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就是力量4--毛泽东在一九五八

真实就是力量4--毛泽东在一九五八　　

按：那些反毛者利用五八年大跃进，造了毛泽东许多谣。而在一九五八年，正是毛泽东坚持马列主义，学习苏联经验，反对错误倾向，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一年。这里收集和摘录了五八年三月至十二月毛泽东的若干言论，这足以还历史以真面目了。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三）　　

（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　）　　

建设的速度，是个客现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指标高，没有措施，那就不好。总之，要有具体措施，要务实。务虚也要，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好的，但没有措施不好。

王熙凤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席。”这是真理。不可以人废言，应以是否为真理而定。散会后，问题积起来了，又转化为开会。团结，搞一搞意见就有分歧，就转化为斗争，发生分歧，重新破裂，不可能天天团结，年年团结。讲团结，就有不团结，不团结是无条件的，讲团结时还有不团结，因此要作工作，老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不是马列主义。团结经过斗争，才能团结，党内、阶级、人民都一样，团结转化为斗争，再团结。不能光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矛盾。苏联就不讲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老讲团结，就是“一潭死水”，就会冷冷清清。要打破旧的团结基础，经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党是这样，人民、阶级都是这样。团结、斗争、团结，这就有工作做了。

但是四十条，十五年赶上英国，这是理论，四、五、八大部尚未实现，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还是口号，一五六项尚未全部建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搞二千万吨，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要开会，一年四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四）　　

（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　　

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子二十三岁开始。耶苏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青年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来的。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在开始着书时，只有二十几岁。那时，马克思所批判的都是一些当时的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满为目的。康有为也是如此，刘师培成名时还不过二十岁，死时才三十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几岁，因用脑过度早死。死时才二十几岁。颜渊（二等圣人）死时才三十二岁。李世民起义时，只有十几岁，当了总司令，二十四岁登基当了皇帝，年纪不甚大，学问不甚多，问题是看你方向对不对。秦叔宝也是年轻的。年轻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有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罗成、王伯当都不过是二十几岁。梁启超年轻时也是所向披靡，而我们在教授前就那么无力，怕比学问。刊物出后，方向不错，就对了。雷海宗读了本马列主义不如我们，因为我们是相信马列主义，他越读得多还当右派。现在我们要办刊物，要压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只要读十几本书就可以把他们打倒。刊物搞起来，就逼着我们去看经典著作，想问题，而且要动手写。这就可以提高思想。现在一大堆刊物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不办刊物大家也不会去看书，尽讲抽象不算红。

    各省可办一个刊物，成立一种对立面，并且担任向中央刊物发稿的任务，每省一年六篇就够了。总之，十篇以下，由你们去组织，这样会出英雄豪杰的。

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扣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面上无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没有精神准备。当然不敢讲话．难道牺牲可以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说话，交出心来。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说:“要造成一种环境”。这对群众来说是对的。先进分子应该不怕这一套，要有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五）　　

（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　　

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上海很多落后分子觉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大大提高。太原的协作精神，就是共产主义精神。落后的起来了，是革命的标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志。现在不仅先进的起来了，而且广大中间、落后的群众也起来了。农村富裕中农不想退社了，城市的职员和落后的工人也积极起来了。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可能被冲昏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一个县、一个地委没有多大坏处，中央和省两级必须稳当一点。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压缩空气，把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下马。而是要搞措施，去年是搞革命的一年，经验非常丰富，大大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懂得社会主义是些什么事情。

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　　

（　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　）　　

生产高潮中要务实，不要搞空气，不实在。

总之，做事情要留有余地，要务实。粮食到手，树木到眼才算数。要比措施，比实际。现在很多指标还不是群众的东西，是领导在头脑中的，好多还是会议上的，到秋后看一看再说。今年是历史上大跃进的一年，把经验总结一下。

    宣传工作要务实。报纸宣传要实际。要深入、细致、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现在我们的宣传只注意宣传多快，对好省宣传的不够，不好、不省怎么会改变面貌？

    好大喜功是需要的，但大话是不需要的，华而不实是不好的，如果华而不实，喜功便会无功。不是喜大而是喜小，结果会轰轰烈烈之后无功而返，这就不好了。

    生产高潮方面的指标，现在我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今年干劲这样大，如果得不到丰收，群众情绪受挫就会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社会上就会有人说话了，喊“冒进”了。民主人士、富裕中农，党内有右倾思想的人，就会出来刮台风；观潮派“楼看沧海月，门对浙江潮”就会说话，群众有怨言，就会从上而下的反映意见，影响上层建筑。要在党内讲清楚，党内要有精神准备，给地县委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

    现在我们的劲头很大，不要到秋天泄气，要搞措施，到十二月比实际，要看结果，吹牛不算数。实际上九月便会看出，比输了，活该。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今年像平津战役、淮海战役那样子，增产有希望，办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通过试验。湖北省有这样的话：“鼓起眼睛看丰收，干部带头，革新先试验，干劲加办法，跃进会实现。”向农民讲清楚，可能某些地区有天灾，要鼓起眼睛看丰收，也要准备无丰收。要特别注意深翻地换土，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几百个工也花得来。

    调节生产节奏。做一段，休息一段，劳逸结合，要有节奏地，要波浪式前进。连续作战是由各个战役组成的，做了一个时间休息几天，悠哉悠哉，很必要。

压缩空气，河南一年要实现几个化，当然现在我们不要说他们过火了，但某些口号要调整一下，登报时要小心些。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氧气并没有减少，只是压缩，变成液体、固体。反冒进是将氧气砍掉一半。我们压缩还要加氧气。

 在汉口会议上的插话　　

（　一九五八年四月一日　至六日）　　

要注意储蓄粮食。今年如丰收，还是维持去年口粮。南方五百斤，北方三百六十斤，国家只买这么多（八百七十五亿斤）。多余的存在合作社，使农民看得见粮。一不上天，二不入地，三不到外国。苦战三年，还是五百斤，三百六十斤。

农民瞒产可以原谅，他是没有看清前途，但不能提倡。如果像现在这样搞法，增产七百亿到一千亿斤，我们国家一年征购只八百多亿，这就等于不要征购了。他们何必再瞒产。到那时，全国粮食总产量就有四千多亿，即使多购一点，他们也不伤心。瞒产的原因主要是干部带头和粮食不足。今后要把底告诉农民，把全国总账告诉他，你再增产，国家也只要这么多。今后征购以后的余粮也保存在乡社。

    世界上的事，有真必有假，有利必有弊，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百分之百相信就会上当；不相信，就会丧失信心。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都要好好检查，校对清楚（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二）　　

（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下午　）　　

现在中央规定中央负责同志一年下去四个月，解剖几个麻雀，几个工厂，几个合作社。把根扎在人民群众身上，把人民群众的根扎在脑子里面，不然总不深。感谢河南长葛县第一书记的发言。这个发言很好，我又看了一遍。一年把一百二十万亩地全部深翻一遍，深翻一尺五，争取亩产几百斤。

广东一亩要搞三万垛，每垛插三根秧，每根秧发三根苗，结二十七万个穗，每穗平均六十粒，共一千六百二十万粒。两万粒一斤，一亩八百斤。亩产八百斤不就算出来了吗？北方的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大豆等都可以这样算一算。密植就是充分利用空气和阳光。

在八人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　　

（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　）　　

种试验田要三结合一一领导、技术人员、老农（老工人）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

    总而言之，我这些材料要证明这一条。就是贫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要用这些材料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要少一点奴隶性。多一点主人翁的自尊心，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自己起来创造。

看到农民瞒产我高兴。你多我也多，农民有，就等于我们有。

　1958年7月3日　　，毛主席对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　一九五八年六月八日　给广东省委的信写下如下批语：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同志最近率领北路检查团到从化县，经四天工作，给省委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三个问题：一、对早造[2]生产的看法问题；二、群众路线问题；三、大字报问题。这些都是全国带普遍性的重要问题，值得一切从中央到基层的领导同志们认真一阅。红旗半月刊应当多登这样的通信。这封信的风格脱去了知识分子腔，使人高兴看下去。近来的文章和新闻报导，知识分子腔还是不少，需要改造。这封信在广东党内刊物上发表，由新华通讯社当作一份党内文件发到北京的。其实，这类通讯或文章，完全可以公开发表，无论对当地同志和全党同志都有极大好处。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每亩么能收３００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２００斤增长５０％，何况还有３５０－４００斤的希望。原先的８００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这是由于缺乏经验，下半年他们就有经验了。对于这件事，从化的同志们感到难受，这种难受将促使他们取得经验，他们一定会大进一步。群众路线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全党注意的问题。其办法是从全省各县、
全县各乡中，经过鉴定，划分为对于群众路线执行得很好的，执行得不很好也不很坏处于中间状态的和执行得很坏的这样三大类，加以比较，引导第二、第三两类都向第一类看齐，到第一类县乡去开现场会议，可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农村有，城市也有，故是全党性的问题，仍然需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去解决。
小平、彭真、震林、伯达[3]同志：你们看这封信是否可以发表？我看发表毫无害处。请伯达打电话给广东省委，问一下这封信是否已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或者是用单个文件发表〈到〉各县，或者并没有发去？再则告诉他们，我们拟在红旗上发表，他们意见如何？以其结果告我为盼！
注释：〔２〕早造，即早稻，又叫上造。〔３〕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注：赵xx,陶铸的辫子：陶铸自己就亲自出马在《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可能陶铸的观点在广东省委内部还有异议，很快，赵紫阳就给予有力的支持和及时的回应，并在当年的《红旗》杂志第六期上发表署名文章《从化四日——给广东省委的一封信》，说“密植一定能够增产，密植不会带来倒伏危险，密植后出现的突出问题是劳动力不足和肥料不足。”（第13页）还在文中推广他所总结的广东先进农业经验——复式插秧法，每一个坐在书斋里的人都很容易想到，如果要让水稻产量短期内提高十倍，高产又不能让一粒稻谷长成十粒那么大（这个方面造假有困难），那么剩下来的方法就是让水稻植株多出十倍来（这个可以通过辍秧来认为地实现）。可以说，赵紫阳不仅通过书记处里头的哥们，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政绩工程样板的认定，而且从理论上解决了高产的难题，从而设计了1958年各地高产卫星都一体遵循的制造原理。　　　　

http://www.wyzxsx.com/Article/Print.asp?ArticleID=46871　　　　

杜导正：坎坷的记者之路（1992）：1959年初，广州市一百多万人口，国家粮库里只有供应七天的粮食了。广东省处处粮食告急。广东省委和我还怀疑是不是农民把粮食藏起来不卖给国家，省委便在东莞县搞反瞒产运动试点,在东莞召开反瞒产现场会，我去看“搜粮”(其实是事先专藏下的)，我又发了几篇长篇文章，说广东城乡缺粮是假相，1958年粮食大丰收，是农民将粮食藏起来了。所以陶铸、赵紫阳同志领导的反瞒产运动是正确的。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70/20081125163922.html]　　　

毛主席在参观中国科学院时和钱学森同志的谈话　　

（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下午　）　　

    钱学森同志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　　

主席笑着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这句话把大家引得哈哈大笑。　　

在石家庄地区的谈话　　

（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　　

每个人民公社都要种商品作物，如果只种粮食那就不行了，那就不能发工资。山区可以种核桃、梨，可以养羊子，拿到外面去交换。河北是否可以分这样几类县，第一类饭不够吃的有几个县，第二类有饭吃，可以实行吃饭不要钱，工资一个也没有，你们这里有没有？（×××：有两个公社。）这个要研究一下，看能否有些商品出卖？粮食这个商品出路不大了，可以搞些核桃、枣子，是种核桃好还是种枣子好？（×××：这两个社都有核桃。）这两个社有核桃，为什么不能发工资？（×××：这两个社是建屏县高山上的两个社。）你们听说过李顺达那个社吧？他这个社就是在太行山上，七扶八扶起来了。不能发工资的社要把它扶起来。种些核桃，核桃是高级油料。将来普通油料是吃不开的，菜子油是吃不开的，要种些芝麻。叫人吃香油么，此外要喂羊子，喂羊和林业有矛盾，吃光了山。好处是，一个拉肥料，一个是羊毛。我们这里有多少羊？（×××：48只。）你们（指×××）那里羊多一些，（×××：张家口地区多。）第三类发工资很少的，三、五元。第四类发的工资比较多，安国一年就是一百多元，平均大人小孩一百多元。（×××：大人小孩平均110元。）你们要摸一下底。看生活水平情况怎么样，有高有低吗？安国比徐水高多了，徐水是70元，安国是110元。安国很值得注意，你们这里有没有像安国这样的县？（×××：正定县好，棠城比正定还好。）正定这个县比较好，棠城比正定还好，离这里有多远？深县是你们这里的吧，他们种的蜜桃很好，把深县这个县都种成蜜桃可以不可以？

    吃饭不要钱都实行了吧？（×××：已经有五个县都实行了。计划在十一月分全部实行。）人家不要求实行，你计划实行怎么能行？有人说劳多人少的不赞成．这部分占15%，他们感到吃亏，发工资是否多发一些，是否应当多发些？不然，他就不舒服。一家五口人，四个劳力，另一家五口只一个劳力，这两家就是不同了，恐怕要照顾一下劳力多些的。现在是社会主义，价值法则还是存在的，有些政治觉悟不高也不在乎。

    干部里也有不痛快的吧，徐水怎么样？实行供给制能不能持久？年把垮台还不如谨慎些好，现在还是依靠这些干部么？向干部讲清楚，不要同群众过于悬殊。

石家庄有唱戏班子没有？有很的没有？他们拿多少薪水？（王力：有个奚哨伯，过去是八百元，现在成了右派降到五百元。）到五百元他还唱不唱？（王力：评剧团有个郭彦芳，每月400元，要求实行供给制。）降低太多了不好，降低八元就不好。城市公社石家庄闹了没有？（王力：正在搞。）可以慢慢研究，不要那么忙。

在邯郸地区的谈话　　

（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　）　　

经济作物不够的，没工资，发工资少，应当发展经济作物，每个社都应当种些有交换价值的经济作物，发工资不是一元、二元。应当多一些，如果到共产主义还是这么少有什么意思。资本主义就比我们多么。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讲话　　

（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下午　）　　

人民公社问题。究竟扩大自然经济？还是扩大商品经济？还是两者都扩大？人民公社的经济，主要是自然的，说法不对。徐水办工厂，工人不与农民交换，如何吃饭？它应向两方面发展。它同时要扩大商品交换。不交换，就不能消费，不扩大交换，就不能发工资。京津郊区富裕，就是商品发展能交换。　　

统一是统其可统者，不过过去中央的办法，是有条件的，无条件的说法是错误的。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的说法，也是不对的，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服从，要破除这个迷信。无论什么时候，都有条件的。要破条件论，不要立条件论。

公社要多搞商品生产，现在好像自给自足才是名誉的，而生产商品是不名誉的，这不好。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二次讲话　　

（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　）　　

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要多长时间？三、四、五、六，或更多一点时间，是不是短了？还是长了？有时觉得长了，有时又耽心短了，我耽心短的时间多。人民公社什么时候能达到像鞍钢一样？能不能把农业变成工厂？产品和积累能够调拨，积累不全部要调，但必须调动的产品，则必须无条件的调动，才算全民所有制。

要提倡每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二字。

中国是一个极不合理的生产方法，五亿人口只搞饭吃，搞那么一点一一三千七百亿粮食。得出两条经验：提倡机械化和少种多收，节省出劳力，大办工业。明年、后年两年能达到就行了。河北明年准备搞一千万亩，亩产万斤，则一千亿斤，去年八千八百万亩，还只二百五十亿斤，今年也只有四百五十亿斤。用机械电气之力，种少量之地，得多量之粮食。不要吹那么厉害，结果像黄炎培说的，郑州只有吃素。吹了一顿，不过一两五钱油一个月，有什么优越性？低标准又有几等，照范县标准，可以叫共产主义，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业。现在不能叫共产主义。水平太低，只能说共产主义的因素和萌芽，不要把共产主义的高标准降低了。

要重读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文集》要看一下。

    人民公社性质，如何过渡，多少时间，四十条宪法，要议一下。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不同的人，是否原则上不降低标准？干部党内略微调整，不宣传，教授降薪，前门牌少抽，标准还降低，有什么优越性？是否搞点步骤，提高才算优越性。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三次讲话　　

（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七日下午　）　　

    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小全民，大集体，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这一点需要讲清楚。两者混同起来不利。现在不少干部模糊，如果说不是就是“右倾”。　　

    有两种所有制，即全民与集体，但有一种起决定作用，即能调拨，不能服从全国的调拨，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调拨，就不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商品”了。不完成“两化”产品不可能丰富，不可能直接交换，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　　

价值法则是一个工具，只起计算作用，但不起调节生产的作用。斯大林著作有许多好的东西。

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作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假。大的方针政策要有个商量，领导机关要清醒。

资本家定息不取消（不要可以，但不宣布），加入公社是自愿原则。干部待遇问题，要慎重。先试验，不要宣布太早（党员降低工资，也不必宣布。）。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五次讲话　　

（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　）　　

    商品同商业，这个问题都是避开这一方面的，好像不如此，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斯大林临死前，谁说到价值法则就不荣誉，表现在给雅罗申柯写的信上，苏联的一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差得远，我们只搞了几年，则差得更远。　　

    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城乡有断流，我们五零年也有过，现在运输不好，有半断流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解放后，不利用供给制的长处，改行工资制，一九五三年不改也不行，因为解放区工作人员占多数，因为工人阶级也是工资制，因为新增加的人多，他们是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的，要他们改供给制，不容易，那时让一步是必要的，但有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闹级别，闹待遇。这些也让步，就不对了。经过整风，这股风降下来了。这种不平等的干群关系一猫鼠关系或父子关系，必须破除，这个关系完全不必要。去年到今年给资产阶级法权很大的打击。过去搞试验田，干部下放，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不用压服，因而空气大有改变。没有这种改变，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不然，群众为什么不睡觉，不休息，而工作二十小时？因为共产党跟他们在一起。红安县的干部过去是老爷式的，挨群众骂，五六年下半年一改，有大进步，群众欢迎。　　

另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一部分是赎买性的，如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　　

为什么公社与公社之间实行合同制，国家与公社之间不可以订合同呢？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只能骗人民，不能骗敌人，敌人看了好笑。福建前线，飞机损失对比为我六比敌十四，即一比二点三三。但同民党自吹自擂有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冷一点。有些问题讲热了要讲得适合当前。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省委、地委的常委以上的干部要进行研究．过去大家看了，不感兴趣，印象不深，现在不同了，应当结合实际进行研究。

    这本书的一、二、三章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有些是正确的，有些不妥的地方，有些可能斯大林自己也没有搞清楚的。

    第一章，客观法则，提出计划经济与无政府状态对立。他说计划法则与政策有区别，很好。主观计划力求适合客观法则，提出了问题，但没有展开，可能他自己也不太清楚。在他心目中，认为苏联的计划基本上反映了客观法则；但程度如何，值得研究。如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农业问题，未完全反映，他就吃了这个亏。人民不能从中看到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结合，一直到现在，他们的商品产品比我们少，这是铁拐李走路，一条长腿，一条短腿，手扶拐杖，比较偏颇。我们现在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两条腿走路。同我们的计划比较，究竟哪个更适合有计划按比例的客观法则？还有一点，斯大林强调技术，强调干部，只要技术，不要政治；只要干部，不要群众，这也是二条腿。在工业上注意了重工业，也是一条腿，没有注意轻工业。在重工业内部关系上，没有提出矛盾的主要方面，讲钢是基础，机械是心脏，我们提出农业以粮为纲，工业方面以钢为纲。这个辩证法，我们也是最近摸到的。我们提出以钢为纲，就有了原料、机械、煤、电、石油、运输，海陆空都上来了。第一章斯大林提出了问题，提出了客观规律，但是怎样掌握规律，没有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章讲商品，第三章讲价值法则。你们有什么意见，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讲清楚这些问题很有必要。也有些问题，如把商品限制在生活资料方面，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就值得研究。生产资料在我国还有一部分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不妥当，结果都离不开我。有人说，是马克思讲过的，是马克思讲过的我们可以不宣传，人人为我，是人人都为我一个人，我为人人，能为几个人。斯大林的经济学里，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阴森森的。

    资产阶级法权，法权思想，法权制度等问题。列宁曾提出“全线进攻”的口号，当时新经济政策实行了一年，急了一些，在苏联像荣毅仁这些人统统丢到海里去了，而教育组织还是资产阶级式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要破除一部分，即老爷架子，三风五气，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要坚决的破。但商品流通、商品形式、价值法则，则不能一下子破，虽然它们也是资产阶级法权范畴。现在有些人宣传破除一切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值得注意，这种提法不妥。

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的工资要保留一个时期。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只是一部分，多数不是买卖。商业赚得太多了。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多越好。共产主义要有步骤。

总之，我国商品不发达，进入社会主义，一要破除老爷态度、三风五气，一要保留工资差别。现在有些人总是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经济学家很“左”，怕叫人抓到了小辫子。

关于读书的建议　　

（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　于郑州）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清楚。读时三、五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列主义的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　　

    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各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期间，读这些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五次讲话　　

（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上午　）　　

    题目应叫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纪要。搞个文件很有必要。　　

    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我们只有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小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的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而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我们提了两条：　　

    （一）完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二）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　　

    有些同志不赞成在两种所有制中间划一条线，似乎公社全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如果不讲此，则社会主义建设还有什么用。　　

    有的同志不赞成，说不能划一条线，说划了就损伤积极性，线内也有共产主义，也有集体和全民所有制（鞍钢与公社）。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秀才都不赞成，是不是秀才要造反？　　

    斯大林是划了线的，讲了三个先决条件，这三个条件基本上不坏，但不具体，（1）首先是增加社会产品，这是基本的，我们叫以钢为纲，极大地增加产品；（2）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将商品交换提高到产品交换，使中央机构能掌握全部产品。不愿划界线的，主要是认为时间已到，以为已经上了天，你们是右倾。当然，现在鞍钢是全民所有制，但还没有过渡到共产主义。总要搞个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只有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大部分是集体所有。全民所有也不一定过渡到共产主义；（3）提高文化水平、文化、体育、智育。为此需减少劳动时间，六小时至五小时劳动，再是要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多面手。“自由就业”，我不大懂。学纺织的又去学开飞机；开煤的又去学纺织，十八般武艺，十多样我赞成，学几百样，怕不容易，会没饭吃。三要根本改善居住条件。四要提高工资，至少一倍，也许还要更多。增加工资的办法是增加货币工资，特别需要的是降低物价。　　

    这三个条件是好的，主要是第一条，但缺少一个政治条件。这几条的基本点是增加产品，极大地增加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就是发展生产，发展生产力，但是没有一套办法。问题是怎么办。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农、文，没有儿个并举，没有整风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这三个条件，是不容易达到。我们有人民公社，从一县多社到一县一社，加上人民公社就更容易办了。　　

    文件第一条加“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中表现是实现在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大集体，小全民”，“变为全民社会主义”。　　

    大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小全民所有制，要逐步的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文件第三条，生产的对象不明确。全面的全民所有制的含义为；　　

    （1）社会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　　

    （2）社会产品也为全民所有（所谓社会产品，不但是生产资料，而且是消费资料）。在过渡阶段，国营工业已是全民的，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森林、农具、牲畜、机械、工业、厂矿）和产品也应该逐渐增加全民所有制的成分，即逐步增加生产资料的全民部分和产品的调拨部分。不能只讲后一部分，首先应是前一部分。　　

    要能实现调拨“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指什么“物质基础”不清楚，应该改为生产资料。不断发展生产一一两个部类的生产。　　

    人民公社的性质。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在“现阶段”，又是基层政权的组织。民兵不一定是专政，主要是对外的，是对付帝国主义侵略的准备力量。公社是一九五八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产物，目前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　　

    在劳动调配中，要注意实行和巩固生产责任制。劳动力的调配，各生产部门（农业、工业、运输）的比例，是当前的重大问题。劳动分配要合理，组织要适宜。不是价值法则，而是计划的要求。现在这种分配比例不合理，要注意不要突出这里，丢掉那里。　　

    所谓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含义如何？两条：（一）社会的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二）社会的产品为全民所有。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六次讲话　　

（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下午　）　　

    报上尽是诗。大跃进有些把人搞得昏昏沉沉。“诗无达话”，是不对的。诗有诂，字句确凿。睡不着，想说一点。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我是自以为正确。对立面如果正确，我服从。　　

    一个是不要划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界限的问题，一个是不要混淆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问题。　　

商品生产制度，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农民，为了工农联盟。对于集体所有制采取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形式，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农村有些走在前面。这是现象，不是本质。究竟鞍钢是大哥，徐水是大哥？有人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农村。鞍钢八级工资制未成立人民公社，是落后了。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两天，就以为徐水是大哥了。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有些同志读马克思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到实际当中遇到实际问题他的马克思主义就要打折扣。这是一股风，这是要向几十万干部进行教育的问题。干部中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至于群众也有些昏昏沉沉，觉得好像快要上天了。于是你们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因素的资本主义的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以第三十六条为例，尽量用不明显的文字，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斯大林说不能剥夺农民，理由如下。（一）他的劳动力如同种子一样，是属于集体农庄和公社。这和鞍钢工人不同，他们是为全民生产。集体农庄和公社，不但有种子，还有肥料、产品。产品所有权在农民，不给他东西，不等价作买卖，他是不给你的。是轻率地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呢？斯大林死啃着大机器，看起来好像要啥拿啥。实际上心疼得很。修武县第一书记，不敢宣布全民所有制，一条是怕灾荒，减产了，发不了工资，国家不包，又不能补贴，二条是丰产了，怕国家拿去。这个同志是想事的，不冒失，不像徐水一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因此这一段时间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形式，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客观法则，是不是总路线的一套，是反应得比较完全，还是没有搞好呢？搞钢就无煤。上海、武汉没有饭吃。对客观世界要逐步认识，不到时候没有展开矛盾，不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不能认识。八年不晓得以钢为纲，今年九月才抓住了以钢为纲，抓住了主要矛盾的主要侧面。一元论不是多元论，抓住了主要矛盾就带动了一切。不是煤、铁、机平列，大中小以大为纲，中央、地方以中央为纲。

商品生产。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到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本质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不承认五亿农民的问题。社会主义初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以为有了公社，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香肠、果木、毛皮，现在云南火腿不好吃了。破除迷信又恢复迷信。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把张德生的核桃拿来吃，一个钱不给，你是否干？不认识五亿农民，无产阶级对农民应采取什么态度，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行不行？要马上打破脑袋。产品在旧社会对人是有控制作用的。我们只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的一小部分。斯大林分析恩格斯的话是对的，我们的全民所有制是很小的一部分。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社会商品十分丰富了，才能废除商业。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懂得这一点。我是用斯大林这个死人来压活人。斯大林对英国革命成功后废除商品仍有保留，我看英国与加拿大合成一个同家才好办。（十页第二段）恐怕至少有一部分能废除，斯大林对这个问题并不武断，他没有作结论。

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中的小生产者，我们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国所有。不要说剥夺小生产者，只要说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就会使台湾高兴。我们五四年犯过错娱，征购太多，要搞九百三十亿斤粮食．全体农民反对我们，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这也是“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不知道农民手里有多少粮食。曾经有过这种经验，犯过这种错误，后来，我们减下来了，决定搞八百三十亿斤粮食。第一个反对的是章乃器，可见资产阶级唯恐我们天下不乱。总之，这个规律我们过去没有摸到。中国农民有劳动所有权，土地、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等）所有权，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显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我们还有脱离农民的危险。所以，“三三制”，三分之一上缴（包括县内调济），十年之内做到可能是要的。你（谭）要留八分之二，农民要打架的，你也打不赢。中国工人穷惯了，工作起来很努力，又有干部下放，打成一片，干十二小时，叫他们回去都不走。农民炼铁炼钢以后说，工人老大哥可不简单。农民太穷，工资太少，现在拿的多了不好。每人（按全部人口）平均五元是少数。

关于商品生产命运问题。列宁的回答：“夺取政权”，没收工业我们办到了。公社比苏联进了一步。发展工业，加强农庄，我们也在作。不要剥夺农庄。公社办工业比斯大林胆大。会不会搞资本主义？不会，因为有政权，依靠贫农、下中农，有党，有县委，有成千成万的党员，过去想过赚钱的工业要乡政府搞，不要合作社搞，这有点斯大林主义残余。政社合一，放在区委管理之下办工业，到处发展，遍地开花，这样，不是钱少了，而是多了，李先念也想通了。现在公社太穷。管饭之外，发工资很少。有的只发几角钱，吃也是很穷，在水平以下，还是一穷二白。我说这是好事。老根据地就不起劲，

要全力展开贸易。这段话，我们曾大吹大擂，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贸易。斯大林说是唯一适当的道路。我看是对的。只能贸易，不能剥夺，五四年．我们还是购买，不是调拨搞多了，农民还反对。

    列宁的五条，我们都作了，并且建立了人民公社。以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一九五六年的错误的根源是没有看到农民问题。现在又是不懂得农民问题，农民的冲天干劲一来，又容易把农民当工人看，以为农民比工人还高，这是从右到“左”的转化。

“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与人民公社作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中国是商品生产最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落后。印度的铁路和纺织比中国发达。我国有没有资本主义剥削工人，没有。为什么怕？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完全正确（第十三页）。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就是作生意的意思。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捉了干部，俘虏太多，血流漂杵（旗杆）”。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说不相信有血流漂杵之事。奴隶时代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封建时期已经形成了资本主义，这一点斯大林说得不正确，资本主义母胎中已经孕育了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产生）。

一九四九年二中全会就说限制资本主义，不是漫天限制。五○年开始让他们扩展六年之久，但又加工订货，到五六年公私合营，实际上空手过来了。“决定性的经济条件”。我们完全有了。试问为什么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句话很重要。已经把鬼吃了，还怕鬼。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五亿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是不是所有制的工具？为了五亿农民，充分利用这一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应当肯定。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干部中讨论。

    劳动、土地、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所有的，因此商品也是公社所有的。只顾商品换商品，此外的联系，农庄都不接受，我们不要以为中国农民特别进步。修武县委书记的设想是完全正确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同志们，我们才九年就急于不要商品，只有当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因无必要而消失。吴××同志也要同陈伯达同志搞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农民就会和郑州工人一样。游击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耐心如何行？没有耐心不行。我们曾经耐心等待胜利。

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你们来驳斯大林？两种所有制如何过渡的问题，斯大林自己没有解决。他很聪明，说要单独讨论需要很多篇幅。

    只要把“我国”改成“中国”，就有兴趣了。“只限于个人消费品”，行不通。还有农业工具、手工业工具也是商品，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不会，赫鲁晓夫不是把机器卖给农庄了吗？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第二次讲话　　

（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午　）　　

这些数字。还要核实一下，要各有根据，请富春同志核实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声。这些数字，无非证明并非机会主义，没有开除党籍的危险，各地合计，明年是二千一百三十万吨，问题是．是否能确实办到。

今年究竟有不有八百五十万吨好钢，是真有还是报上来的，没有假的吗，调不上来的就是虚假。我看实际没有这样多。（×××、×××：好钢不敢虚报，小土群靠不住。）

作假问题。郑州会议的公社问题决议要改为指示，要把作假问题专写一条。原有两句，两句不够。要专搞一条。放在工作方法一起，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他作假不作假。没那么多东西，就要假造。有一个社，自己只有一百条猪，为了应付参观，借两百条大猪，看后送回。有一百条就是一百，没有就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出捷报，讲俘虏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成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后来我们反对，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那么老实？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是人家写，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两年扫光我都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扫除了就不错．还有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有任务，他总说完成了。世界上的事，没有一项没有假，有真必有假。没有假的比较，那有真的？这是人之常情。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

要比，结果就造假，不比，那就不竞赛。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查，要检验，要像出口物质那样检验，用显微镜照。一斤粮，含水量多少？有多少虫子，不合规格不行。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越深入，越实际，越科学。这个东西跟作诗是两间事，要懂得作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飘”，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怎么端得起来？检查也要注意作风，也要估计里头有假，有些假你查也查不出来，开个会，就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三级要懂得这个道理，要有清醒头脑。…有时候事情还没有办，他说办好了。（江渭清：群众知道。）你讲一县一省的，群众只知道本村的。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优良的造假，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是个矛盾，有好处。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好就好在这点上。有些地方吃了亏，报多了。上面要得多，他说没有了。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的干部，写信回来说，合作社规定拔掉三百亩苞谷，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包谷已长到人头高，群众觉得可惜，所以不拔。只拔了三十亩，而报了三百亩。这种假报是好的。×××说他的家乡年初一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打了灯笼，实际上人在家里休息。干部看到遍地灯光，认为没有休息。湖北省有一个县，要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让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这样的事。我看不少。一要有清醒的头脑，一要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脸上无光，讲实话没人听。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要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做到就好。　　

   成绩与虚报，要有个估计。到底有多少？…有全部是真的，也有全部是假的。例如扫盲，除四害，文盲成堆也说扫除了，根本没有绿化，报绿化了，四有报四无，如此类推。加以分析，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如三风五气，过分悬殊，老爷态度，旧关系，一定要破除，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强制分配劳动，在现在还不能没有。如果自由报告，自由找职业，谁愿意钓鱼就钓鱼，画画就画画，唱歌就唱歌，跳舞就跳舞，如果一亿人唱歌，一亿人画画，还会有粮食啊？那就要灭亡了。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还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们打的体无完肤（像过去内战时期肃反一样，捉了好人，打得一身烂），会有错，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对有用的部分，你打烂了，搞错了，还要道歉，还要扶起来。要有分析，那些有用，那些要破除。…我们应该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护。

[注：　　1958年8月6日　，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几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　1958年9月1日　《人民日报》）　　

　　这两篇报导，可以说是浮夸风、高指标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共产风”一应俱全。这是刘xx、邓xx所把的舆论关口所放的“卫星”新闻，是刘xx搞的共产主义试点取得的“成绩”。　　

      　1958年9月16日　—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　9月24日　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目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报导说：刘副主席在　9月13日　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已经强调，有条件的可以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条件还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过三、四年或五、六年。　　

     　1958年9月19日　—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时，在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个条件时，同在河南讲的一样，他是这样说的：“第四，改善社会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刘少奇所说的“男女老少换班”，是刘少奇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家庭革命”的一个举措.     　　

    刘少奇到江苏视察，还大肆兜售他在徐水、河南实行“供给制”的做法。他在江苏常熟视视察时说：“实行粮食供给制以后，将提高人民共产主义觉悟。”他问和平公社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提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皓江在汇报中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刘少奇听后说：“这两句话，两个心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　1958年9月30日　《人民日报》）　　

       　1958年10月3日　，刘少奇在同一个外国议会代表团谈话中也谈到吃饭不要钱。他说：“现在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　1958年11月21日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刘少奇“吃穷饭”搞“穷过渡”的做法，指出：“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刘少奇立即插话说：“农村（人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批（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也插话说：“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毛泽东说：“按照刘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版187、189页）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0/200812/62259.html]　　

[注：毛泽东批判 “另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 ,指出: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人民公社的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毛主席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1958年11月9－10日）　　

我们要看到农民确有共产主义精神，但不要只看到这一面，还要看到人民公社的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他们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还是集体所有。修武县委书记的考虑是正确的，他不敢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他担心宣布全民所有制实行供给制以后，灾荒发生时，国家是否发工资；丰收时，国家把粮食调走，也发不起工资。灾荒、丰收都有苦闷。他是代表农民考虑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考虑这个问题。是轻率地对待这个问题好呢？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好呢？我认为还是应该像修武县委书记那样，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好，不要像徐水县委书记那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我劝吴芝圃同志不要同陈伯达搞在一起，他的“马克思主义太多了”。 　　

听说徐水已经把人民公社宣布为全民所有制。他们那里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还不能像鞍钢那样由国家来调拨。尽管他们宣布了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最多也只是大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还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决不能把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混同起来，把人民公社同国营工厂混同起来。如果混同起来，就没有一个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任务了，就没有奋斗目标了。现在有不少干部，对这个界限分不清楚，认识模糊。如果有人说徐水还不是全民所有制，就被批评是“右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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