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大绝灭、大西洲，黄帝即埃及米恩之谜》自序

   我从今天开始把我研究和考证中华文明起源于埃及，以及从埃及迁徒到中国来的历史事实和学术成果公布于世。希望学术界能够赞同或批评！　　

    历史学是一门真实的科学，历史学可以切实的反映历史事实，历史学可以象数理化一样得到反复的验证！因为这本书第一次做到了这一些，所以它将改变中国上古历史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不科学的混乱局面！　　

        《世界上古历史学革命系列丛书》　　

第一部：《揭开大绝灭、大西洲，黄帝即埃及米恩之谜》　　

第二部：《揭开禹积石山即胡夫金字塔之谜》　　

第三部：《揭开中国历史文化起源于埃及之谜》　　

第四部：《揭开昆仑山、西王母之谜》　　

第五部：《揭开复活节岛巨石人之谜》　　

第六部：《揭开龙即恐龙，恐龙至今存在之谜》　　

  第一部：《揭开大绝灭、大西洲，黄帝即埃及米恩之谜》　　

                       赵自强　　

这是套揭示大冰期变成大洪水淹没大西洲使古人迁到赤道山顶的宏伟丛书　　

这是套考证人类上古大统一中国上古古帝是世界共主的宏伟丛书　　

这是套证明战场调色板即纪念炎黃之战的宏伟丛书　　

这是套证明納尔迈调色板即纪念黄帝蚩尤之战的宏伟丛书　　

这是套证明納尔迈权标头即纪念黃帝娶雷祖的宏伟丛书　　

这是套证明夏禹积石山即胡夫金字塔的宏伟丛书　　

这是套证明河图洛书即胡夫孟卡拉金字塔及皇族公墓立体俯视图的宏伟丛书　　

这是套证明甲骨文金文源于埃及图画象形文字的宏伟丛书　　

这是套证明耶和华即舜帝重华的宏伟丛书　　

这是套证明伊甸园即重华金字塔陵园的宏伟丛书　　

这是套证明龙即恐龙，恐龙至今存在的宏伟丛书　　

这是套批判“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宏伟丛书　　

这是部证明“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的宏伟丛书　　

这是部改写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的宏伟丛书　　

谨以此书　　

献给我的母亲、妻子　　

献给我的导师李材栋、衷九奇、宫玉海、胡远鹏　　

献给我的母校、老师、同学、插队好友　　

献给我的故乡——南昌　　

献给我的同胞——中华儿女　　

　　

　　

 《序言的前言》　　

                                  赵自强　　

    我在前面写了10来篇“博客”，其中专门给中外著名学者写了7封论述中国历史文化从埃及发源、迁徙到中国来的信。至今未收到专家们“迎战”的回信。也许他们是不好意思认错吧，那么我就当他们默认了事实！　　

    从明日起，我将从序言开始，逐步向社会和学术界公布我这二十二年，研究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的学术成果。　　

    然而人们要问，我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这些问题也研究了八年，但他们“抗战八年”怎么至今未弄出个正确答案呢？如果要我回答这个问题，那主要是因为人们被传统的错误理论弄得思想僵化了，而且研究的方法不当，所以他们至今难于完成本世纪初政府交给他们研究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寻找黄帝工程”。　　

    然而我在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黃帝”问题时，同时，还顺利的研究完成了埃及学家正在研究的：“金字塔之谜”和“埃及历史突然终断之谜”，并且揭开了埃及文物《战场调色板》、《纳尔迈调色板》、《纳尔迈权标头之谜》。　　

    这些石破天惊的历史学大发现，会叫人们看到一个崭新而陌生的中国上古世界！我希望热爱探索问题的人们喜欢这本书，希望大家能捧场，希望大家能批评和讨论问题。　　

    我明天将公布的第一个研究成果是：《揭开大绝灭、大西洲，黄帝即埃及米恩之谜》的序言。并从这里开始逐步把全书公布开来，使人们看到一个别开生面的与世俗完全不同的科学成果。　　

    这本书既研究了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从未涉及和研究的第四纪“大冰期”问题，以及大冰期结束后产生的“大洪水”和“大绝灭”问题；还研究了古人栖息在“大西洲”和“大西洲”以后被洪水淹没的问题；并且还着重研究了“黄帝即埃及法老米恩”和他的后代“颛顼”、“太皞”的问题。　　

    以我的经验来看，如果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不是这样同时连续的研究这些问题，那么他就象一个“半路出家的和尚”，不知历史之根源，不知科学之规律，不知中国人是怎样从非洲赤道上，迁徙到现在中国来的事实。那么，他就无法把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研究好。　　

     当你读了我的这本书之后，就会产生一个史无前例的“宏大历史观”、“科学历史观”、“真实历史观”、“清清楚楚的历史观”。　　

    因为我运用的资料，可以使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巨石文物”得到中国历史文献的映证。　　

这就是说：历史学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历史学可以切实的反映历史事实，历史学可以象数理化一样得到文物的反复验证！　　

    因为这本书第一次做到了这一些，所以它将改变中国上古历史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不科学的混乱局面！　　

    总之，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用中外文献文物和古文字结合起来，比较研究中外上古历史，并真正解决千古之谜的不可多得的好书！　　

如果你有疑问和不信，那么就请你每天看我给你写的“博客”，并且请你提出问题，让我们来共同研究，好吗？　　

　　

　　

《揭开大绝灭、大西洲，黄帝即埃及米恩之谜》 　　

                                    自序　　

                           一：祖国——我心中的歌　　

                           二：破解历史之谜比破译密码更难　　

                           三：人类从非洲迁徙到世界各地的原因　　

                           四：本书与六位伟人的历史观不同　　

                           五：学术困境与学术革命　　

                           六：伟人在历史学上的错误　　

                           七：疑古学派错误之批判　　

                           八：外国历史学家不足为人师　　

                           九：胡远鹏、苏三预言世界史必须重写　　

                           十：“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是真理　　

                           十一：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学革命　　

                            一：祖国——我心中的歌　　

                                   （一）　　

    我生长于风光秀丽的赣江边，雄伟的滕王阁离我家只有两百米，令南昌人骄傲的“八一起义纪念馆”也离我家不远。因而我从小就耳闻王勃的大名和八一起义的故事。公元675年，王勃省亲途经南昌，登阁作《滕王阁序》。从此佳篇雄阁，相映生辉，一同名传千古。其中有两句名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广为人知，也映在我心里。　　

    而对南昌人来说，影响最大的是“八一起义”，这一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这些觉醒的将军们，在革命低潮，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抛弃高官厚禄，为民族兴盛率领血性男儿起义，表现了共产党人反抗国民党的屠杀，向国民党打响的第一枪，后来“八月一日”就成了红军的建军节，这就为南昌增添了新的光辉。　　

    但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杰”，是方志敏烈士。我在中学时代读了方志敏在国民党南昌监狱所著的《可爱的中国》一书。这部用血泪和生命写成的号召中华儿女起来救国救民的爱国之书，字字句句打动我的心灵，使我深受感动，热泪盈眶，也铭刻在我的心里！可以说，先辈的起义和牺牲，是给我们的号召和震憾，这就无形中传给我们一种为国昌盛、为国争光，不惜献身的爱国精神！因而，我心里总有一腔为祖国做点先烈未完成的强国事业的热血！所以我老想，先辈能用生命建立独立的新中国，我辈难道不能为祖国在学术领域再来一次翻身解放的革命？　　

    高中毕业，我下放到农村。回城后，改学医，为学历史，利用二十年值夜班的工作之便，读完了本科课程和堆积如山的中外著作；后来为报社写过一些短文练笔，参加了中国《山海经》研究会，谱牒学会，韩国民族语言学会，从事艰辛的历史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对我来说，研究工作的基本条件，是必需具有一份维持生活的工作和收入，再就是充足的时间。而帮我创造这两个条件的就是南昌百货大楼，故我在此借此机会感谢我单位的领导！就这样，我孜孜不倦，夜以继日的学习，终于读懂了几部史学界也没几人真正读懂的深奥而重要的历史文献，后来我又找到很多对映的物证，随着研究深入，发现增多，我就想把研究成果记录下来，于是就写成了这套宏伟从书。　　

                                     　　

                                       （二）　　

    老实说，对一个没有上过正式大学，历史知识浅薄的人来说，原本是“一穷二白”，没有一点功利主义思想的，完全是兴趣使然。后来持续研究二十二年，一点一滴积累知识，一心一意研究《山海经》、《易经》、《尚书》、《云笈七籤》、《诗经》、《史记》、《海内十洲记》；以及希罗多德的《历史》，埃及的《伊浦味陈词》，犹太人的《圣经》，伊拉克的《苏美尔王表》，印度的《佛经》等历史元典，并用中埃两国文献文物和古文字作了长期细致的比较研究。这就使我的研究取得了成功。　　

    我知道自己不是那种才思敏捷的人，为了弥补先天不足，我把和我研究有关的书籍都买来，然后象蚂蚁啃骨头一样反复看各种资料。但还是有很多难题难于解决，而这时能帮我的就是少年时代受到的爱国主义的教育，尤其是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精神对我的影响，这就使我遇到困难不解处，能放下问题，读读《红岩》、《红旗飘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籍，看看《长征》的影碟，用红军精神帮我克服困难，使我坚持不懈的继续研究。我曾想，这种艰难而孤癖的磨难谁能知道？但偶然却发现一首小诗，早把我的痛苦心境写了出来，这就使我明白，我的痛苦经历，原来早我之前就有人体会过了。小诗云：　　

             一径蜿蜓石上开，千锤百凿出亭台。游人倘问成功诀，铁样坚心博得来。　　

                                                       ——西山龙门（《旅滇杂诗》之一）　　

诗虽可以这样轻松的写。但实际研究要大量资金购买资料，及写作工具。还要很多时间进行研读。这就逼得我勒紧褲帶，节衣缩食；有病不敢进医院，只好到山里采药自疗，身体实在顶不住，就在庙里小住几日，权当放假，象古代隐士一样在山里休养！可思想却还在那些难题上。身体好一点，又接着读那些枯燥乏味的书，搞那些人们望而却步的研究。　　

    因为，这是一种只有辛勤付出和牺牲，不能给自己带来丝毫利益和荣誉的工作！只有有所发现，自己才有快慰之感。但这却不能和人分享！因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曾告诉我：南昌还没有研究《山海经》和中国文化起源课题的学者！这就使我没有交流，不得不独立的进行研究，还要忍耐贫穷！忍耐寂寞！忍耐煎熬！忍耐牺牲！默默不语的埋头思考，甚至还要憋住科学大突破和大发现带来的喜悦之情！　　

（三）　　

    但背负着先烈的期望和民族责任感，我默默忍耐着、研究着；终于突破的喜悦接踵而至，重大的发现一　　

个个到来。就这样，我发现中外历史教课书，以及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大厦里有不少错误的东西。　　

特别是一些受人崇敬的中外“伟人”的学术著作中也有不少谬论。而最糟糕的是，这些错误的东西从它“出　　

世”以来，就受到学术界的“崇拜”、“礼遇”和“优待”，从未经过验证和批评。后来，我们把它“拿　　

来”，又一直原封不动的被中国学术界当成“真理”，全盘接受和继承下来，至今也未对其进行鉴別和批判。　　

因而，我国高等学府还在把这些错误的东西，当做“真理”传授给学生，误导后人。　　

    这时人们要问了：你为什么能取得成功，解决学术界无法发现和解决的问题呢？我要告诉人们的真实情　　

况是，关键是，我身上没有师传的“遗传病”，头上也未戴教授的“紧箍咒”，所以思想开放，易接受正确　　

理念，所以我能与众不同。这不仅仅是思想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就连用以证史的资料也不同。这时人们又　　

要问了，你研究的方法和使用的资料是什么呢？我坦率告诉学术界，那就是走出国门，解放思想，将中埃两　　

国文献文物，以及图画和象形文字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　　

    用“证实”的方法，发现和证明了中国上古历史，其实就是伟大的埃及上古历史；埃及上古文明，其实　　

就是中国上古古人开创的文明；中国上古历代古帝：黄帝、炎帝、颛顼、喾、尧、舜、禹、启、汤、盘庚等　　

等人物，其实就是埃及上古历代法老。所以中国人的根和故乡在埃及，中国上古古帝的国都帝陵建在埃及！　　

中国古典文献记载的上古文物，遗留在埃及！　　

    可以说，中埃两国完全吻合的文献文物和古文字证据，从根本上对数典忘祖的疑古学家、神话學家否定　　

中国上古历史的民族虛无主义的错误进行了批判。所以，我很想把这件事关中国历史文化起源和民族荣誉的　　

重大研究成果报告国家，使中国的历史学研究走在世界的最前面。从而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气，为揭示中　　

国和世界上古历史的真面目出力。并以此报效祖国，改变中国人事事跟在“洋人”后面兜圈子的被动学术局　　

面。　　

    宋健先生说：“读史爱国，爱国需要读史”（1）。　　

    鲁迅先生说：“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2）。　　

    李济先生说:“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人类的背景上面，它的光辉才　　

显得更加鲜明”（3）。显然，这些话都是非常正确的！　　

　　

                 　　

                            （四）　　

    因为一本好书、一本科学书、一本爱国书，既是鞭策和教育中国人为祖国争光的精神食粮和智慧源泉；也是指示我们发现科学规律，引导我们通向真理的阶梯；并且还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钱买不来的最宝贵、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它不仅可以使后人节省很多研究学问的金钱和时间，而且还可以指导人们做学问的正确道路！　　

    所以揭示中国上古历史文化起源于埃及的历史真相，不仅是爱国之举，而且是为祖国、为人类的科学事业做了一件十分重要的寻根探源，拨乱反正的科学研究工作。这一研究成果，不仅为人类共同的科学事业创立了科学的“大历史观”，同时，也揭开了中华先民创造了古老而輝煌的“巨石文化”，即巨石柱文化、巨石人文化、巨石屋文化、巨石球文化、巨石神庙文化和金字塔文化的事实。这就为重新建立中华民族发奋图强的自信心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精神和物质基础。　　

    于是人们就要批评我了：照你这种“狂妄之徒”的说法，那历史教授都不如你？上古历史教材都得作废重写？我的回答是：大学教授是国家之精英，民族之栋渠，也是我尊敬和学习的先生！他们有自己的专业特长和独到之处；这就是李白说的“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意思。但是，他们也有自己难于克服的缺点和错误。　　

坦率的说，据我研究发现，教授们都是“半路出家和尚”，他们研究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完全相信司马迁的《史记》，完全相信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由于这两个巨大的缺限，他们就无法知道中国的根在埃及的事实，以及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这就是自司马迁，自摩尔根和恩格斯以来的历代历史學家难于克服的“遗传病”。只有当我们研究、发现和克服了这两个“遗传病”，才能拨开千年、万年的历史谜雾，真正发现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和真理！为了能确切的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我在此借陈平给何新信中的话来表达我的思想。陈平说：　　

        历史上的名字，二、三流的多属名师出高徒之辈，第一流的如达尔文、马克思、爱因斯坦皆属　　

    自学成才，方能摆脱前人的传统。但自学非常不易，站在巨人肩上，往往重复他人的发现。故达、　　

    马、爱皆岀于西方文明之国，亦有历史因素。读你的书，觉得你的工作已达世界级的潜力，要登世　　

    界级的舞台，非得和大师级较量一番方能跃升一层。　　

                                                         ——引自《何新批判·研究与评估》　　

这段话不仅是对何新先生说的，其实，也是对整个中国教授和学术界说的。因为，他说到了中国学术问题的关键要害问题。　　

                                      （五）　　

    尽管我国古代有眩目的“四大发明”，科学技术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但明清民三朝却衰落了。从现代科学意义上来讲，我国的科学体制与学术基础，都是“洋大人”建立的。我们直到清末，才被“洋鬼子”用大炮打醒美梦。当国门洞开之后，才头脑清醒，“不耻下问”的“崇洋媚外”！　　

    这就是说，当闭关自守，盲目自大的“天朝”，被八国联军打败之后，我们才突然发现技不如人；于是派弟子出洋，向攻打我们的“洋鬼子”学习。由于我国现代科学在清末时还是一穷二白，缺乏基本的现代思想，这就使青年学子在外国感到美不胜收；而我们呢？却事事不如人。在这种现代科学思想微启之际，青年学子不辨是非，囫囵吞枣，饥不择食的把“洋理论”统统“拿来”，全当“科学”和“真理”看待。这就使中国上古历史研究在司馬迁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错误基础上，雪上加霜。　　

    但我声明一点：向先进学习，向“洋鬼子”学习，这显然是必要的无可非议的明知之举！而我们必须明白的是，不论他是西方第一流，还是第二三流的学术伟人，即使他是达尔文、马克思、恩格斯、爱因斯坦，他在历史和科学的局限下，也不可能是十全大美的圣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不犯错误。古人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这是我国人民从几千年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所以我们切莫完全迷信“伟大”，而要从研究中找出他们的学术错误，分辨是非，取其精华，弃其糟糕。而要自觉的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向西方“伟人”那样研究与自己专业无关的问题，而这主要是靠自学成才。　　

    只有如此，才能独立的探索和思考前人不曾研究的问题，才不会盲目跟在学术权威后面人云亦云！才能摆脱传统思想束缚，创造出伟大的业绩来！而名师培养的二三流的高徒，他们既接受了老师的思想营养，又“感染”了先生的“遗传病”，这样就难于超过老师的境界，创造力也就受到限制。从这里可以看出，自学成才是多么重要！但自学非常不易，跟在巨人后面，往往浪费时间和财力，重复他人的发现。所以要登上世界级的舞台，非得开拓新思路，具有独创性，发现伟人未发现的地方，揭露伟人的学术错误，改写教课书上的错误定论。这样才可能有所建树和发现。　　

                                     （六）　　

    写到这里，我要告诉人们的是，我从事二十年的历史研究，最近才从书里寻到一位知己。这就是自学成才的杨槐先生。读了杨槐自传——《混沌初开》。其中有这样两段炽热的爱国之语，也是我的心声。因此，我们产生了共呜。特摘引如下：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是需要多方面的各种类型的创业者的。有些是　　

    站在历史的正面，指导潮流；有些是专门家，一砖一瓦的具体搞建设；还有一些哩，就是我说的　　

    “特殊牺牲者”，他们有能力、有抱负，却命运不济，自觉的干着一些“留给历史”的东西。如司　　

    馬迁和他的《史記》；曹雪芹和他的《紅樓梦》；哥白尼和他的《天体运行论》。　　

        这些人是为什么活着呢？讲起来，是为“事业”。其实，这个“事业”，在他们活着的时候，　　

    丝毫也不会为他们带来任何利益和荣誉。是啊，他们追求的，是一个历史的目标——他们是为历史、　　

    是为一个民族的文明、是为国家和人类的未来而活着。这就是他们的事业。　　

        同这个事业相比，他们对于个人的荣辱、贫富、幸福与否，等等，全都看得淡、看得破了。所　　

    以，他们又该称为“特殊的创业者”。历史少了他们，就不全面；文明少了他们，就缺少自豪。做　　

    这样的人，是別有一番乐趣的（4）。　　

    他接着又说：　　

        世界上的某些事，有时候就只有那么少数几个人先知先觉，除这几个少数人，此事就是“他人　　

    不知”。那么，这少数的先知先觉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乃至历史，便負有一种使命：　　

    他们必须把自己已感知到的东西，告诉给国家，告诉给世界。哪怕这样做，他们需要付出，甚至是　　

    “下地狱”。即便如此，他们也必须具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彻大悟，及勇于实践的勇气。　　

    否则，那最大的损失，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国家、民族，甚至是全人类的，而且那价值，也不是　　

    “钱”这个东西所可用来衡量的（5）。　　

这就是探索未知领域的发现者、先驱者，所具有的为祖国、为民族、为科学，追求真理，勇于实践，大彻大悟的英雄气概！以及义无反顾，坚持不懈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和胸怀，他才能牺牲自己，照亮別人，自觉的献身于我们所从事的科学研究中去！　　

                                   （七）　　

    但人们又要问了：“科学事业”，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事业呢？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很多，我看到朱长超在《世界著名科学家演说精萃》一书中的解释非常精彩，摘录于下：　　

        科学是一种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革命力量，是社会进步的强大杠杆……科学是一种壮丽的事业，　　

    也是一种艰难的事业。马克思常說，科学的入口处，也象是地狱的入口处。科学探索需要智慧，需　　

    要勇气和胆略，需要一种奉献精神。这是因为，科学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它充满了摸索的曲折和　　

    迷茫。科学探索并不总是有所收获的；而且，科学常常与传统观念发生尖锐的矛盾，科學家往往是　　

    思想上的革命家，思想王国的披荆斩棘者。因此，他们总是要付出很多牺牲和代价的。所以，科学　　

    家曾经被当成异端邪说者，而备受迫害。这样的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实实在在的发生　　

    过。如布鲁诺就是被罗马教主判处火刑烧死在罗马广场的！文革间，科学家被打成“臭老九”，关　　

    进牛棚。这都是对科学家的迫害！（6）　　

而一说到科学问题，我们立刻就会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人的“闪电战”和机械化部队，日本偷袭美国的珍珠港，美国和日本的航母大战，以及美国用原子弹袭击广岛和长崎。同时，还会使我们想起哥白尼、达尔文、居维叶、牛顿、居里夫人、马克思、恩格斯、摩尔根、爱因斯坦等等伟大的科学家。而这些事件和伟人，都会使我们感到自愧不如和巨大的震撼。　　

    所以我们常说：一本好书，胜过任何珍宝，可以影响一代人和几代人发奋向上；而一个伟大的科学发现，则可以改变人的传统观念和生活习惯，使思想产生飞跃，使社会和整个世界改变面貌。所以人们常说：科学是科学家最高智慧的结晶；科学与当时的社会开放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科学与一个国家的文明兴衰息息相关。这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想崛起，一个民族想昌盛，不重视人才，不发展科学；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崛起和昌盛的美梦，也就不可能实现！　　

    写到这里，又使我想起四川自学成才的杨槐先生，他是个“四无学者”，发现了“地球巨量膨胀”现象，为中国地学理论革新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四川领导重视人才，给他解决了无户口、无工作、无住房、无收入的困难，使这个流浪学者有了家。　　

    这反映了四川领导有“伯乐”识才和用人的气魄。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识别、重奖和聚敛人才的魄力和措施，这个国家和民族那就没有发展强大的指望了！因为，他还不具备2300年前中国战国时代诸侯们识才和用人的魄力，那他还有什么纵横疆场和胜算的用人智慧呢？　　

    我们知道，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是各诸侯国争夺人才最激烈的时代，也是人才充分发挥智慧为国效力的时代。诸侯们为了网罗天下人才，动辙封官许愿，拜将拜相和千金重奖。因为谁夺得人才，就能发展强大，称王称霸，不受打击，不会灭国！　　

而今天的世界局势，不有点象春秋战国时代的情景吗？中国东面有强大的日本，北面有强大的俄罗斯，南面有最强大的美国航母舰队在遊弋。这些国家都是参加过八国联军攻打中国的国家；日本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强盗国家。现在日本虽与我国建交了，但日本內阁总理大臣屡屡参拜“靖国神社”，时时表现侵略中国的阴魂不散，特别是那个小泉纯一郎最为突出！再说我国西面还有印度，西南有越南。而中国在群雄中只比越南和印度略强；比日本、俄罗斯、美国落后得多。处在群雄争霸和包围的国际态势中，中国随时都可能再次落后挨打！而真正能使中国强盛不衰的，就是人才和科学！人才和科学是国富民强之根本！现在中国政府比任何时候都重视这个问题了。这表现在邓小平、江泽民、胡绵涛等历届国家主席都重奖科学家，提倡学术创新。这就为振兴中华，追赶强国制定了明智的国策！也给众多科学家努力为祖国工作是个安慰和鼓励！　　

　　

二：破解历史之谜比破译密码更难　　

　　

                                     （一）　　

    我很欣赏麦家、扬健写的《暗算》中的一些台词，因为它非常巧合的说到了我在研究中国上古历史中的一些感受，所以我将这些台词重新编撰了一下，并增加了一些我的思想。这就是下面的内容：　　

        破译密码的技术，是一门高深莫测的数学科学；破译密码的职业，是一种最残酷的职业；破译　　

    密码的人，是解开世界上最难课题的人。它需要你具有深邃的数学方面的知识、灵感和洞察力，悟　　

    出世界上最高级和最低级的谜；除此之外，还需要你处事不变，象死人一样的沉着，以及良好的心　　

    理素质。这两者犹如一对飞翔的翅膀，缺一不可。因为密码是反科学，反常规、反人性的。在密码　　

    这个充满奸谋、阴险、邪恶、惨无人道的世界里，玩的就是欺骗，是躲藏，是捉摸不定的人间最大　　

    的狡诈。所以说，研制和破译密码的人都是撒旦。　　

        因此破译密码者，不仅需要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广泛的知识储备。而且还要有迎难而上的非　　

    凡勇气，以及拔地而起，独当一面的创造力！只有具备了这些素质，才可能创造奇迹，破译复杂多　　

    变的超难度的光密。可以说，破译光密简直比用砂子搓一根绳子还难，比用空气铸一把利剑还难，　　

    比用火点燃水还难，比男人生孩子，女人长胡子还难。而在正常情况下，这都是不可能的。但破译　　

    家就是要把这种不可能变成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关起门来把自己放到时间上去烤去煮，烤得你　　

    灵魂出窍，煮得你魂飞魄散。　　

        但既便如此，在实际的破译工作中，由于研制密码者在密码上加了层出不穷的奥秘和变化，这　　

    就使得一些密码，叫人终生难于破译。因而至使密码界的一些天才，就葬送在破译密码的工作中。　　

    可以说，这个领域是葬送天才最多的地方。也可以说，密码是天才的屠宰场，是叫天才悲号的墓地。　　

        所以破译密码的人，往往对高难度密码有种职业性的畏惧感，这就逼得破译者，像死人一样对　　

    成败得失，荣辱名利，淡泊如水，清心寡欲。当然，仅仅有这些还不够。破译者还需天资聪慧和良　　

    好悟性；以及开拓进取，石破天惊的气质。除此之外，最难做到的，恐怕还是破译者必须具有持之　　

    以恒，悬梁刺股，甚至接近疯子一样的傻劲。因为只有负出最多，才能得到最多，方可抵达胜利的　　

    彼岸！事实上，人越接近疯子，全神贯注，“一意孤行”，就越接近天才。只有天才和疯子，这两　　

    种人少有敬畏之心，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因为疯子无所畏惧，他不知道什么可怕；天才也无所畏惧，　　

    因为他掌握了真理，有超人的胆识。最后一点是，破译者还需要有上苍赋予的好运气！　　

                                     （二）　　

    这里说的“密码”、“光码”。说白了，就是“电报”，不过是特工用的一种加密、加密、再加密的“电报”。它是用电信号传输“文字”的一种通信方法。这种通信方法，既是今人创造的伟大科学成果，也是对古代便有的数学知识的充分发挥。为了保密的需要，绞尽脑汁编制密码的人，往往把密码编成一道道高深莫测的数学题来迷惑敌人。但尽管编制者在密码上赋予了很多诡诈的思想，并处处设有防人破译的陷阱。但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来说，有人能编制密码，就有更天才的人掏空心思来破译密码。　　

    然而，人类的上古历史之谜就不同了。它不是古人故意设计制造的骗人陷阱，也不是我们看见东西就能说清道理的事情。事实上，它既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文献文物资料记载，又有专家学者旷日持久，废寝忘食的研究见解。但十分遗憾的是，这些匪夷所思，不可思议的历史“遗迹”所包含的谜团，还是叫人捉摸不定，难于理解。久而久之，人类的上古历史之谜，就无形中变成了飘浮在我们思想和学术领域中的奇异幻想和神话故事，同时，也变成了极具诱人魔力的千古之谜！　　

    而所谓的“千古之谜”，究其实际，主要是上古社会在变迁中造成的影响后人正常认识历史的种种原因和种种遗物。其次是这些原因和遗物造成我们正确认识历史的思想障碍。如上古历史离我们实在太久，古人迁徙又离故乡天各一方，祖先的黑色皮肤，又和我们的黄色皮肤截然不同，还有超乎寻常的巨人祖先和他矮小的后裔相比，其变化之大简值叫人不敢相信是真实的！再就是智慧的巨人祖先所创造的“巨石文化”，叫他的后裔所见都相形见绌，目瞪口呆！　　

    如此总总，5000年来的历史变迁，使上古历史、人种、地理和生态环境，以及上古人种的身高，体重、能力和智慧都变得面目全非，无一和我们的想象吻合。这就造成了学者们的思想、眼睛和认识能力都模糊不清了，其错误理论也就因此产生了，很多历史之谜，文化起源之谜，就这样变成了无法破解的千古之谜！　　

由于这些谜案实在太大、太诱人，并关系到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以凡是有研究能力的中外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都想试试解决它。从中外历史上来看，二千五百年来，“文化起源”问题一直为历代学者所关注。例如，《圣经》早就提出了：“我们从那里来，将到那里去”的问题。差不多在同一个时代，我国的孔子、屈原、司马迁也研究了类似的问题，但他们都无法解决。后来历史走到了西方工业革命时代，达尔文也提出了人类起源问题，但他也无法证明。　　

　　

                                 （三）　　

    为什么“文化起源”问题如此受到中外名家重视，但偏偏又这般难于破解呢？我认为，关键是人们不知道历史变迁的主要原因和发展规律是什么？其实那就是战争！因为战争迫使古人迁徙，迫使人种变换，迫使语言更改，迫使文明兴衰，迫使朝代替换，迫使历史面目全非。这不仅造成了古人生存的地理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还造成一种文化突然兴起，另一种文化突然中断的文化脱节现象。　　

    就以中国上古历史文化为例，由于中国上古古帝因战争原因，曾将国都进行了四次跨国跨洲的大变迁，这就造成了中国新旧国都相距遥远，以及文献记载的文物难于被学者考证核对的学术困境。　　

    当然，这还不是最糟糕的问题。最糟糕的问题是，我们祖先记载的中国古都四次大变迁的事实被史学界忽视了。而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古代“伟人”——孔子、屈原、司马迁都没有亲身经历这些重要的变迁，所以他们都不知道中国地理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其次，令人遗憾，又令人庆幸的是，古帝迁都时没有把当时最重要、最伟大、最闻名，即那些划时代、标志性的中国历史文物，如国都、帝陵、祖庙等，随着迁徙的人流搬到中国新都来。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才有幸把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文物，和埃及出土的文物进行对照研究，从而发现真理。　　

    而中国古人迁徙之后，故乡的文化遗存上，后来又增添了其他民族的文化遗迹。历史就这样无情的被后人覆盖了。而后人的足迹，又被后人覆盖了。就这样，层层叠叠的文化遗迹，反反复复的被后人所覆盖，这就造成了错综复杂的文化沉积，历史之谜也就这样更加错综复杂，朴朔迷离。　　

    几千年过去了，历史的是是非非给历代学者以极大的迷惑和误导，既使古代和现代的“伟人”，也陷入迷惑不解的泥潭中不能自拔！我们今天重新研究这些千古之谜，最关键的是巨大的时空障碍，阻隔了我们认识历史的眼光和智慧。例如，历史流传的时间太长，漂移的地方太远；民族迁徙造成的语言不通，迁徙后造成了不同的文化沉淀；而最关健的恐怕是，古人对巨大的历史性变迁缺乏祥细的记载，或祥细的记载在战争中毁灭了。由于古籍记载的地理无法和现实核对，文物又难于找到和考证，这就使文化产生了脱节现象，而在千千万万个历史之谜中，最叫人关心，并且最难破解的，恐怕就是中国政府正在组织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攻关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寻找黄帝工程”；以及埃及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正在研究破译的“金字塔之谜”和“埃及文化突然中断之谜”。这四道学术难题，可谓世界历史学中的重中之重，谜中之谜，也可谓当今中埃两国学术上急不可待的需要解决的千古难题。　　

                                   （四）　　

    而破译这种跨巨大时空的学术难题，可能不亚于物理学家制造原子弹，具有石破天惊的开拓性意义。面对这种耗资费时的艰巨研究，学者们无疑要做充分的前期准备，既要找文献资料研究，又要找文物图片参考，还要读一切可能阅读的相关著作。　　

    但我敢说，研究这种“千古积案”，持传统观念的学者，无论他们如何努力，也是难于创造奇迹破解这些谜题的！因为这需要一种超出常规的野性思维，需要一种打破定论的特殊风格，需要一种破旧立新，大逆不道的新观念，需要一种独辟蹊径，另起炉灶的研究方法。最要命的是，需要一种批判先师错误的革命勇气。　　

    故这样的重任，正统学者的知识和智慧是绝难承担的！因为那些只会读死书的教条主义者，尊师如斧（一日为师，终身如父），崇“伟人”如神，只能跟着老师兜圈子，所以教教条主义者动不动就把自己不理解的上古历史说成“神话”。相反我认为，真正解决问题，内力和功夫应在诗外，不仅需要具备中国的人文地理知识，同时，还需要具备外国的人文地理知识。而在这方面正统学者是欠缺的，并且粉脂气和虚荣心太重，犹其染上了“伟人”的“传染病”和“遗传病”；所以他们有望师若山的胆怯，崇伟人若神的愚昧，缺乏拨地而起的创造力，缺乏前无古人的开拓精神，缺乏与“伟人”较量的知识积累，缺乏胜过“伟人”的英雄气慨，缺乏做长期艰苦研究的毅力，缺乏慧眼探路的才华，缺乏“拿下”难题的雄心壮志！　　

    总之三句话，正统学者缺乏创造精神！缺乏开拓能力！缺乏竞争勇气。而这些东西，正是清末以来中国人丢失的最宝贵、最重要、最基本的精神财富！失去它，中国的学术就衰变成荒漠；失去它，中国的学术巨人就无法成长！失去它，中国就腐败、落后、挨打！这个由八国联军和日本鬼子带给我们的最惨痛的几乎灭种亡国的经验教训，对中国人来说，还不够深重吗？！　　

    一句话，中国要发展，学术要昌盛，我们就要有拿破伦的“从士兵到将军”的志气，不怕“学术权威”和“伟人”，要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勇气。只有如此，我国的科学事业才能发展起来，并走在世界的前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方针当是：吸取和继承前人文化遗产中的一切精华，弃除和揭露前人文化遗产中的一切糟粕，不论是“学术权威”，还是我们崇敬的“伟人”的理论，统统应该检验、讨论、批判，概莫能外！我们只有具备了这种探索精神和超越气概，才能真正站在“巨人”的肩上攀上学术高峰，中国才有持续腾飞，立足于世界之林而不败的希望！　　

                                                                                  　　

三：人类从非洲迁徙到世界各地的原因　　

                                   （一）　　

    我们要想了解上古历史，一通百通，就必须从档案室和图书馆翻出那些被尘埃覆盖的历史文献，察看那些早已消失的往事。因为历史的信息大多保存在文献里，通常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所以研究古籍，这是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必径之路，也是我们的捷径。当你找到了文献证据之后，还必须找到相映的文物证据，即将考古学家发现的地下保存的文物，和文献证据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只有当文献文物证据吻合之后，这才算发现了真理。　　

    我们只有如此严肃认真的足踏实地的研究历史，才能真正建立一门像数理化那样的，有文献文物可证的，有规律可寻的历史学。美国学者阿普尔比在《历史的真相》一书中说：“历史学是否能做到客观，从而反映真实的过去”，“唯有历史学者言行像科学家一样，历史学才能对进步有所贡献，正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在每个国家每个文化中都适用，好的历史研究也应该能超越国家的差异”（7）。　　

    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建立一门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学，就必须从世界古代的历史事实着手，从根本上研究人类上古历史的起源，并解决关键的中国上古历代国都帝陵建在那里的问题，如果这些根本问题不解决，那么我们的研究成果就不成熟，就不科学，最终中国上古历史还是研究不好！　　

    而我之所以敢“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把我的著作命名为：《世界上古历史学革命》！这是因为我从最根本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从来也没有研究过的，12000年前，全球火山从海底海沟大爆发，其巨大无比的火山热能引起严寒的第四纪大冰期结束，从而又引起全球性的冰川大融化，紧接着导致世界大洪水灾变，造成人类和动物大绝灭！　　

    我们追根溯源知道，12000年前的大灾变，是由于熄灭了亿万年的全球性的火山大爆发，这一牵一发动全身的，具有伟大威力的火山热能从地下喷发出来，导致世界产生多米诺骨牌倒塌现象，从而使世界地理地貌发生巨大变革。从此陆地面积缩小了一半，海洋面积扩大了一倍，成了今天7比3的水陆颠倒格局。而这种历史事件，即地质史上的“灾变”现象。从现有的证据来看，这种灾变现象在地球上已经发生了30余次。这就是说，地质灾变大约每隔1.5亿年就会发生一次。换言之，寒冷气候变成炎热气候，大冰期变成大洪水，连体的大大陆，变成分割的小大陆；海底深沟里的低海平面，变成今天的高海平面；人类居住于“海底深沟里”，变成居住于赤道高山上；物种的巨型化，变成矮小化。这样的大周期性变化规律，约需要1.5亿年循环一次。　　

　　

                                  （二）　　

    我们祖先的运气不佳，在12000年前遇上了这次要命的颠倒事物的大灾变！当时觉醒早，预见能力强的智慧的巨人祖先，不得不提前背井离乡的迁到东非和南美一带的赤道山顶上避难，这兩地也就成了上古人类躲避灾难，以及开天辟地的祖籍和集散地。但大多数矮小人种和动物，则被这次巨大的火山热能造成的迅猛的“大陆飘移”、“造山运动”、“冰川融化”、“大洪水”、“泥石流”等连环灾难消灭了！这就造成了雷升说的“上一次文明”的毁灭，即上一次人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的彻底破坏！人类文化就这样突然断裂，人类社会就这样猛然的大倒退，柏拉图记载的“大西洲”，就这样在这次灾变中被洪水淹没于海底深处，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五神山”，也就找不到了；“巨石文化”突然在高山上出现，转瞬又奇怪的消失了。　　

    面对这些事实我们要问，这一天翻地覆的大灾变，与我们祖先创造的“巨石文化”究竟有怎样的內在联系呢？我们祖先灾前灾后的生活环境有怎样的不同呢？后来的“巨石文化”又是怎么消失的呢？遗憾的是，我们的学者从来没有这样去想过问题，既不知“巨石文化”是怎样产生的，也不知它又怎样突然中断了，更不知古人巨大的能力和智慧上的差异究竟是由什么力量来控制的！而这些问题，恰恰给学术界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神秘感！　　

    我们在研究中看到，宫玉海先生在《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一书中很想正确的解释这一问题。他说：“洪水期确实发生过。由此划分，人类可分为‘水前人类’和‘水后人类’”（8）。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雷升先生在《上一次文明》一书中也化了很大篇幅专门讨论大洪水问题。但是，他们对“水前”和“水后人类”的差异是什么？地理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基本问题都没有研究，或研究了没有弄明白。尽管世界上有很多学者想在破解“大西洲”和“巨石文物”上有所建树，甚至化了血本动用计算机、红外线扫描仪，机器人等先进仪器设备进行考察研究，但学者们因为不了解中国上古历史文化的变迁，最终还是对千古之谜无能为力！　　

    我看到今天的学者，普遍爱用糟糕的唯心的“将今论古”的方法研究遥远的人类上古历史，他们不知今天和上古的人事多被颠倒了，差距极大，可以说，无法相比。因此很少有人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研究人类上古历史。这就使我们在地理学方面，不了解12000年前的严寒气候，不仅塑造了第四纪大冰期、塑造了四极相连的超级大陆和深入海沟的极低海平面。在生物学方面，不了解12000年前的严寒气候，塑造了各种巨型动物植物和“智慧如海的巨人”祖先。在社会科学方面，不了解12000年前的严寒气候塑造了发达的“史前”科学和高度的社会文明。由于我们的历史学家，在这三个方面从未有过切实的研究，对“巨石文化”展现的一系列真实的上古历史一无所知，一窍不通；于是就犯了一系列严重的自以为是，自欺欺人的错误。当然喏，这也不是历史学家一家的问题，其实，我们的地质史、生物史、人类发展史，没有一部是完全正确的反映了客观历史事实的。　　

  　　

                                   （三）　　

    我们怎样才能发现人们种种认识上的错误呢？其实关于这一点，亲身经历了大灾变的古人曾严肃的在哲理书中告诉我们说：第四纪大冰期（这是我们起的名称）造成的严寒气候，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冰川也不可能永远增大，海平面也不可能永远降低，巨人也不可能永远增高。这就是《周易》的明确记载：“物大终也”，“日中则昃”，“物极必反”。这就是说，地下火山积累了亿万年之后，无比巨大的火山热能终于在12000年前，从全球各个海底海沟猛烈的喷发出来，造成了全球性冰川大融化，洪水大泛滥和生物大绝灭。　　

    从此寒冷的冰川气候迅速的被炎热的火山气候所代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严寒的冰川气候是上古“巨人族”和先进的“巨石文化”的创造者；相反，炎热的火山气候则是上古“巨人族”和“巨石文化”的掘墓人。因为“巨人族”和“巨石文化”，后来被持续爆发的巨大火山热能形成的炎热气候“逼得”迅速的“倒退”了。　　

    而这些事实都能从中国古典文献中找到确切的记载和根据。可是外国“伟人”，却不了解中国和埃及的上古文献文物，而我们又愚蠢到根本不相信自己伟大祖先在上古时代就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巨石文化”的客观事实。你看看，不是有些教授还说金字塔是外星人所建吗？　　

    由于140年前的学术“伟人”——马克思、恩格斯、摩尔根，受到当时历史和科学的双重局限，他们都没有见过埃及金字塔和美洲金字塔，所以他们都不相信，也不研究金字塔等“巨石文物”，只拿一些“细石文物”自欺欺人，所以“伟人”不知道我们伟大祖先具有伟大智慧，所以“伟人”把我们伟大祖先说成是：“蒙昧人野蛮人”。　　

    由于我们受到“伟人”的这种错误理论的熏陶，使我们不相信中国文化真是从埃及起源、发展和迁徙过来的事实！就这样，中国和世界上的无数千古之谜，就在我们不了解、不相信、不研究的情况下产生了！　　

    而本书和其他书籍不同的地方是，它的内容是从12000年前的“大灾变”前后的地质地貌、巨人种和先进的巨人社会，以及“巨石文化”诸情况开始研究的，也就是从历史的根源上开始研究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客观而真实”的反映历史真相，并写好历史。只有这样做了，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大自然的伟力是怎样左右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进退的。　　

    但本书的重点放在黄帝至秦汉时期，这段3000年的中国历史上，即中国国都从埃塞俄比亚迁到埃及，再迁到耶路撒冷，再迁到巴比伦，再迁到中国的历史事实。所以这套丛书既是一套宏伟的中国上古历史史书，同时，又是一套宏伟的世界上古历史史书。而这套丛书最大的特点和写作方法，就是用中埃两国文献文物和古文字等多学科证据结合起来证明查理·达尔文在《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一书中提出来的“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假說，是正确的。　　

    虽然这些问题，生物学家、古生物家、人类學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一直都在坚持不懈的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并从上个世纪起，古生物学家、古人类学家在亚洲、欧洲、非洲三地相继发现了一些零星的残缺不全的类人猿和古人类化石，以及矮小的原始人种使用的劳动工具——细石器。经过古人类學家和考古学家对这些“物证”的反复比较研究，普遍认为，这些化石和细石器，以非洲发现的年代最早。据于这些物证，古人类學家一般把欧亚两洲的森林古猿，视为非洲森林古猿的后代，因而得出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科学结论。　　

    但是，我国古人类学家和古生物學家，因为未亲身参加非洲古人类化石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受到“北京猿人”资料的影响和局限，不能用中非两地发现的古人类化石进行切实的比较研究，这样就产生了固执的偏见，认为人类最早起源于现在的中国。这就犯了不该犯的“常识性错误”！　　

    所以，我国很多古人类學家至今还不相信，也不承认，人类和中国人的祖先起源于非洲的事实。这就使中国历史學家、考古學家和古文字学家受此影响，至今没有一位学者从中埃两国文献文物和古文字方面着手，研究和证明黄帝和夏商古帝的国都帝陵建于埃及的事实！也没有一位学者研究中国古人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从非洲迁徙到中国来的问题！中国上古古帝和世界上古古人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由于这些问题是人们没有研究的学术空白，所以我化了二十二年时间，在这套宏伟的丛书中专门研究、论证和解决了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上的这些根本性问题！　　

                         　　

             四：本书与六位伟人的历史观不同　　

　　

                                     （一）　　

    唐朝大诗人杜甫（公元712——770年）在登上泰山之顶时，看到山下层层叠叠的云海，起起伏伏的山峦，深情的写了一首《望岳》诗，以吐胸中奇志、寄托平生抱负。他写道：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　　

其实，这种登山望岳之感，凡是上过泰山之巅的人，多少都会产生一点。但因人们的知识不同，地位不同，心境不同，感情往往难于投入和升化。故游客多是走马观花的尽兴而去，写不出这样精彩的千古绝唱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千年过去了。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因而今人的志向比唐人的更加高远。尤其是现代，人类凭借科学技术的帮助，不仅登上了更多更高的高山，而且还登上了终年积雪的8800多米的喜玛拉雅山珠穆朗玛峰！而最值得人类骄傲的是，今人还借助科学的伟力，登上了另一种高峰：这就是乘飞船登上了月球，乘潜艇下了五洋！　　

    但遗憾的是，我们尽管在科学技术方面比唐人更伟大了，并创造了许许多多值得骄傲的科学成就。可有一点，今人和唐人一样，那就是在探索人类自身的起源上，还是不知人类的故乡和祖宗的陵墓在那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人类學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取得的成就，比起数学家、化學家和物理学家取得的成就，就远远落后了！但值得庆幸的是，历史學家久经徘徊，终于赶上來了。这就是，当你读完这套宏伟的丛书之后，就会产生一种登山望岳，豁然开朗，“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写这套丛书，需要丰富的知识和勇气！读这套丛书，也需要丰富的知识和勇气！这套丛书使用的论点和证据，与司马迁在《史记》中根据单方面的文献证据加主观臆断写成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观点不同。也与140年前的外国“伟人”——马克思把人类上古历史归结为“神话”的猜想也不同。也与摩尔根和恩格斯在《古代社会》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根据单方面的“细石文物”，把人类上古历史猜想成原始的、蒙昧的、野蛮的、落后的也不同。也与丹尼肯在《众神之车》中根据“巨石文物”证据，把人类上古创造的先进文化，猜想成“外星人”所建的也不同。也与达尔文根据马尔萨斯《人口论》写成的《物种起源》中的机械的直线“进化论”的半对半错理论也不同。可以说，这是一部独辟蹊径的，用中埃两国文献文物和古文字比较研究写成的一套开拓性、革命性的宏伟丛书。　　

    这套宏伟丛书用了大量中国历史文献解释了众多“外国文物”，同时，又用了众多“外国文物”证明了中国历史文献的真实性、可靠性。在这套宏伟丛书中，史学界第一次用确凿可靠的中埃两国文献文物和古文字结合起来，论证了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文化起源于埃及的事实。从而使这套宏伟丛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科学境界！因此，其真理的光辉和重大的价值，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降低，也不会因为后人的科学成就使它被历史遗忘和埋沒！　　

                                                  　　

                                             　　

                                 （二）　　

    翻开这套宏伟的丛书，学者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套丛书运用了大量的中埃两国文献文物和古文字等多重学科的证据，证明了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中的如下重要事实：　　

    即12000年前的第四纪严寒的大冰期，塑造了四极相连的超级大陆和“巨型动物”，其中包括“巨人”种族。“巨人”种族是上古人类文化和个子最高、寿命最长的一种人种。事实上，中国上古古帝就是当时“巨人”和“巨人族”之领袖；褒义称其为：“神”，贬义称其为：“鬼”；而上古的“鬼神”含义就是“巨人”的意思。上古“巨人”无国界可言，属于世界的统治者。当时的中国是上古世界的宗祖国，中国上古古帝是上古世界的共祖。世界上古的“巨石文化”，是中国“巨人”祖先创造的伟大而先进的文化，它与当时矮小人种创造的“细石文化”有着天壞之別。　　

    后来冰川时代被全球性的火山大爆发代替了。冰川时代的“巨人”创建的先进文化，被火山爆发融化而成的大洪水毁灭于今天海平面五千米之下的海底。幸免遇难的“巨人族”，被迫迁徙到赤道（南北纬0—30度之间）的热带高山上避难。后来巨人族在持继炎热的气候中个子、寿命和智慧都逐代的缩减了；文化也逐渐的“退化”了。　　

    关于这一客观事实，中国古人在《列子·汤问》中记载得很清楚。文献说：“于是岱舆、员峤二山流于北极，沉于大海，仙圣之播迁者巨亿计。帝凭怒，侵减龙伯之国使阨，侵小龙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农时，其国人犹数十丈。（当然，同时还有矮小的人种存在，古人紧接着又说：）从中州以东四十万里得樵侥国，人长一尺五寸。东北极有人名曰诤人，长九寸。荆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　　

    你看看，中国古人把上古灾变史和退化史记载得多么清楚！但尽管如此，“退化”了的上古巨人祖先，到伏羲、神农时代，个子还有“数十丈”高，并且其聪明才智还是很伟大，很了不起的。这一点，我们从黃帝至夏代遗留在埃及的金字塔等众多的“巨石文物”的水平上可以看到！　　

    我们从中埃两国文献文物比较研究中还发现：黃帝早期的国都建于今天埃塞俄比亚阿克苏姆，这里就是中国诸多历史文献记载的“昆仑山”。因这里有几十本中国历史文献明确记载的划时代的标志性的中国历史文物：“昆仑天柱”、“西王母石屋”和“轩辕之台”之证明。黃帝战胜炎帝、蚩尤之后，中国国都从埃塞俄比亚迁到埃及；从此到商末，这2000年的中国国都帝陵都建于埃及孟菲斯和底比斯；其中埃及金字塔文物群就是黃帝至夏末诸帝的陵墓，埃及底比斯神庙和帝王谷帝陵，就是中国商帝的神庙和陵墓。后来中国国都因战争从埃及逐步东迁到耶路撒冷、巴比伦、中国。最后完成这个伟大迁徙任务的古帝，即战国时代的秦献公，他于公元前384年开始从埃及东征九国，经过十二年奋战，于公元前373年把八国打得退入中国，并迁都中国咸阳！这就是中外学者至今还不明白的真正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　　

    　　

 五：学术困境与学术革命            　　

                         （一）　　

    虽然我国历史学家在认识中国上古历史的本质问题上，尚未达到那种深刻猛烈的程度，但他们在研究中也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中国上古历史学中有不少严重问题。如很多看似“颠扑不破的真理，或定论”，却往往写写改改，而刚改好一会儿，考古学家又发现新的文物，这就逼得历史学家把刚修改的结论再改，历史学家就这样被新发现的物证反复折腾着，因而逐渐悟出一个深刻的道理，这就是：中国上古历史学很不可靠，很不科学，错误极多，是唯心主义的重灾区！　　

    为什么说：“中国上古历史学是唯心主义的重灾区”呢？我们看到不少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在中国上古历史研究中的表现形式是，其著作的论证方法多在猜想、逻辑推理、厚古薄今、将今论古；以及单方面的文献，或细石文物，或一些根本不是夏朝的文物上臆断！而这些研究方法，关键是缺乏对映的文物证据证明！我们还看到这些臆断多在“伟人”的错误学说中兜圈子，随便把一些文物贴上黄帝和夏朝的标签。而最糟糕的是，一些学者受马克思的错误思想影响，随便用“神话学说”胡乱的唐塞自己所不了解的人类上古历史中的问题，把真实的人类上古历史说成虚无飘渺的神话！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史学研究虽然有些进步，但基本上还没有走出诸多错误交织的迷魂阵，在这种迷茫的学术困境中，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国上古历史学中的问题严重。而对于种种严重问题，无须我去强调说明，只要我们看看以下几位著名学者研究和揭示的中国上古历史学中的这些问题，就可以明白一二了。　　

    例如，葛兆光先生在《古代中国还有多少奥秘》一文中指出：　　

          由于出土简帛佚籍，使得清代考据学的求证方法与近代疑古思潮的史学成果连带它的原则都　　

    受到了严厉的质问，更使我们从“定论”中得来的古代中国思想图景发生了裂纹，让我们重新思索　　

    古代中国文明。　　

        通过简帛佚籍对古代中国的重新认识，现在不过是个开端，因为这里所展示的新的古代世界实　　

    在是很陌生也很深广。我国古代学术史由于这些简帛的发现使已经成为“定论”的古史系统一次又　　

    一次地面临瓦解与改写。但是，笼罩全局的新思路，缺乏真正有突破性的文献发现，于是步履维艰，　　

    勉强重写（9）。　　

    王玉哲先生在《中华远古史》一书中又指出：　　

        尤其是先秦史，由于史料的残缺，坚定不移，合乎客观真理的结论是不多的，大多是一种暂时　　

    的说法，或者说是一种“假说”，因为有一些大家长期认为坚不可摧，颠扑不破的说法，到后来，　　

    由于新资料的发现，却一个个又被新的结论所取代（10）。　　

    季羡林先生在《历史研究断想》一文中也说：　　

        我自认为是半个历史研究工作者。五十年来，读过很多历史著作，自己也进行过一些研究和探　　

    讨。但是到了今天……却忽然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豁然开朗，认识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历　　

    史，特别是古代史研究中的很多结论，不管看上去多么确凿可靠，却只能是暂时的假设，与真正的　　

    结论相距极远（11）。　　

    叶舒宪先生在《本土主义与全球化对文化认识的潜在制约》一文中指出：　　

        （历史学）不易像自然科学那样……客观公正。由于人文性研究成果的非实验性，非量化的局　　

    限，后来的研究者不易从科学的意义上，对前人的理论观点进行证实或证伪的检验，这就为主观随　　

    意性的推测与想象力的驰骋提供了广阔的余地。那种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就成了人文学科　　

    研究中常见的困境……（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缺乏规范和客观标准的局限性所在（12）。　　

    张岩先生在《“山海经”与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　　

        新近出土的“简帛佚籍”中还有一些没有发表的材料，据说，这些材料可以直接证实一些早已　　

    被“公认”为“伪书”的古文献并不伪，可以使一些“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果真如此，　　

    似乎很有必要对此作些认真的“反思”：是文化的问题？还是学术的问题？导致“冤案”成为“铁　　

    案”，并且得到公认，这本身便说明了在传统学术的研究方法上，存在着极大的缺陷。从“旧疑古　　

    派”到“新疑古派”，构成了我国学术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运动”。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　　

    致宋代以来出现了如此众多“生猛”的“判官”呢？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一个持续千年富于攻　　

    击性的“判官情结”呢？　　

        从上述意义上说，在“西学”的文化人类学和“中学”的古文献研究中，各自存在着某种僵局　　

    和困境。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科学大多数领域的工作方式，是以“西学”中“拿来”理论、　　

    观点和方法对中国的素材进行处理。在我国古史及古文化研究的诸学科中，除在旧学方面的继承成　　

    分外，大体上也是这种情况（13）。　　

我们从诸位学者揭露的中国上古历史学中的诸多问题来看，疑古学家的“学术成果”和以前的许多“定论”，一次次被新发现的证据所推倒和改写。从这些学者的话中可以想到，以往中国上古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其实，不少是错误的糟糕的东西！因为它不仅没有什么新意和贡献，相反，还给我们制造了一些认识真理的假象和障碍！　　

（赵自强顺便在这里向所有关心我们伟大民族历史起源讨论的读者敬礼！）　　

　　

                                    （二）　　

    于是人们要问了，我国上古历史学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呢？从上面众多学者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显然还没有完全说清楚。如果要我来回答，那就是，我们的学术研究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始终没有找到问题的结症所在！　　

    虽然叶舒宪先生已经正确认识到，“人文科学”的关键问题是：没有找到一个“客观标准来检验”我们学术成果的对错。故我们对上古历史研究中的结论，不能像对自然科学那样客观公正的评判它。于是上古历史研究就出现了“主观随意性的推测与想象力的驰骋提供了广阔的余地。那种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就成了人文学科研究中常见的困境”。在这种“困境”中我们无法确定对立理论谁是谁非；也无法肯定真理，修正错误。这就造成了上古历史研究处在进退两难，对错难分的迷茫中！　　

    面对困境人们会问，真正使上古历史研究进退两难，对错难分的结症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我通过长期研究发现，我们关键是没有找到一种一通百通的从根本规律上研究上古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即从12000年前的大冰期，大大陆，古人当时居住于深海沟底，巨人的个子十分高大，巨人非常聪明，巨人社会非常发达，当时的气候非常寒冷。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就在这时地球上的自然环境突然发生了逆转，全球海沟里的条形火山忽然爆发，气候突然变热起来，冰川因此大融化，洪水因此大泛滥，生物因此大绝灭。从此地球上的地理地貌发生了根本的改观，原本陆地占地球总面积的十分之七，却被颠倒了过来，成了水域占地球总面积的十分之七。这一翻天覆地的大变革，逼得古人离井背乡，迁到地球上0—30度之间的赤道山顶上避难，而这就是中国古人记载的盘古开天辟地的历史大背景。　　

    由于严寒的冰川气候塑造了巨型动物和巨人，所以上古巨人的后裔尽管在炎热的火山气候下逐渐的缩矮了，但从《列子·汤问》和古人遗留的“巨石文物”上来看，上古巨人的个子还是非常高大的。可是，我们因为从未研究过人类上古历史上的这些至关重要的根本问题，一味相信半对半错的达尔文的由小到大的“进化论”，而不知《周易》“太极图”昭示的由大到小的“退化定律”。所以历史学家一直在中国本土上做文章，这就产生了非常错误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既使“洋鬼子”在350年前提出了正确的“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但我们也不敢相信！我们为什么不敢相信呢？因为，“伟人”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啊！　　

    就这样，尽管历史前进了两千多年，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我们的历史研究却还停留在司马迁的水平上！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用中埃两国文献文物和古文字，来做比较研究中埃两国历史的工作，更没有在埃及找到中国文献明确记载的标志性的中国上古历史文物。因为如此，很多谬误才被瞎吹为真理；相反，很多真理又被瞎批为谬误。这就造成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迷茫困境。由于我们在困境中折腾得太累了，有学之士这才发现中国上古历史研究“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混乱根源是缺乏一个检验真理的“标准”，即文献记载的文物。由于这种物证在中国找不到，这就使那些被“伟人”错误弄得昏头转向的学者，无法分辨我们的“学术成果”是对是错。在这种情况下，“伟人”的谬误也就当成了“科学”和“真理”，塞进教课书，愚弄和毒害人们。而这些就是众家揭露和述说的中国上古历史必须重写的原因。　　

    在这种糟糕的学术困境里，其实，这既是坏事，同时，也是好事。因为上古历史研究走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死亡”和“突破”的边缘。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人可能提笔就错，出口就误；同时，也有人可能会做出杰出的贡献，使“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忽然展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这就是当前史学界面临的现状。在这个死亡和突破的关头，黑暗和黎明的前夜，人们在这个不辨是非的时刻，还会顽强的表现自己，把那些胡思乱想、瞎编乱造的东西当成“真理”和“科学成果”，塞进书籍和刊物。　　

                                                                  　　

　　

                                                   （三）　　

    这样一来，就搞得一些基本学术问题，也出现尖锐矛盾和混乱不堪的局面。在这种迷茫之中，人们可以充分发揮想象力，驰骋一番。这就使一些学者不愿做扎扎实实的研究工作，有点成绩就骄傲起来，夸夸其谈，自吹自擂，说自己“著作等身”和“千万”。我们可以想到，既然他有如此“伟大”和能干，我国有两个千古之谜，也就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寻找黄帝工程”，历代史家研究了2500年，现在国家又命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攻关，你来试试，看看能否解决这两个问题！事实上，他对这种学术难题，碰都不敢碰。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如此。有些不求进取的懒汉，受金钱名利的诱惑，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这又造成更加糟糕的学术腐败问题。而这种问题，严重到使我国学术研究市风日下，这就把本来困惑的问题，搞得没有人愿意研究！可以说，这种学术气风，不仅把我国史学研究弄到窒息的边缘，而且使本来就迷茫的史学研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　　

    关于这一严峻事实，不要我来评说。只要听听兰海燕先生在《学术浮躁，谁来固守底线？》一文中的大声疾呼。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对中国社会科学中的弊病有多么透彻的见解。他说:　　

           有的学者动辄以“著作等身”夸耀自己，更有少数学者竟号称自己“著述过千　　

万”。谁都知道做学问是件顶辛苦的事。而能有真知灼见更属不易，怎么可能“等　　

身”呢？……浮躁的心态、浮躁的学术，除帶給学生是“上当”的感受外，更损害　　

学生的学术信仰与良 心。……针对学术界出现的种种浮躁，杨玉圣认为，原因在于　　

我国学术界長期以来缺乏基本的知识产权观念和学术规范意识，又缺乏行之有效的　　

科学的学术批评氛围。“结果，一些学者在职称、金钱、名利、地位面前，不能把握　　

自己，走上歧途”。……（因此，学者们就想起）一代学术大师郭沫若、孙冶方、范　　

文澜、何其芳等，就干脆提倡“一本书主义”，主张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这种格　　

外地强调宁缺勿滥的治学态度是多么需要在市场经济建立的今天重新树立起来！（14）　　

这篇文章，既谈到了我国学术表面上的浮躁现象，也涉及了深层的学术腐败问题。这些事实既反映了我国学术界的堕落，也反映了我国学术界的困境。我们知道我国是世界上人口、大学和教授最多的国家。但学术成就却叫人十分的难堪和羞愧！以诺贝尔奖为例，该奖在世界上已经颁发了一百多年，但我国大陆学者，至今没有一位教授获此殊荣。　　

      老老实实的讲，现代科学不是中国人开创的事业，而是可憎的在中国杀人放火做强盗的“洋鬼子”创造出来的，他们在现代科学研究方面独占鳌头！换言之，我国的学术研究基本上是跟着“洋鬼子”学艺，传承外国的东西。这和有“四大发明”，科学技术曾遥遥领先世界几千年的中国相比，简直颠倒了过去！从这个残酷的事实来看，这不仅是我国科学技术衰落，也是我国学术界缺乏创造性人才，导致了思想和科研能力的倒退。可以说，自明末这几百年来，中国就没有出现过世界级的思想家和学术大师！因而招致了落后挨打，几乎被“八国联军”和日本鬼子打得差点绝种灭国，古代的辉煌被不肖子孙败得一干二净，这不然不说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　　

     从种种事实来看，我国学者表现了对科学研究缺乏探索精神，缺乏独创能力，缺乏领导和开拓的勇气！因而我国近现代没有世界级的学术大师，学术研究总是跟在“洋鬼子”后面兜圈子。常此以往，这就使我国学术惰落了，腐败了，迷茫了，窒息了！从而失去了尊严，失去了真实，失去了科学！　　

    关于这些事实，你不妨睁开眼睛看看洋大人领诺贝尔奖多么神气，那才是大智大勇，英雄豪杰呢！然而，你再看看我国搞学术腐败的人多么普遍，多么专心，多么肆无忌惮。面对中外学者用功在不同的地方，实在叫中国人丢脸和伤心！最难容忍的是，剽窃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声称自己著作“等身”和“千万”！这种不知羞耻的学术腐败，不仅影响了我国的学术声誉，还影响了我国的科学发展。最近一篇文章的标题是：《百名教授声讨学朮腐败》。文章说；　　

            邓正来、贺卫方、杨玉圣等教授已商定明确，今年3月15日，他们将联合国內　　

100～150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著名教授上书教育部和各著名高校校长，发出倡　　

议书。倡议书呼吁从2006年起，高校教授不剽窃抄袭，不能发生学术腐败；一旦发　　

现学术腐败者，教育部和学校一定要对其进行处理。否则，所有签名教授集体辞去教　　

授，只履行教师职责。　　

            教育部法规司办公室主任张文还指出：学术腐败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导致了　　

我国整体学术水平的降低，进而影响我国科学的进步与发展，直接影响我国科技兴国　　

战略的实施与实现（15）。　　

你看看，我国学术研究搞到多么狼狈不堪的程度！这在世界上简直创造了一个绝无仅有的极不光彩的纪录！当然喏，这不仅仅是研究人文和历史学方面的学者，对我国学术腐败和困境的看法，在宗教學家那里，同样也感到我国的学术危机。如杜悅和何光沪在《国內社科学术著作——为何缺少原创力》一文中，又从另一个角度把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无所作为，停止不前的现状说得更深刻，更透彻。文章说：　　

            杜悦问：对我国近年来的学术出版物，人们总体的印象是原创性较少。您有　　

这样的印象吗？何光沪答：我的眼界十分有限，所以下面谈的“印象”不一定准　　

确。从我的专业即宗教学来看，上述判断大致不错。再扩大到哲学、人文科学和　　

社会科学，整体来说，近年来我国学术著作中的原创性的确较少。原创，是应在　　

前人积累的学术财富上，增加一些原来没有的财富。没有原创性的写作，人们也　　

称之为“炒冷饭”，冷饭炒得再多，也是索然无味。搞学术也像建大厦，假如原来　　

的学术大厦是九十层，我们在此基础上再建二三层，这就为其增加了高度。就学　　

者个人来说，毕其一生之力，即使只能为学术大厦添上一砖一石，也是有意义的　　

“原创”。从最低限度说，要求原创，是为了避免重复劳动，避免资料浪费。　　

            我们知道，华人或出生在中国的学者获诺贝尔奖的不少，但是主要都在自然　　

科学领域。诺贝尔奖的奖励对象，当然起码要有原创性贡献，这也可反衬出我们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原创性缺乏（16）。　　

从学者们揭示的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糟糕情况来看，我国学者的认识水平和研究能力，确已“退化”到缺乏“原创力”和生命力的程度了！这就像一个面黃饥瘦，疾病缠身的人缺乏生气一样！处于这种病态和堕落的精神状态下，我们的学术研究怎可能为人类的知识大厦添砖加瓦呢？文革期间，我国学者曾搞了一项“人工夷岛素”，这是我国大陆学者的独创成果，本可获得诺贝尔奖，但在极左思想指导下，我国放弃了申报权，失去了一次获奖机会。因而丁东在《科学界的陈寅恪》一文中指出：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奋智慧的民族。然而，在科　　

    学研究领域，我们还没有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诺贝尔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医学奖已　　

    经颁发了100多年，中国大陆科学界至今没有实现零的突破。　　

                                               　　

　　

                                                       （四）　　

    我们看到中国的情况大体如此。然而，外国的情况又怎样呢？尽管外国学者在近现代科学大发现上出尽风头，占尽科学研究的优势！可是，外国科学家的科学大突破，也到了强弩之末。关于这一点，不久有位外国学者说，科学大发现的年代过去了，现在进入了一个没有学术伟人和不朽著作的时代！如美国学者约翰·霍根在《科学的终结》一书中说：　　

        科学尤其是纯科学已经终结，伟大而又激动人心的科学发现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17）。　　

这就是说：今后的科学进入了一个相对平庸的时代，科学大发现的机会也就减少了，人们只能为科学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换言之，今后很少有科学大突破、大发现，也很少有大科学家的时代。因而这时是山中无老虎，猴子充霸王的时代。基于这一现状，有些学者就自吹自擂著作“等身”和“千万”，仿佛比“伟人”还智慧，还伟大！　　

    我们知道司马迁、达尔文、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摩尔根这样的一代“伟人”，一生也只写了几本书。鲁迅勤奋到挤出喝茶看戏的时间埋头著述，也没有做到著作“等身”和“千万”。可一些学者在职称、金钱、名利、地位的引诱下，走上歧途，东拉西扯的在别人书里抄点东西，这种靠“短平快”弄出的书，虽然包装精美，但里面都是别人炒过的冷饭。　　

    说到这里，我不知道人们读过东方善霸写的《丑陋的学术人》一书没有！里面收集了千百个学术腐败的例子。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在市场经济建立的今天，学术剽窃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其次，还必须指出的是，没品味，无新意的书，充满书架，泛滥成灾。而就是这样一些“著作”，占有了人们的时间和资金，却对国家、社会、民族没有任何贡献！　　

    于是人们要问了，这些问题的根源在那里呢？我从研究历史学的经验来看，这关键在我们对自己研究的领域缺乏长期的知识积累，对其它学问缺乏广泛的了解和思考。因而做学问的知识面太窄，认识问题的眼光太浅；无法深入研究问题，发现真理。　　

    就以古典文献为例，不少学者连《云笈七籤》、《山海经》、《易经》、《尚书》、《诗经》、《海内十洲记》、《国语》、《左传》、《神异经》、《史记》究竟说了一些什么东西还没有真正弄明白，就凭想象加逻辑推理海阔天空的发挥一番！而最不可理喻的是，我国历史学家“以我为界”，自我束缚；很少有学者同时研究过埃及的《伊浦味陈词》；希罗多德的《历史》；犹太人的《圣经》；伊拉克的《苏美尔王表》；印度人的《佛经》。　　

    而我国学者在对外国这些历史元典很少研究的情况下，甚至皮毛也不知，竟敢盲目反对别人！这说明我国史学家的治学态度很成问题。同时，外国史学家在这方面的错误就更大。像马克思、恩格斯、摩尔根，这样的一代“伟人”，他们完全不通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埃及金字塔等“巨石文物”。所以他们只能用“细石文物”加逻辑推理，猜测人类的上古历史是蒙昧的、野蛮的、落后的历史！并把这一错误思想强加在古人身上，硬说古人都经过了想象、幻想的神话时代。　　

    然而，我们要了解人类上古历史，还原历史真相，就必须用人类全部的文献文物和古文字知识武装自己，从12000年前的冰川时代的巨人种，大灾变的水陆变化，“巨石文化”主要建在赤道上的事实；从《云笈七籤》、《山海经》、《易经》、《尚书》、《诗经》、《史记》等记载的历史事实研究起，并把中外文献文物融会贯通，这样我们才不会茫然无知，才可能少犯错误，才会有所发现，有所突破，有所贡献！所以，我们面对十分糟糕的史学困境，只有改变我们的研究方法和观点，猛醒和革命！　　

                                                        　　

注：　　

    我写的《世界上古历史学革命系列丛书》一共六本，它们是：（1）《揭开大绝灭、大西洲，黄帝即埃及米恩之谜》，（2）《揭开禹积石山即胡夫金字塔之谜》，（3）《揭开中国历史文化起源于埃及之谜》，（4）《揭开昆仑山、西王母之谜》，（5）《揭开复活节岛巨石人之谜》，（6）《揭开龙即恐龙，恐龙未绝灭之谜》　　

    我准备一部一部，一段一段，逐步从网上向学术界和网民公布我的学术成果。我在前面已经公布了我的第一部学术成果《揭开大绝灭、大西洲，黄帝即埃及米恩之谜》的《自序》中的一：祖国——我心中的歌；二：破解历史之谜比破译密码更难；三：人类从非洲迁徙到世界各地的原因；四：本书与六位伟人的历史观不同；五：学术困境与学术革命。　　

而从今日起，我将逐日公布，六：伟人在历史学上犯的错误；七：疑古学派错误之批判；八：外国历史学家不足为人师；九：胡远鹏、苏三预言世界史必须重写；十：“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是真理；十一：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学革命。当我公布完了这些“简介”之后，我再逐日公布《目录》和《正文》的内客。愿各位学者和网友喜欢、支持、讨论和批判。下面，我就逐日公布　　

　　

                         六：伟人在历史学上犯的错误　　

                                    （一）　　

    我们都知道：司馬迁、达尔文、马克思、摩尔根、恩格斯等人，无疑都是我们十分崇敬的百年千年前的世界上第一流的学术“伟人”和革命导师。他们的伟大形象，早已为世人共敬和接受，以致深入人心！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而“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伟人”的思想在当时的学术领域具有超人的“真知灼见”，并毕生努力的为人类的思想解放、学术进步作出了伟大贡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伟人”值得我们崇敬、热爱和歌颂！　　

    但问题是，他们是不是神仙呢？是不是完美无缺，不犯错误呢？其实，我们从哲学的观点上知道，世界上的任何事情和人物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伟人”也不例外！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和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再聪明的“伟人”，也不可能一生都对，不犯错误！这一科学规律，不仅适用于认识普通人，同时，也适用于认识“伟人”。因为他们都是百年千年前的“伟人”，由于历史条件和科学技术的局限，他们的眼界所能看到的范围十分有限，思想也不可能尽善尽美。这就是说，“伟人”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不可能都正确！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并实事求是的看待“伟人”，切莫象宗教信徒一样不辨是非，盲目崇拜一切，连同“伟人”的错误也一齐崇拜！　　

    我的导师曾经出过一个题目问我：世界上的“伟人”究竟那个最伟大？对于这个问题，“洋鬼子”曾把达尔文、马克思、牛顿、居里夫人、爱因斯坦都算了进去，可是，没有列宁的位置，而毛泽东更受委屈，连提名的人都没有。对于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讨论讨论，别让“洋鬼子”独霸了这个“选举权”。　　

    对此，我曾认真的想过很久很久，才发现“洋鬼子”很自私，个个都象猴子拨火往裤当下扒，还真象有那么一点“爱国主义精神”呢？然而，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结果是：世界上真正可以放在十大“伟人”之中的人物，如果让我来排顺序的话，我认为：首推毛泽东！因为他在军事、政治、哲学、诗歌方面的知识都是天下第一的。这就是说，毛泽东的才华、功绩、贡献都远远超过“洋鬼子”所提的所有十人。可以说，毛泽东对人类的贡献，以及他的超人智慧比“洋鬼子”提出的所有人都高出几个台阶！但是，“洋鬼子”被毛泽东打怕了，非常痛恨老毛。因为这个老毛，从此断了“洋鬼子”在中国“烧杀抢掠发家致富的门路”，出于恨心，“洋鬼子”坚决不评毛泽东为“伟人”，所以世界十大“伟人”当中没有老毛的座位。　　

    然而，毛泽东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伟人呢？是不是完美无缺，不犯错误象神仙一样的伟人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关于这一点已被邓小平证明了，尤其我们是亲身经历和体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见证人，我们现在对伟大领袖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政治运动是非常清楚的，从总体上来说，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文化、思想没有起到进步作用，并且相反的影响了中国的进步。并且在这一政治运动中使人民产生了一种错误认识，即毛泽东一惯正确，不犯错误，尤如神仙一般，使人民对真实的历史缺乏客观理智和一分为二的认识！这就使人民掉进了愚昧无知的“神话理论”的深渊，害得历史学家也失去了正确研究和判断能力。　　

                                     （二）　　

    客观的说，毛泽东是一个在中国革命期间，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的制定政策，具有超人智慧和创造力的伟人，他并且勇敢的多次反对上级、中央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可以说，他是个反潮流的天才伟人！他在红军初创期间就反对“八七会议”制定的攻打长沙的盲动政策，把“秋收起义”残部带上井岗山；他反对照搬莫斯科的城市包围农村的经验，主张农村包围城市，等力量强大之后，再攻打敌人重兵住守的大城市；他反对斯大林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以及烧毁他们房屋的残酷政策，主张给地主富农生存和生活的出路；他反对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照搬苏联红军的阵地战和正规战，主张在弱小的情况下灵活机动的利用山地打游击；他反对苏共把中间势力当做主要敌人的政策，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认为在亡国灭种之际，国民党反动派也可能抗日。他反对一切照搬苏联的教条主义，主张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正是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些正确主张，并在毛泽东的率领下，英勇的红军才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来又经过八年抗战和国民党一道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接着经过三年内战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建国初期，还指挥我军在朝鲜和世界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及其联合国军打了三年，并取得了伟大胜利！后来，又指挥我军打了侵略我国的印度人；“文革”中，还指挥我军抗击了苏联的侵略。总之，毛泽东在建党、建军、建国，以及捍卫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上，是个敢想敢说敢干的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他建立的丰功伟绩一扫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百年之耻！他领导指挥我党我军所做的这些最伟大的大事情，凡是有良知的中国人，永远也不应当忘记！　　

    但非常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位传奇式的最智慧的世界第一流的“伟人”，也会犯错误，而且他一生犯了许多错误！其中最主要的错误有：在苏区“反ＡＢ团”，长征末期的“西路军惨败”，抗战时期的“皖南事变”；革命胜利后的“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庐山会议”罢彭德怀的官；而最糟糕的是，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由于我们过去对毛泽东的伟大，过于盲目崇拜，迷信过度，结果“文革”成了造“神”运动。首先毛泽东号召红卫兵“炮打司令部”，“造省委和中央的反”。后来毛泽东又说：“文化大革命，这种自下而上的运动形式最好，过七八年就要来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　　

    就在这时，林彪也别有用心的借毛泽东的错误推波助澜，蛊惑人心的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四人帮”也说：“文化大革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知识越多越反动”。后来，华国锋同志也受到“文革”思潮的影响，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说过的话，凡是毛主席做过的事，都不能改；既使毛主席说错了的话，做错了的事情，也要“按既定方针办”。　　

   　　

                                      （三）　　

    由于我们具有这种极左的迷信思想，认为“伟人”完美无缺，不犯错误，既使“伟人”做错了，或说错了，也要服从。这就使我们把“伟人”当成宗教里的“神”来崇拜！并使我们失去了独立思考问题的思想，失去了认识真理，区別谬误的理智和科学态度。而问题不仅如此，还使我们把“伟人”的文化遗产，也当成《圣经》一样不辨是非的全盘接收下来！　　

    我们经过十年内乱的惨痛教训之后，现在清楚的认识到，“文革”搞得实在太糟了！从这一经验教训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伟人”是人，不是“神”，是人就会犯错误，“伟人”也不例外！因而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应当怎样来看待和继承“伟人”留下来的思想和文化遗产呢？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应当用毛泽东说过的一段话来概括：即科学的态度，就是对人类的一切文化遗产，包括“伟人”的文化遗产，采取“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吸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　　

    因为这种态度，正是“伟人”曾经提倡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如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不是如此的对待文化遗产，那么历史上也就不可能诞生出这些“伟人”来！因为我们从“伟人”的成长过程来看，他们的经历和功绩就是极力推倒旧的传统错误，创造新的科学文化。所以他们绝不希望我们把他们当成宗教里的“神”来瞎崇拜，更不希望我们把他们的错误也当成“真理”来瞎宣传！只有这样，才能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胜一代，国家才能长盛不衰，文化才能不断发展。　　

    但遗憾的是，我们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往往对“伟人”有一种敬畏和盲从之心理，不敢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对“伟人”作一分为二的全面评价！因此，“伟人”的功过是非，成败得失，我们也就了解得不全面。由于前人未做这一研究工作，这就显得尤为必要。事实上，这不仅是每位历史学家必须探索的课题之一，更主要是通过这一研究可以使我们掌握一分为二的认识“伟人”的方法，既要承认“伟人”对历史作过伟大贡献的一面，同时，也要研究和认识“伟人”在历史和科学的局限下，犯有严重错误，给科学研究造成巨大危害的另一面！　　

    而糟糕的是，摆脱封建社会不到百年的中国人，奴隶思想还很严重，对“伟人”的敬畏心理依然如古！如学术界对中外“伟人”的理论，照单统收，全当“真理”看待。实际上，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那能一生都正确，不犯錯误呢？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毛泽东也诚实的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何况他们是百年千年前的“伟人”！他们的思想和著作都受到那个时代的局限。由于这些原因，必然导致“伟人”的思想和著作都带有那个时代的错误和缺点。　　

    在这里，也许人们会问，为什么你不多写点“伟人”正面的东西呢？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叶永烈先生已经帮我作了回答。他说：“这本书之所以很少谈及伟人的功绩，是因做这方面工作的人已经很多，我的努力只会鹦鹉学舌，没有多大意义。我想做的是人们做得较少或尚未做的事情，那就是讲一讲伟人的错误。伟人不是神，人孰能无错？而揭露错误的意义，并不亚于总结功绩。就像医学上既有研究生命的孕育，也有研究生命的死亡一样，对历史学家来说，‘错误’和‘功绩’同样是不可缺少的研究学科。而对‘错误’的研究，由于从事的人少，在现时似乎更需要，更有意义。而功绩加上错误，伟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马克思说：科学越无私、越彻底，对工人阶级就越有利。这句话适用于一切科学与全人类”（18）。　　

                                   （四）　　

    我在前面已经说了世界上“十大伟人”之首的毛泽东，这位离我们最近的“伟人”一生也犯了很多严重的错误。那么可想而知，其他离我们远的中外“伟人”，由于他们都是百年千年前的“伟人”，在历史和科学的双重局限下，他们的思想理论，应当比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更差、更落后，错误自然也就更多，这是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为了能正确的认识“伟人”的错误思想，在科学研究领域给我们造成的巨大的思想障碍，这里我不得不对“伟人”的一些“科学成果”和假说，如司馬迁的《史记》；马克思使用过的“神话”理论；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古生物学家的“恐龙在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彻底绝灭”的论断；以及古人类学家的上古“无巨人”的学说；还有“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等等著作和假说，重新做番研究、判断和批评。　　

    我们看到，“伟人”的这些“经典”著作和假说，一直是学朮界判断是非的标准，也是左右我们思想和研究成果的“试金石”。既使“伟人”的学说半对半错，小对大错，或完全不实。我们也不敢研究批评；相反，还把它当成“最高指示”、“基本原则”和“一致公认”的“科学定论”！盲目把“伟人”的“错误”当成“真理”瞎宣传，把“伟人”当成“神仙”瞎崇拜！因而造成是非颠倒，对错不分的学术困境；造成历史学研究的停止不前！　　

    今天我们对“伟人”的“学说”应取什么态度呢？我认为，正确的态度是把“伟人”的“学说”，放到他们所处的历史和科学的环境中去看待它，并与中外文献文物和古文字进行比较研究，避免犯囫囵吞枣，对错不分的错误。这就是说，我们搞学术研究切不可盲目的全盘接收“历史遗产”；应吸取“文革”中的经验教训，破除“伟人”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迷信观念！如果我们今天还对“伟人”的错误也盲从和愚忠，那就会导致我们学术研究的窒息和死亡，那“伟人”就要批评和瞧不起我们：历史前进了百年千年，历史学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了，那些历史学家难道都是饭桶！　　

    历史和科学发展到今天，其实每位有头脑的学者都明白一个简明的道理，这就是每位“伟人”和学者都有一定的研究范围和专业特长。如果超出他的研究范围和专业特长，那无疑就是他的短处和缺点。这一科学规律，不论对“伟人”，还是对平民都是适用的。　　

    《列子·天瑞》云：　　

        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天有所短，地有所长，圣有所否(19)。　　

古人说得多么好啊！后来古人把“天有所短，地有所长”，改成了“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我们将这段古文结合世人来论，就是说，天地虽大，也不能包括世界万事万物的功能；圣人虽有能力，也不可能行行精通，科科都能。事实上，圣人也有不懂的事情。一般来讲，一个人在这方面强，在那方面就弱；在这方面越强，在那方面就越弱。　　

    我举个例子为证。中国乒坛有位名将，叫：邓亚萍，这个18次荣获“亚运”和“奥运”乒乓球运动冠军的“超人”，从5岁开始练打乒乓球，她的努力18次为中国在世界上争得了无上光荣！但她自己知道，一旦离开乒坛，走上社会，就没有和别人竞争的长处；甚至可以说，是个低能儿！她明白这一点，退役后就上北京大学学习英语，老师为她“开小灶”，从26个英文字母教起，经过多年努力，终于获得北大和英国剑桥大学英语学位。再说我自己的体会，在学校期间偏重文史哲，这样一来，就放松了对数理化的钻研。后来一心想在历史学方面有所建树，就倾全力于文史哲，而对数理化几乎没有了兴趣。这样一来，我就把数理化方面的知识还给了老师，几乎成了文盲和白痴。我想啊，这个不成文的规律，不仅适合评判我和他人，可能也适合评判专家和“伟人”。这就是说，古今中外，世上没有一个人，包括“伟人”在内，能获得数理化、文史哲，再加地理和考古，这“八项全能冠军”的！象我国北宋时代的沈括一样，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天才”，世间实在太少太少了！　　

    　　

                                     （五）　　

    根据这个规律来论，一个文学家，不大可能同时又是一个出色的农艺家；同理，一个军事家，也不大可能同时又是一个卓越的物理学家；一个经济學家，也不大可能同时又是一个突出的生物学家；一个历史学家，也不大可能同时又是一个有作为的地质学家；一个古生物學家，也不大可能同时又是一个著名的医学家。一个数學家，也不大可能同时又是一个出类拔萃的考古學家；一个天文学家，也不大可能同时又是一个高超的遗传学家。一个运动员，也不大可能同时又是一个有贡献的哲学家。　　

    这个科学规律，其实告诉我们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这就是，每门博大精深的学科，都需要勤奋的学者，一生为之努力研究，才能做出一点点成绩来。但是，每一位学者的生命和精力，却是非常有限的，才智和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因而不可能面面具到，行行精通，处处超越别人。这就是浅显的“隔科如隔河”的科学道理。　　

    因为不论“伟人”，还是“平民”。他都要吃饭、穿衣、睡觉，并都有一定的寿命、精力和研究范围。如果说“伟人”有三头六臂，能力无限，那肯定是把“伟人”当“神”瞎吹了！同理，如果说“伟人”有超越时空，跨越历史，凌架于历史条件和科学技术对他限制的能力；显然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事实上，“伟人”在自己的科研范围內，不仅感到精力不够，智慧欠缺，而且还会犯错误。　　

    就说我们最崇敬的“伟人”马克思吧，他的《资本论》只出了第一册，就去逝了；第二册，第三册，是恩格斯帮他整理出版的。由此可见，“伟人”确实是人啊！你想想啊，如果《资本论》第二册，第三册，在“伟人”去世后散佚了，不为人知，马克思能象今天这样“风光”和“伟大”吗？从这里看，其实马克思只不过是一个比他同时代人更聪明，更刻苦，取得的成就更大一些的人！但他绝不可能在各门学科的研究中都走在最前面！所以人们常说：“人若专一，诸学皆非。一长百短，出类拔萃。天才多痴，不可都最，科学规律，伟人在内。”　　

    在这里我再举一个事例。我们知道，1798年拿破伦（1769—1821年）远征埃及时，他不仅带去了几万将士，还带去了二三百个身怀各种绝技的法国学者。后来这些学者不仅从埃及带回了木乃伊、石碑、纸草书和很多金银珠宝之类的文物，并且还把临摹的24本关于埃及金字塔、神庙、方尖碑、巨石人像的图画和数据，以及图画与象形文字资料带回了欧洲。同时，我们还知道拿破伦比马克思（1818—1883年）大49岁，比恩格斯（1821—1895年）大52岁。这就是说，古埃及伟大的先进的“巨石文化”，在马克思、恩格斯出生49年和52年前，就为欧洲人所知。　　

    换言之，由于法国科学家的努力，被历史掩没了千百年的埃及“巨石文化”的信息，忽然间把整个欧洲都弄得沸腾了。埃及那些无比高大的激动人心的金字塔文化、神庙文化、方尖碑文化、巨石人文化一时间成了欧洲家喻户晓，街头巷议的热门话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把法国打败之后，兩国为了一块小小的埃及文物——“罗塞塔石碑”的归属权问题，还发生了争执。而就是这块不启眼的残碑，后来却因它兴起了一门学科——埃及学。一位名叫商博良（1709—1832）的人，成功破解了这块残碑上的铭文，而被誉为“埃及学之父”。他的著名论文《致达西埃的信：论埃及人在纪念碑上刻希腊罗马君主姓名时，使用的标音象形文字字母表》，正是“埃及学”诞生的标志。　　

                                       （六）　　

    但遗憾的是，我们却从马克思、恩格斯、摩尔根等“伟人”的著作中惊奇的发现，他们一生仅仅研究了上古落后的“细石文物”——石刀、石斧、石镰、石钻、石锤、石锥、骨针、蚌壳，陶片、瓦片等等。而对上古同时存在的，古埃及和古南美最伟大、最优秀、最激动人心的“巨石文物”——金字塔文化、巨石神庙文化、方尖碑文化、巨石人文化等等，不仅缺乏了解和研究，甚至可以说，这些“巨石文化”，在他们脑海和著作中是一片空白。　　

    由于140年前的“伟人”知识严重局限，同时，他们又接受了达尔文半对半错的“机械进化论”，并根据单方面落后的“细石文物”证据，这种对上古人类社会片面的一知半解的知识，提出了上古是“想象”、“幻想”的“神话”时代！或“蒙昧、野蛮”的落后时代，这样一种错误的或半对半错的“社会进化论”和“上古落后论”！　　

    从客观上来说，由于历史和科学的局限，140年前没有电脑电视可以看到金字塔等等“巨石文物”的存在，所以“伟人”不相信见过埃及金字塔的学者的话。由于“伟人”对“巨石文化”坚决怀疑，并拒绝去埃及和美洲作亲身实践。因此“伟人”对这一重大学术问题，采用了学霸的武断作风！他们对相反观点，不仅没有虚心的去考察研究它的真实性，相反摆出一副学术权威的架子，闭着眼睛瞎批见过埃及金字塔的学者。而见过埃及金字塔的学者，由于知名度不如“伟人”，同时又无法搬一座金字塔跟“伟人”论理，这就使他们有理说不清。就这样“伟人”用“细石文物”，否定了“巨石文物”的存在，用谬论战胜了真理；创造了学术史上一个用“神话理论”，否定人类上古有先进的“巨石文化”存在的极坏的先例！　　

    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这就是学术界的思想奴隶，竟然把“伟人”的错误，也写进教课书，使它变成了学者“公认”的“科学”和“真理”，并指导和规范我们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误导我们把“神话”当成“真理”瞎鼓吹，误导我们片面的只关注上古存在的“细石文物”，使我们忽视上古同时存在大量的“巨石文物”。这就使我们面对上古埃及和美洲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方尖碑和高大的神庙等“巨石文物”，不知所措，呆若木鸡！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还有一些不通中国上古历史的人，象瑞士研究“巨石文化”的专家埃利希‧冯‧丹尼肯在《众神之车》等著作中说金字塔等“巨石文化”是“外星人”创造的！　　

我们面对“巨石文化”要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伟人”有眼不识泰山的巨大学术失误呢？同时，我们又要问：难道今天的专家、学者、教授、研究员，学术权威看到金字塔还发现不了“伟人”的这一明显的学术错误吗？还是因为“伟人”没有研究，我们看到这种不可思议的上古文物，也不敢承认和接受呢？我们的智慧和勇气都到那里去了呢？难道我们都变成了“伟人”的“学术奴隶”吗？　　

　　

                                    （七）　　

    我们要想正确认识和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需把“伟人”放到140年前，西方工业革命开始不久的历史和科学中去看待“伟人”，而且必须从他们的专业特长，政治经济学上去研究他们犯错误的原因。由于“伟人”的专业局限，不懂地质学、生物学、古生物学、历史学、考古学和古文字学，所以他们特别欣赏达尔文半对半错的机械“进化论”，和摩尔根小对大错的“社会进化论”和“上古落后论”。相反，对那些到过埃及，见过金字塔的同辈学者的理论，却表现了极大的敌意。事实上，“伟人”的思想牢牢打上了“达摩”两人的思想烙印。所以“伟人”完全相信达尔文这位仅仅研究了“进化”问题，而没有研究过“退化”问题；摩尔根这位仅仅研究了上古落后的“细石文化”，而没有研究过上古同时存在先进的“巨石文物”的学者的观点！　　

    在这种巨大的学术局限下，在历史学方面眼界短浅的“伟人”，凭着自己的好恶和猜想，完全否定其他到过埃及，见过金字塔等“巨石文物”的学者的观点。由于“伟人”没有时间和经济能力去埃及亲身考察，但又不相信他人的发现和见解，这就造成了“伟人”的知识局限和顽固的心理状态，所以“伟人”固执的武断的自以为是的蔑视别人的学术成果。结果“伟人”在种种局限下错过了一个修正错误，发现真理的机会，因而“伟人”用“神话思想”建立了一个狭隘的小对大错的上古历史观。　　

    但问题是，我们引进“伟人”学说的这百年里，为什么发现不了这些理论半对半错的性质呢？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从中国近现代历史说起。因为清朝社会空前腐败，科学技术十分落后，人民愚昧无知。在这种极糟的历史背景下，清朝政府闭关锁国，盲目自大，苟且偷生，因循守旧，不肯学习别人的先进文化，也不肯花金钱改造自己落后的武器装备，一直沿用几千年前古人使用的长矛大刀，甚至把宋人使用过的大炮也几乎忘却了，而把金钱多花在修园子和享乐上。直到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中国国门，清帝才突然感到危机和落后。这才被迫派弟子向攻打我们的“洋鬼子”学习。从此中国在八国联军的侵略下变成了更加腐败，更加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因而国土任人宰割，赔歉接连不断，人民难于生存。在清朝至民国，这段国破家亡的“百年耻辱”中，中国没有出一位具有国际地位的学术大师，也没有建立一门具有现代意义的基础科学，更谈不上进一步建立相关的学术制度！　　

    在这种丧权辱国的时代，中国人只好跟在“洋鬼子”后面“拜师学艺”。尽管这是耻辱，也不得不为。所以贺麟先生说：“这是被动的接受西方影响，学徒式的模仿”（20）。鲁迅先生说得更坦率，“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再说（21）。这就是“拿来主义”的由来。　　

于是百年前的青年学生，在“拿来主义”的支配下，不论“洋货”是对是错、有益有害，统统“拿来”了。而糟糕的是，我们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所以把“洋货”全当“真理”接收！就这样，“神话学”、“社会进化论”和“上古落后论”都成了不用验证的“科学”和“真理”，写进教课书。从来没有一位中国学者研究发现，这些“拿来”的理论，是“伟人”在140年前建立的半对半错的理论。　　

　　

                                  （八）　　

　　

    当历史和科学发展到今天，地球好象缩小了，我们不仅可以通过电脑、影碟和书籍看到世界各地的“巨石文物”，还可以座飞机直接去参观古人留给我们的伟大文化遗产。而这些激动人心的伟大的“神物”，恰恰是140年前的“伟人”不相信、不了解、没有研究的课题。可以说，“巨石文化”的存在，不仅为我们揭露“神话学”、“社会进化论”和“上古落后论”的错误提供了确凿的物证。同时，也为我们用一分为二的哲理批判“伟人”的错误找到了根据。从这种十分先进的上古文化上，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伟人”的理论与“巨石文化”格格不入。　　

    但百年来，由于我们迷信“伟人”，并带着诚惶诚恐的敬畏之心看待“伟人”。所以我们从不敢怀疑和否定中外“伟人”的学术思想，既使“伟人”的学术有误，也不敢想，不敢揭，不敢批。就这样，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学研究一直处在“伟人”半对半错，小对大错，或完全不实的学说中积重难返。而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中埃两国文献文物和古文字完全吻合的多重证据上可以发现。　　

    这些确凿的证据使我们看到，我们的史学理论，一是在司马迁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错误里兜圈子；二是在更加错误的疑古学家猜想的“层累地造的中国历史说”中把中国上古历史完全否定了；三是受到“拿来”的上古是“想象”、“幻想”的“神话论”的影响，把“炎黄”祖先统统当成虚无飘渺的神话人物看待。四是受“蒙昧、野蛮”的“上古落后论”的影响，认为上古人类都是使用石刀、石斧、石锤、骨针、贝壳、陶片……的愚昧无知的祖先。　　

    上古历史学中的这四种错误理论，都是误导我们走上歧途的理论。而我们为什么会被这些错误理论迷惑呢？说到这个问题，我得从中国人的文化缺点说起。我们知道中国人普遍具有“爱憎分明”的朴素感情。因而说到好人就认为他没有缺点，不犯错误！说到司马迁、马克思、恩格斯、摩尔根、达尔文，这样的“伟人”，就认为他们知识渊博，完美无缺，是“真理”的象征。相反，说到蒋介石、希特勒、墨索里尼，这样的敌人，就认为他们是天生的坏蛋，没有优点，缺乏文化修养，是“罪恶”的化身，应当把他们从历史上勾掉。其实，这种朴素感情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任何一段真实的历史，任何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都不是这样简单的，都有他存在的社会条件和发展过程。世界上没有不可以一分为二的人物和事物。这就是说：世界上没有只做好事，不犯错误的“伟人”；同时，也没有只做坏事，不干好事的天生的坏蛋。《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就告诉我们，不仅要了解自己，也要研究别人；既要向朋友学习，更要“向敌人学习”，以毒攻毒。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全面的认识历史和历史人物，才算对哲学和辩证法有了了解，对真实的历史人物有了正确的认识心态！　　

                                              　　

          　　

                                     （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同志主持了“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工作，他对以往的党史和“伟人”，如毛泽东同志一生的功过是非做了公正的评价。他英明的指出：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　　

    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2）。　　

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说得何等正确啊！我亲身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目睹迷信盛行、极左思潮祸国殃民，甚至把一些最浅显的常识都颠倒了！在这个狂热、愚忠，失去理智的“造神”年代，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把“伟人”捧为“神”！连百姓吃饭、睡觉、照像、理发都要高举红本本，向毛主席像早敬、中敬和晚敬，俨然把毛译东当“神”看待，这就把“伟人”放到高高的“神”坛上，和他的战友们截然分开了，连同毛泽东的错误也包装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如毛泽东叫人民向政府提意见，转身他就说这是“阳谋”，放牛鬼蛇神出笼，好捉坏蛋，结果听毛主席话的提意见者，都被打成右派，下放和劳改。彭德怀批判“大跃进”的错误，很快被打倒了，逼得人民不敢说真话。结果大家都相信林彪说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江青说的：“文化大革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还有毛泽东逝世后的“二个凡是”。而实际上，这些都是唯心的错误的东西！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同志为很多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并教导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这以后历史学研究才走上了正道，才敢对毛泽东、斯大林、林彪、蒋介石和希特勒，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重新研究，并客观的品头论足！但我们尽管做了这样一些研究工作，可是还有很多学术问题没有解决，还有很多禁区学者们不敢研究和评述；特別涉及到司馬迁、马克思、恩格斯、摩尔根、达尔文，这样一些被“公认”为“伟人”的问题，学术界不敢对他们进行研究和批评。　　

    这一事实，反映了我们的思想解放还是刚刚开始。因为，它仅仅停留在解决急不可待的国计民生的经济问题上；而在高层次的灵魂深处和学术研究方面，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因此，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从更高层次的学术研究方面，做第二次解放思想的工作！这样才能促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要做到这些，不打倒洋奴哲学，不打倒奴隶主义，不批判“伟人”的学术错误，中国“孙子辈”的学术现状就难于改观，中国的学术研究就难于大踏步的前进！　　

                                   （十）　　

    尽管普通人，不都是“伟人”；但可以肯定，“伟人”都是普通人！这一点，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身世和磨难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恩格斯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知识最渊博的“伟人”之一！他们终生为无产阶级思考和奔走，为共产党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无产阶级指明了革命的方向。他们的《共产党宣言》成了当时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南。《资本论》成了当时“工人阶级的圣经”。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曾经鼓舞着成千成万的革命先烈，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因此，他们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的导师，得到了工人、农民和一切革命者的尊敬！　　

    但这里有个问题是我们必须明白的，这就是我们崇敬的马克思、恩格斯是140年前，西方工业革命开始不久的“伟人”；主要成就和专长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并非门门学问都精通的神仙！而政治经济学并非特殊的万能学问，它仅仅是“百科”知识中的一科。并且“伟人”的学说，也非“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为了说明这一道理，我举一些简单的例子，人们就会明白。　　

    例如，在天文学方面，他们就不如哥白尼伟大；在生物学方面，他们就不如达尔文伟大；在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方面，他们就不如居维叶伟大；在历史学方面，他们就不如摩尔根伟大；在物理学方面，他们就不如牛顿、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伟大；在化学方面，他们就不如门捷列夫伟大；在遗传学方面，他们就不如孟德尔伟大！要知道，这些学问，也是国济民生中不可缺少的命脉啊！　　

    可是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政治挂帅”，“政治第一”的“文革”时期，只许突出政治“伟人”；相反，把科学“伟人”当成“臭老九”，完全否定！甚至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这种倒行逆施的错误做法，把国民经济搞得将要崩溃，把中国人害苦了！古人云：“民以食为天”。唯物主义者认为：“物资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如果不发展生产，使国富民强，在这个帝国主义称王称霸的时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立锥之地吗？还有发言权吗？还能使子孙后代不受欺负吗？恐怕还会倒退到受帝国主义的再次侵略和宰割的悲惨时代中去！　　

    所以容观的说，历史上的每一位“伟人”，都曾对社会进步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不论他是“政治伟人”，还是“科学伟人”。我们都应该尊敬他，爱戴他，对他的功勋，应该宣扬和歌颂！　　

    而“文革”期间，我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做了许多倒行逆施的愚蠢事情，这些事情说到底无不和我们崇敬的毛泽东有关。例如，“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信号弹，他故意把各级政府搞垮，消除异己，趁机夺刘邓陶的权。接着是“停产闹革命”，“停课闹革命”，勒紧裤带，空喊共产主义口号；还有“破四旧，立四新”，在全国掀起捣毁文物古迹和文化遗产的高潮。最要命的是，把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打成小资产阶级和“臭老九”，关进“牛棚”，当成“专政”对象！而这些行为，特别是对待知识分子的行为，在现代世界上可谓匪夷所思绝无仅有的怪事！因为这种蠢事只有在中世纪的欧洲，神学家才把科学家当作敌人和异教徒看待，并将布鲁诺的科学行为判决为异端邪说，用火刑烧死于罗马广场！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未完全结束，美苏两国就在德国大抢科学家。因为，科学家是一国繁荣昌盛的基础和宝贝啊！　　

                                              　　

                                    （十一）　　

    但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摧残科学家和文化遗产的愚蠢事件，为什么在中国屡见不鲜呢？我们追根寻源就会发现，这是封建帝制在中国造成的最大弊病之一。因为封建社会在中国绵延了4900年，历史上出现了千百个皇帝，而历来全国只许崇拜大地主、大恶霸、大坏蛋——皇帝一个人，从来不把专家学者当成“伟人”看待，甚至专家学者还受到皇帝和当权者的迫害。所以具有“四大发明”的科学技术曾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几千年的伟大中国，后来在科学技术方面才会逐渐的衰落，直到清末和民国，弱到落后挨打，任人宰割，事事受洋人欺负的悲惨境地！　　

    回顾中国漫长的4900年的封建历史，我们看到那些至高无上的“万岁”，如果用现代科学的尺度衡量一下，有几位像“尧舜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能够称得上“伟大”呢？事实上，多是儿皇帝，昏庸无能的蠢皇帝，名不符实，问心有愧的坏皇帝！当我们发现古人景仰的“英明”的“万岁”，盛名之下原来如此和他们身份不相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这种发现推广开来，用科学的尺度再衡量一下历史上的“伟人”呢？他们盛名之下是否就“真金足赤”，不犯错误呢？　　

    其实，“伟人”不等于没有缺点的完人！我们重新研究和认识“伟人”，就应当把“伟人”放到他们所处的历史中去科学的认识他。因为不论古今中外的“伟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时空之中，多少都会受到当时的条件局限。这样客观的思考问题之后，才能领会“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道理；才能知道“伟人”的知识和能力也是有限的，并且还会犯错误！有了这种正确的理念，我们看问题才不会固执偏激，才不会把“伟人”当成“神仙”瞎崇拜；把其“错误”也当成“真理”瞎鼓吹！　　

    只有如此，一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有功有过，有对有错，活生生的“伟人”，才能展现出来。这样的“伟人”，不仅无造作之嫌，也显得亲切可爱，真实感人。所以未经宣染的“伟人”，才有生活情趣和人味，我们才能与他拉近距离，向他学习。相反，如果伟人是尊神，你怎么向他学习呢？那人民只有磕头和迷信的份了。这样思考了问题，我们才能更尊敬“伟人”，爱戴“伟人”，并且还会产生一些人人都有的怜悯感和同情心！因为“伟人”除一技之长外，虽然还有二三个方面的爱好。但在其它方面不仅“不伟大”，往往还技不如人；或者还很笨拙，有时还很糟糕，甚至连生计都维持不了！其实，这才是历史上平凡而真实的“伟人”！　　

    在这里，我们就以大家最崇敬的马克思、恩格斯为例。法国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在欧洲飘荡，流亡到伦敦时已经病穷交加，一贫如洗；马克思只好帮报社撰稿勉强度日，三个孩子和爱妻也因贫困在疾病中相继去世。马克思当时贫困到孩子死后无钱安葬的地步。在这种“特困”处境里，马克思在妻子去世的第二年也在贫困和思念中倒下了，他年仅66岁。他的《资本论》第二册，第三册，也因贫困无力出版，是恩格斯后来帮马克思整理出版的。这已经成为流芳百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伟大友谊的象征！　　

    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不是说贫困和逆境中的马克思不“伟大”；而是说，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除了胸有韬略和能写雄辩的文章之外，几乎没有其它的生活能力！由此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即越伟大的人物，专业性越强的人物，其实，他的局限性也就越大，适应性和生活能力也就越差！这就是矛盾论和辨证法，这就是显而易见的客观真理！　　

                                    （十二）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还以为“伟人”一生活得很风光、很潇洒、很浪慢呢！却不知道“伟人”的生活是那么艰难、那么乏味、那么悲惨！你大概不知道吧，新中国的开国“伟人”——毛译东，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树皮，被人赶得跑了二万五千里！“伟人”的英名，其实就是这样在艰难困苦中炼成的！　　

    当马克思那代伟人的悲惨历史翻过去之后，我们今天看到毛泽东的伟大成就和“马恩”的成就相比，那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胜于蓝”。因为“马恩”从未直接参加和领导“巴黎公社”反对旧政权的武装斗争，更未领导创建革命根据地和无产阶级政权的革命实践。他们一无军队，二无政权，三无国家。所以“马恩”的革命活动，属于“摇控”萌芽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参谋”！他们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创建红军、创建根据地、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比，那简直是天壤之別！从这个事实和意义上来说，毛泽东的成就比“马恩”不知伟大多少。　　

    今天我们通过先辈的革命实践，以及“苏共”和东欧共产党的实践活动和成败得失，看到“马恩”理论，不少是面壁猜想的东西。如果把“马恩”的哲学水平和毛泽东的哲学水平相比，“马恩”显然差多了！他们虽然都是哲人，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时代就讨论了朝代兴衰的“周期律”，他们当时就明白，人这种动物，有时很崇高，很宽宏；有时又很无耻、很贪婪；在贫穷时有奋斗意志和发奋图强的精神，一旦掌握了政权之后，就会腐化堕落，倒退变质。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就是这样垮台的。但是，“马恩”缺乏中国历史知识熏陶，没有这种远见，无法认识和预言“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深刻哲理，因为他们没有以史为鉴的祖传智慧，所以他们受达尔文的直线进化论的影响，空喊共产主义口号，不知道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之后，也会腐败复辟！这就是“马恩”缺乏实践和不懂中国历史知识的局限性！从这里亦可以看出，“马恩”没有毛泽东伟大！　　

    我们还看到，在“马恩列斯”中犯錯误最多、最大的“伟人”，要算斯大林！列宁曾说过：将沙皇俄国侵占的中国清朝的领土全部归还给中国。但斯大林继承沙俄意志，拒不归还沙俄所掠中国领土给中国；并且还把“外蒙”从中国分割了出去。这是中国最大的损失，也是“伟人”干的一桩最大坏事！当中国三大战役结束之后，这个斯大林同志，不许中国革命，劝毛泽东和蒋介石和平共处，划江而治。斯大林对内还借“肃反”为名，屠杀了二十多万党和红軍的高级领导人，制造近似“神”一样的个人迷信，横加干涉各国共产党內部的事务，搞瞎指挥；人民没有民主权力。尽管斯大林有如此严重的错误。但我党对斯大林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因为斯大林领导苏共巩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战胜了以德国为首的法西斯，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帮助了世界各国共产党。1962年，“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指出：“斯大林既是飞得高高的‘鹰’，同时，又是飞得低低的‘鸡’”。　　

    而斯大林的后任，则一代不如一代。赫鲁晓夫借口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搞分裂，破坏兄弟党的关系，用大国沙文主义代替国际主义，并支持印度反华。而苏共第四任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前任的错误道路上走得更远。他要大炮，不要面包；陈兵百万于中苏边境，挑起边界战争；并在“有限主权论”的口号下罕然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过了两把做“帝国主义”的瘾，结果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他的后任戈尔巴乔夫，很想“改革”弊制，但为时过晚，苏共和东欧共产党终于成了人民的敌人，被人民拋弃了。而这一悲剧，正是苏共领导屡犯严重错误导致了亡党亡国！这一悲剧同时暴露了“伟人”的理论，象达尔文的机械“进化论”一样，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直线机械进化论”！聪明的“伟人”根本没有想到，“苏共”和东欧共产党会变质倒台被人民拋弃！而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沉痛而深刻的历史教训，也是一面叫我们引以为诫的镜子。　　

         　　

                                  （十三）　　

    回首这些难堪的客观历史事实，使我们想到当年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何等重要！通过这一讨论，使我们正确的认识了毛译东，这位“伟人”一生的功过是非。使我们看到“伟人”一生不仅有伟大和正确的一面；同时，也有渺小和错误的一面！因为“伟人”不是神，不可避免的会犯错误。其实，正确加错误，伟大加渺小，这才是一个有血有肉，完整真实的“伟人”！　　

    虽然“伟人”的错误在当时难于纠正，但有些“伟人”对自己还是有一定的自知之明的。我们记得毛泽东在临终前说过一些很豁达，很有哲理的话：如“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并主张对自己一分为二和“三七开”！毛主席并且于1961年8月在庐山上，就和張仙朋闲聊时说他有三大志向：　　

        最后是写一部书，把我一生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人民批评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又说：我这个人啊，好处占70％，坏处占30％，就瞒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　　

    个人，我不是圣人（23）。　　

我们还看到大体相同的自我批评的话，恩格斯也曾说过。那是恩格斯写信给他的好友，说他曾经不相信鸭嘴兽存在，后来事实证明了，他因而向“鸭嘴兽道欠”，并期望后人修正他们的错误。其实，这才是“伟人”真正伟大而诚实的地方。　　

    而懒惰胆怯的教条主义者，缺乏创造和开拓精神，缺乏前进和超越的勇气和智慧，不懂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只会死记硬背生搬硬套“伟人”的理论，空喊革命口号，把自己关进思想牢笼，认为“伟人”是“神”，是“救世主”，不犯错误，不可以讨论和批评。所以“伟人”的话不论对错，一概当“真理”服从。这就失去了科学态度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这种糟糕的僵化思想，恰恰就是一种孕育和制造个人迷信和“神话”的封建帝王思想！它和先辈的革命宗旨，以及《国际歌》里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让思想冲破牢宠……要为真理而斗争”的歌诗格格不入！因为，这种错误思想违背了真实的客观历史，也违背了“伟人”对自己的诚恳评述。如果我们今天还不明白这些浅显的道理，那我们就谈不上解放思想，超越历史和民族复兴了！　　

                                  （十四）　　

    这些问题讨论到此，好象已把问题讲得很透彻了！其实不然，为了能使问题得到进一步的讨论，我透露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这就是我二十二年研究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的一个重大发现：既人类历史和历史文献的根在中国！　　

    可以说，这一石破天惊的重大发現，正是中华民族最值得自豪和骄傲的地方。因为它能说明这样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即世界上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不懂汉语，不通中国古典文献和民族风俗，他就不配说他是一位称职的历史學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语言学家、古文字学家。这是因为研究诸学科的学者只有读懂了中国上古经典，了解了中国上古古人在埃及、美洲和世界各地创造的“巨石文化”，他才能说清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的真相和源流本末诸问题。换句话说，搞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古文字学研究的状元应当出在中国，而不是其它的外国。　　

    这一浅显的道理是说，一个外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语言和古文字学家，要想弄懂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的起源和真相，使自己有所作为，名副其实，就不可不进中国求学深造！因为世界上古历史的根在中国！如果他不了解中国上古历史文化，显然他就是一个上古历史学方面的门外汉！　　

    因为一个历史学家不懂中国上古历史文献，那就像一个人不了解家谱和身世，不知自己是从那里来的！而不了解中国巨人祖先创造的“巨石文化”，就不知“伟人”和教课书上的种种错误。所以不懂中国上古历史文献的外国学者，不论他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摩尔根、汤因比；也不论他多么能思考，多么能写作；以及不明真相的学者把他宣传得多么“伟大”，多么神乎其神。其实，他不通中国上古历史文献，不知中国巨人祖先创造的“巨石文物”，那他的思想理论只能是无根无据的臆断，而不是真实的历史事实。所以世界上真正想追求真理的学者，就必须到中国来接受再教育！只有如此，他才能真正迈入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门！　　

    人类搞历史学研究，绝不该倒行逆施，尤其中国人不能跑到外国去学历史学，到美国去拿这方面的“博士”文凭。因为美国只有短短300年的历史，全国也找不到一本可资研究上古历史的参考史书作为依据，并且他们还有4700年的历史不知在那里，所以美国人根本无资格发历史学方面的“博士”文凭！而世界上真正配发这种文凭的国家，唯独只有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　　

    举一个例子来说吧，大名鼎鼎的胡适教授，1917年在美国拿到文史方面的“博士”文凭，蔡元培校长就请他到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来教书。他“拿来”开导学生的所谓新思想、新科学，就是害苦中国历史学家的“怀疑一切”和“适用主义”。　　

    他带来的这种错误的新思想被学生接受了，因而他们自称为“疑古学派”。该学派在胡适教授的影响下，凭借自己对中国古典文献的“怀疑”，就臆断中国上古历史是“伪史”，上古文献是“伪书”，并由此掀起了一场历时三十年的“疑古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中国历史学家多把“疑古”当作一种科学方法。这就使中国历史学研究在这种极端唯心的研究方法中滑行了三十年，影响了半个世纪中国历史学家的思想，造成了成千成万不明真相的学生上当受骗，害得中国历史学家在歧途上白白浪费了半个世纪宝贵时间和资金，严重阻碍了中国历史学的正常研究！可以说，美国的“毒”文凭帮助胡适用唯心的思想方法，推倒了中国真实的历史和古典文献！造成了中国上古历史研究的巨大灾难！　　

                                     　　

七：《胡适等疑古学家错误批判》　　

                                      （一）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下面是我研究了22年的学术成果，博主恭侯你们光临、阅读、支持和批评！　　

    我们说：“疑古学家是研究历史学的罪人”，这是因为他们在研究中国上古历史时，曾经犯过不可挠恕的严重错误，误导了整个史学界，害得历史学家在他们的错误思想中白白浪费了半个世纪的宝贵时间和资金。　　

    但是，我并不“全盘”否定疑古学家也曾对学术进步作过一些有益的贡献。只是因为称赞疑古学家的人太多了；相反，批评他们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太少了。这就与历史事实不符，也对学术史的认识不全面，不客观，不正确。因为一部真实的历史，不仅要讲究“事实”和“证据”，而且还要一分为二的全面的看待疑古学家的功过是非。下面，我就来说说疑古学家研究历史的重大失误。　　

    过去，中国上古历史学研究受到各方面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很多该研究的问题，前人缺乏研究。而很多研究了的问题，却得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这就比没有研究更糟糕。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例如，疑古学派的主帅，原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胡适先生在《研究国故的方法》一文中，发表了很多极端错误的反历史谬论。而我们对这些谬论，至今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批判。下面，我们就来研究批判胡适先生的错误文章。他说：　　

          中国的国故书籍，实在太没有系统了，历史书一本有系统的也找不到……疑古　　

    的态度，简要言之，就是“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十个字……，就是疑错了，　　

    亦没有什么要紧……，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　　

    也是不可靠的。如“禹贡”这一章书，一般学者都承认是可靠的。据我用历史的眼　　

    光看来，也是不可靠的，我敢断定他是伪的。在夏禹时，中国难道竟有这般大的土　　

    地么？四部书里的经、史、子三种，大多是不可靠的（29）。　　

这篇由主观唯心主义的胡思乱想撮合的文章，就是荣获了美国博士学位的疑古学派主帅胡适教授的传道的大作。他接受了他美国老师杜威“怀疑一切”的“适用主义”的错误思想，到北京大学来教书，教学生大胆犯错误：“就是疑错了，亦没有什么要紧”。他否定系统的历史文献《史记》，说：“中国的国故书籍，实在太没有系统了，历史书一本有系统的也找不到”；说：“禹贡是伪的”，什么证据也不要，只凭他写小说一样信口开河。他说：“经、史、子”等古籍不“可靠”，“東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这就把中国上古历史和诸多上古文献统统抹煞了！打倒了！不要了！　　

    但是，他为什么敢于“断定‘禹贡’是不可靠的”呢？胡适的理由在这里虽然没有说明，但是大家都知道，那就是他怀疑的：“在夏禹时，中国难道竟有这般大的土地么？”对于这个问题来说，这既是胡适先生的悲哀之处，也是中国整个疑古学家的悲哀之处！这是整个美国历史学家的悲哀之处！更是全世界的历史学家的悲哀之处！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胡适的这种错误思想非常典型，它正是我在前面批判了的，众史家接受了摩尔根和恩格斯的“社会进化论”和“上古落后论”的错误理论造成的悲哀！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两个只研究了上古落后的“细石文物”的“伟人”，他们从来也没有研究过非洲和美洲大量存在的上古遗留下来的金字塔等十分先进的“巨石文化”，结果他们在研究人类上古历史时犯了小对大错的错误。这一错误思想不仅影响了杜威，影响了胡适，而且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学界。这也就是说，中国历史学家的错误，是接受了“伟人”错误理论产生的错误，是“伟人”错误在我国历史学界的具体表现！总之，胡适先生的这段错话，是他“灵活运用伟人错误思想”而对中国上古历史的错误臆断！　　

    胡适先生就是这样，用唯心思想充当证据研究上古历史，凭空把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砍去了一半，只剩下东周以下的历史。胡适先生的这些胡思乱想，把中国历史腰斩了，把中国上古历史和记载上古历史的无数古典文献否定了！他最霸道的地方是，什么证据也不要，只凭写小说一样的主观“疑”“信”瞎猜。他大胆而明确的说：“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这就是他用“疑”“信”猜想，充当治学证据的霸气！这种“霸气”把以“疑”为研究上古历史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思想推到了极点。这就是轰动中国三十年，影响了半个世纪的疑古学派主帅胡适先生研究历史的所谓“科学成果”和“功绩”！　　

                                     （二）　　

    下面我们再说说胡适的高徒，中毒最深的疑古学派的二掌柜，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顾颉刚先生。他在王懿荣、王襄、刘鹗、罗振玉、孙诒让、王国维、端方等人发现商代甲骨文，和研究甲骨文的书籍出来二十年之后，他竟然还敢漠视文物证据，否定殷商、西周的存在。并掩耳盗铃的瞎说，从“三皇五帝”到西周都是“层累地造”的神话，“决不是信史”，“禹不是人，而是一条虫”。　　

    例如，顾颉刚先生于1931年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说：“我想做的文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古史辨》第一册，第61页）。钱玄同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立即回答说：“先生所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个意见，真是精当绝伦”。你看看，真可谓是臭味相投，一丘之貉，互相吹捧。　　

    又如，顾颉刚先生于1931年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说：研究中国上古史要有“四打破”精神，他说：“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统一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古人对于神和人原没有界限，所谓历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话。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古代的神话中人物‘人化’之极，于是古代成了黄金世界”。（《古史辨》第一册，第99一101页）。　　

    顾颉刚的这些错话，简直就是我在前面批判的马克思的神话理论在中国的“活学活用”。对于顾兄的这些错误我认为，他的这些错误思想，主要是受到“伟人”和胡适先生的影响产生的。真可谓，一脉相承，如出一辙。并且他们的爱好和特点也是相同的，即他们都不研究文物资料，这样就使他们对甲骨文，青铜器不感兴趣，甚至掩耳盗铃的躲在屋里一厢情愿的“疑”“信”瞎猜！这样一来，他们自然也就离事实远了。　　

    从这一事实上，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值得重视和深思的问题，这就是，在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怎么会出现把“谬误”当“真理”传授的糟糕现象呢？这不是与我们办学传播科学和真理的愿望背道而驰吗？而比这一错误本身更糟糕的是，当时很少有人对这一错误思潮进行批判，相反，大多数历史学家跟着鼓吹这一谬论，并且还有不少坚定的追随者。这实非我们办学之初衷啊！　　

    因为谁也没有想到，胡适先生从先进的美国帶来的东西根本不是科学和真理，而是谬误和灾难呢！通过他的“教育”，不仅使顾颉刚掉进了唯心主义的泥潭，而且使成千成万中国最优秀的學子跟着走上了倒霉的岐途，白白葬送了青春和事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适、顾颉刚等人掀起的“疑古运动”实属“祸国殃民”之大害！　　

   　　

                                      （三）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下面是我研究了22年的学术成果，博主恭侯你们光临、阅读、支持和批评！　　

    在研究中，我们还看到原北京大学的钱玄同教授最极端，也最缺乏理智。这个不懂历史的最鲁莽的教授是搞语言学的。他为了表示自己对疑古之坚强决心，干脆把名字改为“疑古玄同”。1918年3月14日，他写了一篇《中国今后之文学问题》的文章，发表在《新青年》四卷四号上。他说：　　

        则欲废孔子，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　　

    废汉文。玄同之意，以为汉字虽发生于黃帝之世，然春秋战国以前，本无所谓学问，文字　　

    之用甚少……所谓史者，不是大民贼家谱，就是小民贼的杀人放火的帳簿……所以2000年　　

    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欲废孔　　

    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30）。　　

他的错误并没有到此为止。1925年9月5日，钱玄同先生在北京召开的“国语运动大会”上又变本加利的发表了一篇措词更加激烈的演说。他說：　　

        我们要趁今天这个国语运动大会，喊出三句口号：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　　

    粹”！（31）　　

我们可以看到，钱玄同先生的这些反历史、反科学的胡言乱语，比秦始皇有过之无不及！秦始皇统一中国仅焚禁了六国古书和文字。而钱玄同比秦始皇还极端，鼓吹要彻底消灭中国一切文化——包括固有的历史文献和汉字，彻底改变中国人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用“世界语”或“法语”着为中国人交流思想的载体。　　

    而这些谬论的实质就在于，他所谓的，“春秋战国以前，本无所谓学问，文字之用甚少”。这就与商周甲骨文、钟鼎文展现的事实不符。他又說：“史者，不是大民贼家谱，就是小民贼杀人放火的帳簿”。这就把《易经》、《山海经》、《尚书》、《诗经》、《左传》、《国语》、《海內十洲记》、《史記》等古典文献的国史意义都否定了！他还说：“2000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尽是）梦话”。这就无知到了胡言乱语，胡说八道的地步！由于他有这种十分错误思想，所以他对中国历史文化，主张“三打倒”、“一废除”和剿灭道教，把中国文化连根拔除，一概废掉，将中国一切书籍一概束之高阁！　　

    我们现在来归纳钱玄同先生对待中国历史文化的态度和主张，那就是寒心入骨的：连根拔除中国一切历史文化，完全彻底“全盘西化”。这就是中国最高学府原北京大学一个著名语言学教授说的极端疯狂的混蛋话！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钱氏理论，正是帝国主义灭亡中国所要说的话！如果按照他的话办，这就比汉奸买国贼还要坏十倍不止！　　

    当然喏，我们如果光看老钱同志的这些极端混蛋的错话，不看钱玄同其它正气凛然的爱国文章，我们就会把他误认为一个最坏的汉奸买国贼！其实，钱玄同先生是个值得后人尊敬的爱国者！例如，日本鬼子占领北京时，拉他出来做汉奸，他都不干，最后病故于北京。我看钱玄同的错误，一是，受了“伟人”的错误思想影响；二是，对当时中国腐败落后的社会太痛恨了，而说了不少过激的错话。对于钱玄同的错误问题，陈独秀先生早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就指出过了。他说：　　

        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　　

    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赞成的（32）。　　

然而我们看到，对钱玄同的这种错误思想看得最透彻，批得最有力的学者，就是庞朴先生。他在《蓟门散思·汉字、法文、世界语》一书中指出：　　

        最极端的人，如当年北京大学的教授钱玄同，曾提出废除汉字。他說为了学习西方文　　

    化必须废除汉字，为了反对尊孔读经，为了反中国的三纲五常必须废除汉字。为什么呢？　　

    他说，你读中国的书，读了不到半页必定有发昏做梦的话，你要想废除尊孔读经，你首先　　

    得废除汉字。我们有人说开卷有益，他说开卷有害。任何书读了半页，就一定会受到麻醉。　　

    中国的任何书都不能读，因此……最好首先从废除汉字开始。这真叫做全盘西化了。废除　　

    汉字后用什么东西呢？他說最好用法文……如果不行的話用世界语……总而言之他是认为　　

    汉字是要不得的，他的主张到了这样一种激烈的程度，比我们现在的青年人要激烈得多　　

    （33）。　　

                                     （四）　　

    当然，在那个极端的疑古时代，除了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抱有极大的错误偏见之外，同时还有文学家也有相似的观点。其中最负盛名的历史人物，就是写过：“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先生；他在极左思潮中也犯了与疑古学家相似的否定中国历史文化的错误。同时，鲁迅先生和胡、顾、钱三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原来也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他曾有过极高的评价。毛泽东说：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　　

    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　　

    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　　

    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　　

    的方向（34）。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不仅对鲁迅先生评价极高，而且十分敬重他！而鲁迅先生的这些优良品质，正是值得我们称赞的一个方面。但是，鲁迅先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态度，也有错误的另一个方面。下面，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如他在《呐喊》中的《狂人日记》里就十分错误的写道：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　　

    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35）。　　

    又说：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有四千年吃人履　　

    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36）。　　

这就是我们最敬佩的、学识最渊博的鲁迅先生的文章！这篇文章反映了鲁迅先生用蔑视的眼光看待曾经诞生过孔子、老子、屈原、司马迁、张衡、张仲景、祖冲之、李白、杜甫；曾经创造过四大发明；曾经在科学领域保持了数千年的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华民族的杰出历史和文化，并把《易经》、《山海经》、《尚书》、《诗经》、《老子》、《国语》、《左传》、《楚辞》、《黄帝内经》、《神异经》、《海内十洲记》、《史记》、《淮南子》等等古籍都看成“吃人”的书。　　

    鲁迅先生的这篇开山之作，用“狂人”之嘴，把中国5000年的全部文明史，描绘成了一幅狰狞可怖的“吃人”面孔。在“狂人”的嘴里，中国历史是一片黑暗，没有一点耀眼的光明。他“翻开历史一查”，“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但“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我不否定中国曾经有过杀人或吃人的人，也不否定中国曾经有过黑暗时代。但这怎能代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全部文明史呢？我们知道，古今中外那个国家都有杀人，或“吃人”的人！如沙皇俄国侵占了我国清朝13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他算不算“吃人”的人？但托尔斯泰这位世界一流文豪，并没有骂沙皇“吃人”。　　

    所以我们要问：难道5000年来，中国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吃人”？故用“吃人”两字来概括具有“四千年时时吃人的地方”的全部历史？概括具“有四千年吃人履历”的中华文明？在中国真的就再也“难见真的人”？　　

    鲁迅先生的这幅可怕的图画，简直把中国古人都描绘成了既虚伪，又可恶的烧杀抢掠的“日本鬼子”！可以说，它严重的歪曲了5000年的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损害了中国人的形象！否定了中国人曾经对世界所做的伟大贡献！事实上，中国5000年来的文明史，同鲁迅先生描述的只会“吃人”的可怕景象，恐怕相差十万八千里！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先生所谓“研究”弄“明白”了的5000年的中国文明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这段话，其实和其他疑古学家一样，犯了否定中国伟大历史的错误！尤其当我们把《狂人日记》和方志敏烈士所著的《可爱的中国》相比，其优劣差别就显而易见了。　　

   　　

　　

                                             （五）　　

   　　

    当我把博文写到这里时，有好心的朋友不相信，也不希望鲁迅先生也会犯错误。其实，我的心情和你们的一样，也不希望鲁迅大师会错，并希望是我自己错了。
    但是历史事实，就是历史事实，那不仅仅是鲁迅先生一个人的错误，而是当时一代人的错误，几乎每个学术大师都有份，这就是“五四运动”产生的矫枉过正的极左毛病。当时的青年人，就象文革时代的红卫兵一样，一说到封建社会不好，就认为一切统统不好，一无是处，没有一点光辉闪耀，甚至连老祖宗也可以一概不要！这就是当时的年青人不懂辨证法和一分为二的毛病！　　

    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失去理智，不讲主要事实，没有爱国思想的反历史的疑古思潮，却得到了当时众多历史学家的喝彩、称赞和支持，并使它在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和整个史学界泛滥成灾！由于疑古思潮在那个时代穿上了“革命”的外衣，因而有漫延的市场和条件，这就使学术大师郭沫若先生也随声附和，推波助澜的说：“层累说，的确是个卓识，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37）。杨宽教授在《论层累造成说》中也说：“其识甚卓”（38）。吕思勉教授则说：“草昧之时，讫无信史”（39）。　　

    这就是上个世紀20—40年代，我国“国学大师”在中国掀起的一场主观武断的否定中国上古历史文化的错误运动，这一运动风靡了三十年，影响了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研究！可以说，这一疑古运动尽管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取得了一点点成就，但是，它的大方向却是极端错误和糟糕的！　　

    由于民国初年，那些涉世浅薄的青年学者受洋大人“怀疑一切”思想的蛊惑，失去了全面公正的辨別是非的能力，他们多带着愤怒的“激情”，蔑视中国历史文化，并极力抵毁祖先，否定中华民族总体上伟大而光荣的历史。特别是那个从美国学到一点本领回国任教的胡适，为了推销他那派的错误观点，叫学生相信他们臆造的否定中国上古历史文化的谬论，在介绍《古史辨》的序言中瞎吹说：　　

       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　　

   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彻猛烈的真实”的精神。……颉刚的“层累地造成　　

   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40）。　　

而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古史辨》真是“一部革命的书”？真的“可以解放人的思想”？真的“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真的“提倡……真实的精神”？而最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国上古历史真的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　　

    事实上，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我们在研究中埃两国上古历史时发现，史实恰恰与胡适的观点相反！因为我们从中埃两国诸多文献文物和古文字完全吻合的事实上得到了确凿的证明：中国上古历史，以及记载上古历史的文献都是真实的！反之，疑古学家对中国上古历史，及其上古文献的臆断都是错误的！可以说，胡适推销《古史辨》所喊的“革命口号”，既不科学，也不真实，相反起到了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欺骗作用！　　

    关于这一事实，我们通过长期的历史研究，现在越来越清楚的看到，疑古学家的这些反历史谬论，对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研究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它产生的直接恶果教中国人不相信自己的历史、文献和族谱！这就使中国历史學家在疑古的泥潭中白白浪费了半个世纪宝贵的时间和财力！也使外国历史学家更加不知人类的根在那里了！可以说，疑古學家掀起的这股疑古风潮，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破坏意义相同，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毁灭中国历史文化的错误运动。　　

                                      （六） 　　

    再从疑古学家研究历史的方法来看，他们置当时考古学家已经发现商周甲骨文、青铜器等物证的事实而不顾，硬说殷商和西周都是伪史，诸多古籍所载上古历史是秦汉古人所伪造。疑古学家这种不讲物证，不顾事实，凭空瞎猜的学说，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伪科学！　　

    但这个不知羞耻的胡适教授，却好意思自吹能“指示做学问的途径”，能“解放人的思想”，能“开辟中国史学研究的新纪元”，具有“深彻猛烈的真实精神”，是“一部革命性的好书”。这简直是一派颠倒是非的胡言乱语！而实际上，他们用猜想、臆断充当证据；用逻辑推理推倒了中国真实的上古历史和诸多古典文献，并不顾王国维先生对他们的批评，却打着“革命”和“解放人的思想”的骗人旗号，欺世盗名，强行推销他们的谬论。　　

    我们同时看到，在疑古之风横行的时代，清华大学的王国维教授于1925年在《古史新证》中指出了疑古学家的错误，并提出了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据法”。他说：　　

        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　　

    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两者不易区别，此世界　　

    各国所同也。……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紀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　　

    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　　

    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　　

    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　　

    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　　

    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41）。　　

王国维的这段话，虽然也有一些错误，如他也认为：“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紀年》之不可信”即是。但在那个缺乏理智的疯狂的疑古年代里，尽管王国维将甲骨文与商史对照研究的“二重证据法”是正确的！他说的“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的思想方法也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正确的东西，在当时却得不到大多数学者的赞同！　　

    我们还看到，我国另一位名叫冯友兰的著名学者，他在《古史辨》第六册“序言”中也曾非常错误的预言道：“信古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对于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没有什么影响的”（42）。　　

    我们从这些历史信息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矫枉过正的黑暗时代：即疑古学家的势力非常大，“信古”的学者非常少，少得成了“一种抱残守缺的残余势力”。并且这种残余势力“对中国的将来”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意思是没有前途的！为什么“信古”没有前途呢？因为当时大家都认为中国古史是“伪史”，中国古籍是秦汉古人编造的“伪书”！就这样，在上个世纪20—40年代里，大批被热血冲昏头脑的青年疑古学家懵懵懂懂在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教授的引导下，走上了极端错误的否定中国上古历史文化的疑古道路！　　

    事实上，疑古学家、神话学家用“疑”“信”方法猜想中国上古历史，这必然会走上在文字上做遊戏，在文献中循环论证的道路。而这两种唯心的方法，都是天马行空的主观臆断方法，它可以不管文献的记载，也可以不受文物证据的检验和证明，只要在逻辑上说得通，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自然这种唯心的理论，是经不起时间和文物证据检验的。 　　

                                     （七）　　

    于是人们就要问了，疑古學家为什么会犯这样明显的错误呢？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当时中国的大历史背景说起。因为中国刚从极贫、极弱、极腐败的清朝过渡到民国，社会制度刚刚转型，中国封建帝制和外国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各方面都相差悬诛。热血青年看到祖国在大地主、大恶霸、大混蛋——皇帝，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双重欺压剥削下，搞得国贫民穷，文化落后，事事受“洋鬼子”欺辱，都想为祖国昌盛尽力，为救亡图强学习真理。因此就饥不择食的，不辨是非的把“洋理论”统统“拿来”！　　

    就这样，“神话学”、“怀疑一切”、“适用主义”、“上古落后论”、“社会进化论”，这样一些唯心的，或半对半错的理论都成了不用验证的客观“真理”“拿来”了，并写进我们的教课书，搬进我国最高学府，误导我们的学生。事实上，这些东西不仅不能解决中国上古历史问题，相反，还会把我们本来就胡涂的思想搅得更加胡涂。这样一来，中国上古历史研究就在“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错误基础上，被疑古學家、神话学家搞得更加错误和混乱不堪！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疑古学家看到“洋鬼子”的枪炮比清人的長矛大刀先进，跑到外国去学习强国的“真理”，这无疑是明知之举！只是历史和科学的局限，当时的青年学子缺乏鉴别对错的知识和能力，不问青红皂白的把“洋理论”统统“拿来”，全当“真理”接受，这就犯了盲目崇洋媚外的错误！　　

    事实上，胡适、钱玄同等人学成回国后，不管三七二十一，硬说中国一切不好，要连根拔除中国文化，“全盘西化”，这就大错特错了！疑古学家受“洋鬼子”的错误理论影响，认为中国历史虽长，那都是“层累地造的神话”，必须坚决批判；中国历史文献虽多，那都是“伪书”，要彻底否定。你看看，这就是当时中国最智慧的学者的“先进思想”！他们就是这样阴差阳错的把中国“最长”的历史和古典文献反掉了；相反，却把“洋鬼子”“最短”的《历史学》，虛伪不实的《神话学》，小对大错的“上古落后论”、“社会进化论”统统“拿来”全当成无需验证的客观“真理”和“科学”教导中国人！　　

    疑古学家、神话学家就是这样完全的相信和接受了“洋理论”；相反，完全不相信和彻底否定中国上古历史和文献。并用“疑”“信”猜想当成研究中国上古历史的“证据”和准则，这就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把谬论当成真理瞎鼓吹，把中国人害苦了！随着时间推移，尽管历史前进了，但历史学研究却倒退了。因为疑古学家、神话学家使中国上古历史研究在司马迁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错误基础上雪上加霜。　　

  　　

　　

                                           （八）　　

　　

    我们同时也看到，1929年，胡适对自己的“疑古”错误有所醒悟。他曾对顾颉刚悄悄的说：“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20）。这一事实，也表现在胡适的《说儒》之中。他对自己过去动辄怀疑古典文献的治学方法作了检讨，并基本“肯定古典文献大部分是可信的”（21）。因此，他在文章中也就把许多古典文献当成客观的史料加以充分的利用。　　

    但是，这时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人掀起的叱咤风云的疑古运动，已给中国历史学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而胡适仅凭他和顾颉刚的那些羞羞搭搭的悄悄话，以及《说儒》中的自悔，显然改变不了疑古思潮汹涌澎湃的错误方向！因他说错话时就象一个“深彻猛烈的轰炸中国古史的原子弹”；并说是开创“新纪元的革命”行动！但他承认错误时却遮遮掩掩，没有一点真诚承认错误的勇气！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胡适先生不是一个敢作敢为的男子汉！而是一个误国误民的懦夫！　　

    因为我们在研究中还看到一个极其可怕的事实。这就是，疑古学家掀起的“怀疑一切”的妖风，把中国很多古典文献都打成“伪书”，加以否定！就连历史元典《易经》、《山海经》都受到怀疑。更加糟糕的是，很多不明真相的学者还以为疑古学家很有主见和学问呢！而事实上，他们根本就读不懂这些古典文献！有的文献他们甚至还没有读过。　　

    我们看到有些上古文献早已佚失了，到现在只剩一个书名，几乎没有内容。根本谈不上识读，怎么去辨别真伪呢？但就是这种只有书名，没有内容的“空壳”，疑古学家却闭着眼睛硬说它是“伪书”。例如，《连山易》（22）、《归藏易》、《三坟》（23）、《九丘》、《八索》、《五典》，这些早已佚失了，我们根本无从识读的古籍，也被疑古派放到“伪书”的行列。你想想，这些疑古学家不是在自欺欺人糊说八道吗？　　

                                      （九）　　

    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即随着疑古运动的深入发展，疑古学家还出现了一种“古籍警察”的特殊职业。这些人把读不懂和不合他们口味的古籍统统打成“伪书”，编辑成册，让学生学习。这种“辨伪”的工具书，在当时和后来相当的受欢迎。于是人们越编越厚，越编越起劲。你看他们编写的：《中国伪书大观》、《伪书通考》、《古书通例》一本比一本厚，一本比一本值钱。特别是邓瑞金、王冠英主编的那本1000页，标价88元的《中国伪书综考》，把1200多部中国宝贵的文献典籍都打成了“伪书”！　　

    从疑古学家这些轻率的瞎编的书籍来看，他们那里是在做学问，简直就象“文化大革命”时的“人人过关”。而设置“关卡”的疑古学家的标准则是胡适制定的“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后来，这一谬论，1927年被蒋介石运用来屠杀共产党人，蒋说：“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由于疑古学家“审查”古籍的标准是他们任意设置的，不要任何证据的“疑”“信”猜想。故疑古学家制造出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关于这一点，早已被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许多帛书证明了，葛兆光和张岩在《古代中国还有多少奥秘》和《“山海经”与古代社会》中都有呈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但糟糕的是，今天还有不明真相的学者，还为疑古学家评功摆好呢！可见，疑古的流毒时间之长，危害范围之大，害人之多实在可怕。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事情！也可以说，至今疑古学家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　　

    最近，我重读了上个世纪历史学家论辩的“学术集大成”——《古史辨》。我研究认为，这套由顾颉刚编辑的七册史学著作，多是用神话学、训诂学和臆断方法研究出来的著作。虽有不少闪光点和可取之处。但从总体上来看，人们讨论古史多在文献中循环论证，或单凭文献猜想，论辩双方都缺乏相映的物证支持。特别是疑古学家一谈到中国上古历史，就说它是“伪史”，或“神话”；一谈到上古典籍，就说它是“伪书”。很明显，《古史辨》的错误远比它的成就大！　　

    由于这套《古史辨》的主题思想是“疑古”，而疑古思想得出来的结果，就是把真实的中国上古历史和古典文献彻底否定掉！事实上，《古史辨》是疑古学家用猜想、臆断和将今论古等唯心的推理方法研究中国上古历史的产物。这也就是说，它实质上是疑古学家反对中国上古历史的胜利大合唱。换言之，它是中国历史学家用谬论，战胜客观真理的耻辱碑！　　

                                     （十）　　

    其次，疑古学家局限在《史记》框定的“汉武帝统治的中国版图上”研究和思考中国上古历史问题，结果造成了该“疑”的问题不敢“疑”，不该“疑”的问题偏“疑”的错误。这就使他们把真实的中国上古历史“疑”错了。因此疑古学家完全没有想到，中国上古历史文化中的黄帝、尧、舜等古帝的活动中心——国都是建在异国他乡的埃及的事实！也没有想到，《史记》最大的错误是“移栽”历史地理——即把中国上古古帝在“外国”建都筑陵的历史统统说成在中国发生的事实！所以疑古学家既不明白《史记》的功过是非，也没有解决《史记》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相反，却把史学研究搅得更加混乱迷茫了！　　

    面对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用古人说的一句话来概括这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情况。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因为我国历史学家、疑古学家和神话学家都没有想到，就在疑古学家疯狂的大反大贬中国历史文化，把中国人愚弄得晕头转向，不知是非时。而就在这时，世界上那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洋鬼子们”。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俄罗斯、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都组织了中国文化研究会。经过“洋鬼子们”认真研究发现：中国古典文化是世界上最伟大、最优秀的文化。　　

    因此，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洋鬼子们”，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热潮。如寻根热、《周易》热、《老子》热、孔子热、《孙子》热、《三国》热、中医热、针炙热、气功热、武术热、围棋热、汉语热等等等等。而这些最优秀的中国文化，恰恰都是疑古学家曾经要连根拔掉，彻底铲除的“糟粕”啊！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历史短小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们，与我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恰恰相反，他们都在为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大唱赞歌，并从中国古典文化中吸取了无限的营养。但遗憾的是，愚蠢的懵懵懂懂的中国疑古学家还要清除这些“毒草”呢！　　

    但在黑暗中，我们忽然看到了一丝中国历史文化的灿烂阳光，也曾使中国人忽然骄傲了好一阵子，可就是没有激起学术界反思一下疑古学家大反大贬中国历史文化的错误恶果！可以说，这一事实既反映了“洋鬼子”对中国优秀文化客观公正的一面，同时，也反映了疑古学家对中国历史文化极端错误的另一面！中外两股文化意识在这里发生了意料相反的碰撞，一股是我们憎恨的“洋鬼子”热烈称赞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热潮，另一股是疑古学家咒骂和铲除中国历史文化的谬论，两者无形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今天我们不难看出，疑古学家否定和蔑视中国历史文化的态度，显然是一种十分可耻和无知的愚蠢行为，是一种缺乏理智、缺乏爱国精神的变态，也是历史知识贫乏的具体表现！　　

    疑古思潮毒害我们的恶果，使中国人在世界上失去了做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以为中国文化一切不如人，并使自己不知道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点长处究竟在那里！尤其是外国人不承认的东西，我们就不敢说好！外国人说好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勇气敢于批判，中国人就这样无形中都成了“洋鬼子”的学术奴才！中国人在这种没有自己的研究主见的精神状态下，怎样能够去开拓创新发现真理呢？怎样能够成为一个学术大国呢？怎样能够打破诺贝尔奖（专指大陆中国学者）零的纪录呢？这就是我今天批判疑古学家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提高中国人的认识水平和研究能力，我们首先要不要怕学术权威和“伟人”，因为他们是人，不是神，他们也会犯错误，也有飞得比鸡还低的时候，而我们就要努力发现和揭露学术权威和“伟人的错误，这样历史才能得到真正的进步啊！　　

    　　

注释：　　

（1）《全国文摘精华》第9页，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　　

（2）胡道静主编《国学大师》上册，第14、15页，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3）《古史辩·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第一册，第60页，开明书店影印本。　　

（4）顾潮、顾洪著《顾颉刚评传》第76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5）岳南著《千古学案——夏商周断代工程纪实》第9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7）（8）吴锐著《钱玄同评传》第165、249、166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9）庞朴著《蓟门散思》第30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10）（11）鲁迅著《呐喊》第10、18、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12）顾潮、顾洪著《顾颉刚评传》第77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13）《古史辩》第6册，第98页，开明书店影印本。　　

（14）吕思勉著《中国民族史》第11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15）岳南著《千古学案——夏商周断代工程纪实》第9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6）干春松、孟彦弘编《王国维学术经典集》第125、126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7）（18）（19）李学勤、郭志坤著《中国古史寻证》第37、23、26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年出版。　　

（20）（21）章清著《胡适评传》第178、179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22）（23）邓瑞金、王冠英主编《中国伪书综考》第3、7页，黄山书社，1998年版。　　

八：《外国历史学家不足为人师》                               　　

                                     （一）　　

    我们知道美国的历史只有300年，英、法、德、意、日、俄的历史也都很短。如果将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短小历史和中国悠久的历史相比较，那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因为，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缺乏古老的历史文献记载；同时，也缺乏久远的历史文物积累。因此，不管这些国家的现代科学多么了不起，《历史学》成就吹嘘得多么“伟大”。但在中国历史学家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小学生。因为，他们既不懂本国的上古历史，更不懂世界的上古历史。从这一事实上我们可以想到，洋人对五千年的世界史，绝大部分都不知道。而明白这一点十分重要，它能使我们知道：洋人在历史学方面没有什么值得称为“伟大”的地方！　　

    我们从这一客观史实上还可以看到：外国历史学家研究本国上古历史的先天不足，在于他们祖先缺乏历史源头上的古典文献和上古文物的积累。而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尤如组成《历史学》不可缺少的最重要、最基本的“骨肉”。而一部没有“骨肉”的《历史学》，只能用猜想、臆断和唯心的文词加以撮合，而不能用文献和文物把它真正建立起来！既使外国学者今天想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弥补这一先天不足，那也是徒劳的、遗憾的、无济于事的！　　

    相反，世界上的古典文献都集中在中国，而其它国家几乎都没有。因为这一事实，外国历史学家要了解本国和世界上古历史就是一句空话。这就是说，一个外国学者要想在历史学上真正有所建树，他就得到中国来接受再教育。因为一个历史學家不懂中国上古历史和古典文献，就象一个无祖谱、无父母、无户口的孤儿，不知自己是从那里来的！关于这一点，古犹太人深有体会，他们在2400年前的《圣经》中问道：“我们从那里来，要到那里去？”但遗憾的是，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人们还解决不了。　　

    由于外国历史和中国历史相比，在文献文物上存在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差异。所以人们要问了：为什么中国古典文献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相反，外国古典文献稀如凤毛麟角，无籍可寻呢？如果要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要告诉人们的是，这是因为中国上古曾是世界的宗祖国，中国上古古帝曾是世界的共祖，上古世界各国曾是中国上古古帝直接管辖的诸侯国，而诸侯国的国王都是由中国古帝派遣的兄弟或子孙担任的缘故。所以，中国上古古帝不准世界各地的诸侯记載他们的历史。而这个事实，既有文献记载，又有文物可考。事实上，哲学家和生物学家早就正确的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称它为：“一元论”和“同祖论”。　　

    而疑古學家、神话学家不了解这些最重要、最基本的中国上古历史史实，故不珍惜几千年来中国历代古帝遗留的宝贵的典籍和祖谱。相反，反其道而行之，凭着“疑”“信”瞎猜，愚蠢的蔑视它、抵毁它、咒骂它、否定它，甚至要连根拔除和彻底消灭它！可以说，疑古學家对中国上古历史文化，既缺乏慎重的研究态度，又没有正确认识它的能力，更无尊重历史的起码理智！所以他们在研究中国上古历史时，胡思乱想，胡说八道，颠倒是非，数典忘祖，误国误民，愚蠢之极！　　

                                     （二）　　

    历史走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疑古學家、神话学家的谬论，其实都是因为我们迷信“伟人”，崇洋媚外，缺乏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放弃检验“定论”和“真理”的严谨学风，没有开拓精神，随大流，人云亦云之使然。而这些问题，正是我们失去独创能力，与诺贝尔奖无缘的症结之所在！也是若大个中华民族创业精神“退化”之表现，更是中华民族之悲哀和羞愧！　　

    话扯远了。我们还是回到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问题上来。这就是，中国上古古帝为什么不准诸侯国记载他们的历史呢？天下诸侯为什么如此俯首听命，默守陈规，不记载他们的事迹呢？　　

    关于这个重大的历史问题，我们从中国历史元典《山海经·海外东经》和《淮南子·地形篇》上可以看到一个侧面。如《海外东经》说：禹“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地形篇》又说：“禹乃使太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尽管《淮南子》的这段话，是汉代刘安抄自《山海经》上的內容。但要知道，《山海经》确实是中国上古古帝夏禹命当时的科学家考察全球所写的一部最早的《世界历史地理》和中国人的祖谱啊！　　

    中国上古古帝为了统治世界的需要，把著书立说，这一舆论工具当作“权柄”把握。因此东周之前，中国上古古帝死死抓住这个“权柄”不放，道理就在于上古古帝可以根据《山海经》这一“族谱”，掌握世界各地的君臣关系，证明种族源流，划分血缘亲疏，从而达到更好的统治世界的目的。　　

    这一事实，直到公元前770年，西周幽王被犬戎联军推翻之后，中国的宗祖国地位才发生了动摇，又过了一二百年，诸侯国才可以办学、著书立说和记载他们的历史。这一极其重要的历史事实，司马迁就客观而慎重的记载在《史记·年表》之中。文献说：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　　

    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日月，盖其祥哉”（43）。　　

要知道，这就是我们研究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的纲领性文献啊！尽管它很简短，但却十分重要。我们要想在历史学上一通百通，就必须从根本上研究和解决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上的这些根本性问题。如果这些根本问题解决了，那么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上的其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们只有读懂了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这些至关重要的史料，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的真相。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有根有据的揭示真理，批判谬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三）　　

    西周灭亡之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一时间，“诸子百家”就象春天的竹笋都冒了出来。这一历史事实，恰恰印证了司马迁记载的：五帝至西周末年，诸侯不可记载他们事迹的史实。　　

    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世界上除中国有文献典籍记载之外，其他国家都没有文献史书传世。直到春秋战国时代诸侯才可著书立说，记載他们的历史。例如，这个时代中国有《春秋》、《左传》、《国语》、《谷梁传》、《诗经》、《管子》、《老子》、《墨子》、《庄子》、《论语》、《孟子》、《孙子》、《韩非子》、《鬼谷子》、《荀子》、《列子》、《吕氏春秋》等等。同时，在外国有犹太人的《圣经》；印度人的《佛经》——《梨俱吠陀》、《娑摩吠陀》、《梵书》、《森林书》、《奧义书》、《涅槃经》、《金刚经》、《阿弥陀经》等等；希腊人还有《荷马史诗》，希罗多德的《历史》等等。而这些文献最大的共同特点是，它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　　

    但司馬迁在这里犯了一个小错误，他认为各地诸候是“自殷以前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其实准确的划分应到“西周”末年为限。除此之外，司馬迁还误认为，这段历史是在现在中国本土发生的事情。我们也根据《史记》提出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的错误理论，认为“诸子百家，百家争鸣”仅仅是中国历史，而没有想到这是一场伟大的超出中国国界的世界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因此我们在司马迁这位“伟人”的光环下，把一场上古世界性的思想大解放，学术大革命，主观的误认为仅仅是发生在中国境内的事情。　　

    遗憾的是，由于司馬迁是我们公认的“伟人”，他在历史研究中所犯的这一传统错误至今也没有被史家所查觉，这就使历代史家无不上当受骗。关于这一历史事实，外国历史学家无法从无籍可考的历史中，凭空发现上古世界曾出现过一场世界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因为掌握上古世界历史经典的中国人，本身都没有发现这一历史事实；当然缺乏上古历史资料的“外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自然就不可能比中国人更聪明。　　

    而历代历史學家，以及现代被各种错误思想搅得晕头转向的疑古学家、神话学家，虽然都读过中国上古经典，但因中国上古国都发生过四次跨国跨洲的大变迁，这就使古今历史学家无法用典籍記載的史料，与真实客观的文物对照研究中国上古历史。由于时过境迁，典籍记载的“故乡”，早在异国他乡的“外国”，这就使人读不懂经典。尤其必须指出的事实是，典籍记载的主要的直接的中国上古历史文物，自然就在中国难于找全，尤其是中国上古古帝的皇陵，在中国找不到。这样一来，中国黄帝至夏朝历史，也就在中国无物可证。因此，疑古學家就盲目自悲的用“怀疑一切”的“洋教条”否定中国上古历史！甚至连殷商甲骨文和青铜器也不顾。相反，却对洋人的“神话学”、“上古落后论”、“社会进化论”，这样一些小对大错的东西盲目崇拜。疑古学家就是这样颠倒是非，自己把自己搞糊涂了。　　

                                    （四）　　

    还必须指出的是：不仅疑古学家、神话学家没有想到：“外国”历史学家原本都是中国上古诸侯国的子孙；事实上，整个史学界也没有发现这一问题。这就是说，不论“外国”历史学家多么“伟大”，也不论他们多么能思考，多么能写作。因他们读不懂，有的根本没有读过中国上古经典。所以“外国”历史学家不知其祖先是在中国历史走过了2600年之后，才写了一些追溯历史的“回忆录”式的古籍。所以“外国”最古典籍是在中国历史上的“诸子百家，百家争鸣”时写成的，没有一部能超出“春秋战国”这个时间范围。　　

    所以说，“外国”历史学家根本不了解他们真实的上古历史！因为，他们的根在中国，祖谱和最古典籍在中国！发现这一客观史实极其重要。可以说，我们从此就没有被“外国伟人”泰山压顶的精神负担了！事实上，外国历史学家，或外国研究历史方面的最了不起的“伟人”；其实，在中国历史学家面前都没有什么值得吹噓的地方！因为，他们一谈到人类的上古历史就是一片朦胧和空白，最多只能找到2400年前的资料作为参考！　　

    而这些东西都是中国历史走过了2600年之后的东周时代，中国政府管束不了诸侯国人之后，诸侯国人写的追溯历史的“回忆录”。这就是说，这些东西既不是记载人类历史的真正元典，也不是人类系统的历史文献。如果外国历史学家仅凭后人为了填补历史空白，东拼西凑写的这些“追忆”历史的“史书”来研究人类上古历史，那他就找不到南北，弄不清历史真相！　　

    我们看到既使世界上一致公认的第一流的“伟人”——马克思、恩格斯、摩尔根；他们因为从来没有读过中国上古历史文献，也不了解上古伟大、先进、占主要地位的“巨石文化”；而仅凭上古那些微不足道的落后的“细石文化”和近代印第安人的沒落文化，就在《古代社会》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把人类的上古历史猜想成“蒙昧的”、“野蛮的”、落后的历史。而“伟人”的这种对上古历史一知半解的片面理论，只能解释上古矮小人种使用的落后的“细石文物”；相反，对上古同时存在的巨人族创建的先进的“巨石文化”，“伟人”一无所知，一巧不通，而这样的水平怎能成为人师呢?　　

    研究了这些问题，现在我们应当明白，从客观上来说，上古“巨石文化”的存在，既表明了人类文化曾经倒退过的事实，同时，这一物证也是我们批判那些只顾“细石文化”，不管“巨石文化”研究人类上古历史的正统历史学家和“伟人”错误思想的锐利武器！　　

    尽管“伟人”很有自知之明，总是扬长避短，不提“巨石文化”和金字塔这样的历史文物和难题。但既便如此，只要金字塔等“巨石文物”存在，“伟人”的上古历史“神话说”、“落后论”，就会暴露出虛伪的小对大错的本来面目！所以我们根据“巨石文物”可以断定，“伟人”在上古历史研究中确实犯有严重的错误，这是不用再怀疑的客观事实！　　

九：《胡远鹏、苏三预言世界史必须重写》　　

                                     　　

                                       （一）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下面是我研究了22年的学术成果！博主恭侯你们光临、阅读、支持和批评！　　

    胡远鹏先生是中国研究《山海经》的杰出学者之一。他在1993年写的《“山海经”及其研究》一文中，曾英明的预见到《山海经》研究的最终结果必“将引发一场世界史的革命乃至重修世界史”。我们看到，他先知先觉的主要观点是：　　

        《山海经》的研究，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到今天，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　　

    意义，那就是，《山海经》不仅可以证明中国上古历史的发展，地理的沿革，文　　

    字的发展，神话的产生等等，而且，通过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最新的研究成果表　　

    明，它还可以证明世界历史的起点，世界地理的变迁，世界文字的演变，世界宗　　

    教的源头等等。质言之，《山海经》不仅是一部记述中国上古时代历史地理各方　　

    面情况的书，而且是一部记载世界上古时代历史地理各方面情况的著作。《山海　　

    经》研究的最终成果，它也许将引发一场世界史的革命乃至重修世界史（44）。　　

我们还看到，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预言，是11年之后，即2004年，由苏三先生研究《圣经》发现中国文化是从埃及和西亚迁徙过来的。据于这一发现，她在《向东向东再向东——“圣经”与夏商周文明起源》一书的“自序”中是这样阐释她的预言和研究成果的：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十分幸运的时代，它不断开阔我们的眼界，使我们有生　　

    之年可以认识到更多上帝那美丽奇妙的创作秘密。　　

        但同时我们也是遗憾的，几百年前的问号依然挂在每个人的心里：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我将到哪里去？这些问题不仅属于生物学，而且属于“地理学”和　　

    历史学。在相对了解人类的地理位置之后，我必须说，我们有关人类历史的知识　　

    浅薄得与我们这个时代是如此不相配。许多荒谬错误的信息充斥在我们的社会，　　

    很少一部分可能是故意人为的，但绝大多数的荒谬与错误是无奈的，因为历史需　　

    要考古资料，历史需要文献，而人类具有语言的时间却远远短于人类生存的时间，　　

    更何况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留下记录的习惯——谁会知道他们的用途呢？所以无论　　

    怎样的高科技实际上都无能为力于一份理想的历史资料收集。这就是我们一直面　　

    临的难题。但也正是因为这个挑战，它才留给我们当代人一个机遇：历史大发现　　

    很可能将出现在本世纪。　　

        科技条件与前所未有的社会开放，以及人类总体的考古积累，都给我们创造　　

    了历史大发现的便利条件，历史学的新局面假如不是今天会是何时呢！至于读者，　　

    所需要的只是当初人类承认“日心说”替代“地心说”的脑筋急转弯（45）。　　

这俩位代表时代最强音的杰出学者，他们研究《山海经》、《圣经》的重要成果，不仅开拓了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学研究的新途径，还为我们解放思想作出了贡献。可以说，他们研究上古历史的成果，已经登上了现阶段历史研究的新高峰！他们站在高山上看到和预见到，我们对《山海经》、《圣经》的深入研究必然会引发一场世界史的革命，乃至重修世界史！这可谓，很准确、很科学、很智慧的预言！也可以说，这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大发现！但最重要的是，这些科学预言在他们的文章和书籍发表两年和十三年之后，就被我的新成果证实了！　　

                                 （二） 　　

    但为什么历史大发现只能出现在现在中国，而不是出现在科学最发达的美国呢？这是因为中国曾经是上古世界的宗祖国，以及文化中心——国都所在地，同时，又是上古世界文献典籍的中集地，所以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早、最重要和最丰富的上古历史原典，由于中国人具有这一优越条件，并且我们现在又处在一个“幸运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开放时代”，现在政府又出题目让学者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寻找黄帝工程”。而这些问题，正是过去历史学家不敢涉足的禁区。可以说，“起源”问题，过去一直是中华文明的最敏感的问题。　　

    并且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事实是，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汉译著作了解埃及历史和世界历史，还可以通过电脑、电视和光碟等科技手段直接了解世界各地的考古信息和历史文化遗产。这就给我们创造了用中外文献文物进行比较研究中外历史的科学条件，从而使我们可以达到历史大发现的目的。　　

    然而，十分遗憾的是，尽管德国学者基尔什尔早在1654年就在《埃及迷解》和《中国图说》两书中准确的猜想到了“中华文化起源埃及”的史实，也尽管外国学者拥有十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充足的研究经费，但外国学者为什么不能用确凿的物证来证明基尔什尔假说的正确性呢？为什么他们不能真正完成历史大发现的研究工作呢？他们还缺少什么东西呢？我们究其原因，发现外国学者致命的弱点是，他们因为语言障碍，根本读不懂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因而历史知识就成了他们的奇缺要素。在这种孤掌难鸣的处境里，外国学者既使有翻天覆地的才华，也是无济于事的！　　

    因为他们不懂中国历史，既使外国出土的与中国文献相映的历史文物就摆在他们面前，也无法真正释读它。因为如此，外国学者也就不可能用中埃两国文献文物来做认真细致的比较研究，这样就限定了他们的智慧，捆住了他们的手脚，他们的研究也就得不到中埃两国文献文物的支持和帮助，所以外国学者也就不可能取得历史大发现的最关键的科学成果。这样一来，外国历史學家也就与历史大发现无缘了！　　

    这一事实说明了，上古历史研究不是外国学者的强项。因为他们缺乏中华文化的熏陶，根本找不到文献史料作参考。所以別说140年前的摩尔根和恩格斯这样的“伟人”，在历史和科学的双重局限下，对中埃兩国文献文物都不了解。在这种缺乏上古历史最重要、最基本的知识的情况下，这就注定外国“伟人”和学者，不可能在历史研究方面，也做一个叱咤风云的“伟人”。尽管他们也想在这个方面努力一把，并且他们还真的搞出了一部著作，但他们狭隘的理论，想象多于事实，虛构多于科学；抓住一些鸡毛蒜皮的“细石文物”证据，不顾“巨石文化”存在的客观真理；一叶障目，不识泰山；这种糟糕的理论，只能是小对大错的理论！故“伟人”在历史研究方面不仅“伟大”不起来，相反，还犯有严重的错误。如果我们今天还认识不了这些基本事实，那就说明我们的奴隶思想还很严重，我们的史学成果离真理还相差很远！事实上，既使我们误夸“伟人”，“伟人”对解决上古历史问题也无能为力！相反，不实之辞和盲目崇拜，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有百害而无一益！　　

    　　

十：《“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是真理》　　

                                      （一）　　

        我们现在可以说，关于中国上古历史文化的起源问题，主要是“国都帝陵”建于那里的问题；同时，也是司馬迁对这个问题的错误认识问题。对于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清末民初，我国史学界曾经进行过一次大讨论。柳诒徵先生研究过这个问题，发现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化西来说”可信。他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说：如刘师培在《中国历史教科书·遗书》，刘光汉在《华夏篇》、《思故国篇》，黄节之在《立国篇》，章太炎在《种姓篇》，陈汉章在《中国通史》，蒋观云在《中国人种考》，丁谦在《中国人种从来考》等文章和书籍中都有这种论述。　　

    几十年过去了，“起源”和“黄帝”问题，由于前人在论述中的证据不足，所以现在它还是悬在中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心中沒有解决的基本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又有一些严肃认真的学者重新研究了这个问题。如芮传明、余太山先生在《中西纹饰比较》；苏三先生在《向东向东再向东——“圣经”与夏商周文明起源》，宫玉海先生在《“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山海经”关于金字塔的记載》；郑刚先生在《中国人的命运》；黄柏宁先生在《“山海经”考》；陈宣红先生在《“山海经”与中华文化·从“山海经”看大禹和埃及金字塔》；1996年北京大学和《科技智囊》杂志社组成的易学课题组，在《河图·洛书·易经与金字塔——一项千古之谜的重大突破进程》等文章和书籍中都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发现“西来说”可信。　　

    虽然这些学者都认为中国文化“西来说”可信，但是，确凿的物证在那里呢？由于学者们的研究方法不当，理论建立于对文献的研究和猜想之上，所以他们解决不了关键的物证问题。这就使真理的光辉很快就暗淡下去，人们不得不重新缩了回来。这就使我们再次看到司马迁提出来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巨大束缚力，它使挑战者重新碰得焦头烂额！就这样，“伟人”的错误理论坚如磐石，再次显示了不可战胜的力量。　　

    由于挑战者一次次的失败，司马迁一次次的胜利，这就大大加重了《史记》错误理论的法码，无形中使司马迁的错误理论成了不用验证的客观“真理”和一致公认的“科学”！并为中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推崇备至，奉为经典，迷信不矣！　　

    然而，中国文化究竟起源于那里呢？历史真相究竟怎样呢？其实《史记》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相反还把这个问题搞得更加混乱和迷茫了。因此国务院不得不在2000年启动了“两个工程”来解决这些千古之谜。其中一个工程名叫：“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另一个工程名叫：“寻找黄帝工程”。国家想通过对这两个课题的研究，彻底解决“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和“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这对争论了350年的尖锐矛盾。因为我国现在的经济条件和政治环境都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国家有能力，有决心，在我们手中实事求是的解决这两个难题！因为这两个难题不解决，很多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问题都无法解决。　　

                                  （二）　　

    今天，我们从古今中外众多研究中国文化起源的观点来看，除了2100年前司马迁提出了“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之外。其实在350年前，德国基尔什尔还提出过：“中华文明埃及起源说”，后来还有外国汉学家提出过：“中华文明巴比伦起源说”、“印度起源说”等等。在这些对立学说中，显然不可能熊掌鱼翅兼得，统统都是真理，必有一方是谬误。然而，谁是真理？谁是谬误呢？最关键的是，物证在那里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学者缺乏认真的探讨研究。可以说，我国学者长期受《史记》的熏陶，对司马迁的理论“情有独衷”，所以我们的“深厚感情”和思想基础都是建立在司马迁的理论和境界之上的。这就无形中用朴素“情绩”代替了检验，用“想象”代替了物证！面对中外历史学家提出的这些矛盾的观点，我从中埃两国遗留的文献文物和古文字吻合的事实上发现，中国上古历史文化确实是由西向东发展而来的。因为中埃两国种种相同的文化，埃及的总是早于中国的。这就说明了一个客观事实：即各种“中国文化西来说”都有一定的证据和道理。但唯有“中华文明埃及起源说”，最客观、最真实、最科学！它从根本上揭示了中国上古历史发源、发展、变化的事实和真相！　　

    我们知道，上古历史早已随风而去，史实早已沉定如泥，我们根本无法再改变它，自然也就用不着我们去歪曲它、否定它。这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其实只有一个任务和目的，那就是尽可能把破碎的历史资料拼斗还原成真实的历史，使人们了解历史发展的事实真相和科学规律。如果我们参杂自己的感情去臆断或猜测历史，那不仅对正确认识历史无济于事，往往还会使自己和他人都犯错误。　　

    所以我们研究上古历史的最佳、最科学的方法，那就是将中埃两国文献文物，以及图画和象形文字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这也就是说，研究上古历史的根据，主要就在中埃两国文献文物，以及图画和象形文字之中。　　

    但我声明一点，我是个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从小接受追求真理、追求科学的教育。但是，我们在具体的研究中埃两国上古历史时，怎样才能摆正“爱国”、“科学”、“真理”，这三者的关系呢？对于这三个问题，我认为，三者不是矛盾的，而是和谐统一的。因为崇尚“科学”，追求“真理”，那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如果“真理”和“科学”都不要了，满嘴都是瞎编乱造的胡说八道的假话，那种人肯定是不学无术的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学术骗子！　　

    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国上古历史问题时，关键是要尽力找到中国上古文献明确记載的中国上古历史文物，以证明黄帝、炎帝、雷祖、颛顼、喾、尧、舜、禹，以及诸帝建立的古都和帝陵在哪里。如果不找到这种确凿的主要的巨大的物证，那我们研究“两个工程”，可能就是不切实际的主观愿望。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事实上，我国考古学家在我国境内，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件黃帝至夏朝的确凿文物存在，以证明黃帝至夏朝的这段历史是在中国起源和发展的！　　

   　　

　　

                                   （三）　　

    然而，黄帝至夏朝的物证到底在那里呢？学者们前仆后继的用传统方法研究这个问题却得不到解决，这就使我国学者陷入了困境之中。同时，这就使我不能不想到“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既然我们在我国找不到黄帝至夏朝的文物，既然中外学者说：中国文化是从埃及、巴比伦，或印度迁徙过来的。那我们为什么不用中外文献文物和古文字证据验证一下这一理论是否正确呢？　　

    当然，在这里我们切不可动不动就用“卖国主义”的“帽子”吓人。如果我们连这一点起码的“雅量”和“公正”都没有，还搞什么研究工作呢？《史記》记载的黃帝至夏朝的历史问题还怎么研究解决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因为考古学家在我国找不到黃帝至夏朝的确凿物证，这就使我国疑古学家、神话学家理直气壮的将中国这段上古历史当成神话来否定！但问题怪就怪在这里，这种彻头彻尾的唯心史观，却没有人敢说疑古学家、神话学家是“骗子”、是“买国贼”！为什么这么怪呢？因为“神话学”是马克思奠基的啊！谁敢反对“伟人”呢？　　

    就在这种混乱迷茫的学术困境中，我打破常规，独辟蹊径，用中埃两国文献文物和古文字进行了比较研究，这就发现了中国上古历史，并非《史記》记载的都是在中国本土起源和发展起来的历史。因为诸多确凿的物证告诉我们：中国上古文献记载的诸多历史文物，在中国找不到，却在埃及发现了，这就可以证明埃及上古文明史，其实就是中国上古古人开创的文明史；中国文明史是从埃及发源，发展，并经过以色列、巴比伦、印度迁徙到中国来的文明史！　　

    但是，外国学者在350年前提出了“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这一客观真理之后，我国历史学家开始完全不知，后来知道了，大多数学者既不相信，也不研究，更不承认。相反，却盲目而愚蠢的反对。这不仅影响了真理的成长和传播，也助长了愚昧和谬误！　　

    我真不敢相信，我国历史学家怎么会堕落到如此昏庸的地步！你看疑古学家说的：中国上古历史是层累地造成的伪史，中国上古古籍是秦汉古人伪造的古书。神话学家说的：中国上古历史是虚无飘渺的神话！这些受“洋人”唆教而兴起的彻头彻尾的伪科学，却无人反对，相反还受到吹捧。然而，外国学者说：中国上古历史是真实的，是起源于埃及的，埃及的金字塔、神庙、方尖碑、石巨人是中国古人建筑的，我国历史学家却盲目的反对！　　

                                （四）　　

    这表现了我国历史学家怎样一种愚蠢的混蛋心态呢？我们可以想想一下，这是否是一种被“八国联军”打怕的懦弱心态？是否是一种被司马迁的“本土起源说”画地为牢束缚了的心态？还是毛泽东说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斗争心态？还是这三种心态交织在一起的怪物呢？　　

    我认为，不论是那种错误心态，那都是糟糕的心态。因为不承认事实和真理，这是最愚蠢、最可悲、最不科学、最没有出息的表现！具有这种心态的学者，既使面对祖先曾建都筑陵于埃及的事实，以及创立伟大的金字塔文化、宏伟的神庙文化、高大的巨石人和方尖碑文化、以及图画和象形文字文化的诸多事实，都不敢承认和接受！　　

    老实说，我怎么也想不通，面对史实，承认真理，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不利？有什么可耻？有那句话不爱国？有那里不科学呢？相反而言，我们学习科学、追求真理，最终都要落实到一点上，那就是面对和承认史实！如果一个伟大而悠久的民族，退化到连史实和真理，故乡和祖先都不敢承认的地步，这个民族还有存在的价值和立国的意义吗？还经得起敌人的攻击和战火的考验吗？还对得起我们伟大的祖先和我们的子孙吗？　　

    实际上，我们勇敢的面对客观历史，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这更能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集力，更能增加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更能使我们认识自己祖先的伟大智慧和力量！可以说，面对和承认中埃两国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这可以驱除我们心中的迷茫，纠正前人的失误，竖立我们追求科学和真理的信心！　　

    因为，“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这一历史事实，在《云及七籤》、《山海经》、《易经》、《尚书》、《诗经》、《海内十洲记》、《国语》、《左传》、《史记》、《淮南子》等等中国历史元典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只是司馬迁同志主观的狭隘的臆断了中国上古历史的变迁，误认中国上古历史文化是本土起源的。　　

    后来的历代史家都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这就将中埃两国上古历史的有机联系人为的割断了，唯心的根据现在的《世界地图》上划分的国界去判断上古中国的历史地理，误认现在中国行政区就是中国上古古帝统治的地方；埃及行政区就是埃及上古古帝统治的地方，中埃上古完全是两个不同古帝统治的国家。由于中埃两国学者都有这种错误思想，因而都孤立的研究本国历史，没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用中埃两国文献文物和古文字作严肃认真的比较研究。　　

    看到这样一个十分糟糕的史学现状，我在病贫的困境中牺牲家庭和个人的幸福，22年来一直坚持不懈的研究著述，孤独的用家庭微薄的财力，圆满而科学的完成了国家启动的“两个工程”。　　

    这就使人们不能不问了，我研究的成果为什么可以说是“圆满而科学”的呢？这是因为真实的中国上古历史是可以用文献文物和古文字反复验证的历史；不能用文献文物和古文字反复验证的历史，是臆断的不科学不真实的历史！而我对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学的贡献，就在于用中埃两国文献文物和古文字进行了祥细的比较研究，并验证和证实了“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是主观谬误，“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是客观真理！而这一点，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位学者能够做到！　　

    　　

十一： 《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学革命》　　

                                       （一）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下面是我研究了22年的学术成果！博主恭侯你们光临、阅读、支持和批评！　　

    我们知道，中国上古历史文化的核心问题，是“起源问题”；司马迁《史记》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就是我国政府在2000年已经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寻找黄帝工程”，所要研究和解决的千古之谜。同时，这也是我这套《世界上古历史学革命》丛书所要研究和证明的问题。　　

    这套《世界上古历史学革命》丛书，是一套用二十二年心血，象蚂蚁啃骨头一样，久经病贫磨难，并曾丢失重写的一套宏伟丛书！从客观上来讲，它不是提出什么新的“假說”，而是用早已存在的各种证据，即古今中外文献文物，以及图画和象形文字等多重学科的证据来验证，人们早就提出来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和“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这对矛盾谁是真理，谁是谬误的科研工作。　　

    虽然前人早已研究过这些问题，但由于前人长期受司馬迁《史记》的错误影响，因而绝大多数史学家都站在“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立场上，看待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问题，这就对真实的历史事实反而无人问津。这样一来，我们就把历史的是非颠倒了，把中埃两国各种吻合的证据割裂了，很多重大历史问题被搞得一塌糊涂，面目全非。因此，这就需要我们思想解放、理论创新、学术革命，重新研究和认识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起源问题，还历史本来的面目！　　

    我在本书中使用的方法，主要是用一目了然的文献文物和古文字直接比较研究的方法。在书中我用了大量的中国历史文献，证明了埃及历史文物是中国古人创造的事实！同时，又用了大量的埃及历史文物，反证了中国历史文献的真实性。这种上图下文的比较研究方法，颇象给埃及历史文物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找一篇篇的“说明书”，并用我的语言把中埃兩国文献文物连接起来，使人们像读“连环图”一样明白易懂。　　

    这样有的放矢的比较研究，很容易就使中埃两国文献文物和古文字吻合了。而这正是正统史家在“情绪”支配下没有思考，缺乏研究的空白地方。而中埃两国文献文物和古文字的吻合，这就确凿的证明了：埃及上古历史文化，是中国上古古人开创的文化；中国上古历史文化，确实是从埃及起源、发展、迁徙过来的文化。总之，诸多证据表明中埃两国上古历史文化是同根共源的关系！　　

    可以说，这一研究成果，使孔子、屈原在2500年前研究了的中国上古历史文化的起源问题，以及后来司马迁在《史記》中提出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基尔什尔在《埃及迷解》、《中国图說》中提出的“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等问题，得到了中埃兩国文献文物和古文字等多重证据的证明和解决。　　

    但十分遗憾的是，中埃兩国一一吻合的文献文物和古文字证据表明，历史事实恰恰与司马迁先生提出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定论”相反！而出人意料的是，与基尔什尔的“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吻合！这就证明了司馬迁的理论是主观谬误，基尔什尔的理论是客观真理！　　

    这就是我经过二十二年努力，用古今中外一点一滴的破碎史料，拼合还原的一个重大的石破天惊的学术成果，这个学术成果展现出一个十分惊人的事实：即中埃两国上古原本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历史也是同一段历史！古帝也是同一些古帝！这就是说，中国上古历史中的黄帝至商朝，这二千年的中国国都和帝陵是建在埃及的！而现在的中国，在上古时代则是古籍记载的“東夷”。这就用中埃两国文献文物和古文字等多重证据，科学的解决了我国政府在本世纪初启动研究的两个重大学术工程。　　

                                   （二）　　

    如果要我细说这二十二年写的这套解谜丛书，可以说，我不仅用中埃两国文献文物、图画和象形文字作了祥细的比较研究；同时，还用《山海经》、《易经》、《尚书》、《诗经》、《左传》、《史记》，与埃及纸草书——《伊浦味陈词》，希罗多德的《历史》，犹太人的《圣经》，伊拉克人的《苏美尔王表》，印度人的《佛经》等等中外最重要的古典文献反复作了比较研究。从而发现这些经典古籍总有一些相同和吻合的地方。　　

    研究时间长了，我又发现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虽有文献记载，但还有一半历史缺乏最过硬的帝陵文物的支持。所以疑古学家和神话学家才敢不顾文献证据，否定中国上古历史的存在。尽管考古学家发现了商周甲骨文、青铜器，证明了商周两代确实存在过。　　

    但是，还有两个最重要、最基本的历史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黃帝至夏代的确凿的考古物证在那里呢？以及黃帝至商周，还有秦献公之前的，这2700年来的千百个中国古帝和诸侯的真正陵墓又在那里呢？而这些至关重要的物证，却在中国考古学上还是一片空白。关于这些重大的历史学和考古学上的问题，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中曾明确的写道：　　

        我以为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像别的古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　　

    （46）。（又说）：我虽姓夏，也很关心夏文化问题，但作为一个保守的考古工作者，我认为夏文　　

    化的探索，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47）。　　

由于中国上古历史上的这两个最重要的关键问题，尚未得到考古学家在中国发现的文物证据的证明，从而导致了中国历史學家、疑古学家和神话学家对这段中国上古历史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十分混乱的局面。而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正是历史學界和考古學界必须彻底解决的最关键的历史难题。　　

    这样认真的思考了中国上古历史学中的实际问题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记载中国上古历史的文献基本上都有了。但关键是我们怎样理解文献才正确！这就是说，文献记载的那些上古历史事件究竟是发生在什么地方的呢？是在上古中国发生的？还是在遥远的上古埃及、上古耶路撒冷、上古巴比伦发生的呢？其次是，在什么时候？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改朝换代？导致了历史和国都的变迁呢？　　

    我们可以想到，假如中国上古历史确实就像司馬迁猜想的那样，都是在中国本土连续发生的，而不是从“外国”迁徙过来的。那么与中国上古历史文献相吻合的中国上古历史文物，考古学家就应当在中国找到，而不该失缺！　　

    但极其遗憾的是，《云笈七籤》、《山海经》、《易经》、《尚书》、《诗经》、《史記》等文献明确记载的黃帝至夏朝，这1500年来的确凿的中国上古历史文物，在中国一件也没有发现。同时，黃帝至周朝，这2700年来的，三百三十个中国上古古帝的真正陵墓在中国也一座没有找到（指地下发现的考古学上的文物证据）。　　

    相反，假如中国上古历史是在埃及发生的，那么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中国失缺的黄帝至夏朝的历史文物，就应当在埃及找到。带着这种正确的理念，我用中埃两国文献文物和古文字等，反复进行了无数次比较研究，终于发现了中国上古历史确实是发生于埃及的！因为，在埃及出土了许许多多中国古典文献明确记载的划时代的，标志性的，黃帝至夏商时期的中国上古历史文物！　　

   　　

   　　

                                       （三）　　

        在长期的研究中，我用中埃两国文献文物和古文字等多重证据，做了反复的多方面的比较研究，发现和证明了：黄帝、炎帝、雷祖、颛顼、喾、尧、舜、禹、启、太康、夏桀等著名的中国上古古帝的国都帝陵是建于埃及孟菲斯的。　　

    我们看到中国历史文献对这些著名古帝多有记载，孔子、屈原、司馬迁以来的历史学家都对他们作了一定范围的研究。但我国考古学家却在我国至今没有找到一点真实的文物可以证明他们曾经确实在中国存在过！因此，我国历史学家对这段上古历史产生了很多争议和错误的认识。于是人们就要问：学者们在研究中国上古历史问题上，为什么会产生尖锐的矛盾，以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错误观念呢？　　

    关于这个复杂的历史问题，关于这个由许多疑难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千古之谜。不论那种说法，都说明其中必有很多被忽视的历史原因遮住了人们的眼睛。但这里必定有一种主要的历史原因起着主导作用。而这种主要的历史原因是什么呢？我经过长期研究，逐步发现那就是战争。战争是种种历史问题产生的总根源。　　

    因为，战争首先引起阶级的变化，接着是国都、疆域和统治阶级管辖范围的变化，其次是统治阶级信仰和崇拜物，以及国名、人名、地名、物名、山名、水名的变更。这就是历来改朝换代最为显著的规律。由于五千年来，这种变化反复更替，使中国上古历史一而再，再而三的面目全非。这就把中国历史上那些“伟人”也搞糊涂了。而这一切的一切，“伟人”都不能亲眼目睹，只能从有限的典籍和文物上去认识和猜想过去的历史。但文献记载的古帝是真是假？他们的国都、疆域、城址、皇宫、帝陵、祖庙、九鼎、河洛等等在那里呢？　　

    由于历史的更替、疆域的变化、国都的迁移、文献的残缺和不同，以及文物遗留在遥远的故乡等等原因。这就造成了古代“伟人”的糊涂观念和矛盾心理，错误也就产生了！　　

    如春秋时期的孔子，他就研究过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我们从文献中看到，他的弟子在《论语·八佾》中说：“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正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正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正之矣’”。孔子说：“杞宋不足正”。而“杞宋”的祖先“夏商”，离孔子就更远了，自然就更“不足正”了。为什么“杞宋不足正”呢？孔子认为这是因为“文献不足”造成的。这虽然没有说到问题的关键所在，但孔子说他证明不了夏商历史，这还是很坦率的。　　

    又过了一两百年，战国时期的屈原，他从中国古典文献中了解到中国上古历史，但是，这段上古历史究竟是在那里发生的呢？他更搞不清楚，于是他就提出了180个问题。他问道：中国上古历史是从那里起源的？后来是怎样发展变迁的？故国在那里？故都遗物还可见？祖宗安息的帝陵还存在？祖宗的神庙还有踪影？祖宗养的巨大的龙到那里去了？这样的思古之幽情，在他笔下油然而生。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天问》中的一部分主要内容。　　

                                   （四）　　

    但“中国文化起源问题”和“黄帝问题”，关键是司马迁的问题。尽管司马迁主观上很想实事求是的解决这两个问题，完成他父亲的遗愿，故在汉武帝统治的中国做了二十来次考察研究。但我们应当知道，他的这种努力，也只能了解到秦献公于公元前373年之后，这段在中国建都立国所遗之历史文物！而这之前的中国历史都是在“外国”发生的。所以在2100年前，“伟人”只能凭单方面的文献资料加唯心的推测写完《史记》中的上古部分的章节。　　

    这就是说，孔子、屈原、司马迁，这三位“伟人”，都因历史和科学的局限，都因未亲身参加历史上的“西周迁都”、“平王东迁”和“秦公东征”，这三次跨国跨洲的历史大变迁，故不知中国上古国都在地理上曾发生过怎样巨大的历史性变迁！　　

    由于三位“伟人”远离了“炎黄”古帝的时代，远离了“炎黄”古帝的故国，未见过古典文献记载的黃帝至夏商的历史文物在埃及的事实！如故都、皇陵、祖庙等等。就这样，他们无法将中埃兩国文献文物进行比较研究。自然他们的学术成果也就无法得到物证的支持。所以他们只能凭单方面的文献去推测过去的历史，这种推论究竟对错也无法得到验证。在2100年前，他们唯一的研究办法就是努力的去读、去想、去写。但他们读的文献是否正确理解了？想法是否符合真实历史？写的东西是否正确？这些最关键的问题，在他们那个时代都无法得到验证！其次是，古代“伟人”一柱顶天，没有对立面，没有讨论问题的基本条件，故司马迁的错误才得以长期流传！　　

    现在，我们从中埃两国文献文物和古文字完全相同的事实上可以看到，客观的一分为二的说，《史记》即有正确的一面，同时又有错误的一面。《史记》伟大的地方是：系统的记载了黄帝至汉代，这三千年来的中国上古历史，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并从秦献公建都中国咸阳至汉武帝，这段历史都基本上记载得非常正确，而且文笔十分优美。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称道和敬重的地方！但是，司马迁把秦献公以上的历代中国古帝在“外国”的埃及、以色列、巴比伦建都筑陵的历史，统统误认在现在中国土生土長的历史。这就犯了移栽历史地理的重大错误。　　

    而这些都不是古代“伟人”不努力，也非智慧有问题。关键是受到当时的国际环境、科学条件和文物资料的制约和局限，束缚了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力。这就是说，在2100年前的科学和历史条件下，他们不可能真正完成一部跨时空，跨国界，并且又缺乏物证证明的具有完全科学意义的历史著作。　　

    再从历史上来看：司马迁少年得志，在他父亲的熏陶下想完成他父亲的未竟事业，写一部完整而系统的中国历史著作。于是跟着其父在汉武帝统治的中国考察了20余次。经过这种知识积累，他信心足了，没有把孔子、屈原的忠告放在眼里。他凭着自信、智慧、丰富的文献资料、道听途说的传闻和妙笔生花的散文笔调写完了著名的“一家之言”——《史记》。　　

    司馬迁还在《报任安书》中自豪的宣称，他要把《史记》写成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好书。当然，这是他具有大智慧、大写作才能，并尽了最大努力的良好愿望。但具有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兩千年前，他所处的时代既打不破国界的限制，“出国去考察”，又缺乏文物和科技资料佐证。在历史和科学条件的制约下，他想“通古今之变”，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他只能凭借单方面的文献史料加聪明才智写完《史记》。　　

    而这恰恰开了用单方面的文献资料，加唯心的推测，撰著中国上古历史的最坏之头。从此之后，《史记》害得他以后的历代中国历史学家都在他的谬误中打转。这就是说，司马迁误导和坑害了2100年来的历代中国历史学家。　　

　　

                                    （五）　　

    读到这里，人们肯定要批我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如此胆大妄为的批判一代“史圣”——司马迁老先生。因此，人们就要严厉的责问我：《史记》的错误究竟在那里呢？　　

    如果要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那就是，作为一部具有科学意义的史书，不仅需要叙史正确，而且还要正确的叙述古国古都的地理位置。如果张冠李戴，移栽地理，就会把历史地理弄得牛头不对马嘴。而司马迁恰恰就犯了这样一个致命的大错误！这就是说，他第一个把秦献公以上的中国古帝建都筑陵于埃及、耶路撒冷、巴比伦的历史，统统说成在“中国土生土長”的历史。而这就是他“一家”提出来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错误要害。　　

    我们看到虽然司马迁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具体内容，但《史记》的字里行间却弥漫了这种错误思想，它不仅对中国上古历史研究造成了巨大的誤导和危害，同时，也对世界上古历史研究造成了巨大的誤导和危害。例如，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紀》结尾中说道：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尚书》独載尧以来；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驯，荐紳先生难言　　

    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東漸于海，　　

    南浮江淮矣，至长者皆各往往称黃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　　

    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虛（49）。　　

司馬迁在这段纲领性的错话中，说他多次遊历了汉武帝统治的中国，这大致即我们现在地图上所看到的中国，他并从“长者”那里听到这里曾经是“黃帝、尧、舜”居住过的地方。而这就是司馬迁“周遊列国”盗听途说得来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最重要的根据。但极其糟糕的是，后人顾及司馬迁的伟大名声，误认他的假说是无需验证的客观“真理”！因此，没有人去做那种看似愚蠢的验证工作。在这种唯“伟人”之说是从的思想支配下，也就没有史家去验证《史記》的对错。尤其在外国学者于350年前提出了“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之后，也沒有触使中国历史学家重新思考和研究司馬迁的假说是否正确。相反，不少历史学家带着“情绪”，把“洋鬼子”的正确假说当做“谬误”进行批判。　　

    现在，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过去在探讨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上，以往的历史学家实在太不明智了。他们带着传统偏见，像着魔的宗教信徒，对司马迁的错误假说坚信不移。更糟糕的是，他们不加全面研究，就把司馬迁的错误也当成“真理”肯定下来，并写进教課书误导学生。尽管人们有了不少与司馬迁相反的观点，但却没有一个学者研究批判司馬迁的错误假说！　　

    由此可见，中国上古历史学上的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人们不了解《尚书》、《五帝德》、《帝系姓》、《春秋》、《国语》等古籍，并非中国古人在中国所著之典籍。而是中国古帝建都“外国”的埃及、耶路撒冷、巴比伦所著之文献。所以，这些古典文献记载的国名、地名、山名、水名，原本都在“外国”；后来中国古帝因战争而迁都，这些在“外国”写的文献，和这些“外国”的国名、地名、山名、水名，就随着迁徙的中国人带到了现在的中国。所以，这些文献典籍记载的种种中国历史事件原本都是在“外国”发生的。　　

                                       （六）　　

    可是，人们固执陈见，不明事理，盲目把《史记》中的种种错误也当成“真理”看待。其实，面对错综复杂的中国上古历史问题，在司馬迁那个时代光靠文献资料，加聪明的脑袋是不可能正确的解决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问题的。　　

    因为司馬迁生活的那个时代，既没有《世界历史学》、《世界地理学》，也无《考古学》等学科资料借鉴比较。更无现代通讯设备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遗址和文物。所以，孔子、屈原、司馬迁都无法得知古帝遗留在故乡——埃及的各个文化遗址中的文物信息。　　

    尤其遗憾的是，尽管《山海经》的主要內容，是记载黄帝至夏朝历代古帝在埃及建造金字塔陵墓葬身的“密典”，而且还配有埃及金字塔陵墓的图谱。并且晋朝的陶渊明、郭璞都见过这些“图”，还写过“图赞”。但司马迁读不懂文献记载和描绘的“山”和“图”，就是指黄帝至夏代祖先建筑于埃及的高大如山的金字塔帝陵。　　

    我们还看到《夏易》称埃及金字塔为“连山”和“三坟”，《尚书》称它《洪范》，而在《周易》里还有两幅描绘埃及金字塔的立体俯视图。人们称它：“河图洛书”。　　

    但因历史和科学的局限，孔子、屈原、司马迁都无法将《山海经》、《易經》、《尚书》记载的埃及金字塔图文和金字塔文物进行比较研究。这就使古代“伟人”无法读懂文献，认识真理。而我们又因《山海经》中的金字塔图在晉末失传了；以及受到司馬迁错误理论的影响。阴差阳错，中国历史学家始终无人将《山海经》、《易經》、《尚书》记载的图文，和埃及金字塔联系起来研究中国上古历史。就这样，我们也就发现不了真理！这就是司马迁和他以后的历代史家脱离文物研究文献造成的遗憾结果！　　

    我们还看到司马迁在《史記·大宛列传》中十分诚实的说：“《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49）。这就告诉我们，司马迁把《山海经》当成一部专门记载“鬼怪”的典籍看待。而他的这一思想，显然受到了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50）思想的影响。　　

    因此，《山海经》成了一部孔子、屈原、司马迁等古代“伟人”都读不懂，也不研究的文献。由于这个原因，“伟人”就不得不迴避《山海经》，才取“敬鬼神而远之”（51）的态度。久而久之，《山海经》就給人造成了一种荒诞不经的印象。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史学界才对《山海经》作了有限的初步的“平反昭雪”，恢复了“信史”的名誉。但既便如此，《山海经》和埃及金字塔，依然还是“中外”文献文物中的两个千古不解的历史之谜！尽管世界上有成千成万的学者在废寝忘食的苦苦探索它们，甚至一辈子都在这些课题中打转。但因中外学者无不把《山海经》和金字塔割裂开来进行研究，这就造成文献文物分离，研究资料孤立；就这样，中埃两国学者各敲各的锣，各打各的鼓，老死不相往来，都抱着自己研究的资料做片面的推测。这样一来，一个完整的研究课题就被拆成两个互无关联的谜案，自然中埃两国学者的思想就难于统一，这就使中埃两国学者都破译不了《山海经》和金字塔之谜！　　

　　

                                     （七）　　

        长期以来，我们用“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这一错误理论指导实践，结果使黄帝至夏朝的历史研究陷入了无证可考的神话之中，造成我们连《山海经》、《周易》、《尚书》，这种直接记载埃及金字塔一一中国夏帝陵墓的历史元典都读不懂的困境！　　

    而考古学家根据司马迁的假说，在中国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件黄帝至夏末的确凿文物可以证明这段真实的历史存在！而最糟糕的是，黄帝至周朝，这段2700年的中国上古历史中的三百三十位古帝的真正陵墓在那里？考古学家在中国至今也没有找到一座。这些极其重要的客观事实说明了什么问题呢？难道说明黄帝至夏末的中国上古历史根本不存在？是秦汉古人所伪造？还是说明黄帝至夏末的中国上古历史根本不是在中国发生的？而是起源于埃及的呢？　　

    我反反复复思考这些问题，如果按司馬迁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来研究中国上古历史，就无法在中国找到相印的黄帝至夏朝的文物证据。如果根据基尔什尔的“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来研究“两个工程”，那么中埃两国文献文物和古文字就能吻合得天衣无缝。因为我在埃及找到了《史记》明确记载的纪念“炎黄之战”的历史文物——《战场调色板》；纪念“黄帝蚩尤之战”的历史文物——《纳尔迈调色板》；纪念“黃帝娶雷祖”的历史文物——《纳尔迈权标头》的证明。同时，我在埃及还找到了《山海经》、《易经》、《诗经》、《史记》明确记载的“众帝台”、“息壤”、“积石山”、“河图洛书”、“茅山”、“后稷山”——即中国古帝在埃及建造的众多金字塔帝陵的证明。　　

    除此之外，我还用《山海经》记载的“古尸”和埃及“木乃伊”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山海经》记载的“奢比之尸”、“据比之尸”、“祖状之尸”、“夏耕之尸”、“女丑之尸”、“相顾之尸”、“王子夜之尸”、“（霝鬼）之尸”、“黄姖之尸”等等。其实就是今天在埃及发现的：“木乃伊”的古名。　　

    我还比较研究了中埃两国八个图画文字，发现这些极其珍贵的物证具有异曲同工，惟妙惟肖的相同性；同时，我还用260多个甲骨文、金文、篆字和埃及象形文字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中埃两国绝大多数象形文字如出一辙，但也有近似的！通过这些比较研究，可见中埃两国的图画和象形文字是同祖共源的血缘关系。但中埃两国相同，或相似的古字，埃及的总比中国的要早一二千年，甚至时间更长。这就说明了埃及图画和象形文字是中国甲骨文、金文、篆字的前身和源头。　　

    通过这些比较研究我发现，《山海经》确实是一部世界上最古老的最全面的记述世界历史地理的著作。然而，其主要内容和性质，即记载中国黄帝至夏末诸帝葬于埃及金字塔里的“葬经”。其中《山海经》记載的“众山”，即埃及金字塔文物群。禹领导建筑的“积石山”，即埃及胡夫大金字塔。后稷所建的“后稷山”，即希罗多德《历史》记载的“莫伊利斯金字塔”。《易经》记载的“河图洛书”，即埃及胡夫（禹）和孟卡拉（太康）金字塔，及其两个王族公墓的立体俯视图。埃及史中门农的金字塔，即中国炎帝的陵墓；埃及史中乔赛尔的金字塔，即中国尧帝的陵墓；埃及史中斯尼夫鲁的金字塔，即中国鲧帝的陵墓。　　

                                     （八）　　

    由于该丛书使用的比较研究方法正确，这就使中埃文献文物和古文字第一次得到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映证，从而使我们看到，埃及出土和出现的，这些中国历史文献明确记载的划时代的标志性的中国历史文物和古文字，它们确凿的证明了这样六个历史事实：第一，黄帝确实叫“轩辕”，他是5000年前的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第二，黄帝同时又是埃及第一代法老，名叫：“米恩”。第三，黄帝至夏商古帝统治的中国即埃及。第四，黄帝至夏帝的陵墓即埃及金字塔。第五，埃及上古文明，是中国上古古人开创的文明。第六，中国上古历史文化是从埃及迁徙过来的文化。　　

    这就告诉了我们真实的历史事实：即埃及确实是黄帝至夏商古人的故乡，中国人的根。同时，这也告诉了我们，埃及失缺的历史文献和突然中断的历史，确实在中国。这就是说，中国失踪的上古历史文物和文化，得到了埃及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文学、语言学、古文字学等多重学科资料的证明。　　

    其次，我们还用语言学和训诂学研究发现，《山海经》、《史记》和《圣经》是可以比较研究的。因为我研究发现《圣经》记载的“夏娃”，即《山海经》记载的“女娲”；《圣经》记载的“亚当”，即《史记》等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尧帝国号“陶唐”；《圣经》记载的“摩西”，即《山海经》记载的“后稷”；《圣经》记载的“耶和华”，即《史记》等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舜帝“重华”；《圣经》记载的“耶和华的伊甸园”，即《山海经》记载的“重华等古帝的金字塔陵园”。　　

    再就是，我还研究了印度佛教和中国道教。发现这两个宗教是从埃及“僧侶”和“祭司”发源来的一对孪生兄弟。这就是说，埃及“祭司”即中国“道士”的前身，埃及“僧侣”即印度“僧人”的前身。他们因在寺庙中的职业不同，而得名不同。再说印度佛教中的三位主神：“梵天”、“湿婆”、“毗湿奴”，其实就是纪念中国历史上的“黃帝”、“女娲”和“伏羲”。因为“梵天”和“轩辕”，“湿婆”和“女娲（锅）”，“毗湿奴”可反写为“奴湿毗”，“奴湿毗”和“伏羲”；这三名都是音训和标准的音译关系。还有印度佛教中的“梵天四面”，其实，就是中国历史中的“黄帝（轩辕）四面”。而且印度三神和中埃两国古帝都是头戴太阳皇冠的形像。如中国四川古墓和山东武梁祠石刻中的伏羲、女娲形像都是头顶太阳的形像；而黃帝的“黄”通“煌”、“皇”、“晃”、“光”诸字，也是指太阳。这一点，何新先生在《诸神的起源》，第22页，说得很清楚。故中印两国的太阳神文化，都是从埃及底比斯殷陵和神庙中流传岀来的文化。　　

    此外，我还用《山海经·大荒东经》等三篇文献记载的事物，与美洲玛雅、印加文化遺存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玛雅、印加文化，其实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太皞、羲和文化。　　

    我在这套丛书的最后一章，研究了具有八千年历史的“中国龙文化”。学术界对“龙”虽有研究，可是五花八门的说法不胜枚举，搅得我们头昏眼花，稀里糊涂！这种极端混乱的学术状况，使我们无所适从。从严肃的学术意义上来看，如此混乱的学术状态，说明了思想界大多数的学术观点是不求甚解，像盲人摸象一样的瞎猜。你看看，有说“龙”是神话、图腾、幻想的！有说“龙”的原型是龙卷风、云、雷、闪电、黄河、星象的！还有说“龙”的原型是蛇、鳄、蜥蜴和魚、蚌的；还有说“龙”的原型是马、牛、羊、猪、狗、鸡的！还有说“龙”的原型是飞机、火箭、人造飞船、外星人的航天器的；甚至还有人说：“龙”的原型是松树和男人阴茎的！其实，这些胡思乱想的东西，统统不是“龙”。　　

    而从文献文物反映的事实来看，中国上古古帝豢养和乘骑之“龙”，其实，主要是古生物学家“认定”早已绝灭的所谓“梁龙”、“雷龙”、“腕龙”之刁遗！这种巨大的两栖动物今天在非洲刚果泰莱湖一带还有不少！在世界各地发現的“水怪”，很可能即其后裔。所以古生物学家根据化石臆断：“恐龙在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彻底绝灭”的结论是错误的。我相信，在本世纪科学家的努力下，一定可以纠正这一错误。　　

总之，通过对这些历史和文化问题的深入研究，这就可以解开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历史和文化之谜。　　

　　

                              　　

                                  （九）　　

     由于这套宏伟丛书不仅在历史学方面对科学研究有卓越的贡献，同时，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重大发现。这就突破了以往历史学家就史论史的狭隘历史观和研究方法，第一次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研究历史了。古人云：“不谋万事者，不足以谋一事；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如果一位历史学家不研究地质史上的第四纪大冰期的兴亡变化问题；不研究世界大洪水和生物大绝灭的成因问题；不研究严寒的冰川气候使古人“巨型化”，以及后来的火山爆发产生的炎热气候又使巨人族逐渐缩矮的问题；不研究上古“巨石文物”为什么主要出现在地球0—30度之间的赤道热带上的问题；不研究“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的问题。那他不论是“伟人”，还是“学术权威”；不论是历史学家，还是什么教授，那他就不可能有宏大的历史观，那他就不可能有正确认识人类上古历史的能力，那他就不可能有从根本上解决“人类起源”问题的智慧！那他的研究只能在细枝末节上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修修补补的工作！而这样的历史学家是很难有出息的！对他们的研究也是没有指望的！　　

    我们现在从第四纪大冰期研究中知道，上个大周期循环，即上个大洪水、大绝灭、大灾变事件，已经离我们远去了12000年。由于岁月的流逝，朝代的更替，历史的久远，这次人间最恐怖的翻天覆地的大毁灭事件也就逐渐的被人类遗忘了，如果没有《云笈七签》、《淮南子》、《列子》、《海内十洲记》和《圣经》，以及柏拉图的记载，我们肯定不知道祖先曾经经历过那次最可怕的大劫难！　　

    我们通过对大冰期和大灾变的研究，可以认识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着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还可以使我们认识到，人类是大自然的孩子，在大自然中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人类社会犹如蚂蚁王国一样，是建立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的，人类社会不论发展到多么高级的阶段，也不论人类的智慧和科学技术发展到多么先进、多么尖端、多么伟大的程度，其实都是经不起大自然的惩罚的。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应当是：共存共荣，和谐利用的关系。因为自然条件好坏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有着直接和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它决定和制约人类社会的进退。聪明的人类应当顺应和利用自然，永远也別提那种狂妄而愚蠢的“战胜自然”的口号。因为自然是不可战胜的！　　

    可是战国时代，有个著名的思想家叫荀子，他夸大人的智慧和能力，提出了“人定胜天”的理论。这种理论充分强调人对大自然的主宰地位，把大自然当成为所欲为，任意宰割的对象，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显然对大自然是一种渺视，也潜伏着伤害。这种理论大大影响了精通历史的毛泽东。这位伟人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之后，想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强大的新中国。这种思想当然是美好的！但是，他超越了科学和经济条件的许可，盲目在美好愿望的支配下，头脑发热，乱砍森林，大炼钢铁；围湖造田、过度放牧。几十年过去了，结果搞得全国山穷水尽，江河断流，草原枯竭和沙漠化；甚至把江南清秀的赣江也变成了第二条“黄河”，使中国自然条件急剧恶化。这一惨痛的违背自然规律的糟糕做法，显然是急功近利，不计后果的做法。其结果给大自然和人类自己都是极大的伤害！　　

                                   （十）　　

    从这些事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学怎能从自然科学中完全独立出来呢？历史学家怎能不研究自然科学呢？基于这一思考，该丛书对第四纪大冰期的成因和结果作了研究探讨；这就第一次说清了《地质学》和《古气候学》中的“大冰期”、“全球火山大爆发”、“世界大洪水”、“人和动物大绝灭”、“人类社会和历史大倒退”等问题的成因和后果。同时在《生物学》方面，该书研究了生物学中的“进化”与“退化”问题，这就批判了半对半错的达尔文的机械“进化论”。在《古人类学》方面，作者研究了“巨人”和“小人”形成和消失的问题，这就批判了古人类学家的远古、上古没有巨人族的谬论。在《古生物学》方面，该丛书还研究了“龙”和“恐龙”问题，这就批判了古生物学家的：“恐龙绝灭论”。在《古海洋学》方面，作者还研究发现了“大冰期”期间，“史前海陆”约为3比7的关系，和今天海陆约为7比3的格局正好相反，而且古海洋的最低海平面比今天的海平面要低5000多米。这就揭示了12000年前的第四纪大冰期期间，我们巨人族祖先的主要活动和栖身地是在今天海底“海沟”中生活的事实。而这一点，《列子·汤问》和《淮南子·览冥训》等古籍都说得很清楚！　　

    而这些“历史源头”上的“开天辟地”时期的问题，正是以往的中外历史學家从来没有想过和研究过的空白地方。而这些地方，直接的影响着历史学中一些最重要、最基本的关键理论问题。不研究清楚这些自然科学问题，人类上古历史问题本身也就无法说清楚！　　

    在研究这些课题时，我还发现中国古人确实很伟大，他们的智慧恰恰与马克思、恩格斯、摩尔根的“古人愚昧无知”的观点相反！因为《周易》“太极图”昭示的大周期性循环和原子理论，比达尔文的“进化论”加居维叶的“灾变论”还要伟大！“太极图”的伟大哲理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矛盾双方处在一个整体內，既统一，又斗争，并在一定时间和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这一哲理反映了“物大终也”，“日中则昃，物极必反”的科学规律。我们只有弄懂了“太极理论”，才能发现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居维叶的“灾变论”都是半对半错的理论。　　

    我们只有把问题研究到这种深度，才能从根本上说清人类历史的“进化”和“退化”；“巨石文化”和“细石文化”；“巨人”和“小人”；以及第四纪“大冰期”的寒冷气候和火山爆发造成的炎热气候；12000年前的“低海面”和火山爆发，冰川融化，引起世界“大洪水”上涨的“高海面”等重大历史性变化问题。　　

    而这些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中的难题，其实在中国古典文献中都有记载，但第一次通过我的研究把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中的这些千古之谜说清楚了。这就使该丛书显得那样的气势雄伟，生气勃勃，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十一）　　

    这些史无前例的石破天惊的重大科研成果，第一次使中埃两国历史文化得到了圆满的吻合。它的历史意义和学术成就，可以说，将象一颗原子弹爆炸，它不仅揭示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建立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错误，而且打开了被司马迁封闭了2100多年的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大门。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旧的中国上古历史学和旧的世界上古历史学。因此可以预想到，《世界上古历史学革命》丛书的发表，其最终结果，无疑将导致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学的一场伟大的轰轰烈烈的革命！以及重修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　　

    人们读到这里，可能会像当年外国人没有想到中国科学家，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茅棚里用原始工具敲出原子弹和卫星那样惊奇！同理，人们也不可能想到，中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正在研究的“两个工程”，以及世界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正在研究的“我们从那里来”和埃及“金字塔”问题，却被中国一位勤奋的业余历史学家在病贫交加中节衣缩食的努力下，用二十二年夜以继日的时间，像蚂蚁啃骨头一样的完成了！　　

    写到这里，不能不使我想起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王安石(公元1021一1086年)先生，他是江西抚州人，他曾提出过著名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52）的改革理论。意思是说：天象变异不值得害怕，旧传统不能作为依据，流言蜚语不用去顾虑。这就有力的批驳了孔夫子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53）的惧上思想。　　

      历史发现到今天，我们尽管在伟人——邓小平的领导下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政策。但我们依然像孔子一样畏惧“伟人”，畏惧“学术权威”，所以对司馬迁、达尔文、马克思、恩格斯、摩尔根的半对半错的理论，至今也不敢揭露和批评。今天我们的学术界还处在一种十分矛盾而可笑的愚忠状态里。一边高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奴隶们起来，要为真理而斗争，做天下的主人”。可是另一边，却又把“伟人”当成新的“救世主”和“神仙”；把自己当成“伟人”错误思想的“奴隶”！刚刚砸烂封建思想的精神枷锁，又戴上了“伟人”半对半错的思想枷锁。　　

    可以说，我们今天走到了解放思想，揭露和批判中外“伟人”半对半错学说的十字路口，如果我们今天还不敢面对物证，承认史实，抛弃中外“伟人”半对半错的学说，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就不能进步，中华民族伟大而古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不能宏扬！祖宗是谁？我们从那里来？以及祖宗创建的“巨石文化”就无人知道！我们的史学研究就会停留在“伟人”千百年前的错误思想中兜圈子。所以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当今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尤其是历史學家、考古學家的当务之急！　　

    总之，这套改写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的宏伟丛书，第一次用诸多物证批判了中外“伟人”的半对半错的理论，揭示了中国上古古帝是人类共祖，中国上古历史文献是人类共同祖谱之事实。这就是说，人类历史的根在中国，人类最古之祖谱在中国。因此，这就将改变中国人老是往外国跑，向洋人学习，自己没有值得洋人学习的东西的旧观念。換言之：该书发表之日，就是世界各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语言学家、古文字学家到中国来学汉语、学历史、以及寻根问祖之时。　　

    最后，我用叶永烈的话来结束这篇序言：“尽管我用了最大的努力，想把最真实的历史知识献给读者，但在科学的瀚海面前，仍然感到自己的肤浅与苍白无力。在这些微不足道的努力中，本人想做的一件事，便是把自己经过艰苦的探索获得的历史事实讲出来——这是历史学家的使命。”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已经非常幸运的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机密和学术成果！我希望你们比我们更上一层楼，比我们这一代人更聪明！更有创造精神和开拓勇气！这样中国科学才能发展，民族才能昌盛，社会才能进步啊！）　　

    ——序言到今天就发完了，下面将发表书稿目录和正文（后面的研究成果更精彩，越来越精彩，欢迎网友们阅读、讨论、支持和批评）　　

　　

　　

　　

　　

                                               　　

                                　　

　　

　       我从今天开始将逐步把我研究和考证中华文明起源于埃及，以及从埃及迁徒到中国来的历史事实和学术成果公布于世。希望学术界能够赞同或批评！

    历史学是一门真实的科学，历史学应当可以切实的反映历史事实，历史学并且可以象数理化一样得到文献和文物的反复验证！因为这本书第一次做到了这一些，所以它将改变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不科学的混乱局面！

 

      《世界上古历史学革命系列丛书》

 

第一部：《揭开大绝灭、大西洲，黄帝即埃及米恩之谜》

第二部：《揭开禹积石山即胡夫金字塔之谜》

第三部：《揭开中国历史文化起源于埃及之谜》

第四部：《揭开昆仑山、西王母之谜》

第五部：《揭开复活节岛巨石人之谜》

第六部：《揭开龙即恐龙，恐龙至今存在之谜》

 

 第一部：《揭开大绝灭、大西洲，黄帝即埃及米恩之谜》

 

                      目录

 

第一部：大灾变：大冰期、大火山爆发、大大陆漂移、大造山运

动、大洪水、大绝灭，以及物种人种由大变小的周期性规律

第一章：《云笈七箴》记载的12000年前的大灾变

一：校点《云笈七箴·劫运》的主要內容

二：注释《劫运》的主要內容

三：《劫运》主要內容译文

四：《劫运》主要內容研究结论

第二章：大冰期塑造了巨人、巨果和巨型动物

第三章：关于巨人的历史、孕期、寿命和生育问题

一：史前有十纪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年

二：时间越早，巨人怀孕的时间越长

三：时间越早，巨人的寿命越长

四：世界大洪水是人类寿命长短的分水岭

五：世界大洪水后，巨人百岁开始生育，寿命由此缩短

第四章：《周易》比《物种起源》和《地球表面的变动》更伟大

第五章：灾变动力是地球內部长期的热能积累

第六章：人类文明循环说可信

一：外国学者发现与进化论相矛盾的文物

二：中国学者发现与进化论相矛盾的文物

三：巨石文物是批判摩尔根、恩格斯“上古落后论”的物证

第六章：冰期古人居于今天海平面五千米之下

一：《圣经》所载“方舟”的历史真相

二：条形山脉、磁极反转、五洋深坑皆火山杰作

第七章：研究亚特兰提斯必读的古籍——《海内十洲记》

一：外国学者研究大西洲的一些情况

二：柏拉图《对话录》记载的亚特兰提斯

三：《海内十洲记》原文

四：《海内十洲记》地理考释

五：《海内十洲记》原本记载了洪水前的世界历史地理

 

第二部：揭开轩辕黃帝即埃及法老纳尔迈之谜

第一章：战场调色板——纪念炎黄之战之文物

第一节：史学界两种截然相反的“炎黄”观点

第二节：《史记》和传统观念对史學家的束缚

第三节：解放思想才能发现真理

第四节：文献记载黃帝率猛禽猛兽进攻炎帝

第五节：5000年前巨人和矮人产生的原因

第六节：学术界对黃帝率猛兽进攻炎帝的不同解释

第七节：产生这些争议的根原是什么呢？

第八节：埃及学家对纪念炎黄之战的文物——战场调色板的错误认识

第九节：中国历史文献和战场调色板八处吻合的地方

第二章：纳尔迈调色板——纪念黄帝蚩尤之战的文物

第一节：细石器是小人的落后文化，巨石文化是巨人的先进文化

第二节：对黄帝蚩尤巨人文化的再认识

第三节：重新探索《山海经》，将开辟史学研究新纪元

第四节：中外学者研究纳尔迈调色板的不同见解

第五节：中国文献11处和纳尔迈调色板的內容吻合

第三章：纳尔迈权标头——纪念黄帝娶雷祖之文物

第一节：中国历史文献记载黃帝娶雷祖之史实

第二节：埃及历史对黃帝统一中国的另一种记载

第三节：中埃文献文物十处吻合的地方

第四节：小结

第四章：中外“黄帝四面”、“太阳神”、“人身蛇尾神”比較

第一节：黃帝四面的意义是世界的统治者

第二节：印度文献记载的“梵天四面”

第三节：中国纪念“黃帝四面”的历史文物

第四节：印柬伊埃纪念梵天、帝释天四面的文物

第五节：梵天、湿婆、毗瑟奴与轩辕、女娲、伏羲皆太阳神比较

第六节：中印伊希四国人首蛇身文化比较

第七节：印度的梵天、湿婆、毗瑟奴、阿耨、比丘，

即中国的轩辕、女娲、伏羲、阿耨、皮母地丘

第五章：苏丹战争岩画——纪念颛顼共工之战的文物

第一节：颛顼共工的关系，及两人统治的地方

第二节：共工争帝，败后怒触不周山，天柱析

第三节：黃帝之孙颛顼，即埃及法老尔吉

第四节：对《杰尔国王石雕板》的再认识

第五节：中埃苏文献文物十个吻合之处

第六章：玛雅、印加文化源于太皞、羲和文化

第一节：《淮南子》所载“东方之极”即美洲

第二节：中外学者研究《山海经》的发现

第三节：用《山海经》对照研究美洲历史地理的新成果

第四节：太阳门、维拉科查、玉琮、玉钺、黃金面罩比较

第五节：太皞、羲和创造的巨石文化是谁毁灭的

第六节：墨西哥奥尔梅克十三颗巨石人头及其它

第七章：历史和科学的局限，造成伟人犯了严重的错误

一：中国国都屡迁，造成司马迁和疑古学家的错误

二：司马迁提出“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错误

三：马克思神话理论批判

四：摩尔根蒙昧野蛮理论批判

五：恩格斯继承上古落后论批判

六：五千年的皇帝专制，培养了中国人的奴性

(注: 第七章批判伟人错误的文章，我在前面已经发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