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中的困惑

朦胧中的困惑　　

故乡，让我知道了家的含义。认识了故土，更使我在童年即将走过的时候，把最后一缕的留恋放在了故乡，这在我生命的路途中可能是我最难忘怀的一段。　　

刚到家乡，我就读的是本村的小学，当时学校有七个年级，因为文革教育时间缩短了，五年级和六年级合并了，叫初中一年级，初中二年级就是七年级了，那时是义务教育，学费每个学期只是五角钱，即便是这样有的同学还是交不起。对交不起学费的孩子，大队负责交学费，没有孩子因交不起学费辍学。　　

刚到村的时候上的是五年级，山东教学进度比家乡的快。刚一到校，对我来说所有课程还是很吃力的，这主要是两年的停课，三年级、四年级的课程没有学就直接上五年级，而五年级又是在部队频繁的换防中，我们也在不停地更换着学校，学习自然是跟不上。　　

小学大部分是在山东胶南县的前二沟小学上的。1963年冬季父亲到外地接兵临走时问我“喜欢什么颜色的凳子？”我说绿色的，姐姐说喜欢红色的，等父亲接兵回来把凳子送给我时才知道要送我上学。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开始文革，到1968年秋复课，班主　任韩增顺　老师在上课时说到，因为文革停课两年，我们虽说是五年级但是只学的是三年级的课程，我们还叫三年级吧。我们听后都不赞成，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我们都上五年学了，应该是五年级。当时谁都没用心想一想，虽然到五年级了，但三、四年级的课怎么补呢?　　

朦胧中的理想是诱人的，但不知实现理想的条件，而这个条件是需要很久的储备，需要自己坚韧不拔的努力，需要自己每时每刻孜孜不倦追求。那时真是“心中无知天地宽”，只是想着早日长大，只是想着早点参加工作，好去“接革命的班”，但就不知道“当一个合格的接班人”是需要本钱的，而这个本钱就是文化知识。　　

跟随爸爸回到乡下，当我走进家乡的小学校，让我感到与部队小学的不同。农村的孩子大多不喜欢上学，在大人们眼里上学首先是认几个字，而后就是渡下时光等长大，到能干活的时候就下地干活，很少像现在这样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性----考大学。　　

由于刚来到农村，一切都不习惯，加上人不熟悉，一般的情况下是自己独自一人坐在教室的，即便是下课十分钟也不爱动，因为我的内向，也招来一些同学们的好奇，他们急于与我接触，但我对他们并不喜欢。　　

有　时　老师也喜欢与我做些交流，班主任在班上也常拿我的作业本向大家介绍，说我的字写得好，作文语句通顺，在一次作文后，老师还专门把我的作文在全班朗读，听到自己写的作　文被　老师在班上读出来，心情是既激动又害羞，老师念完了，我头上也冒出了汗珠。　　

1970年初，原来小学六年改为五年，我和姐姐合到一个班。上初中了，自己并不知道如何去学习，上课时不知不觉地想到参军，听课时马马虎虎心不在焉，以致　于　老师讲的什么一点都不知道。　　

因为对参军认识上存在片面性，没能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所以学习不用功，我想这是影响自己的学习的主要方面。当时的自己虽然日盼梦想地想当兵，但是当一个什么样的兵，心里只是恍惚的一个提干的目标，除此之外并不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理想。自己在想：当兵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敢于冲锋陷阵就行。加上文革期间大批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很多技术人员到农村下放锻炼，读书无用就反映在自己的行动中。　　

童年的理想单纯而无时不带有疑惑，这种疑惑常常埋在心里，不愿向别人敞开心扉，一个人无方向地探寻着解开的钥匙，那种徒劳的探寻往往很难打开心中的疑惑。读书无用在当时有一定的市场。特别是知识青年下乡，知识分子受到批判，学生对学文化的动力大打折扣。学校在课程安排中也出现一种倾向，那就是把大批判、学工、学农安排在课程中间，学习文化知识当成了副业。学生不愿上课，不愿学文化课的现象也就引起了各级教育部门的重视，1970年的下半年，学校在上级教育部门的统一安排下，开展了批判读书无用论的活动。批判读书无用也成为当时政治课的一大特色，尽管这样，学生们的思想也很难转变，用乡亲们的话说：“龙生龙风上风，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农民的儿子就种地。”　　

尽管这样，在我的心中对大学充满了神秘感，我在想：大学都是什么样呢？国家不需要我们上大学，需要我们下乡，那大学又是谁去上呢？没有一年，大学又复课了，而学生大都是经过农村、工矿、机关、部队推荐的“工农兵”学员，完全摆脱了过去考试的模式。上大学在农村来说成了摆脱农村的唯一途径，下乡青年想通过这一路途走出农村，各级干部也把这条路作为子女离开农村的跳板。这样的背景，让一些人兴奋，也让一些人失落，对我来说是属于那些失落的一族。　　

为什么呢?因为那时我隐隐约约的感到父母的回乡是受冲击回来的，是受到外祖父历史问题牵连回来的。虽然没有被自己证实，但是在部队和小伙伴们一起的时候自己的耳里早有这方面的耳闻了，只是没有被自己证实罢了。　　

1970年春节的时候，我们一家到姥姥家，小的时候我是在姥姥家长大的，五岁的时候离开姥姥，所以对姥姥是很有感情的。到姥姥家后，我马上和表兄玩在一起。表兄叫智力，在一起就叫他智力哥。智力哥比我大一岁，在一起干什么他都让着我，很像一个大哥哥。　　

也许是对猜测的一种印证，到姥姥家和姥姥、妗子打过招呼之后，就和智力哥玩到一起，离别聚合之后的欢乐让我们兴奋到极点，我们共同叙述着友情与感受，各自也讲授着所经历的新鲜事和见闻。初见的热情刚一消退，外祖父的身世再一次引起我的关注，我带有一种忐忑的情绪，怕那种预料的结果，又盼望是没有那种结果，踌躇、忧郁，又想回避，在我作好充分的准备后，我鼓起勇气问智力哥“哥，我姥爷是什么成分？”智力哥听后，很自然地告诉我“我爷是下中农，但是他参加过国民党，在五一年镇反中被政府镇压了。”　　

哥哥说得很平静，但我听后平静中略显突然、沉重与惊讶，霎那间我像迷失了方向，又像掉进了万丈深渊，心想不可能，但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现实，哥哥看我的失态他太理解了，因为这么多年来他都是这样过来的，在人们的一样的眼神与蔑视中他的童年时可想而知的。相比之下我又是幸运的，因为我生在部队，长在部队，虽然有过同学们的冷淡，但我却始终坚信自己是一个革命军人的后代，为此我也让地方的同学羡慕过，这些只因为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家中事，也是父母对孩子们的关爱，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在童年受到无谓的精神压力。　　

我终于知道了，从姥姥家回来，我感到孤独许多，有时常常沉默于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从此上学对我显得并不重要了，因为学习再好自己也不可能上大学，再说上了大学加上这样的社会关系还能有什么作为呢？无形的压力，像一张无形的网在笼罩着自己，我显得无论是上学还是放学，无论是在家还是和小伙伴们一起玩，则就像一个魔影在追随着我，痛苦极了。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姐姐，姐姐听后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文化大革命真的把人的思想搞得太绝对化了，因为成分问题、因为家庭历史问题，子女受牵连、“一棍子”打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那些黑五类的子女在那时受害是最深的。　　

妈妈知道我们知道外祖父的历史问题后，就把我们姐三个叫在一起，向我们讲述了家里的过去，她告诉我们：姥爷是一个血性的汉子，三几年自己一人闯关东，靠自己的力气挣了几个钱，回家后置了一些家产，没想到就是这些家产给他带来了厄运，由于置的那块家产位置较好，被一家地主看中，在商量没能买到后，这家地主就设计从姥爷手里夺了过去，姥爷发誓要报此仇，于是他想到了当兵。姥爷的姨是八路军的交通员，就帮着姥爷联系到八路军，因为当时八路军主要在昌黎县铁道以北地区活动，他按照事先的约定到铁道以北找八路军，没想到碰到了国民党的部队，他一个农民，不知道那支军队是好是坏，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当了国民党兵。当他了解国民党之后，没几年就又回到了老家。1948年冀东解放了，也可能感到自己不应该参加国民党的军队，也可能为了赎罪，在四九年母亲刚刚十六岁的时候，姥爷就送母亲从加了解放军，母亲参军并没有洗脱姥爷的罪过。在镇反中，他被政府作为反革命分子镇压了，从此姥爷的悲惨命运就和这个家连在了一起。　　

因为姥爷的历史问题，母亲抗美援朝回来在67军速成中学毕业后，就没敢上大学，要求转业到唐山邮电局，也正是因为这一问题1962年被局里下放到工厂，母亲下放前要求到部队探亲，结果被唐山邮电局做自由离职处理。父亲也正是因为姥爷的问题在1969年时被部队清队转业，自己的前程因此而中断。到了我们这一代又将是什么结果呢？　　

在社会关系面前，用“外强中干”形容自己是再贴切不过的，因为在同学们说来我是革命军人家庭出身，也让同学们羡慕；对自己来说，隐藏在心底角落的那个外祖父历史问题的阴影，像一个沉重的包袱，我感到太沉重了。　　

上学，从此对我来说好像不那么重要了，有时上课常常想起这件事，以至于在课堂、在家里，就是在放学的路上也无法摆脱这一阴影的笼罩，感到理想的路要非常曲折。但是我还是在苦苦寻求着实现理想的路，即便是那种形势，我也没忘记要走的第一步是加入团组织。向团组织靠拢是思想进步的表现，没想到，当我把这一想法告诉老师时，老师说不可能。受到这位教师的潮落，我很懊丧地离开了教室，走出了学校，虽然当时还没有放学，但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逃学，是我自上学以来的第一次逃学，当时我只是感到被侮辱了，感到自己的理想被毁灭了，无比失落的我在乡间的大道上漫无边际的走着，自己的心里不知在想什么，好像那时脑子里是一片空白，慢慢地快到中午了，我才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才意识到一个学生是绝对不应当逃学的，当时已既成事实那该怎么办呢？　　

中午，是该回家的时候了。但是知道自己做错事，一种自责、一种忧郁、一种胆怯在笼罩着自己。我在茫然中徘徊着，夏日的阳光格外炎热，在乡间的大路上我漫无边际地转了近三个小时，这时的我不但汗流浃背，也感到了要受到父母斥责的惶恐。　　

可能是那个教师感到自己的不应该，他把我离校的经过告诉了薛校长，于是他们一起到我家，当在家里没见到我他们才意识到些什么。但是从他们的言行来看更多的是对我的责怪，可爸爸妈妈在那时不这样想，父母当时是一种焦急。那时已经十二点多了，爸爸骑上自行车就到外边找我，说来也巧，我正在学校西边通往小黑坨的路上游荡，突然见到爸爸骑着车子过来，我下意识地赶紧跑到路边的高粱地，也就在这一刹那，我被父亲发现了。　　

父亲对我的逃学没有责怪什么，他好像知道其中的原委，他从车子上下来，说的第一句话是“饿了没有？”我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惶恐地低着头，又不时地偷偷地抬起头看看父亲，当看到父亲并没有生气的样子自己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父亲用车子把我驮回家，到家后母亲也没有责怪我，好像一切都没发生似的。　　

妈妈把饭给我端出来，我确实感到饿了，狼吞虎咽地把饭吃完，就又到上学的时候了，妈妈告诉我，上学去吧，要听老师的活。就这样，我逃学的事也就过去了。　　

这次逃学我很难忘记，也是这次逃学使我产生了抗争心理，我更加坚定了那朦胧的理想，一定要参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