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生命之源与“感谢”、“感激”和“感恩”之

透析生命之源与“感谢”、“感激”和“感恩”之情　　

作者：彼岸　　

在所有高等生命的运动中，为什么会出现心理上的感激之情和行为上的“报答”现象？这是一个事关生命的本质和生命的行为现象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暂且抛开除人类以外的所有其它较为高级生物的“回报”行为不谈，这里只针对人的报答行为和感激之情给予解剖、分析、认识和研究。　　

首先，从生命进化理论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的起源，那么，人类的生命源自于物质的世界，是物质世界在合乎理性地发展过程中，作为人类前身的那一支古猿自身的内在规定性与环境相结合、适应和作用的结果，导致了作为人类这种高等动物的出现，即造成了“智慧”在被称之为人类的那种动物身上出现的结果。　　

其次，从遗传学的认识上来分析，所有高等生命的产生和延续都是以遗传物质——基因为链条，即以一种被称之为DNA的脱氧核糖核酸的蛋白质分子为基础，形成各种类型不同而本质和内容却相同或相近的呈不断进化和发展着的生命现象。但是，作为DNA这种至关重要的生命物质，较之漫布于宇宙中的盲目运动的客观规律对人类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无疑是从最为难以捕捉和确定的无限变化序列中，浓缩到了（即经过几十亿年的漫长时间）地球这个极为特殊的天体上，即在“必然——偶然——必然”的无限交替循环的过程中，形成了集中表现为智能生命活动特征的“先天根据”，进一步说，就是由生命科学所确定的属于父本和母本的遗传物质——DNA的性质上。所以，作为人类，在她的感性和理性成熟的那一天起，就本能地认定她的生身父母（生命物质源），是她心存“回报之情”的直接原因和内在根据。　　

第三，从生命存在的内在本质——营养、吸收和繁殖的意义上看，阳光、空气、水、食物和交配对象等一切可使生命持续存在和感觉良好的客观条件，都成为人类生命在形成完善机能和发展能力过程当中的唯一可被生命的内在本质——由DNA印记而来得的功能——生命的亲和力，所认定的“第二父母”的条件、本质和根源！　　

因此，凡发生在人类身上的一切可被生命的“物性本质”理性地认定的“感谢、感激和感恩”之原因和对象，都可以是那些能为生命的发生、起源和成长提供帮助的一切内在的和外部的物质条件和手段，即集中地反映在DNA记忆功能上的有益于生命的客观环境中的一切关系。但是，当人类的这种由物质运动本质所决定的相互依存的天然联系，一旦被转移到了社会当中，这种先天存在的自然关系，就完全会被各种人为的社会力量、因素和关系所扭曲、异化和破坏，形成以被社会变种的“人身依附关系”来取代天然质朴的“生命依存关系”的现象，即人的生命与客观物质世界形成的必然性联系，被社会的政治利害关系所强力打破、摧毁和颠覆的结果。　　

鉴于以上三个方面，对人类生命的起源、产生和形成过程中的内在与外部原因的认识比较，我们看到，人类的情感不是凭空产生和形成的，而是在伴随着生命体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当中，与生命的“自我保护功能”和“增益现象”并行进化而来的一种“自在自为”的自我保护性心理活动。这种自在自为的本能心理活动，是区别于精神和智力上的那种有计划和有目的性的意志行为，即不像“谋略”、“企图”和“伎俩”等那样带有隐藏的目的性和欺骗性。这样一来，那种因“后天的社会因素”而导致和造成的与人类在自然环境中形成的“先天的情感现象”相对立和区别的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和李代桃僵的伪装行为，就成了一切心存不良动机和阴险行为的无耻之徒，冒名以“感谢”、“感激”和“感恩”之情，在大庭广众之下，疯狂地进行具有浓烈政治色彩的树碑立传、歌功颂德和忠孝报答的宣传欺骗活动的手段和工具。于是，一些不明事理与缘由的人们，在趋同心理和情境感染的作用下，不知不觉地就上了“贼船”，以致身不由己地一齐跟随着“雀跃欢呼”和“感激涕零”！　　

这种盲目地追随、趋从和屈服的现象，是生活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下的人们，在政治讹诈和经济剥削的共同威压下，把生命的自然情感出卖给社会的统治阶级的一种“被拐骗”的现象，是统治阶级所豢养的最下流无耻的恶棍假托人类的天然纯真之情，对人性的最惨绝人寰的逼迫和强奸，是一切打着“仁义”、“道德”，“公平”、“正义”和“自由”、“幸福”旗号的禽兽们，强迫人民接受他们的精神奴役和经济压迫的最卑鄙无耻的文化绑架行动。　　

从心理的机制和情感的层面上看，感谢、感激和感恩这三种心理现象，在心灵的深度和情感的浓度上是存在着差别和区别的。感谢只是一般性地只局限于有关常识性的心理认同和认可，比如：当某人接受了别人的馈赠或遇到帮助之后，从内心自然产生的一种负疚和友善的感情。而感激则是有浓于一般常识性的心理认同和认可的情感，它是人的情绪（亦可称之为“下意识的情感”）与人的理性隐蔽地结合以后，不自觉地滑落到生理的层次上以致造成带有强烈的意愿性追加和加重的行为，比如：当一个母亲丢失了孩子之后，在万分焦急当中，突然有人把她的孩子送回到了她的面前，并得知这个人在不顾自身安危的情况下而抢救了孩子，那么，她无论如何都不会抑制住自己的“感激”之情……；所以，感激之情是不需要有多少理智来加以过滤的，只要是一举击中了人性的“弱点”，那么，它就会像泉水一样，喷涌而出。至于感恩，则是人性社会性地“异化”的结果，它纯粹是社会的人出于政治的考虑，而蓄意编造出来的一个既能够描绘特别谄媚之情又能够表演给社会上的其他人看，以达到邀功取宠目的的专用名词；感恩的心理来源要比感谢和感激都更为阴暗、复杂和高级，是社会的人，在夹杂了政治的意图和异化了的情感之后，以张扬显露的形式，公开地表现和鼓噪出来的一种假借“人性情感”实为达到“政治目的”的虚假情结，比如：奴才总是爱在主子面前（当然，不一定是直接让他看到，但一定是想方设法让他听到或知道）引吭高歌：“我有一颗感恩的心，天天做梦都在牢记着你对我的施舍和恩惠……”！　　

再进一步深入和细致地分析，对于感谢，它既可以是文人墨客，对大自然鬼斧神工般地创造出来的自然奇观，在给他们的心灵带来震撼与触动的同时，由文化灵魂触动而产生的对创作思维的启迪以及反身对自然奇观投以的回报与崇敬之意，也可以是历尽沧桑的人，在回首往事和总结经验的时候，对人生表现出来的一种明智豁达的感慨和认识，还也可以是辛勤劳作的农民，面对一年来的风调雨顺而带来的秋后好收成，而从内心里由衷地产生的对上苍的一种深深敬意！对于感激，它也既可以是源自于生命的一种本能反应而产生的子女对父母的天然归属情结，也可以是某个当事人，在饱受了社会上的地痞无赖刁难和权贵恶霸的折磨后，对法官能够伸张正义和还人间以清白公道的刚正不阿精神，而表现出来的敬佩之情！对于感恩，除了因生命的传承关系，在“子代”与“父代”之间，产生的那种理性的回报情感以外，它还是一些处在社会的各种利害关系中的权、利欲望颇重的小人，因积极地逢迎拍马而得到上司的赏识之后，被提拔“重用”起来之时所产生的那种“即使肝脑涂地，也要报答主子的‘知遇之恩’”的受逐利动机和趋炎附势心理支配的一切卑鄙无耻之徒的跌嗲之情。　　

一切剥削阶级，出于巩固、维护和稳定其反动统治的需要，必然要教唆、培养和驯化出一批既能够甘心情愿为他们的反动统治进行服务，又能够带动或蒙蔽其它更多的人，不自觉地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的奴才，于是，他们便蓄意设计好一种政治导向，旨在借助于一种“示范”，能够把人们带有天然情感色彩的行为，都统统地纳入到为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轨道上来，这就是利用人类在自然环境成长的过程中，因长期的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交往而孕养成和形成的“感谢”和“感激”的心理现象，人为地催化出一种非自然的社会心理现象——感恩。感恩，这一社会心理现象一经产生和出现，就使得那些披着人皮的衣冠禽兽们，冒用人性“自然情感”的名义，来诱导、愚弄和驯化人民的最恶企图变得更加富有“人情味儿”了，这种做法，正如同他们仿照“智商”而杜撰出“情商”的把戏一样，其阴险、狡诈和恶毒的用意可见一斑。　　

一切愚蠢、反动和堕落的社会，对人类这三种情感的宣传力度是纯“近因效应”和非理性的，即对于那些越是离人类生命本质起始的原因相去甚远的决定作用因素——自然理性和应当报以感谢之情的天然连带关系——人性伦理，社会就越是以麻木和漠然的态度对待之；而越是离人类生命存在的“外部干扰”和“表面作用”，相距时间很近并且可以以目睹见的后天因素——社会政治，社会就越是从感性和非本质的原因入手，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对其张扬和宣传之。“人性伦理”即父本和母本的原因，对于生命，虽然有着不完全本质和不完全决定性的情感因果连系作用，但是，我们的社会却不应该以匍匐于自然理性和客观本质之下的社会政治情感，来凌驾和超越于人本基础之上，通过歪曲事实、掩盖真相和抹煞人民对历史的推动作用的恶意谋划，来达到旨在满足一小撮阶级人性和集团人性的需要，并以此霸占和挤压他们的劳动果实和生存空间。所以，自私自利的统治阶级，一旦把情感的赞美和文化的颂扬之词，全部地倾泻到以扭曲多数人的人性，来为少数人的人性进行服务的政治阴谋中来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就越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地把由少数阴谋家炮制出来的与人类生命形成的原因毫无内在联系的政治托辞，冒用感谢、感激和感恩的名义和名份，强加在社会的公共意志和自然的情感之上，使广大的民众和群体，在社会的“既定政治轨道”中，成为为统治阶级一己私利服务的牺牲品和殉葬品。人类社会一经形成这种历史的堕落惯性（是人类社会消极因素的一面），那些被社会的阴暗力量所诱导、操控和强制要求的以“应该”、“应当” 和“必须”的名义，对统治阶级进行效忠和效力的行为，就愈是披上了一层“从人民内心里自然流露出来的——感恩的情感”之面纱，那么，我们的统治阶级就愈是“理直气壮地”、“名正言顺地”和“天经地义地”死死地赖在主宰人民命运的大堂之上，神气活现地、颐指气使地和穷凶极恶地挥舞着历史的指挥棒，让千百万劳动者在一派任劳任怨地、尽心尽职地和争先恐后地“忘我奉献”之中，去谱写人类社会繁荣娼盛的历史新篇章。　　

我们的人民，在沐浴着由统治阶级所一手营造的充满政治人性的“绚烂阳光”之中，尽情地享受生、老、病、死和劳动与奴役带给他们的“天伦之乐”。他们那与生俱来的感恩戴德的情愫和衷肠，在这样的“伟大的”社会环境之中，怎能不情不自禁地爆发出来呢？于是，他们齐声高呼：“长官啊，你是我们的再生父母”！　　

一切反动统治阶级剥削和分子，在经济上越是以残酷无情的剥削手段和压迫方式来对待人民，那么，它在政治上它就越是需要用假惺惺地伪善来掩盖它的罪行和丑恶。在动物的世界里，人们都会注意到，贪婪的野兽在吞食猎物时一般都会一边吃一边警觉地环顾四周，目的是看看有没有被其它对手觊觎或被攻击的威胁，这种野兽的本性转移到人类社会当中，就是一切剥削者和统治阶级在无偿地占有和攫取了人民的财富以后，在以智慧赋予给他们的“本能警觉”，时时刻刻和念念不忘地以“是否被人民看穿或者发现了”来提醒自己和告诫自己，所以，他们就特别需要借助一种手段或方法，来掩盖和伪装他们侵吞人民劳动果实和挤压人民生存空间的企图和行动。出于这样一种政治考虑，统治阶级就专门豢养了一批较为 “有学识”和“有品位”的专家学者和精英，来编织和营造一种充满既具有人性的“天伦”和“亲情”，又具有社会的“运动”和“发展”道理的和悦气氛，即：用孩子们尚在幼儿园时期的天真烂漫，来隐藏他们将来到社会上被无情屠杀和血腥宰割的悲惨遭遇；用电影或电视画面上的孩子与父母，在一派充满“温馨的”、“和谐的”和洋溢着“天伦之乐”的气氛中进行的玩耍和嬉戏，来掩盖他们在现实当中被无数的尖刀利刃，慢慢地零刮碎割的既成事实；用魔鬼们在自己身上着意装点的华彩异光，来遮蔽他们吃人的时候露出的狰狞和恐怖；用政治伎俩和经济手段乔装打扮起来的“铿锵英雄”和“文化尤物”，来撩拨、挑逗和刺激那些因遭吸血而被折磨得濒临死亡的劳动者的神经，使他们只要还一息尚存就要表现出人生的“鲜活”、“不甘”和“冲动”来。于是，在这种精心谋划好的“社会天然政治构造”之中，这些红光满面的正大光明的魔鬼们，一边昂首阔步地穿梭于以人血注满和人肉挂满的“酒池”、“肉林”之中，一边不时地伸出血红的舌头贪婪地舔噬干净沾满嘴边的血污。他们的报刊杂志，是那样地文笔流畅和充满诗情画意地描写这一切；他们的广播电视，是那样地神采奕奕和娓娓动听地述说这一切；他们拍摄制作的电影和电视剧，又是那样地华章绚丽和充满人性温情地装点这一切；传达魔鬼之音的播音员、播视员和主持人，又是以那么道貌岸然的神态、字正腔圆的声音，来传达、宣讲和贯彻富有深刻地“哲理性”的吃人理论。面对丑类们这种“天衣无缝”和“天花乱坠”的精湛表演，就连世界上最博学、最深刻和最智慧的哲学家看了之后，也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所以，囊括天底下所有的白痴、笨蛋、普通人和智慧的哲学家在内，他们都在由披着美丽画皮的狰狞魔鬼所散布下的迷魂阵之中，懵懵懂懂地成为了“感恩”的殉道者和牺牲品。　　

下面，以反演“感谢→感激→感恩”的深度进化顺序，来进一步阐述人类这三种情感的发生过程和社会作用。　　

第一，在政治魔鬼以高科技手段推动和操纵下，感恩之情已经风靡于现行社会，形成了以资源高度消耗、人力高度浪费和环境急剧恶化为代价的催动整个社会经济疯狂地发展的人性畸变之现状。这个现状，在客观上要求鼓吹“感恩思想”的统治阶级，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勾结起来以压迫、侵占和损害他人的利益作为谋取自身自由的手段，来达到宣泄个人的虐待意志和阴暗人性的目的。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统治阶级中的各个成员，都普遍地和自以为是地采取了种种理性的统治手段，但是，实际的效果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顺应了人性的癖好，并以一系列盲目地和琐碎地感性行为来满足统治阶级整体的非理性意志的要求，所以，做为分散的被统治的劳动者，在没有遇到一种强有力的组织力量，使之联合成为阶级的时候，他们只能被迫陷入统治集团所设定的政治圈套，成为社会中各种盲动的阴暗力量发挥破坏作用的无辜者和受害者，即使有出自于这个群体当中的个别少数觉醒者的呐喊，但是，对“铁屋子”的整体也无济于事。于是，这个社会，就在它还没有积蓄了充分地和足可以爆炸这种现状的力量的时候，就会一直这样黑暗地沉寂着……　　

当社会发展到达了某个特定的历史环节，多数分散的劳动者有能力形成一种稳固团结的集体和力量的时候，他们就有能力冲破和打破少数人的政治阴谋、政治欺骗和政治禁锢，铲除和消灭政治的“感恩情结”，所以，一个成熟了的社会，只要有微弱的理性触动，就可以在推翻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牢固长久的“尊重真理”的人民国家。但是，由于普遍人性的作祟，尊崇真理的人民国家，在最初形成的阶段并不会一帆风顺，他们往往会面临来自于本阶级内部的人性分化和演变，一旦时机成熟，这种分化和演变，立刻就可以恢复和重现那个曾被人民推翻的统治阶级的人性所宣扬的以“感恩之情”主宰国家政治的旧有状态，因此，这种多重反复和无限演变的过程，使人性和理性的斗争在牺牲了无数的生命，耗费掉了无数的财富和历史的时间之后，极其艰难地完成了它的一个包含多重恶性循环的历史地过程。　　

第二，家庭间的肉体相依关系，是形成感激之情的基本源泉。在家庭之中，感激之情有两种形式的表现：一种形式是夫妻之间在信息往来和物质交换的基础上，形成的平等地位和感激之情，这种感情在不发生较大地矛盾和经常性地情感冲突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增加，它会无形地增强和巩固。一般情况下，夫妻之间的感激之情受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作用较弱，而以“性的和谐与否”和“因心灵感受而引起的生理变化是否有利于生命的健康长寿（即二者综合形成人的“幸福感”）”为主要依托，所以，一个全部或总是以“家庭存在”为基本出发点，而形成和建立起来的任何一种文化或意识形态下的政治统治，必然和绝对不可能背离这种“幸福的原则”，而企图达到另外一种全社会都美满和幸福的境界，否则，在行动与目的相背离的情况下，人的幸福将荡然无存。　　

还有一种形式是存在于母体和子体之间的不对等的生命依存关系，它具体通过以下三个因素而表现其影响：一个是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形成的以生命时间顺序上的绝对不对等的从属关系，构成感激之情的时间因素；另一个是以联系于两代或者两代以上人的遗传物质——DNA为实物纽带，形成感激之情的遗传因素；第三个是在子体的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时间与物质并行存在于家庭内部的抚养的过程因素。所以，综合这三种物质的因素和成长的过程，一切能够使人类产生由衷地感激之情的原因，都不及子女对父母的这种“天然依赖”和无法割裂地“骨肉亲情”之真实、伟大和崇高，这种源之于骨肉关系的天然情感，就是客观存在的最为真实地感激之情。　　

第三，感谢之心，普遍存在于天人合一的生命意识之中，它是一种极为纯朴和真挚地人性对自然理性的回报感应之情，是不需要以智慧的“卑鄙用意”就能够回归到永恒的自然怀抱之中的“无为之心”的作用和表现。所以，无论是对知识渊博和思想深刻的智慧大师，还是对才思敏捷和风流倜傥的君子，以及那些从未涉足过学堂、胸无点墨和木讷笨拙的乡野村夫，只要是外部某种原因能够给予他们的生命以有益地关心、爱护和帮助，那么，他们都会自然而然地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基于“回报”之情而形成的感谢反应，尽管这种反应以或强或弱、或深或浅、或明或暗、或灵或顽和或优或劣等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形成人性与理性的相通、人性与灵性的相伴和人性对物性进行反思和掌握的人类精神领域、情感世界和文化王国，形成可打破一切自然的界限、人间的隔阂以及精神与物质对立的社会运动的本质。所以，一旦人类社会在其内部彻底地消灭和摈弃了政治上的分歧、家庭上的禁锢以及生产上的低级落后状态以后，遍布于人类间的挚诚大爱，就会消融那些造成“感激”和“感恩”存在的政治因素，形成以感谢之心而连结于所有智慧生命的豁达平等之世界。　　

综上所述，“感恩之情”最终会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消灭而消失，而“感激之情”也会随着家庭的最终解体而消亡，但是，“感谢之心”却永远不会因人类步入她的高级组织形态——无家庭社会，而泯灭和消散。恰恰相反，在人类广泛、普遍和持久地实现了生命存在意义上的平等以后，他们就会把这种“常识性的回报”广义地升华于人格尊严和理性的思维当中，形成以“统一的生命”和“升华的情感”为盛开的人性之花的永不枯竭的生命源泉。　　

所以，人类的全部朴素情感，在经历了长达万年之久的政治社会波折以后，最终将上升到人性对自然理性的大融合、大统一和大复归之中，这就是隐藏在“感谢”、“感激”和“感恩”之情中的全部社会秘密和人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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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