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笔记

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　　

（一九三七年七月）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主要是指机械唯物论。机械唯物论是唯物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种形式。它企图用力学的观点和定律去解释一切自然现象，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不同性质的过程和现象（化学的、生物的、心理的等等）都看成是机械运动的结果。它的早期代表人物是德谟克利特，十八世纪是它的极盛时期，杰出的代表人物是霍布斯、笛卡尔、斯宾诺莎。由于机械唯物论是用力学的观点认识事物，因而不可避免地会滑到寻找所谓“第一推动力”的唯心主义的方向]离开人的社会性，[所谓社会性，简单说，就是群体性。任何人都不能脱离他人(社会)单独活动和生存，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与他人（首先是自己的父母）发生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从两个方向延伸，一个是纵向：主要是以家庭为中心的血缘关系；另一个是横向：主要以人在社会的生产和产品分配中所占据的地位为中心而形成的生产关系。后者是最主要的和最本质的。而且，血缘关系说到底，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因此可以认为，人的社会关系就是生产关系。人不仅在物质世界中生活，而且在以生产关系为中心的种种社会关系中生活，而且，每个人一出生就处于一个业已存在着的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这种状况，是任何人自己都无法事先选择的]离开人的历史发展，[人的历史发展就是人的社会性的延续，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人的生产关系的发展。人的历史，就是人的社会性的历史]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人的社会关系矛盾的激烈和集中的表现形式，但不是唯一的表现形式]的依赖关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人类的生产活动分为两大类：一是生产自身，即自我繁殖；二是生产满足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是物质活动，是物质运动的过程，都符合和服从自然界的物质运动的规律,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但不是唯一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这些活动也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其中也包括人的认识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认识活动，也是人类的实践活动的一种]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德意志意识形态》）生产活动是人类一切其他活动的前提，不仅因为它是人类生存（或者说存在）和延续的最基本的和最必要的条件，而且还因为人类的其他活动，实际上都是因着生产活动本身的需要而由生产活动派生出来的，是生产活动的异化。因此，它们与生产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是为生产活动服务的]人的认识，主要地[不是唯一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最初是被动的、不自觉的，它不仅是人类的认识活动的起源，而且是人类的认识活动（尤其是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活动）不断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参照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人的认识主要是两个方面：认识自然界，认识自己]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这只是就人类认识的总体来说是正确的。因为认识本身也是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原始公社制社会]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协力就是合作。有合作，就有分工；有分工，也就一定有合作。分工合作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生产中的分工与合作产生生产关系。最初的分工是天然形成的，是人类生产自身的分工，也就是人类生殖的分工，男女之间的分工。男女之间的这种分工，是天然合理的，但却是不平等的。在生殖这个最基本的生产活动过程之中，男人和女人分别承担了不同的义务，因而，他们也就理应分别享受与之相应的不同的权利。而迄今为止，事实远不是如此，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生殖这个基本的生产过程被人为地掩盖了它的生产活动的实质，而从属于满足人类物质需要的那个生产活动。男女之间的这种分工关系，是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生产关系，而且注定要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全过程。以往人们在研究生产关系的时候，常常忽略这一点]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这个时期，人们的生产关系（包括男女之间的关系）是纯自然性质的，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说，也是完全平等的]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到目前为止，人类所经历的阶级社会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所有这些社会阶段之间，并没有象不同的房间那样，有一道道的门截然分开，而是互相渗透着的。我们常可以从前一阶段的社会中，找到后一阶段社会的萌芽；也常常可以在后一阶段的社会身上，看到前一阶段社会返照的回光]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时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分工关系，已不再是天然形成的了，而是由社会的环境状况预先造就成的]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也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动力]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这是因为人们之间的阶级斗争，说到底,是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之争，是人们之间为了各自的生存需要而进行的斗争。阶级斗争产生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争夺维系人的生存所必需的物质产品，是社会对于这些产品的分配的不公平（所谓不公平是指社会中一部分人得不到生存所需要的最少的物质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阶级斗争和生产活动在人类的总的社会活动中，占据同等重要的地位，因而它也就必然会对于人的包括认识活动在内的一切其他活动产生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也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去认识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和自己]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也就是各种认识，各种思维方法，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是人们对同一个世界会有各种不同认识的基本原因之一]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二个基本观点。是辩证法在认识论上的具体体现。辩证法认为，人类就其总体而言，其认识世界的能力是无限的。对于具体的个人而言，其认识世界的能力，则是极其有限的。而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能力的无限性，恰恰是寓于非常有限的具体个人的认识能力之中]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此曾有十分经典的论述：“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内，受剥削的阶级（他们在人数上总是占大多数）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社会以及自身的根本原因。当然，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由于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某种必然性造成的]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主要是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生产力相对地不够发展，因而人们之间和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也不够发展]限制了人们[也包括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也只是相对于在此之前的人的认识而言的]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可以称之为科学，很大程度上是在于它承认自己只不过是人类认识的无限过程中的一个具体的有限过程]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应当指出，实践仅仅是检验人们的认识是否符合真理的标准，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是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物质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而也是不可能被检验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三个基本观点]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但是一定要注意与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等区别开来]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哲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的阶级性，是长期以来困扰着社会科学工作者们的一个误区。社会科学和阶级斗争一样，都是人类生产活动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它本身只是人们进行生产活动和阶级斗争的一个有力的工具，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任何阶级，只要是阶级，无论它在历史上是如何的进步，它都只是历史的产物，也就不可避免地有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无产阶级也不例外。辩证唯物论本身并非首先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首先是人类历史活动（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而其中主要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辩证唯物论的理论所创立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的学说，但不应当因此将它们与同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论相混淆。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是无产阶级所特有的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工具，是造成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重要的理论失误和思想根源之一]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实践性是一切真正的科学理论（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共同特性]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这个社会实践的结果是会有反复的，而且很可能需要十分漫长的时间和曲折的过程]如何而定。真理[应当读作“人的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毛泽东在这里没有再强调“阶级的观点”了。值得我们加以注意]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不是第二的]和基本的观点。　　

然而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这只要看一看认识的发展过程就会明了的。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感性阶段并不是感觉]就是感觉[视觉、听觉、味觉和触觉，这是大部份动物都有的功能。但是人的感觉和动物不同。人的感觉不是纯生理的（也可以说是纯化学和纯物理的）的反应，人的感觉从一开始就和思维联系在一起，感觉产生印象，而印象本身就已经是抽象的、概念的东西了]和印象 [又称为“映象”。列宁说：“对象、物、物体是在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着的，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印象或者映象当然不只是人类才有，某些动物也具有这种功能，不过在性质上同人类是有所不同的罢了]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觉，[人的感觉和动物的感觉不同，人所感觉到的事物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印象（尽管是片面的、外部联系的）已经是“概念”了，也就是说，人对外界事物的反映并不如同动物那样是纯动物性的生理反应]在他们的脑子中生起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在认识的第一个阶段，也即感性的阶段，其实就已经形成了“概念”，“概念”并不是只在理性认识阶段才产生的，由此可见，“经验”实际上也是“概念”的东西。经验和感觉不同，经验本身已经是人的认识的一个飞跃，只不过还不够深刻而已]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这个例子恰好说明“认识”是有其自身的特有的规律，这个规律即是“逻辑”]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是感觉和印象反复多次的结果。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外界的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的过程，就是一个反复刺激人的大脑细胞的过程。这种刺激在人脑中留下痕迹，人的大脑具有记忆的功能，新形成的刺激和已经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原有的记忆，交织在一起，经过整理便形成概念。这个概念也会刺激人的大脑，并在人的大脑之中留下痕迹，变成记忆储存起来。这是一个迄今我们还不了解的十分复杂的生理过程。但是，“感觉和印象”的多次反复，并不应当看成是产生概念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概念的形成，同人脑中的物理（也许还有化学）构成有直接的关系，同人脑中原有的概念（或认识）的积累有更为直接的密切关系。感觉和印象的反复多次，实际上已是人脑中的物质运动的过程了]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是不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是要因人而异的。“异”在何处呢？就在于人们在开始这个新的认识过程之前的时候，在各自的大脑中原有的记忆痕迹各“异”。因此，当新的外界刺激进入大脑并与原有的记忆进行组合的时候，也就必然会出现各“异”的结果。而且，这个已经形成的“概念”是否一定就是事物的本质，还不能因为形成了概念就可以确定]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从数量上说，“概念”一定是要大大地少于“感觉”]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感觉一定是物质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概念则不是。印象其实就已经是具备概念的基本的和一般的特性的东西了，只不过还比较粗糙而已。印象相互作用的结果，就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概念]循此渐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判断和推理完全是概念运动的过程，而不存在外界物质的直接和实际的刺激，它有自身的特定的规律]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论理”不是实践的本身，而是实践或实际存在，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逻辑着的规律在人的大脑中的反映，通常叫做“逻辑”，是属于理性的范畴]的结论来。[是否真的“合乎论理”，还要取决于判断和推理的过程，即概念运动的过程是否合乎“论理”。判断和推理的过程，也就是概念运动的过程，有它自身的规律，这个规律同物质的运动规律是属于两个范畴的东西，它们之间有联系，但决不能等同起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感性的材料]加上他们“想一想”[判断和推理]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要作出这样的判断，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他（他们）基本上不对共产党抱偏见；否则，就会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继续进行推理]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的话，[同样是需要有前提的]那末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比较，究竟哪一个更重要，不应当简单地一概而论]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思维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界的最主要和最本质的区别之一]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也就是事物的内部构成方式或内部结构]了解它的规律性，[事物内部矛盾的运动的规律]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也就是事物内部的这一矛盾运动的规律同那一矛盾运动的规律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是更为重要的]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是否能够真正从感性的认识进步到论理的认识或理性的认识，还需要很多条件，不是随便什么人或者随便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实现的。而实现理论的或理性的认识，才最终将人类与生物界真正分离开来]　　

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应当说很少有人从理论上用明晰的文字作过这样的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的两个认识阶段，只是在人的认识过程中前后衔接着的，而不应当分为高级或低级]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 [它们之间没有截然的界限]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在实际的认识的运动过程中，感性和理性二者之间又是相互渗透、相互交织的，我们不大可能从某一个具体的部位或者是某一个具体的时间将它们区分开来]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这个结论过于武断了，并且同作者在后面谈到的间接知识和直接知识的说法相抵触]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这种说法就比较贴切]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那么，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学说呢？马克思、列宁，包括毛泽东在内，也都不可能预见他们身后的事情。但是他们的理论也绝不会是“短命”的。毛泽东在1930年就写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话：“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他们的基本思想和理论，对于后人来说，可能才刚刚开始享用，而且会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享用不尽]只有列宁、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天才是什么？]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力而已。[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对“秀才”、“知识里手”抱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蔑视心理，在他的许多文章和讲话中都可以找到，而且越到后期，越是明显。这可能是他早年辍学的“遗憾”所造成的逆反心态，也是他实际事业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顶点而造成的心理反差的表现。“高处不胜寒”，这究竟是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悲哀，这里暂且不论，但他的这种心态，是造成近几十年中国知识分子悲剧的原因之一，是可以确定的。当然，毛泽东的这种心态，除了个人的因素之外，还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大环境和中国革命队伍的主要组成成份有着更为重要的关系。这是需要另外用专门的题目去进行研究和探讨的，对于正确地认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将会是极有帮助的]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虚的态度。[这是对所有人都有益的谆谆告诫，可惜，毛泽东自己后来却没能（至少没有全部）做到]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用什么标准来判断呢？毛泽东后来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而且他始终偏爱用古人的例子来教育今人，当然，他这样做，不无道理，也不无成功之处。不过，“过犹不及”，这也是造成他晚年悲剧的原因之一]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知识里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为了明了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认识的逐渐深化的运动，下面再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　　

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因为这个时候，资本主义本身也还不够发展，不够成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也同样不够发展，不够成熟。另一方面，当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还都面临着共同的敌人——封建阶级的统治，相对于封建阶级的统治而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还不是最主要和最严重的。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反抗还是沿用反抗封建阶级的手段]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也就是不自由的阶级]的阶级”。[事实上，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也还只是“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这经验也包括他们处在“自在阶级”阶段时的斗争经验，既有感性的，也有理性的]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的帮助下推翻了封建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同时他们也就继承了封建阶级的成熟的国家机器和成熟的统治经验，而无产阶级则必须重新学习如何在已经完全变化了的生产条件下生存和争取生存，因此，他们从“自在的阶级”转化为“自为的阶级”就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接受教育的过程，这个教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自身的实际斗争的经验的不断积累，另一个则要依靠从资产阶级营垒中分化出来的“急进派”们在理论上的指导。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后者的代表，而备受马克思和恩格斯赞誉的工人理论家狄慈根则是前者的杰出代表]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事实上，太平天国并不是笼统地排外。洪秀全在创建太平天国之前，就是采用“上帝教”来团结他的信徒，并领导了金田起义，建立了太平军。这个“上帝教”就是洪秀全从外国（西方）传教士那里搬来的。]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因为从那个时期起，“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的先进的知识分子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是一个长期受着封建统治的古老国家，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封建的士大夫阶层，另一类则是接受了西方新的科学技术同时也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教育的维新分子，他们在感情上与西方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割不断的联系，而在当时以及以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无产阶级力量十分薄弱，不仅因为人数很少，而更主要的是由于中国的无产阶级诞生得也比较晚（虽然它比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出生得要稍微早些），它是由处于已经逐渐成熟时期的西方资产阶级直接在中国的农民之中所造就的，它还来不及和农民相脱离。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在一开始的时候，中国的无产阶级事实上还只不过是农民的一部分。因此中国革命的责任就不可避免地在实际上落到农民阶级的肩上，中国革命的性质，实际上也是反封建的。担当领导责任的实际上也主要是从封建阶级分化出来的先进的知识分子。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必然要走和西方革命的不同道路]　　

我们再来看战争。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例如我们过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们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而且败仗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于这些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贯穿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不同的人处在同一战争之中，并经历了同样的战争经验之后，他们会对于战争的规律性产生很不同的认识。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人的正确认识并不是唯一地取决于经验]此时，如果改换一个无经验的人去指导，又会要在吃了一些败仗之后（有了经验之后）才能理会战争的正确的规律。[指导或者指挥战争的经验（其他事情也是一样），其实并不一定完全要从自己本身的经验中去获得，从前人或其他人的经验中（包括书本）也是可以得到的。当然，这并不是排斥自己本身去直接获得经验。从根本上说，自己本身所获得的经验，比前人或他人（包括书本）的经验更直接、更准确，因而也就更重要]　　

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也就是将别人的直接或间接的经验传授给他，而且这些经验也应该大体上不是主观的和片面的，否则，就可能造成相反的结果]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如果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中经过了一个时期，他有了这项工作的经验了，[同时，他也就有可能去修订别人的直接或间接的经验。因为，他的工作的环境和条件，同别人取得经验的那个时期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了]而他又是一个肯虚心体察情况的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他就能够自己做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毛泽东在这里所批评的大约主要就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们，很可能也还隐含着对共产国际的不满。在毛泽东看来，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是最大的。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十分痛恨教条主义。究其原因，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上，毛泽东本人一直受着教条主义者们的压迫，几经沉浮，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历”方面，毛泽东远比教条主义者们差得多，而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其指导思想的政党的领袖，“学历”，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十分自信（甚至有些自负）同时又十分自尊的毛泽东，显然不能原谅教条主义者们对他（当然还有和他大体一致的同志）的伤害。客观上，中国虽然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但是由于经济落后和许多历史的现实的原因，中国有崇拜书本也崇拜读书人的传统，对于那些没有文化的大多数体力劳动者们来说，尤其如此。读书人是“劳心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中国是千古不移的真理。毛泽东出身于“劳力者”的家庭，早年的经历（特别是他母亲的品格对他的感染）铭心刻骨，铸就了他性格的基本骨架，他一生都是站在“劳力者”们一边的。传统的心理压迫，也造成了毛泽东对书本的矛盾心态和对教条主义的极度仇恨]　　

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物，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怎样才算“十分丰富”呢？这是一个很难、有时甚至是无法界定的问题]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感觉都是“合于实际”的，只是不见得是合于事物的本质]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有了“十分丰富”和“合于实际”的感觉的材料还不够，还必须有科学的正确的思维方法，否则，也是不可能“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的]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感觉的经验是完全靠得住的。感觉的经验和感性的认识是否靠得住，也还必须需要理性认识的帮助，也就是说，感觉的经验和感性的认识，只有上升为理性的认识以后，才能确定它们是否是靠得住的]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实践是认识的开端。只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感觉的经验是第一的东西]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容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朴素的阶级感情”是不能代替科学的认识的。毛泽东一生都教诲他的工农追随者们，要认真读书，要向理论方面发展，其用心良苦，在古今中外的领袖中间，是十分罕见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实践，而绝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这一点是应当特别加以强调的]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道路。[显然，毛泽东对经验主义（所谓“庸俗的事务主义家”）和教条主义的态度有相当的差异]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无论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其实都是人类在其总的认识过程中的必经的一个过程，在它们产生和存在的那个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还是正确的。否则，它们就不会被人们所接受。对于这些认识方法的认识，应当有一个历史的态度]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认识）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过程（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的认识）也是如此。　　

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而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这个意思。由于当前的世界是分裂为阶级的（无论将来的世界会是个什么样子的），而每个不同的阶级都要按照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也就是说，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因此，人们不仅由于身处不同的阶级而会  有对于客观世界的不同认识，同时，也必然会由此而生成不同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更进一步，会形成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衡量认识是否合于自己的实践的正确的标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实际的需要而产生的。在这一点上，理论和实践之间也存在某种“供需关系”]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只能空谈而不实行的理论，其实是算不上好理论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这个实践实际上是在一定的理性认识（或者说是一定的理论）指导之下的实践活动了。在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中，完全不受理性认识和理论指导的实践活动，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飞跃。[这后一个飞跃更为重要，不仅对于人的实践活动，而且对于人的认识活动尤其是如此]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同时也包括人的认识的实践]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检验人的认识是否符合真理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这个“预想的目的”其实是思维的产物，是认识的结果。至于这个认识的结果，即“预想的目的”是否合理，是否合于实际（具有物质效用的实际），就是需要另外考虑的了]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人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永远只是相对的，诚如恩格斯所说： “真理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科学从知识的低级阶段上升到较高的阶段，越升越高，但是科学永远不会达到这样一点，即它在发现了某种所谓绝对真理以后，就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惊愕地袖手望着这个已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而外，再也无事可做了。”]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斯大林说得好：“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　　

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同一客观过程[实际上并不是同一客观过程，因为人是不可能两次站在同一条河流里]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都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然而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这后一个限制是最主要的]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而到了这个时候，实践（包括人们刚刚实现了预想的那个实践过程）又发生新的发展和变化了，因此，人们还要有新的预想或计划，否则还是会碰钉子的]但是不管怎样，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对于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　　

然而对于过程[整个人类的整个认识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任何一个人类的实践活动（无论是具体的，还是就人类实践的总体而言），都不会是仅仅由具有同一种理论认识的某一方面的人所单独参与的，因而实践活动的实际发生和运动，也就不可能只按照某一种理论所设想或所规定的方向发展。理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变化，是完全正常的，否则，才是不正常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如何认识这个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客观过程，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会有不同的认识，而究竟谁的认识是正确的，或者说，究竟谁的认识更合于实际，就是需要另外加以讨论的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极生动的例子]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毛泽东本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杰出而光辉的典范，他的不断革命的思想，是同他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完全一致的]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仅仅是怨恨车子走得太快，还不算什么。而如果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就会成为人们常说的反动派了。]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实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毛泽东在他的晚年犯了他自己在三十年前就已经指出并告诫全党的“左”的错误。在对于“左”右倾两种错误的态度上，毛泽东一生都是较为重视反右，而忽视反“左”，这是一个不容轻视的有趣的现象。原因究竟何在呢？值得我们深思。他的这种认识，其实源于他的超过一般人（包括和他共同奋斗了一生的绝大多数的战友们）的彻底的革命性，源于他对自身和周围世界的完美、和谐的境界的无休止的追求和渴望，他是中国最富传统的“中庸”思想的真正的叛逆者。他的错误，来源于他的伟大，他的卓尔不群。这不仅是他本人的不幸，更是中国人民的不幸，因为人民将为此付出几代人在黑暗中继续摸索的代价]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一切错误都直接来源于认识的错误。认识世界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人们其实是永远也不会达到绝对真理，仅仅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这是一个“绝对真理”]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这里历史的三个字十分重要，也十分贴切，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毛泽东在这里特别强调了认识的过程性，是完全正确的，一切事物（包括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都是一个过程。这个认识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和精髓]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以天下为己任，这是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就形成的理想，终其一生他都为之奋斗，并且付诸实践，从来也没有动摇过。毛泽东的执着，在中外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这个历史时节过去曾经有过，将来也一定会不止一次地出现。现在不就是正处在这样的历史时节吗？我们正在把曾经被毛泽东翻转过的中国，又翻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它们如同黑格尔曾经说过的那样，都是合理的。但是，合理的东西并不一定同时就是正确的，就是合于历史发展的规律的。当然，是否正确，是否合于历史发展的规律，不同的人——具有不同实践活动，或者在同一实践活动之中，却处于不同地位的人——是会有不同的答案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个人来说，其他任何人的认识活动，其实都是客观世界]地球上已经有一部分实行了这种改造，这就是苏联。他们还正在促进这种改造过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正在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着重谈的就是知行统一观，知统一于行。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从哲学的高度来看，我们所藉以生存的这个世界上，除了物质的运动，就是运动着的物质。意识不过是物质的产物，因为能够生成意识的人的大脑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正是物质的。从这个意义上，也仅仅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而且也必须承认世界是统一的，统一于它的物质性。但是一旦离开了这一点（事实上我们总是要必须离开这一点的），我们就会发现，世界其实是很不统一的，总是充满着矛盾，当然，知和行也不例外]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  人民出版社  1986年8月）　　



一九九五年十　二月二日　（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