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的神话和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难题

自由贸易的神话和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难题

周建军（[email protected]）

内容摘要：无论是老牌资本主义强国， 还是后来者居上的新兴经济体﹐ 都将关税作为一种重要的保护幼稚工业的工具积极地使用过。关税自主权﹐是主权国家的自主性政策之一。强调关税的重要并不是要简单的否定贸易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是要进一步强调后发国家在向发达国家转变时﹐国家政策自主性的极端重要性。在通往东亚贸易自由化的道路上﹐国家之间发展模式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应该得到充分考虑﹐尤其对那些发展中国家而言。否则﹐不管是国际贸易的赢家还是输家都能变成一种国际贸易和政治经济秩序的不稳定力量。

一﹑东亚贸易﹕历史与当代的变化

图~1所示是一幅由日本经济史学家滨下武志制作的“朝贡时期的东西方贸易路线图”。如这个图所示﹐早在几百年前﹐亚洲区域内部的贸易和经济交往一直就很频繁。当时的东亚国家为了获得类似胡椒和香料这样“本国所不能生产的物资”﹐[1] 就与东南亚国家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和经济交往关系。

图~1﹕朝贡时期的东西方贸易路线[2]

根据有关的记载﹐在1820年前后﹐东亚经济的规模曾经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40％。之后﹐东亚进入一个较长时期的衰落。从20世纪中期开始﹐东亚开始逐渐复兴。到2005年﹐东亚经济规模重新占到了全球经济总量的40％﹐再次回到了它在1820年代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和份额。伴随着东亚经济整体规模的扩大﹐东亚区域内部的经济交往和贸易活动也日渐增加。据统计，现在﹐超过50％的东亚贸易发生在东亚区域内部。区域内的贸易和经济活动在东亚的贸易体系和经济交往中占据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和份额。与几百年前所不同的是﹐几百年前“胡椒和香料”的商品贸易主要是为了获得“本国所不能生产的物资”而进行的商品交换或者互通有无﹐而当下的贸易和经济活动已经远远超越为获得“本国所不能生产的物资”或者互通有无这样的单纯目标。

如前所述﹐区域内的贸易和经济活动正在东亚的贸易体系和经济合作中占据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和份额。而伴随着这种重要性和影响力的增加﹐一个有关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呼声也愈演愈烈。就在笔者写作这篇小文的时候﹐中韩两国新一轮的自由贸易产官学研讨会正在北京召开。如何认识和理解当下的贸易活动﹐特别是这种自由贸易的呼声﹐不仅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自由贸易﹕理论的困难与历史的真相

诚如我们人人所知﹐贸易的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没有来自不同个人和组织的交换和贸易﹐我们将很难获得我们各自所需的货物或者服务。然而﹐一国范围之内不同的个人与组织之间的贸易或者交换﹐不等于对进出口没有限制或壁垒的自由贸易（Free Trade）或者贸易自由化（Trade Liberalization）。有鉴于此﹐我们需要认真地区分贸易和自由贸易的巨大差异。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大兴其道的今天﹐削减关税为目标的自由贸易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共识和神话。虽然关于自由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复杂关系﹐职业经济学家已经做了大量的定量及定性研究。然而﹐这仍旧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赞成自由贸易和反对自由贸易的人仍旧各自固执己见。这些争议也显示：仅仅从经济计量的角度，寻求一种关于经济增长和自由贸易的绝对关系，并非易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Fair Trade For All》一书中也指出﹐贸易自由化的收益取决于一些列因素；由于测量和其它经济计量问题﹐分别考察影响贸易自由化及其收益的一些因素是非常困难的。[3] 这正如次优定理告诉我们﹕“在不能全部满足假设条件的情况下﹐满足较多的条件的事例并不必然﹐也不可能优越于满足较少条件的事例。”[4]

关于自由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复杂关系﹐除去上述经济理论上的困难和无能﹐自由贸易也不是当今那些发达国家真实的历史。从历史的角度看﹐在那些今天的发达经济体工业化的早期﹐关税（尽管工业制成品和原材料的关税率有所区别）作为一种保护幼稚工业的工具﹐曾被积极的使用过。根据剑桥大学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的研究（见表~1和表~2）﹐无论是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如1820年的英国（平均关税率45~55％）﹑1820~1875年的丹麦（平均关税率25~35％）﹑1820~1931年的美国（平均关税率35~50％）﹑1875~1931年的西班牙（平均关税率41~63％）﹑1875~1950年的奥地利（平均关税率15~24％）﹑1913年的日本（平均关税率30％）﹑1913年的俄罗斯（平均关税率84％）﹑1913~1931年的瑞典（平均关税率16~21％）﹑1913~1950年的法国（平均关税率18~30％）﹑1925~1950年的意大利（平均关税率22~46％）﹑1925~1950年代的德国（平均关税率20~26％）﹐还是后来者居上的新兴经济体﹐如1965~1980年的韩国（平均关税率21~40％）和1955~1980年中国台湾省（平均关税率31~47％）﹐都将关税作为一种重要的保护幼稚工业的工具积极地使用过。即使这些发达国家或地区成功实现了赶超目标﹐大量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仍然被那些当今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广泛使用﹐以发展它们的经济。甚至在叫嚣着让发展中国家削减关税的今天﹐发达国家仍然保持着四倍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5] 由上可见﹐自由贸易的神话就如出自发达国家那句臭名昭著的名言“按我们说的去做﹐不要按我们做的去做”。[6]

表~1﹕一些国家早期发展阶段制造业产品的平均关税率（加权平均值）[7]

表~2﹕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关税率[8]

诚然，关税的使用或者保护不等于经济的成功。但是﹐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确实被这些早期的发达经济体积极的使用过。关税的使用或者保护﹐作为一种主权国家的自主性政策﹐不应该受到威胁。研究后发展著称的MIT經濟學家阿姆斯登说只有关税的自主权恢复以后﹐一个国家的产业化才真正开始。[9] 关税自主权﹐只是主权国家的自主性政策之一。强调关税的重要并不是要简单的否定贸易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是要进一步强调后发国家在向发达国家转变时﹐国家政策自主性的极端重要性。成功的国家总是能够及时地﹑熟练地调整他们的相关政策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10] 这正如世界银行所大为称赞的东亚国家。

三﹑韩国的经验﹕自由贸易还是产业升级﹖

世界银行曾经在1993年出过一个名为“东亚奇迹”的研究报告。在这个研究报告中﹐世界银行对东亚经济的表现大为称赞。但是﹐关于东亚奇迹的解释五花八门。很多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将东亚经济的成功归结为包括自由贸易在内的自由市场经济。然而﹐东亚奇迹的历史并非如此简单。就自由贸易而言﹐如前文所述﹐在这些东亚经济体工业化的早期﹐无论是1913年的日本（平均关税率30％）﹑还是1965~1980年的韩国（平均关税率21~40％）和1955~1980年中国台湾（平均关税率31~47％）﹐自由贸易都是真实的谎言。

以韩国为例﹐关于李嘉图那个静态的“比较优势论”﹐曾猛烈批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经不失幽默地指出﹕如果韩国战后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去做﹐应该生产水稻。但是韩国相信﹕如果遵照比较优势理论﹐即使韩国成功提高了稻农的产量﹐韩国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中等或者高等收入国。[11] 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也指出﹕如果韩国推行自由贸易而不保护幼稚产业﹐韩国可能仍旧在像1960年代那样﹐主要出口原材料或者低级技术﹑低价位的产品﹐不可能成为一个贸易大国。[12]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1960~1980年代的韩国 — 被张夏准自称为世界上“保护主义最强的国家之一”﹐[13] 为了扶持新兴工业﹐政府有选择地指导私人部门﹐通过关税保护﹑补贴和其它形式的产业政策扶持新兴工业。此外﹐韩国政府也对银行、外汇市场和外国投资进行严格控制。正是基于诸如关税保护﹑补贴和外国投资管制等对幼稚产业的保护政策﹐大量类似韩国三星这样靠农产品贸易起家的贸易商﹐才能作为一个“幼稚产业”生存下来；也正是基于政府产业政策指导下的一系列产业政策﹐使得韩国的幼稚工业有可能不断学习吸收新技能而逐步改变自己的比较优势﹐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并最终有能力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韩国也因此才成为当今世界相对发达的国家。韩国的经验也告诉我们﹕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并不需要自由贸易。[14]

类似韩国﹐无论是“先发”的日本﹐还是“后发”的中国台湾﹐对幼稚产业的保护政策和产业政策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15] 总之﹐是动态的﹑使得比较优势不断发生变化的产业升级﹐而不是静态的以比较优势为核心的自由贸易﹐后发国家才有可能成功实现赶超。

四﹑巨大的差距﹕东亚贸易自由化的难题

近来﹐无论是“东亚奇迹”还是“东亚复兴”的呼声都非常响亮。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等学者就认为“从一个完整的地域和时间概念来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的持续发展﹐预示着世界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又一次经济中心的转移”。[16] 一定程度上﹐这样的口号令人鼓舞和振奋。但是﹐更应当清晰地看到﹕正在发生奇迹或者复兴的东亚区域内部也存在着若干留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诸如发展模式的巨大分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

东亚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表现在不同的发展模式﹕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还是劳动密集型。不用说在东亚经济和技术都遥遥领先的日本﹐比起韩国（参见表~3）﹐中国的技术水平都有不小的差距。三星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朴正虎以造船为例说﹐“韩国优势在LNG等高附加值船舶﹐而中国则生产低附加值船舶”。[17] 根据一些学者研究﹐目前中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30％左右。[18] 而在日本﹐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955~1960年间就达到了20％﹐到1975~1980年时则提高到了65％。[19] 而根据IMF的一个研究报告﹐除了金融和贸易的全球化﹐技术差距正使得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差距扩大（图~2）。[20]

表~3﹕中韩技术水平及其差距（2005年）[21]

图~2 IMF:技术扩大贫富差距

此外﹐除了技术差距，东亚内部各国（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也不应该忽视。根据表~4东亚各国（地区）人均GNP与全球人均GNP的比值﹐东亚人均GDP最低的国家之一中国与东亚人均GDP最高的国家日本有56倍的差距﹐中国与韩国也有15倍的差距。虽然这个数据有待更新﹐但是它反映了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

表~4﹕东亚各国（地区）人均GNP与全球人均GNP的比值[22]       （单位﹕％）

奥尔森在论述经济增长与社会动荡的〈作为不稳定力量之快速增长〉[23] 一文中曾经指出﹕经济快速增长意味着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也意味着不同产业和地理区位之重要性的此消彼长﹐还意味着不同类型劳动力之稀缺性的重新洗牌；所有这些﹐又势必引起收入分配上的广泛而巨大的调整。而所有的赢家和输家﹐在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中﹐都能成为一种导致革命和不稳定的重要力量。对于自由贸易对经济社会可能带来的影响而言﹐奥尔森的逻辑依然适用。何况今天的贸易已经大大不同于几百年前买卖胡椒香料等“本国不能生产的物质”贸易。在通往东亚贸易自由化的道路上﹐国家之间发展模式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应该得到充分考虑﹐尤其对那些发展中国家而言。否则﹐不管是国际贸易的赢家还是输家都能变成一种国际贸易和政治经济秩序的不稳定力量。（作者单位：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