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未央，天将晓

夜未央，天将晓

       ----陶行知与他的“平民教育”及在当下中国教育改革中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陶行知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这个“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告别了他“爱得深沉”的土地。长长的送行队伍，悲伤欲绝，他的学生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们所“朝也盼来暮也等”的竟是校长的灵柩。“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成了其最好的写照。世间已无陶行知，平民教育耀千秋。提到教育，就不能不提到陶行知，因为我们需要，不仅过去、现在；将来也同样需要。

晓庄师范：陶行知从“一个天亮的地方”出发

  “小庄”改为“晓庄”，一字之差，南京城外的这块荒郊野地由此成了“天亮的地方”。 1927年3月15日，迎来了 “晓庄师范学校”的开学典礼，是年陶行知刚刚36岁。一年前，他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他坚信自己找到了正确的“教育救国”之路。上溯到三年前，他在内心深处，怀着无限失意，告别了1919年以来的“新教育”运动，转而致力于平民及乡村教育。他脱下西装，换上布衣草鞋，而且住到了牛棚里。他觉得，只有这样，才可以了解自己的祖国，进而找到真正贴近中国“国情”的教育道路。几乎与此同时，梁漱溟辞去了北大教职，也开始了深入“国情”的教育改革行动。而此时的胡适等人依旧在严重脱离中国“国情”的“大城市”里，以各种“风光”的革新行动追求“再造中国”的伟业。在此背景下，陶行知贴近“国情”的选择倒显得不入“主流”， 有些“另类”。

然而，陶行知并不计较这些。他的心里早已装满了数亿在黑暗中挣扎的苦难同胞，只恨不得能在一夜之间让文明的曙光照遍中国大地。这似乎有渊源可查。陶行知自幼聪明好学，被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而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他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可视为程门立雪的另一版本。1906年，他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在这里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他尤其关注中国的农村，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去奋斗。因此，在崇一学堂读书的时候，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

　“晓庄”不远处的“老山”同样也被陶行知改成了“劳山”， “晓庄” 与“劳山”合在一起，显示出陶行知要用“劳动”和他的“师范学校”来培养真正能将贫困无知的乡村改造好的教师。陶行知说得很清楚，他的学校不招收“少爷、小姐”，也不要“文凭和书呆子”。一开始，只有十几个学生来，但也足以令校长陶行知欣慰。他们和校长一起，面对贫困，毫无退缩。他们依靠“一双手”和“一把锄头”，自己“建校舍，盖礼堂，开荒种地”，解决自己的学习与生活所需。陶行知觉得，在贫困的乡村经历此番锻炼，培养出来的教师才会对农民有感情，才可以造就既适应贫困的农村又能以知识来改造农村的“导师”，所以“劳动创造的生活”成了晓庄师范“每天的课程”。

　“手把个锄头锄野草呀，锄去了野草好长苗呀。”——这首近乎大白话的“锄头歌舞”，不仅饱含着晓庄师生的生命体验，更是象征晓庄精神的“文化图腾”。晓庄师生都知道，他们的校长为了让大家吃得好一点，学得好一点，连母亲大寿时收到的贺礼都典当出去了。陶行知对母亲说，他是代表晓庄师生为慈母献了一份最重的寿礼，希望慈母和祖国一样健康长寿。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晓庄师范到第二年，学子数量扩大了十几倍，且多是慕名而来，他们皆被校长陶行知打动了，虽然陶行知其实连张文凭都不能颁给他们。冯玉祥将军也被陶行知打动了，他邀请陶行知前往河南考察，除了将晓庄师范视为“乡村师范教育的模范”之外，还要陶行知留下来担任河南教育厅长。但陶行知的心终归属于晓庄师生：“培养一百万个教师，改造一百万个乡村”，都要从自己倾尽一切的晓庄师范开始。

　如同苏霍姆林斯基帕什雷夫中学一样，这也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学校”，以致蒋介石想封竟无处贴封条。其后，陶行知辗转上海、流亡曾经留学的美国，但如《护校宣言》所写的：“晓庄的门可以封，但他的嘴，他的笔，他的爱人类和中华民族的心不可封。”陶行知流亡到了上海郊区，在那里，陶行知办起了“工学团”，又发明了“小先生制”，带领他所遇到的无产阶级群众和流浪儿童，通过“做工”、“学习”、“团结”，在实现自救的基础上，为苦难的国家承担民族“新生”的责任。全国的仁人志士皆支持陶行知的“工学团”，远在延安主持“扫盲”工作的徐特立还大赞“小先生制”，并将“师陶”作为自己的新名字。流亡国外，陶行知的所作所为亦是为了拯救苦难的祖国。他四处演讲，足迹遍布整个北美，可谓不遗余力地揭露日军的侵略意图与野蛮行径，为祖国争取国际进步力量的理解与支援。他的心始终在祖国的苦难同胞那里。

抗战期间，举家流落到重庆的陶行知决定创办“育才学校”。抗战胜利后，社会各界纷纷迁回原地，陶行知也决定到上海去，一来可以为育才学校筹来更多善款，二来又能实现另一大理想——办“社会大学、新闻大学、无线电大学”，把整个上海变成学校，让上海所有劳苦大众都可以接受教育。但时局演变很快再度将中国推入苦难，违背民意的蒋介石政权准备发起内战，陶行知作为知识界进步力量的代表之一，不得不走上“反内战、争和平”的民主斗争的最前沿。1946年7月，李公朴被特务暗杀，接着是闻一多。陶行知被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三名。他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1946年7月25日患脑溢血逝世，享年五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