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文化革命”：超越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

　　亚洲的“文化革命”：超越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

　　易之风：最近有两条新闻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一是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访问中国，在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的内容中，比较重要的一项是履行之前中委两国签订的相关经济协议。引人注目的是，中国与委内瑞拉之前已经签订了两国有关货币互换的协议，因此，本次履约的内容中，大部分以互换货币的形式进行，也即是，抛弃以美元结算的传统方式进行经济活动。这是中国在G20国伦敦金融峰会后，第一个大规模以非美元结算方式进行的国际间的经贸合作项目。
　　众所周知，委内瑞拉是著名的“反美斗士”，中国在这个时候，选择委内瑞拉展开对美元霸权地位挑战的合作伙伴，耐人寻味。
　　另外一条新闻是：应泰国总理阿披实邀请，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于4月10日至12日出席在泰国帕塔亚举行的第12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等系列会议。引人注目的是，会前，东盟各国家纷纷提出与中国进行人民币的货币互换结算的要求。此举无疑将加快人民币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流通货币的步伐。

　　黄晓京

　　亚洲作为一个地区概念，起源于欧洲人的对立观念，即欧洲对欧洲以外的东方世界观。中国，印度，伊斯兰，东南亚各国，历史文化各不相同，但都有过漫长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痛史，只有日本“脱亚入欧”，仿效列强，侵伐霸道。英美讲究自由，讲究机会平等而非结果平等，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结果不平等。金融高管，企业高层的过分高收入，成了这次金融危机的话题之一，雷曼CEO福尔德2000~2007年工资，奖金，期权收入4.85亿美元，2007年高盛CEO得6800万美元奖金。当选总统奥巴马，批评美国企业家，金融高管“奢侈”，让他们学习日本经营者。日本所代表的东亚资本主义，讲究团体主义，单一民族国家的日本，全民一体加入社会保障，贫富差距远小于美国，更没有美国企业高管的那种高收入。在政治体制上，日本从“君主立宪”到“权威主义”，一直没有改变国家主导资本主义的基本路线。战后，美国最终决定保持日本的“天皇制”，超越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因为“皇权”和“服从”与英美的“自由民主”距离遥远。

　　关于“东亚模式”在学术上争论了近30年，在笔者看来，这个模式不是英美模式的“过渡模式”，而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独立性，普世性，一种另外的市场经济体制，至少没有经过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殖民掠夺。市场经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日本和东亚的资本主义，都只是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黑格尔所谓“普遍寓于特殊之中，任何特殊都不能穷尽普遍的意义”。面对全球化，华盛顿共识的“普世价值”，亚洲实际上已经在探索“另一个世界”。撒切尔绝对主义思维，说“没有其他选择”（TINA There is no alternative），和“历史终结论”一脉相承。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垮台，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好像证明了她是对的。实际上，替代方案多种多样，“后发国家”走向富裕，实现公平，可以有多种路线选择。不论“中国式”社会主义，中国式市场经济，都是可能的选择，实践证明，所谓“逻辑矛盾”的“中国式”，与“日本模式”，“东亚模式”一样，超越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的尝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反之，亚洲全面接纳华盛顿共识，就可以和美国主流WPAS（白人，新教，盎格鲁 — 撒克逊）一体化？问题倒是亚洲自己的创造，如果占世界经济三分之一的亚洲，搞成“另外一个世界”，反而有可能建立“和谐”，在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陷入危机时，亚洲的选择和创新可能重造“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普世价值。

　　战后到1970年代末，工业化国家有过“黄金30年”，美国承担了世界经济“发动机”的角色，日本，亚洲地区不可避免地依赖这个“发动机”。1980~1990年代，亚洲内部，特别是东亚地区，已经形成了制造业，贸易和投资的“连锁转换”，“雁形发展方式”，日本曾经当过那个头，台湾，韩国跟进，尔后中国也加入其中。但是，不论是日本，“四小龙”，还是ASEAN和中国，“最终消费者”还是美国。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在产业结构上，既有互补，也有竞争。设备投资过剩开始在亚洲出现，服装，电视，半导体，石油化工，钢铁，造船，电子产品，一直到玩具，制鞋，各个领域都存在产能过剩。西方各国，在冷战解体之后，为争夺新兴市场，在资本密集型产业，比如石油，化工，飞机制造，曾有一轮扩大投资的过程，动因之一是亚洲的新兴市场。市场机制下的投资决策，往往不是“合理预期”，而是某种“集团行动心理”，常常引发共同的“投资热”，造成大约十年一次的设备投资增减循环。1990年代中后期，大规模制造业“投资热”之后，发生美国“虚拟经济”危机，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这种周期性，美国已经没有多少制造业。长期以来，美国市场支撑亚洲的制造业出口，美国“发动机故障”，立刻就是“硬着陆”。2008年9月以后，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钢铁，化工，电器电子等各个领域，都出现了相对产能过剩，厂家纷纷降低开工率，原材料市场暴跌，加工企业大量倒闭。

　　在对美依赖的同时，亚洲特别是东亚10+3的区域内的相互依存，也有了钜大的进展。1980年这个区域内的进出口，占其整个贸易额的比率30％左右，到2003年这个数字接近60％，虽然低于欧盟的水平，决不亚于“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中国对外出口的40％左右也在区域内。[7] 问题在于金融体系，在这个钜大的制造和贸易经济圈中，交易依然以美元结算，贸易黑字，回流为美国的国债，支持着“美元霸权”，这种国际关系又制约着亚洲自身的发展。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重复了日本和东亚“四小龙”走过的道路，在许多领域中国的战略产业还在发展之中，相对弱小，而“世界工厂”有些还停留在加工厂的水平。危机发生之后，沿海城市的加工厂经济遭受到空前的重创，一度繁荣的中小制造业城市，比如东莞，温州，晋江，一部分繁荣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比如塑料，制鞋，玩具，没了外单，陷入困境，造成大批农民工回流农村。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美国的金融危机，如此影响中国实体经济，暴露了中国经济成长方式的严重问题。地区内的贸易占了如此之高的比率，如此随波逐流，极不正常。亚洲的两难选择在于，一是继续依赖美国，维护“美元霸权”，今后还得跟着华尔街沉浮，一是走向“另一个世界”，逐渐摆脱美国的制约。目标并非闭关锁国，也不可能排斥欧盟，美国，而是建立和欧盟，美国对等的亚洲经济体。当然，这个选择绝非易事，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但决非只是幻想。

　　除了贸易和直接投资，亚洲已经在摸索独自的金融合作，这不是来自“理念”，或“亚洲价值”，而是来自经济自身的发展需要，类似于中国农民的“包产到户”。早在1997年，日本提出过“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 Asian Monetary Fund）的构想，建议筹资一千亿美元，日本出五百亿美元，给受国际投机基金攻击的会员国提供资金援助。1998年，日本再次提出“新宫泽构想”，主张建立亚洲基金，作为规避汇率风险的制度安排，日本曾经是亚洲金融合作的主要推手。十年之后，美国金融危机逼着亚洲“旧事重提”，主角不再只是日本，而是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十国共同组成的10+3集团。中国外汇储备有二万亿美元，代替日本成为美国的最大债主，持有6259亿美元国债，其他亚洲国家，行为方式相似，积累了钜额外汇储备，相当一部分投资美国国债。在国际金融领域，亚洲10+3集团已经具有相当实力，建立地区性金融机制，逐步制约“美元霸权”。有学者认为，1998年，“日本实际上是在一个错误的时机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建议”。[8] 亚洲国家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钉住美元”，亚洲货币不能从根本上和美国“脱钩”，但它可以抑制国际金融界的投机风险。美联储前理事梅耶，在其回忆录《联储岁月》中写道，当年美国之所以反对日本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构想，是因为对金融危机本质的不同理解。美国认为亚洲的金融危机，起源于亚洲各国的经济结构，落后的金融市场，要求亚洲进一步“转轨”，学习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而日本和亚洲，如马哈蒂尔这类的代表人物，则认为国际投资者的投机行为，造成了亚洲的金融危机。

　　2000年亚洲10+3集团，在泰国的清迈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区域货币互换协议，即《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界定了东盟货币互换协议（ASA）的规模，以及中日韩与东盟之间的双边互换协议。以后，亚洲10+3集团，签订了许多双边协议，累积金额超过八百亿美元。2008年底，中日韩首脑的福冈会谈，继续着这一协议的思路。地区性双边互换协定，目前资金规模不大，比如中日之间只有30亿美元，日本和ASEAN有1265亿美元，日本和印度30亿美元，日本和美国则是无上限的美元~日圆互换。[9] 但是，如果双边货币互换能够进一步扩展，形成多国间互换安排，实际上就是亚洲货币基金的雏形。10+3国家集团的金融合作，如果实现机构化，制度化，建立常设的政策对话和监控机构，不但可以平衡短期的市场波动，还将为这个经济圈的实体化提供基础。IMF是按照美国意图行事的，AMF则是亚洲地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方向上中国应当支持这个“内生”机制的成长。

　　亚洲的未来更取决于“内生的发展”。战后日本给美国当“老二”，靠美国支援复兴经济，高速增长，成为当时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不过，日本在依赖美国的同时，在制度建设上另搞一套，日本式经营，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工资，企业工会，以及“富不过三代”的遗产继承税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式的制度建设，目标恰恰在于抑制“过度市场化”，过度竞争，其结果是一个“一亿人总中产”的相对平等的社会体系。传统的集团主义，避免了美国式的贫富差别，优胜劣败，激发日本人“内生的”发展动力。同时，随着“国民所入倍增计划”，“养老金计划”之类国家主导的社会政策，增大了日本的社会安全网络。与日本不同，亚洲各国由于历史，文化和殖民地统治，经济二元化，都市和农村，都市社会内部的贫富差别十分严重，继续现有的发展模式，无法改变这种格局，也就难以持续发展。亚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60％，地球上每天36.5万人出生，57％是亚洲人，印度11亿人口，中国13亿，就占了世界的37％。如此钜大的人口资源，使亚洲成为全球劳动力供给基地，加工外包的首选，同时亚洲又是最有希望的市场。中国30年改革，市场化改革，引入外资，“两头在外”，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市场主义导致中国“核心价值”共同富裕的丧失，“富可敌国，贫者无立锥之地”。改革30年之后，中国走到一个十字路口，面临一个新的战略转变，而美国的经济危机，使这个转变显得更加急迫。19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成长，正在成为另外一个世界经济成长的“发动机”，恢复了布罗代尔所谓“中国经济世界”的国际地位，发展中的制度建设将给亚洲带来深远的影响。

　　市场体制是一把双刃的宝剑，它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使另一部分人富不起来，美国式自由市场主义尤其如此。平衡市场主义的负面效果，在相当程度上解决社会公平，将决定中国和亚洲国家的未来。十年经济衰退，许多人担心日本普通人的生活，其实由于藏富于民的政策，在效率和公平上的中庸协调，日本社会总体安泰，没有大的社会动荡。解决社会公平，这不单是一个道德选择，也是一个理性选择。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近于“日本模式”，强调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黄金时代。冷战之后，美国一家独大，与美国全面“接轨”似乎成了唯一，不加选择的接收，给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带来困惑，城乡两级化，教育，医疗，住房三大问题。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一个农村人口还有八亿的穷国，如何利用国家的力量，平衡市场竞争，增进社会公平，可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课题。由于亚洲各国情况相似，使这个课题具有更深刻的文化意义。近代以来，曾经在农业，商业，文化等各个领域创造了辉煌的亚洲，被殖民主义所打破，随之而来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儒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印度文化，毫无例外地受优胜劣败的价值冲击。近代化同时就是“文化失调”，“停滞的亚洲”和“近代的欧洲”成为一种对立图式，一种固定观念，剥夺了亚洲固有文化的“话语权”。随着亚洲的复兴，除了经济之外，文化反思也随之而来。远在西方人“发现”新大陆，传播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之前，亚洲早就存在着复杂的商品经济，市场交易，中国制钱广泛流通，10+3集团，亚洲货币基金，亚洲经济共同体，亚洲货币，只不过是现代制度，形式的“文化复兴”，对于美国和西方，则可能是一场“文化革命”。

　　最近，“历史终结论”者福山有个谈话，他说，他“至今仍然信奉新保守主义理想，这种思想来自频频受挫的左派。左派过去认为民主和正义不仅是美国的原则，而且适用于整个世界，而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有义务在全世界维护这些原则”。关于布什发动的战争，他说，“我并没有反对。但很快我就觉得战争准备得不够，对困难估计得不足，而且美国还在行使权力时采取一种‘列宁主义’方式。然而，在单极世界中，这种方式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首先要求其他国家必须相信美国的善意，而战争的爆发没有证明美国的善意”。所谓“列宁主义方式”，是指主张用战争“输出”美国“普世价值”。福山自称是“新保守主义的马克思”，他说“作为马克思，我相信长期的演变。1989年针对柏林墙拆除所形成的局面，我建议采用‘历史的终结’的概念。这个概念来自于黑格尔，首先被马克思继承。我当时写道，伴随着共产主义的垮台，只剩下惟一的政治选择，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但完成资产阶级民主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艰难的事情。可‘列宁主义者’想加速推进这一进程，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想利用力量对比关系在中东推行民主化，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

　　虽然如此坚持“历史的终结”，福山毕竟是学者，还是意识到了对立面的存在。他说“我从没说过美国是民主终结的典范。欧洲代表着这种历史终结的可能性。欧洲通过努力超越民族国家，比美国更加接近一种真实的历史的终结。美国则继续以自己的军事实力为荣，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主权。中东有些人想建立一种伊斯兰民主。他们认可民主的想法，但把民主与自由割裂开来。这的确也是一种做法，但我认为它走不远。在欧洲、拉美和非洲，没有人想采纳这种模式，就连穆斯林世界也没人愿意。这是针对伊斯兰教面对现代化所遭遇的失败而想到的应对办法，不是一种真正的解决办法。中国是一个更难对付的对手，因为它懂得与现代化妥协，让现代化为己所用，懂得提高竞争力，懂得成长壮大利用科学技术，同时又维持专制政权的统治”。姑且不论福山是否是“新保守主义的马克思”，关于中国，他的感觉倒是敏锐的。不过，他的结论是武断的，这种武断，恰好来自于作为日裔美国人对亚洲的无知和短视。历史刚刚开始，从中国和亚洲的复兴，从亚洲的“文化革命”开始。

　　美国的金融危机，标志着中国与美国“接轨”改革的终结。保尔森最近警告说，“美国金融危机不能成为中国减缓金融改革的借口，我们已经转告美国下届政府，一定要抓紧推动中国改革”。是的，中国必须建设新的金融体系，但不是继续和美国式金融模式完成“接轨”，继续追随IMF和世界银行。摆脱美元霸权，IMF束缚，需要一个团结的亚洲，共同维护本地区的共同利益，必要时在金融合作上另起炉灶，和欧盟一样，亚洲的一体化将改变世界的格局，进入真正的“民主主义”时代，类似于毛泽东领导的“边区苏维埃”，对抗美国的“一家独大”。随着美国地位相对的下降，精明的日本早就谋划，并在美国之外的亚洲开辟“第二战场”，实施“对美依存”到“亲美入亚”的战略转变。日本普遍认为中国迟早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的“超一流大国”，为此“经营资源”必须向亚州，中国转移，让日本“回归亚洲”。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界最积极，不少日本大企业已经将经营重心转移亚洲，建立以新加坡为中心，兼顾亚洲东西，中国和印度“两个战场”的经营体制。因为除了中国，新兴经济体还有所谓“金砖四国”（BRICs，俄国，中国，印度，巴西），“金砖六国”（BRIICS，加上了印度尼西亚和南非），还有VISTA，又加上了越南，土耳其，阿根廷。不管是“金砖”还是“VISTA信用卡”，“人类有史以来高速增长同时化”的主力是亚洲。历经20余年，欧洲终于实现了欧盟联合，有了欧元区，统一货币，区域内贸易欧元决算，其经济和政治意义显而易见。随着亚洲经济的成长和一体化，货币联盟将是一个必然结果，问题在于如何推进走向“亚元”。人们怀疑，亚洲的“西方国家”日本，是否会真正“回归亚洲”？正像英国“光荣孤立”，“亲美疏欧”一样，日本是美国的盟国，美日同盟，所以“亲美入亚”也有中庸调和的一面，眉目不清。在东亚峰会上，日本政府参加“吉隆坡宣言”，宣称把建设“东亚共同体”作为战略目标。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体，实力远大于英国，日本经济日益依赖中国和亚洲，只要中国参与和支持，日本将无法选择“光荣孤立”。

　　日本人将自己的“回归亚洲”也称为“文化革命”。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数典忘祖，搞过一场“脱亚入欧”的“文化革命”。虽然“脱亚入欧”路线成败尚无定论，最少它使日本成了亚洲的“西方国家”，进入了“富人俱乐部”。中国和亚洲的复兴，使敏感的日本看到其国家利益的所在，“亲美入亚”不是戏言。美国一向非常关心中日关系，最近国家情报委员会又出了《2025年世界局势预测报告》，对中日关系的未来的几种可能性作了评估。中日关系既有可能保持互利，也有可能反目成仇，中国持续经济增长，对日本的重要性将继续增强。中国强军，使日本继续保持美日军事同盟，也可能联合亚洲其他国家，建立包括多国的安全保障框架。反之，中国经济出现衰退，或者称霸亚洲，日本可能联合其他所谓“民主主义国家”，强化自己的军事力量，与美国一起孤立中国，亚洲将面对“中国”还是“日本”的困难选择。如果美国在东亚的存在感降低，日本可能更加接近中国，中国将承担更重要的角色。即使美日同盟弱化，由于国内抵抗势力强大，日本拥有核武的可能性不大，中国对日本构成明显威胁时不排除日本建造核武器。如果中美两国更加接近，美国容忍中国的军事力量，并减少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军事存在，日本也将更加接近中国，韩国、台湾、东盟各国和地区也将会顺应潮流。不管愿意与否，美国的战略家们终于承认，一切取决于中国。

　　四、简短的结论

　　通过日本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既视感”，与日本金融危机的比较，可以说金融危机的本质，不是监管不力，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败，而是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美国由此将盛极而衰，必须改革。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开始了“亲美入亚”战略转变，对美国的经济政治“追随”和服从，使其无力摆脱美国“金融霸权”的束缚。中国和亚洲的复兴，为日本的亚洲回归创造了条件，能否建立和美国“脱钩”的亚洲经济共同体，金融合作体系，以致于“亚元经济区”，将取决于中国的持续发展和亚洲政策。同时，日本模式的“好资本主义”侧面，值得借鉴，创造中国“内生发展”机制，以国家主导推进社会公平的制度建设，超越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只要中国经济社会的实现可持续发展，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经济共同体”就不只是一个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