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差距及其激发的积极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辨证关系

    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由于非常重视利用收入分配差距来带动积极性，现在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都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边缘，不仅仅不利于民生，不利于提高生活水平，带来社会的不安定，而且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在此讨论收入分配差距导致的积极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辨证关系，并且针对我国的过度悬殊的贫富差距来分析应有的取向。

一、过度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下收入分配差距及其激发的积极性对于经济的副作用

有观点认为均贫富会降低效率，导致无法提高积极性（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这个看法对于极端情形－按照人口进行绝对平均分配（而非按劳分配）是适用而且正确的，由于对于此已经讨论的非常详实，所以在此不再赘述。但是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贫富悬殊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就未必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当贫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度时，首先大众平均的消费能力将会下降，消费能力的下降将会导致许多产品没有出路，企业没有效益，必然带来失业。失业者虽然有生产劳动积极性，可是没有就业岗位等于空有积极性。同时投资者的积极性和劳动的积极性也需要以消费来拉动，没有消费拉动的投资和生产，迟早给社会带来的是资源的浪费和经济的泡沫，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积极性越高，浪费越严重。在贫富差距悬殊的情况下，投资者即使产品有销路，也是挤压着有限的消费市场，导致其他行业的利润相应下降，因而经济从整体上也不能免于衰退。先富是否代表可以带动全国富裕呢？其实未必，因为有些致富是以占有市场和其他的超广义资源为基础的，一旦推广，整个市场上的利润都会下降，比如旅游经济、能人经济等都未必具有很好的推广性，因为消费市场等是有限的。这也可以用系统观点来解释，本身经济是一个巨大且复杂的系统，各个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非常复杂，实际上一些企业和个人赢利的同时损害了大家的共同利益，可见在经济学分析中不应当以片面取代全面，以局部来考察整体。

我国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拉大，且我国的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力度都不大。这导致在处于波动和激烈竞争状态下的市场经济中，个人存在很大的经济风险。失业等无法获得足够经济来源的人员不仅无法消费，而且生存权无法得到保障，为了生存他们自然就积极性非常高涨，可以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不惜牺牲利益来挣钱获得生存。即使一个在职的人员也会积极性高涨以应对随时可能的失业和经济风险。这样的积极性本身是严重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初衷，给社会带来许多悲剧，也导致犯罪率上升，社会风气变坏，人们的身心压力加大，一些人从精神上堕落。同时为了防止意外，人们还需要加大风险储备，导致他们消费的积极性不高，从而一些产品没有销路。

此外在社会保障不力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也导致人对于金钱的绝对依赖，同时也是对于企业主和就业机会的依赖，导致了他们被迫接受低下的工资、不惜牺牲健康甚至出卖人格等。由于金钱对于生存的重要性，整个社会对金钱的期望和依赖增加，可能形成拜金主义并进一步导致人们拼命追逐金钱，而富人则凭借财力更加有能力使财富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另外也导致了许多在职的人员为了获得高收入却拼命加班加点和兼职，企业也为了高额利润一边裁员，一边让雇员超长时间劳动，占用了失业人员的就业空间，进一步导致就业情况的恶化，而且一些人超长工时工作也导致他们没有时间进行消费，制约了有效需求。拜金主义还是腐败和暴利的原动力，导致一些人以不合理或者不合法的手段致富，加剧了贫富差距的扩大，贫富差距的扩大也导致拜金主义更加严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就业状况的恶化也导致了人力资源的浪费，且失业人员无力消费也会压制有效需求，有效需求不足又导致产品没有销路，失业增加。如此，失业与有效需求不足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产生类似经济危机的现象。这样一边是劳动积极性过度利用而牺牲身心健康，一边是失业导致的人力资源浪费，形成鲜明而且不和谐的对比。显然失业带来人力资源的浪费和生活水平低下，两者分别与提高劳动积极性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初衷相违背。贫富差距不仅在经济上造成不良后果，而且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减轻人民生活负担和心理压力上都起到了巨大的副作用，造成社会不和谐。可见这样的情况下贫富和收入分配差距和积极性不利于经济发展，更不利于提高生活水平和社会和谐。

贫富差距和社会保障的缺失导致贫困人口没有消费能力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而富人的消费增加有限，这导致总体消费能力下降。消费能力下降导致一些生产产品销售没有出路，影响了一些企业的效益，导致这些企业的职员部分非自愿性失业。同时贫富差距拉大导致需求的结构发生变化，富人增加的商品（或者其他）需求和穷困人口减少的商品需求不一样，经济的结构发生改变，体现为经济在某些方面过冷，在另外一些方面过热，因此贫富差距除了导致总体就业需求减少外，还导致结构性失业。失业导致就业市场供大于求，但也有些过热行业对人才需求旺的却找不到人，从而导致总体上人力资源贬值。失业和人力资源的贬值又将导致贫富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大和消费能力的进一步降低，如此形成恶性循环，出现一损俱损的局面，最终导致类似经济危机的状况。十六大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来看经济过程中涉及的积极性可以分为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投入的积极性。它们在分配中好比分蛋糕，是互相排斥的，而对于贡献的衡量没有确定的标准，而且从技术上来讲很难于衡量，那么就产生了另外一种积极性，就是如何从已有的蛋糕中分得最大的份额。我国人力市场上供大于求，造成人力资源的贬值，因此导致分配上不平等地位，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低于应有的，而投资者则获取过高的利润。由于贫富差距中的富人主要是投资者，贫困者往往是失业者或者劳动者，因此人力资源的贬值在总体上造成贫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加大。这一加大必然又加剧上述的失业问题和经济的恶性循环。由于贫富差距的扩大也会成为新一轮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这种互为因果造成了恶性循环，违背了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形成“马太效应”，而贫富差距的不良后果也因此不断加剧。发展是硬道理，有人主张不要对治贫富差距，任贫富差距的拉大，采取一心发展经济的方法自然贫困会消除。但是上面已经提到了，贫富差距加大导致消费能力下降、失业，并且最终形成类似经济危机的恶性循环。可见如果忽视了贫富差距的控制，即使劳动和生产积极性高涨，也最终有可能由于只有生产，没有足够消费，导致经济倾向于萧条而不是发展。此时即使有投资者具有投资的积极性，他通过投资带来短暂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没有有效需求的带动，迟早一天这些投资会造成经济泡沫和资源的浪费。

贫富差距也导致富人钱太多而进行浪费性的消费。相对于富人的浪费性消费而言，贫困人口具有更高效用的消费却无法得到满足，因此贫富差距导致消费效用的下降和资源的低效、无效利用增加，可能出现类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状况。此外古人云：“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过度的富裕未必利于富人，富贵往往伴生腐败、堕落、为富不仁、丧失艰苦奋斗精神和斗志，而且富人由于生活的富裕还容易产生富贵病。而另一方面过度的贫困则给贫穷者带来的是身心折磨，造成社会的不和谐。

经济中的积极性也是一个两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消费的积极性。一般而言，生产积极性高与大众的金钱占有欲有趋向正比的关系，消费的积极性与金钱占有欲则是趋向反比关系，因此只有生产的积极性并不一定带来经济的发展，还需要有相对应的消费的积极性拉动消费。消费的积极性、金钱占有欲与贫富差距和社会保障有很大关系，只有基本的生活有保障，人民才敢于进行消费。在我国内需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应当着力与拉动内需和消费能力，不应当片面追求生产与投资。

贫富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要带动生产劳动积极性，还需要我们的收入分配制度能保证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完全取决于生产劳动以及投资的积极性的，而不是取决于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原因。但是现实中，有些贫穷是因为丧失土地、负担的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合理、物价不合理等不平等的因素造成的，并不是所有的贫穷都是由于懒惰、缺乏积极性、个人能力低下造成的。合理、合法的致富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拉大是有限的，而实际上我国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有些暴发户则利用不合理手段，以出乎意料的发展速度暴富。可见要让贫富差距真正提高积极性而不是导致不合法、不合理行为的出现还需要消除这其中的不合理、合法的致富因素，而这些不是市场规则所能完全做到的，需要政府有效干预。不合理致富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伤害了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人们对提高效率采取消极态度，也在民众中滋长了不公平感与不满情绪，产生相对剥夺感和仇富心理，导致犯罪，影响社会稳定，最终导致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负面影响。这违背了提高经济效率和积极性的初衷。此外，积极性未必代表了进步，比如从现在看来，古人的积极性应当是很高的，因为那时技术落后，为了生存他们必须积极辛苦地劳动。当积极性是出于人民非常渴望满足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时，我们需要审视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同时更加要反顾经济发展的初衷。

市场经济中，所有的企业和个体都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因此在经济分析中不应当忽视其他利益相关企业和个体的存在而仅仅考虑交易各方，而现在的市场经济中往往简单地仅考虑交易各方来分析经济活动，这导致了分析的局限性，正是如此，市场才会经常失效，因此政府要合理地加大干预和调控力度。根据文献[2]的超广义资源的概念和分析，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性还在于生产销售等环节中存在在超广义资源的利用问题，超广义资源具有公有性的一面，应当给予征收税赋，这些税赋可以用于社会保障、公共福利和公益事业，这也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依据。

二、积极性的作用局限和弊端

这里提到的积极性是以经济和金钱驱动为主，而对人民有益的工作在许多时候是无法获得经济回报的，比如一些基础研究和环境保护，虽然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是还有许多工作是没有得到政府支持的。而另外则有些行业可以既危害社会又获得高利润，比如毒品贩卖是一个极端的、被法律禁止的高危害却又高利润的行为，但是还有许多不在法律的禁止之列的边缘行为，此外生产产品的利润往往与它们对社会和顾客的价值不成正比的。由此可见经济学中的这种积极性具有很大的片面性，相应的经济指标也存在局限性。

科技的发展使得许多人力可以被取代，这给高科技行业带来高利润的同时，也使得更多的人失去了就业机会。政府应当通过社会保障和对高科技研究开发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资金来减少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失业问题，将高科技带来的高利润反哺给基础研究和研究于开发。实际上由于经济学中的积极性是以追逐金钱为基础的，许多的基础研究都往往没有短期的回报，而且难于通过专利法获取回报，因此具有这样的积极性并不一定就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有利，没有这样的积极性未必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不利。我国现在众多的大学生经过培养已经到了可以发挥巨大社会效益的时候，需要有发挥用武之地的就业岗位，但是就业市场不景气造成大学生失业。将失业的大学生转入到科研和基础研究的行列中可以很好解决就业问题，也为我国的科技发展和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提供很好的基础。但是这需要有科研和基础研究的投资，但是由于投资的积极性是以经济效益为驱动的，而这样的投入往往无法获得短期的回报，知识产权也不一定能够得到专利法的保护，一般企业是不愿意投入的。这造成一部分经过政府投资、父母高额投入、学校辛苦培育而产生的人才资源因为没有用武之地而被浪费。强国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经过教育的人才能够创造巨大的价值，特别是让他们加强科研，能够让国家的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经济实力迅速增强。投资者追逐利润，但是科技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许多重大的发现和创新源于非功利的研究，还有一些对于社会具有重大意义的活动的展开都不能过度地依靠经济意义上的积极性提高。可见政府需要更加强化调控和掌握更多的财政收入从而投入到科技、公益等市场鞭长莫及的地方。

还应当看到积极性的拉动是给予压力的结果，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但是在我国现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过多的压力带来的经济增长必然是有限的，压力过度必然更多地体现为副作用，如一些人为了追逐金钱不择手段与不惜牺牲一切，一些人承受着过度的身心负担和压力，社会上犯罪率增加、社会风气变坏、幸福感下降和贫困人口增加。这些副作用都造成社会不和谐，严重违背了发展经济的初衷，并且从长远上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发展。

三、经济发展及其指标的局限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过分地看重经济增长，特别是一些指标，如GDP等，但是却忽视了真正地提高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的一个目标是满足大众需求，但是许多时候经济指标并不能够有效反映这一点，而且有时候经济指标的增加反而却意味着产生了一些对大众不利因素。以GDP为例，一些数字和需求越多，说明社会问题越严重，不是进步而是退步，比如医院的收入、房地产，在某些时候可能反应了人民的基本需求都没有得到满足，比如由于疾病防治不力和环境污染导致的疾病增加，由于失去土地而导致的没有房屋居住而产生的住房需求。经济增长未必就是生活水平的提高，比如病人越多，虽然拉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对于社会是巨大的损失，也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这些是无法记入GDP的，因此在GDP的衡量上应当更加精确，比如医院就诊量的某一些指标以及这些指标产生的因素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认为是社会退步的表现。再比如环境污染，环境污染越严重，那么就可以带动环境保护产业，是否环境污染越严重，以此带动经济发展就说明社会进步了。还有科技对于经济长期推动作用，军事对于经济有长期的保护作用，并且带给人民生存安全感、自豪感和幸福感，这些都不可能用GDP来衡量。如果一定要用经济指标来衡量，这些经济指标如GDP应当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乘以系数的，而且某些情况下一些系数还应当是负的，把经济指标不加以区分地崇拜而完全抛开其他科技、军事、生存等因素是非常错误的，所以这里谈到的经济增长和积极性就具有不真正反映生活水平和社会进步的一面。可见经济的发展需要国家更加有力的宏观调控和干预。此外，经济学中还有效用递减原理，当富人消费时，效用往往低于穷人的消费，而且不同的商品对于人的效用也是不一样的，在同等价格下，奢侈品和必需品的效用往往差距悬殊，而GDP中并没有考虑这些因素。在计算GDP时需要扣除物价增长因素，同时也要扣除物价变相增长因素，还要考虑社会保障水平和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如住房改革后，由于住房是一种必需品，再昂贵也必然要购买，因此在炒作之下房屋价格上涨很快，房地产大大带动了经济的增长，但是我们要看到福利分房时房屋的价格可以认为是很低的，住房改革后房价飞速上涨，实质上是一种变相涨价。同样医疗、教育改革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虽然房地产大大拉动GDP的增长，但是却大大地增加了居民的负担和削弱了居民购买力。变相涨价很难衡量，同时在GDP等经济指标中并没有扣除，可见经济指标存在很大局限。而在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下，无论是GDP产生的实际效用，还是资源的效用，都很低。而大众的有效需求因为消费能力被扭曲，造成经济的畸形发展。

四、结束语

由于过大的贫富差距对于经济的上述危害，因此应当加以有效控制，特别是对于不合理的因素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要坚决制止。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警戒线，且我国现在的内需不足也充分反映了贫富差距的副作用。长此以往必然产生恶性循环，应给以足够重视。政府应一方面需要解决贫困和缩小贫富差距，另一方面要提高就业和社会保障。这些不仅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维护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而且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应当看到经济发展和人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最终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科技进步和军事实力的加强。这其中短期的效益应当要以满足人民需求为出发点，长远的发展还依赖于科技和军事实力，而且改革开放的经验告诉我们科技和军事实力的增强不应当寄厚望于引进，而应当采取政府加大人力和资金投入、加强政策扶持等措施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点，将人力投入到科技研究和创新行列中，形成创新产业。由于经济上也存在物极必反的许多现象(如竞争、压力)和存在需要兼顾的矛盾(如公平与效率)，所以始终要综合考虑，把握最佳的量与度，绝对不能以牺牲过多的幸福和以降低生活水平来调动积极性，并以此来推动经济发展。此外调动生产劳动积极性还要与人民的需求相应，现在我国应以扩大消费能力来拉动经济可持续增长，防止经济泡沫。

就业新理论和解决失业措施

如何解决就业问题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论题。新的世纪，中国的经济在快速发展，但是也要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特别是大学生就业的压力。失业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它导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比如社会不安定、矛盾激化、犯罪率上升，在经济方面可能出现失业－有效需求不足－进一步失业－进一步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等。本文从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着手提出超广义资源、职位资源等概念，并且用来作为国家进行调控和干预、税收政策、社会保障的理论依据。从上述的理论的角度，提出就业理论和解决就业问题的系列措施。

1.超广义资源与职位资源

模糊数学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模糊数学的对象主要是没有明晰界限的量。随着理论的发展和繁荣，百家争鸣的状况广泛出现在各个学科领域且逐步积累。如何处理许多互相不相容的理论？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和专家系统中充分利用已经存在的理论成果？如何满足对理论结果精确化的要求？解决不同理论处理问题时候产生不同结果从而出现不公平等问题和各自的利弊共存时如何采取折衷实现最优化的问题？因而研究理论的模糊性也成为一种需要，在此提出理论的模糊性。理论模糊性所指的是理论的正确性是模糊的，即实际情况介于两个不同理论之间或者一个理论介于正确与错误之间(即不是足够正确或者不精确)。在单纯且理想化的条件下，有许多理论是确定的，可以严格证明的，比如数学公式定理等。但是在实践中，对于非理想情况和众多外在因素作用下，许多几乎不相容的理论都是可以并存的。正如民间所说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而我们认为许多理论是模糊的，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理论的模糊性是因为事物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比如人的一念之间可能作出不同的决定)，有许多因素共同起作用。理论模糊性也是源于它的基础的不可靠或者不精确（如它的前提、假定、公理、公设的不可靠性、非精确性或者模糊性，比如相对论产生以前的时空观就是一种不正确、不精确的观点），概念定义的不精确性，理论证明推导的不严格、不全面、忽略一些因素和证明的模糊性，存在不确定的因素(如人的能动性、心理的不确定性、偶然因素、动态的随时间环境而变化的因素)，因素的作用是模糊的，对象的模糊性或者不精确等等。在面对实际问题许多理论都是局限的，它们的正确性是相对的。许多理论能很好的符合现在的实验结果和统计数据，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一些因素的变化，错误性也会暴露出来。因此，研究理论的模糊性使得它们能够与时俱进有其必要。

在许多理论中，不确定性、含混性、随机性、不精确性是共同存在的，在本文提到的模糊性主要是针对于理论正确性和实际情况在不同理论之间的适用性的模糊。为了不产生在模糊数学产生过程中将模糊与含混和随机等概念无法准确区分的问题，特别说明这里的模糊性是由于不确定性、含混性、随机性、不精确性产生的，而不是指随机性等上述特性本身。如不精确性使得结果与正确结果偏离，导致结论介于正确与完全错误之间，即以不同的特征函数(表征隶属程度)隶属于正确和错误。再如不确定性，它导致理论有时候正确，有时候不正确，或者有时候符合这个理论，有时候符合另外一个理论，前者是介于正确和错误之间，后者是介于两个不同理论之间。概念的含混模糊则指概念之间没有明晰的界限，可以说它是，也可以说不是的，因而可以对概念进行推广，但是推广后的事物，对于概念的隶属程度降低，也可以对概念进行精确化，从而提高隶属程度。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提出的理论的模糊性并非是模糊理论，它研究的对象是理论[2]。

资源从现行的税收理论研究的角度，有广义资源和狭义资源两种解释。广义的资源概念包括了构成社会生产力的三大要素，即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而狭义的资源，就是指土地、矿藏、水利、森林等现代人类正在进行开发利用的各种自然财富，即自然存在的劳动对象。在本文中，则更加深入的推广了广义资源的概念，认为不仅仅上述的是资源，经营方式、市场、职位、个人禀赋、地域优势、历史与文化的积累、有利的国家政策倾斜等等能带来经济、物质和精神上的利益和损失的都是模糊的广义资源，为了区别与已有的广义资源的概念，不妨称为超广义资源。另外带来损失的称为负资源，比如天灾人祸、各种风险。从一些角度分析，可以认为上述的超广义资源是资源，从而具有公有性，应当交纳税赋；从另外一些角度，可以认为不是资源，是私有的，不应当交纳税赋，因而根据上面理论的模糊性的观点，它是介于资源和非资源之间的，资源是具有公有性质的，而非资源则是私有的，而超广义资源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具有公有和私有的性质。因此，对于超广义资源占用是要征收税赋的，而税赋的量与超广义资源对于公有性质(也可以说是资源)的隶属程度有关系。针对不同的对象，超广义资源有不同的涵义和内容。之所以要提出超广义资源是因为任何技术和经营方式等的应用都对社会在造成影响，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占用别人的得以生存的空间和赖以获取利润的市场等等，而且非常隐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讲，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通过超广义资源税的形式提取部分剩余价值来保证国家财政和运转也是合情合理的[1]。

科技在飞速发展，以前一些有形的资源，显性的资源起决定作用到变为高科技等等隐性的资源起作用。随着机器人、自动化、智能化技术的发展，在未来人力(无论是脑力还是体力)必然在很大程度上被高科技取代，我们也没有理由否认，在某些行业，可能有人力被完全取代的可能。可见劳动价值论必然要与时俱进地加以扩充或者修改。横看成岭侧成峰，本文则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企业利润的获取过程中除了一般的资源以外还利用了科技、经营方式等，而且这些本来不是企业拥有的，但是他们使用了后，必然给别的企业使用相同和类似的带来利润的冲击或者分割。

土地的利用是要征收税赋的，是因为它的占用影响了别人的空间，而高科技之类的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是很隐蔽，随着科技的发展，高科技带来高利润越来越高，而且对于人力资源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少。同时，本文认为对于个人而言职位也是一种超广义资源，是一个人在当今社会得以生存的条件，获取经济来源的一个重要途径。当今许多人失业，带来社会的不安定和经济的恶性循环。职位同上面的高科技一样，也有占用性。需要区别的是，高科技作为超广义资源是针对企业的获得利润的，职位作为超广义资源是针对工人获得报酬的。从另外的角度来讲，工人在自己的职位上付出了劳动，但是也得到了多方面的锻练、培训和学习，满足了一些生理和心理上的需要，如有些人没有事情做心里会有不适，退休人员也会有不适。马克思主义预言在共产主义到来时，劳动将会是一种需要，人们为了健康和其它需要，会自愿参与劳动。在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的中国，这一点更加明显。可见对于工人而言劳动是付出也是收获，从理论模糊性的角度，对于收获给予征收职位资源税也是合理的。

上述超广义资源的观点可以作为征收税赋的一个理论依据，如个人所得税可以作为职位资源的相应税收，企业所得税、资源税、流转税和行为税等税种可以作为利用高科技、土地、经营方式等超广义资源的相应税收，同时也能为社会保障提供理论依据，因为超广义资源具有一定程度的公有性，相关的税收也有一定公有性，国民即使不做贡献也都能够分得一份，这一份就是社会保障所给予的。利用超广义资源可以很容易地看待贫富差距，如城乡差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城市对于高科技、地域优势、已经开拓的市场、历史与文化的积累、有利的国家政策倾斜等来发展起来的，把贫富差距归结为单一的因素是不正确的。超广义资源也能够给予国家调控和干预理论依据，因为超广义资源具有公有性的一面，所以国家进行调控和干预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2．职位资源及其剖析

2.1职位资源的来源与职位短缺的分析

职位资源直接的产生原因是因为工资和报酬等。职位的来源在于各个产业的生产需要，从根本上说是来源于社会的需求。马克思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相对过剩人口，从而造成工人大量失业的原因。马克思的就业理论虽然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提出来的，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他的劳动力商品属性的观点及相对过剩人口理论仍然适用，相对人口过剩的出现必然导致职位资源的短缺，科技的进步也会带来企业装备水平的提高，需要人力的减少[1]。可见我国对于职位资源的短缺以及应对措施很需要给予研究。过去普遍认为，造成失业的罪魁祸首是竞争的加剧和技术进步。是否要放弃高科技的利用？然而，现在的实际情况却是，技术进步快的国家和地区，往往也是就业率增长快的国家和地区。问题在于高科技带来的是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从而从其它国家攫取了大量的利益，从而带动了本国经济，也把就业的危机转移到了其它国家。另外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如美国，在研究与开发中的投入是巨大的，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也容纳了大量的人力，这些看不见即时快捷的经济的效益的投资保证能美国现在不会，将来更加不会在科技上落后于他国。由于经济实力雄厚，在军事和其它方面上也有大量的投入，容纳了大量的人力。在文献[2]中提出把创新产业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给予扶持，即把开发创新成果作为超广义资源的开发给予报酬，而把创新成果的利用作为超广义资源的利用，收取相应的超广义资源税。减少应用性行业的高利润，用产业的经济效益来弥补创新工作中的投入并给予报酬。应当说，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已经保证我们能够向创新工作给予足够的投入。

由于贫富差距拉大，内需难于增加，除了凯恩斯的消费倾向外[3]，另外原因在于没有经济来源的人许多必需的消费都无法进行，而富足的人则消费需求有限，他们可以选择投资，但是如果在内需不能有效拉动的情况下，他的投资可能是一种泡沫经济，最终转化为资源浪费。由于百分之八十的财富都为百分之二十的人拥有，因此，除了缩小贫富差距外，需要拉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的消费，才能使经济良好运转。

2.2职位资源的分配

职位资源不能仅仅看岗位的数目，还要看工作量、工资、工作的重要性等因素。职位资源紧缺不是失业的唯一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职位资源的分配不均衡，有人为了高薪加班加点，有人无事可干。有的企业一方面极力裁员，一方面又要在岗职工的加班加点，造成贫富差距加大，对于在岗和失业的职工都没有好处。另外薪酬的差距也是很大的，一些高薪的职位往往是有些重要的岗位，在这样的岗位上往往是一个人决策，这样不仅加大了决策失误的风险，也加大了贫富差距。在理想情况下(不考虑复杂因素)，如果社会产值平均分配，每个国民生活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也能够使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用，比如给一个贫困得无法过日子的人一元钱和给一个百万富翁一元钱起到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在实际中有些职位的工资是国家规定的，而还有一些是市场调节的，必然也带来一定的不公平。职位资源的分配不均匀的另外一个因素在于一些技术性的岗位的需求与人力市场上的具有相应技术人才供应不平衡。

上面讨论的是职位资源的量上的分配，在对于个人的分配上，也并非完全是市场经济下的自由公平的竞争。首先，能力不等于能够获得职位，是有机遇和人缘得等因素的；其次，一个先占据了一个职位的人，即使有后来人能力超过他，由于企业的或者其它方面的原因也难于和他竞争该职位，显示了一定的垄断性和壁垒；再者，在实际工作中还有着继承父辈的职位的非竞争上岗；还有，不同的行业之间的机会也是不平等的。职位资源有占用性、排斥性不仅仅体现在同样的岗位上，而且不同的岗位之间，职位也存在着互相排挤或者互相助长的作用。前面也提到，职位资源是一种超广义资源，具有一定公有性，加上职位资源的分配上存在机遇等因素，而且互相影响，对于他人获取利益的职位资源产生影响，因此对于职位征收相关的超广义资源税是必要的。而直接根据企业效益来征收职位相关的超广义资源税是很方便可行的，也能避免企业为了经济利益进行不应该的裁员，以及对于应用高科技造成的职位资源减少给予弥补。

在当今因为人口众多，就业岗位不多，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供需失衡的状况，这样也导致人力资源在恶性竞争下贬值，造成更加不利的局面，需要从调控和社会保障的角度给予平衡。工资的下降也会导致需求下降，而需求下降也导致失业和人力资源贬值，同样形成经济恶性循环。

3．解决就业问题

3.1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贫富差距来保障内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所做出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贫富差距不仅仅影响到贫困者自己，而且不利于扩大内需，而且资金消费的效用也低，即富有的人花的许多钱是浪费性的，但是如果贫困的人，就会花在最有价值的方面，这点在上面已经提到。由于生活没有保障，导致农村出现厉行节约，许多应有的消费都没有保障，包括医疗、温饱等问题。贫困也带来或者助长了许多不良的社会现象，如有人因为贫困去打砸抢，或者对父母不孝、对子女不尽抚养责任，小学就辍学。这些现象如果发展下去，那么一个人在老年和童年两个无助的阶段都不会幸福，也无法扩大内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拉动内需的另外的原因在于，一旦人们有了保障，就敢于把手中的资金拿出来消费，因为中国人一向保守节俭。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既扩大了内需，又限制一些暴利者对于资金的不良利用(如铺张浪费等)，且对于国民无论是从生活上还是心理上都给予了一种保障。同时也使得有些人拼命加班加点或者到处兼职的行为没有动力，因为有些人担心有朝一日生活没有保障，才愿意卖力工作积蓄工资以备万一。在缺乏保障的社会里，一个人不仅要为了生活而忙碌而且就业的压力对人会造成身心的压力与负担，也会带来其他负效应。社会保障制度另外的功能是可以平衡劳动力市场，当人口过多，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过剩时，劳动力的价格必然下降，导致企业暂时的利润增加，但是并不利于经济的良性运转，也增加了贫富差距。适度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使人民安居乐业，调节雇主和雇员谈判的筹码，有效调节劳动力的价格。社会保障还可以减小国民拜金主义思想和聚集财富的心理，因此它不仅可以减小贫富差距，还可以减小由于马太效应带来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上面提到超广义资源理论也可以作为社会保障的理论依据，因为超广义资源有一定的公有性(即有全民所有的性质)，并且通过这些政府征收了税赋，可以将一部分提取出来作为社会保障的资金，因而社会保障是合情合理的。而贫富差距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征收超广义资源税，通过税收可以有效解决收入报酬方面的不公平。社会保障需要有一个适当的度，如果保障过度，会导致许多人好逸恶劳，宁愿拿救济款，不愿工作，导致自愿失业率上升。

3.2开发新的职位资源及增加已有的职位资源

职位资源产生于企业和政府部门的需要，企业的产生则需要投资，并且有市场，产品适销对路。政府部门一般是投资于公共设施、公共产品和一些基础科学研究开发等。鼓励投资和外商投资，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国内市场和发展空间有限，可以利用多种渠道打入国外市场，将中国融入到世界中，可以有效解决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问题，如对外劳动力输出和发展以就业为目标的出口贸易。这方面的潜力和容量是很大的，另外中国要真正很好地融入国外市场，不被马太效应所困，还需要提高科技实力，加大自主创新的财力和人力投入。

由于贫富差距拉大，绝大多数资金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仅仅带动一般人的消费收效是很有限的，在促进一般人消费的同时，要带动富人消费。因此需要进行消费创新，根据中国国情和富人的需求开发相应的产品和开展相关的服务，通过征收遗产税等各种税收和宏观调控政策来鼓励富人进行有益身心的、健康的高级消费。

实际上，社会整体上还有很大的消费空间，比如很多消费人们不习惯以经济来衡量，就象以前思想上认为老师给某个学生额外的指导不应该收费一样，但是现在家教已经很普遍了，可以说成为一种行业。因此从消费的意识上创新，将一些隐性消费通过正当的交易来实现。当今经济发达了，谁都希望生活能令人满意，而通过创新消费观念和寻求新的需求空间，形成适用于富人和有消费能力群体的消费可以扩大需求。

在拉动市场消费的同时可以在投资方面采取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办企业投资，同时给予企业或者投资者市场信息，投资于适销对路的产品，减少经济泡沫。投资于没有销路的产品虽然一时可以增加就业，但最终带来失业和资源浪费。

税收方面，要看到有些行业是排斥性行业，会排挤其它的行业，而有些则相反，要根据企业的这些属性来调整税收或者其它政策，这利于企业的共同生存，行业的相辅相成。

要增加职位资源，就需要增加消费，因而需要利用调控和干预手段对于必需的、良性的、高效益的消费通过社会保障措施给予一定保障(比如医疗、教育、基本食宿等)，对于一些良性的、利于身心的、对社会有益的消费给予激励，对于适度适当的消费给予鼓励，对于浪费性的、不良的、对社会有危害的消费给予限制，因为毕竟我国资源有限，比如对石油之类的不可再生且具有战略意义的资源有必要采取针对性的税收或者等级价格来使资源的效用最大化。

3.3解决大学生就业

由于大学生的扩招，大学生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许多学生毕业就失业了，大学生掌握先进的技术和知识，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大学生失业对于人才是一种极大浪费，也是对于家长和政府教育投入的浪费，也带来了社会和经济问题。解决大学生就业，一方面要鼓励他们到社会需要的相对艰苦、条件相对较差的岗位上工作，一方面要增加就业的岗位，增加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提供的职位，增加企业的职位。

政府机关方面，要通过强化政府职能，通过政府给国民提高更好的管理和服务来提供岗位，比如政策研究、决策研究、立法、宣传、咨询这样的技术强性的岗位，可以提高政府的政策决策的有效性，减少决策错误风险，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使政策、措施、思想能够得到有利宣传深入人心，提供信息解决疑难。事业单位也要强化职能，给社会提供良好的服务，往往对于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一点很小的投入，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效益，有“拔一毛而利天下”的功效。国家加大对于创新、科学研究的投入，对于科技的投入，一般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对于一个民族在世界上立足，长远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与其让大学生失业，不如让他们对国家的未来作出贡献，同时给予报酬。当然这些职位的提供都是需要资金的，但是也要看到，即使在失业存在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在高速发展，只要采取合理税收财政政策并且调节贫富差距，对于高利润的行业给予相应合理的税收，如上面提到的超广义资源税，用“以工代赈”的方式是完全可行的，完全可以保证所有国民生活足够富足的。我国民族产业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受到更大的冲击，无法与跨国公司抗衡，在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中很难形成竞争力，因此政府需要加大科技投入，并且鼓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鼓励我国消费者购买国货，形成对于民族产业创新工作的支持，还可以考虑征收创新税或者研发税直接专款专用地支持创新和研发。在加大投入的基础上吸纳大学生和高级人才投入到创新和研发行列中，将我国的人口优势和大学扩招的优势转变为科技优势。发展科技可以切实提高生产力，而不是通过提高劳动量来提高生产量和GDP。

在企业方面政府要鼓励企业提供岗位，许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对于大学生之类的高科技人才的人力资源没有很好利用，没有管理好，人浮于事。这些人才没有把学习的知识利用在岗位上，没有创新，没有给企业节约成本、提高效益，因此造成一种看法是企业聘用这些人才没有带来效益，因而企业缺乏聘用人才的动力。可见需要对于人才加强管理与考核，强化对于知识的利用，追求发挥知识的实际价值。另外一些企业还有通过减少员工，提高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时间的倾向，因此要根据企业所得征收一定的职位资源税，对于给失业人员提高就业岗位的，给予减免所得税等政策来增加就业岗位。

在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同时，知识分子“过劳死”日益加重，工作压力大、生活负担重、精神包袱沉，这‘三座大山’让许多知识分子‘不堪重负’，不少人英年早逝。这也显示了职位资源的分配不平均以及报酬的不合理性。一方面是劳动力闲置，一方面是劳动力超负荷利用，透支着这些知识分子的生命，也严重违背了发展经济的初衷。因此，要建立良好的职位分配机制和报酬公平机制，限制超负荷的劳动量，容纳更多的大学生就业。

3.4均衡职位资源的分配

我国人口众多，职位资源相对短缺。为了保证人力资源的适当利用和每个人都有生活保障并且扩大内需，需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均衡职位资源的分配。现实中，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到处兼职，但是却有更多的人没有工作。因此需要对于职位资源的占用给予限制，首先，要限制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防止利用童工和未成年人；其次，要限制兼职，兼职不仅带来对于本职工作的不负责任，而且带来就业岗位的短缺和兼职者本人的身心不健康；最后，采取“低工资，高就业”的措施。经济学界常常把失业归结为消费下降，但是在工资和职位分配均衡的情况下且忽略一些因素(如损失因素)，只要同样比例的降低就业的工资量和工作强度，社会的经济运行是可以维持的，并且可以节约一些资源。可见只要分配均衡，工作强度与生活的消费相应，是可以减少失业的。

有些职业的工作的强度大是因为缺乏相应的专业技术人才，造成人才紧缺，工作繁忙。不仅造成贫富差距加大，而且造成“有钱的人没有时间消费，有时间的人没有钱消费”的局面，直接影响了内需的扩大。对于这样的专业，要通过就业供求信息，让公众了解信息，增加相关岗位培训，让更多的人投入到该职业中。

一些高薪的岗位往往是一些重要的决策部门，可以增加岗位，采取多人协商决策来保障决策高效和减少决策错误风险，同时也能很好评价每个决策者的决策优劣。另外一些工资有国家规定的因素，比如一些项目的设计费、人工费、施工费，需要安排足够的岗位和人力保证设计最优性。防止个人、企业或者事业单位等通过低成本、低人力投入、低技术地开发大量的无质量的项目获得大量的利润。同时也要限制个人、企业或者事业单位获得项目的数量，保证人力的投入。

要防止出现“一些人没有工作挨饿，而另外一些人却因为工作繁重而过劳死”的问题，除了在工作量的分配上以各种方法来限制工作量，保证人力的投入，还要尽量利用各种技术包括计算机技术使巨额投资的工程和项目小型化、协作化和分散化，让更多的单位和人力来参与，让巨额的项目和工程在考虑各个竞争单位的实力的情况下尽量均匀分配给多个单位，这将缩小贫富差距，也减少了腐败。

3.5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利用和解决“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农村与城市相比有很多地方处于不利地位。首先，农产品价格低，农需产品包括农资价格则高；其次，我国农业中使用的超广义资源远远比不上城市，比如市场没有形成、科技含量低、交通不方便、城市有着先发展的优势并且形成一定的壁垒、农民人均占有耕地少等；再次，农民的税收等各种收税负担重，而城市许多的设施却是利用这些资金建立起来的；最后，中国人工生产的农产品受到国外的高度机械化、能源化、规模化并且受到政府补贴的农产品的冲击。

解决“三农”问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实施农村城镇化，把城市的优势转移到农村，加大产业化进程。许多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政府应当加强劳动监察执法来限制一些血汗工厂的超长工时来增加企业对于农民工的需求。加大农业科研经费，不仅要具有科技知识的人才参与，而且还应当吸纳农村闲置的劳动力，让农民也参与科研中一些能及的工作。加大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把失业农民吸收进来。通过就业培训，把农民转移到社会需求大的行业。当然政府还应尽快研究具有可操作性的超广义资源理论，利用超广义资源税收进行转移支付，减轻农民负担并给予相应的社会保障，增加农民的消费能力，在我国内需无法拉动的情况下，只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需求增加才能明显带动整体消费水平，扩大内需，从而刺激经济的发展[4]。

3.6加大对于创新和未来产业的人力投入

由于科技的高速发展，自动化、机械化、信息化及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人的工作已经大大被先进技术取代。在未来社会上需要的劳动力会逐渐下降，将人力投入到创新工作中是对于社会有长远利益并且也是能够充分利用人力，减少失业的好方法。另外创新和研究开发往往以人力资源为主要成本，且是劳动力密集型。在我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能非常有力体现人口资源的优势之处在于将人力投入到科研上。美国等国家的高科技已经形成产业，带来高利润，但是没有忽视将高利润反馈给创新工作，不仅政府而且企业都对于创新、研究与开发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在当前，我国由于大学生扩招，正好有大量的高科技人才需要就业，而投入创新和未来产业是中国能够在未来立足于世界，科技、军事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我国民族产业薄弱，我国技术在市场上获利远远不如一些跨国公司，企业科研投入能力有限，急需政府加大科研投入，同时激励企业加大科研创新投入。政府与此同时也要重视对于相关的行业的投入，比如技术推广。前面已经提到，可以把创新性的工作作为一个产业来扶持发展，政府可以直接对于创新成果给予即时的报酬，同时对于应用技术的企业征收一定的超广义资源税，以避免出现理论研究清贫而应用开发行业高利润的不公平局面，也可以防止由于没有有效的回报而导致的创新工作没有经济支持，从而对于应用型的行业给予持久的技术支持，形成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在国内，许多企业没有经济实力投入到科技研究与开发中，由政府出资可以减少风险，如此民族产业方能够与实力强大的国外企业竞争。当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可以把专利出口作为一个行业来经营，获得经济效益。

3.7限制企业裁员，鼓励企业提供职位

过去曾经强调企业减员增效，把责任推向社会，这样利弊共存的，失业带来的危害不可低估。失业必然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产品相对过剩，这导致相对过剩的产品生产减少甚至停产，这又进一步带来失业。这导致了失业－有效需求－失业的恶性循环。失业还导致人力市场上的供需变化，造成人力资源贬值，进一步导致贫富差距的加大和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进一步导致失业，同样也形成恶性循环。同时失业还造成贫富差距拉大导致需求的结构发生变化，富人增加的商品（或者其他）需求和穷困人口减少的商品需求不一样，经济的结构发生改变，体现为经济在某些方面过冷，在另外一些方面过热，因此贫富差距除了导致总体就业需求减少外，还导致结构性失业[6]。在没有社会保障和政府缺乏干预的情况下，这些恶性循环最终将导致经济危机。资本主义通过各种措施，包括政府干预、宏观调控、有力的社会保障等，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经济危机，但是在我国缺乏社会保障和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的情况下经济可能陷入不稳定，在此情况下政府应当加强以就业为导向的干预和调控。

我国许多企业的盈亏关键不在于冗员，通过反腐败、加强经济审计监督、加强管理、增强企业活力和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程度是可以提高效益的。许多企业没有把人力利用好，人浮于事，没有有效管理考核评价，当然不会要好的效益。而另外有些企业过分追求高利润，一方面裁员，一方面又要在岗的职工加班加点。

从利益分配的角度来看，高科技等超广义资源给企业带来利益，而企业则利用提供就业职位的方式给予职工分配部分的利益。高科技的企业往往利用很少的人力带来大量的利益。因此，根据企业采用的超广义资源量减去企业提供的职位资源量计算相应的税收作为企业应当提供但是没有提供足够的职位资源而征收职位资源税是必要的，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根据企业利润来计算超广义资源量。因为企业提供的职位少，利益无法分配给他人，企业获利增加，这可以防止企业恶意裁员，鼓励企业吸纳劳动力。从职工的角度而言，当然在岗职工也应当交纳职位资源税，这样企业和职工上缴的职位资源税之和与企业利用的超广义资源是成比例的。

3.8增加公益事业和公共设施建设人力投入、强化政府职能

为了给予税收理论依据，在此提出“谁受益，谁徼税”的税收原则，即谁利用超广义资源，谁处在良好的、无污染的环境中，谁因为国家对于研究开发的投入而获得好处，谁为了自己的利益给社会带来损失，如环境污染，就必需交纳一定税赋。以此原则来增加环境污染税、环保税、公益相关税收、创新税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投入到一些创新工作、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等谁都不愿意、产权模糊、难于获利的行业上。许多公共设施的投资不能看见即时的、明显的、物质上的经济效益但是往往对于长远发展有好处，带来的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利益。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物质的享受已经能够得到很大程度的满足，精神上的、心理上的享受将会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将非经济的效益纳入经济指标是一种需要，如环境保护、社会安定、生活环境舒适等。但是这样事情往往是公益性的，难于衡量评价，受益者广泛，但是谁也不愿意投资，投资了不会有看得见的经济效益。即使要收取一定费用也很困难，因为价值的体现是隐蔽的，难于对众多的受益者一一给予定价并收取费用，而且也有许多公共设施的社会效益是长远的。显然这样的工作只有政府将它们作为一种公益性的投资或者公共产品提供才是恰当的。政府投资时要兼顾考虑社会需要、社会效益以及根据失业人员的专业分布来分配投资。

上面提到存在着非经济的效益，假定通过网络以Mp3形式公开音乐取代音乐制品，看不到经济效益，但是实际上由于音乐公开造成的社会效益更大。在一些产品趋向无形化，网络化的今天，许多产品都可以通过网络等形式公开，让全民受益，但是成本却非常低，如Mp3只要上网就可以下载，电视、广播也有类似的功能。Mp3的提供者如果完全没有回报，就无法运营下去，政府通过税收来实现这一对于每个公民非常微薄收费是非常恰当的。推而广之，政府也增加其它许多利民、提高公民生活质量、增加社会安全与保障、促进健康、使公民达到最大程度身心的满意与享受的功能。在这里其实政府可以看成一个庞大的、非经济性的、隐性的、无利润的“企业”，通过税收来收费，而通过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等来给所有公民提供服务和产品，因此政府可以由针对性的征收研发税、环境保护税等来给所有公民提供超过该价值的服务和产品。政府提供的服务和产品可以看成是一种强制性的消费，只要政府决策得力，可以使公民得到非常健康、高级、充分、无弊病和没有浪费的消费，而且政府出面可以大大节约成本，比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有许多优势，比如这种“消费”可以非常稳定，可以根据经济情况给予非常有效的控制。增加公益事业和公共投资需要经费，除了上面提到的针对性税收外，经费的来源也可以通过强化财政收入、对超广义资源征税、防止偷税漏税、加强反腐败的人力投入等来保证。

3.9加大军事研究开发的人力投入

近年来我国发展经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经济的发展是为了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军事实力在综合国力中显然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军事技术要引进不仅要耗费巨资，而且大部分引进和购买还受到一些国家的限制。只有军事上强大，才能避免曾经的劫难。经济在军事实力不强的情况下是打折扣的经济，有国覆民亡的风险，有不平等条约、掠夺、屠杀为证。虽然我国现在国家强盛，但是要居安思危，要考虑到长远。加大军事投入，即使现在不能带来任何的经济等效益，至少可以增强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军事实力增强会引起所有国民的愉悦和自豪心理。这可能比一般娱乐性消费带来的享受要大得多、长久得多，说明这些是一种隐性的、非经济的效益，而且对每个国民都产生了这样的效益，可见加大军事投入是很值得的。发达国家对于军事的投入都是很大的，中国作为一个军事实力不够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不在马太效应中与强国的差距越来越大，需要加大投入。军事与高科技紧密相关联，而高科技往往是劳动力密集型并且以人力资源成本为基础。加强军事的研究和开发，加大投入也可以很好解决就业问题，特别是大学生就业。军事强大让国民有凝聚力、对未来充满希望、充分享和受满足，军事安全感和自豪感对于每个心理正常的国民都是必需的。何况军事实力增强对于国家和国民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利益都是很大的，可以避免战乱，在国际上能有地位且受尊重。军事技术的发展也可以给民用产品提供技术支持，可一举两得。

3.10 扩大有效需求

有效需求不仅是代表了人民生活水平，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没有足够有效需求的情况下，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都失去意义，反而还造成产品相对过剩和资源浪费，形成经济泡沫。长期来看对外贸易中，进口和出口的需求应当归于平衡，因此不能依赖外需发展经济，应当拉动国内的消费能力。我国近年来内需不足是困扰经济发展的难题，内需不足未必了发展经济的初衷，并且造成经济恶性循环性的衰退。我国有效需求的拉动应从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征收遗产税、促进富人消费、提高贫困人口收入和消费能力、平抑过高的房屋价格等方面来着手。社会保障不仅增强了贫困人口的消费能力和倾向，同时还可以防止人力资源贬值及其造成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另外社会保障还减少居民对于金钱和雇主的依赖，防止拜金主义和生活压力[5]。为了真正提高生活水平，社会保障和最低工资水平都应当与GDP同步提高，让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同时需求、消费的概念有待于进一步发展，比如个人除了有物质产品的需求以外，还有精神方面的需求，而许多精神方面的需求是不作为商品的，同时还有其他的，比如环境的需求，社会安定的需求，发展我国科技与军事的需求，比如发展军事不仅利于国家的安全，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于个人而言，还存在着个人自豪感和自信心等许多的好处。这就是许多人愿意捐款制造航空母舰的一个原因。对于环境的污染却没有计算在GDP之内，目前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这说明我们要扣除GDP对于社会负效应，有些象环境污染、超负荷劳动等“副产品”和“产品”是在某种程度上违背大众需求的，应当作为一种负需求，根据其负效应扣除相应的GDP值。同时环境保护和治理则应当计入GDP。可见有必要建立广义需求、广义产品、广义GDP的概念，改变过去发展经济中重视物质需求、个人需求、短期需求、显性需求、正需求的局面，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广义需求的概念应当将社会需求和个人需求、长期需求和短期需求、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显性需求和隐性需求、正需求和负需求都纳入到研究视野，同时相应建立广义产品和广义GDP的概念，在计算广义GDP时应更加注重产品的效用的产生和发挥，因为生产产品最终是要发挥效用，让发展经济更加务实，能够真正为人民带来实惠和好处，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目前的一些豆腐渣工程、假冒伪劣产品、重复建设、反复拆建工程、形象（豪华）工程，不仅效用低下或者没有产生效用（如有些产品在没有发生效用是就被破坏和拆除了），而且造成资源浪费，甚至在现实中却给老百姓带来很大的不方便。随着广义需求、广义产品、广义GDP概念的建立，许多利于社会和个人的产品都通过企业和政府得到生产，当然这其中许多的产品，特别是社会需求、长期需求、隐性需求相应的产品，由于受益者广泛，回报长久，效用难于度量和被认识，报酬难于收取，往往不适宜于通过市场机制来交易，许多应当通过政府来提供。这样可以将大量的冗余劳动力投入到广义产品的生产中，大大解决就业问题，也让人民和社会的需求得到最大满足，让社会更加和谐。

4. 结束语

本文从新的角度来阐述就业理论，其中超广义资源和职位资源是动态的、模糊的且随着众多因素变化，其公有性也是个复杂的问题，篇幅有限，本文中没有详细论述。另外，超广义资源税收的定量也是一个难题，但是总是可以寻求方法来近似评估和有效逼近理论值的，特别是现在许多数学方法与工具、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出现给这些提供了技术支持。除了提高就业率外，政府还要采取多种措施限制和防止不良和恶性就业，鼓励和引导就业良性化，增强我国就业的社会效益和长远效益。失业不仅导致了人力资源的浪费，制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会导致失业者消费能力不足，从而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经济的泡沫和生产能力相对过剩，这将进一步导致失业，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出现类似经济危机的状态。可见解决就业问题至关重要，政府应当以就业为导向，以就业来带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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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勇．开辟中国第四产业—创新产业，科技和产业，2004年8期

[3]. 刘涤源编．凯恩斯经济学说评论[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4]. 李从国．“三农”问题：思危再思危，农业经济导刊，2003年11期

[5]. 王勇，陈小平．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成因、后果与对策，科技和产业，2005 Vol.5 No.5 P.14-21

[6]. 王勇．收入分配差距及其激发的积极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辨证关系，中国改革国际论坛－政府转型与社会再分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论文集，200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