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辨析历史观——研究历史必须坚定地站稳人民立场

——研究历史必须坚定地站稳人民立场　　

　2009-6-23　

对于历史，我们无法拥有当时的全部状态、细节、矛盾全貌；但是，我们必须找到衡量历史的真理砝码，这就是：人民发展自身能力的根本需求。

对于被压迫的阶级、压迫阶级之间，谁代表了“人民”根本利益？如何找到“人民根本利益”这样的标准，这需要超出一般学者“绝对论”、“相对论”等思辨迷宫。

秦始皇加大了压迫力量，同时又推动了中国的统一，是一个反“人民”的帝王？还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这就要看当时历史动力的具体情况。秦始皇无疑是在正反两方面都推动历史前进的帝王，尽管秦始皇的政策到了隋唐才真正得以全面落实。但是，秦始皇是走在历史前面推动历史的人物：统一、法制、短命。正是这样的帝王才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

贾庆军在“也谈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文中谈到韦伯、尼采对历史问题研究的心得。

受近代新康德主义思想的影响，韦伯将康德对理性和信仰所作的区分用到了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这就是「事实」和「价值」的区分。如同康德把宗教逐出理性世界一样，韦伯也将价值判断逐出了「事实」领域。「事实」领域就是能够运用理性和科学进行研究的经验世界，理性和科学所问的只是世界的「本然」，而不是「应然」。社会科学也应坚持如此的原则。那么社会科学真的能够做到纯然的客观，不再做出任何的价值判断吗？连韦伯也承认无法办到，因为就在社会科学选取研究对象时，它已经在进行价值判断了。但韦伯不承认这是「价值判断」，而是称它为「价值关涉」，他认为由「价值关涉」确定研究对象并不代表对研究对象已经做出了支持或反对的判断，所以这种「价值关涉」并不是「价值判断」。我们暂且不说韦伯这一逻辑上的缺陷：用对「价值关涉之对象」的论证代替对「价值关涉」本身的论证。即使放过其研究前提，他的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也仍然摆脱不了价值判断。在研究过程中类型的对比、时代特征的概括都无法避免价值判断，而最终的研究结果是要为人生服务的，更是无法回避判断。韦伯不得不说，社会科学只管将各种价值、各种生活选择客观地描述出来，最后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就只能留待个体自由的、非理性的决断。而这样一种随机和武断的决断，将会把人们推到一个十字路口：要么是全然的精神空虚，这是各种价值冲突的结果；要么是宗教的复兴，意味着普遍价值标准的复生。已经站在启蒙大门内的韦伯早就宣布：这已是一个祛魅的世界，宗教信仰已经是荒谬的事情。终极的、绝对的价值已经失去了说服力。留给人们的是一个诸神（价值）竞争的世界，人们要凭借自己的智慧去寻找自己的神祗（价值）。而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就要做诸神的「守夜人」，他的任务就是毫无偏见地描述、叙说诸神，以供人们选择。韦伯宁可在相对主义泥潭里保持沉默，以维护其偏爱的理性世界，尽管他也知道这个世界正在向着虚无主义走去，尽管整个世界日益充满「毫无睿识的专家和全无心肝的纵欲之徒」。　　

　　韦伯不想越过理性与价值的界限，对价值的态度暧昧不清，而且他的工具理性也并不是那么客观。列氏受韦伯启发创造的二分法也就无法保证纯粹的客观。在列氏偏爱的相对主义中，其实已经包含了价值判断的东西。把历史想象成一个变的河流本身就是价值预设，他把这看作是绝对的，而且认为只有把历史这一演变客观描述出来的事实研究才是最后的真理。列氏的这一价值预设不可避免地具有超时代和超历史阶段的特征，这正应了维特根斯坦那句话：「世界的意思必定是在世界之外。……如果有一个具有价值的价值，则它必定在一切所发生的事情之外。」如果说列氏及其导师韦伯承认超历史因素存在的话，也就只有历史事实及其演变的绝对性了。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他们断定一切时代及其价值准则的相对性。　　

　　话转回来，列氏对相对主义历史研究的客观性问题之论证，有些差强人意。那么在价值判断领域怎样呢？在这一方面，列氏也有麻烦。他的二分法或相对主义，由于预设了一切事物都是历史的且都是变化的，一切价值准则和观念都是时代性的而不是绝对的。这样做的结果反而是：各个时代价值准则的绝对化，即对于每个时代中的个人来说，时代价值准则是绝对的。这意味着相对主义导致了各种价值的绝对冲突。那么，列氏的二分法还能满足价值判断的要求吗？带着这一矛盾，列氏开始探讨他的二分法如何满足价值判断的问题。　　　

　　一开始列氏就意识到了其相对主义的困境，如同韦伯面临的困境一样。韦伯宁肯抱守沉默，不讨论价值问题。而列氏无法像韦伯一样沉默。当韦伯不能满足「价值判断」这一范畴时，列氏转而向尼采求助。他借尼采的话来指明这一困境：普遍地承认每个时代、每个人的观点的合理性，将会引发道德的困境，人们要么对一切都怀疑，要么对一切都满意，人们面临的将是一个无底的深渊。对一切都怀疑，就是虚无主义；对一切都满意，是判断力丧失的表现。列氏觉得有必要寻找一种方法，以使相对主义者摆脱这种困境。绝对主义当然是拯救道德相对主义的一个药方，但列氏否认它是个良方。必须寻求另一种途径，既能给相对主义者提供合理的价值准则，又能避免绝对主义普遍价值标准的专制；既能脱离相对主义的道德困境，又能保留相对主义历史研究的优点。这样一种独特的价值标准存在吗？按维特根斯坦的说法，任何的价值标准都是绝对的，寻找价值标准而不信奉绝对主义是不可能的。列氏也逐渐察觉，理解其它时代而没有一个参照系是不可能的，在相对主义者这里，这一参照系最终必然落在研究者的时代标准上。然而这就意味着把当代价值标准普遍化和绝对化，对于这一明显的自相矛盾，列氏无可奈何，如果认识真理需要将当代标准绝对化，那也只能如此了，他说，「如果下面这种情况，既要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相对论者，就必须先成为一个好的绝对论者，看起来，只是一种故意设置的自相矛盾，一种对合理性的违背的话，那它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对历史知识来说，只有理性主义是不够的。」列氏在这里不得不模糊地承认了理性（客观）研究历史的困境，承认某种超越时代的价值或信仰是必须的。看来，如果历史研究确实摆脱不了绝对主义，列氏也准备接受绝对论。　　

　　但是列氏是如此地钟爱相对主义，他还是想冒险一试，这时又是尼采为他提供了灵感。尼采曾写了一本专门论述其历史观的小册子，中译本即《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在列氏的著作中，尼采这本书被称为《历史的使用和滥用》[第393页]）。列氏对尼采的理解全都来自此书。这是尼采的四部《不合时宜的观察》中的第二部。在这本书里，尼采抨击了所谓的客观历史的研究，对尼采来说，客观地研究历史的过程，就是变成宦官的研究者将历史中性化的过程。尼采说，这些没有生命力的、冷静的、智慧的学者成了庞大的历史世界后宫的守卫者，纯粹客观是适合他们的。他们有看守历史的任务，除却故事之外不许有别的东西从历史里产生，还要防范人格由于历史而成为「自由」。尼采在这里所说的「客观」历史研究就是相对主义历史研究。在尼采看来，这些所谓的客观学者必然由实证主义走向相对主义。如同赫拉克利特一样，客观观察历史的人，在历史之河流中到处看到的都是一个「变」字，他看到一切都是分散为许多动点，最终是「一切基础的疯狂轻率的分裂与散乱，这些基础消融于一种永久流动与散漫的演变中」。他自己也会自失于这个变的河流中，再也不相信自己的「存在」，再也不相信他自己。⁷这个在演变河流里游泳着且溺死了的人当然谈不上有「自由」的人格了。他变得愈来愈麻木不仁，「如今他知道：在每个时代都是不同的，你是怎样的，这并不关重要。在忧郁的无感觉中他任凭自己身边一个意见跟着一个意见掠过。」　　

　　尼采认为，如此的历史研究和教育除了让人变得无力之外，还将炮制出一个小人的世界。客观地研究历史，无所怒，无所爱，理解一切，看起来是多么温文儒雅。然而这温文儒雅恰恰是现代软弱性格之表现。这是自私主义成为世界体系的基础后出现的结果，一切「聪明的自私主义」所关注的已经不再是有生命力的历史，也无力去体会伟大人物的真正力量，再也不能把握住崇高事物，它所关注的只是大众的需要。在「精炼的中庸」里，所谓的「客观」历史研究已经变成功利主义的工具，在科学的旗帜下建立起一座座「学术加工厂」，人们尽量迅速地促进学术，就像强迫母鸡下蛋。学术被惊人的速度促进了，然而这些学者们，这些筋疲力尽的母鸡，虽然生蛋很多，但是鸡蛋却愈来愈小（虽然书是愈来愈厚）。最后的结果就是学术的「通俗化」、「妇女化」和「幼稚化」。学者们以科学、客观的名义将历史中伟大崇高的事物裁减成了适合「混杂的公众」身体的上衣。对大众口味的迎合使历史也逐渐成了「群众」的历史。自此伟大、崇高的事物便与这个世界绝缘了。我们只看见矮小、喧嚣的小人。按尼采的分析，我们就得到一个有趣的观点，所谓「客观」的历史研究其实也是主观的研究，它是软弱而庸俗的现代人按照自己的喜好而随意裁剪历史的结果。这样一来，韦伯就成了小市民精神的代言人了。　　

　　如何摆脱这个价值混淆、庸俗枯燥的世界呢？尼采说，治疗客观历史病的药方就是：「无历史的」与「超历史的」。「无历史的」表示艺术和力量，就是能够忘记，而且把自己封闭在一个有限的视界里。「超历史的」表示某些威力，它们使眼光离开演变，转向那把永恒与意义相同的性格赋予存在者，转向艺术与宗教。人们通过「无历史」把自己从无穷无尽的演变的历史河流中拉将出来，并在其周围划一个视界，这一视界将成为他生活的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生长一些正当的、健康的和伟大的、一些真正人性的事物。无历史就象蒙盖在历史河流上的雾层，只有它才能截断历史的无限流变延伸，给人一个起点，一个地基，人们才得以开始他的各种事业。这样一来，「无历史」这一雾层必须是有界限的，否则它也就成了吞并人格的无边黑幕了。给无历史划定界限的就是一种力量，它来自于人的第一本性──自然本能，尽管现在它被人的第二本性──即人工的产品：历史和文明──遮盖着。这种自然本能的典型体现就是宗教和艺术。只有它能突破历史长河的虚无，从价值的碎片中拯救出永恒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一本能力量的基础上，人通过思考、比较、分析、综合，去限制那无历史的因素，将它制造成人得以停驻的平台。「超历史」就在这一平台上开始行动了。凭借那一本能的力量，超历史的人已不再迷惑、不再胆怯，他已经能够把过去的事物运用于人生，他将会穿透历史的迷雾，获得一个形式，即一种永恒的价值标准，在其指导下，他会把最高的热情纳入这个现成的形式。这时历史才开始真正地为人生服务，而不再是人生的阻碍和负担。人也只有在这种情形下才能成其为人。  只有为人生服务的历史研究，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而这样的历史研究只能由有经历者与优越者来进行，因为他们比一切人更大更高地体验过一些事物，他们正是「无历史」、「超历史」者的代表，只有他们才能解释过去的事物，才会知道甚么东西在过去的事物中是伟大的，是值得知道，值得保存的。而这样的人注定是少数。正是这些「无历史」和「超历史」者克服了客观历史或相对主义历史的弊病，在坚实稳定的基础上健康而伟大地生活着。　　

　　尼采对客观的、科学的历史研究的批判，以及他对相对主义后果的绝妙演示，对列氏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而尼采开出的药方无疑又给他指了一条明路。按照尼采的观点，列氏开始批判历史主义。他批判历史决定价值标准的观点，所有认为是历史创造了一切、决定了一切的历史观都是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表现，在那里根本不会产生真正的价值标准。因为若一切都是历史产生的、决定的，那么所有存在的事物就都由历史取得了合理性，这时任何的价值评价都是多余的，历史主义本身就取消了价值判断。如果在历史主义中产生了伦理价值标准的话，那也是一种自相矛盾，就如同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与其道德批判之间的矛盾一样。作为历史主义一个分支的相对主义命运也是如此。因此，必须承认有超历史的存在，否则就不可能出现价值标准，也不会对历史进行区分、对比和评价，从而让历史为人生服务。这一超历史的存在在尼采那里是人的第一本性，即他的自然本能。列氏则把它引申为人的创造力。这一创造力使他的相对论与一般的相对论区别开来，前者承认人的创造性，这使人能够凌驾于历史河流之上，对历史作出评价与判断，留住永恒的、有价值的东西；后者只承认历史的权威，一切都受时间的限制，一切都那么无关紧要，随着时间慢慢消失。所以，只有在创造的相对主义里，才能使人们摆脱在过去的死亡之手的控制下所产生的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才能够避免陷入尼采所攻击那种使当代人变得不起作用的相对主义。　　

在马克思看来，一切历史问题都是人类自身如何建立未来“人类本质力量”的问题。是发展代表生产力的阶级利益，或者说，如何建立更美好的现实的理论实践问题，解释历史为的是“改造世界”。如何改造，必须以人类整体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核心价值。这就是历史自身和长期发展两方面衡量的“进步”价值。阶级斗争促进人们觉醒，促进“人民”团结，就是核心价值要素。另外，就是各个历史阶段性的文化价值：宗教、科学、哲学和现实的利益集团发展。

“人民”有时并不具有政治显性的利益力量，但人群、个人的利益终究会演变出历史强大的统一意志。这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劳动的社会能力不断提高，劳动者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日益紧密。“人民”的思想越来越统一为人类整体的意志，以“人民”的利益取代既得利益集团，成为真正代表人类整体本质的一种“共产主义”追求。

历史有阶段性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及其利益、立场，最终的统治阶级是无产阶级，即人类整体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科学共产主义就是代表人类整体根本利益的总方向；社会主义阶段又有阶段性的发展社会化、公有制经济的生产力标准：教育人成为“共产主义者”，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生产关系，形成无产阶级解放的“无产阶级专政”对敌专政、对“人民”民主的消亡国家的制度、运动。教育“小生产者”，统一到公有制经济体中来，消除历史的“小人”、“小市民”的「毫无睿识的专家和全无心肝的纵欲之徒」现象。　　

哲学就是看清“人民”根本利益的本质研究，就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拨乱反正过程：社会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建立，教育、赋予人类本质“归复”的文化革命。教育不仅仅是书本的，更重要的是阶级斗争实践的心得，只有斗争才会形成觉悟、立场、观点、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