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里的俄罗斯超级间谍与《瑷珲条约》

北京城里的俄罗斯超级间谍与《瑷珲条约》

李随安

1858年5月28日，中俄两国代表在黑龙江畔签订了《瑷珲条约》，中国失去了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俄罗斯在这片土地上成立了阿穆尔州，定海兰泡为行政中心，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即“报喜城”。
2008年――《瑷珲条约》签订150周年。中国人和俄罗斯人都没有忘记这个有意义的年份：在黑龙江的北岸，俄罗斯人在一种伏特加白酒的瓶子上标注了这样的文字――“纪念阿穆尔州建立150周年”；在黑龙江的南岸，中国人在黑河市召开了有俄罗斯学者参加的国际会议――“俄罗斯社会发展：历史与现实――暨纪念《瑷珲条约》签订150周年”。
陈开科博士在6月份出版了《巴拉第与晚清中俄关系》，向我们详细介绍了这个俄罗斯超级间谍在《瑷珲条约》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今天我们不能忘记黑暗的岁月。
 
俄罗斯民族毫无疑问是从事间谍活动的天才民族，在全世界的超级间谍中，俄罗斯人比比皆是：在东京探听到德国入侵苏联准确日期的佐尔格，在美国大获成功的菲切卡（美国人用他换回自己的U－2飞行员），打入英国间谍机构并担任要职的菲尔比，长期被希特勒宠信的契诃娃，令爱因斯坦魂牵梦绕的玛加丽塔……
因功勋卓著，这些间谍得到了崇高的地位：斯大林接见了契诃娃，颁发给她“列宁勋章”；苏联追认佐尔格为“苏联英雄”，将他的事迹拍摄成电影、电视剧，为他发行了纪念邮票；对菲尔比，苏联政府颁发了“红旗勋章”；2003年，俄罗斯对外情报局举行活动，纪念菲切卡诞生100周年。
俄罗斯超级间谍是否在中国土地上施展身手？回答是：当然！
早在19世纪，北京城里就生活着一个俄罗斯的超级间谍，他促成了《瑷珲条约》的签订，为俄罗斯割占中国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立下汗马功劳。
 
一、间谍名叫巴拉第。中国皇帝知道他。中国政府委托他翻译机密的外交函件
巴拉第是一个天才的“中国通”，在中国生活了30年。他汉语流利、精通文言文、蒙古文、满文，写了多部关于中国的著作，与中国达官贵人有广泛的交往。清政府对他非常信任，一些极其机密的外交文件也交给他翻译，翻译后供中国外交官、中国皇帝阅读。
这个间谍的工作地点一度离中国皇帝很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艰难日子里，咸丰皇帝曾住跸颐和园，巴拉第就住在靠近颐和园的一个道观里。清政府这样安排，是为了便于把巴拉第翻译的英法联军的公函传递给皇帝御览。
通过翻译这样的外交文件，巴拉第掌握了清朝的核心机密。例如，1858年2月27日，他就应清朝理藩院的请求，翻译了法国全权代表葛罗男爵的外交信件，信中包括英法两国对中国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必须赔款，必须允许外国使节进驻北京，必须开放新的通商口岸，必须取消内地海关……
这些涉及中国命运的机密情报，巴拉第比中国皇帝、大臣知道得还要早。可见，清朝已经腐败透顶！
苏联的一个学者曾这样写道：“我们的翻译在理藩院任职，帮助中国官员处理事务。通过这些翻译，我国的传教士团总是对有关中国内外政策的问题，了如指掌，借以广泛地向俄罗斯政府提供情报。”
咸丰皇帝知道这个俄罗斯间谍，但只是把他看作一个藩邦的宗教人员。咸丰皇帝也意识到：巴拉第久居北京，了解许多秘密，可能会给自己的帝国带来损害。1858年春天，俄罗斯见英法联军对中国的战争在升级，于是派特使普提雅廷来中国趁机勒索。普提雅廷到天津后，急于同巴拉第见面，以便了解清政府的情况。他请求清政府允许巴拉第到天津为他当翻译，其实，这只是个借口，因为他随身带了翻译。咸丰皇帝在4月28日的“廷寄”（给大臣的密信）中指出：“至俄夷欲令该国驻京喇嘛巴拉第等前往天津，其意不过欲传述言语。可告该国现有明常等二人，通晓中国言语。可毋须巴拉第等前往。”
但是由于时势危急，咸丰皇帝后来不得不同意放行。
5月1日，咸丰皇帝在一份谕旨中曾表示：巴拉第的身份是宗教人员，不允许他直接参与中俄两国的外交活动：“至两国事，有两国大臣面议；该喇嘛等回京，毋令闻其事，方与体制相合。”但是迫于形势，咸丰皇帝的圣旨没有发生效力，巴拉第后来公开出现在外交舞台上，参与了中俄《天津条约》的会谈和以后围绕条约条文的交涉。
咸丰皇帝只是认识到了这个俄罗斯“喇嘛”有泄密的可能性，但是根本不知道这个“喇嘛”能量极大，而且一直在从事对大清帝国极为有害、极为可怕的间谍活动。
 
二、北京有一个俄罗斯的间谍基地，巴拉第是其中的杰出人物
北京的俄罗斯馆是俄罗斯的间谍基地。俄罗斯馆从何而来？清政府为什么允许这个间谍机构存在于自己的京城之中？
一切还得从康熙皇帝说起。康熙皇帝执政的时候，清朝军队与俄罗斯军队在黑龙江畔多次交锋（雅克萨是其中最大的一仗），俘虏了一批俄罗斯军人，还有一些投诚者。在康熙皇帝的眼里，俄罗斯与朝鲜、日本、琉球、安南、暹罗属于同一类国家，都是向往中华先进文明的化外藩邦；出于中国历代皇帝“怀柔远人”的思维定势，康熙皇帝把这群俄罗斯人安置在北京，供给住房、衣食、年俸，给予与旗人相同的待遇。其居住区名为俄罗斯馆。
彼得大帝是雄才大略的俄罗斯皇帝，他从这群俄罗斯人身上发现了巨大的价值和机会。他通过巧妙的外交活动，获得康熙皇帝的许可，让俄罗斯政府定期派遣宗教人员到北京为这个俄罗斯群体提供宗教服务。再往后，康熙皇帝的继承人又同意俄罗斯派学生来北京学习。这些定期来华的俄罗斯宗教人员被称为“传教士团”。由此，俄罗斯在中国的心脏地带建立了一个据点。
俄罗斯馆的职能在演化之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其政治职能、外交职能、间谍职能越来越显著。
俄罗斯政府对北京的这群间谍有具体详细的指示。在时机还不成熟的时候，俄罗斯政府要求这群间谍事事低调，注意伪装：“对待汉人和住在北京的其他民族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谦恭、温和、庄重、沉着。凡事都应谨慎，要照顾和尊重他们的习俗……在各方面都要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正直的人，是身负重任的人，举止要端庄……一旦需要进城找人，在街上行走，态度要庄重，要规规矩矩，不要过问不相干的事情，任何地方都不要随便停留。”
还有一份指令是写给这群间谍的头头的：“……您要将有关中国政府当前状况的各种信息报告给我们，要将有关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事件及其缘起报告给我们，……您应该注意长期遵循小心谨慎条例：要让中国人把您看作是一个老迈的神父，而绝对不能是政治间谍——为了在所有事情上都获得成功，为了防止产生某种对俄罗斯馆的碍难，您应该特别关心保持和扩展与北京有用的关系，以及认识那些我们需要的人……”
在整个18世纪，俄罗斯馆不显山、不露水，静悄悄地蛰伏着。
到了19世纪，俄罗斯的侵华步伐加快，传教士团的工作重心也随之改变。著名的“1818年指令”就明确规定俄罗斯馆“今后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应及时向俄罗斯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 俄罗斯馆马上变成高效率的间谍机构，为俄罗斯谋取了巨大的利益。
对于大清帝国来说，蛰伏于京城的这群俄罗斯间谍恰如伪装成仆人、侍候于卧榻之侧的刺客，他们貌似恭顺，但是时时在窥视动静，时机一到就会原形毕露，给大清帝国致命的一刀。
大清帝国狂妄自大、愚昧无知，根本认识不到俄罗斯馆是个间谍机构。
也有个别中国人注意到这群俄罗斯人的危险性。有一个清朝御史就反对让这些人接触机密文件，并且主张限制他们在北京城里的行动范围：“（俄）在京读书子弟，亦不可任其出入，使知内地情形，舆图违禁之物，禁勿售与。”但是他的话没有人重视。
巴拉第是这群俄罗斯间谍里的佼佼者。从1840年到1878年，他3次来中国，在中国生活了30年。1849－1859年，他担任俄罗斯馆的领导人――大司祭。他对情报工作满腔热忱，总是积极主动地完成上级交给的间谍使命。他素养极高，精通中国的语文文字，熟悉中国的方方面面，与中国上流社会有广泛的交往，这便于他收集丰富的情报。例如，他的中国朋友之一，就是朝廷中的大臣耆英，此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名声不小――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耆英曾不止一次到俄罗斯馆去看望巴拉第。见面之后，巴拉第就将从谈话中获悉的情报上报俄罗斯政府。
 
三、中国内外交困，俄罗斯趁火打劫，巴拉第粉墨登场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以为万事大吉，俄罗斯却不甘心失败，念念不忘“收复失地”，梦想回到黑龙江。为了这个目的，俄罗斯经过了长达150年的努力。中国对俄罗斯的企图和行动一无所知，丝毫没有防范。
到了19世纪中期，俄罗斯的国力已经远比中国强大，但是如果要一刀割下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还是很困难的。恰好在这个时候，俄罗斯得到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太平天国起义从珠江流域漫延到长江流域，占领半壁江山，其北伐军逼进保定，北京大震！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清朝皇帝逃到热河避难。
清政府的内外交困对于俄罗斯可谓天赐良机！如何利用？如何操作？俄罗斯的两个英雄粉墨登场：一个是总督穆拉维约夫，一个是间谍巴拉第。
穆拉维约夫是俄罗斯的侵华悍将，他身上有一股狂热，其一贯的信条就是：“目标——黑龙江；手段——军队；执行人——穆拉维约夫”。
不管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穆拉维约夫总是走在其他俄罗斯同僚的前面。沙皇任命他担任东西伯利亚的总督，负责交涉边界问题，可以说是知人善用。穆拉维约夫没有辜负沙皇的恩宠，一举逼签《瑷珲条约》，实现了俄罗斯人150多年的梦想，“收复”了黑龙江地域！
穆拉维约夫的对华策略是：武装航行黑龙江，完成对黑龙江左岸的武装占领。然后再寻找适当的机会（也就是中国处于最困难的时候），逼迫中国承认既成事实。
如果不了解中国内政外交的动态，穆拉维约夫要完成自己的计划，难度是极大的。谢天谢地，北京城里埋伏着巴拉第这样一个超级间谍，准确详细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从北京传递到黑龙江畔。
在共同的目标之下，巴拉第和穆拉维约夫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
1852年3月10日
，巴拉第致函穆拉维约夫：“我荣幸地收到了您去年10月16日的信，并特此回信对您给我的关心表示感谢。对我这个远离祖国且对祖国的一切都一无所知的人来说，您的信对我是莫大的欣慰。领悟了您俄罗斯的东方改革意图，我对您深表敬意，也向上帝祈祷、愿您永远健康。……更改西伯利亚边界的意见在这里非常引人注目，……至于您上次提到的那张调查表的问题，需要我们在当地收集详细的材料，到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这件事在秘密地进行着。”
后面几句话指的是间谍工作的进展情况。
穆拉维约夫对巴拉第也情意绵绵。在一封信中，他对巴拉第说：“在这种情况下，理合恭请神父在北京尽力施加影响，使边界问题的解决对俄罗斯有利。谨借此机会向您表示谢意，感谢您从北京送来的各种情报和您参与处理我国与中国的外交事务时所表现的善良意愿。”
巴拉第与穆拉维约夫，一个在北京，一个在黑龙江畔，信函频繁，遥相呼应。
可以这么认为：《瑷珲条约》是巴拉第与穆拉维约夫共同完成的杰作。
 
四、巴拉第提供了关于中国财政状况的情报
太平天国爆发后，清政府面临入不敷出的窘境。这正是巴拉第的情报工作的兴奋点之一。
1855年7月18日，巴拉第向穆拉维约夫报告：“政府的财政困难，补给不足还一如既往，也形成了政府最棘手的问题。”
1855年10月5日，巴拉第又向穆拉维约夫报告：“在北京最令人关心的还是钱的问题。白银价格猛涨，政府努力支持各地纸币的发行，提供与铜币兑换的方便。遗憾的是，铜也和银一样匮乏。”
1856年12月24日，巴拉第再次向穆拉维约夫汇报：“首都的情况与以往一样没有什么令人安慰的，甚至在继续恶化。首先，我们得为下年的粮食担忧，这里的物价已经涨了两倍。同时，南方各省份的情况各种各样：干旱、蝗虫以及地方的粮食短缺，所有这些都使北京的粮食供应得不到满足。有人建议从欧洲进口大米，以前每年都是从印度等地将大米运往中国，还从满州购买小麦和粟谷。铜币和铁币都陷入短缺。随着货币的贬值，已经很高的粮价更加涨了，这对战土和贫苦人家的影响更大。贸易受到影响，一方面是因为货源不够，一方面是因为白银在北京和京城外的价格有差别，在北京的银价比其他地方要贵两倍。这样，资金的周转以及买卖交易都有难度。”
这些关于中国财政状况的情报对于穆拉维约夫把握割占中国土地的时机，极为重要。
万一清朝被推翻、太平天国统治了中国，对俄罗斯有什么后果？巴拉第见解独到：“由于内部的灾祸，使清朝政府的财政贫穷到如此程度，也因此导致政治上软弱无力到了极点”，“欧洲人稍稍加速了它的倾覆。要推翻它——现在仅仅只需动身去北京，那里什么阻碍也没有。伴随着清王朝的溃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一方面，在中国将确立欧洲人的影响，特别是英国人的优势；另一方面，像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区将临时脱离帝国的统治。我们俄罗斯人现在对这个国家还没有足够的影响，我们还没有力量使他们对我们有物质上的依赖”，“这意味着，不仅清朝的颠覆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好处……”
在15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由得惊叹这个间谍的目光多么敏锐。由于这些情报，俄罗斯作出这一决定：扶持清政府，帮助它镇压太平天国。英国、法国、美国后来也这么做了，但是比俄罗斯晚一步。
 
五、俄罗斯借助武力，强行闯入黑龙江，中国有何反映？巴拉第作了通报，并附加了精辟的分析
1854年6月，穆拉维约夫率领俄罗斯军队，强行沿黑龙江航行。
7月24日，巴拉第按穆拉维约夫的命令，向清政府理藩院通报了有关俄罗斯“考察”黑龙江流域的消息。8月，巴拉第向穆拉维约夫报告了清政府对此事的反映：
“同时，我听说库伦办事大臣将您的公文送到了这里，通报了俄罗斯与英国的战争，还听说这个消息与您在阿穆尔的考察相比，在军机处没有引起多少反响。8天后，从这儿给库伦昂帮寄去了内容不详的公文，我认为，北京政府决定对俄罗斯在阿穆尔的考察只持观望态度……尔后我了解到，军机处开了一个会议，内阁成员、皇上的哥哥为俄罗斯说话，他说俄罗斯对中国的友谊已经延伸了200年了。”
1855年6月，穆拉维约夫率领大批人马第二次武装航行黑龙江。
6月18日，巴拉第向穆拉维约夫通报了清廷的反映，还附加了自己的精辟分析：
“我收到您5月10日给我的命令……至于理藩院的另外两个文件，是对黑龙江巡逻事件所作的正式抗议，我斗胆要求他们把两个文件同时寄给您，或一个接一个地寄给您，让您亲自看看。从这两个文件里可以看到抗议的影响和力度。与农历4月25日的信比较，农历3月21日的信是更加强硬和没有商量余地的口气。后一封信里有一重要附件，里面说，在需要的情况下，经过两国的书面交流，经理藩院同意后，我们可以在黑龙江进行自由巡逻。尽管理藩院的让步有限，但是没有理由去怀疑这里面有令人费解的意图，原因只有一个：害怕与俄罗斯翻脸，中国除了与俄罗斯做朋友外别无选择。中国目前不妙的状况，特别是叛军在北部及长江流域上游传来的令人担忧的消息，还有俄罗斯武器威力的传说和您的公开计划，所有这一切都让清政府无力与俄罗斯作对。至此，我认为随着伙伴关系的结束，今年，1855年您将会前来参加有关边境问题的谈判……我能肯定，或迟或早两国之间的全权代表要进行一次会晤，确定我们与中国之间新的合作条件，这是时代的变化、事态的发展、我们内部对于邻邦的紧密关系的要求，以及双方平等互利要求所决定的必然结果。
“从理藩院对外交往的信件来看，您可以发现，其对外交往的方法拘泥到何种程度。……同时，由于您给了我全权代表的权利，我也许可以在某些问题遭受理藩院拒绝时，尝试进行直接的解释。”
这个间谍不只是暗暗提供情报，他现在打算直接走上前台了。
正是有了及时准确的情报，穆拉维约夫才在黑龙江畔干得得心应手。在写给沙皇的报告中，他以十拿九稳、极为狂妄的口吻写道：“毫无疑问，我们一旦派遣大军公开沿黑龙江而下，满洲当局一定会出面口头阻拦，然后或许还会由理藩院向我国枢密院提出书面抗议，但是，对于这两种情况，都可以而且坚决地回绝，……我敢断言，这件事也就是到此为止了。……目前，中国政府已经软弱至极，连半壁江山都保全不了……同时还可以向中国政府表明，我们对他们的局势了如指掌……”
1857年1月，巴拉第根据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进展、中国面临的困境，认为吞并中国领土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采取“坚决行动”。他说：“我对兼并黑龙江左岸已不再怀疑”，“此事可以默默地解决，但是要行动。”
 
六、巴拉第提供了中国谈判代表的详细情报
巴拉第了解北京的官场动态，了解官员的调动、任免甚至某个官员的履历、个性，特别是那些负责对俄交涉的官员。他的一份报告谈到文庆和赛尚阿这两个负责处理俄罗斯问题的大臣，后者有亲俄倾向：“军机处在研究边境问题时究竟费了多少心思，这里不必多言。据我所知，他们向那些曾在军机处担任过要职的人，或者对俄罗斯问题有所了解的人征求意见。其中一个重要人物是文庆，他公正、诚实有余，但在国家管理方面并不很杰出，我所知道的是他在关键问题上总是优柔寡断。同时，我还要指出：过去的内务大臣赛尚阿已从蒙古流放地返回。寄希望于他能够慢慢恢复其影响力，就像在签定伊犁条约时那样。他是个决定与邻邦的关系或者说决定清廷北方政策的重要人物。”
黑龙江将军是直接与穆拉维约夫打交道的官员，他的个性、素质、精神状态如何？是强硬还是软弱？是精干还是低能？这对穆拉维约夫非常重要。
巴拉第向穆拉维约夫提供了珍贵的情报：原先的黑龙江将军奕格畏惧俄罗斯，托称有病，请求调离；接任他的是奕山，此人昏庸无能，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败军之将，他不愿到黑龙江上任，一再拖延前往黑龙江的行期，幻想在俄罗斯人离开黑龙江流域之后再出发。
巴拉第写道：“我有必要向您报告的是黑龙江将军请求辞职，他在他的请求书中是这样写的：‘去年（1855年）阴历4月（5月）萨哈林副都统协领富勒洪阿传信给我，俄罗斯船只沿黑龙江而下，他奉圣旨向俄罗斯人友善地解释，让他们以后再也不要到这条河上来了。这个消息让我震惊莫名，以致一下子发起烧来，头昏眼花，心跳加快，耳朵也聋了，要不是我的家人扶着就跌倒在地。从那以后我就病倒了，无法胜任职务，也不希望继续任职。’应奕格的要求他于今年1月离职，替换他的是奕山。这个人无论英国人还是俄罗斯人都有所闻，因为，他曾经在伊犁当过将军。听说奕山十分不愿意去赴任，一直拖到最后一天才从北京动身，为的是寄希望于自己到黑龙江时，远征队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此前不久，即去年10月27日，替代萨哈林副都统富勒洪阿的是一个名叫魁福的人，来自泊东。我怀疑这次的替换跟我们的军队驻留在黑龙江有关，或者是因为富勒洪阿越权进行了谈判。”
奕山将军是清政府派往黑龙江进行边界谈判的代表，他还没有到达黑龙江，巴拉第就把有关他的情报从北京传递给了黑龙江畔的穆拉维约夫。由于洞悉奕山的历史和个性，穆拉维约夫胸有成竹，终于逼迫奕山签订了《瑷珲条约》。
 
七、巴拉第向俄罗斯的谈判代表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建议：谈判和签约应该在边境上进行，而不要到北京来。
巴拉第写信给穆拉维约夫：“……显而易见，很快就会用明确的新协议代替模糊不定的旧协议，边境的划定也将以黑龙江为界来代替旧协议中模糊不清的以山岭为界。……这给您带来的问题是：在哪里进行谈判更好，是在边境，还是在北京？……我发现，中国全权代表在边境的行事特点体现了中国政治无法改变的先天缺陷，这一点您还不了解……尽管目前某些看法遇到了些阻力，但果断的意志会克服、战胜它们，最后达到目的。”
在当时的欧洲各国和美国，外交权由中央政府行使，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却不是这样，其外交事务还没有集中于中央政府。当时，中国的外交机构还没有实现近代化，中国尚未建立与先进国家的外交部门相同、对等的部门，所以无法进行与国外外交机构的直接对话。另外，当时的大清帝国虽然已经遭受侵略，但是仍然自欺欺人，自视为“天朝”，把外国看作属国，――属国没有资格直接与大清的中央政府打交道，只能与大清的地方政府交涉，皇上对交涉的结果进行审查和批准。
巴拉第深刻地了解大清帝国的荒谬的“虚荣心”、行政机构的职能、对外交涉的方式，所以建议穆拉维约夫在边境上与奕山谈判、逼签割地条约。
陈开科博士作了这样的分析：“由于巴拉第率先看清了清朝外交的这种权力建构的非近代化特征，所以才有上面的建议。懂得这点非常关键。如果穆拉维约夫一直视当时清朝外交为近代化外交，一直坚持派遣使者进京和清朝中央政府商谈中俄边界事务，那么，1858年的《中俄瑷珲条约》就决不会那么顺利签订了。”“巴拉第建议，沙俄不应只重视和清廷打交道，派遣使者进京不一定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还应该重视和地方官员打交道。因为，一者，清廷一贯担心领土的分割会加快皇朝的崩溃。因此，直接与清廷中枢谈判领土割让问题，极不明智。二者，清廷怕因过分亲近沙俄而激怒英国。但是地方政府就没有这样的顾虑，所以，逼迫地方政府让步比较容易。”
中俄之边界交涉完全按照巴拉第的建议进行：穆拉维约夫在黑龙江畔迫使清朝代表奕山签订了《瑷珲条约》，然后，清朝中央政府批准了条约。
 
八、一面拿着中国的薪俸，一面干着危害中国的勾当；看着中国在苦难中挣扎，巴拉第没有怜悯之心。
不可思议的是，就在巴拉第从事上述危害中国的勾当的时候，中国仍然为巴拉第发放工资！
在150多年里，大清王朝一直赐予俄罗斯馆中的俄罗斯间谍优厚的待遇：修士大司祭和辅祭“按中国历法，大月发四两五钱，小月发四两三钱五分；对每个教堂辅助人员则每月发给一两五钱。此外，每隔三年还发给他们四季所需衣服，每隔五天就用大车给他们运去鸡、鸭、鹅、羊等各种食物。总之一句话，所有的物品，甚至小到火柴，都是由官家供给的。”也就是说，在1849－1859这10年中，巴拉第每月从清政府拿到四两多银子。须知，在这10年里，中国战火不断，饿殍遍野。在这样艰难的财政条件下，清政府仍然发给巴拉第如此高的工资，从情理上说巴拉第应该感激涕零才是，但是实际上，巴拉第的所作所为完全相反。
愚昧的大清王朝如此供养俄罗斯间谍，却没有换得这些间谍的爱戴。在逼签《瑷珲条约》的过程中，巴拉第已经让大清王朝损失惨重。他对大清王朝的伤害并没有就此止步。《瑷珲条约》签订后不到20天，巴拉第又协助俄罗斯特使普提雅廷连骗带吓地迫使大清王朝的代表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
在英法联军的步步进逼之下，大清王朝到处寻找救命稻草。俄罗斯伪装成中国的朋友，谎称愿意出面“调停”。在昏聩的大清官员的眼里，俄罗斯就是救命稻草，于是低三下四地哀求俄罗斯“调停”中国与英法的冲突。巴拉第和俄罗斯特使普提雅廷对大清官员极尽愚弄之能事。
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走上历史舞台。他被皇上重新任用，奉旨去天津与英法两国交涉。如何交涉？耆英想出的招数是：请俄罗斯外交官普提雅廷出面调停。如何认识普提雅廷呢？他想到了他的老朋友巴拉第。他秘密派人前往俄罗斯馆，请求巴拉第给普提雅廷写一封亲笔信，把他介绍给普提雅廷，以便他到了天津后好与普提雅廷商谈。
巴拉第洞悉耆英的意图，欣然答应了他的请求。他向普提雅廷报告说：“这里很多人都同意欧洲人的条件，没有反对意见。但是，这些条款和中国政府的原则及信念是如此相对立，毫不留情，不容反驳，北京政府不知道怎么对待这些苛刻的条款，怎么在作出巨大让步后能保持面子和礼节。这就是他为什么关心您调停的原因，如果在您的帮助下从艰难的困境中摆脱出来，没有绝望，没有失去王朝的体面，他随时会准备带给您好处。”
在天津，巴拉第目睹了耆英与普提雅廷的商谈。借助巴拉第的记录，我们可以听到耆英对普提雅廷的哀求：“您不愿意就这个问题和列强商量以保护我们的利益?……要是伯爵您真的为我们好，那么就请您把我们的事情担在肩上，公正地解决所有发生在我们和欧洲列强之间的问题和误解。您能够绝对地说，他们就不应该做出任何让步么？啊，我强烈请求您，努力劝说他们对我们宽厚一点。”
普提雅廷也是个强盗，他到中国来，是为了趁火打劫，怎么可能为中国调停！在普提雅廷的内心，是希望英法两国对中国施加尽可能大的打击，越是这样，他越便于趁机敲诈。所以，他对耆英的哀求很不耐烦，断然改变了话题。
上门求助的不只是耆英一个，还有一个叫苏彰阿的官员，他不只一次乞求巴拉第出面相助。
1858年6月9日（《瑷珲条约》签订于5月28日），苏彰阿又去找巴拉第。
巴拉第在日记中写道：“苏彰阿再次试图从我这里知道伯爵的调停对解决与欧洲人冲突的可能性。这次，他放弃了中国人的妄自尊大，他满怀激情地对我说：‘英国人对我们的皇上残酷无情，他们都知道，皇上由于内乱正焦头烂额，大家都看见了，他很贫穷，被迫靠捐助也就是施舍来生存和维持它的政府，虽然如此，他们仍然向他宣战，通过他的全权代表来侮辱他的名誉，向他要求可怕数目的(赔款)。难道世上真有这样残忍的人，去剥夺贫穷者的财产，抢劫手无寸铁者的东西，置病人于死地?难道伯爵就没有同情心，不会去唤起英国人的良心?’我不知道伯爵是否具有同情心，可是却知道他还没有决定去唤起英国人的良心。对此我很难作答。尽管清政府是自取其辱，而且我不能忘记它在平安的时代是多么傲慢顽固，但是，想到这么一个一亿人的统治者，在一小撮欧洲人面前战战兢兢，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无力，还是非常同情。我再次拒绝了苏彰阿要我去天津的建议。”
可怜的清政府！真是叫人欲哭无泪。
6月12日，巴拉第在致亚洲司的报告中如此谈论清政府：“现在，清朝政府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次日，中俄《天津条约》逼签成功。
还有一件未经证实的史实：巴拉第曾在天津向准备进攻北京的英法联军提供了重要情报，其中包括：北京非常缺粮；皇帝打算逃跑；京津之间布置了一万军队；北河有几个地方用木船和铁链阻拦。
经陈开科博士考证，这个俄罗斯人不大可能是巴拉第。究竟是不是巴拉第并不重要，反正都来自俄罗斯馆，都是俄罗斯间谍。俄罗斯特使普提雅廷本人也曾向英法联军提供类似的情报，对方对他的“明智的合作”表示“感谢”。
英法联军进占北京、火烧圆明园，这一罪行当然包含俄罗斯间谍的一份。
 
九、巴拉第的间谍活动得到高度评价
巴拉第搜集的情报对俄罗斯的决策和行动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856年7月8日，穆拉维约夫的随行人员斯韦尔别耶夫在一封信中说：“我们还收到大司祭巴拉第从中国寄来的信，他的消息也和您的一样令人欣慰，尽管我们没有收到理藩院的公文。原来中国政府变得完全软弱无力了，内乱蔓延，日益严重地威胁着大清皇朝。北京朝廷已经预感到危在旦夕，继之而来的将是天朝帝国被人瓜分……巴拉第提供的情况必将促使俄罗斯政府采取坚决行动，不等中国答复，立即提出最后通牒。……巴拉第尽管很有外交手腕，却来信说，就黑龙江问题向北京派遣外交使节和在北京谈判划界问题，都是毫无益处的。这个见解非常重要，因为它推翻了普提雅廷伯爵的方案，大概连外交部过去的方案也推翻了。……我已给穆拉维约夫写信，请他利用这个大好时机。”
陈开科博士写道：“沙俄由于有俄罗斯馆这群间谍通风报信，有巴拉第充满了政治智慧的精深分析，因而轻而易举地掌握了太平天国起义以及当时清政府动向的全盘情况，所以，走在西方列强之前，很快确定了帮助清政府镇压起义的政策，和清政府之间建立了一种政治上相对互谅互信的关系态势。”关于巴拉第及其情报对俄罗斯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作用，陈开科博士说：“巴拉第所提供的有关清政府局势非常艰难的情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沙俄侵占中国北方领土的步伐。”
英国学者奎斯特德这样评论巴拉第的谍报工作：“巴拉第的报告，比起驻在上海和广东的英、法代表递交给伦敦和巴黎的报告决不逊色。英、法代表虽然享有更大的行动自由，但远离中央。与在中国南方的欧洲国家的代表们不一样，巴拉第在北京利用间谍获得中国政府文件副本的机会比较少，但是他能从北京的街谈巷议中刺探到很多东西。”
陈开科博士不完全同意这个英国人的意见，指出：“俄罗斯馆成员在北京获得官方文件副本的机会，不是比较少，而是比较多。他们可以通过朝廷的内线获得，也可以通过帮助翻译西方列强与清廷之间的外交文件获得。”
总而言之，没有巴拉第在北京“卧底”，俄罗斯要想一口吞下外兴安岭以南那片辽阔的土地，恐怕困难重重。
十、超级间谍巴拉第遭遇不公平
《瑷珲条约》的签订是俄罗斯的巨大成功。
恩格斯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写道：“当英国终于决定打到北京，当法国希望为自己捞到一点东西而追随英国的时候，”俄罗斯“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
毫无疑问，穆拉维约夫和巴拉第堪称俄罗斯的盖世英雄。
150年来，穆拉维约夫受到俄罗斯人的顶礼膜拜。
俄国沙皇得知逼签《瑷珲条约》成功，喜出望外，在穆拉维约夫的报告上批示：“谢天谢地！”并破格提拔穆拉维约夫为步兵上将，晋封伯爵，赐号“阿穆尔斯基”。
沙俄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赞赏穆拉维约夫为“为俄罗斯增添了幅员广大的领土”。赤塔等地的俄罗斯上流社会举行盛宴和宗教仪式，向穆拉维约夫“致敬”，称颂他“征服了黑龙江”。俄罗斯宗教领袖英诺森颂扬穆拉维约夫“完成了不朽的业绩”，并表示：“即使子孙后代有朝一日将你遗忘，……我们东正教教会也会永远把你铭记心上！”
穆拉维约夫在去世后依然荣誉不断。在海参崴的博物馆里，有一幅描绘他的油画；画中，他一身戎装，站在航行于黑龙江上的军舰上，眺望中国一侧，一副功成名就的神态。
在哈巴罗夫斯克的博物馆里也有一副油画，油画描述的是中俄两国签订《瑷珲条约》的情况：奕山低三下四地躬腰签字，穆拉维约夫趾高气扬注视着奕山。在这座城市里，还有一座穆拉维约夫的塑像，他昂首挺胸，远眺中国一方。
20世纪90年代初，在苏联废墟上建立的俄罗斯处于危机之中。俄罗斯远东地方政府决定借助民族英雄来振奋民心，于是从遥远的巴黎把穆拉维约夫的骨骸迁到海参崴。当时，海参崴举行了迎接骨骸的热烈仪式。安葬骨骸的墓地处于海参崴的黄金地段――金角湾的向阳山坡上。
穆拉维约夫成了俄罗斯的“民族魂”！
相比之下，同样立下汗马功劳的巴拉第却似乎被俄罗斯人淡忘了。沙皇没有为他加官晋爵，也没有给予奖赏。俄罗斯（包括苏联）仅仅给予他很高的学术地位，誉之为伟大的汉学家。
 
十一、在幽暗的历史深处挖掘不止的陈开科博士
历史总是被厚厚的尘埃覆盖着，其中的秘密需要具有探索精神的历史学家去揭示。对中国痛失大好河山的历史，国人大都限于捶胸跺足，或是痛骂清政府腐败无能。
陈开科博士的身上也流淌着中华热血，但是他没有受情感的支配，而是默默地在幽暗的历史深处挖掘，力图找出俄罗斯鲸吞中国领土的终结原因。他在俄罗斯研究了6年之久，从莫斯科的档案馆里搜寻出许多尘封已久的珍贵史料，为我们复原了150多年前中国失去土地的历史图景，把围绕《瑷珲条约》的历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夜以继日的工作使陈开科博士面容憔悴。他说，“没有立足于原始档案资料基础上的细致、深入、客观的专题探究，就无法改变目前中俄关系史研究的疏空状况。就我个人的计划，如果身体允许，大致将完成十数个专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