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革失败问题的反思（二）

关于文革失败问题的反思（二）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失败了，关于文革的失败问题，我们应当认真，深刻的进行反思。文革的失败，除了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原因外，我们造反派自己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有些什么样的错误？我们应当从这场运动的失败中总结一个什么样的经验教育训？这一切都是我们反思的重要内容。文革失败的经验教训是很多的，这些经验教训，是广大人民群众用自己的宝贵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些经验和教训是深刻的，这一切都是我们都应当认真研究的问题。造反派在文革中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既有外在的原因，也有内在原因。外在原因和客观原因已在上次已经提到，我们现在讨论的重点是造反派失败的主观原因和内在原因，就是造反派自己在政治上，在政策和策略上所犯下的许多严重的错误。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政策和策略上的错误最终导致了文革的失败。　　

1，关于四大问题的几个问题。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是革命群众在多年的党内外斗争中所创造的一种主要斗争方式。也是文革中广大人民的主要武器和斗争方式。我们今天的互联网，实质上就是文革中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现代版。它和四大不同的是，在网上发帖子是要经过版主审查的，有些被楼主认为有问题的帖子还可能还是要删帖的；而大字报是没有人审查，没有人删帖的网络。大字报全靠革命群众自觉的维护党的政策。不知那些反对文革的同志是不是也喜欢上网发帖？革命群众利用四大这个武器，揭发了许多当权派的腐败，丑恶行为，取得了很多伟大成绩。但是，我们仔细的想一下就突然发现，四大民主是很不全面的，对于一心一意要用四大来监督当权派的人民群众来说，甚至于是很危险的。四大只是讲了对当权派的监督权的问题。光有监督权，当权派们是不害怕的，他们害怕的是对他们的管理权，处分权，也就是任免权，选举权。当时，我县有一位当权派私下对人说，他们（指造反派）。说我是走资派，有什么要紧，我一点都不怕，他们又不能罢我的官，撤我的职；只要县委领导不说我是坏人，我就不怕，县委不撤我的职，我照样当我的官，决定权不在他们手中，有什么好怕的，他们说了也是白说。这位当权派的话，充分的说明了四大的无奈，这说明了最重要的是决定权，即官员的任用，选举，罢免权。如果这些当权派不接受人民的监督呢？或者说当权派要反过来打击报复监督者呢？那么人民就对他毫无办法。文革后，总设计师一个人，一句话，四大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就被轻轻松松的被禁止了，并被宣布为非法行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此却毫无办法。显然，光有监督权是没有用的。如果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后边再加上大选举，成为五大民主。那么，我们的权利就全面了，就有了保障，贪官污吏们就害怕了。光有监督权是不够的。既有监督权，又有罢免权，才是全面的，真正的人民民主权利。他们为什么要废除四大？因为有了四大人民群众就会随时随地揭发他们，他们的一切见不得人的勾当就会暴露出马脚，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就会随时随地被人民所识破。所以他们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取消四大，只有取消了四大，他们才能肆无忌惮复辟本主义。　　

2，斗则进的问题。当时提出斗则进的论点，我们说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个论点有着极大的片面性和极坏的破坏作用，他让大家只讲斗争不讲团结。斗争和团结原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革命斗争中，不管什么问题，只要是大方向一致，就应当团结起来，共同对敌。革命就是要团结全国大多数人民群众，可是他们只强调了斗争，结果是破坏了团结。在造反派队伍中，在斗则进理论的影响下，经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一句话不合吵了起来，在一些非原则性的问题，发生了无谓的斗争，结果斗来斗去，斗失了感情，破坏了革命队伍的团结。所以他们拼命的讲斗争，不讲团结。，它斗垮了队伍，斗散了人心，使得亲者痛，仇者快，使得造反派四面树敌。最后使得当权派有机可趁，给了当权派以反攻倒算的口实。当时所讲的派性，就是在这种斗争中所形成发展起来的。在这场派性斗争中，在斗则进理论的毒害下，造反派分为两派，他们互相挖墙脚，揭老底，结果两败俱伤，都被斗垮了。所以在最后的这场斗争中，显得毫无战斗力，被人轻轻一推就倒了，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我们工学组在刚开始成立的时侯，就围绕着斗争和团结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有意思的争论。有的同志说要进行斗争，以斗争求团结，鼓吹斗则进论；也有的同志认为现阶段应当加强团结，反对无谓的争论，应以团结为主。　　

3，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本应是对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上进行专政，对少数敌对势力的专政，而不是对俱体的个人进行专政。而造反派中的少数人，却把专政乱用，把它当成压制不同意见，打击同志的武器，成为对不同观点的专政，对自己的同志，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搞得人民群众人人自危，互相猜疑，人与人之间失去了起码的信任。正如林彪所说，人人相待，犹如豺狼。这种斗争，在当时，起到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作用。真正的走资派，坏人敌对分子，反而逍遥法外，得以蒙混过关。关于这一点，也就成了今天的右派们攻击文革的口实。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理论，严重的损害了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搞得人人自危，互相猜疑，全面专政的论点，对文革事业的危害性是具大的，所以文革的失败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文革，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失败的呢？，文革的失败应当从什么时候算起？我们认为，文革前后只不过两年，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应当从67年下半年，红卫兵组织的兴起，中央的关于工业厂矿开展文化大革的十条，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条，俗称的双十条的发布，工人，农民运动的全面开展开始；到全国性的，解散群众组织，大规模的‘大字报，大辩论，’的退出街头，工人回到车间，学生回校复课，斗，批，改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便结束了。以后落实131文件和131指示，实际上是对文革的清算，对造反派的镇压。文革运动前后只不过两年。　　

在落实131以后，虽然也有一些大字报上街，但是已经没有了工人的群众性组织了，只是一部分人民群众的行为，所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革了。把以后所有的事情都说成是文革，是不正确的。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会有一些人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有些不同行动，只要没有违法乱纪的行为，在现代社会。在民主和法制的社会里，这是很正常的事，在法律上是合法的。如果把这些人的反对意见也当成文革的话，那么今天有些群众的反对意见，广大网民在网上的言论，是不是也可以说成是文革运动。现在拿着文革这根大棒子打人的人，显然是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是文革遗风。这种说法是相当可笑的。131以后，党内外的斗争，实际上只是四人帮、帮四人和当权派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斗争，和文革无关，也和造反派无关。131以后，造反派基本上被打倒了。造反派被清除出了权力中心，各级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都回到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去了，权力重新被当权派所掌握。只有少数变得快，态度好，受到当权派支持的少数人被培养为接班人。但是，他们并没有当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当权派；还有少数态度恶劣的，或者说是顽固不化的造反派头头，被打成坏头头，以各种似是而非的罪名抓起来了。当时为了打倒造反派，他们使用了各种手法，手法之奇特，真可以说是无耻至极，闻所未闻。我们县当时有一位区委副书记，在落实131指示中，在镇压造反派的运动中，他创造性的发明了一个歪论，他说，落实１３１指示，清查造反派的办法，要使用丰富想象力，要有三然的想象力。什么是三然的想象力？三然的想象力，就是要想当然、知其然、所以然。他说，第一，要大胆的设想，想当然某某是坏人；第二，然后就到处调查他的材料，包括他的祖宗三代，这样就一定可以找出他的问题，这就是知其然；第三，通过调查，所以就知道，他为什么要要造反了，这就是所以然。有了这三然，就能够知道这个造反派的底细，所以就知道了这个人的造反的动机了，就知道他为什么要造反了，就达到了把这个造反派抓出来的目的了。这位区委书记的三然论，这个明目张胆的唯心主义的大毒草，竟然一时间被县里的当权派捧为落实131指示的经典，被当作落实１３１指示的先进经验在全县范围内，在各单位，各公社，各厂矿，大力宣传推广。这位区委书记到处作报告，当时那位区委书记是红得发紫。宣传他的那一套唯心主义的“三然论”一时间全县被闹的乌烟瘴气，大批的无辜群众，被想当然地成为了坏人。有些胆小的群众，被迫自杀，有一位孤儿出身的人，一个提浆糊桶的群众，被逼无奈自杀，见此惨剧，我不由得伤心的落下眼泪。当时，搞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三然论在我县范围内，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当时，造反派的派性，却实被打倒了；可是，当权派的派性却发展了起来，如我们县，原县委书记和一位县委副书记平时不和睦，而这位县委副书记的年龄、文化知识、工作能力都明显强于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在先站出来后，便千方百计的阻止那位县委副书记站出来。当时，造反派对这位付书记比较有好感，主张将这位县委付书记解放出来，可是那位县委书记死活都不同意，他私下放言说，他（指那位县委副书记）要是能站出来，我这个县委书记就不当了。这位县委书并私下找造反派头头谈话，动员造反派不要为这位县委付书记翻案。因为这位县委书记的阻挠，那位副书记始终在我县不能站出来工作。后来，地委领导只有将那位副书记调走了事。后来，那位县委副书记反而被提拔为地委书记，那位县委书记反而成了副书记的下属，地区副专员。此事在当地群众被作为笑谈。　　

华国锋发动了一个所谓的拨乱反正运动。现在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国的一切丑恶现象，一切特权，腐败现象，一切黄，赌，毒，都是从这个所谓的拨乱反正运动开始的。他们的拨乱反正就是要将毛主席确立的，一切好的制度，好的作风，好的传统，干干静静，完全彻底的反正过来。具体的来说，他们做了两件事：　　

一，抛出小节论。什么是小节，除了文革的站队问题外，其他的都是小节，例如，我县有几个干部因为作风部问题，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受到处分，被开除党籍，这事发生在文革以前，本和文革无关。可是他们说，这样的问题都是小节，看一个人，一个干部，要看他的大节，所谓大节就是他对文革的态度，所以他们为这个干部平反了，恢复了党籍，恢复职务。我们厂有一个工人，平时喜欢小偷小摸，他将我厂的劳动工具，如板手，锄头等，零零星星的偷回家。在拨乱反正运动中，工作组的领导动员他将公物送回家，他将偷去的工具装了一板车送回厂里，工作组说他这是公物回家，他的大节好，用人要看大节，要不拘小节。结果，此人被树为先进典型，号召全厂职工向他学习，并入了党，提了干，当了付局长。一个小偷居然成为领导的红人，要大家向他学习，受到如此重用，此事，一时在我厂内传为笑谈。　　

2，反对绝对平均主义论。他们说，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领导干部为革命作出了很多贡献，应当受到优待。那些要求领导干部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制度，给干部记工分，在工厂内，八级工资制，按工龄分工资的等等制度作法。都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具体表现，都要批判。第一步，在那一年的春节，他们先是悄悄的给各级干部分了几斤食作油，几斤花生等物资。试探了一下群众的反映。接着又将医院的部份疒房改为干部病房，专门留给干部使用。于是不久，一整套官僚主义的特权制度就迅速的建立起来了。随着这套官僚特权制度的建立，工人，农民的社会地位就立即相应的降了下来。小节论，反对绝对平均主义论，就成了一切特权思想，官僚主义，贪污，腐化，堕落，黄，赌，毒，社会两极分化的理论基础，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今天邓大贵们敢于胡作用非为，就是因为有了这一理论基础。　　

拨乱反正运动，实际上是拨正反乱运动。它彻底的颠覆了人们的道德观念，颠覆 了人们的价值观。看看今天社会上的现象，我们就知道这种理论的错误，对社会的危害性了有多大了。　　

文革失败后，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中国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取得了空前的一致。就象竞赛一样，互相比着妖魔化文革。中国和美国历来是一对冤家对头，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一直到文革失败，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可是这一次，双方的口径却完全一致，就象是一个声音一样。真正是做到了，凡是中国反对的美国就反对，凡是中国拥护的美国就拥护。双方好象竞赛一样，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着文革。他们好象高兴得发抖。本来，文革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和美国人并没有什么关系。不知美国人也为何这样的仇恨文革？美国是中国的冤家对头，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对于中国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国人每取得任何一种成绩，科技成果。美国都要品头论足的反对一气。他们不断的鼓吹中国威胁论，他们长时期将中国列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他们处心积虑的拉拢我国周边的国家，煽风点火，他们以人权为借口，指手划脚，明目张胆的，粗暴的干涉中国内政。破坏我国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破坏中国和邻邦的睦邻友好关系。他们在中国的周边建立军事基地，对中国进行遏制。他们还刺探、盗窃中国的国家机密，他们是唯恐中国的天下不乱。中国的外逃贪官、刑事罪犯、叛国犯等一切敌对分子和敌对势力，都成了美国的好宝贝，称他们是政治难民，给他们发放绿卡，把他们全部的都保起来，养起来。在世界上，任何一件反华事件似乎都可以发现躲在幕后操纵的美国黑手。尤其可恶的是，美国极力拉拢台湾，向台湾出售大量先进武器，煽动台独。破坏中国的统一。是可忍，孰不可忍。可是，这一次，中国和美国的观点却没有任何分歧，达到了完全的，彻头彻尾的一致。一唱一和，紧紧跟随，唯恐态度不坚决，唯恐跟得不紧。套用时下流行的说法，就是和共产党员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咱们大耳朵百姓不知道的是，这件事，不知是美国和中国保持一致，还是中国和美国保持一致。文革时，美国将中国视为洪水猛兽，那个自称是不代表美国政府立场的“美国之音”大力的对中国进行丑化。1977年，中国开始对文革进行反攻倒算，美国马上兴高采烈的，情不自禁的，立即跳了起来大声叫好。自称是站在中立立场的《美国之音》说，这是中国健康力量的胜利。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各种媒体上大肆的声讨、攻击文革。对文革进行肆意攻击，大力丑化，妖魔化。有些人，将那些似是而非，含糊不清的，捕风捉影的所谓问题，以小道消息的方式透露给外国媒体，美国媒体趁势炒作，煞有介事的大势宣传、报导。然后，又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将这些文章通过参考消息这样的渠道，引进国内，用以证明清理文革做法的政确性和必要性。那时候，咱们大耳朵百姓不敢收听美国之音的高论。当然，也没有收听美国之音工具--收音机。当时，只有从中国的半公开发行的内部刊物“参考消息”里看到整版整版转载的，丑化文革的文章。美国人批判文革似乎显得热心过度，使人感到混身不自在，不由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美国的如此热心过度，不由得我们这些大耳朵百姓怀疑起美国人的动机来。美国之音一直到文革30年以后的现在，还做了一个专题节目，叫什么“文革年30年”的专题节目，邀请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那一部分人座谈，继续对文革的攻击。今天，我们不谈文革的对错功过问题，只是对美国对文革的神经质的深恶痛绝和美国对中国的保持高度一致感到不解，这是和美国对中国的一贯政策相违背的。这和美国平常对待中国的态度判若两人。本来，文革是中国国内的事，与美国无关。可是，那一次，不知是动了美国人的那根神经，让美国人是那样的高兴，那样的兴高采烈，那样的兴奋。这件事，不由得使我们感到怀疑，是不是当时的做法顺了美国人的心？是不是文革击中了美国政府的要害？毛主席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不是坏事。文革受到美国政府的如此反对，究竟是坏事还是好事？这件事让我们这些愚昧无知的大耳朵百姓百思不得其解。如果中美两国在其他问题，如伊朗问题，人权问题、民主问题、台湾问题等，都能象对待文革一样，保持高度的一致，那么中美两国岂不成了好朋友。那么台湾问题岂不早就解决了。　　

为什么有那么一些人对文革这样的仇恨？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的丑化文革？原先我们并不知道；现在，经过三十多年来的事实，我们终于明白了，这些人的目的是要通过否定文革，一步步的否定毛主席，，否定 共产党的领导，最后达到搞他们的颜色革命，建立一个由他们这些少数富人掌控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广大工人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资本主义国家。毛主席说，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二是文化大革命。过去，我们对句话不了解，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现在经过右派们这么多年的丑恶表演，我们终于知道了这句话的伟大意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右派们所说的是争权夺利的斗争，而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主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中国向何处去的斗争，是广大工人，农民是当主人还是当奴隶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