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马克思家乡的文革亲历者的科学清算

请给我自由信仰的权利——来自马克思家乡的文革亲历者的科学清算

项观奇  写于德国马克思的家乡洪斯吕克

写在前面的话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错误地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演习失败了。尽管毛泽东至死也不想认这个账, 并且把此事看得很重, 说这是他一生中干的两件事中的第二件事。但历史是不能原谅任何人的。因为历史要前进, 而历史总是在清算错误中前进的。
    清算只有科学才能彻底, 才有价值。以本能的仇恨, 简单地否定一切, 不会使我们学到多少东西。而且, 会走过了头, 连正确的东西也抛掉了。事实上, 多少年来, 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种简单否定文革的思想方法, 似乎文革的一切灾难都来源于林彪、四人帮, 来源于造反派。现在,有些所谓左派,不仅不顾历史事实要基本肯定文革, 而且要再来一次文革。这也是完全错误。 光凭他们对死人这一点缺乏足够重视来说, 他们仍然是拿形而上学思想取代无产阶级专政思想。这会重犯历史错误,也会犯当前正犯的错误。
这种态度都是错误的, 我们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作为文革的当事者、参加者, 我们更有责任, 尽量科学地将历史教训寻找出来, 留给后代。

发动文化大革命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

    毛泽东在发动并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中, 一直缺乏严整的理论和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具体政策。后来虽然也概括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但这仍然是一种十分笼统的、不系统的、不完整的、不成理论的理论。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文化大革命违背了这一条, 失败是必然的。
    这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条教训。实际上, 就是直到今天, 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依然是不成熟的。
    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斗争, 存在许多问题和弊端, 这并不困难。 但是, 要能科学解释这一切, 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从原则上来说, 我们现在只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而不能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这是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 中讲过的了, 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 那只是讲了一些大的原则。 恩格斯晚年也讲过, 社会主义社会也会有阶段, 也要改革。但那也只是从一般历史辨证法的角度谈问题的。一旦接触实际, 究竟该怎么办, 那就要具体的理论和框架。但是, 我们太缺少这些东西了。
    列宁以他的天才, 在相当短的时间里, 跟着实践走, 得出过许多重要的意见。但是, 毕竟时间太短, 而且社会主义的框架还未形成, 他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 但也是有局限的。
    斯大林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框架, 且不说这个框架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问题在于, 在他的领导下, 一旦形成这个框架, 就凝固了, 僵化了, 没有改革、没有发展, 这就谈不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理论的建设了。
    斯大林之后, 有变化, 尤其是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 有人想有所突破, 但是, 各种局限, 例如个人的局限, 阶级的局限, 人民群众水平的局限, 国际条件的局限, 等等, 都决定了没能成功。
    任何人都可以看到, 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百多年里, 是不断改革、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并没有在腐朽当中拒绝任何改革而走向死亡。相反, 可悲的是, 社会主义国家一旦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 就拒绝任何改革, 只讲优越性, 不讲局限性。列宁不是这样, 但列宁早死, 没有可能完成理论建设。毛泽东也不是这样, 但年事已高, 也没有完成理论建设, 他留下的宝贵的思想见地, 离理论化到底还有距离。
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以及许多高层领导同志都表示过, 社会主义到底该怎么搞, 大家都不清楚。这是实话, 但也是问题, 而且是大问题。毛泽东是比别人站得高了一些, 看得远了一些, 但也没有在理论上完成任务。这是文革大乱一场、损失一场的理论上的原因。

认识上的严重偏差，实践上的严重错误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的认识, 有很大的局限。
    当时,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 只是大体上重复了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的理论。那里说：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 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 甚至更多的时间), 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 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 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 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 因此, 在人民中, 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 他们人数不多, 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 但一有机会, 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 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 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 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 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 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 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 第1263__1264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
    这些意见, 从原则上来说, 并没有什么错误, 是马列, 主要是列宁讲过的。但是, 社会主义所以存在阶级、阶级斗争的现实的制度方面的根源, 这里没有揭示。
    当时, 我们党在分析苏联以及南斯拉夫等修正主义国家的社会性质时, 一再提出, 他们的国家是一个官僚特权垄断资本主义社会。 在这个社会里, 主要矛盾是官僚特权阶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为什么这样提呢？不说复辟成了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呢？这是就当时对这些国家的现实的认识而言的, 看到它们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有区别。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变质的现象, 只能走向官僚特权垄断阶级的所谓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
    由于对于我们实际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方面的历史弊端, 当时缺少科学分析和认识, 所以对于因此而带来的阶级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应该如何处理这种历史现象, 在认识上也就存在很大的局限, 对于苏联变修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历史原因也就没有真正揭示, 只是把着眼点放在了赫鲁晓夫一类修正主义头子身上。 
    应该承认, 社会主义才搞了几年、十几年, 毛泽东对于社会现象的观察和分析是相当敏锐和深刻的, 把握阶级分析的观点也是相当成熟的, 是其它的人比不了的。 他不仅看到了农村的阶级斗争, 也看到了工厂里的阶级斗争, 不仅看到了文化界的阶级斗争, 也看到了政治界的阶级斗争, 不仅看到了基层的阶级斗争, 也看到了直至中央的阶级斗争。所以, 他提出了修正主义有社会基础的问题, 提出了中央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提出了中国变不变修的问题。
    如果能够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 进一步分析阶级斗争的存在和我们现正实行的社会制度的关系, 找到问题的要害, 找到解决问题的可靠步骤, 在理论上系统化、完整化, 那就也许会避免采取文革这样的错误的作法了。历史没有给我们这样的可能, 毛泽东在认识上有局限, 党内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
    照理经过九十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垮台的悲剧, 我们党应该在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行过的理论斗争的基础上, 继续前进, 提出比较好的完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尤其是科学的全面的改革的理论. 然而, 历史的偶然性又一次起了作用. 人们只好以沉重的代价, 迎接了一场历史悲剧, 最终换来的宝贵的理论财富又因为巨大的错误而被抛弃。
    深刻的社会主义理论有待创造。毛泽东留下的历史任务至今也没有完成。最近有些文章大谈社会民主主义, 但是, 除了抄写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的词句以外, 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社会民主主义首先的一条就是要搞私有制, 再一条, 就是要搞多党制, 你搞不搞？没有这些东西连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也算不上, 其它的 “正义、公平” 之类的废话, 如同恩格斯所说, 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
    所以, 尽管文革留下的第一位的惨痛教训就是没有完整的社会主义理论, 但我们今天依然面临着社会主义理论的空白。如果我们今天还不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我们怎么有脸责怪三、四十年前的毛泽东没有给我们留下完整的理论呢？
    局限终归只是局限。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不成熟, 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所以会发动文化大革命, 而且造成了这么大的灾难, 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些认识上的严重偏差有关。这可真是血的教训, 值得认真研究。
    第一个教训是：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的事实, 要有一个科学的估计。毛泽东显然在发动文革的时侯, 夸大了问题的严重程度, 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 作为敌我矛盾去对待。
    其一, 看到社会上存在阶级斗争是对的, 但是, 对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却过于严重了。毛泽东当时经常引用一些省地县领导提供的材料, 说明在基层, 有一些干部, 被阶级敌人, 即地富反坏右,  “拉拢腐蚀, 蜕化变质, 多吃多占, 贪污盗窃, 买地卖地, 高利贷剥削, 讨小老婆, 等等, 都发生了。”1 但由此就认为全国政权的三分之一不在共产党手里, 这就言之过重了。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 提出了存在一个骑在工人头上吸工人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 也是言之过重了。
    这里特别应该指出, 这种认识的偏差, 与一些高层领导提供的调查报告有关, 而且, 当时党的高层领导也都跟着起哄, 许多省委、中央局领导, 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同志, 都夸大了基层干部的问题, 都有许多言之过重的说法。例如, 邓小平在 “四清” 运动中, 即也有基层政权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的说法。
    随着 “四清” 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和刘少奇意见发生分岐。俩人的分岐, 在中央会议上, 已明显表现出来。这有当时的会议记录为证。分岐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  一是工作方法, 毛泽东对于刘少奇否定他提倡的调查研究的方法, 另外提出扎根串连的方法, 非常不满, 对于人海战术, 他也不以为然。二是, 对基层干部情况的估计。毛泽东认为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 要相信, 要依靠, 反对王光美同志的 “桃园经验”, 认为是夸大敌情, 当时有 “站起来, 一个蚂蚁也没有；蹲下来, 遍地是蚂蚁” 的说法, 即是指此而言的。后来说刘少奇六二年形 “左” 而实右的错误也是指此而言, 所谓形 “左” , 就是夸大敌情, 实右, 就是站错了立场。
    毛泽东的忧虑实际主要来自上面, 来自中央。当时, 他一再引用杜甫的诗, 说 “擒贼先擒王”, 说明他的目光一直盯在在当权派身上, 所以在<二十三条>中, 第一次出现了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这一提法。
    其二, 看到思想文化领域里存在着阶级斗争是对的, 但是, 对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 却言之过重。一是对文化领域里领导权性质的估计, 对文化领域里问题的估计, 言之过重； 一是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估计, 尤其对一些有名知识分子问题性质的估计, 言之过重。例如：他对文化部、宣传部问题的批示, 是不符合事实的, 显然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质。他说吴琀、翦伯赞、侯外庐等人反共, 反党反社会主义, 要打倒；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盘根错节的反动堡垒, 也都是不符合事实的。文革后期有所谓在文化界、教育界十七年黑线专政的提法, 也是沿袭了毛泽东的看法。在运动初, 他即提出所谓解放初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 结果导致了资产阶级在这些领域里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这也不正确。 
    应该说, 老一代知识分子, 对党、对社会主义, 包括对毛泽东, 是拥护的、热爱的, 迫害他们真是天大的冤案。这是大家都看到的。和今天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相比, 他们倒应该是学习的榜样, 无论是从学问, 还是从道德、修养、人品上来说都是这样。
    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 的确是复杂的, 各种不同阶级的思想的存在是一个事实, 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如同汪洋大海, 资产阶级的思想十分强大, 就是封建思想也根深蒂固, 而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 却相对显得根基不牢。这就决定了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长期的。但是, 这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存在的。
    既然社会主义没有可能摆脱资产阶级法权的笼罩, 更不要说还允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 那么存在私有观念, 个人主义, 就是必然的, 无法避免的, 能在精神上超脱 “私” 字的人是极少数。在这种情况下, 提出任何问题, 并把问题提到阶级斗争的角度, 都要十分慎重, 处理更要慎重。
    其三, 看到党中央会出修正主义, 而且是主要危险, 这是对的, 但是, 具体到对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林彪等人的性质的判断上, 以及对一大批党的高级领导人的性质的判断上, 有的失之有据, 有的言之过重, 只有部份大体准确。例如, 文革一开始, 在著名的 <五一六通知> 中, 毛泽东加上的那段话, 说：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 现正睡在我们身边。” 这个意见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可是当时, 却是运动的指南。这就不能不带来打倒一切的错误。
    以上这些事实说明, 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斗争, 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 存在修正主义的危险性, 是从实际出发的, 但是, 进一步看, 要想真正准确地、完全地符合实际, 还有一个对阶级斗争状况、程度、性质的正确认识才行。由于理论尚未成熟, 认识还不全面, 而且有很大偏差, 因此, 对这个问题的判断, 就解决不好。直接的恶果, 就是混淆矛盾, 打倒一切；深远的影响, 就是因为伤害了太多的人, 使大家对阶级斗争反感, 导致否定阶级斗争。这是更大的恶果, 我们今天正不得不接受这一恶果。
    第二个教训是:
    在这种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性质和程度缺乏科学估量的情况下, 在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 关于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始终没有一个科学的确定的标准和严格的政策界线, 这是造成混乱和内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十六条>中, 把干部的情况划会分为四类。这种划分不仅是来自头脑里的主观设想, 特别是第三类有严重问题，第四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派之间, 没有明确的具体的政策界线。所以, 要打倒谁, 不打倒谁, 争论起来, 没有一个科学的明确的标准。事实上, 当时的干部状况没有几人可以划分到第四类。所以保守派从文革一开始就占绝大多数。当然, 党委也在背后操纵, 党团组织本身就有保守性, 但主要的, 还是当时根本揭不出干部存在多少问题, 有时挑出一点, 往往也是硬上纲。这个事实, 不仅从文革的结局可以得到证实, 从当时来说, 大家都不理解文革要搞什么, 怎么搞, 主要就是因为找不到敌人, 也就是说, 当时的党组织并没有如同毛泽东估计的问题那么严重, 以致于要粉碎党。
    这种没标准、没政策、没法规的结果就是无法无天, 并且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
    例如：
    毛泽东提出了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的问题, 但什么是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 够哪些罪状才算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 没有明确的政策界线, 所以, 就因为一个人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 争来争去, 斗来斗去, 害苦了本人以及家人, 还引起两派打起来。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所谓三反份子, 也是一顶可怕的帽子, 曾硬给许多同志往头上扣。但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 这也是一顶没有标准却有弹性的帽子。
    就是走资派这个上了文件的帽子, 也从来没有具体的标准, 所以, 因为能不能、该不该带这顶帽子也是打得不可开交。
    像阶级敌人、叛徒、自首份子、变节份子、特务、国民党残渣余孽, 这些本来应该有一点明确政策界线的帽子, 也在无限上纲的背景下, 不顾历史实际, 失去了标准。
    至于像所谓小爬虫、变色龙、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五一六份子、反革命黑手, 黑帮、 三种人、坏人等等这类本身含意就不清楚的帽子, 全是为了揪人而临时炮制的, 更无标准可言。
    像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这样的口号, 及其付诸实践, 完全成了打倒人的一种借口, 连毛泽东自己也对斯诺抱怨过这种情况。
    《人民日报》一旦点了名, 就意味着被打倒。不用说被毛泽东点了名, 就是其它的在位的中央领导人, 点了某人的名, 也就意味着被打倒。至于罪状够不够是不管的, 也是无人敢问的。
    这类例子, 举不胜举。这一类问题的严重性在于, 在这种情况下, 所谓必须掌握政策, 所谓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只能是一句空话, 这种随意性, 是打倒一切的原因之一。
    这是值得认真总结的。文革中的这些帽子, 全是不科学的, 这不是进行阶级斗争, 而只会造成草菅人命, 迫害干部和群众, 许多优秀的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牺牲, 残酷地证明了这一点。
    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 但是, 这里有两个界线必须划开。一是作为共产党内的问题, 有党内的标准。 搞修正主义, 不合党的要求, 可以按党纪处理, 可以清除出党。二是, 超出党内问题的界线, 作为个人的问题, 这有法律做准绳, 犯法, 按法律去处理。   
    第三个教训是:
    即便有以上认识上和政策上的错误, 也并非注定要发生文革所发生的灾难。文革所以造成这样大的灾难, 最大的教训是在做法上, 也就是在处理阶级斗争的方式上。正是由于文革中一系列做法上的错误, 不仅前面讲的认识上、政策上的错误落到了实处, 而且得到充分发挥, 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最终形成。
    其一, 文革以揪人为目的, 没有以改革体制、制度为目的。
    从《五一六通知》, 《十六条》, 到以后的许多中央文件, 都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把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 看成是来自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等等坏人, 因而, 进行这场斗争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把这些坏人揪出来。既清理了阶级队伍, 人民也受到了锻炼。实际就是这样干的。
    前面说过, 不是没有人提出制度上的问题。六七年左右就有人提出, 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但那是笼统地、口号式地提出问题。毛泽东还特别指出, 说彻底改善是不对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 只能是部份改善。但怎么部分改善, 没研究, 直到最后。例如, 当时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还专门制定了改善工作作风的十条, 受到大家的关注。后来, 研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也在政权建设上进行了探讨。但没有提出我们的制度有问题, 因为在当时的认识框架下, 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作为文革的领导人, 毛泽东没有认识到制度改革的深刻意义。夺取政权, 主要的任务是战胜阶级敌人。执掌政权后, 巩固政权, 防止蜕化变质的关键在哪里呢？斗争是要进行的, 但关键是铲除滋生阶级的土壤, 这就要靠制度的不断改革、改善。毛泽东强调七、八年来一次, 强调割韭菜, 强调除草, 但他没有认识到, 社会主义的最深刻的革命在于制度的变动。揪人不是保证, 制度才是保证。毒草割复生，铲除了土壤, 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这涉及一个唯物史观的基本道理。阶级、政治, 是以制度为基础的。制度不变, 再斗也斗不出新东西。斗倒了旧的, 胜利也没法巩固, 因为制度没变。
    早在一九六八年的时侯, 我就和山东大学造反派的头头私下辩论过这个问题。他强调 “阶级斗争”, 我强调 “应确立制度”。我对于不打招呼, 就把老同志都打倒, 是不赞成的。如果是批评过, 不接受, 不改, 打倒倒也罢了, 现在的问题是, 不知所以然, 而且一再表示不反对毛主席, 还是要打倒。他们批评我埋怨主席。后来, 事隔几年, 就是在那个被定为三反大毒草的 “报告” 里, 我还是讲了后来毛主席也承认的两个错误: 全面内战, 打倒一切。所以当时批判我否定文革。
    事情也真是讽刺, 近三十年后, 我和老朋友又一次辩论。意见倒了过来。我面对严重的问题, 认为现在要强调阶级斗争, 而他强调关键在制度。面对严重的社会问题、思想问题, 没有适度的阶级斗争, 是没法确立制度的。现在也不是完全没有制度, 有制度, 他不执行, 整个风气不好, 你怎么办？你只好以适度的、稳健地阶级斗争开路, 然后确立制度。
    确立制度和不确立制度是大不一样的。不确立制度, 人亡政息。确立制度, 复辟也难于完全倒退。中外改革, 成功的、有价值的全是制度改革。“商君死, 秦法未败也。” 为什么, 因为商鞅改的是制度, 制度札了根, 效果显着, 统治者也不会蠢到非要倒退不可, 更况退也退不回去。
    毛泽东强调领导人的问题、路线问题, 这并不错, 但是到此为止, 只在政治斗争层面上解决问题, 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这是毛泽东历史思想中的最大的不足, 就是从这里给历史唯心主义留了口子, 实践起来, 不可能达到他所追求的社会改造的目的。
    这一点如果和列宁做比较, 就可以明显看出主席的不足。因为, 晚年的列宁, 老是从制度上想办法, 他不放心斯大林, 也曾想在党的监督制度上想办法。而毛主席却多次表示了对制度有局限性的看法, 直至对斯诺说, 他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其实, 这正是他的严重错误。为此, 当时(六八年), 我和许多同志辩论过, 我认为主席撇开中央政治局, 一个人说了算, 不合组织纪律。他们以主席大权旁落, 北京市已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为理由, 认为主席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不赞成, 一是, 事情实际没有这样严重, 二是, 就算这样, 也要按党内民主制度办事。我举前面举过的列宁在布雷斯特条约签订问题上的作法。今天看来, 我的意见还是不错的。我七零年被隔离时, 朋友们就怕把这些议论交代了, 因为这在当时是现行反革命言论。  
    在一切制度中, 政治民主制度是核心。没有政治民主, 别的制度都会落空。而这又是和无产阶级执政、人民民主执政相统一的。
    其二, 揪人这个出发点不对, 揪人的方式更不对。
    从文革初, 党组织不管说是执行中央的文件、指示, 还是丢车保帅, 还是转移斗争大方向, 还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有一个事实是确凿的, 就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 一大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给揪出来了. 全国到处无一例外。
    历史已经证明, 这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作法。
    不仅如此, 和这个错误相联系, 斗争的方式, 是违法的, 是侵犯人权的, 是残酷的、非人道的。
    运动初死人, 就是这样造成的。这个罪责, 不是毛主席一个人, 也不是林彪、四人帮他们能够包下来的，更和当时还不存在的造反派无关。具体执行的各级党委, 参予其事的同志, 尤其是那些动手打人的品质恶劣的人(尽管有些人是年轻人), 都有责任。
    对于运动初就开始的残酷斗争的这个问题, 值得研究。
    这种残酷斗争是由来已久的, 说明不是偶然的, 是有继承的。但是, 文革初期的行动尤其恶劣。毛泽东明明知道这一点, 虽然批评过, 但是没有有效的措施。而且, 把发动群众和执行政策对立起来, 好象要发动群众, 这是不能避免的, 这种宽容, 是纵容罪恶的行为, 是错误的。如果发动群众起来干坏事, 那和发动群众起来进行革命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文革初期, 被逼自杀的同志, 往往还要被戴上“自绝于人民” 的帽子, 连起码的人道都不讲。这种落后性, 和共产党的先进性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是从中央主席, 到基层组织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
    许多老同志, 党委负责同志, 后来也遭受了残酷斗争, 有的同志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个残痛教训, 是属于全党、全民的, 如果忘了这一点, 那代价等于白付。至今, 残酷对待人的事情屡有发生, 就说明这是一个没有过时的课题, 是一个值得我们检讨的课题。
    批判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最终是为了从异化当中解放出来, 是为了培育更高尚的共产主义的人性, 如果相反, 重新回到奴隶主、农奴主践踏人性的作法上去, 哪只能是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反动, 不仅谈不上人性, 连动物性也很难谈得上了。
    整人, 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所以, 每次闹事, 都有一个抢档案的问题。就是因为, 档案是人们害怕而又痛恨的整人工具。文革中, 各地发生所谓究竟是抢黑材料, 还是抢档案的争论, 原因就在于, 党委起初以为运动后期又会抓右派, 所以整理了造反派的材料。大家害怕。等一九六六年的中央 “十.五” 指示下达, 宣布凡属整群众的材料一律作废, 造反派得到解放, 于是才去抢黑材料。群众一般没有抢档案, 例如我在的复旦大学就是这样, 这个历史篡改不了。
    其三, 文革还有一个大家都看到的错误, 就是运用群众组织的形式去搞运动。
    政党是进行政治斗争的严肃的工具, 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 有从事政治斗争的规范。但是文革中的群众组织, 一轰而起, 没有纲领、没有纪律, 随意性很大。当时造反派的头头, 一般都是低年级的学生, 很少顾虑, 敢于造党委的反, 后来和中央的部署对上了号, 就成为运动的领导。造反派总起来说, 党团员很少, 低年级的学生多, 这支队伍, 有天然的不足, 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而且是些娃娃。毛泽东在运动初的讲话, 说学生知道大学里的问题, 我们搞不了, 要依靠他们搞。这都夸大了学生的水平。治国, 是需要素养、理论和经验的, 年轻人总会办蠢事, 不然就不是年轻人了。所以不能由着他们随意来。后来, 他们的头头也控制不了自己的队伍, 中央文革也控制不了他们, 毛泽东自己也不明白了, 说 “要把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引导到无产阶级的轨道上来”, 说 “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 说 “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侯了”, 等等, 都不灵了。和他的本意相反, 好多事走向了他的意愿的反面。
    全国造反派在得到最初的胜利之后, 就都分裂了, 这不是偶然的。所以, 当时清华大学的周泉缨同学提出了“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 的所谓 “四一四思潮”。实际就是这样。毛泽东在接见五大领袖的时侯, 对着蒯大富说, 我也不赞成周泉缨的观点, 造反派怎么就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呢! 他当时, 搂住蒯大富哭了。但他最终还是不要老蒯了, 说聂元梓、蒯大富、翁森鹤(浙江造反派头头)是坏的。无论从哪方面来说, 这都是一场大悲剧。死了那么多人, 活着的, 轮流坐监狱。关键是办法不对。  
    要么没有民主, 要么大民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不应该采取这样的形式。造反的形式, 只能应用于在专制压迫的特殊条件下, 是没办法的办法, 而且也要有纲领、有纪律、有组织形式。就是农民起义, 就其较高的形式来说也是这样。但这不应该搬到社会主义条件下来。不能等矛盾发展到尖锐的程度, 再搞一轰而起, 这只能乱了自己。像主席这样硬性发动, 就更错误了。他说别人挑动群众斗群众, 其实, 根子在他这里。任何时侯, 群众一轰而起都会乱。正如他说的, 群众是分左、中、右的, 是有不同阶级倾向的, 都起来了, 能不内斗、乱斗？在五十年代, 关于合作化的批语中, 他特别讲到, 有的地方出现混乱, 就是因为没有党的领导, 一旦党领导了, 就不乱了。可是, 文革要 “粉碎党”, 能不乱？他说乱了敌人, 实际是乱了自己, 没有解决问题。
    这个教训告诉我们, 民主需要形式, 需要规则, 为了政治协商的需要, 的确应该允许有结社、组党的自由, 共产党应该有这个气派, 有这个能力, 应该相信能够取得人民的支持。
    不管怎么说, 毛泽东想运用群众组织的形式 “粉碎党” 的作法, 历史证明是错误的, 是造成灾难的一大原因。这一思想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和群众的关系的理论的。在这里, 对群众、对工人、对学生, 都离开了具体的阶级的历史的分析。
    其四, 利用群众组织, 形式不合适, 而在文革中, 对群众组织又没有具体的领导, 只有中央文件, 只有毛泽东有时发出的一些十分原则的语录, 这怎么能指挥如此复杂的斗争呢？既没有党的领导, 也没有具体政策的领导, 任凭下面斗来斗去, 这是局势老不稳定的领导方面的问题, 也是群众组织头头无法避免犯错误的原因。
    与此相联系, 文革虽然经历了残酷的斗争, 特别是又经历了夺权斗争。但是, 当时, 造反派就看得很清楚, 这个政权是不可能稳定的, 因为新的掌权者内部就包含着不稳定, 而面对的各方面的、潜在的保守力量又太强大。所以, 没过多久, 全国的省市级领导权基本回到了保守力量手中。全国所谓造反派一直掌权的地方, 就是上海一地。在其余的地方, 造反派相继或因自己犯错误, 在斗争中不可能不失败。所以有文革实际是三年的说法, 就是指此而言的。因为到69年左右, 造反派已大体退出了各级政权。
    毛泽东对这一点并没有清楚的认识, 也没有具体办法, 具体措施。不是下面不听话, 而在上面没有统一的正确的指挥。造反派在运动后期, 一次次反复辟、反复旧、反迫害, 中央也想支持, 但拿不出明确的办法。在中央, 一个江青, 除了会闹, 会上纲, 有野心, 什么也不懂,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在各省, 学生头头下台或分配离校之后, 选了一部分工人, 水平是非常有限的, 笑话百出。毛主席用了这么一帮人, 哪能替代老同志, 哪能不失败？毛主席感慨文革不像过去革命战争那样秋风扫落叶, 可是, 他没有想到, 一无具体的战略、策略, 二无一只有优秀指挥员、有铁的纪律、有战斗力的军队, 怎么能打胜仗？这个教训, 内容很丰富, 值得三思。

汲取教训，面向未来，继续革命

    文革失败的教训, 实质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训, 所以是很宝贵的。这里论及的并不全面, 但它是从我亲身经历过的斗争中得来的, 我在当时, 不是逍遥派, 是始终认真、积极的, 一直参加到文革最后失败, 被清查。但我是用脑、用笔参加的, 从没有介入过打、砸、抢之类的活动。由于我的特殊的身分和经历了政治中心的斗争, 所以, 这些意见是可靠的, 并有它的独特的价值。
    文革是拿热血写下的一部痛史。毛泽东的用意是好的, 怕人民重新受苦, 想趁他在, 清理一下 “修正主义头子” 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 “帮凶”。然而, 理论有偏差, 政策有问题, 作法更不对, 造成的损失太大了。我们不能因为部份正确的动机, 而掩盖全局的重大的错误。但是, 之所以发生这一切, 能够发生这一切, 是由现实的原因造成的, 这就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错误所能说明的了。为了避免灾难, 我们需要有更大的勇气超越毛泽东个人的悲剧, 而正视我们的党、我们的制度的悲剧, 这将会帮助我们找到改革的关键点, 并会使我们对改革的难点痛下突破的决心。要是能够做到这一点, 文革的损失也算没有浪费, 志士们的血也算没有白流, 我们活着的人也才算对得起他们。
    简单地把文化大革命这场挫折, 归结为林彪、四人帮, 甚至造反派的罪孽, 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认识原则的。文革史有待后人清理。只要有可能, 文革的重要的当事人, 最好能本着老实的态度, 将自己实际经历过的事情如实写给后人。辩解是没有用处的, 几乎全民都卷进了这场混战, 谎言不可能掩盖文革的历史真相。虽说文革失败后, 重新上台的人, 慌着把文革的材料尤其是关于自己历史问题的材料处理掉, 但这是没有用处的, 总有保留下来的, 而且后人注重的不是细节, 而是全局。

    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斗争的认识, 有贡献也有局限。这对任何一个人来说, 本来是难免的, 但由于毛泽东自身的原因把错误搞大了, 所以他是功也大、过也大, 人们有意见也就很正常了。评价高一点, 低一点, 都不要紧。毛泽东本人也早说过, 他是山中无老虎, 猴子成大王。又说, 他才不相信他的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作用呢。所以他老是让我们学列宁。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 最重要的是把社会主义的事情说清楚, 一切正确的经验和错误的教训, 都应该变成财富。只要能够使国家强大, 使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 个人的功过是非, 无足轻重, 我深信毛主席也会是这样看的, 你就是骂倒他, 只要中国走向富强, 只要劳动人民当家做主, 只要社会主义的红旗不落, 他仍然会含笑九泉的。谁让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呢! 但我, 作为他的忠实的学生和战士, 永远崇敬他, 因为他的功, 是一般的中国人做不出的, 他到底是天才, 他的过, 也可能是别人犯不了的, 谁让他是一个气派宏大的人呢, 不错则已, 一错冲天。唉, 我敬爱的主席啊, 我深信有更多的人, 是甘愿承担自己的牺牲而不责怪你的。这是愚忠还是高尚？也许, 为了祖国的强大, 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 本不应以自己的牺牲为重啊! 我不想别人接受我的意见, 但我请给我这点自由信仰的权利。
    我坚信, 在剥离错误之后, 毛泽东思想中的正确的理论、路线, 更会显示出它的价值, 放射出它的光辉。这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最为宝贵的财富, 我和广大群众一样, 知道要珍惜它、捍卫它, 在它受到攻击的时候, 除了选择应战, 没有别的可能, 因为我永远都是毛主席的一名战士。（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