务；第二种摆法，业务第一，政治第二，政治为业务服务；第三种摆法，政治和业务都第一，叫两个第一。这三种摆法，第一种是正确的，第二种是错误的，这很明显。第三种摆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用说是错误的。但是有些人就分辨不清。为什么有些人对“政治和业务都第一”的错误观点模糊不清呢？这是他对折衷主义的面貌还认识不清的缘故。　　

    现在我来讲一讲折衷主义的特点。　　

    折衷主义有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用二元论来代替、冒充、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两点论即一分二为二）。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在认识事物、分析矛盾的时候，都看到它的两个方面。例如在总结的时候，既肯定成绩，又看到缺点；既总结成功的经验，又总结失败的教训。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事物的两个方面，并不是把它们看作都一样，各占一半，半斤八两，而是严格地把它们分为主要的方面和次要的方面，分为重点和一般，主流和支流。例如，林彪同志对政治思想工作领域中四对矛盾的分析，人和物的关系，两个都重要，但活的思想更重要，活的思想第一。这就是重点论。有第一和第二，统帅和被统帅的关系。又如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两个都重要，但主要的是解决思想问题。　　

    马克思主义所以坚持重点论，因为事物的性质是由事物的主要方面规定的。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混淆起来，就认不清事物的本质，就不能判断是非，就不能进行工作。折衷主义用二元论代替、冒充、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就是把两点论中的重点论偷偷地抽去了。他们把事物的两方面，矛盾的两方面平列起来，等同起来，不分第一和第二，不分主要和次要，不分主流和支流，结果就掩盖了事物真相，模糊了事物的本质，使人在工作中分不清是非界限，把人们引到错误的路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政治总是第一，政治总是统帅，政治总是头，政治总是率领军事，率领经济、率领业务、率领技术的。政治与业务这一矛盾中，主要的矛盾方面是政治，把政治抽去了，就等于把灵魂抽去了。没有灵魂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到处碰壁。所以政治第一，政治统帅业务，不能平起平坐。如果把它们并列起来，就是折衷主义。　　

    把政治和业务并列起来，或者主张轮流坐庄的思想和看法，这些人认为既要突出政治，又要突出业务，“今年突出政治，明年突出业务”，“闲时突出政治，忙时突出业务”等等。这是一种折衷主义的倾向，是错的。　　

    第二个特点是用混合论、调和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结合论。折衷主义惯用的手法，就是把各种对立的观点，对立的名词，对立的事物，无原则地结合起来。这种无原则的结合就是混合，就是调和，就是折衷主义。　　

    折衷主义的混合论、调和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论是根本不相容的。折衷主义的混合论和调和论是不分敌我，不分阶级，不分是非。例如现代修正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个对立的体系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主张取消军队，主张不要斗争，主张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不搞武装斗争，不叫工人罢工，不叫农民斗地主，而搞什么和平过渡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折衷主义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不要斗争，不要革命的。　　

    折衷主义不分敌我，不分是非，就是斗争的调和论和混合论。如有的人就不搞阶级斗争的，他们对不法资本家不批评、不斗争，敌我不分。你们浙江不是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地主分子表现得很不老实，一个党员职工批评了这个地主分子，这件事经理知道了，经理就找这个党员谈话，批评这个党员说：“地主分子本来就想国民党，你这样一斗他，他就更想国民党，以后不要斗了。”这个经理好人主义讲人情，看到别人有缺点，见到有损害党和国家利益的事，明知不对也不批评，不斗争，听之任之。这种不讲是非，不讲思想斗争，只求一团和气，只求得无原则的暂时团结的态度是混合主义，调合论，就是修正主义、折衷主义。一旦臭味相投，很容易混到那个臭水坑里去。好人主义也不少，大家要小心一点，提高警惕。　　

    第三个特点是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东西来冒充和代替辩证法。折衷主义在判断事物的时候，总是这样也对，那样也对。他们惯用这种手法来冒充辩证法，这样就容易打“马虎眼”，容易偷梁换柱，混水摸鱼，容易欺骗群众。例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篇文章里批评折衷主义的时候说：“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　　

    如有人说：“我既不是单纯业务观点，也不是单纯的政治观点，在我那个单位既突出政治，也突出业务，只有业务和政治都突出，这才是全面观点。光强调突出政治或者突出业务都是片面的。”他这种讲法，初听起来，好像满有道理，考虑得很全面，既照顾了政治，又照顾了业务。但仔细想一想，这是彻头彻尾的折衷主义。这不过是以全面的面目出现，它卖的完完全全是折衷主义的货色，所以很容易模糊群众，很容易蒙蔽群众。　　

    第四个特点，有折衷主义倾向的人，总以为自己很有政治，其实他的脑子里政治缺得很，少得可昤。这些同志所谓很有政治，充其量不过是“口号在嘴上，保证在纸上，决心在会上”而已。他们在小声地喊了一句突出政治的话以后，唯恐人家把突出政治的话听去了，于是紧跟着高喊：“要突出业务”。好像不这样做，就很不舒服似的，这些人唯恐政治思想工作做好了，刁难政治干部。实在感到奇怪。　　

    第五个特点是哲学上的折衷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因为它把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搞错了，把灵魂抽去了，其结果就一定是：小则是单纯的业务观点，大则陷入修正主义的泥坑。　　

    以上讲的是折衷主义的五个特点。　　

    凡是有折衷主义观点与倾向的人们，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点，这就是从他们思想深处来说，是反对突出政治的，他们不是把突出政治放在第一位。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这一期《哲学研究》（指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我看了三篇文章。　　

    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是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它是爱国主义的？无非认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的措施。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什么东西可拿，就采取“轻摇薄赋”的政策。“轻榣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样多。　　

    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农民出身，学历史的。参加了四清以后，写了一些文章，讲到历史工作者一定要下乡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做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几年书，脑子连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没有了。在这一期南京大学学报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道：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话，我也还没说过，现象是看得见的，刺激人们的感官。本质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隐藏在现象背后。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本质。本质如果能摸得着，看得见，就不需要科学了。　　

    要逐渐地接触实际，在农村搞上几年，学点农业科学、植物学、土壤学、肥料学、细菌学、森林学、水利学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翻小本子，有点常识也好。　　

    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们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兄弟姐妹作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子，一直到七岁，接触社会很多。两岁学说话，三岁哇喇哇喇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锄头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男人女人不见了，大人小人不见了，中国人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能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端罢官>》）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作实验。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它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去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面教吗？　　

    大发明家瓦特、爱廸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　　

    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写书不能像现在这样写法。比如讲分析、综合。过去的书都没有讲清楚。说“分析中就有综合”，“分析和综合是不可分的”，这种说法恐怕是对的，但有缺点。应当说分析和综合既是不可分的，又是可分的。什么事情都是可分的，都是一分为二的。　　

    分析也有不同的情况，比如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分析。我们过去是怎样分析国民党的？我们说，它统治的土地大，人口多，有大中城市，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军队多，武器强。但是最根本的是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农民，脱离士兵。他们内部有矛盾。我们的军队少，武器差（小米加步枪），土地少，没有大城市，没有外援。但是我们联系群众，有三大民主，有三八作风，代表群众的要求。这是最根本的。　　

    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是怎样综合国民党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来改造。俘虏的士兵不杀掉，一部分放走，大部分补充我军。武器、粮秣、各种器材，统统拿来。不要的，用哲学的话说，就是扬弃，就是杜聿明这些人。吃饭也是分析综合。比如吃螃蟹，只吃肉不吃壳。胃肠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出来。你们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对国民党综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小部分扬弃，这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的外壳去掉，吸收他们有价值的内核，改造成唯物辩证法。对费尔巴哈，吸收他的唯物主义，批判他的形而上学。继承，还是要继承的。马克思对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好的吸收，坏的拋掉。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开始。我们的商品也有二重性。一百年后的商品还有二重性，就是不是商品，也有二重性。我们的同志也有二重性，就是正确和错误。你们没有二重性？我这个人就有二重性。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学，讲不得缺点。有了一些阅历就好了。这些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有办法。吴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杨献珍、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　　

    最近有人写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没有充足理由？罗素有没有充足理由？罗素送我一本小册子，可以翻译出来看看。罗素现在政治上好了些，反修、反美、支持越南，这个唯心主义者有点唯物了。这是说的行动。　　

    一个人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要同各方面的人接触。左派不光同左派接触，还要同右派接触，不要怕这怕那。我这个人就是各种人都见过，大官小官都见过。　　

    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我们这些人都是学生腔（陈伯达同志插话：主席除外），我做过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　　

    哲学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历史过程。先搞近百年史。历史的过程不是矛盾的统一吗？近代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斗争中有一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满意，还是要斗。辛亥革命以前，有孙中山和康有为的斗争。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有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斗争。后来国民党内部又不断地发生分化和斗争。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做注释。写序言，政治的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太好搞。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　　

    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好比是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这种说法还可以研究。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国民党骂我们是“匪徒”，“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们说“国民党是匪徒，蒋介石是国民党，所以说蒋介石是匪徒”。这两者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　　

    用形式逻辑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识的。当然可以推论，但是结论实际上包括在大前提里面。现在有些人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　　

　 　

在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等同志的谈话　　

（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宝贵而重要的时期！现在二十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　　

    政治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单靠首长不行，你能管这么多吗？许多事你们看不到的，你只能看到一部分。所以要发动人人负责，人人开口，人人鼓动、人人批评。每个人都长着眼睛和嘴，就应该让他们去看，让他们去说。群众的事情由群众来办理就是民主，这里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单靠个人来办，一条是发动群众来办。我们的政治是群众的政治、民主的政治要靠大家来治，而不是靠少数人来治，一定要发动人人开口。每个人既然长了嘴巴，就要负担两个责任，一个是吃饭，一个是说话。在坏事情坏作风面前，就要说话，就要负起斗争的责任来。　　

　2009-7-10　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