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的现实意义

作为一个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的一分子，毛的思想已经在这一代人的内心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如毛所倡导的“灵魂深处闹革命”那样，毛的思想已经成为这一代人思想中的一部分
毛泽东，致力于化繁从简，而不是以不知所云去将他人置于云里雾里为快事。反对繁文缛节，痛恨等级和官僚主义。
毛泽东具有一种极其强烈的生命本体意识。而这一意识，具体反映在对生命在于变化这一态度上。
力求变化，不变等于死亡。不但要变，而且要变的越快越好。这种对变化几近神经质在追逐，几乎贯穿了毛的所有思想活动，并被作为一切行为的意志主宰。对于那些妨碍变化、甚至变化有所迟缓的因素，他都有着一种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仇恨心理。变化既是一切之肇始，也是一切之依归

一切为了变化，或者干脆说是为了变化而变化。适应变化者得以生存，不适应甚至拒绝适应者，被作为反革命得到清理或消灭。变化就是革命，拒绝变化者、对变化反映稍微迟钝者，就是“坚决”反革命和“一般”反革命。运动是变化的一种方式，具体作用于变化过程

毛生活的中国，可以说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种适应变化、作用和反应于变化的体制，能够胜利并被作为一种传统有所保留或得到发扬。这就决定了毛的求变意识，实际上是对传统的反动，毛由此可以说在意志上付出了粉身碎骨的代价。直到如今，毛的这一意识，并没有被其追随者彻底理解。毛的与传统妥协的那一部分，被作为所谓正确的东西得以继承下来。无论是其追随者中的“左”、或“右”的阵营，都是对毛这一意识的矫枉过正。传统体制正在妨碍变化速度、甚至变化本身！在毛泽东之新中国之后不久，也同样感受到了。而且，随着新中国成立时间越长，这一感受越强烈：作为从数千年传统浸淫继承下来的国家体制，正在逐渐走向传统回归的老路上去。回归即意味着死亡，这已经毋庸置疑。毛泽东感受到的，也是这种国家间的竞争之残酷程度。毛的“市场”竞争范围，一开始就是全世界，这因为毛的“公司”是一个国家——同样面临着优胜劣汰的自然竞争境遇。
作为传统中人，毛泽东深切知道“传统”是什么，特别是毛知道自己已经站在传统的对立面，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死敌局面。这一“传统”，就是文化。毛由此发动世人多有垢议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为一种“罪证”，不论是对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就是没有人能够理解:毛泽东自以为自豪的两件大事之一。这是为什么？难道毛真的就是想把自己来之不易的胜利毁于一旦？这是谁也不会被说服的解释。
毛的文化大革命，事实上就是对传统的反动，是一种毅然决然的反传统行为。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社会混乱，这一“混乱”的认识，关键要看是站在那一方面看：从传统的眼光，其就是十恶不赦的；从反传统的立场，就是可歌可泣的，毛泽东把发动文化大革命，当成建立新中国组合战争的一场延伸战役而已，甚至是，这一场战役的重要性，要超过以往的胜利。毛泽东自己作为传统中人，过多地用了传统的方式反传统，所以，其最后被传统吞没。直到现在反面的教育数十年，还是有人不理解，传统的教育几千年真正是深入骨血了。

当“变”已经成为某种宗教般认知及使命时，所有的制度性建设，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更好、更快、更有力地适应变化本身的需求。而适应变化，不如掌握变化；掌握变化，不如创造变化。创造变化，就是要具有一个能够“生产”变化的功能机制。从而，使每一个进入这一功能机制者，都成为不自觉的变化者：既是变化主体，更是变化源泉
从组织属性而言，无论是国家，还是公司、以及各种相关机构，都是一种集体型式。因此，凡是一个组织，只要采取就集体型式这一组织体制，就会具有相似、甚至相同的弊病或陋疾，譬如官僚主义、等级等等。而这些，都是“变化”的天敌。除非不求变化，如果这样下去，整个组织机制就会运转不灵，就象机器生了锈，最终完全坏死。这一危险，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毛泽东就已经充分意识到：从一九五一年开始之后十余年，毛泽东所起草或签发的文章或文件，都把譬如反官僚主义等，当成了核心要求，其严厉程度可以说空前绝后。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正是由于毛对自上而下的反官僚主义能力的严重失望，才导致类似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其目的，就是自上而下解决不了的问题，期望采用自下而上来完成。
毛泽东在其呕心沥血致力于的中国，在死后却遭诸多非议,受屑小妄评。太阳的光辉被冷月所借用了,被改了名称叫月光!

 毛泽东把最平凡的东西用到极处，如诚信、群策群力等等，这些看来都毫无新鲜感的名词，都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真正做到了活学活用的地步；这曾经是毛期望于日日讲、月月讲、甚至时时讲的。
毛泽东，都采取了群众运动：着眼于等级，向等级者开炮；毛是孤独的，是纯粹的，只是这一纯粹被强大的传统淹没了。
作为国家组织的方向，毛泽东的曾经做过的尝试，如今已经失败了

毛泽东给人类提供了一种回归终极的路径或启示：生命及人本身是第一位的，其自我组织体制是可以选择的；只要世界的，而没有国界的；只要组织（变化）的，没有管理（等级）的。人类超越自身传统体制束缚的捷径就是：大破大立、立在破中，在破坏中建立新的东西，这也是获取速度的捷径。乱，是最本源的秩序。

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这一阶段，毛泽东的继承者邓小平，开始改变方式继续这一使命时，同样是一种使命实践，即通过类如科学技术代表大会这样的倡议，作为一种工具式的介质，撇弃了毛泽东之过于直接到人与人斗争的使命实践行为。对科学技术的应用性重视和发展，成就了邓小平的历史性贡献。至于有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过程" （而不是一个"事件"），作为悬疑被搁置下来。因为这不是邓小平所能够解决的问题，但是其继承者则显然地偏离了对这一悬疑的"天机"性理解。能够理解毛泽东至于文化大革命的终极使命这一"密码"的，到了邓小平始为终止。也可以说，邓小平用科学技术这一"工具"继续了文化大革命所要完成的终极性使命，将这一历史推向同样是毛泽东预设的轨道，然后扬长而去。
这一终极性使命，就是集体体制的解体、以及个体思想的解放。也可以说，邓小平并不急于去建立或建设什么"制度"，而是过于频繁地利用"政策"，作为某种对现实的"破坏"手段，不断地破坏既定现实规则，这一点同样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延续性实践。因此使文化大革命这一低等级者向高等级者专政、无文化者向有文化者专政（直到如今，对文化大革命持排斥和否定认识者，亦呈现等级性的异同：最底层的社会公众群体并没有等级阶层、包括文化等级"权威"阶级那样敌视和感痛之深）的不同阶级之间赤裸裸的等级之争，暂时性地演变成为对技术或物化（工业革命）的一致性共同追逐。通过暴力性的等级之争，被技术或物化过程而使等级出现了消解。而且，只要一贯地继续或工具性地通过技术革命（排除一切妨碍技术革命的意识形态和传统思想障碍），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过程），就不会再出现。这是因为技术革命已经完成或替代了文化大革命所要实现的目标--等级最大限度地实现平等、个体极权最大限度的广泛性实现、未来和现实对传统的反动和彻底的扬弃。
由于等级者掌握续写历史话语权，而使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成为一种公愤式的"主流"观念。至于文化大革命的使命"真相"，一直处于误读状态。所有的历史过程及其发生的种种事件，都是功过相间，任何一边倒式的否定，都是对历史、对人类本身的误读和不负责任。


当历史发展至今，全球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全球化本身，最大的障碍，就是组织问题。跨国公司，成为全球化的急先锋。公司，作为超越家庭式国家体制的、重新组织人类新体制的一种组织形式，其必须直面和解决的问题，就是组织融合能力，也可称之为组织力。
　
无论是已经全球化的公司，或者是逐渐全球化的公司，要到一个自己相对陌生的地区，如WTO之后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或一个公司与另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组织背景的公司合作，都面临着组织力方面的问题--如何在最短时间、以最直捷的途径，使完全不同组织体制及文化背景的公司，能够迅速浑然一体，达到预期的竞争力增长过程，并且使这一增长过程成为良性循环。

如果从阶段性认为，我们可以回顾毛泽东的策略性主张，对化解这一障碍具有非常现实的启迪作用。历史学家黄仁宇回忆新中国解放前夕，林彪在东北时称自己的野战军是东北民主联军，其目的就是为了吸收地方势力（如民兵、武装部队和一切非正规部队），使自己的军队达到迅速的扩张。其能够容纳各式各样的武装力量，这就使国民党军队在每次战役消耗之后，兵员递减；而林彪当时率领的部队，却通过每次战役兵员消耗的同时，队伍却在不断地发展壮大。这一点，恰恰是遵循了毛泽东之放弃形式，重在实质的指示。只要能达到目标，完成任务，有相同力量的战斗部队，可以称之为支队、团、旅或纵队。但是，在作战方式和纪律方面要绝对的一致，遵守其基本方针。为了做到这一点，采取培训方式：从林彪进入东北时带进去的部队作为核心，派出核心干部到最基层的班一级，培训新的干部，然后这些经过新培训的干部，又到以后再收编的部队中去，如此循环递进发展。

那么，培训内容是什么？就是信念的灌输。为什么这一灌输式培训方法，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这就是因为信念本身，具有一种高度的契约性：毛泽东思想的传播者与普通老百姓、官与兵之间，达成了某种绝对的平等对峙--如果每一个人都想过上好日子，就必须共同遵守这一"契约"或信念。当然，这一"好"日子，也是有层次的--对于普通老百姓，包括非军队的老百姓，其好日子的"好"，就是超越眼前的低劣或一般化生活水平；对于已经是过好日子出身但思想能力和激情活跃的人群而言，其向往的好日子的"好"，是一种理想中的、超越物质生活的精神生存状态。

如果这一信念，能够集中这一切的"好"，其就足以给人带来一种满足，哪怕这一满足只是一种期望，暂时还不能成为现实。

信念，就是诚信--凡是背逆诚信这一信念的因素，都是破坏组织生存的天敌

什么是妨碍诚信的最大障碍？等级、官僚主义、形式（管理或制度）、特权等等。当年毛泽东的队伍能够取得胜利，也是最大限度地战胜了这一系列障碍，才成就致胜的根本性保障。

而信念与理念是完全不同的，只要教条主义，才试图将一切理念化，去复制或照搬。信念是以信为本，信处于变化之中；理念则是以理（形式）为本，处于僵化状态。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从不缺理念，而缺失的是对信的认同和对信念的坚持。
建设信与信念，需要不断地处于变化过程，只有对信与信念的不断实践，才能建立对信与信念的认同和坚持力。因此，所有妨碍变化的因素如制度等，都是信与信念实践的路障。
我们感到物质生活越来越使人丧失生命及生存的趣味时，我们有必要反思这一切对人类本身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经常怀缅过去的节日，是如何的使人惊奇和激动，而眼前的现实生活，在物质生活极大富裕的同时，却找不到生活应有的心灵激荡的感受。技术或工业革命，为人类带来的是福祉？还是灾难？

如果以不断地追逐物质享受（这永远是短暂、而且是越来越短暂的刺激所得），人类是否误入自己的陷阱？
回答这些其实非常简单--如解放全中国是对的，让人民只是过上吃好的吃饱的日子，而没有更高远的追求，则是毛泽东所鄙弃的："难道游泳是为了穿游泳裤？"在毛泽东时期，一位外国总理与毛交谈时说中国人的奋斗是为了让人们过上“好”日子时，毛如此回答。

“一切如流，从来如此。”流，就是变。毛泽东之不拘形式和对任何形成传统的意图都不屑一顾。人们只仅仅认为或评判毛泽东诗词之帝王倾向，其实际又是一种误读，即毛仅仅是以此嘲弄历史和传统而已。误读者是以自己的极权性，先入为主地进行想当然的度量而已。
因此，只有将技术引入科学时，其才能步入健康的循环。科技之谓，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认为科学就是技术，则从本身就是错误的--科学是思想觉悟过程；技术仅仅是自然结果，是工具。文化的革命是科学的提高人类思想觉悟的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