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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邓玉娇案看权贵们的三板斧

火烧 2009-05-30 00:00:00 网友杂谈 1025
邓玉娇案引发广泛讨论,揭露权贵通过文字游戏、精神病帽子及舆论控制三招掩盖真相,引发对司法公正与舆论自由的深刻反思。

  如今,邓玉娇在全国弄得沸沸扬扬。有人欲为其立“烈女碑”、有人说她“替天行道”、有人称她是“抗日英雄”,全民为之叫冤。总之一句话:淫官,贪官卢玉敏奸幼女你可以说成嫖宿,习水的公仆们奸幼女你可以说成嫖娼,对姓黄的可以不闻不问,这些我们忍,但邓玉娇要无罪释放。但任你人间六月飞雪,权贵们依然闲庭散步,岿然不动地使用那烂得不能再烂的三招。鉴于目前的形式,我学下鹦鹉,说些别人的话,以求自保。  
  一,做刀笔吏,玩文字游戏,颠倒真相。  
  比较警方的三次案情通告,案发地点、动作、言词、当事人人数全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些都对案情的定性和走向无疑产生着某种影响。在第一次通告中,警方只是说因言语不和发生争端,在争执过程中被刺,第二次通告则有两次“按倒”在沙发上的情节,但第三次,则成了两次“推坐”在沙发上。“按倒”和“推坐”,这对于行为的定性有很大区别。而第二次通告中的要求“提供特殊服务”,在第三次中也成了“提供异性洗浴服务”。案发地点也从“梦幻城休息室”到“二楼一休息室”,再到“水疗区一包房”。邓贵大等人一方,在三次通告中,却不断有人失踪。本案的关键证人 “客人”同那两位服务员一样“时有时无”。这些变化根本目的谁都看得出来:是把一个小孩都知道的正当抗暴行为搞成故意杀人案。  
  二.给当事人套上“精神”问题。  
  前段时间,北大教授孙东东曾放言:“中国访民百分之九十九都有精神方面的疾病;高莺莺被权贵强暴跳楼而死下了是因精神病而致的结论;邓玉娇因“精神”问题而而杀人。从这三件事情中,我们可以发现,权贵们通过“正确的舆论导向”给受暴政迫害人套上精神病的帽子,由摸着石头过河,到现在成按经验惯例了。  
  不过我们还是要就是论事,未经专业医生诊断,警察是怎么确定邓有精神问题?我等刁民可以乱说,但官方能乱说吗?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邓有精神问题,官方怎么能随便发表自己的臆测?凑巧,我对精神方面的毛病知道点。据我所知,神经症和精神病是不同的,其区别在于生活自理能力和判断能力,神经症具备生活能力而精神病没有。忧郁症是神经症范畴是有自知力的,即具备判断是非的能力,和我们一样不会无缘无故的杀人;抑郁症是精神病范畴,即使失去判断能力,病人们也是以自杀为主,很少有杀别人的范例。权贵们无知故意混淆视听,引导着人把邓玉娇想像成其他精神病患,自以为平民会相信,这是种精神不正常、严重的自淫现象,只会引来外人和精神工作者的嘲笑。  
  三,控制舆论,封杀真相。  
  权贵们作恶事件,舆论总会被控制或者封杀,按惯例,邓玉娇案该被封杀了。从吴保全案到红钻帝国案再到警察进京抓记者案等等案子来看,说不定哪个网友会因此被逮捕。  
  现在,网上邓玉娇案的信息都被删除了,报纸、电视上也很少看得到了。我们只好经过出口转内销的途径了解本案相关信息了。  
  海外媒体披露高层“领导拍板”,正式逮捕邓玉娇,“不能轻易放掉她”,并要求地方警察“用精神说服的办法让她配合”、“出来认罪”,以“平息民愤”;随后5月22日,中国国新办网络局给各大新闻网站发紧急通知,要求对邓玉娇案的报导“尽快降温”, 对该案报导网络转载进行限制。通知要求,“相关专题和稿件,不放首页和新闻中心要闻区”,“作为一般新闻淡化处理”,同时,要“严格规范新闻来源,不转发规定范围外的稿件”。并对“新闻跟帖要实行总量控制,严格实行先审后发”。   
  《中国日报》5月26日版在其第四页(Page4)还刊登了邓玉娇控告另一个淫官黄德智强奸罪,并要求警方逮捕他。此消息于25日被披露,被广州日报等地方媒体刊登,但是网上电子报被陆续删除。  
  我们看一下这则消息,就知道我们还能幻想希望呼吁什么:消息透露(有人问过权贵们这些消息是否属实,他们沉默以对),一个由部长孟建柱从上海带来的副局长的发言为整个工作组作最后决定定了调子。该副局长说:“要按法律办事,要讲证据,有什么值得担心的?现在所有的证据都很清楚,也掌握在我们手里,你们怕什么?谁能够证明被害者是要强奸那个女子?当时只有四位在场,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一位妓女,而不相信两位我们自己的同志(没有杀死的两位)?” 该副局长传达部长的话说,“这样的事,希望我们公安部门今后反应快一点,网民不讲理,我们就不和他们讲理,人在我们手里,证据在我们手里,大家不用看互联网民意办案。该抓就抓,该杀就杀。上海杀了杨佳,有什么问题?中央很支持,不杀,今后谁还敢当公安?”  
  在这样的时代,让我们重新温习下鲁迅先生的话吧!  
  在自然界里也这样,鹰的捕雀,不声不响的是鹰,吱吱叫喊的是雀;猫的捕鼠,不声不响的是猫,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结果,还是只会开口的被不开口的吃掉。  
  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  
  例如人们打官司,失败的方面到了分发冤单的时候,对手就知道他没有力量再打官司,事情已经了结了;所以叫苦鸣不平等于喊冤,压迫者对此倒觉得放心。有些民族因为叫苦无用,连苦也不叫了,他们便成为沉默的民族,渐渐更加衰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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