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对中国的伤害

犹太人对中国的伤害　　

贸易活动是近代上海犹太人开展最早的经济活动，其中鸦片贸易是其最主要的内容。众所周知，鸦片贸易是一种利市百倍的生意，具有敏锐商业投机眼光的犹太商人自然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早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鸦片走私已经成为英美等国商人对华进出口贸易的中心内容。总部设在印度孟买的英籍犹商沙逊家族也参与其中，谋取暴利。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尽管《南京条约》并未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但由于租界和外国势力的掩护，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的鸦片走私公然盛行。沙逊家族于是在上海设立分行，作为从事在华鸦片走私的中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作为“洋药”获得了合法贸易地位，每箱鸦片在通商口岸交纳三十两进口税后，即可通行无阻。[1]沙逊家族因此加大了对华鸦片贸易的力度，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末，沙逊家族对华鸦片贸易额已占总量的20％，仅落后于英国怡和洋行。[2]1872年后，沙逊家族除了老沙逊洋行继续在上海从事鸦片贸易外，由已故大卫·沙逊的次子伊利亚斯·沙逊自立门户创立的新沙逊洋行也在上海设立分行，积极开拓对华贸易，特别是鸦片买卖业务。由于新沙逊洋行将经营的重心放在上海和整个远东地区，因此经过三代人的苦心经营，逐渐后来居上，超过了老沙逊洋行，成为近代上海史上显赫一时的巨商大贾。新沙逊洋行在鸦片贸易方面，充分利用其总部在孟买，无须象怡和、颠地（宝顺）等洋行那样通过中间商代理，而直接到产地廉价收购的低成本优势，并运用现代化的轮船运输，使得其对华鸦片贸易额急剧增长。到1873年，沙逊家族由此一举成为上海最大的鸦片商[3]。到本世纪初，有帐可查的与新沙逊洋行保持经常批发代销关系的上海鸦片商号有安和(Anwoo)等50多家。新老沙逊洋行每年进口的鸦片数量平均达5，000多箱。有人估计从1840到1914年，沙逊家族通过鸦片获得的利润高达140，593，780两，平均每年利润也接近二百万两。　　

   另一个积极从事鸦片贸易的犹太商人就是异军突起的哈同。哈同1873年来沪，先在老沙逊洋行工作，后转入新沙逊洋行任职。凭借其勤勉的工作和灵活的头脑，哈同逐渐积累了一些资本，开始从事贸易等经商活动，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业务就是贩卖鸦片。早在1885年，他就与老沙逊洋行一起在上海开设了“洋药公所”，即鸦片贸易所。在“洋药公所”成立约20年间共成交40多万箱鸦片，平均每年2万箱，哈同和老沙逊洋行各半。1901年哈同洋行成立后，更是积极经营鸦片贸易。虽然在中国各界人士迫切要求禁烟的呼吁下，清政府于1906年颁布了“以十年为限，内外鸦片一律禁绝”的诏书，1908年，英国政府也与清政府签订了试办禁烟协约。但哈同以投机家的眼光，认定这场禁烟运动不过是虚张声势，财政状况捉襟见肘的清政府必然会推行“寓禁于征”的政策，以解决政府的财源。因此，哈同不仅将自己拥有的1万箱鸦片压住不动，而且还利用鸦片商纷纷抛售，鸦片价格急剧下降之际，低价购入大量鸦片囤积。果然不出哈同的预料，在列强的干扰下，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不久就不了了之，而市场上的鸦片价格因货物奇缺而在一周内飚升了30％，哈同也因此获得了暴利。其它一些著名上海塞法迪犹商，如亚伯拉罕家族、埃兹拉家族等也参与了鸦片贸易。香港犹太问题专家魏白蒂就指出：“亚伯拉罕家族的男子是带头从事当时包括鸦片在内的典型商业贸易的商人。”　　

   尽管清政府的禁烟令时断时续，但是中国的禁烟运动必竟对鸦片贸易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虽然在租界当局的庇护下，控制着上海鸦片贸易的沙逊家族通过操纵鸦片价格，以弥补因贸易额下降造成的损失，仍能保持高额利润。如租界内的鸦片价格由1908年前每箱700两上升至1915年11月的每箱9，012两，达到最高峰。[6]但到20年代后，鸦片贸易日趋衰退，上海犹商逐渐退出了鸦片贸易，并利用其通过鸦片贸易获得的巨额利润改而从事其它经营。　　

   犹太人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投机性较强的金融、贸易和房地产方面，对工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明显不足，这一方面是犹太民族经商传统和自卫特点使然，但同时也反映出犹太人在上海经济活动方面的掠夺性特征。这对近代上海经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如犹太人的房地产经营虽然对近代上海土地资源的开发带来了现代化的观念和手段，促进了上海城市的繁荣，但频繁交易中形成的悬殊的地价等级也导致近代上海房地产价格的暴涨和城市面貌的畸形发展。又如犹太人在资本市场的大量投机活动造成上海外汇、证券市场的剧烈波动。1938年以后，上海外股市场在沙逊、海亦姆、马登、麦边这样一个以犹商为主的集团操纵下，利用中国人的崇外心理，将外股作为主要投机筹码，兴风作浪，使很多中国人遭到严重的损失。沙逊家族在这场活动中，操纵股票市场，哄抬价格，是交易所里兴风作浪的主要参与和幕后策划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