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该译的不译，不该译的偏要译？

20国会议刚开完，在报道这次会议的时候，我们的媒体从新华社到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充斥着G20的说法。我对此深感诧异，因为在这之前，西方7国会议（7大工业国）、8国会议（加俄罗斯）以及77国集团的说法早已定型，尽管已经有人鹦鹉学舌地搬用G7、G8或者G77的说法，但还没有成为大气候。这次20国会议一开，我们的媒体似乎都变成了鹦鹉，学着英国人或美国人的舌头说G20，有人骂我们的知识界是美国的鹦鹉，看来此言不虚啊！

媒体人士难道不能用自己的脑子想一想么？多数的中国人无论对于英语还是对于国际时事，应该说都不甚了了，而你们的报道是给多数中国人看的，而不只是给所谓知识精英们看的，更不是供山姆大叔看的，用他们的缩略方式来表达，除了你们自己洋了一把，跟美国人的国际惯例接了轨之外，究竟还有什么益处呢？即使从你们懂行的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这也不能说是有利于你们的消息传播和受众对消息的接受吧。受众需要的是一目了然，可理解性越强越好，普通的中国人看到“G20”之后，首先需要去了解G20是怎么回事，以为是多么专业的一个名词呢！其实就是20国开会嘛，至于能不能成为一个集团现在都还不好说，为什么我们的媒体不愿意直截了当地说“20国”，偏要食洋不化地说什么“G20”，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汉语的表达还没有贫乏到“G20”这样的词语都没办法翻译吧，也没有复杂冗长到“G20”翻译出来让人觉得罗嗦难写的地步吧，不然怎么有政协委员出来说要恢复繁体字呢？据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的专家说，他们一贯是反对在汉语中随便夹用字母词的，但是媒体们不听他们的，大会小会说了无数次也没用，只能写调查报告向上面汇报。教育部有不少事情没有办好，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失职之处在于没有把正确的要求落到实处。教育部当然也有它的难处，新华社、人民日报都是它的平级单位，下面语用司的话当然就更没有权威性了，何况媒体们在行政上都不归教育部管，即使周济部长出面支持语用司的意见也不一定管用。这个问题除了需要教育部负起责任之外，更要靠媒体主管部门的规范和媒体们的自律。法国人前一段对我们不太友好，但是他们维护法语纯洁性的努力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的政府和知识界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我们在政府内部就不一致，知识界的主流更是自觉不自觉地希望汉语越西化越好，这就是汉语现在越来越不纯洁、越来越不统一的原因。精英阶层的汉语与大众阶层的汉语差别越来越大，精英阶层压根就没有想过要让大众阶层听懂他们的汉语，前一阵子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草案老百姓看不懂，也是这个原因，所以大量夹用字母词就更不希奇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象50年代那样，由人民日报带头，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

我们的知识界除了大量夹用字母词，该译的不译之外，还特别热心于把不需要翻译的汉语地名译成英语，明明是取媚于洋人，却谓之“与国际惯例接轨”。最近，武汉市长要求全市清理地名标志，消除地名标志的混乱状况。在这方面，混乱和违规最严重的倒不是武汉市。武汉市也曾经出现过用英语翻译的地名标牌，而按照国家法规和国际惯例，这是既不需要也不应该翻译的，完全是我们的某些专家自作多情。据该市地名管理机构的有关人士说，这种现象在武汉市已经得到纠正，但由于地名标牌是城管部门制作的，不规范的情况仍有可能存在。而武汉市公交车报站语音中对汉语地名的翻译则是完全混乱的，不仅把地名中的通用名部分如路、街、桥等翻译成了英语，甚至把专用名部分也翻译成了英语，如“梨园”被译成了“Pear Garden”，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完全是不符合国际惯例的。“名从主人”才是国际惯例， 专有名和通用名共同构成完整的地名，两者都应该按照“主人”的读法去拼写，这既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也是我国地名法规的要求。甚至各国议会的名称也往往有本民族语言的专用名，所以才有“苏维埃”和“杜马”这样的俄国议会名称，而蒙古的议会则叫“呼拉尔”，日本国会在西文中也有按日语拼写的专用名称。“名从主人”不仅体现了对主权的尊重，而且更便利外国人的出行，老外问“Pear Garden”是没有多少中国人能够帮助他的。在这一点上，只有武汉市轻轨的报站语音是正确的，英语报站时“大智路”照样读“Dazhi Lu”。当然，公交系统是否需要英语报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窃以为，为少数英美投资者报站，还不如为我们的藏族同胞报站呢，这样西方人更没有理由说我们不尊重西藏文化了。我们的人民币纸币上面就有五种少数民族的文字，现在我们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否人民币上面也应该加注英语呢；果真如此的话，不知道中国的主权和尊严在世界上还值多少钱！公交部门把为少数英美投资者服务的良苦用心，花1%在市民百姓身上就好了。这样做既没有多招来几个外国投资者，而且有损于公交公司自己的利益，倘若公车上英语报站的时间用来播广告的话，公交公司岂不又可以大赚一笔，何苦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呢！英语报站除了作为“对外开放”和“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政绩秀”具有政治正确性之外，看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益处？即使对于外国旅游者来说，这都是多余的，为中国旅游业创汇最多的是东亚的旅游者，他们的英语不比我们好，法国人、德国人会指责我们为何厚此薄彼。其实，为了一视同仁及体现汉语的尊严和法定地位，只用汉语报站才是最好的选择，即使在半殖民地时代，中国的公交车也没有用外语报站呀，那个时候不能说不开放吧！外交部的记者会本来准备按照国际惯例取消英语翻译，结果顶不住外人的压力，只好作罢。外交部应该继续努力，如果它这样做了，那就给全国作了一个很好的表率，而且记者会的节奏和效率也会大大加快和提高，记者们可以提更多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听到领导人更多的话语。

在地名翻译问题上，武汉市的做法虽然不尽完善，但比起北京和上海的某些做法，更值得称道。北京的地名标牌本来是全国的楷模，然而在筹办奥运会的过程中，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却要求地名标牌与他们的伪“国际惯例”接轨，把通用名部分全部改成英语，以方便外国朋友，他们的无知令人匪夷所思。民政部后来表态反对这种做法，不知道民政部能否约束得了北京市，他们的领导人可是政治局委员。因而，不知道现在北京的地名标牌到底是按照国家法规和真正的国际惯例制作的呢，还是屈从于他们的人大常委会的伪民意了。上海市的做法则是以地方立法对抗国家法规，附合伪“国际惯例”。他们通过了地方性法规，规定地名标志加注英语，通用名部分要求用英语翻译，公然破坏国家既定的地名法规。民政部当然也奈何不了上海市，按照宪法制度，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力撤销地方性法规，民政部怎么会为了地名翻译问题，到全国人大常委会跟上海市打官司呢？上海市的领导也是政治局委员，民政部惹得起吗？自然犯不着这么做了。

为何北京和上海两地的人大常委会都会置国家法规于不顾，把不该翻译的地名偏要译成英语呢？只要考虑一下各地人大常委会的人员构成的话，这个问题就不难理解的了。不要说人大常委会，就是人大代表，现在多数都已经被精英阶层所垄断。使他们成为精英的知识和资本都是来自英美的，他们能不希望中国的地名标志让英美老板们看了更亲切、更有在自己家里的感觉吗？只是他们没有考虑过帮倒忙的问题，就是这种翻译反而有可能不利于老板们的出行和自由活动，所以即使英美人士也并非全然领他们的情！可见我们的精英真有点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拙劣的“乏走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