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忽视效用

    当代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忽视效用　　

                             风雨下钟山　　

一、我们对效用的经济作用估计不足。　　

效用是指实物和服务对社会的有用性。尽管社会生产通常以剩余价值积累的方式实现增长，但是人类生产的最终目的是物质效用。效用也可以看作是生产力水平的物质标志。对劳动而言，任何劳动量都是表现为一定质的量，而劳动的质是由劳动的效用所规定。生产中物质财富的增减，都离不开劳动量与质的变化。传统的财富测定指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将劳动的质平均化以后，（“在现有的社会标准生产条件下，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强度”这样一个劳动效用的约束条件），以价值形态来体现劳动耗费与物质财富的产出关系。因为传统的体力劳动一直占据社会劳动的主体，因为人们通过对平均质的劳动量的计较，已经可以把握生产损耗与生产成果的对应关系，已经可以把握财富与劳动的对应关系。此时劳动在质的方面变化，也是通过以量的折算来表达。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优质优价”准则，就是将效用转化为数量来表达的具体例子。即使科技进步对劳动的质偶有影响，社会生产也可以新的平均质（效用）标准来衡量劳动耗费。而价值形态本身的交易功能并不会受到影响。这也是社会经济千百年来一直以价值指标充作生产流通媒介的原因。　　

但是现代生产的劳动效用状况有了深刻变化。一方面是社会生产能力普遍过剩。作为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吃、穿、住、行”等行业大都是在市场饱和状态下的竞争。许多国家的农业生产都已经进入补贴维持生存的状态。另一方面是生产效用进入大提高的阶段。由于长期的技术积累和知识创新，现代生产效用能够提升的领域急速扩大，纳米应用、基因工程、机器人开发（智能化生产）等等，正在为社会生产展开一个全新扩张的领域。在劳动量的供应状况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因为劳动力增长有限，而且工作时间不能超过人的生理极限），劳动效用快速提升，导致许多产品还未来得及市场普及，就被效用更优的产品所取代。（这方面表现比较典型的是电子行业与软件行业等）。此起彼伏的科技创新成为社会生产的常态，由此效用提升的经济特征、经济作用，也作为社会生产的常态，频频冲击着人们的日常经济秩序。　　

为应对效用频繁而广泛更新的生产现实，价值尺度就不能再是平均效用条件下的劳动耗费量，而应该是最新效用价格比。也就是说，在知识创新既广泛又频繁的情况下，劳动不再转化为平均效用的劳动量（价值尺度）来衡量社会产品。而是用同类产品最新的效用与劳动耗费（价格）的对应关系，去衡量旧的产品效用价格比。在现代电子产品更新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新效用的产品往往以低价推出市场，并导致旧产品纷纷降价。市场并不顾及旧产品是否已经饱和或供过于求。社会生产中效用增长的情况越多，最新效用价格比的运用就会越广泛。　　

最新效用价格比的意义，并不在于最新效用改变了社会生产结构，改变了社会价值结构。（例如以往需要10万劳动小时才能满足的社会需求，在最新效用的影响下，可能只要1万劳动小时就能完成），而在于效用影响了社会对劳动时间的规定，它使生产中真实的劳动耗费量与社会认可的价值标准脱节了。因为效用是通过劳动的有用性这一环节影响了劳动时间。而劳动的有用性包含社会评价，它是波动的，至少包含两方面影响，一是社会分工的制约。当生产供大于求，产品过剩，劳动的有用性就会下降；二是与其他同类产品相比而体现出效用优势时，迫使其它产品的有用性下降。所以当最优效用价格比的产品出现时，有着平均效用耗费（传统价值）的劳动产品，其价值就开始缩水。　　

劳动效用是由社会来裁定的，劳动效用表达为社会对劳动的要求。所有的个别劳动都要体现对社会的有用性，所以劳动效用又表现为劳动的共性。通过效用影响，通过劳动的有用性标尺，自然时间中的一小时可以代表更多的劳动小时，代表更多的价值。这样市场的实践就表现为效用在裁判价值，价值在表达社会效用标准，而不是通过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来表达个别劳动耗费量。真实的劳动消耗量在此是由最新效用来决定它的生存地位。这就使得所有的个别劳动要去追求劳动的社会性，追求社会效用。而在传统的价值尺度中，由于是效用平均和必要的劳动时间为规定值，所以生产中平均效用的劳动量越多，产品价值量也就越多。只有在生产供大于求，价值已经无法实现的情况下，资本生产才会止步。所以它并不会刻意去追求社会目标。　　

因为效用提高，劳动时间越来越贵，越来越值钱。这种状况发展下去，将导致人们的休闲时间也成为创造价值的时间。因为人的思考时间就是脑力劳动时间，而思考往往是在休闲过程中进行的。同时休闲也是对高质量劳动的补充和调剂，所以二者截然分开并不合理。由此可见，价值尺度正在由个别生产之间在劳动消耗方面的交流工具，变为人与自然的这两大领域对应中，从整体上把握劳动消耗和调剂损耗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讲，最新效用价格比也是社会主义生产转向共产主义生产的经济工具。　　

最新效用价格比实际上就是承认劳动效用可以决定价值含量。人们可以依靠效用增长来带动价值增长。优质劳动和产品能够代表更多的价值，却与具体个别的劳动消耗量无关。形象的说，钢材的合理价格是由大钢厂的效用价格比所决定，而众多小钢厂的劳动耗费量再高，也不能因此拉平价值的衡量尺度。效用（质量）高的汽车可以卖到80万元一台，而效用低的汽车只能卖到10万元一台。社会认可的价值量并不顾及劣质汽车的劳动耗费量、钢材、电力耗费量等等。造成价值尺度发生这种转化的原因，从外因讲是社会生产已经从短缺经济进入到过剩经济，社会经济尺度已经从侧重生产个体的效率差异诉求，转到侧重社会整体的效率差异诉求。价值内涵由侧重劳动的消耗量转到侧重劳动的有用性。从内因讲是因为知识创新的全面展开，劳动的有用性在社会经济运动中激烈而广泛的波动，使得劳动时间由传统的稳定值（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变成了像橡皮筋一样不断伸缩的劳动时间。因此最优效用价格比自然就成为裁定现代劳动时间的合适尺度。　　

在生产全面过剩危机的压迫下，社会生产实际已经进入效用竞争的时代。即长期稳定不变的产品效用被加快淘汰，有新效用才有市场容量，才有利润，才有财富。效用提升成为经济活力的首要保证。所以剩余价值生产不可避免的向剩余效用生产转变。社会对价值的界定，实际已经是由平均效用的劳动量尺度转向由效用决定劳动量的尺度。只不过我们长期生活在价值世界中，我们日常所依托的生产方式，是平均效用基础上的剩余劳动量积累（剩余价值积累）。我们的经济思维是适应传统价值运动的惯性思维，难得从效用的角度去考察问题罢了。既然劳动是质与量的统一体，那么劳动效用提升也是生产这个大题目中的应有之义。围绕效用提升所形成的生产方式，我们称之为效用增殖生产方式。　　

资本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以局部生产为主的逐利方式。因为对局部生产而言，外部的价值社会决定了企业的价值生存是首要的生存条件。追求剩余价值积累是天经地义。因此财富的增长依托于企业利润的增长，即使这个利润经常是由价值泡沫和虚假繁荣所构成。　　

而效用增殖的含义，却是从社会整体的生存条件来看待生产。因为对一个社会的生存而言，基本的支撑点是物质效用，是劳动的投入产出比。（尽管此时以国家为单位的社会，与外界交往的还是一个价值世界，还会去追求剩余价值积累。但是社会内部生存的首要条件是“物”，因为社会每一天都是靠物的消耗和生产能力来支撑的。）。从社会角度观察，价值是表现为劳动消耗的社会符号，而这个社会符号可以通过造币机制人为扩大。价值只有以物为基础，并且为物的流通服务才具有财富意义。所以效用增殖看重的不是企业的剩余价值积累，而是社会生产效用的提高，是同量劳动消耗产生更多的效用。这个更多的效用我们称之为剩余效用。它体现为全社会的劳动时间节约或劳动效用增殖，当然也包含了企业正当的（符合社会利益的）利润在内。如果要讲逐利的话，效用增殖追求的是宏观利润，是全系统、多行业、多方位的共赢局面。而劳动效用的最优投入产出比自然成为社会生产安排的最高依据。所以判断一个社会的效用增殖经济形态，可以有很多标志。例如它在企业逐利的基础上，有没有能力进行社会规模的逐利？劳动效用提升能不能由企业规模达到社会规模？有没有能力进行社会等级的剩余效用的价值转换和增殖等等。　　

物质效用的生产方式和使用方式决定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秩序，并为经济运动确立了两个基本的制约点。一是物质的终极消费量制约。即某一类产品无论多么重要，它的需求终归是社会需求体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的劳动实现总是有限的。这一最终的有限需求制约了该类产品的社会生产规模。高额利润的生产在此制约下会转变为亏损的生产。社会分工会因此突破国界而扩展到世界市场。畸形发展的行业会受到社会意识的制约。这为公有制的形成埋下了伏笔。二是劳动效用的制约。劳动的效用也表现为劳动的投入产出比，它是沟通生产与消费的纽带。劳动效用决定了有多少社会劳动量各自对应着多少种社会产品量。社会生产结构依此而确立。如果我们要强行打破这个结构比例，例如吃饭不收钱或多收钱，或者住房不收钱或多收钱等等，那实际上是社会其他行业在为农业和建筑业承担开支或无偿收益。社会价值并未因此而增长。只有当农业生产本身的劳动耗费降到微不足道的程度，例如实现了粮食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等等，价值消耗低于生产成果所带来的价值增长，吃饭不要钱才能成为广泛的现实。　　

所以社会经济总容量增长的根本是劳动效用的增长。通过劳动效用带动物质财富增长，最终导致价值总量增长。这应该是经济增长的正常方式。如果以价值指标作为经济增长的中心，在一个社会对外界的经济交往中是成立的，因为此时的价值作用是立足于表现劳动的差异与对立。而且在传统价值占据主流的世界中，是价值指标（利润指标）而不是效用指标决定经济体的生存。但是在社会内部（通常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运动中，劳动不仅需要表现为差异和对立，更重要的是还需要有相互协作的关系。（价值关系只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而协作关系还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生产关系。所以在生产力运动中它比价值关系更广泛，更接近生产本质。）。协作可以提升劳动效用，也可以将价值带入新的增长点。所以协作是效用增殖的重要手段，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生产关系之一。　　

进一步分析，劳动在生产中的作用可以做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区分。因为生产效用发展的方向，是不断将复杂劳动降为简单劳动。现代一个小学生的数学知识，可能是古代社会某一阶段的最高智力成果。于是在生产中就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在生产中劳动与知识结合得越多，劳动就越复杂，劳动效用也就越高。另一方面生产中的活劳动又是日益趋向简单化。这其中的奥妙是复杂劳动的复杂性大部分是在工具设计或工艺中给以解决。或者说是通过物化知识给以解决。知识也是历史上活劳动的认识总结和逻辑结晶，我们运用了知识，也就等于激活了历史上的物化劳动。所以马克思曾指出，（在商品交换中）复杂劳动在消耗量上可以视作是简单劳动的迭加。这样在同一生产时间上所形成的劳动量上的差异（活劳动为简单劳动，而凝结在产品效用上的死劳动（物化劳动、知识性劳动）却是复杂劳动），就成为效用增殖在劳动来源上的原始支撑点。依据这一支撑点，物质财富与效用可以在简单劳动的作用下不断得到扩张。而这部分扩张的产品效用，传统商品社会却按照同类产品的平均生产复杂性承认它的劳动价值。社会剩余效用由此价值化。由于知识的增长是无穷尽的，这意味着劳动在同一时间单位形成的量差（简单劳动支出，复杂劳动结果），其增长也是无穷尽的。所以生产中因效用提升而产生的价值增殖也是无穷尽的。在被颠覆的传统交换准则背后，暴露出来的是财富增长的新方式――效用增殖。　　

这种由劳动效用差异所引起的价值差异，导致价值运动向知识创新集中与倾斜。尽管在实际生产中劳动并未多付出劳动量和劳动时间，但是因为它在实际生产中多产出了效用（产出了更多的产品和效用），在传统价值世界中就等于该类产品的劳动总量增加了。这种现象从局部生产角度看它是以更高劳动效率吸附更多的价值量。从社会裁定的角度看，等于是社会接受和承认了以效用裁定劳动复杂性的市场交易规则。所以在社会普遍使用手工计算的环境中，一台电脑一天的工作，可以与无数用手工计算的劳动量等价；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一个火车司机的劳动，可以与大量挑夫的劳动量等价。劳动效用就是以这种方式转化成了劳动量，并由此劳动量支撑了效用提升的扩张。而效用提升的扩张，又进一步转化为更多的价值量形态，由此形成效用在价值上可持续增殖的良性循环。　　

生产效用的提升，不仅仅是依靠劳动的科技含量。而且也需要劳动的协作。一个人抬石头是简单劳动，两个人合抬石头就增加了劳动的复杂性。因为两人除出力以外还需要沟通和协调。所以协作的劳动也是复杂劳动，在其他生产单位都没有协作的情况下，部分生产单位也能因劳动的协作而得到社会所给予的倍加价值。公有制经济之所以能在世界萧条中快速增长购买力，能轻易的取得私有制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与全社会劳动因为协作所产生的先天的复杂性优势是分不开的。 　　

一旦新效用得到普及，复杂劳动就开始趋向简单劳动。操作电脑的劳动与驾驶火车的劳动也就趋向市场平均效用的价值水平。高端劳动力及产品价格随之下降，但是在这种变化的过程中新效用却存在下来，并成为效用进一步提升的起点。劳动时间就是在这种从复杂效用转向简单效用，然后又开始变为复杂效用的循环过程中，代表着越来越多的物质效用（物质财富）。　　

整个效用提升过程，开始是劳动者及局部生产在价值上受益，然后就是社会在优质低价上受益。由于效用提升与活劳动损耗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相关，由于知识创新，“质优价廉”的生产结果广泛存在。生产的实际耗费情况是“优质不等价”，这就把市场交换中把握生产耗费的“等价交换”原则给颠覆了。因为生产者可以利用知识创新，不断地由较少的损耗换取社会所给予的较多收益。社会生产进步的趋势，就是劳动效用不断趋于无穷大而劳动耗费时间不断趋于无穷小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等价交换”为“不等价”生产支付报酬的现象会日益严重，传统市场价值标准就是在这里开始走向历史的下坡路。　　

效用本身是相互配套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效用标记，由此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生产体系。（考古业中的文物鉴定，正是根据效用的这个特点而展开）。当代生产效用例如计算机，放到原始部落的生产中其效用还不如一把刀的作用大。效用本身所具有的这种生产体系意义上的全息性（整体性）和关联性，决定了效用的提升过程是一个在创新突破中展开协作的生产过程。因为协作面越广，创新的风险就越低，创新效率就越高。当人们希望通过协作能够联络全社会的资源与力量向物质未知世界开拓时，公有制生产的概念就形成了。所以公有制是与效用增殖生产方式相配套的基本社会制度。生产在追求效用提升的过程中，自身也在不断社会化和知识化。一切生产能力的制约，最终都可以归结为知识的制约。一切财富和资源的稀缺，最终也可以归结为知识的稀缺。知识本身就是生产效用的文化载体，知识经济实际就是效用增殖的代名词。公有制与知识经济（效用增殖）的这种相互依托关系，决定了私有制生产只有在生产主体社会化之后，知识化才能大面积展开。也就是说私有制只有在转化为公有制经济之后，才能全面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在效用增殖生产方式基础上必然形成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由两方面的经济因素所决定。一方面因为由公有制所确立的“全民资产”、（这是比国有资产更高级、更进步的产权形式），全民利益，是效用这种劳动共性得到充分提升的社会动力。这种“无主的”、“乌托邦”的全民资产，实际是人们摆脱利益分裂对立、建立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效用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劳动共性，也要求张扬它的社会制度，是公有的和社会属性至上的。事实也证明，在公有制条件下，科技推广与创新，要比私有制快得多。　　

劳动效用提升的途径有两个，一是自然科学途径，也就是通过科技创新提升效用；二是社会科学途径，就是通过制度变革、政策引导、社会协作等方式提升效用。在经济史的发展过程中，有时是前者引领后者，有时是后者引领前者。总之，效用的提升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制度）两方面的配合才能实现，社会生产则是这两种提升途径的试验场。所以社会经济进步不可能仅仅是长期倚重一方面就可以完成。　　

一个生产环节的劳动效用提升，就像一座大桥的建成所带来的效用提升变化一样，会引起社会效用体系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最终表现为劳动投入产出比发生广泛变化。因此效用提升所产生的财富增长（这种增长在效用上表现为产品增长，或广泛的时间节约。在劳动量上表现为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在同一时间中的量差），是呈指数型的跳跃方式的增长。其影响特征是社会经济在面（多层次、多行业等等）上的受益；而传统生产方式中的剩余价值的增长，是以自然数型的积累递增方式增长。其影响特征是社会经济体系在点（单个企业）上的受益。究竟是以点上的利润积累方式增长财富，还是以面上的效用连锁反应方式增长财富，这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先进的生产力水平总是会吸引追求进步的人们去探索更进步更合理的社会经济形态。在当代生产力普遍落后的情况下，人们依靠的是前一种生产方式，也就是私有制的、资本生产方式。在知识对经济作用日益增长的情况下，点增长的生产方式不可避免的要转向面增长的生产方式。因此公有制与效用增殖是社会发展方向。效用提升与公有制的发展同步，与劳动力的解放同步。　　

效用增殖生产方式与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在生产力上的分界是从劳动方式开始的。就生产作用考察，劳动方式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重复性劳动。因为这种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动作重复，效果也重复，(例如挖掘、砍伐、耕作等等)，劳动在生产中的作用是在复制效用。因为重复性劳动侧重于反映劳动量的变化，因此迫使生产方式侧重于劳动量的积累。重复性劳动在生产中的地位是以被动与服从为主；另一类是开发性劳动。这种劳动是从事效用创新和开发的劳动。其依托的资源本质上是知识，开发的对象包含较多不确定因素例如物质世界的未知领域等等。所以其生产过程有风险，劳动效果与劳动投入呈非线性相关。这种劳动在生产中的作用不是复制效用，而是提升效用。(例如科技劳动、管理劳动、文艺创作劳动等等)。开发性劳动侧重于反映劳动质（效用）的变化，因此迫使生产方式侧重于效用创新。开发性劳动在生产中具有主动性、积极性和开拓性的特点。　　

重复性劳动方式是传统生产方式――剩余价值生产方式形成的基础，因为从重复性劳动方式可看出，动作重复的劳动效率是围绕固定的工具而展开的，是局限于固定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条件的效率，因此劳动效率要提高，必然是一个围绕稳定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条件自我计较成本，自我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这种自我优化行为对外表现为生产利益上的“自私”准则。也就是对外不能无偿提供“一针一线”；对内则不断的追求成本降低。于是劳动过程不断地分解和专业化，导致劳动差异和生产分工反映得越细微越好。生产利益与生产机制是互为依托的。因此，生产机制上要体现局部效率差异的“自私”，是通过人在生产经营上的利益“自私”来体现和推动。生产机制“自私”是生产利益“自私”的客观支撑点。而在生产利益“自私”的基础上，社会经济才能形成私有产权和私有制的经济秩序。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感觉到的，不是生产力水平决定劳动方式，劳动方式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所有制形态。而是人的私心决定私有权和私有利益，然后在私有产权的基础上形成私有生产。那么在私有权已经明晰的情况下，为什么又会出现下属企业的私有利益呢？难道不是在生产机制“自私”的情况下才会形成法人产权以及承包经营权的吗？ 　　

由于私有利益机制侧重于体现重复劳动中的个体差异，并围绕个体差异形成经济秩序。所以局部与个别企业的最高生产能力（例如跨国公司）就成为生产力水平的最高表现和最终表现。它不能想象社会生产力还有越过企业规模的可能。经济秩序围绕局部生产的利益“自私”需要而展开，人与人之间自然也就形成私有的生产关系。而生产中的责、权、利制度自然也是依托私有权（所有权）而展开。　　

由生产力所决定的重复性劳动方式，使社会生产形成了一大批立足于自我改进效率、自我提升利益的微观生产过程。生产活动以自身利益为评判标准，对外就表现为“争夺与自私”：对劳动效率的追求以自我为中心展开，（在私有制条件下，这个自我利益是由生产私有者的私欲来体现，来推动），这种内向的劳动效率追求也就成为生产经营以自我为中心的客观依据，成为生产经营对外实行“自私”法则的客观支撑点。所以一个生产过程（或企业）无论怎么细分解开它的生产环节，各生产环节都会马上具有独立的、“自私”的经营机制，具有独立的“自私”的利益实体。为什么同属一个产权的企业集团，其子公司也会有各自的经济“私利”？为什么公有制制约下的地方和国营企业也有自己的局部利益和企业利益？根本原因也就在这里：因为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在普遍的重复性劳动方式的制约下，劳动是通过“自私”的经营法则来体现效率差异的。而这种体现方式，就是我们耳熟目睹、波澜壮阔的价值运动。价值增殖总是依托局部生产过程完成增殖和再循环。　　

当具体的物质生产条件决定了劳动状态时，这一劳动状态会依据生产条件形成特定的生产效率机制和利益机制，并由此形成特定的经济形态与结构，这些形态与结构反过来又规范了人们自身的经济行为。（劳动分工只不过是其部分表现而已）。这跟具体的交通工具决定了人们的交通行为，而人们又根据具体的交通行为制定了交通规则和管理机制，这些交通规则反过来又深深影响和制约了人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一个道理。　　

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社会生产是先有了一大批效率机制独立的、对外排斥的经济利益主体诉求，然后才会有这些“自私”的经济权益、经济秩序和经济形态诉求。没有前者，后者根本就不能存在。生产效率机制越要求独立，生产权益的排它性也就越突出，生产的所有权特征也就越明显。在微观的、具体的生活中我们所感觉的事实是经济权力决定生产单位的归属，在宏观上抽象上我们认识到的事实却是生产力决定劳动方式，劳动方式通过劳动效率的实现方式决定了生产方式及其权益形态，最终决定了人们自己的经济关系。　　

生产的消耗和补偿方式，最终是由劳动的作用方式所决定的。换句话说，人们以怎样的方式劳动，才能有怎样的生产和社会生活方式。而劳动方式本身，又是由物质生产条件所框定。　　

众多私有生产过程最终构成私有的经济秩序和私有制形态。在私有资本生产方式中，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生产私有者对人（劳动者）的生理或体能效用剩余的无偿占有方式。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可以看作是生产私有者对劳动的知识效用提升而产生的剩余财富的无偿占有方式。　　

开发性劳动方式的情况与此不同。在生产中它不是仅仅依附于和局限于某一件工具的效用，而是依附于和局限于当时知识的水平。运用已有知识资源，生产出新的知识成果，是开发性劳动在生产中的定位。因此开发性劳动就是提升效用的劳动，而不是重复效用的劳动。是从宏观利益思考配置资源的劳动，而不仅仅是为微观获利的劳动。由于效用具有劳动共性和社会属性，这就注定了开发性劳动一开始就具有社会属性。因此开发性劳动既是效用增殖生产方式的主要动力，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劳动方式。　　

在开发性劳动的主导下，劳动效率侧重于协作，效用的提升被视为最大的劳动效率；局部生产效率必须服务于社会效率，局部利益服务于整体利益。所以企业在争取利润的同时，要顾及社会利润；企业在压缩成本的同时，要顾及社会成本。在这种企业利益动机趋于社会理性的情况下，市场秩序自然也会趋于理性。这就使市场规则脱离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从这一点出发，一切局部生产与私有生产都变成相对独立和相对私有的了。　　

我们都知道利润是企业的生命线，但是企业利润却不是社会利益的天然合理代表。只有当企业劳动接受由效用确定价值的交易法则，利润由社会效用引导，劳动为提升效用服务，效用反过来又进一步提升劳动的质量（素质），各行各业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如此良性循环的时候，企业利润才跳出了狭隘利益的小圈，才是社会利益的天然合理代表。而这也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能够立足的依据。 　　

需要强调的是，依靠大量投资来扩张个别行业生产规模，这还是属于资本增殖的生产方式，而不属于效用增殖的方式。例如在美国的次贷危机中，想通过人为拉升房地产行业规模来达到社会整体繁荣的努力就没有成功。除非某一基本生产效用环节确实阻住了社会生产效用的全面提升，例如缺电、缺水、交通不便等等。此时提升某一点效用就能明显提升整个社会的财富容量。在一般情况下，社会生产效用的提升，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　　

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市场竞争直接的表现为效用水平的竞争。如果市场竞争中出现大量假冒伪劣，那说明在这个社会经济制度中放弃了效用的约束和平台，放弃了社会利益的至高地位。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从效用的角度看，效用提升的利益也必须反馈落实到局部劳动利益之中。因为没有局部利益的增长和推动，效用平台就就失去了提高的动力和意义。所以效用增殖机制是“公私同时兼顾、点面同时兼顾”的利益增长机制。这种全方位、多层次协调生产的经济机制，构成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特征。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持续不断的基建投资，持续不断的大工程、大项目，大布局，大攻关，无一不是反映出效用增殖的特征。市场经济如果忽视效用平台的支撑作用，就会沦为“打工经济”和“价值殖民地经济”。就是说这种价值运动也有效用平台，只不过这个效用平台不在国内，而是他人的，是替他国效用平台提升而服务的价值运动。　　

当效用提升仍需要重复性劳动和局部生产推动时，开发性劳动和效用增殖机制能够容纳局部生产的“自私”性。这是因为开发性劳动的视野是整体性的，它的利益也是整体性的。所以对一切提升效用的有利因素，它都会采取引导与扶持鼓励的立场，而不会是包办代替与压抑。借助开发性劳动以及效用增殖机制，局部生产的“私有性”由绝对对立转向相对对立。与此相对应，推动生产进步的权益机制由私有产权为主转向法人产权为主。所以当代生产所追求的产权清晰，应该是追求法人产权清晰，追求劳动产权的清晰，而不是追求资本产权清晰。局部生产的“私有”程度，局部生产的劳动差异，是由效用尺度作裁决的，这个效用尺度最基本的是以先进工具的效用能够张扬作衡量标准。例如农业生产方式要考虑农业机械效用的展开，不能一味退回到“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利益格局。　　

由于现实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是单一和纯粹的，所以在私有制经济中还会包含社会主义的生产因素（开发性劳动以及法人产权），而在公有制经济中也会包含私有制的经济成分（重复性劳动以及资本生产机制）。重复性劳动反映的是生产中劳动在量上的差异，而开发性劳动反映的是生产中劳动在质上的差异。因为二者是劳动两方面要素的反映，所以两种劳动都将永恒存在，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机器人的广泛运用，重复性劳动的生产地位会降低，生产第一线的劳动效率会因为工具的智能化而硬化，这就会导致生产劳动的社会性、计划性加强，导致价值运动的秩序化增强，导致开发性劳动逐步占据社会生产的主体地位。而重复性劳动借助新的效用平台，就会扬弃以往以己为主的社会私有制环境，形成在服从公共利益基础上的个人自由张扬。所以在生产力的支持下，劳动效率愈来愈高，公有制愈来愈明确为社会制度的发展方向。　　

西方经济学关注价值实现，关注有效需求。但这种价值实现和有效需求，是从资本小圈子需求利益的角度看效用，从局部价值运动看需求效用，如边际效用递减等等，而它所追求的最大效用，不过是局部利益最大化的代名词。但效用对价值的作用恰恰是以社会性、外向性为主，（以节电灯泡为例，当然是社会使用收益大大超过卖灯泡的企业收益），西方经济学就是在这里大大缩小了人们的经济视野，将经济学引进了死胡同。讲资源运用、价值运用都是以局部运用最优为理想模型，但学者们又承认局部最优的总和，不等于总体最优。这种找不到出路的局部利益研究，关键在于撇开了效用的社会性。　　

马克思提出公有制的设想，就已经包含这种涵义，既突破私有资本利益的框框，建立一个从人的利益出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经济机制。这实际就已经是在设想依托效用建立经济机制。但由于当时社会尚处于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社会生产力还没有摆脱重复劳动方式，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劳动效用的经济作用是追随价值运动的，是服从于资本垄断的，还无从自主发挥对经济的主导影响力。但是即使是在这工业生产的萌芽时期，马克思实际已经看到了效用的伟大经济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既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遇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5页）　　

在效用增殖的要求下，无论社会中的生产实体之间有多少利益矛盾，它都必须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去调度和引导具有各种利益机制的生产运动。而这个整体利益，具体的就是表现为社会效用平台。各种类型的生产和个别劳动依托于这个平台，其劳动效用便得到提高而不是降低。所以公有制条件下的劳动将会更轻松，更安全，效率更高。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科学发展观”以及国家五年计划的制定等等，都是从社会总体效用提升的角度来分析利益关系和价值关系的。所以公有制所赖以建立的生产方式实际不是剩余价值增殖方式，而是效用增殖生产方式。　　

劳动是通过效用去改造物质的，所以对劳动而言，效用既是中介，也是劳动所依托的物质平台。生产效用的平台或者说是生产力水平制约了劳动方式。而劳动方式又决定了劳动秩序，在劳动秩序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经济秩序和经济关系。在这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不再是哲学命题，而是活生生的因果作用。形象的说，是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效用水平，而效用水平又决定了价值的实现方式。（马车的效用和汽车的效用，决定了各自的价值实现方式），而价值的实现方式又决定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秩序。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主流。　　

当社会意识主动的将提升效用平台视为最高生产目标时，其后果是无形中改变了劳动方式，（开发性劳动的比例不断上升）。而由此，人们也就等于是不断改进自身的经济秩序与经济关系。社会变革中的许多错综复杂的难点疑点，将不再是依靠反复的社会试错解决，而是可以依照上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逻辑，顺理成章的予以引导和消解。　　

价值是对劳动在量上的测定，反映的是在平均效用基础上，每一个具体劳动与其他劳动之间在量上的差异。而效用是每一个个别劳动服务的共同目标。众多个别劳动成果构成社会效用体系，所以单个产品效用具有劳动的全息性、社会性，这是每一个个别劳动都同时具有社会属性的原因所在。所以劳动在效用上反映了生产的共性，社会性，而在劳动量上反映了生产的个性，差异性。劳动在个性与共性上的对立，与效用和量之间的对立是一致的，反映的都是事物在普遍意义上质与量的对立，是同一个劳动体内部的矛盾对立面。这个矛盾对立面以什么样的方式展开，要看展开的物质条件，既社会生产力水平达到何种程度。　　

劳动个性与共性的矛盾统一，是经济运动的普遍现象。在私有制经济条件下，体现劳动个性的利益机制被视作社会经济的最高准则。结果在劳动量差异中逐利的竞争机制被社会制度的功能放大之后，其排斥效用、排斥共性的缺陷也被社会放大。生产过剩，社会效用平台低下，其实都是社会生产在服从单一生产目标――价值逐利时而产生的问题。最后社会总是通过爆发危机的方式，打破生产个体通过价值盲目逐利的泡沫，强行贯彻效用的平衡机制。在一片经济萧条之中，依托于社会生产的基本效用需求关系，例如粮食、能源、矿藏等等，企业又开始了剩余价值的新一轮积累和追逐。　　

在当代的公有制经济运动中，劳动个性与共性的矛盾统一则表现为宏观管理与微观经营的矛盾统一上。宏观管理侧重效用指标，侧重社会利益与协作；微观经营侧重价值指标，侧重局部利益与自主竞争。这是经济学者经常抨击的公有制经济“弊病”――生产经营目标“二元化”。其实这个“二元化目标”并不是由公有制带来的，而是因为这是经济运动的基本矛盾：劳动在质与量上的对立，在经过公有制以全民所有的方式简化生产利益关系后，直观的在经营体制上表现出来。这种基本矛盾同时也提示了我们，对公有制生产劳动效率的管理与考察，要从质与量两个方面配合进行。形象的说，就是既要设计企业的协作效率，也要设计企业的自由竞争效率。既要考察社会经济的宏观计划性，也要考察社会经济的微观自主性。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在依托和维护社会利益的条件下，都要有自主发挥的利益空间和发展远景。“两手都要硬”，不可偏废。例如在制定国营企业的生产计划时，应该允许企业在增产部分自留或创新中的自留比例。与此相对应，企业与个人所得到的社会财富，就是既包含社会协作的收益，也包含市场自由竞争的收益。　　

劳动在质与量的矛盾，既表现在效用与价值的生产目标矛盾上，也表现在协作与差异的经营冲突上。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竞争中包含协作，而协作中也有竞争。但是我们在面对现实经济利益冲突时，在制定经济制度和政策时，如何去认识和把握这二者的区别和相互依托的“度”，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心议题。　　

面对质与量的矛盾，我们通常看到的是这种现象，主张实行私有制的侧重强调经济运动中的劳动差异，强调依靠人的自私和“弱肉强食”才能发展生产力。而主张实行公有制的侧重强调劳动的协作，强调无私奉献才能发展生产力。而经济运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二者谁也离不开对方。即“自私”的个别生产一定要为社会利益服务，而社会利益又必须反过来为提高局部生产利益而服务。因为劳动差异与劳动效用是对立的统一，私有利益与社会利益也是对立的统一。按照私有制来指导社会生产，我们就压制了社会协作的生产力。但是我们要是一味执行无私奉献的经济准则，就抹杀了劳动差异的区别。没有差异，效用提升就无所是从，失去了增长的依据。社会生产就走向僵化和停滞。我们制定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只能是按照社会效用提升的实际情况，不断的调整与引导这对矛盾。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社会经济政策在一定时期内有可能也有必要偏重一方，但是只要转入正常的经济发展环境，社会经济的宏观管理就既不可偏废一方，也不可走极端。由于社会生产运动是通过开发性劳动和重复性劳动的对立统一斗争展开，所以重复性劳动在企业生产中占多大比例，在社会生产中占多大比例，就成为社会制定局部生产差异度、自由度的依据。而开发性劳动比重愈大，局部生产的协作性也就愈大。　　

效用协作体系是劳动效用提升的平台，当然是越高越好，但是当效用协作压制了劳动差异的表达，这种协作机制就会因为经济权、责、利的紊乱而垮掉。而劳动差异要是失去社会效用的支撑和引导，生产水平就局限于局部生产利益的空间，就会在周而复始不断循环的资本经济危机中打转而不能自拔。　　

由剩余价值生产发展到剩余效用生产，这中间的经济条件是后者要持续不断的为生产创新制造社会环境和条件。所以社会主义生产，就像资本生产一刻也离不开利润一样，一刻也离不开创新。创新停止，公有制特征的财富增长机制也就停止。取而代之的，就是以体力的、重复性劳动为主的落后的剩余价值增长方式。由于社会创新所产生的效率和财富要远超私有制生产，由于社会效用平台能广泛的提升劳动复杂性，所以在目前以重复性劳动为主的社会生产中，在目前以私有制为主的世界市场经济中，谁能坚持效用引导准则，坚持生产的计划性和社会利益引导准则，谁的经济就高效增长。　　

私有化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是低效的盲目逐利的市场经济，而以效用主导的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才是高效的理智清晰的市场经济。　　

二、效用增殖的种种特点　　

资本主义及以前的生产方式，都是侧重重复性劳动增殖的生产方式。只有到了社会主义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化为协作与创新提供了社会制度上的平台，劳动自主、效用自主具有了现实的可能，劳动的效用增殖因素才成为现实生产的中心议题。由于效用因素在劳动中是作为价值因素的对立面出现，所以生产中一系列符合逻辑的展开，颠覆了旧秩序与旧规矩，成为传统经济观念目瞪口呆、难以接受的“怪物”。　　

1、价值自洽。　　

也就是社会经济在实物增长的基础上实现价值自求平衡的机制。在市场经济中，高效低耗的劳动一般都容易实现。效用增殖机制在最新效用价格比的引导下，效用趋于无穷大而劳动消耗趋于无穷小。本身的价值实现并不成问题，值得关注的是，它对生产环境也会产生降低消耗的要求。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在重复性劳动基础上，在劳动效用长期稳定不变的基础上，价值实现的障碍有两点，一是在资本机制中社会价值财富分配不合理，抑制了社会生产的正常价值实现；二是社会分工从效用需求有限的角度抑制生产规模扩张。而效用增殖恰恰在这两点上弥补了资本增殖的缺陷。因为价值增量是建立在劳动效用提升基础上的。价值追随效用提升而增加，这就从根本上摆脱了剩余价值积累的局限。在价值实现上，一方面因为社会生产有协作的因素，个别生产利益与社会利益通过比例关系相联。价值合理分配得到生产制度上的支持，无形中扩大了社会对该产品的价值购买能力，保证了价值的合理实现。（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我们在后面还要展开）。另一方面在劳动效用提高的支持下，社会需要为增加的产品增发货币（价值因效用的“面”增长而成比例增加），而生产单位又有能力通过降低产品价格来提高产品销售量。这一增一减的价值发展态势，为生产过剩拓展了价值实现的空间。因此，效用增殖生产方式能以自身的效用提升能力作靠山左右市场资源配置，左右价值运动的总量和流向，而不会反过来被市场配置和价值运动所左右。（现在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就是依据这种特点去改变市场资源的流向和份额）。这种价值实现机制典型的表现是在机器人的应用上。因为机器人的使用可以较大幅度的拉开价值实现的空间（在大量增加产品和购买力的同时，又可以大幅度作产品降价）。所以从效用角度看，由资本机制所造成的生产能力全面过剩危机，也是没有全力提升效用的危机，是没有开发机器人的危机。西方社会的福利制度为什么会成为沉重的财政包袱？没有以自动化或者智能化机器支持的生产方式作基础，而是以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缓慢的剩余价值积累量，去支持高规格的福利开支，自然是勉为其难了。但是机器人的开发与推广又超出了私有资本所能容纳的范围。　　

由于效用增殖是以“面”的方式增长效用，以指数（倍数）方式增长价值量，这在公有制国家中，会表现为经济发展的持续高速度。而在私有制国家中，因技术革新会带来更猛烈的生产过剩和资金流动性泛滥。在世界市场经济普遍采用平均质的传统价值标准情况下，公有制区域内采用最优效用的价值标准（最新效用价格比），导致生产效率水平高于国际的平均生产水平，以硬通货为代表的国际市场价值就开始流入这块高效低耗的价值洼地。像“铸币税”一样吸引大量境外社会财富。如果世界各国都采取最新效用价格比的价值指标，去引导本国的价值分配。那么效用配给就会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占有重要地位。 　　

高效劳动与高效产品的价值既然可以由低效产品的价值迭加而成，就为社会生产的不断“逐优汰劣”提供了利益上的动力机制。也正是由于价值存在不断追逐高效用的机制，所以才会造成人类生产不断的从低端效用走向高端效用，而社会价值由于是依附在劳动效用上不断增长，这意味着劳动时间不断代表着愈来愈多的价值量。这种情况决定经济生活会出现这种发展趋势，一是价值量增长与实际的劳动时间量的增长不成比例。前者增量远大于后者增量，而且差距日益加大。（这可以由社会总产值与社会劳动时间总量的增长情况不成比例来证明）。二是劳动时间本身越来越成为稀缺资源，越来越“贵”。当劳动时间的价值持续增高，而基本生活资料的价值持续走低到一定程度，由社会无偿或接近无偿提供基本生活资料的生活方式就成为现实。其原因在于，当劳动时间耗费与物质产品产出是非线性相关的关系时，（这是开发性劳动特征之一），物质产品对劳动耗费的回报也是非线性相关的。例如，由机器人承担的物质产品任务，就会以接近无偿的方式回报社会。　　

以就业问题为例，效用增殖方式是知识掌握的越多，自然中未知的东西也就暴露得越多，这就为知识创新提供无穷空间；另一方面，知识进步导致物质财富超值增加，又为更多的人参与生产提供物质条件，为知识的扩张提供生力军。所以对效用增殖机制而言，是参与生产的人越多越好，本能的要求全面就业，充分就业，各尽所能。而剩余价值增殖方式的就业机制，从局部利益出发，对劳动力要求的是能力尽量强，开支尽量少。所以资本生产是以质优价廉的失业大军作发展前提的。　　

效用提升的越高越快，它所牵涉的生产领域也就越多越广。公路产业的规模要胜过开辟羊肠小道，而铁路产业的规模又要胜过公路产业。所以对效用增殖而言，生产能力过剩，就意味着劳动效用停滞。由劳动效用停滞导致价值增长停滞，于是公有制国家也出现就业危机。就我国的众多过剩劳动力而言，完全可以组织起大规模的工程兵和铁道兵以及其他专业队伍，进行持续不断的交通效用、水利效用等等的提升工程。由于是最新效用，他们的劳动价值并不用担心不能实现。　　

以机器人的开发推广为例，如果机器人的应用可以节约１０个劳动力，社会就需要为企业安排10个劳动力的就业。实际上社会已经在机器人那里得到了这10个劳动力的劳动成果。（因为效用的提升就像建立了一座大坝一样，后面的发电与水利效应几乎是永久的）。而安排１０个新的工作岗位（包括与其配套的固定资产），等于是用前者的利润（由剩余效用折算而来）为后者开始新的生产扩张。所以社会实际上并没有因为要安排新人而增加社会负担。机器人应用越多，就意味着财富生产中一线劳动的消耗越少，人们就越可以从一线生产中解脱出来，去追求更高效的机器人和更广阔的生产领域。由此导致社会产品高效低耗的大量增长，支持社会福利的物质基础自然也就越雄厚。人们对效用的需求哪有止境？所以在公有制环境中，社会生产总是表现为投资饥渴，表现为对效用创新工程的开拓。效用增殖就是以这种依靠剩余效用的方式快速扩充自己的价值实力。　　

2、生产利益与消费利益的沟通。　　

效用的沟通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产品并不是生产出来了就终结了它的生产过程，由于消费过程既是对效用的实现过程，同时也是对效用的检验和提出新要求的过程。所以消费是效用提升的指南针。对效用增殖而言，消费也具有生产性。另一层含义是指效用提升导致消费的经济地位提升，导致生产与消费的界限淡化。　　

从附着在效用上面的价值（利益）看，当产品从生产环节通过交易转到消费环节的时候，产品价值是被转移回生产领域的。所以工资部分（也就是劳动者的收入部分）在微观生产层次看作是成本开支，而在宏观层次则要视作是生产性回报。因为这部分价值原本就是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只不过是在生产活动中通过工资方式支出后又通过工资持有人支付(消费者支付)的渠道，又转移回生产领域而已。所以在社会生产的宏观角度看，通过市场交换而得到社会实现的劳动量，实际就是人们的消费能力，它也是社会再生产扩张的物质前提之一。所以个人福利与工资开支并不是越低越好，而是与生产利益要有一个合理挂钩，形成一种有统有分的按比例分配的利益关系。　　

由于物质不灭，效用的消费其实就是效用的转换。转换后的效用仍然具有经济利益和使用价值。就生活消费品本身而言，经过消费转换为垃圾后，其价值跌入垃圾类的价值。成为垃圾发电的资源或其他再生资源，又开始新的一轮效用消费价值增殖过程。科技愈进步，效用转换的经济利益就愈深入，愈广泛。如果在公路上安装压电效应装置，那么汽车的行驶过程即是消费过程，也是发电过程。所以社会生产的意义，已经不是在维持这种效用转换的过程，而是在追求效用转换的水平。我们对社会生产的指导，已经不能是“生产就是生产，消费就是消费”的概念，而是“生产就是消费，尽可能将一切消费纳入生产”。在各种效用转换中，劳动时间是催化剂。因此劳动时间的价格会越来越“贵”，它所代表的产品越多，就意味着自身的消费水平越高。效用转换水平越高，社会福利保障的水平也就越高。　　

人的经济束缚愈少，人的创造能力就愈强。为温饱而努力，与为体现自身价值而努力相比，其创造性、积极性、主动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效用增殖恰恰最需要的是创造性与主动性。所以在公有制生产中人的社会福利条件应该是最优的。以公费医疗与义务教育为例，如果将这二者视作社会成本的支出，那么它产出的是高素质的劳动时间，是祥和的社会秩序，是比较有保障的人生。还有什么辉煌的经济目标比这更值得付出？在生产过剩的时代，民众的消费能力制约生产能力，压缩消费也就等于是压缩生产。对民众的消费能力榨得越狠，社会财富增长的出路也就越窄（能形成的只能是社会财富的不合理转移）。还是将财富增长的眼光放在效用增殖上吧，提升效用，自增价值；众人创造，众人分享；社会财富，社会运用。既能保证财富源泉的持续不断充分涌流，也能引领世界经济机制的进步潮流。　　

一切效用最终都是对人而言的。各种效用消费的终端，最终还是归结于人的消费。所以坚持提升效用就必然走向“以人为本”，效用增殖生产方式也是“以人为本”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经济机制中，由于人的创新能力决定了生产的增长速度，人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决定了生产效率，所以是人而不是资本金成为生产增长的依托和最大变数。解除对人的经济枷锁，成了生产进步的需要。人的社会解放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人自身的消费利益就是生产利益，二者合二为一。因为人是消费主体，同时又是效用开发的主体，所以整个效用增殖生产机制实际是围绕人的进步和解放而展开。就目前重复性劳动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力状况而言，劳动者收益与生产权益以比例方式挂钩，（现在企业实行的绩效工资、基本工资＋分红、土地集体承包等等，都属于生产权益在分配上的比例化），就表现为效用增殖生产方式早期的分配特征。之所以称之为早期分配特征，是因为个人收益按生产收益比例分配还属于按劳分配的范畴，而在“以人为本”的效用增殖生产方式中，消费效用的评判标准是依据人的消费需要来确定的，所以合理和正确的分配标准是按需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　　

毛主席在经济建设中强调人的因素第一，强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际展开的也是以效用为中心的生产增殖方式，但人们却总是从理想和道德的角度去理解这一切，承认主席的做法体现了劳动者主人翁的地位，可以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等等。但是这种追求自身解放的社会战略目标如何与“锱铢必较”的价值核算方式相衔接？学术界没有作经济学意义上的阐述与探讨。要公正就阻碍效率，要效率就没有公正。或者强调公正与效率哪个应该优先或摆第一位的说法都出来了。这两个对经济运动都有正面作用的生产因素，在经济学中却成了你死我活的冤家对头。不是现实世界乱了套，而是我们自己的认识出了问题。效用，这个能将社会生产与消费相挂钩的物质载体，其经济作用被当代经济学大大忽略了。　　

由于上述消费对生产增长的重要促进作用，导致效用增殖的一个重要价值特点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联为一体。社会经济增长与个人财富增长同步。压制了生活消费，也就是压制了社会生产。压制了个人利益，也就是阻碍了社会利益。由于消费的需求指出了效用提升的方向。而效用的提升过程又指明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所以社会的进步与变革，总是依据消费被扭曲和压抑的程度而展开。对社会生产进步而言，永远都需要消费需求的自由表达。为什么在公有制条件下还要肯定市场机制的作用？关键就是因为在公有制条件下，社会也仍然需要有一个自由表达消费要求的机制和场所。没有消费的支持，效用是不可能持续提升的。 　　

公有制的建立与发展，最初就是依据生产协作、提升资源效用和提升消费效用的理由而展开（建立“大同社会”等目标都是这种认识的反映）。保持社会财富增长与个人财富增长同步，保持社会财富增长与社会消费增长同步，是公有制经济能够持续高速增长，又没有通货膨胀等经济危机伴生的奥秘所在。在私有制生产中，社会生产的宏观管理是按照微观资本的观念展开，将劳动者的购买力与福利作为生产中纯成本开支看待。如此则导致社会购买力的人为压缩，导致社会生产扩充能力的人为压缩。私有制社会中生产过剩危机的频频出现，不能不说与此有关。而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因此割裂与对立，导致个人要想尽办法多占有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　　

如果说计划与市场都是提升效用的手段。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相互支持、相辅相成，而不是水火不容。那么对劳动效用而言，生产与消费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相互支持、相辅相成，才能做到劳动效用的最优社会实现。对效用增殖而言，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合力，才能推动社会财富的最优增长。所以剥夺个人消费，其实也就是剥夺了生产发展的空间。剥夺别人，也就等于剥夺了自己。社会利益，只不过是个人利益舒展的社会平台，是间接的个人利益，是个人利益存在共同点的体现。　　

消费本身存在两方面的考察，一是消费效用。既同等消费金额，所产生的效用愈大愈好。例如养老基金，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生活环境中，可能产生不同的养老效果。通俗的说，就是尽量“少花钱，多办事”。二是消费能力。在价值社会中，消费能力就意味着价值占有量。但是从根本上说，价值植根于物质财富才有意义，所以消费能力始终要遵循生产能力而定。只有当粮食的生产智能化、自动化达到一定程度，接近免费的公共食堂才有广泛实现的可能。那么消费能力怎样才能做到与生产能力同步与适当呢？这就牵涉到效用增殖的第三个特点： 　　

3、综合利益机制与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化准则。　　

笔者在第一章对重复性劳动的分析中提出过，由于重复性劳动方式所决定，价值循环总是围绕局部生产实现增殖。但是工业社会的发展，使得局部生产的社会效用大大增强。最初是电力、通讯、交通等行业的发展，使社会认识到这些企业不能以自身的盈利作为最高生产目标，否则会扭曲社会生产正常的生产力水平和供求状况。很快人们认识到社会各行各业的生产效用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各种劳动其实都具有社会共性的一面。既各种个别劳动都具有扭曲社会生产正常供求的能力。所以个别行业如医疗教育石油等等的暴利，其实就是个别行业对社会其他行业的利益不当转移。而各行各业依此效法争利，社会就需要狂印钞票以维持病态繁荣。这种价值运动当然要导致经济危机的一次次爆发。　　

正是发现了企业利润指标对生产真实供求秩序的破坏力，人们对效用的要求，已经不仅仅是满足于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消费需要，而是通过对效用所含价值量的测定，力图将个别劳动置于社会生产的合理位置。传统的计划价格机制曾为此做过努力。　　

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在科技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价值指标如果还是按照平均效用标准去测量，导致的结果是生产效用停滞。而如果要采用最新的效用价格比标准去衡量个别劳动，社会生产中的市场机制就不可避免。这恐怕也是社会对传统计划价格弃置不用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得出结论，个别劳动不需要接受社会利益的约束了。　　

劳动共性具体表现为社会生产的公共利益，公共秩序。效用增殖机制由劳动效用的社会性所规定，追求的是社会综合效率。单一目标的生产方式（例如资本生产机制中只追求企业利润目标）已不适合现代生产中多方出力，其效用多方受益的现实。这是一个通过知识的创新生产将个人努力、试验室努力、资本努力、乃至国家政权努力都结合在一起的财富增长方式。（效用增殖不仅仅依靠科技创新，社会经济制度的进步与革新，也同样推动效用增殖的发展）。　　

多方出力以及多方受益的生产特点，反映了效用增殖生产方式中的价值运动有社会化的属性。也就是说，在效用增殖生产方式的引导下，个人劳动效果不仅仅表现为个别企业或个别资本的利益（利润），生产效用上的协作性意味着他（她）同时也在为社会创造利益。因此在兼顾综合效益的生产方式中，人们在社会生产中不仅仅存在利益竞争的关系，同时也存在利益协作的关系。例如农产品积压，不能视作仅仅是个别地区的农户利润损失，它也需要视作是社会财富损失。需要社会出面调剂或者建立深加工生产线给予避险等等。生产力越进步，生产中的协作就越重要，劳动共性以及社会整体利益就越重要。从普遍的局部利益计较与竞争，到局部利益竞争的过程中，接受整体利益的指导、协调与帮助，这是社会经济机制的一个重大飞跃。也是私有制经济转入公有制经济的根本性标志。这个飞跃能否成功，关键就在于局部生产利益与整体利益在价值（利益）链上不能脱节。一旦脱节，两种利益之间就不是协调的关系，而是单方面的输送关系了。整体利益就会变为社会专职掌控整体利益的管理层利益，通俗的说，就是特权利益与官僚利益。在特权利益干扰下，局部利益的合理竞争也会乱套。那么这个不脱节是以什么利益机制来保证的呢？生产利益比例化分配。　　

生产利益比例化分配至少表现为两点：一是生产利益与消费利益成比例关系。例如，从提升社会效用出发，农业科技推广者的收入应该与农民使用科技者的生产收入挂钩；医院的收入应该与患者和全民的健康指数升降挂钩；企业劳动者个人收入应与企业收益按比例增减等等。一句话，生产利益与消费利益之间，要反映效用相关中的合作关系。二是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成比例关系。同样是因为大家都服务于效用体系的原因，不可能一种效用独大，所以干部阶层的收入应该与农村“五保户”的收入挂钩等等。在初次分配比较合理的基础上，展开社会层次上的按最新效用价格比衡量的二次分配。　　

在这里，生产的初次分配反映了劳动中的共性，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利益。而社会的再分配反映了劳动的个性，反映了局部劳动之间的差异。（生产企业）局部利益的多劳多得，是企业在市场上平等竞争的结果。不属于全局利益分配的依据。由于社会生产初次分配反映社会生产的基本格局，更接近生产力的基本面，所以由初次分配所形成的生产关系，决定社会再分配的生产关系。人们在社会基本利益之中所形成的合作的生产关系，决定人们在个别利益竞争中所形成的对立的生产关系。　　

如果我们将社会生产视作是一个利益完全独立、完全私有的生产个体群，那么社会分配自然就是按资分配。如果我们将社会生产视作一个有机协作的群体，生产个体既有协作的一面，又有独立发展的一面。那么社会分配自然需要按比例分配方式。　　

按比例分配不过是按劳分配的具体化。它将企业、个人等局部利益的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大家共有的基本利益；一部分是局部劳动差异所得。因为一切效用最终都是对人而言的。社会利益最终落实为每一个人的基本利益。在基本利益基础上，才能展开其他的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企业利益也是如此，在社会协调的基本利益基础上，才能展开其他的局部竞争利益。这样效用提升与价值支撑之间就出现了与资本生产不同的运动方式。　　

资本生产的价值运动是一对一，反映劳动共性的社会福利那块，是通过个人税收等方式缴纳后再反馈于每一个劳动者。而效用增殖生产的价值运动是部分价值一对一，部分反映劳动共性的价值在初次分配中由比例固定后以社会福利形式交回个人。显然后者的社会福利已经像其他生产资料一样，被视作生产要素处理了。由此局部生产已经不是完全的自负盈亏，因为还有一部分价值收入是社会给予的保障，是社会整体意义上的自负盈亏。　　

与社会效用提升体系相对应的价值链，在生产的初次分配环节就予以介入，为确立公有制条件下劳动具有社会属性的生产关系，奠定了基础。所以在公有制条件下，企业一方面需要展开市场竞争，争取局部利益。另一方面，因为劳动者基本利益由社会提供了一部分（比例化分配）保障，等于大家都得到社会受益。这样企业竞争相对超脱局部利润的约束，社会性增强。社会效用平台给局部的竞争双方以实利，而竞争的双方又推动社会效用平台的进一步提升。这是效用增殖生产方式在价值运动中的一种良性循环。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此基础上，也不可能是强者通吃，你死我活的利益关系。　　

劳动利益分为局部利益与社会利益两部分的循环增殖，符合当前社会生产的效用提升实际。因为当前的社会效用体系，确实分为企业提升和社会提升两个层次。正如笔者在第一章所言，劳动质与量的对立，决定了社会财富需要从两个渠道予以分配，社会价值需要从两个渠道配合实现。企业在市场上的自主竞争利益是一个分配渠道，（它以自主的劳动差异，通过社会或市场所操控的最优效率尺度来衡量，来分配）。它体现的是局部劳动差异。按比例分配是另一个渠道。体现的是宏观协作中的差异。如果将一个劳动者的收入视作是基本工资＋分红的形式，那么基本工资部分体现的是按比例分配经济关系中的差异，是劳动在共性上所表现的差异；分红体现的是局部劳动差异，是劳动个性的差异。　　

这个初次与二次分配不可能全由市场自发决定，它包含了社会效用（利益）意识的引导，是公有制社会中全民平等享有生产利益的体现。在这种比例化分配的基础上，国民个人的基本收入实际与国家的生产总值同步升降。或者说国家的ＧＤＰ指标，实际成为国民个人基本收入的参照系数。由此劳动共性与个性得到兼顾，社会价值构成与社会生产发展匹配。在协作过程中， 当然也会有其他比例关系。具体那些比例关系更反映劳动共性与个性的联系，这个还可以在实践中不断纠正与探讨。笔者在此提出的思路只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在公有制经济中，从宏观而言，当人们将社会基本生产资料交给社会主管机构支配，从而取得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用时，人们就等于在协助社会从事生产。即使按资本权益要求，他所得到的社会福利也需要与国家的国民收入按比例分配。从微观而言，个人在服从企业协作与社会协作的同时，独立的承担了生产责任，尤其是公有制企业，劳动主体的责任表现的更突出。从使用者权益看，个人劳动收益也需要与企业收益按比例分配。所以利益分配中的比例关系是公有经济中的基本生产关系。　　

传统公有制经济重视生产资料的有计划按比例的分配关系，对于局部生产与社会整体生产之间在价值利益上的互惠。采取的是低收入，广就业、基本福利统包、城乡分配二元化等方式。在生产机制上，一方面造成企业的利益主体不明确，企业的分配机制（既初次分配机制）不明确。要不就是政企不分，行政分割与利益配给；要不就是实行资本生产机制，都是依靠成本核算，依靠利润扩张。另一方面宏观利益与微观利益（国企）之间既无明确分工，又缺乏价值上的合理互动。这就形成了官僚阶层可以寄生的利益温床。只有将管理者的基本工资利益与生产总值挂钩，与社会生产能力最困难阶层的利益挂钩，（以比例关系相连，而且这个比例关系是可以由人们自主、平等、公开商议和调节的），由此对局部生产利益和个人利益而言，社会的共同利益才不是一句空话。而由此，公共利益得到局部利益的支持与保护，才有持续的动力与保障。而由这种利益机制所支持的社会效用平台才能自觉的服务于社会全局，而不会反过来被集团利益所左右。由于社会各行业的个人利益都是与国民人均收入相挂钩，所以从根本上说，无论是为人还是为己，其劳动利益才没有产生让别人无偿占有（剥削）的问题。由此，公有制从法理上得到落实，在生产效率上得到张扬。　　

由于社会各方效用相联，在经济利益中存在以效用作纽带的共同利益制约下，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违规扩张利润的动力受到抑制。　　

由此社会各方利益的分配，（例如条条与块块的利益分配，沿海与内地的利益分配、工业与农业的利益分配比例等等），既有依据市场上社会最新效用价格比的尺度分配（照顾个别利益），也有社会依据长远布局所做的资源分配（照顾共同利益）。这种兼顾社会整体与局部利益平衡的分配实践，导致人们认识到，只有更多更快的提升自身的生产效用，才是多获取社会利益的正确途径。公有制的效用利益平台是联系全社会的，因此，社会财富的按比例分配也会波及全社会。中央与地方在财政收入上的＂五五分成，分灶吃饭＂，就是一个通过按比例分配利益调动双方积极性的例子。依托这个比例关系，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风生水起，掀起了经济增长的狂飙。　　

在微观的市场竞争机制中，因为各种生产效用最终都是统一在一个完整的社会效用体系之中，所以我们只要明确社会生产各行业的价值标准：最新效用价格比指标，我们也就明确了局部价值运动围绕效用实现的方式，明确了社会经济应该努力的方向与目标。社会根据最新效用价格比指标，制定政策与制度引导资源配置，财富分配，自然将各种局部生产利益引导到社会利益的轨道上。这种引导，既包括公有企业，也包括私有企业。既包括部门直属企业，也包括区域经济。“手心手背都是肉”，但是只要整只手强健了，手心手背都受益。由效用支撑所产生的共同利益，是各种局部利益赖以依托的服务平台，也是经济运动中的“整只手”。这种共同利益导致“条条”会主动为“块块”服务，而“块块”又主动为“条条”服务的局面形成。　　

由社会配置的基本收入在个人收入中占多大比例，企业经营中的资本属性收益占多大比例，并不是由我们随心所欲的决定。笔者在第一章分析过，基本生产力状况是由劳动方式表达的，所以在我们的生产中是重复性劳动比例愈大，资金运动中的资本属性就会愈强；个人收入中所包含的社会配置工资比例就会愈小。二者呈反比关系。而开发性劳动比重愈大，资金运动中的社会属性就会愈强，个人收入中的社会配置部分比例就会愈高。二者呈正比关系。一些私有制国家，由于社会生产力先进，也会出现社会福利较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在重复性劳动为主的生产行业中，社会总的劳动投入产出比实际也就是平均的劳动投入产出比，是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尺度。以价值尺度原生态裁决社会生产，就会迫使市场经济侧重追逐劳动效率。企业利润由此就建立在“无泡沫”的效率基础之上。但是这种理想的利润追逐状态在私有的市场竞争基础上基本上不能实现。因为私有资本的利润竞争是不附加社会效率条件的，正所谓是“利润莫问出处”。它可以借助种种不同的社会条件优势，例如垄断、贿赂、“黑箱操作”等等，将效率竞争淹没在其他条件竞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所以在私有制市场中竞争的双方，都没有效率公平竞争的起点意识，都不知道效率竞争中的共同利益落在何处。而效用增殖生产方式建立不断更新的最优效用价格比的衡量尺度，是以公有制的社会利益作支撑点的，因此它能引导社会资源不断向最优劳动效用倾斜；引导局部生产效率统一到社会效用的轨道上。　　

作为公有制条件下的上市公司，在资本游戏中是否弄虚作假，违规操作？对此关注和监督的将不止是证监会和股民，更重要和更强烈的关注是来自社会各阶层。因为股份制企业都享受了社会基本利益的保障。在公共利益的制约下，这种证券交易的可信度和公正度是比纽约交易所更高呢还是更低？各位可以自作判断。　　

按比例分配在微观经济层次上的三个特点是：一是在平等和协作的经济身份中区别分配差异。这有助于区别劳动效率。尤其是在企业内部，重复性劳动与开发性劳动的区别，都需要以比例化分配来表达。二是将个人收益与整体收益连为一体。生产岗位不同，个人收益自然就会有差异。但是比例化分配将大家的盈亏都联系在一起，风险共担，风雨同舟。三是将个人收益中的最高标准和最低标准联在了一起。比例作为公开分配的准则，其实已经框定了个人收益差距。所以无论生产如何快速增长，个人收益不会因此而拉大差距。　　

“鞍钢宪法”确实是进步的管理理念，但是没有相对应的符合公有经济机制的价值支撑，所以在企业管理中只反映了当时公有制社会上层建筑的要求，经济利益（价值）上的优越性并没有完全展开。（工人的收入如何与企业收益和社会收益相挂钩，是不是成比例挂钩等等，并没有明确肯定）。　　

人们在看待生产利益的冲突时，往往忽视利益背后反映的是生产机制的冲突。所以在公有制条件下，在社会生产大协作的条件下，个别生产效率往往受到压抑和忽视。这直观的表现为如何看待个别利益的问题。个别利益是诸多当代马列学者有意或无意回避的一个话题。讲起社会利益来，学者们可以滔滔不绝头头是道，毕竟集中社会资源办大事，那是经过导师系统论证和无数实践所证明的。但是一讲到个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问题，冲突问题，例如个人收益应该如何分配才符合生产实际和有利于社会利益的问题，就变得吞吞吐吐起来。个别利益是整体利益的对立面，一般表现为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既然社会主义生产是以人为本的生产，那么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在本质上也有一致的一面。关心个人利益，实际就是在关心公共利益的落实。社会进步与个人利益实际是血肉相连，不可分割。　　

在公有制条件下，每一个人都是债权人（因为公有财产人人有份），而每一个人同时又是债务人（因为对公有财产的运用效率人人有责）。在有限的社会资产基础上，如何独立与协作才能得到最大收益？就成为每一个人不能回避的经济选择。所以公有制经济本质上也是一个私人相互协调、科学快速、民主自主提升私人利益成长的经济制度。依据现有的社会效用平台（行政系统、科技系统、资金系统等等），构筑有劳动产权理念支撑的局部生产利益主体，是建立效用增殖生产体系的基础。　　

效用增殖通过按比例分配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联系到了一起，将个别生产效率与社会效率联系在一起，这为科技创新奠定了最广泛的利益基础。目前的技术专利垄断局面将会日益消失。因为损害了技术消费者的利益，也就是损害了专利人自身的利益。目前我们的公有制经济在指导思想上还没有脱离剩余价值生产的思路。例如对生产的消费环节还没有从宏观上认识到是生产增长的重要一环；个人收入与国民收入同步增长、国民收入与生产总值同步增长等按比例分配的制度都没有明确的重视与肯定；对企业的市场竞争则从不提起社会效用的约束原则。仿佛只要放开市场竞争，一切效用提升以及社会问题都能够依靠企业自己解决了。事实上在社会生产力从重复性劳动向开发性劳动过渡的阶段，企业通过市场竞争所产生的财富分配方式，不可能跳出局部利益的框框，对社会利益也是自觉的按私有利益进行取舍，就像现在的私有制社会一样。除非我们将生产利益的联系扩大到生产效用平台，除非社会形成公有制约束。　　

由于行政系统的社会管理特点，它由社会给与的基本工资部分比例一般是最高。但是由于这部分工资与生产效率相挂钩，与国民收入同升降，与社会最低收入阶层利益相挂钩，所以在社会中处于利益垄断地位的官僚阶层利益也就被化解掉。（管理阶层利益与社会生产效率相分割，是社会经济结构中形成官僚阶层利益的根源）。政府权力既然能够影响生产，其个人收益就必须与社会总体的生产成果挂钩，否则就会形成脱离人民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苏联的公有制之所以会发展形成一个庞大的、僵化的、脱离人民利益基础的官僚集团，其社会经济根源也就在此。　　

按比例分配在宏观经济层次上的三个特点，一是将生产利益与消费利益连为一体。生产收益再也不是经理与总裁等少数人的奋斗目标，而是社会共同的奋斗目标。科研单位会对技术使用单位实行按比例提成的承包，农业机械的生产单位也会对农机产品使用方的情况实行按比例提成承包，等等。因为大家的生产利益一致，消费利益也是一致。　　

二是区分了企业效率与社会效率的界限。因为生产第一线的效率是围绕局部有限生产资料形成，而社会效率是面向全社会的资源考虑。这是两个不同的效率依据和机制。因此依据不同的效率机制分割生产利益（比例化生产利益），就适当的明确了局部生产的利益主体地位（而无论该生产单位隶属何方，是公有还是私有），和宏观生产的利益主体。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与企业的收益分配比例主要是按税收的方式表达。（当然，税收机制是否完全符合效用增殖的要求；在税收渠道外，是否还应该有另外的财富分配渠道，这是另一个可以探讨的话题）。　　

三是将社会各阶层不同的利益主体联系到了一起。在社会经济运动中彼此进行利益博弈的利益主体，事实上又是同一社会效用体系受益中的一部分，所以大家在竞争中又离不开合作。因为在共同利益的效用平台支持下，损害了对方也就意味着损害了自己。经济运动的这种特点，即使是在私有制社会中也存在，只不过私有经济制度要通过将局部生产利益神圣化、绝对化的方式，强行拆散这种社会效用平台罢了。　　

社会生产运动的进步，需要宏观效率与微观效率的相辅相成。宏观的效用提升需要与微观经济的价值竞争相结合；计划经济目标中包含有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而市场竞争又是在效用提升的轨道上运行。公有制就是以这种运行方式超越了资本机制。与此相对应，社会财富的分配形成两个渠道。一是体现企业自主生产效率的市场分配；二是体现社会效用的比例化分配。这两种不同的分配机制适应不同的效率增长机制，但是正如效率机制都有相互依赖的一面一样，两种不同利益分配机制也都有相互配合的一面。例如以基本工资＋分红的方式，将劳动者收益与企业收益挂钩。这是微观企业中的比例化分配作法。将全民教育、全民医保等社会福利与国民收入挂钩等等。这是宏观管理中的比例化分配做法。如果将教育、医保等的社会福利资源，都要求自负盈亏，就将社会效用平台瓦解了。其结果只能是把社会资源作了权贵等级化分配，并把自己的社会宏观管理者身份降为微观经营者的身份，把公共利益的属性降为个别资本属性，开始像“小业主”一样与民争利了。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转移社会财富而并未能增长社会财富。所以医院与教育的盈利，以及其他各种垄断行业的赢利，并非是社会富裕的表现。　　

传统的计划经济学注意到了社会效用的概念，强调资源调节和价值调节要用于社会急需之处，“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强调要集中社会力量攻克社会发展难关；强调农轻重部门生产平衡、按比例发展等等。但局部生产差异和劳动差异如何在强调效用的基础上得到正确反映？社会价值运动如何维护效用提升的生产方式？要知道既使是在传统的计划体制内，国营企业的成本利润核算体系，也是按造资本增殖的标准来衡量劳动得失。结果宏观管理要依据社会效用安排计划，就排斥了微观企业的价值增殖，自由竞争；而社会如果要照顾微观企业的价值增殖又排斥了宏观层次的效用计划。社会经济的正常运动，需要的是二者结合，而不是非此即彼。二者只有在社会效用平台上才能得到统一；效用提升需要价值运动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给以不同方式的支撑。对于这点社会管理层一直没有明确的认识。　　

确定社会利润、社会成本的依据是什么？微观经济行为怎样作才符合社会利益？这个问题不清楚，生产的计划性就谈不上公正客观，谈不上科学合理，就会出现以整体亏损来支持局部赢利的笑话。只有效用所具有的社会性和劳动共性特征，才足以担当社会利益的真正裁判。一切价值运动的得失，不是以个人或局部利益的得失作依据，而是要落实在先进效用的标准上，才有合理与否的裁定。效用增殖的强势，决定了企业利润要服从社会利益的要求。违背社会利益和效用的局部利润，是泡沫价值，是得不偿失的利润。　　

在效用增殖过程中，价值运动会出现降价趋势的特点。这种降价趋势是与生产一线劳动不断让位于自动化生产的趋势相关联。劳动效用高的生产单位不降价，所产生的害处一是浪费生产资源，因为劣质生产没有被淘汰。二是优质企业的市场被挤占，影响先进企业的资金积累。三是歪曲了真实的生产消耗水平，导致价值运动泡沫化。这三点危害实际已经大于先进企业因为不降价所带来的收益。其实即使企业坚持不降价，当虚幻的价值泡沫破灭时，经济萧条也会迫使企业降价。降价的主动与被动，早与晚，反映的是两种生产机制（公与私）对经济运动的不同操控能力。在社会生产普遍的降价制约下，因为生产费用的全面降低，个别生产所得到的收益不仅会大于高价收益，而且高额利润向高效用生产转移，形成了知识经济的良性循环。　　

效用增殖的多方受益并且驱使生产向高收益低成本方向发展的态势，造成了币值坚挺。这种效用领先、货在币先、直接反映生产消耗、以真实社会价值做担保的造币机制，不仅为公有制国家的经济带来稳健的支撑，也为本国货币成为国际硬通货奠定了基础。因为货在币先的价值形成机制，对各国的货币使用者而言，也是一个超脱局部利益的可信赖的币值担保机制。当然，它也驱使更多的私有制社会转向公有制。另一方面，各国普遍的经济利益也都需要效用平台作支撑，各国效用平台的联合，构成了国际范围的公共利益。而在国际公共利益基础上形成的货币，自然成为最终的国际通用货币。　　

以利益比例化的锁链牵挂各方，是目前价值社会中，效用增殖生产方式的不得已选择。在社会生产力低下，在重复性劳动分裂生产效用体系的基础上，只有将各方利益相联，社会利益才能落到实处而不会成为一句空话。比例化分配既是对按劳分配原则在公共利益上的一种具体化，又是对按劳分配没有精确到位的体现。当机器人生产广泛展开，社会公共利益有了生产力基础的保障之后，按需分配的特征增强，就会使比例化分配的色彩逐步淡化。因此生产利益比例化具有过渡期的时效性特点。　　

4、劳动产权与法人产权　　

权、责、利相适应是经济秩序稳定的前提。劳动在生产中愈自立，其在生产中的权力就愈大，但是相应的责任就越重。这个责任制约就体现在劳动后果盈亏自负上面。附着在劳动这种使用权上面的权责利关系，我们称之为劳动产权。在重复性劳动为主的社会生产中，劳动以依附工具为主，以服从生产纪律为主，独立的劳动产权经济形态并不明显。只有在生产中劳动日益自主的情况下，劳动权益才会日益自立。企业经理层的出现，法人产权的出现，知识产权的形成等等，都是复杂劳动、开发性劳动在生产中地位提升的表现，也是劳动权益日益独立的形态。　　

由于社会生产的进步，发达的私有企业、跨国公司的劳动权益也在向产权化方向发展。法人代表、行政总裁都是法人产权的社会体现。中国农村的土地集体承包权直接的就表现为劳动产权。土地流转实际应该是土地所有权不变，而劳动产权在进行交易。“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既是生产收益分配比例化的一种表现，也是劳动权益相对独立的表现。由于资本属性的约束，目前企业中的劳动产权还是集中的依附于管理者权益，形成法人产权。这还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劳动者权益。而知识产权的价格垄断性，反映的其实是资本的垄断性。所以说知识产权和法人产权都可以视作是劳动产权的初级形态。但是社会生产从两方面持续加强劳动产权的地位。一是科技创新的强劲推动，导致开发性劳动的生产地位日益增强；二是公有制的建立，从社会制度上不断加强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在公有制条件下出现大量事业单位，尽管有着统收统支、旱涝保收的行政色彩，但是从它依托劳动效用展开经营的特点看，也可以视作是劳动产权的半独立形态。在私有制条件下，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已经被兼并）的工会股份能够占到资本份额的50％以上，应该说也反映了劳动权益的上升趋势。　　

在资本世界中，劳动权益的独立，导致劳动收益独立化、股份化。这与我们在前面所述生产利益按比例分配的趋势是相互呼应，相互协调的。比例化分配一般也就表现为股份化分配。但是这种分配引起我们关注的是两点，1、在利益分配中按比例提成，应该是资本所有权享有的权利。例如资本入股分红等等。为什么在效用增殖生产方式中要将普通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列入按比例分配的行列？这也与劳动产权的形态日益独立有关。从生产力的角度看，现代生产效率的提高，更多的侧重于开发性劳动，更多的侧重于劳动运用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生产增益中劳动的独立自主地位日益增强，其权益自然也会从被雇佣地位转向主宰地位。在公有制条件下，这一点表现的更明显。所以从传统产权观点看，当劳动者的基本生产资料被公有之后（土地、矿山、森林等等），劳动者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身份，有权享受按比例分配的所有者权益。从现代产权观点看，劳动者作为生产资料加工第一线的运用者，有权享受相对独立的运作权益。换句话说，劳动者在经济利益上的主人翁地位，是由两方面理由支撑的，一是从传统产权观念而言，劳动者的基本生产资料已交出，他以所有者身份应该享有股东权益。二是就现代产权观念而言，他是生产资料的运用者，以独立自主的自由人、创新人地位在替社会管理和运用生产资料，因此具有经济意义上的法人身份。他是以法人资格享有股东权益。没有这一点认识，当代生产中承包权的社会流转问题，无从提起。　　

劳动权益不是建立在物的占有上，而是建立在物的使用上。它本质上是使用权，所以除去对生产过程的依附，他们的利益增长无从依附。生产效率提高或降低了，劳动权益也就随之提高或降低。所以劳动产权也可以视作是生产效率的社会代言人或者是无产者权益。围绕效用提升或社会权益扩张而进行的社会改革，需要彻底体现生产效用要求的社会力量来给以贯彻。这个社会力量毫无疑问是由无产者权益所担当，由无产阶级所体现。在公有制条件下，全体劳动者都具有无产者的权益属性。无论他是领导干部、教师、医生还是农民。之所以在社会分工中会产生利益分裂，是因为我们没有将公有制的重要价值特征：按比例分配的利益关系落实到位。当劳动成果需要单独体现（效用）价值，劳动产权就表现为知识产权；当生产效率需要相对独立的运行环境和机制，劳动产权也就表现为法人产权。通过相对独立的法人产权来体现局部劳动者权益，体现局部劳动效率。当效用提升突破了个别生产的框框，在企业之间、国家之间展开更广泛的协作时，法人产权就会进化为社会属性更强、权益代表更广泛的劳动产权。　　

2、劳动权益被股份化(比例化)以后，就为单纯的生产效率提供了外在的社会执行力量。因为它与其他的生产推动力都有区别，例如资本力量和资本利益，行政力量和行政利益等等。所以在繁杂的社会生产运动中，无论劳动产权股是与哪种生产机制的代言人合作，(小私有生产者、跨国公司、行政利益代表、国内企业或国外企业等等)，它都有自己明确的利益主体(生产效率)和判定利益得失的依据。尤其是在国企中确立劳动产权的主体地位之后，政企不分的难题无形中消解。因为劳动权益和行政权益，在双方入股时就已有明确的文字协议。企业经营自然是按照双方的利益共同点趋进。　　

经济权利从来都是经济关系的反映，劳动产权的过渡形式------法人产权也不例外。在当代落后生产力中，一方面生产过程以重复性劳动为主，生产过程需要独立的体现劳动差异，需要形成独立的效率主体和利益主体，此时就是公有制条件下的法人产权同样也会执行资本机制，代理资本家的生产管理角色。但是另一方面，法人产权本质上是依托社会生产效用平台形成的，使用效率是法人权益能够立足的前提。而效率的追求又是无止境无限度的，所以企业法人产权在生产效率上会主动寻求社会协作与联合。这种既独立又协作，既维护资本利益又要顾及生产效率、社会效率的矛盾追求，恰恰反映了资本产权向劳动产权过渡的矛盾二重性，反映了私有制生产向公有制生产过渡的艰难。由于生产水平的落后，即使是在目前的公有制生产条件下，法人产权在经营中也仍然不能避免这种资本属性与劳动属性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当然需要社会意识的引导，但是只有在开发性劳动上升到生产劳动的主体地位之后，在劳动产权占优势的情况下，这种经营中的矛盾才会转化。　　

西方经济学界也注意到这个矛盾。企业行政总裁的经营目标究竟是着眼于长期的生产效率，还是只顾及眼前的企业利润，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公有制条件下的企业法人产权，如果完全是由政府赋予权力，那就是名义上的法人，实际的政府下属机关。很明显，企业全民资产的受委托方（使用方）并不是经理等几个人，而是一个集体，是国企劳动者集体受社会委托经营相关生产资料。职代会是其代表机构。所以公有制条件下的全民企业法人产权主体，由职代会与政府代表等多方构成。随着职代会社会属性不断增强（劳动产权本身就是生产社会化的产物），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人的色彩才会逐步淡化。　　

但是我们又不能将职代会完全视作局部劳动利益的代表。而政府完全视作社会利益的代表。因为二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种利益的一致性就体现在双方都是服从效用提升的目标上。而提升效用的利益保障制度，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社会财富中的按比例分配法则。在这种法则支配下，损害对方利益也就是等于损害自己利益。所以只要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劳动差异没有与集体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建立比例分配的关系，这个社会的整体利益只能是落在社会分工中掌控整体利益的那个社会阶层之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有从改变社会存在的经济利益关系入手，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官僚阶层的发育问题。当前社会主义之所以进步维艰，是与缺乏按比例分配关系有关的。　　

在劳动产权股的权益支持下，职代会对经营者（法人代表）的监督权、议事权、决策参与权等等就有了经济依据。企业实行“鞍钢宪法”就有了经济权益上的支撑。国有资产运用外有审计、税务、财政等部门的监督，内有职代会的利益主体监控，无论是否有外资参股，也已经有能力提高国资使用效率和堵塞流失渠道了。就这个意义而言，劳动产权股实际是社会主义经济责任的微观基础。由此，政府在企业中的权益，和企业自身的权益(由劳动产权股所代表)，有了相对分开的界限和依据。行政干预的问题无形中消解。　　

目前一般企业的绩效股或绩效工资都可以视作是劳动产权的萌芽状态。绩效工资的增长要视生产中的开发性劳动比例而定。而开发性劳动的比例又要视生产力的水平而定。所以生产社会化的进程，与科技创新的进展同步。当各生产单位的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科技开发的深度自然会将各生产单位的效用联系为一体，生产之间的绩效协作的利益就会突破个别生产利益的框框，而主动联系为一体。　　

因为劳动产权是建立在劳动效用基础之上的，所以这种权益关系代表的是效用增殖生产方式。它是在社会价值运动中对价值约束关系的挣脱，反过来它又引导社会价值的走向。劳动产权是作为社会权益的代表，作为资本生产形态的对立面出现的。没有劳动产权，是资本机制玩社会，而有了劳动产权，是社会机制玩资本。只有生产中的私有资本广泛社会化了，劳动产权才会逐步脱去股份化的外衣。　　

5、容易导致效用冻结、价值冻结。　　

社会对经济权益既然有高度集中的能力，就容易出现“协作压倒一切”的经济指导思想。这就抑制了局部生产的差异性，抑制了局部劳动者自主能力的展开。早期的计划经济有这种发展趋势。它以价值配给的方式冻结了效用提升（给企业制定计划价格和下达生产指标）。否定市场的作用，以致局部生产没有自由表达消费需要的渠道。所以传统计划体制总是以效用停滞的特征体现发展困境。而资本生产则是以抑制消费的方式（追求最小成本）抑制财富增长。价值因素在这里或是贬到了地，或是捧上了天，就是没有与效用提升的需求相联系。因为一切利益最终是落实在效用上，所以效用才是价值指标的试金石。效用是评判价值的唯一和最终的社会裁判。　　

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形成不同的价值实现方式。只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分配社会资源，以实现企业或行业的垄断利润，恰恰是效用提升的大忌。因为生产利益来源既然可以只依靠行政机制而不依靠效用机制获得，又何必去费心探索大自然的未知世界？管理者只需要“跑部钱进”就可以维持经营了。由此导致的连锁影响是大家都不在效用提升上下功夫。公有制建立初期所产生的政企合一的经济管理机制，是与其所处的贫困社会经济基础和战争环境分不开的。所以这种带有准军事色彩的经济机制，还不能算作是公有制的正常展开机制。如果长期坚持这种政企合一、行政指挥的计划模式，所造成的危害是社会消费效用长期停滞。因为它在冻结效用的同时也就冻结了社会需求。(中国汽车型号数十年一贯制，是其典型表现)。苏联经济体制的垮台与此有关。但是在经济危机或社会危机的情况下，高度集中的社会资源配给制又是满足社会紧急需求的应急良药。　　

可能有人认为只要实行市场价格机制这种效用冻结情况就不会存在。其实在公有制条件下，即使实行市场价格，只要国有企业是有意识的进行生产行业之间的效用配套，就容易形成效用冻结和价值冻结。毕竟每年企业都完成了国家任务和实现了社会效用，又何必冒效用创新的风险呢？效用冻结、价值配给其实还是社会管理体系形成官僚阶层的土壤。　　

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在于不能冻结社会效用。对社会效用的破冰，一方面是坚持市场的自由选择机制，由社会需求去自主评判效用优劣和分配价值，去承认生产力水平的不平衡，承认多种生产利益和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坚持最优效用价格比的价值衡量标准，引导价值运动围绕创新服务，打破效用冻结的僵局。　　

当协作的耗费大于协作所提升的效益，这个协作或者说公有制的经济行为就是失败的。这一类表现有：为了满足社会计划的整体有效性，长期压抑个体经济的活性；面子工程；低效用计划或者是落后于时代效用水平的计划等等。如何认识社会效用体系中“最短的那块木板”，成为公有制经济管理中长盛不衰的话题。　　

三、效用增殖生产方式在当前经济中的运用　　

在重复性劳动占据社会劳动主体地位的时期，社会生产中的资本机制就会占据主体地位。在这种环境中的效用增殖生产方式，具体的会表现为政府代表社会意识主导经济。　　

尽管重复性劳动可以看作是人格化的机器，尽管复制效用在今后主要是机器人的任务，但目前复制效用还是社会生产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且大量效用提升（科技进步）还需要在局部生产内部完成。这都是社会生产力长期需要依托资本生产方式推动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就判定社会生产是以资本生产方式为先进，以私有制为先进了。　　

我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彰显局部劳动差异开始的（实行农业生产责任承包制等等），以至于有一种观点认为，改革的进程就是推动私有化的进程，改革的目标就是私有化。但是我们看到，凡是在改革中起骨干作用的社会经济工程，无论是高速公路网的形成，还是城市改造的规模，哪一样能离开政府主导的社会资源协作和统筹？倒是市场机制中的诸多混乱和问题，让我们看到了社会效用平台的缺失，看到了公有制弱化的结果。俄罗斯在经过“休克疗法”后迅速加强中央集权，恐怕也是在社会实践中感受到了协作的力量和地位。所以说，中国恰恰是在经济利益差异化的过程中没有放弃公有制，才取得了今天改革的成绩。即使是现在的世界金融危机，要想较快走出低谷，同样需要依靠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不是私有经济力量。许多私有制国家在金融危机中不惜动用财政资金救市，其实就是动用社会资源解决社会问题的表现。而这种理念是公有制经济的管理理念。只不过将公共资源用于注资私有资本，显示了产权界限的混乱，显示了私有制对社会化大生产的不适应。　　

那么社会财富的分配是依据资本占有合理，还是依据资产运用效率合理？这是一个需要依据生产力水平才能做出的选择。在当今生产力水平日益突破局部资本利益框框的情况下，依据劳动效用分配财富，符合社会生产的进步方向。　　

在当前生产力阶段，市场是社会需求的自由表达场所，所以市场机制不能否定。但是计划作为社会协作的工具，同样不能否定。因为社会生产对协作的要求，只能是层次越来越高，而不会越来越低。二者就像轮船的发动机和方向舵，功能不同，可是谁也不能单独行事。（特殊时期如战争等等情况例外）。由此可见，在当前经济改革中，就宏观层次而言，不是要不要价值和市场的问题，而是价值运动和市场机制是以资为本还是以人为本的问题。就微观层次而言，不是要不要资本机制的问题，而是资本机制需要不需要服从效用提升、服从社会利益的问题。公有制生产的社会性，不在于有没有引进外资，有没有私营企业，有没有资本经营的观念，关键在于社会价值运动是否转入了效用增殖的轨道。　　

效用提升过程中的价值（利益）支撑机制，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个别生产单位价值（利益）支持阶段。由于社会生产中重复性劳动占主体，效用开发以个别生产内部的价值资源支持为主，局部生产在资本利润的驱动下，能够推动效用创新。这一阶段的绝大部分科技攻关项目都是直接追求局部剩余价值的。这种效用创新的源泉主要来自生产经验积累，还不是知识的创新。二是个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共同支持阶段。由于效用增殖所带来的巨大财富效应，同时又由于效用提升的难度增加，局部生产再也不能充当效用提升的主体。效用由依附资本型开始转为自主增殖型。这一阶段出现局部生产利润与社会宏观利润并举，效用增殖与资本增殖的生产方式并举的经济局面。从总的发展趋势看，由于局部生产中重复性劳动比重下降，而开发性劳动比重上升。所以在这一阶段坚持以剩余价值增殖的方式引导和推动效用提升，其实是约束了生产力的发展能力。具体表现就是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经济危机深重。三是社会利益直接推动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社会生产以开发性劳动为主。处于生产一线的企业劳动时间消耗已经可以精确计算(因为智能化生产工具能够硬化劳动消耗)。个人利益直接表现为生产利益，以至于生产利益完全按人的需求理性分配。个人劳动的主观能动性与社会协作的矛盾，将在新的形式中展开。效用提升的高度是以资源社会化的广度作基础的，所以效用增殖发展下去，效用提升会突破国家利益在世界范围推开。以国家为界限的经济利益将会淡化。因为效用提升的高度同时也是以先进效用普及的广度作基础的，越是阻止别人获得先进科技，其实也就越是阻止自己科技的提高。所以劳动者在生产实践中会认识到，“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如果将大工业及以前的生产形态视作效用提升的第一阶段，那么现在我们的生产力水平正处于效用提升的第二阶段。因为我们目前的生产能力一方面既可以远至外太空，可以深入到纳米层次；另一方面还有大量的体力劳动和重复性劳动相伴随。　　

现阶段局部生产对效用平台的依托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一是产品创新中的依托。指产品效用提升（例如发明创造等等）过程中对社会协作的依托。二是对生产资源的调剂效用。资源稀缺，对各种社会制度、各种生产组织都一视同仁，决不偏爱。但效用增殖从整体利益的角度，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在体系内部给予资源调节。这就意味着缓解了资源稀缺，提升了资源效用，这也意味着增加了物质财富，增加了价值。三是消费过程中的效用。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依据，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消费效用来证明。例如与少数人占有粮食相比，将粮食送到最需要的人手里，等于是较优地实现了粮食效用。这也等同于增加了社会财富。这些效用平台仅仅依靠市场自发机制是不能满足构建要求的。所以社会生产力既然已经发展到要兼顾社会综合效益的阶段，社会意识与社会手段就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要求，突破局部利益就是最高生产利益的框框，主动和认真的将私有生产引导到公有制生产轨道上；将以重复性劳动为基础的资本生产方式引导到以开发性劳动为基础的效用增殖生产方式上来。　　

是依托私有经济建立市场机制，还是依托公有经济建立市场机制，这是我们区分市场经济进步还是落后的关键点。公有制企业是效用增殖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石，但是只有在充满资本游戏的世界中显示自己的先进性和必要性，才有资格称之为公有企业。公有企业的优势意味着社会制度的优势；公有企业的缺陷也反映为社会制度的缺陷。　　

在效用增殖生产方式的要求下，公有企业不只关注自己的利润，也关注社会利益。所以公有企业经营的特点，一是服务质量可靠，二是企业分配比较合理，三是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公有企业的其他特点当然也有很多，但是从经济运动的角度看，这三点却是构建社会经济合理秩序的支撑点，同时也是社会效用平台的支撑点。当然，社会效用平台对自己的支撑点也会有利益反馈。它通过不断提高劳动者基本工资的方式，使企业经营免于局部利润约束之苦。（由于劳动者的基本收入有社会保障，从而使企业经营相对超脱于局部价值的限制。增强了企业的社会属性）。另一方面，这种内外呼应、上下互惠的价值流通机制，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清晰合理。在这种利益关系基础上，人们的社会生活祥和、轻松，和发自内心的宁静。　　

笔者在第二章曾经分析过，劳动产权依靠使用效率生存，所以其权益与生产效率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如果生产过程内部由劳动产权的权益推动，外部加上财政股与科技股等的介入，（实际也就是企业外部的协调与引导），其经济竞争力与创新力将是所向无敌。“特别能赚钱”。更重要的是，它是依托众人的利益赚钱，是依托公心和高尚赚钱。　　

现阶段社会上的劳动者即使自发的组成生产企业，由重复性劳动所决定，它必然的也是实行资本增殖机制。只有在企业内部实行利益分配的比例化，并且与宏观效用平台的利益回报相呼应，与科技单位及其他的行业企业相协作，这个企业才能具有社会化属性。　　

而在公有制条件下，除去上述特征外，国企的社会属性还有着统一的形式特征。一是企业有党委的领导。因为国企的社会属性，国企的发展方向与目标，决定了企业必须与党委所坚持的共产主义思想保持一致。国有企业的文化，也需要由共产主义这种先进和科学的文化意识所指导。二是在国企资本中包含有财政资金与科技合作的股份。也就是说，科技资源的与行政资源的支持，在目前阶段还是通过股份的方式实行效用合作，利益共享。财政资金的介入，难免使企业打上行政区域利益的烙印。正如本文前面所说，由于协作利益股份化，行政利益与经济利益在此已经得到区分。三是国企设有职代会这一类体现劳动产权主体的执行机构。企业董事会由各方股东代表组成。其中有国有资产管理局的代表，有企业党委的代表，有职代会代表，有科技股的代表等等。由于在企业经济利益的分配上，在责权利的分配上政府与企业其他股东已有明确的划分，政企相对分开的生产经营实际得到落实。　　

由政府主导的持续不断的生产协作与基本建设，构成了效用增殖生产方式的宏观特征。在基本收入得到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大量的由劳动者持股或者说由职代会持股的国企和集体经济，构成了效用增殖的微观特征。每一项科技创新都包含了综合知识，所以科技开发体系会形成单独的生产行业。持续不断的科技开发拉长了生产链，而富有创新意识的劳动产权主体又不断的将产业链拓向广度和深度。这似乎是当前效用增殖发展的前景。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微观经济中实施劳动产权，在宏观管理中实行按比例分配的法则，实施最新效用价格比的市场价值尺度等等，这种种措施等于是把社会生产的主体地位交给了劳动者。让劳动者在经济上自己解放自己，让劳动者自己通过协作在资本市场的厮杀中去取得优势。公有企业的“私”，是建立在所有者权益共为一体的基础上，是建立在生产效用相互联系的基础上，伤害到对方的正当经济权益，也就等于伤害到自身的正当经济权益；阻滞了对方的科技进步，也就等于阻滞了自身的科技进步。所以他们之间的科技成果可以做到共享而不是垄断分裂。这种以社会利益为基础、高效低耗的生产联盟机制，是战胜一切私有强敌的法宝。　　

在资本社会中，对知识产权的运用会产生垄断与封锁。社会生产愈进步，开发性劳动就愈占据主体地位，而知识产权的运用就会愈褪去资本的烙印。人们会以社会效用为依据而不是以局部资本的获利为依据来对待劳动差异。就企业经营本身而言，生产愈是关注于效用提升，利润来源就愈是社会化。反过来影响资本本身走向社会化。这个时候经济秩序就会由过去的将局部生产利益定为最高的社会利益，转向以整体利益为最高社会利益。这个转变过程，是以私有经济因效率落后，在市场争夺、利润争夺上不断吃败仗为标志的。但是，在效用提升尚未突破资本规模的生产时期，资本机制强而效用机制弱，致使公有制的建立是非常艰难，公有化与私有化的较量将是反反复复。而以科技为支点的生产力运动，会从经济基础的角度不断增强公有化力量，直至最后战胜私有制。　　

这是一个开发知识，消灭落后生产，消灭野蛮生产的时代。这一时代财富的形成，需要我们突破只能依靠剩余价值积累的认识。在价值运动的背后是否还有效用因素在起作用？社会效用、公共利益真的只具有非生产属性？国企和集体经济在社会经济运动中能起到什么作用？等等。这一切还有待我们在实践中加深认识和探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