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

建成什么样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　　

从国家产生以来，所有的统治者，无不说自己是代表人民，到底能不能真代表人民？有人说，人民有了对国家的监督权，这个政权就会成为人民的政权。也有人说，只有让人民说了算的政权，才是人民的政权。还有人说，只有给人民以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的政权，才是真正人民的政权，等等。这话都好说，但怎样实现人民监督？又怎样实现人民说了算？人民怎样就有了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这可就难了，甚至难到了上青天的程度。　　

先来说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等问题，其实在不消灭阶级的前提下，对穷人来说，只能是空话和欺骗，因为穷人为了生活，就不得不给富人打工，不得不看着富人脸色行事，因为一不如人家的意，人家就有权把你开了，这是人家的自由和权力，所谓博爱，就是要对这种剥削和压迫只能爱而不能怨。当然，你看他不顺眼了，也有权不去给他打工，等于你把他开了，这一切由你作主，这是你的权力，你的自由，谁也不强迫你，这就是富人对穷人所体现出的博爱。这是何等地平等！又何等地公正！但一结合实际，不给富人打工，挣不下钱，怎样生活？正是为了挣几个养家糊口的钱，主人家再给多大难看，也不得不承受，也不得不忍气吞声，在这样的情况下，穷人在富人面前，能有什么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和人权？所以不谈消灭阶级，只讲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等问题，实际就是在建立和巩固富人对穷人最有效的压迫和剥削的政权。　　

在这样的社会里，政府的职责，就成了在保护每个人都能得到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的掩护下，保护着富人对穷人的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又使穷人无话可说，要说就去找上帝，谁让上帝没给了你求富的本事、门路和机会。只有求上帝才能改变这命运，保住自己的好运。所以在这样的社会，信神信鬼的宗教迷信行为，就成了富人剥削和奴役并达到麻醉穷人的最妙手段，也成了穷人自我麻醉的鸦片，成了使这个社会不崩坍的坚固堤岸。所以在这个社会里，科学再发展，信神信鬼的宗教行为，政府不但不取消，而且会大加提倡和保护。这对广大人民来说，虽是麻醉，因顿减痛苦，所以也就成了急需的东西。　　

由上所知，如果说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等问题，具有普世价值，但只要人间存在着阶级，穷人就没有实现这普世价值的物质基础。对穷人来说就只能是空话，是欺骗。欺骗的最有效帮凶就是宗教信仰，由此可知，要真想实现这普世价值，就必须从消灭阶级做起，从信神信鬼的宗教中解脱出来，建起公有制，实行由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制度，使大家都得到共同富余，从此不再使任何人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这时的人们才会真正得到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这普世价值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说到这里，什么样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就有了答案，这答案就是彻底消灭阶级，建起公有制的政权。这一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所以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办事的政权，才能成为人民的政权。在这里如果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比作一棵大权的枝和叶，那么建成什么样的所有制就成了能否保住这大树枝繁叶茂的根。明确了这关系，就明确了这样一个道理：要真想在人间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就必须从护根做起，不懂这一点，就成了最无知的行为！也就是说，这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它是社会制度的产物，是社会制度体现出的现象，所有制才是其本质。只谈现象，不谈本质，就是在用现象掩盖本质，成了最大的欺骗。　　

在实践过程中，列宁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起这样政权的伟人，这就是苏联，但还没来得及巩固和发展，就离世而去，这巩固发展的任务，就落在了斯大林身上，但出了新问题，这就是公有制建立后，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从经济上虽然消灭了阶级，但在消灭国家之前，国家不能不实行“下级服从上级”的层层管理制度，因为不实行，这个国家就会立刻变成一滩散沙，并因散沙而解体；实行，这制度的特点本身就是一级比一级权力大，又是一级比一级远离群众。他们远离群众，他们做出的决定，就不会成为群众的心愿，而只能成为不同层次上当官们的心愿，尽管他们的决定是采取的“少数服从多数”，可这个多数，就只能代表不同层次上官员们的多数，成了不同层次上官员们体现自己特权的表现，从而形成了特权阶层。把这特权阶层的“多数”做出的决定，做为人民的意愿强行贯彻，必然和人民对立起来，这就成了公有制建立后，所出现的新问题。这问题在阶级社会里，因为它是阶级斗争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不会单独突显出来，但当社会上的阶级消灭以后，这个问题就没了掩体，所以就突显出来了。斯大林的功劳，就是巩固和发展了公有制，暴露出了这个新问题，但对这个问题怎样认识和解决，则没理出头绪。　　

面对这新问题的出现，怎样认识和解决，第一，坚持资本主义立场的人，就会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不及资本主义好的地方，以此力主复辟资本主义。第二，主观上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不知问题出在何处，所以到斯大林死后，在苏联的一些领导人中，就把责任全归在斯大林独裁，搞个人崇拜上，殊不知这正是斯大林为解决这问题所付出的代价，结果对斯大林采取了全盘否定态度，使苏联走向了毁灭。第三，以苏为鉴，肯定斯大林的主流，对出现的新问题，归在建设社会主义经验不足上，不归在斯大林身上，并提出对问题的解决办法，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怎样认识公有制建立后所出现的新问题？毛泽东首先在思想上指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要把内部矛盾当敌我矛盾处理。接着指出官民对立同样是阶级斗争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行为上，大力提倡“造反有理”，公开培养人民的革命造反精神，对民反官的事，毛泽东总是站在民这一边，令官从中吸取教训。在具体实施上，毛泽东从三个方面进行：　　

1，在解决当官的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问题时，毛泽东采取了以下措施：掺沙子的办法，即把工农劳模调入中央的决策圈内，参加中央的决策；同时建立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制度，将军当兵制度，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制度，领导干部除年老和生病者外，每年一定要抽几个月轮流到基层作调查研究和蹲点的制度等。还提出不搞高薪的制度。同时在教育上，为加速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以彻底摧毁“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旧观念和旧制度产生的土壤，制定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继而建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制度。总之，从各个渠道上采取措施，不是只在嘴上说，而是从思想到行为，再到社会风气，真正叫人感到官民一家，从而达到缩小决策者和群众之间的距离。　　

2，在解决民对官的监督上，实行了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不但成了民对官的最有力的监督，而且是随时随地的监督。如果官把自己说出的理只当独理讲，就可以通过大辩论，把是非辨清，把大家都纳入按真理办事的轨道上。官若对大家的大呜、大放、大字报所说出的理和事置若罔闻，甚至变相压制，实际等于把人民的权力架空，对这一切，单凭一级管一级的官方来解决，不但不会得到解决，而且最后当官的会站在官的利益上，产生官官相护，成为联合对民的镇压，把民置于暗无天日之地。在这样的时代，公检法是靠不住的，因为公检法也是官，不是民，它们只是以公正的面孔出现，顶多通过剪枝打叶起个临时的调节作用，往往也很难做到公正，更不会从根本上起到还权于民的作用。于是毛泽东提出过七八年就来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在运动中把官的命运交给群众，对官所做过的一切损民的事，由群众对它来一次大清洗，只要做了损民的事，想躲绝对躲不了，想飞也绝对飞不了，只有规规矩矩向民认错改错，求得人民的谅解这一条路，成为民治官的时代，从而结束了历史上只有官治民的时代。只有在这样的时代，人民才会把属于自己的权力争回来，才会在官的眼里树起民的绝对的权威，民没有权威，对官就不会真正能起到有力的监督作用，只有使民在官的眼里有了这个绝对的权威，民才会真正能得到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这普世价值，才会由空喊变成现实。　　

3，以上两点，在解决高官脱离群众的问题上，确实是千古绝唱，这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和人类做出的新贡献。但以上问题的实施，有个大前提，这就是中央必须站在人民一边。同时还有一个新问题，就是真理不是一成不变，但真理则又是从少数人开始，当被多数人拿握，更新的真理就又从少数人开始了。当真理还在少数人的时代时，就最容易被多数人当成谬误而加以反对，甚至对真正的谬误，反会误认为是真理，因为有毒的鲜花，往往更美丽。这就提出了怎样保护真理，又怎样识别谬误的问题。就是说，怎样使中央必须站在人民一边，为人民发现真理和掌握真理，这就成了马列主义者面对的必须要解决的最后的一个新问题。正是为解这新问题，毛泽东通过总结历史，提出：“似乎马克思主义只有一家，别无分店。是不是分店也可以搞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新设想。就是说，和中央有不同意见者，给他个适当地方，开个分店。最后由实践成果和中央的实践成果，平等地摆在人民面前，由人民自由挑选，把人民挑选上的，选为下一届中央的掌权者。可惜毛泽东还没创建起这样的新制度，就撒手人寰而去了，这一任务就成了毛泽东的未竟之志，也就成了共产党人应该继续努力完成的大事。　　

通过以上所说，在解决什么样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问题上，马克思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列宁遵照这精神，建起了世界上第一个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苏联，经斯大林实践证明，国家实行分级管理制的存在，同样不能使政权完全成为人民的政权，在解决这一问题上，毛泽东从理论到实践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新贡献，但怎样保证党中央必须站在人民一边，为人民发现真理和掌握真理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马列主义“也可以搞”“分店”的新设想。这一问题的提出，就像马克思提出要建立人民政权，必须消灭私有制是同样重要的问题；也如同马克思没有完成，由列宁和斯大林完成是同样的道理那样，应该由他的继承人接上来完成。谁能完成这一任务，谁就成了新时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正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接着到了邓小平时代，他一掌实权，就提出政体改革的重要性，这一点很得党心和民心。但实践的事实告诉人，他把政体的弊端归在毛泽东的“终生制”上，并针对这“终生制”建起领袖只能连任两届的制度，其实这个针对就错了，因为毛泽东是开国领袖，他并不是要搞“终生制”，但他必须把他打天下时向人民许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愿完成，这就需要时间，若把这占用的时间和皇帝的“终生制”相提并论，显然是将事实的真相歪曲了，至少只看到现象，没抓准本质，成了用现象掩盖本质的行为，成了借现象针对个人而不是针对党情和国情的行为，所以对中国的问题，也就成了不治本的制度。这和毛泽东想要创建的马列主义“也可以搞”“分店”的制度相比，显然有了以下弊端：　　

一，作为每届领袖，都应该结合国情，在马、列、毛思想指导下，拿出一套针对解决现实问题的完整而宏伟方案，到期务必实现，实现不了就应追究责任。但现制度规定领袖只能连任两届，根据这时间，就不能完成大而宏伟的方案，或使一个重大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这就只有交给下一届或下一任来完成。可下一届或下一任不接受这任务怎么办？正是为解决这问题，对下一届领袖的人选，就不得不由现任领袖自己物色、培养和“推荐”。名曰“推荐”，实为决定。就这样，过去皇帝选接班人在自己家族中选，现在领袖选接班人，范围虽然扩大了，但首先必须自己满意，就这一点，和皇帝并没两样。实际就成了，打着为党为人民的旗号，实际是在选忠于自己的人，力争“下台”后能把自己置于太上皇的地位上更好，至少要保住自己一家的利益，使自己的这个家从此成为名门望族。这对新上任的领袖来说，尽管不情愿，但也会尽力这样做，以报答对前任领袖的知遇之恩。从而使立党为公的党，变成了为私的党。毛泽东的分店制就完全克服了这弊端。因为毛泽东的分店制，领袖的产生，是由全民来选定的，所以能被全民选为领袖，完全是在党的领导和培植下，经自己努力，通过实践，得到全国百姓最大拥护的结果。要感恩就只能是感人民的恩，而不是感前任的恩；上任后，也只能为全民负责，把对前任的负责，溶于对全民的负责之中，在这里没有特殊的公民，这就彻底摆脱了家天下的阴影。　　

二，正是为了要把自己放在太上皇的地位上，所以在选接班人时，一方面全力选忠于自己的人，使他上任后能继续照自己的旨意办事，另一方面在要核部门，多安插亲信，以达到对接班人力所能及的监督和控制，能做到像邓小平架空胡跃帮、赵紫阳那样就更好。这和毛泽东的分店制相比，毛泽东是以事选人，只有他们做出忠于人民的事，得到人民的满意，才会被民选为接班人，而现在这制度，就成了先选人，即先选忠于“我”的人，至于这个人上台后能否把事做好，这和分店制相比，就成了完全靠不住的事了，这也就成了这两个制度从本质到效果的一大不同。　　

三，想当领袖的人，在这制度下，就不能像在毛泽东的分店制中那样首先考虑怎样把为人民的事做出成就，再由人民来选自己了，而是只能韬光养晦，首先考虑做出怎样的事，就能得到领袖的满意，做不到这一步，就当不上领袖。接着进入第二步，这就是当上领袖之后，又不得不在前任领袖给自己所制造的环境中走一程：一方面按前任交给自己的任务做努力，一方面把自己认为应该必须给民办的事，又像做贼似地顺着这潮流往进插；同时，再用自己的智慧和魄力，建立以自己为首的领导核心，以尽最大之力来摆脱前任对自己的控制，只有做到这一切，才能进入第三步，即根据自己对时代的独立看法，拿出自己的治世方案，进入施展自己才华和雄心的时期，可剩下的时间就不多了，因此又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安置自己心腹，培养和选择忠于自己的接班人身上。届届如此，实际届届对民办实事的时间就少到很可怜的地步。这和毛泽东的分店制相比，毛泽东的分店制，从批准建立分店开始的那天起，就开始了他们为人民独展宏图和才华的时期，一旦被选上台，全班人马立刻就可以在全国展开工作，这一点，现制度就无法相比。　　

四，就因为自己的雄心和壮志，在自己任内完不成，所以才寄托于下一任。届届如此，实际届届就成了给下届下任务，提目标，对自己来说，就成了说大话，不办实事的巨人。这和分店制相比，因为分店制，从一开始起，就不仅要看怎样说，更重要的是看实践的成果如何，只有做出好的成果，才会被民选为领袖。因为每一任领袖的出世和上台，都是如此，所以也就使的每一任的领袖，不仅会说，而且更会做。两者相比，必然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政风：一个是华而不实，大有哗众取宠之嫌；一个一步一个脚印，事事叫民感到这是为人民的政府。　　

五，毛泽东的分店制，是把发现真理的人，通过开分店的做法，加以扶植，加以培养，一旦能给人民带来新的实惠，就由人民及时选为中央政府的接班人，完成中央的更新换代，这就保证了党的领导，能始终成为发现真理，并及时推广真理的领导，以这样的形式建起的领导班子，自然就会成为朝气蓬勃的领导班子；而现在这制度，由前任提任务，使后任来完成，实际就把每届领导都变成了守业有余，创业不足。这样的领导班子，等于逆水行舟，最容易把时代引向不进则退的局面。这责任不全是那个领导个人造成的问题，主要是这制度限制了领袖才志的发挥所造成。　　

六，毛泽东的分店制，每一届都有自己有形的任务和目标，到期完不成，责任一清二楚。这就把领袖的每一行动，处处放在了人民的监督之下。可现在这制度，就因为前任的任务可由下届来完成，即使下届接任后很快认识到这任务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却也不能提出反对意见，因为提出之后，等于造反，必然引起政界哗变，收拾局势就更难。所以也只能在顺应中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把前任的任务来个不置可否，从而使这制度成了一届掩一届弊端的制度；又是后任给前任尽力擦屁股的制度。至于自己应该做些啥？因为自己所提出的任务可以名正言顺地交给下一届，完不成就成了他们的责任，正因为这样，在提任务时，只要是得民心的事，就可放开胆子大胆地说，说个天花乱坠，处处锦上添花，以显自己对党对人民的忠诚，尽管是些纸上谈兵的内容，却早当成了千古奇功，让世人把自己尊为圣人。就这样，这制度就成了各届领袖把功劳归于己，把过错归于人的制度。所谓监督，也就只能使自己在任时，用职权监督别人，不能由别人来监督自己。正是这问题的存在，就使的中国的问题再大再多，对老百姓来说就只有承受的份，没有纠正的权，这也就成了和毛泽东的分店制最根本的不能相比之处。　　

七，因为届届都要设法把自己封为圣人，殊不知圣人多了，就没了圣人。一个政党一个民族，心目中没了自己唯一的圣人，也就没了这个政党和民族的凝聚力。这和毛泽东的分店制相比可就大不同了，因为毛泽东的分店制，是在党的领导下，各分店都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做指导，所不同的，就是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看谁结合国情，提出新看法，拿出新办法，最后再从效果上看谁解决的最好，这一点不只是凭他们的自封和自夸，而是根据他们实践的成果由全民感受来验定，一旦被民验定，就会被民推举到领袖的岗位上，他们的主张自然就成了圣人的内容，而不是任何人自封为圣人强加给民的东西，所以大家就会在他们的领导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如果他们的东西，在后来的实践中，对后人有了指导意义，后人自然会当做圣贤的东西，奉若神明，从而成为永恒的圣人，这和现制度的领袖自封为圣人，就完全成了两回事。　　

正因现制度存在着上述弊端，不但不能使政权成为人民的政权，而且已经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在这时有人提出西方的“三权分立”等问题，自然在人民中就会有了市场。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央的领导同志公然宣布：“不易旗改帜”，“ 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说明我们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们很清醒，因为那不是属于人民政权的东西，所以绝不能接受。但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怎样“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怎样“不断推进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怎样“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因为不能拿出具体实施方案，就成了空话和大话，这和西方已形成的有形的制度相比，自然相形见绌。再说，在私有制下产生的各种矛盾的解决，西方的那套制度，那是积几千年私有制社会文明的结晶，所以对巩固私有制和解决私有制下产生的各种矛盾都是很有效的。中国只要搞了私有化，说不走西方的路，那也只是迟早的事。就像邓小平，他并不想使社会走向两极分化，但一搞包产到户，实际走向变相私有，想杜绝两极分化，就成了痴人说梦。实践证明，只有毛泽东那样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坚决消灭阶级，对新出现的问题，出现在那里，就针对性地解决在那里，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只能乘风破浪，披荆斩棘来实现，而不是修正和动摇。一定要把政权，真正建成人民的政权。我们现在的党中央，要真不走西方的路，只有以毛泽东的这精神为榜样，才会走出困境。舍此，就只有让资本主义牵着鼻子走，不仅自己很被动，而且会最终成为共产主义叛徒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