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旗帜鲜明阵线分明方向正确目标准确

必须旗帜鲜明阵线分明方向正确目标准确　　

——评仲大军26日这次不能认同的讲座

对敢说“你错了！”那位小网友，喊“我支持！”不是我盲动，也不是我不理智，更不是目中无人。“应当让人把话讲完！”“应该尊重主讲人！”这都是我考虑再三的，所以我才没退场，我等着他讲完了在互动时交流。说实在的，我虽然气盛，但是自己有心脏病，早就改了许多，也不忘把“制怒”俩字挂在眼前。我是在制怒、忍耐的情况下听的讲座。我一再警告自己，不要要求别人都按你的思路讲，不要以自己的好恶衡量别人的是非，不要对不合意的观点发表意见。因为你自己的观点也不一定全符合别人的意愿和口味，何况这是个什么场合？别看都是听众，既然能来的都不是头脑简单没有追求没有思想和观点的人。你看在互动时间发问的朋友，他们提出的问题有的竟然比主讲人还准确，还犀利，还有水平。我认为到这里（也包括毛网）听讲座是绝好的学习机会。因此我是虚心的认真的并且恭恭敬敬地听的。我很佩服张宏良、韩德强这样高水平高品位高标准吸引人的主讲人，觉得听他们的讲座不仅受到了惊醒的教育，也是一种艺术享受。尤其听张宏良的讲座不仅有振聋发聩和令人深思或神思的感觉，还有听了一首好歌或好的乐曲的感觉，不腻不烦不够！你就是想挑剔都挑不出毛病，且不说是错误了。　　

到乌有之乡听讲座还有个吸引人的关键人物，那就是主持人郭松民。听他的欢迎词、开场白和讲座中的导语、发问，特别是看他的访谈视频，我觉得不次于央视“面对面”节目的主持人王志，他嘴皮子的溜道劲儿并不亚于央视名嘴白岩松，而他的阶级觉悟、政治嗅觉和爱国精神远远超过那个名嘴。他自己也写了些文章。我接触乌网时间不长，看他的文章不多，就看他对伤痕话剧《于无声处》的剖析我就觉得不简单！自从我听了　谢小庆　教授的讲座把我引到“中国语言文字”网上来后，无意中看见了征求意见的“新词550条”，其中就有郭松民的词条。中国人重名的太多，我怀疑是不是我认识的郭松民？我仔细地看了注释，是著名时评人，是跟范跑跑对垒的胜利者。我断定就是他，恍然间佩服有加了。他不仅如此，听说他的人际关系广泛，他掌握着用不完的“人才库”且不说，他有几近“呼之即来”的邀约能力和邀请对象。从主观到客观都能应付得体左右逢源应付自如，这可真的就不是常人所为了！所以我要发言也不能不只考虑主讲人这一头，还要考虑主持人的感觉。摆宴容易请客难，而让客人都满意难上难！高水平的橱艺师能不能送给客人可口的佳肴不只是他主观能力所为的，因此我不只是考虑对主讲人的尊重，也要考虑对主持人的尊重。于是我强制自己，必须等到主讲人把话说完。　　

可是主讲人越讲越不着调，我越听越失望。我不明白这位主讲人到底是要说什么？他刚走上台时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不错的。我不在乎他的身份、职位和头衔，因为我向来不迷信这个。鲁迅当年是什么身份什么职位，有什么头衔？所以我很少认真看名字前边的附加语。但是此时我还是起身去后边的告示板处看看，上面可见除了“中心主任”，还是社会评论家，又是政府顾问。我就担心他给政府顾问还得了？必须给予纠正。尤其听到小友们还报以掌声后我的使命感立刻上来了，我不能袖手旁观，不能沉默了，我一定得发言。否则就让他给误导了，那可是误人子弟呀！就在这时右面一位小友喊出了“你错了！”他立刻遭到主持人的制止，也遭到了部分听众的反对。面对这样的情势我仗义执言“拔刀相助”了：“我支持！”于是我就成了“不尊重主讲人”的人而遭到非议了。这在我的人生中真还是头一次。但是，我决不是不惜破坏自己的形象，捣乱会场。我是在爱护乌有之乡这个阵地的。我是在捍卫毛主席制定和坚持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维护我们们党的形象，在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我真没想到在乌有之乡的讲坛上居然听到这样不中听的声音和难以接受的言论。我没做笔记，也没有做记录的准备，我只好掏出用来在公交车上避免别人让座的报纸，匆忙地补记了如下的一些（不完全是原话）：“人民公社搞不下去了”、“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通了”、“马克思主义来自于乌托邦（意思是不是什么好东西）”、“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太理想化了”、毛泽东的思想教育是“脱离人性”的。人都是为私的，强制性让人们为公必然导致失败。还有国家企业有效率没效益，亏损倒闭是必然的；农业集体化产量低，“分田到户”立刻产量大增，人民公社解体也是应该的。他认为毛时代确实是冒进了，倒和退是理所当然的，问题是退到哪？他认为“退到刘少奇时代”为好。　　

我头一次听说“刘少奇时代”这个称谓，真的长了见识！但是他并未止步，在后来的讲述中又说建国后的制度不行，无产阶级专政过度极端，荒唐了。这还不够，内战都不该打，把三年解放战争也给否了。这何止是退到“刘少奇时代”？这是要退到“蒋介石时代”！他还说他是共产党员，我真为有这样的空有其名的“共产党员”，这样的“同志”而不安！他的思维逻辑混乱极了，他的思想路数模糊透了，他的表述也前后矛盾了。他说他“迷茫”了。这句话他倒是说对了！他迷茫了不要紧，我心堵得慌了！同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左派网站，上下午两个讲座咋就这么不同呢？同一个会场，前后两次讲座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我也随着“迷茫”了。　　

昨天下午我把邻居李良杰老人领来了，进屋就交了２００元会费，领了３本内部期刊，讲座结束时他还买了两本书。听讲座他也和我一样纹丝不动目不转睛地认真听讲。因为他少年时就被弄到日本当劳工，日本投降后回到祖国又投身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他现在是中国劳工协会会长，对张西平的讲座很感兴趣。其实张西平也是我们往日听众中的一员，只听他几次互动时的提问，就觉得不一般，但不知道他在日本工作过，做过翻译，并且对日共有研究。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有关日本方面的知识和信息。打烙印的是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我看就和咱们计划经济的“铁饭碗”一样，可惜在咱们的“铁饭碗”让朱容基给砸了之后，他们终身雇佣制也让小泉给改了。别的不说了，反正我认为那次讲座是成功的。其实被大家欢迎的还有“云淡水暖”，主持人介绍他时就说是著名网友（强国论坛和本网），我听他一次讲座和两次座谈发言都感觉很好。　　

李老兄积极性大增，今天早晨５点多就起床做饭，吃完饭就给我打电话下楼，７点１０多分钟就上车了。到毛网８点半刚过，除了一位工作人员小付外还有一位老同志，在坐等时才知道就是通过电话向我推荐毛网和乌网的徐勋同志。他是从马老家看见我的书和写马老的蓝皮稿本，向马老问了我的电话号，就和张宝印同志同一天跟我联系上了。可是我俩之间是只闻其声未见其人，今天在毛网相见了，甚喜！我立即把他介绍给李老兄。这两位老同志都年长我一轮，都属马，于是我们三匹老“马”在毛主席像前合影留念了。　　

说是９点开讲，但李晨老人是过点来的，９０岁的人了，能来就很不容易了。上次听他讲了老一辈革命家周总理的一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大家感到很新鲜。这次是讲学生运动，从“五、四”运动讲起，到“一二、九”运动，再到“一、二一”运动……他是“一二、九”运动的目击者。他从闻一多讲到竺可桢，讲闻一多怎样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道路，讲竺可桢怎样以浙江大学校长身份保护学生。还讲他自己是怎样放弃物理专业的大学生活走上革命道路，对我们知识分子和大学生都是个启示。我想起４月１９日上午“新爱国主义运动一周年纪念座谈会”上一个学生的话，“我们爱国的理性最佳选择在哪里？”我就在思索，“今天的大学生该不该还在埋头读书呢？”今天的大学教授应不应该走闻一多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呢？今天的大学校长该不该向竺可桢校长学习呢？尽管社会背景不同，面对的现实不同，但是总不该和学生对立的吧！作为一校之长的竺可桢在劝阻学生不要游行学生不听时，自己毅然投身其中，并且走在队伍前面，用自己的声望保护了学生，满足了学生的意愿。这种敢于担当的使命感和献身精神是多么的可贵、可爱和可敬！当有学生被反动当局抓走后，他又亲自出面交涉把学生要回来。这对一个“只办学不办党”无党无派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说，是多么不可思议啊！难怪，建国后共产党给他那么大的信任、那么高的政治待遇？　　

李老的讲座使我们受益颇多，我们都抱着感激的心情注视着他。主持人小付也很精灵，她的总结评语既简洁，又恰当；但她毕竟比不了郭松民。我想若是郭松民在场主不主持不说，他一定会发一通议论的，他的即兴感言不仅仅说到点子上，而且能生发或引申，会给大家再一番精神享受的。因为跟我一起在义务劳动日并肩叠通知书的王洪标老同志也来了，我又把李良杰老同志介绍给他，我们三匹老“马”（徐勋已走，否则是四匹）跟李晨老人合影留念。因为下午乌网的讲座我领来的李老兄也不想放弃，就往苏州街赶。提前到达也好，又看了一遍视频《从头越》。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北京首富华远国际投资集团总裁李晓华超豪华的家居环境和上亿元的高档轿车，与工农群众中被“边缘化”了的难民的生活处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中国到底走什么路已经明确的摆在那不走，却要反其道而行之。毛主席的三条语录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套对付中国的对策，都清晰地警示着我们：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重：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们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如果红旗落地，百万人头就要落地，劳动人民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美国灭亡中国之十条诫令——中央情报局行事手册之中国部分摘录：　　

尽量利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去，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　　

就在播放第二遍还未结束时，主讲人、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到场了。播放中止，主持人开场了，在一阵掌声中讲座开始了。　　

开始听着还可以，可是听着听着就变味了。后来我注意了，他是先按你的意思说，可是结论却是相反的。他说他在工厂干了４年，他的工作效率可高了，但是他认为工业国家企业没效益失败了，应该搞公有和私有相结合的。他说农村集体劳动人们的心情也挺好的，学大寨记工分，但是产量不高，分田到户产量立刻提高了。在他看来，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必然的，人民公社解体是必然的。可是又说小岗村现在也要搞集体了。他前后矛盾的例子太多了！你摸不透他想说啥？他说农村的活他干过，干一天男的记１０分，女的记７分８分，这都对。但他接下去说他们小孩就只能记４分５分，这就不是事实了。到农忙时确实要放农忙假，小学生也要到生产队参加劳动，但是由老师领着去，不记工分的。他说堵资本主义尾巴这也是事实，但不是“堵”，是“割”。若说“堵”的话应该是“堵资本主义路”。这个在当时集体劳动生产以队为家，提倡出满勤，保证集体利益不受损失，社员自己丢开集体去海滩收海物当然是要反对的。这样的“尾巴”难道不应该割吗？内地的资本主义尾巴指的是小片荒不是自留地。自留地是按政策规定分给社员自己种的菜地。但是有的社员不满足，就到其它地方开荒再搞一点儿。因为片量都不大，俗称“小片荒”，这个是不准许的。社员不是没菜吃，有的自己吃不了有剩余就外卖，这也是不允许的。那时候供销社负责收购农富产品和供应商品。农民的生猪、家禽、鲜蛋和其它的，包括山货（“小秋收”采收的）、干菜，供销社都收，都必须卖给供销社。所以，社员个人去卖鸡蛋就要被限制。供销社里的商品是不准个人贩卖的，如果允许了就冲击了供销社该完成的任务指标。现在农村供销社之所以倒闭垮掉就是这该原因。河南临颖南街村到现在也不准个人做买卖呀！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个人买卖兴起来了集体经济能巩固吗？所谓的“资本主义尾巴”就是指这些说的。作为曾经在农村当过工作队的人怎么信口乱说呢？　　

生产队那时候是总开会，群众都说“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意思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无论工人，还是农民，会议就是多。但是真正上进的，不甘落后的工人和社员并无反感。工作队员也在场。那时候晚上开会不光是总结当天的劳动生产情况，还布置下一天的活计。除此之外就是政治学习，改造思想提高觉悟。这个次数多少、时间长短就靠干部掌握了。活忙时少开，农闲时多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嘛，而派工作队下去就是搞思想、路线教育的。我参加基本路线教育一年，接着又参加一年“贯彻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作队，那可是强制推行的。我们工作队想不通，有的社员和干部都哭啊！我所在的大队和负责的生产队社员是不愿意分的。所以主讲人说人民公社搞不下去而失败了不是事实。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通也不是事实。至于说“四人帮”垮台是他们搞“极左”不得人心的结果，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所致，现在还不是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　　

实际上，人民公社解体是分田到户的结果，工厂和其它企业亏损是实行厂长、经理承包制的结果。社员单干了，生产队不再集体仪劳动，也不搞核算了，自然也就空有其名了。生产队叫村了，人民公社也就没有存在的不要了，社员就又都叫农民了。于是出现了“三农”问题。工厂和其它企业先是厂长、经理负责制，书记没权了，厂长、经理可以独断专行，其他班子成员没有制约力，也就失去了积极性，产值和效益就下降。这个问题不解决，进而实行厂长、经理个人承包。“承包承包厂长多捞”，工人和员工的积极性也没了。于是越发亏损，别说上交利税了，连发工资都困难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不承认问题出在开头的错误思路和知道思想上，那就将错就错继续错下去，裁员增效，优化组合，工人和员工开始分流、下岗。结果还是恢复不了活力，那就搞租赁经营，最后转卖。工人、员工竞争上岗，优胜劣汰，实行买断了。后来又在“改制”的深化中提出“国退民进”，国企私有化了。这个渐进的过程谁都知道，可是就是不说这是人为的甚至是破坏，却说计划经济体制不行。这是实事求是吗？改革派们清清楚楚一开始就是要走的这条路，他们怕老百姓不接受，就把“石头”藏起来除了他自己谁也摸不着，但是还要牵着你走，一步步走到今天。咱们认为是失误，是错上加错；可是人家认为改革的进程还没到位，还得加大力度，继续深化。现在可真是“悬崖勒马收缰晚，米一成粥复原难”了！　　

不仅对人民公社和工厂企业，就是对共产党也是这样，一点一点的改变（根本就不是改革，改革是往好的方向改），结果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越来越紧张，干群关系不再是公仆和主人的关系了，而是老爷和仆人的关系了。于是党的威望下降了，执政基础虚弱了。再加上对腐败惩治不力，贪官越惩越多，人民对党失去信任。于是祸害党的人有了说词，说一党执政失去监督，“自己刀削不了自己把”，必须把多党监督该改成多党执政。实际就是让共产党下台。这就回到1967年了。我曾在跟帖里说过，其实中国共产党也是受害者！我们必须清楚，不是共产党没有执政能力，而是有人把共产党祸践了，共产党的队伍不纯了。他们采取“拉出来打进去”的办法把共产党搞得不像共产党了，调过头来说共产党没有制造能力，失去民心，甚至压根儿就不合法，要取消共产党。这样又退回1927年，甚至回到1921年以前。就在这种形势下，乌网请来的主讲人摆出几个“失败”后，提出“人性自由”、“多元共存”，认同（其实他有文表示“反对”的）“多党制”。这离《零八宪章》还远吗？如果这样的主讲人也要我们尊重，听其胡言乱语，我们还叫左派阵地吗？倘若是开研讨会甚或是辩论会，把茅于轼，甚至张维迎请来我们也不怕。问题是请来的是讲座的主讲人，还得表示尊重，听众还没有充裕的发言权。这可把人憋死了！我领来的李老兄头一次发言只说两句：“你讲的我们都知道了！我就是社会主义！”可惜主讲人不明智，我们的主持人也欠明智了。在那种火山爆发一样的情势下不赶紧提示主讲人，还在一味地压制听众的发言，在几乎失控的情况下只好以“两种思想的碰撞”勉强告终。　　

本来，咱们就因为失去了话语权才聚集到这里的，怎么也剥夺了自己人的话语权啊？我支持那个小朋友（实际在我跟前我喜欢叫他孩子）把会场搅了，是显得不尊重了；可是，他主讲人尊重我们了吗？这么多人利用休息时间满怀热情大老远赶来了，你就向大家，向你的受众讲这些？前边那位白发老大姐强烈要求“给大家留点时间！”主讲人才不得不缄口。老大姐义愤地发完言就退出会场。我领来的李老兄第二次站起来发言，他说他没文化，不读书不看报。那是说谁呢？我去过他家，他的书比我多得多。他的报纸订了好多种，看过的报纸堆在他寝室门边有一米多高。不知道是怕他讲错了还是讲多了讲偏了，主持人急得没法，到跟前等着，到底没等他讲完就把话筒拿过去了。就这样，宣布互动交流也结束了，站在最后面的瘦弱的老大姐还喊出了毛主席主张“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她是指主讲人为哥哥因政审查祖宗三代未能如愿当上飞行员而耿耿于怀，作为毛主席的专政“过度”“极端”，甚至是“阶级迫害”的实证。　　

令我也耿耿于怀的是在我和李老兄发言后，主讲人还说“那两位老先生还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意思我明白，他认为我们是造反派，是以搞“极左”那套对付他的。我不能再发言了，他哪里知道，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冲击和审查，也挂了“现行反革命份子”牌子跟地、富、反、坏、右一起挨批斗的。虽然没“蹲牛棚”也抄家了。还交给贫下中农“再教育”回生产队参加劳动一年。可是我知道整我是谁挑起的，他为什么整我。他为转移斗争方向保自己，那不是文化大革命本身的错。我们被冲击的对象最终不还是被解放了吗？毛主席早就强调不要挑动群众斗群众，可是下面就是不听。毛主席也给我们交底了：“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可是有些被冲击的对象不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党，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把自己放在群众对立面，总有吐不完的苦水。那个觉得自己受了最大委屈的人不说了吗：“我没有对不起全国人民的事情，我只对不起我的儿子。”所以他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择手段地补偿自己的儿子，以求平衡。而同样遭到冲击和审查（习惯说迫害）的马宾老人和魏巍老同志，都挨了批判和审查，被圈起来（马老被圈5年），就是常说的“蹲过牛棚”。可是，他们都没有拿个人的利害来衡量文化大革命，对党没有离心离德。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如果连这点儿胸怀都没有，还谈解放全人类？这就是真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　　

在这之前的那次讲座上，有个匿名条子递到主持人那里，说“文化大革命惨无人道灭绝人性”，遭到大家的痛斥，引起了一片义愤。在回走等楼梯时他问我对宇太先生讲座的看法，我说挺好，就是末尾说了错话，把农民不养牲畜不用牲畜耕地看作实现机械化的标志，说现在农业实现机械化和水利化了。其实无论机械化，还是水利化，都必须以大农业为前提。现在的小农经济小生产是搞不了机械化和水利化的。一家一户靠打井浇地也算实现水利化，靠手扶拖拉机取代牲畜也算实现机械化那可太狭隘了！他见我也非议了就说出他的观点，原来他听过茅于轼的讲座，颇为赞同。我断定那匿名的纸条就是他递的。问他他承认了。正好我俩都坐10号线地铁，谈了一路，我要不失时机地教育他。我得知他和我儿子同龄，跟白岩松一样都是属猴的，1968年生，他对文化大革命能知道什么？因此不能责怪他们。这不是他的错！为了帮助、争取下一代，我破例地要了（跟我意见有分歧的人）他的电话号。为什么，他代表一大批（能走进乌有之乡听讲座的毕竟是少数）年轻人啊！我们对他们不能放弃！原来他是山东泰安的，在通州买了房子，也算是“先富起来”的那部分。当然，跟李晓华比还差远了。但是，他们同样感谢那位“人民的儿子”。他们哪想到人民群众可让这么个儿子坑苦了！今天的主讲人也是“先富起来”的一员，你让他不否定毛主席，完全赞同毛主席；不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不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那是不现实的。相比之下，我还真感觉到他不如那个打断他话的那个孩子。那小朋友也心有不甘到底走到前面说了，他的爷爷成份也不好，他的家庭出身属于剥削阶级。他原来也是想不通的，因为看了一些资料使他逐渐明白了。这就联想起在网上发表《一个反毛主义者的觉醒》文章的陈永利了。他们都以自己认识的转变证实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也证实了开展毛泽东思想思想教育的必要性。　　

我痛心的不是那些跟毛主席干革命的老同志的背叛和变节，我痛心的是那些靠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靠计划经济“奶水”养大的，充分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却背叛了毛主席，否定了计划经济，扭转了社会主义方向的行径。还有，恢复高考制度后得以走进大学享受高等教育的这批人，只感谢请客的，不感谢设宴的。他们在改革开放的年月，还享受计划经济的老底儿，把他们培养成材了却为修正主义效劳，反过来跟着非毛，贬毛，去毛，甚至任凭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份子对毛主席妖魔化。　　

其实主讲人也说了些对的，甚至也很敢说，比如“全民党”啊，现在“就是资本主义“呀。所以也赢得了掌声。但是，同思想逻辑混乱的程度相比，就显得是非模糊政治上幼稚了。如果是私下聊天无可厚非，也可以说无可无不可。但是，在旨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讲坛上随意讲到这个程度是不应该的。造成这样的局面不是别人的原因。主持人不让问年龄，但是我想尽管他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也只是个目击者，而不是参与者。所以对文化大革命知而不深，或知而不懂是可以理解的。既然是这种情况就该避而不谈，何必硬充专家给孩子们造成错觉，起了误导的作用！这样不仅为自己的学问打了折扣，对自己的形象也是个贬损。从面容上看，包括主持人，咱们都不属于刁钻不讲理的人。谁想跟一个刚刚接触的人闹别扭挑起事端制造矛盾树立对立面？都说毛主席好斗，其不知老人家每次相斗都是在应战，而不是挑战。但是他不畏战，他敢战。在党内跟那些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的斗争就不说了，就是跟赫鲁晓夫的斗争也不是他挑起来的。我看了关于主持人词条的释义，我才知道无论多么敦厚随和的人，也有怒火中烧甚至失去理智的时候。因为我对主持人是报有好感的，不管释义妥当与否，我是为其高兴的。一旦征求意见通过被认可了，那就编入词典了。郭松民的名字就传流后世了，13亿多中国人能有几多呀？我不知道本人是怎样的态度，若是搁我，我是乐而受之的。为了帮助网友进一步认识我们的主持人，就原样搬到这里，大家分享：　　

[郭跳跳]　　

原指国内知名时事评论员郭松民。四川地震后，在凤凰卫视节目中，他与范美忠展开辩论，用粗俗的字眼对范美忠进行辱骂，情绪异常激动，中途一度愤怒离场，故称。后多用于指称那些不能包容异己言论、口是心非的的伪道德者。　　

我不知道这次辩论，也想不到松民同志“异常激动”“愤怒离场”。那么这样一位不失文雅的善于说理的人怎么会对辩论对手“用粗俗的字眼“进行辱骂”呢？不妨看看关于范美忠的词条，看看他该不该骂？　　

[范跑跑]　　

对四川都江堰光亚学校教师范美忠的戏称。他在地震时，抛下一个班的学生独自逃生。后也泛指那些标榜自由主义、遇到险境不顾他人安危、一心自保的人。　　

对于这样的人，就是搁我，我也会对他好不客气出言不逊的。对这样的人还用客气和尊重吗？释义者“故称”松民同志“郭跳跳”也未尝不可。不在此境不知此情，旁人怎么说是他的自由。我当时面前没有桌子，若有的话我也会“拍案而起”的。当时的处境我真的想愤然离去的。若不是后面有个年轻人喝我“出去”，我为表示对他的抗议就不出去了。结果是他自己出去了。因为他看到了我之后其他老同志的发言觉得无趣的是他自己，他滚蛋了。讲座结束时有个小友特意向我说明，那个人是偏右的，是他带来受教育的；想不到不仅没受到教育，反倒“中毒”了。对这样的人你还能跟他一般见识吗？我不仅没有离开会场，散场后我还呆若木鸡准备接受挑战。坐到18点多了，李老兄的小秘书进来唤我回走时我还意犹未尽，只好把他们爷俩送进电梯，又回到原处。我又滞留了俩小时，尽管还有小友们在议论、交谈，怕错过末班车就撤了。　　

这俩小时没有白坐，又结识了两位新战友：一位姓宋，女性，他对《国际歌》有新的理解，并且能把三段歌词背出来。另一位是比我大一岁的中科院空间所的贾姓老兄。他的话比我还进一层。我说主讲人的讲座有好多错误观点和结论，为了对受众负责，也是为乌网负责才发言的。他却说这个讲座有一系列错误的，他也想发言了，他不明白这样的糊涂人也能被请来主讲，不明白主持人为什么如此麻木？其实我是理解的，主持人的政治敏感度超过白岩松，他不得不表现“麻木”。主讲人是他邀请的，弄得如此不愉快他是没想到的。但是今天的失误是他对主讲人应当及时提示或矫正的。我相信不是他没听出来或没感觉到。可是他姑息了。这也出乎了我的意外，降低了我对他的信赖度。不过不管怎样，我还是喜欢他的。我对关于他这个词条的引申用法有疑虑，他的这种表现怎么能和“那些不能包容异己言论、口是心非的的伪道德者”划等号呢？　　

我这人体验太深了。我之所以不敢或不愿发言，不是因为我觉悟高，是我害怕别人限制我，或者提示“简练点！”要么你别请我讲，要么我不开口。既然我开口了就得说明白。我不认为自己有废话。要讲就是心里有。没有想说也说不出来。我当年在文化馆创作组当组长时，有位老兄写封信都嘴咬着笔管老半天写不成。我说写信比写作还难吗？写信就是有啥事说啥事，说明白了也就完事了。像毛主席对他的第一位保健医生说的那样：“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无病呻吟虚头巴脑有啥用？其实有些人不是“简练”，是无话可说。我就不赞成有人自谦说自己是“茶壶煮饺子，有货倒不出来”。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确实不是一回事。但那是少数。大多数是茶壶里没有饺子，你倒什么？为啥有人张口就来出口成章，甚至滔滔不绝？那是人家的才能或才华决的，不单单是口才。没有知识的积累，没有一定的阅历和政策水平，他的嘴皮子再溜道也没用。对于发言人给他规定个时间可以，中间是不宜打断的。我说的是“不宜”，不是“不该”。西方的投鞋方式也不完全是“不该”。我讲话或发言时就担心或害怕有人限制或提示“简练点儿”，可是我喜欢别人插话，我也从容而认真的倾听插话。我认为那是我的发言或讲话起作用了，引起共鸣了。　　

正因为我有这些想法或顾虑，我轻易是不开口的。我进乌网几个月了，包括这次我只发3次言。在毛网我一次没有。头一次发言是松民主持的“谈文化现象“的多人座谈，属于沙龙性质的。我听了其中一位嘉宾的发言把东北大众文艺“二人转”兴盛的原因阐述错了，便要求发言的。第二次是我想请　谢小庆　教授把我多年的关于汉语言的滥用状态反映给国家语委。这个问题严重到涉及中华五千年文明了，世界都在学汉语，而我们的汉语不标准行吗？经过　谢　教授的介绍我接触了“中国语言文字网”，原来　王蒙　先生也有这样的想法和呼吁。昨天上午在毛网有幸见到了内行权威林伯野老先生，因为他是拿材料不是听讲座的，我在送他回走的当儿把想法说给他，他立即表示想到一块了，可以合作。　　

在我眼里这些老人都是国家的财富，是宝贝。趁他们健在的时光赶紧接触，抓紧利用他们的人生价值，有效地发挥他们的作用。未能见到魏老就是个遗憾。在16年前，我的一位在新华社北京军区记者站的同学老哥要带我去拜访魏巍，我着急要走，说再来的吧，就谢绝了。有了这个教训和遗憾，我才不厌其烦地接触并跟他们合影留念。我决不是什么“追星族”！我现在才明白马宾老人对我说的话不是虚于慰藉的空话，而是他对我真的寄予厚望。直到去年他还在问我的年龄，我说您忘了，我认识您那年52 ，现在都67了。他还说我年轻有为（16年前就是这句话）。我哭笑不得，都迈如古稀之年了，还“年轻有为”？事后明白了，我在他跟前，一位93岁的老人面前可不是年轻咋的！我现在就特别羡慕、珍惜和爱护小朋友们的青春年华，才体悟到马老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他也像我把希望寄托在身边的小友身上一样，把希望寄托给我：“你大有可为呀！”这是前不久跟我说的。他看了我写的文章，不仅说了这话，还问我老伴儿的情况。并且叫我再去时把老伴儿也领去，吃顿饭。这是我绝对没想到，也不该想的。我知道马老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体现者。为啥要破例呢？原来他从谈话中得知，我老伴给我看稿时也挑出了错字，起到了校对的作用。他是最能尊重领导的。后来我给小赵打电话，马老的邀请是真的吗？她说是真的，马老还记着呢。于是在正月初二那天，不仅是老伴，连同我的儿子、儿媳老少四口给马老拜了年。　　

我现在就是以马老对我的信赖之情对待小朋友们的。我看见他们政治上成熟了、起来了，我高兴；看到他们委屈了、压抑了，我同情。他们的觉醒就是中华民族的觉醒，他们的奋起就是中华民族的奋起。他们觉醒了奋起了，中国就有希望了。马老还能活多少年？我们这茬人还能活多少年？等我们这茬人也去另个世界（我很想却自感不配说向马克思，不敢说向毛主席）报到的时候，还有谁能说清楚这前30年？出自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精英们之手的出版物里能看到真相吗？老革命们还没全走光呢，他们就开始篡改历史了。那么对现实他们能照实记载吗？中央党校的王长江、周为民（《学习时报》总编）之流不已经有所表示了吗？所以我和我的同龄人，必须担当起马老寄予的厚望！共产党培养我们那么多年，我们为社会主义努力了那么多年，现在共产党把我们养起来了，我们吃不愁穿不愁了，我们没有自家的后顾之忧，却有党和国家的后顾之忧啊！我们能就这样稀里马哈坐吃等死，把危难之中的民族和祖国推给孩子们，让他们去经历“血雨腥风”吗？　　

这茬孩子够可怜的了！毛泽东时代上了大学就保证进入国家干部队伍。而现在的大学生不仅不能免费享受高等教育，还要面临被雇佣者，甚至资本家选择的窘境和无业可就的可能。25年前我就警告我的儿女，你们必须独立、自立，不要指靠我。我无权无势，还无钱无关系。你们这代弄好了能吃上饭，你们的下一代弄不好要当亡国奴。现在虽然国未亡却有多少人削尖脑袋去当外国奴，并且还感觉良好。如果照此下去离亡国奴就不远了。日伪时期汉奸、卖国贼是明的，是少数；现在的汉奸、卖国贼是暗的，是罩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戴着“公仆（实为官员）的桂冠，而且为数甚多，成了气候。面对当前的现实，我听得出主讲人也是无可奈何的。所以，我尽管不赞成其观点，但他罗列的现状还是符合实际的。尤其用切身体验告诫小友们，自主创业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可不能再憧憬创业的美梦了。这一点，他还是负责任的。当局也知道鼓励“下海”经商不行了，后来叫响的是到农村当“村官”。现在又鼓励到偏远地区任教。可是，有的农村学校已经生源有限，民办学校跟公办学校争生源，学生的名额跟教师的数量不匹配，面临并校后教师无法安排的难题。师范院校的毕业生都面临无业可就的局面，那些学习经济管理和其它一些“时髦”专业的学生怎么能被教育系统所用啊？一句话，教育也市场化后大学招生计划一扩再扩，培养的人才和就业的容量都失控了。而国家除了公务员范畴都不采用固定工。难道我们国家是就业难吗？我们那么多地下矿藏不由国家招工开采，偏要让给私人经营。好多行业本该由用人单位直接招工，却通过私人和官僚联手一文钱不投办成的所谓“派遣公司”，实为寄生的新生杂种“宠儿”这个莫名的机构来完成。“改开”之后土木工程遍地，中国就是个大工地，国家不招建筑工人，却把工程发包给私人办的建筑公司，建筑公司再分包给包工头，由包工头招骗农民进城施工。于是出现了不伦不类的“农民工”，结果不仅佣工是临时的，承诺也是临时的，建造的高楼大厦和公路桥梁也是临时（垮塌）的。于是又出现了“豆腐渣工程”的新名词。目的就是都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把责任摆脱了，让劳动力“二道贩子”扒层皮不说，把对劳工的义务和待遇虚空了，是劳工利益“最小化”，小到了零化。劳资关系不仅混乱，而且无序、无奈、无果，只有紧张是永恒的。于是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潮水般发生了，层出不穷的新“法”也无济于事！　　

这就是“资改派”教主认为他比毛主席高明的所在。人和动物一样，谁有能耐谁活着，何必都搂着抱着，累得自己一点不快活，连桥牌都打不成！计划经济负担多重啊？撒手放开放任自流让他们竞争嘛，管那么多干个球？你还“万岁”呢？肯定活不过我！我就跟你相反，本国的事还没办好，还替别国操心呢！我别说别国呀，就是本国，我也不管那么多了，什么农民、工人的利益怎么保证？我就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生产力怎么发展？简单极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私心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就用唯利是图调动积极性最便捷。搞什么斗私批修、克己奉公、狠斗私心杂念？那一套和人性相悖的，谁愿意接受？搞市场经济其实就是自由经济，就是放任经济。买的人多就涨价，买的人少就降价。什么过剩啊，短缺呀，担心那个干什么？优胜劣汰嘛，自然法则。撑不下去就倒闭，剩下的肯定是上乘的，有什么不好？所以说现在不可收拾的内外局面，“教主”早就成竹在胸了。你担心或怀疑吗？那我就告诉你：“可以看，但坚决试！”就跟吸毒一样，只要你试上了就由不得你了。面对既成的事实，主讲人能提出来“改革的退和进”这个议题，还真是难能可贵的！不怪引起了主持人的注意！　　

我这里丝毫没有调侃的意味，我是有名的“大老实”，我不会也不追求什么幽默。我说的全是真话。我不全盘否定主讲人的讲座。他还说了我们希望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或事业：就是大家筹点儿款办个“乌有之乡电视台”。这还真的是个努力的方向！如果是在真正的标准的非“特色”的资本主义国家真就不是个问题。可是在特色资本主义社会你是办不到的。好在主讲人毕竟想出来了，而且说出来了。难道不值得佩服吗？我这人有点儿自负不假，倘若没有这个唯一别人剥夺不去的个性来支撑自己的话，早就是软骨头了，还能活到今天？毛泽东时代是否定“个人奋斗”的，他提倡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提倡革命英雄主义，反对个人英雄主义。改革之后都反其道而行了，鼓励个人奋斗了，“自负”也不算啥缺点了，所以我也就不改了。白岩松有个谬论：“人人为自己，合起来就是为公了。”按这个说法自然就是“人人都搞个人主义，合起来就是集体主义了。”话也算说得通，没毛病。可是他不明白私和公是相对或向背的，不是同方向的。就如“人人都向西走，合起来就是向东了”一样荒唐。就算是相同方向的话，也还有个问题是怎么“合”？毛主席提倡搞生产竞赛，竞赛是比，可以互相协作；而竞争不光是比，而是争和夺，绝对不会协作的。竞争中是你强我弱是你胜我败，是你活我死你存我亡。此方的强、胜、活、存是以彼方的弱、败、死、亡为代价的。此消彼长，双赢是不可能的，也是骗人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以大部分人的穷为代价的。在大兴“竞争”的时代要实现“和谐”不是比主讲人批评毛泽东是理想主义还“理想主义”吗？然而主讲人恰恰在欣赏、追求这个“和谐”，而且用现在是“和谐”回头看，不仅否定了伟大的解放战争还不算，还建议乌有之乡这个阵地也搞多元化的兼容，以避免被封杀的危险。这不表明他的基本观点：对乌网封杀有理吗？尽管他是好心，但我不赞成乌网接受他的建议。因为乌网在强势的压力和右派们的诬蔑攻击下，还未遭到被封杀的厄运，就是在于她是左派的网站，高举的是毛泽东的旗帜。倘若她是兼容并蓄什么鸟都来、什么花都开，甚至香花和毒草并存，那可就成了乌合之众的俱乐部了，这些左派同志还来吗？她还有存在的必要吗？那样确实遭不到封杀，因为没有封杀的必要和意义了。就像主流精英们不着急解决台湾问题一样，等到大陆改革“到位”跟台湾的制度一样的时候，海峡两岸同化了，统一也自然实现了。　　

自负的确是个缺点，但是我就靠这个活过来了。尤其是跟死神擦肩而过之后，我就更不能改了。但是，我不轻视任何人，就连小朋友我都不轻视。因为未来是他们的。在他们当中，说不定会出什么样的大人物。他们是不可轻视的。当然他们之中也有糊涂虫，不急，给他们留个认识过程吧！刚上小学时，以为老师什么都会什么都懂，可崇拜了。有一次看见老师也在厕所蹲着，惊奇了、疑惑了：老师也跟咱们一样，也大小便？从此崇拜的程度日减了。结婚之后，我的“那一半”也跟我说了类似的事情，原来女生当中也有这样天真而幼稚的心理。后来我当教师了，我就用来启发学生不要迷信，要自信，也鼓励他们自负。但是我决不用自己的口味做标准“直溜”任何与我见解不同的人。所以我基本符合小平的要求：“不争论”。也正因如此，我虽然缺少朋友（尤其是“酒肉朋友”），但是我基本没有敌人。就是在“文革”期间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主持批斗会并且高呼口号打倒我，我若是不投降就让我灭亡的那位同事（当时都叫同志，但我已经不是他的同志了）进城办事遇见我，我正好午间下班把他领到家，妻子和孩子都自带午饭不回来，我还做了4个菜陪他喝了酒（当时街上还没有饭馆，只有食堂，在城里住一般是不去食堂的）。他很受感动，一门儿表示忏悔。我说我能理解。他高小毕业后就当社员了，后了入伍表现得好解决了组织问题。复员后被安排到学校当民办教员，他教课低能，但是党员。教师队伍党员很少，没有支部，只有个建党干部，准备发展党员。县委宣传部抽调他审干，审干结束后又回到学校工作。虽然是党员，但在提倡“又红又专”的当时，他就属于不“专”了，教学方面业务不行。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的优势显示出来了。谁不想上进？谁不想发挥作用？在一场运动来到时，谁不想好好表现啊？所以我理解了，也就容忍了。当这页历史翻过去时，我已经走出教师队伍进了县城，“文革”中对我的磨练成了我精神上的财富。我还抱怨他吗？也像毛主席“感谢”日本鬼子那样，真的心怀感激呢！我老伴儿比我还想得开，她常说，“没有文化大革命对你的批斗，你没有今天！”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方面。如果能从积极方面去看去想去做，事情就会出现转机。如果陷进去不能自拔，就想不开，就绝望。“文革”中对运动不理解，受触后又不能三个“正确对待”，自尽的确实不少，就是我也曾有过那种念头。但是我就是认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是整我的。我算个啥？还值得这样兴师动众？我就认为下面搞错了。于是我立刻打消了那个“自决于人民”的念头，而且把腰杆挺得比原来还直。终于被“解放”了。终于“归队”了。归队就是恢复工作，自然我热情更高，表现更好。因为事业的发展我也从高小一步到高中，送走一个毕业班后就从教育系统调到文化系统，有幸走上了文学道路。老伴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希望主讲人放开眼界往宽了看，别耿耿于怀哥哥未能当上飞行员的失意。你看看你哥哥没当飞行员后的发展。就是你都能发展到这步，他能差了吗？“人生不如意的事儿常八九，何不常想那一二呢？”有的人不说“阿Q精神也得有一点儿”吗！否则人还能活吗？就说最近大学生自杀的事件吧，咱们的网友“云淡水暖”不也发了《救救孩子们》的文章吗？只要点开“学生自杀”网页，真是触目惊心啊！如果在加上下岗后吃不上饭的工人和看不起病的农民自杀的，我看要比文化大革命10年的自杀量还要大。　　

说来说去就是看事物的角度不同，也就是立脚点（姑且避开“立场”俩字）不同导致着眼点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不同。主讲人用《瞎子摸象》故事来说明就很清楚了，可是为什么自己还在“摸象”啊？我多么希望主讲人能找准位置，梳理好自己的思路，别搞思维的“多元化”，造成逻辑混乱，自己否定自己。自己都是“昏昏”状态怎么能“使人昭昭”？我领来的李老兄说“你说的我们都知道了！”这话你明白吗？你承认吗？你讲的社会现象是大家知道的。你的观点正确的，不见得是“大家”，是大部分听众已经知道的。你的错误观点也从主流精英那里听到了。没听到的也有，就是毛泽东的主张“理想化”了，无产阶级专政“过度”了，“极端”了。还有个“刘少奇时代”。这也许是你“理论创新”的结果。没关系的！其实到乌有之乡开讲座的不乏狂人，听众自有识别力，不用我担心，更不用我来“消毒”。可今天不一样啊。你不狂，一点儿不狂。你也不像我那样自负。你不摆架子不盛气凌人。你是前面对，后面就参杂了错误的结论和错误的观点。有位主讲人说“没有什么体系！马克思没有体系，毛泽东也没有体系！”他还说几年前那次金融危机只有他和朱容基俩人扛着，扛过去了。我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是什么身份？你，今天我也想弄明白是什么身份？直到后来才弄清楚，你是“下海”经商的私人老板，你和以前那些主讲人都不同。从你的讲座来看，尽管没表示属于左派还是右派，但也不能表明你是中间派。　　

以前也曾有位主讲人说他不赞成“左派”、“右派”的称谓，他两方面都给批了，好像很公允，以中派自居。其实他在否左或批左的表述时就已经表明他的倾向了。虽然“左”和“右”有时是互相渗透，也互相转化，但是基本是客观存在的，阵线是分明的。说实在的尽管我对这次讲座提出了批评意见，但我对主讲人并未达到烦的程度。在这之前有位主讲人虽然错误没这次多，但他讲话的语调，那做派，很招人烦。他说要想知道他，听一次讲座不够，要看他的文章，看他的书。最好看他的全集。可他又说，他的全集活着的时候出不成，死后也能出成。可是，等他死后书出成了对我还有什么意义？这不全是废话吗！其实看一个人不用多，有三句就够了。有些领导人（不分大小）也深谙其中的道理和奥妙，所以指导工作或总结发言时常说：“我不多讲，只讲三点。”也有的不说三点，说“我只讲三句话”，结果三句话讲了10多分钟。他的句子不咋那么长？还有不说“三点”，也不说“三句话”，而说“三层意思”。若以层来论，那是从外延说起，说到中心处要一层一层的说或论，那可就比三句话多多了。抑或不是从外延说到中心，是从底层往上说起，分三个层次，那就得逐级而上，一层比一层高，那可是递进的论述，不简单了。　　

别看听众不说话不发问，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高于主讲人的多了。但是都抱着学习的目的来的，听了也就罢了，较那真儿有什么意义？他愿意那么讲就讲嘛，终归会有人抵制的。有一位是某军事什么研究所的主讲人讲得很不错，就一句错话立刻遭到质疑。他说“大跃进到处饿死人”，听众就起哄了。本来右派们就宣传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你再这么说不就帮右派忙了吗！但是也有个小青年发言给他佐证，说自己家那边就饿死多少人。就算小青年说的是事实，即便他那个村子没人了，从全国来讲也不能说是“到处”啊！包括说农村现在实现机械化和水利化了，我都没发言驳斥他。只有今天我发言了，但是仍然如鲠在喉。我没有立即走人也是在缓冲或缓解。那个领朋友来受教育的小友安慰我。新认识的同志说出了他们的看法，说我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话。我第一次来乌有之乡，主持座谈会的主持人小高不仅在会上发了言，会后也坐在其中和我互相交流起来。如果主讲人能走进听众之中，我们相互交流一下，恐怕对他是有意义的。可惜他错过了这次机会。如果他不警醒改弦更张他要碰壁的。过了20点我离开会场时，还有没走的。我到家已经22点40了。吃完饭23点。我虽然很累很乏，但是没有睡意。我断定，今晚睡不好觉的不止是我一个。　　

不能马上入睡，那就写吧，把未能说出来的话打在电脑里。联想上午李晨老人的讲座，他讲了蒋介石是不得不摆出抗日的姿态。我想，现在也不能确认，来乌有之乡的都是同志，都是战友。但我希望把乌有之乡办成毛泽东思想大课堂，办成反汉奸、反卖国贼、反复辟的传习所，办成护党固国的阵地。一定要把握好，吸取89学潮的教训，不被利用，不反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用毛泽东思想影响决策者。摆在面前的任务是和右派争夺下一代，和资产阶级精英权贵们争夺影响决策权。要相信下一代，对他们有信心，吸引他们团结他们，向他们讲述真实情况，使他们对前30年能够充分了解，对后30年能够正确认识。他们是我们的希望。要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相信他们的本质，指望他们转变，促进他们回归正确路线上来。现在是绝好的机遇期：按着现在的路走下去或赶紧刹车转向，一念之差就决定造就个民族英雄，或是千古罪人！我们要帮助总书记抓住机遇正确抉择。今天主讲人的题目多好啊！《改革的退和进》，可惜了了，这篇文章他没有做好。他就没弄准方向失去一次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不过失望归失望，我还是对他抱有希望的。他可以成为咱们的朋友，甚至是同志。他比那些反动的东西好得多！错话谁都可能说，但错误观点必须正视并且得以纠正。摆在他面前的也是个抉择，是向右还是向左？如果还想登上乌网的讲台，必须左转！　　

作为一个国家不能只抓经济搞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两回事，必须同时抓。“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现在明摆着，资产阶级到处都有，而且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和各个领域，有的还把持要职。必须把他们清除出去！怎么办？很简单，就搞党员登记！自己报名登记，合乎党员标准的自然欢迎并且主动登记，不够的他不敢来登记。至于经商的做买卖的当老板的，你搞你的，但必须脱掉党员的外衣。要继续当党员，欢迎，你得变成无产者。至于那些贪官污吏、有劣迹有不法行为、违反婚姻法养情人或包“二奶”的不给登记。纯洁党的队伍。这是第一步，只要开个好头，文章就可做下去了，好戏也就上演了。我真佩服小平同志，他就是在对他那么不利的情势下把大局扭转了，就是一步一步来的。如果他一步到位搞私有化没有人跟他走的。等你发现不对劲儿了木已成舟生米熟饭大势已去大局一定，你可奈何？好在金融危机来的很是时候，资本主义道路已经走到绝路了，对于我们是绝好的反面教员！　　

李晨老人就深有所悟，他说单靠正面教员的教育是不够的，必须有反面教员的教育才全面，才是全面教育！现在，全面教育已经教育了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路已经走到绝户线的尽头了，前面没路了，重新选择没有现成的轨道，现铺也来不及了。只好怎么来的怎么退回去，从哪岔下来的退到哪儿。然后照原道往前走，问题就都解决了。主讲人讲座的题目若是我做文章，就是这么个退法。主讲人在2008年9月2日发表的《今后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权利的蜕变》这篇文章中说，建国后我党有两条主线，都是在其发展到顶峰时转向的。他不明白前条主线转向的原因不是发展到顶峰该下坡了转向的，而是被骗子强行带到另条主线的。主讲人这篇文章也和这次讲座犯同样的错误，前后矛盾。他说：“传统的办法已经无法遏制官僚群体做大”，后面又说“中国的传统方法是最有效的方法”。这还不如茅于轼，批都没法批。他毕竟还有说对的时候：“中国没有必要照搬西方的多党制，还是老方法，听取群众意见，组织换人。”而这次讲座却变了调子。其实他说的不错，关键是换的新人执行的是什么的路线？走的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是走不下去失败的！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跟社会主义不沾边，是“特色资本主义”，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共产党被骗子糟蹋了。爹可以另找，妈只有一个。妈妈害病了我们要抓紧医治使其尽快康复。人活80有妈在也是儿女们的幸福。苏共党员的可悲境遇大家清楚，咱们千万不能步他们后尘！这就是我提出“护党”的动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要避免祖国的分裂，也只能靠共产党。所以我在“固国”前面加上“护党”。　　

谁说一党不能执政？建国60年了，是哪个党执的政？谁说执政党失去监督了？你知道怎么失去的吗？是骗子剥夺了人民群众的监督权，才致使腐败不能遏制，并且愈演愈烈。谁说“自己刀不能削自己把”？那腐败分子刘青山和张子善是哪个党处决的？什么共产党不合法，领导人也不合法，怎么共产党也跟现在的群团组织一样需要政府给登记吗？新中国的政府是共产党取胜后才建立的，先有的还得由后来的登记承认才算合法吗？显然说这话的人不是脑瘫就是疯癫，要么就是“疯狗”！为了对付这股反动势力，我们的论坛必须旗帜鲜明，不能给他们一点借力的口实。我们的队伍不能多元化，不能混杂，不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必须阵线分明，否则方向不明目标就不准。当然咱们要尽可能地吸引，争取、团结多数，“好事大家来”共同做。“有思想”有的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毛泽东思想。所以要把乌有之乡办成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园地和培养无产阶级战士的阵地。我们要请张、韩那样的高水平有独到见解有坚定立场有坚强斗志的专家、教授搞讲座，也可以自己教育自己搞座谈。还可以办学习班，学习马列经典的原著，做到懂马列，增强防骗和识骗的能力。骗子想得逞，得逞了想传世，把自己那套狗屁不通的言论说成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是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创新和发展”，千万不要上当！所以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还可以走向社会，尤其是青年和学生，不能只顾埋头读书了。来到乌有之乡的小友们是先觉者，是种子，是宝贝，我们有责任爱护他们，有义务带好他们。对于我们这些白发人，他们是我们的儿孙辈呀！他们就是我们的昨天或是前天。我们当像爱护我们的儿孙那样疼爱他们保护他们。他们是祖国的未来。抓紧我们有生之年行动自如头脑清醒的短暂时光，把历史的真实和共和国的真相告诉他们。　　

别的且不说，就说“牛棚”吧，孩子们知道吗？他们还以为是牛圈呢！牛圈能住人吗？把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弄到那里可不是迫害是什么？所以19号那天下午的讲座上递的匿名纸条竟然说“文化大革命惨无人道灭绝人性”。他是1968年生的，他对文化大革命一无所知是正常的。问题出在哪？他哪知道“牛鬼蛇神”的指谓对象是什么？他们想不到所谓的“蹲牛棚”是“隔离审查”啊！不信就随便问一个看看！马老说我“大有可为”原来就是让我们把他教育我们的责任担当起来，教育我们的新一代。我不能辜负马老的寄托！如果我们都能像马老和魏老那样不计后果不考虑得失，像　鲁迅　先生团结引导文学青年那样对待我们身边的小友，待我们离世的时候也可瞑目了！　　

在打字当中接了两个电话：一个是李老兄打的，他问我是几点到家的。我说10点40了。他说他们是8点40到家的。我问他后悔不？他说不后悔，以后还要去听的。我心塌实了。我真的很后悔把他领去。我庆幸没有把在毛网认识的两位老乡领去，她俩一位姓李，一位姓姜，是经朋友介绍特地从沈阳和鞍山赶到毛网听讲座的。我向她俩推荐了乌网，她俩说去，但是还想跟毛网的同志聊聊，我就没有等，觉得遗憾了。现在李老兄比我想得开，我还感激他了。另一个是新认识的小宋打的，她把《国际歌》歌词发给我了，提议学习马列原著。她说唱《国际歌》读马列是毛主席在“9、13事件”后发出的号召，现在有必要大唱大学。放下电话，我感觉到一股力量推着我，我必须朝前走，跌倒了也要扑向前方！　　

不知不觉说了这么多，超限了，打住，以后再说！　　

2009年4月26日　23：08开打　　

2009年4月29日　22：18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