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用发挥方面的问题及原因 中国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中国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中国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首先，六方会谈是有利于维护东北亚地区安全。
中国军事科学研究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朝鲜问题专家分析，朝鲜核危机持续升温，可能带来三个东北亚地区安全威胁。一是导致地区军备竞赛加剧。两个东北亚地区造成的“核多米诺骨牌效应”。第三，韩国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增加。朝鲜半岛是美国日本和俄罗斯四国的利益交汇的朝鲜半岛一旦发生战争，会触及这四个国家的利益，甚至会引发一场地区战争。这三个六方会谈，以避免上述三种威胁提供对话的机会，同时也为美国与朝鲜和其他各方来解决矛盾创造了条件。东北亚地区维持安全和稳定的情况下，将在该地区的所有国家受益。
二，六方会谈将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

中国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中的不同作用

是朝鲜半岛会议组织者，也是重要参与者。因为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向来被外界认为是非常亲密的，而且朝鲜半岛核问题的解决对中国周边环境的安全也有很重要的作用。

朝鲜半岛问题 中国如何面对

坚持中国自己的原则，不要过于偏袒朝鲜，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外交手腕，处理朝鲜半岛核问题。

从政治生活角度，说明政府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上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政府要履行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
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原则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上，政府必须发挥巨集观调控的主导作用，而不能任由市场去自由调控。市场调控居于主导地位后，其结果必然是利益相关各方竞相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最终形成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相反，政府如果能主动介入调控，就能有效地利用税收、社平工资限制和信贷等经济手段来调节，通过削蜂填谷的方法抑富扶贫，进而达到调节收入分配的目的。

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上，税收应该发挥什么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

税收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老话题。历代统治者都把税收作为国家经济命脉和政权的根基，古今中外的政治家、经济学家都论述税收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历史上的每次重大变革、变法都涉及税收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从理论上弄清税收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对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适应世界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税收巨集观调控作用，促进我国经济跨越式发展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全面进步，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政治经济意义和社会历史意义。
一、税收在国民经济执行中的地位和作用
任何事物有位才有为。研究税收与巨集观经济的关系问题，首先要认识税收的范畴，弄清税收在国民经济执行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此就要研究经济与分配和分配与税收的关系问题。
巨集观经济是指整个国民经济及其执行状况，是相对微观经济(部门经济或区域性经济)而言的，是对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高度概括，它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四个方面的活动及相互关系。社会再生产四个方面的活动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其中生产决定分配、交换、消费等三个环节，分配、交换、消费等三个环节并不是被动地、消极地适应生产，而是积极地影响生产，反作用于生产。在这四个环节中，生产是生产者的事，交换是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事，消费是消费者的事，政府一般不参与不干预这三个方面的活动，但通过税收参与企业和个人的收益分配，影响各方面的经济活动。
恩格斯把经济所包含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四个方面的关系概括为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这四个方面的关系都与财产所有权有关，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这就如同科学技术凝结在劳动产品中一样，财产关系凝结在四个关系之中。要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就要用法律明确财产关系，保护财产关系。劳动者的劳动权、企业的财产权、国家的政治权力都要参与收益分配。工人拿工资、企业拿利润、国家拿税收是收益分配的基本形式。收益分配关系确定财产归属，是财产关系在经济上的体现；财产关系一旦形成，又反过来决定收益分配关系。财产和分配的关系问题是经济的核心问题和要害问题，关系到各方经济利益，各方对此最敏感最关心。税收之所以成为各方利益矛盾的焦点，就是因为它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到国家与企业、个人与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对所有制、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进行改革，调整财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
税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是国家生存发展和国民共同利益的需要，是由国家政治权力和国家所有制决定的。马克思说：“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权力。权力统治著财产，……捉弄财产。”恩格斯说：“为了维持这种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纳税原则本质上纯属共产主义的原则，因为一切国家征税都是从国家所有制来的。的确，或者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就没有国家所有制，而国家就无权征税，或者是国家有这种权力，这样私有制就不是神圣不可侵犯，国家所有制就高于私有制，而国家就成了真正的主人。要求国家宣布自己是全国的主人，从而用社会财产来为全社会谋福利；我们要求国家实行一种只考虑每一个人的纳税能力和全社会真正福利的征税办法，作为达到目标的第一步。”
马恩论述告诉我们：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形式，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是国家主权在经济上的重要体现；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征税不能超过纳税人的承受能力，税收是国民的福音。在世界被各个国家分治或由各个国家瓜分占有的条件下，任何一个单位和个人都有自己的国籍，它的生产经营一般都在某一个国家里进行，它所有一切首先属这个国家所有，并受该国家的保护。即使在以跨国经营为标志的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税收管辖权的划分也是以纳税人的国籍为依据。国家所有制使国家有权对管辖区内的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征税。国家政权机关管理国家事务、兴办公益事业、保护单位和个人财产及人身安全，都需要大量财力作后盾。然而，国家政权本身不创造财富，国家财力来源于税收，税收来源于经济，国家要把税收蛋糕做大，更好地为人民谋福利，就要大力发展经济。
从上述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经济包括分配，分配包括税收，税收是分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第二，经济决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经济。税收参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和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影响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三，国家政治权力和国家所有制高于企业和个人的财产权和所有权，决定劳动权、财产权和所有权的收益分配关系。税收与国家政权的生存紧密连在一起，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税收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运用政权力量，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促进全国经济平衡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第四，财产和分配关系是经济的核心和要害。税收处在国家与企业和个人、中央与地方等各方利益分配的焦点上，是各方最关心最敏感的经济问题。必须从全域性利益出发，统筹兼顾各方利益，用法律手段正确处理税收与各方利益分配关系，调动各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正是从这些意义上讲，税收属巨集观经济的分配范畴，在国民经济执行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经济决定税收与税收对经济的反作用
经济决定税收和税收反作用于经济，是经济税收观的基本观点，对于正确理解、认识和处理税收与经济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经济是税收的源泉，决定税收的产生和发展，具体表现如下：
1.经济决定税收的产生。税收分配的物件是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生产的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一般来说，经济活动延伸到哪里，税收就跟踪到哪里，哪里有经济活动，哪里就有税收。
2.经济规模决定税收规模，税收规模随经济规模扩大而扩大。如全国2001年GDP达到95933.3亿元，比1995年的58478亿元增长64.05%，平均年增长10.6%；全国税收2001年达到10453.4亿元，比1995年的3927.9亿元增长166.13%，平均年增长27.68%。河南2001年GDP达到5645.02亿元，比1995年的3002.7亿元增长87.99%，平均年增长14.66%；河南国税收入2001年达到260.54亿元，比1995年的143.77亿元，增长81.22%，平均年增长13.53%。
3.经济结构决定税源结构。一是产业结构决定税源结构。发达国家一、二、三产业的大体比例为10%、20%、70%；中国2001年三大产业的比例为15.23%、51.15%、33.62%；河南三大产业的比例为21.86%、47.16%、30.98%。从上述比例来看，发达国家的主体税源已经转向第三产业，中国的主体税源仍在第二产业，河南是中国的农业大省，农业增加值不含税，决定河南经济增长和税负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所有制结构决定税源结构。改革开放以前，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非公有制经济占GDP不到1%，税收99%来自公有经济。目前，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总量上平分秋色，来自非公有制经济的税收达到30%以上。三是地区经济结构决定税源结构。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来自该地区的税收占全国税收30%以上。河南省辖市区税收占全省税收80%左右，税负达到7%左右，而县城及农村税收只占20%左右，税负只有2%左右。
4.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税负水平。国家征税要从计税收入中扣除企业成本和居民基本生活费。发达国家作了这两项扣除后，可分配的收益基数仍然很大。而发展中国家作了这两项扣除后，可分配的收益基数小，如我国企业微利经营，甚至亏损，国家征所得税很少。又如我国对大量达不到起征点个体户不征税。所以，尽管各个国家的税制相似，但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税负差异很大。我国现行税制在设计上参照了国际税制，尤其参照发达国家的税制。然而，发达国家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一般不低于30%，发展中国家一般不低于15%，中国2001年税负只达到16%。在中国境内发达地区税负高，欠发达地区税负低；城市税负高，县城以下税负低。
5.经济科技含量决定税收增长。科学技术是经济和税收增长的推动力。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大，带来的税收多。技术落后的传统产业，增加值小，带来的税收少。凡是经济和税收高速增长的地区，都有高新技术产业支撑；凡是经济和税收增长缓慢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相对落后，传统产业占的比重大。
6.经济状况决定税收征管。企业行业特点和规模以及企业所有制和收益分配多元化，决定税收征管方式和方法的多样性。如规模限额以上的企业出于内部管理需要，一般都要建账，加强财务核算。对这类企业实行查账征收。大量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一般不建账，大量交易不开票。长期以来，对这类业户实行定期定额征收，漏税较多，征管方法亟待改进。目前，河南国税部门对税源进行分类管理，探索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征管办法，已经初见成效。
7.经济改革决定税收改革。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为了搞活国有企业，发展个体私有经济，引进外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先后进行两步利改税和建立新税制的重大改革，不断调整完善税收政策，促进经济发展。
(二)税收对经济的反作用，主要通过税种、税率、减免税、税负、征管等要素调节各方经济利益，影响经济发展。税收对经济的影响具有两重性：当税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时，就会促进经济发展，反之，则阻碍经济发展。具体表现如下：
1.税种对经济的影响。每个税种都有它的征收目的和范围。一般来说，主体税种侧重组织财政收入，税基广，具有普遍调节经济的作用；其他税种侧重调节某种经济行为，且有增加财政收入的功能。
2.税率对经济的影响。税率是税制核心，它对企业实现的收益进行分配，确定国家与企业各占份额，最终确定财产归属。税率高低表明国家征税深度，亦称调节经济的程度。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用一条开口向下的抛物线表明，税收随税率增大而增大，当税率超过纳税人承受能力时，税收就随税率增大而减少。可见，税率适当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税率过高则影响经济发展。
3.减税对经济的影响。减税产生扩张效应，如：刺激民间投资和需求、吸引外资、促进资本在地区之间和国际之间流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复苏和持续增长，提高企业竞争力，增加经济发展后劲。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采取了一轮又一轮的减税措施，但并没有减少税收总收入。各国减税后，巨集观税负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呈上升趋势。我国现行减免税虽有多种形式，但都是为了支援、鼓励、保护和照顾某类企业和个人的生存发展而采取的税收优惠措施，其中许多减免税带有歧视性，不但减少财政收入，而且影响企业公平竞争。中国应当选择无歧视性的减税政策。
4.税负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税负反映国家征税深度，也反映国家干预经济的程度。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把企业利润都拿走，资源由国家配置。发展市场经济，就要让企业有利可图，以激励民间投资，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增加经济活力。如果国家征税后，大多数企业微利甚至亏本，就会妨碍民间投资，削弱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影响经济活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能用税收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和保障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一般不能把税收用于盈利性的生产投资，否则，国家配置资源，加重企业负担，部分企业受益，容易产生腐败，导致企业竞争不公平，影响市场经济发展。所以，税负高低关系到资源是由国家计划配置还是由市场配置，关系我国经济转轨和旧体制复归。
5.税收征管对经济的影响。税制靠征管来落实。科学严密的征管，不仅可以正确贯彻落实税收政策，把应收的税征上来，发挥税收的调控作用，而且可以发现税制中的问题，促进税制改进和完善，同时还可以方便纳税人，节省纳税人办税时间。反过来说，征管疏漏，税款流失，造成实际税负低于名义税负，削弱国家巨集观调控能力，引起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影响经济发展。
三、税收与经济管理体制
国家只要征税，税收就要发生作用。税收巨集观调控是国家有意识地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促进经济发展。要正确理解和认识这个问题，就要研究税收与经济体制的关系问题。
经济体制是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方式和方法，包括计划、财政、税收、物价、金融等手段。在历史上，国家经济管理体制有两种形态，一是市场经济体制，二是计划经济体制，二者在资源由谁配置、对微观经济管与不管和如何管等问题上有本质的区别。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市场富有效率，主张自由放任，市场调节，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美国供求学派凯恩斯认为市场有缺陷，主张政府干预，达到供求平衡。许多国家政府采用凯恩斯理论，避免了经济大幅度波动，缓解了经济危机，保持了经济持续发展。后来的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承认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同时认为市场并非灵丹妙药，主张政府调控，不能让那只看不见的手捉弄经济。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资源由国家配置，企业既没有经营自主权，也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包括税收在内的各种经济杠杆对企业的经济活动失去影响力，税收只是国家筹集建设资金的工具。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使经济失去生机和活力，所以要进行经济改革。我国经济改革的取向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发挥政府对市场的巨集观调控作用，政府对经济的管理由直接控制转向间接调控，建立健全巨集观经济调控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关于经济改革的档案中都强调发挥巨集观调控体系的作用。1994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越是搞活经济，越要重视巨集观调节，越要善于在及时掌握经济动态的基础上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以利于调节社会供应总量和需求总量、积累和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调节财力、物力、人力流向，调节产业结构和生产力的布局，调节市场供求，调节对外经济往来等等。”1993年11月14日，中央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健全的巨集观调控体系。党的十二大以来，几届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强调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避免经济大幅度波动，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巨集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经济体制包含税收手段，经济体制改革包含税制改革，决定税制改革；税收是巨集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巨集观调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每次重大经济改革都要反映到税收上来，都要对税制进行相应改革。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为此进行两步利改税，建立多税种、多环节、多次征的复合税制。1992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酝酿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第三次税制改革，即1994年出台新税制，实行税利分流和分税制。1999年11月，中国加入WTO，需要改革完善中国现行税制，促进对外开放，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
要发挥税收的巨集观作用，就要从理论上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一)国家巨集观调控需要财力作后盾，税收是国家财力的主要来源。因此，要扩大税收规模，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加强中央巨集观调控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支援落后地区的发展，促进全国经济平衡发展。
(二)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关系，是财税体制的核心问题。因此，税收规模的扩大，不能超过企业的承受能力，否则，就会削弱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公平竞争是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必须公平税负，促进企业的公平竞争。
(四)发展是硬道理，税收政策必须体现国家产业政策，支援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扶持弱势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五)税收调控作用包含在税制中，通过征管来实现。当前，一方面企业负担重，经济效益不高，亏损面较大，靠提高税负，增加税收不大可能；另一方面我国财政赤字连年增加，债务连年上升，靠减税刺激经济增长，也不大可能。但是，税制不尽合理，税负不平，税收流失较多，税外收费额较大，费挤税的现象相当突出。因此，要完善税制，合理设定税种，调整税率，清费立税，清理减免税，开征新税种，扩大税基，加强税收征管，增强税收的巨集观调控能力，促进经济发展。
四、税收调控与经济发展
税收调控是国家巨集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目的是要提高巨集观经济管理水平，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全国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因此，应当根据当前形势，采取相应的税收措施和对策。
(一)调节供求关系，促进供求平衡。经济能否均衡发展，取决于需求与供给是否均衡。我国经济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通货紧缩、供大于求、民间投资不足、大多数低收入阶层消费不足。国家在货币政策失灵的情况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国债，扩大投资，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到2002年，我国经济走出低谷，出现快速增长势头。但是，国家债务连年攀升，政府投资，部分企业受益，影响企业公平竞争；一些地方和企业争专案、跑专案，容易产生腐败；一些专案缺乏科学论证，仓促上马，盲目建设，重复建设，造成浪费；有些国债资金被用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甚至被挪用。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重视累进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在调节经济、实现供求平衡中的作用。在通货紧缩、供大于求时，企业和个人收入减少，税率自动降低，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促使经济升温；在通货膨胀、求大于供时，企业和个人收入增加，税率自动上升，抑制民间投资和消费，促使经济降温。发达国家实行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既发挥税收对经济自动调节器的作用，又保护了税本，或者说企业不因国家征税而蚀本。我国税收，流转税占的份额大，所得税占的份额小，对经济调节缺乏灵活性，征税容易侵蚀税本。1994年实行的新税制，与当时通货膨胀有关，1996年以后，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经济转为通货紧缩，需要对现行税制进行改革，实行减税政策。然而，我国执行的是一条增税政策，税收超常增长。在正常情况下，税收与GDP的弹性系数在1左右。1998年至2001年，我国税收与GDP的弹性系数为2.40、3.33、1.99、2.84，平均2.93。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由1996年前的两位数降到7%左右。据前世界银行工业部顾问基思马斯顿用实证回归分析法测算，税收占GDP的比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下降0.36个百分点。所以，要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作用，就要调整税制结构，逐步建立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在此基础上，可根据供求状况，实行以减税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既是发挥税收的巨集观调控作用，也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
(二)调节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促进全国经济平衡发展。2001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62481.9亿元、28667.8亿元和14329.8亿元，分别比1992年增长了328.2%、300.8%和254%，平均年增长速度为17.5%、16.7%和15.1%。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448元；上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7382元，位于全国之首；河南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942元，位于全国中等偏下；贵州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865元，位于全国最低。可见，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都有很大发展，但发展水平的差距明显扩大。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各个地区的经济能否平衡发展，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因此，为了促进各地经济的协调发展，让各个地区都走上富裕之路，必须实行分税制，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通过转移支付的办法，支援落后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三)调节个人收入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但是，市场经济本身不是趋向共同富裕，而是趋向两极分化。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收入来源渠道增多，收入水平普遍提高，同时出现了个人收入差距扩大乃至悬殊的现象。一方面，农村还有几千万人口的温饱问题未解决，城市也有上千万的贫困人口；另一方面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估计达到1000万人以上。2001年，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业和外资企业人均年工资高达1.6万多元，为全国平均工资10870元的147.19%，而国有单位职工的平均年工资为11178元，城镇集体单位职工的平均年工资为6867元，农、林、牧、渔业的人均年工资只有5741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860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366元。因此，对合法收入应当保护，并依法征税；对过高收入作适当调节；对于非法收入，必须坚决取缔和打击。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将各类应税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实行按年综合计征个人所得税，同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和社会保障税，加大个人收入调节力度，缩小个人收入之间的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四)调整税负，促进公平竞争。市场经济要求税收公开透明，保持中性，不扭曲企业的经济活动，给企业创造一个透明的、公平的、可预见的税收环境，促进企业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税收负担一要公平，二要合理，三要透明。所谓公平，就是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不搞歧视政策；所谓合理就是税收负担不超过企业的承受能力，不削弱企业的竞争力，不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所谓透明就是让企业预见自己缴纳的税款。按照原则来衡量，我国2001年税负为16%，相当于发展国家的税负水平，若考虑政府部门收费，企业税费负担在30%以上，接近发达国家的税负水平，许多企业微利经营，甚至亏损。我国主体税种生产型增值税的法定税率为17%，若按国外可比口径换算成消费型增值税的税率为23%，高于大多数西方国家20%以下的税率水平。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法定基本税率为33%，高于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多数国家的税率水平，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不统一，对外资企业优惠较多，外资企业的税负轻于内资企业。在内资企业中，由于管理上的原因，规模限额以上企业的税负较重，大量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税负较轻。因此，要把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扩大征税范围，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适当降低税率，取消不必要的税收优惠，加大税费改革力度，加强税收征管，尤其改进和加强小企业和个体户的征管，努力实现公平税负的目标，促进企业公平竞争。
(五)调整税收优惠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税收优惠是国家利用税收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以减少税收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世纪初的10%猛增到80%。所以，应当把税收优惠的重点放在支援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上，可采取投资抵免、降低税率、税前费用扣除、加速折旧等形式，加大对科技、教育、社会保障、农业、生态环境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实施税收优惠政策，要贯彻国民待遇原则，清理整顿过多过滥的减免税，取消歧视性的税收优惠，避免引起不公平的竞争和反倾销案的发生。
(六)调节对外经济往来，促进对外开放。中国加入WTO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标志著中国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给我国经济和税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需要采取应对措施。一要按照WTO规定的公平、透明、无歧视、国民待遇等原则，完善我国税制，与国际税制接轨，合理合法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二要通过《税收协定》等法律档案，界定国与国之间的税收管辖权，避免重复征税，促进企业走出去，引进来。三要履行加入WTO承诺，降低进口关税，调整税率，使关税总水平降低，但在某些产品的税率上有升有降，以保护我国幼小产业的发展。同时要改进出口退税的管理办法，实行免、抵、退，扩大产品出口。四要加强国际间的征管合作，大力开展反避税斗争，维护我国权益。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表明态度 中国什么都能答应美国

你是从哪里看到中国在半岛问题上面是这种？
你意淫也不带这么夸张的

朝鲜半岛问题

三八线是位于朝鲜半岛上北纬38度附近的一条军事分界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苏联在朝鲜半岛商定以北纬38°作为接受日军投降的范围的界限。北部为苏军受降区，南部为美军受降区。
三八线北部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部为大韩民国。长度248公里，宽度大约4公里。双方一度都有重兵把守，并互相播放广播。近几年局势缓和，基本没有冲突，双方的广播对峙也已经停止。
三八线与朝鲜战争密切相关，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然而，三八线究竟是如何划定的?划分三八线本身到底说明了什么?三八线与朝鲜战争之间内在的和本质上的联络在哪里?这些问题在历史上都有不同的说法，其结果对于分析战后远东局势的走向又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朝鲜这个曾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中国的王国便受到了日本的统治。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朝鲜，使它成为一个被征服的省份。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盟国首脑在商议战后国际安排时也谈到了朝鲜的命运。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蒋介石和丘吉尔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对朝鲜问题是这样说的：“我三大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在紧接着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又与斯大林讨论了朝鲜的前途问题。斯大林说他看到了《开罗宣言》，并说朝鲜应该获得独立。他还同意在朝鲜能获得完全独立以前，需要有那么一段准备时间，也许需要40年。 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再次谈到朝鲜问题。2月8日罗斯福与斯大林举行会晤，在两人谈过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以后，罗斯福提出讨论领土托管问题，并向斯大林提出，在朝鲜人民做好自治的准备之前，“朝鲜要由一个苏联代表、一个美国代表和一个中国代表实行托管”，“托管期愈短愈好”。大概是鉴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曾拒绝过美国在1944年3月提出的战后对朝鲜和印度支那进行托管的方案，罗斯福认为“没有必要邀请英国参加朝鲜的托管”。斯大林同意托管的方案，但他建议还是应该邀请英国参加托管。于是，战后由中、美、苏、英四国对朝鲜实行临时托管的方案便在雅尔塔会议上确定下来。但会议档案并未具体谈到托管朝鲜的问题，只是在提到对哪些领土将实行托管时说，“这将是有待以后达成协议的事情”。 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后，于1945年5月底派特使霍普金斯去见斯大林，斯大林表示没有改变四国托管朝鲜的政策。
然而，由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引起了远东军事和政治局势的突然变化，于是在四大国尚未就朝鲜的托管问题达成具体协议之前，首先要解决美国和苏联分别在朝鲜半岛对日本军队进行受降以及实行军事占领的问题。这时，便引出了三八线的划分问题。
北纬38度线原本是一条自然的和地理的划线，虽然在朝鲜境内的这条长约300公里的无形的划线将朝鲜半岛分为面积大体相同的两部分，但是其本身并没有任何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意义。人为地从军事或政治上利用这条划线，最早是由日本和沙皇俄国提出来的。1896年日俄密谋瓜分朝鲜，日本曾向沙俄祕密提出以三八线为分界线。1904年日俄战争前夕，沙皇也曾做出决定，俄国只控制三八线以北，听凭日本在三八线以南任何地方登陆。但这两次划分均因双方利害冲突而未能实现.
真正使三八线成为从军事角度利用的分界线，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朝鲜驻军的兵力部署进行调整时实现的。1945年2月，日本把部署在朝鲜半岛的日军以三八线为界划分为两部分，北部的军队归关东军指挥，南部的军队为大本营所属。后来，针对苏联可能参加对日作战的情况，日本大本营提出了把全部驻朝日军划归关东军指挥，并由朝鲜总督兼任关东军总司令官的方案。但5月7日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带着这个方案去见裕仁天皇时，遭到天皇拒绝。 这样，三八线在实际上就为后来苏联在中国东北和北朝鲜对日本关东军作战，而美国则在南朝鲜和日本列岛与大本营直接指挥的日军作战提供了客观依据。
然而，三八线事实上被美苏两国加以利用，又有其突然性和偶然性。在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之前，美苏两国没有就各自的作战区域进行明确划分。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美英苏三国军事首脑曾同意，在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以后，应当在朝鲜整个地区就美苏两国的空军和海军的作战范围划一条界线。其目的显然在于避免在战争中发生误会而混淆各自承担的责任。至于在地面上的作战或占领区域问题，则根本没有讨论。对于美国来讲，太平洋战争的核心是解决日本问题。因此，尽管当时的三军参谋长马歇尔要求杜鲁门授权麦克阿瑟在战争结束后的短时间内，派一个师在釜山登陆，此外还应占领汉城和清津，但那都是在结束对日作战之后的事。在波茨坦会议上，苏军总参谋长告诉马歇尔，苏联在对日宣战后将进攻朝鲜，并问美军是否可以为配合这次进攻，在朝鲜海岸实施军事行动。马歇尔明确回答，在日本未被摧毁，日本在南朝鲜的军事力量未被消灭以前，美国不准备对朝鲜实施两栖作战。 据杜鲁门回忆，那是因为当时没有人想到，不管是美国的或者是苏联的地面部队，会在短期内进入朝鲜。杜鲁门确信，国际会议上从来没有讨论过以三八线作为在朝鲜的分界线这个题目。
苏联突然宣布对日作战和与此同时日本天皇决定无条件投降这两件事， 使情况发生了急促变化。当苏联军队向满洲和朝鲜的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时，距离朝鲜最近的美国地面部队还远在600英里以外的冲绳岛。因而日本战争机构的突然崩溃，在朝鲜半岛造成了真空局面。正是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由美国方面迫不及待地提出了美苏双方分别占领朝鲜和接受日军投降的具体分界线问题。
至于把三八线作为分界线问题的提出，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韩国外交协会会员金基兆提供的情况是：1945年8月10日凌晨6时左右，美国窃听到日本大本营发出的电报，电文内容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无条件投降宣言。不久又截获驻朝日军司令官发给大本营的电报，电文说：“苏联军队正大批进入朝鲜。如果美军进入这个地区，全体日本军队就可能向美军投降”。马歇尔获知这种情况后，立即召见作战局长赫尔及林肯准将，命令他们划出一条苏联攻入朝鲜时南下的界线，并指示美军也要即刻制订向南部朝鲜进军的计划。据说林肯准将接受命令后回到办公室，偶然地从《纽约时报》上得到了划定三八线的启示。因为，《纽约时报》在报道苏军进攻情况时刊登的那幅地图，只画出了三八线以北的地区。于是，美国将军这个偶然的发现，便成为美国提出以三八线为界的根据。
施纳贝尔提供了另一种情况：日本突然投降促使美国迅速起草关于投降程式的“总命令第一号”，而这个命令的第一段便涉及到受降区域的划分问题，陆军部作战局为尽快搞出一份档案，一直工作到8月10日深夜。讨论的结果是盟国应在远东分几个区域受降，并且明确规定这些区域地理上的界线。政策组的负责人博尼斯蒂尔上校只有30分钟来起草命令第一段，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正在急切地等待着结果。最初，博尼斯蒂尔曾设想按朝鲜的行政区划来划分受降界线，但身边一时没有资料。后来他注意到北纬38度线差不多从朝鲜中部穿过，而且汉城及其附近的集中营都在三八线以南，于是他决定用三八线作为受降区域的分界线。
还有一种说法是：在得知日本决定投降和苏军已对日宣战并大举“涌进”朝鲜半岛的讯息后，8月10日深夜，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在五角大楼举行紧急会议。主要议题是在朝鲜的受降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助理国务卿邓恩、陆军部助理部长约翰•麦克洛伊和海军部高阶官员巴德等五人。会上，邓恩提出美国军队应赶到尽可能北面的地区去受降。但马歇尔的一位年轻参谋人员迪安•腊斯克上校指出，军方缺乏可供立即投入使用的兵力，加上时间和空间的因素，美国军队在苏军进入朝鲜北部地区之前抵达北部纵深地区有困难。这时，麦克洛伊便请腊斯克和另一位上校查尔斯•博尼斯蒂尔到第三休息室去，要求他们搞出“一条尽可能向北推进”，但又不致“被苏联拒绝”的界线。于是，三八线就这样在一次会议上，匆忙地由两位美国上校提出来了。
从资料来源看，第三种说法的真实性更可靠一些。不过，这些细节上的差别对于我们分析问题没有本质的影响。总之，这个关于以三八线划界的建议迅速得到美国军方和国务院的同意， 并于8月14日为杜鲁门批准。次日，杜鲁门便给斯大林发出密电，通报了已经杜鲁门批准的给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有关日本武装部队投降细节的“总命令第一号”，该命令的内容之一即是以三八线为分界线，确定了美苏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受降区域。8月16日，斯大林覆信表示，“基本上不反对命令的内容”，对于有关朝鲜分界线的问题也没有提出异议。9月2日，麦克阿瑟在东京湾密苏里号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后，释出了“总命令第一号”，其内容根据斯大林提议略有修改。命令提到：“驻北纬38度线以北的韩国、满洲、库页岛、千岛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阶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苏联远东军最高司令官投降；日本帝国政府大本营和驻日本本土及其周围诸岛以及驻北纬38度线以南的韩国、琉球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阶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美国太平洋地区陆军最高司令官投降。”
就这样，三八线作为美苏两国在朝鲜受降和实行军事占领的分界线便被明确地规定下来。受降命令传到战地时，分兵进击的苏联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正沿着公路向汉城运动。但他们一接到关于分界线的命令，就迅速撤回到三八线以北。9月8日，首批抵达朝鲜的美国军队第7步兵师在仁川登陆。这是美苏两国在朝鲜半岛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名副其实的合作。
这条约300公里长的分界线斜穿朝鲜半岛，它截断了75条小溪和12条河流，以不同的角度越过重山峻岭，穿过181条小路、104条乡村土路、15条道际公路和8条高阶公路，以及6条南北铁路线。 显然，对于行政管理和经济发展来说，以及从地理的角度来看，三八线都是一条极不合理的分界线。但是，这并不表明匆忙划出的这条分界线没有政治上的考虑。
尽管美苏两国军队进驻朝鲜半岛时曾一致宣告，三八线仅仅是两国军队在朝鲜驻扎时所划定的界线，并不具有政治意义。 但是事实上，特别是后来历史的发展表明，三八线对于所谓受降的军事意义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美苏两国对三八线的确认本身已经包含着深远的政治意义。
很多研究者认为，三八线的划定只具有军事意义。如金基兆就认为，“以北纬38度线把朝鲜半岛一分为二的决定性因素”，是“为阻止苏军南下”。他还引证说，驻南朝鲜美军司令官约翰•霍奇1947年10月27日和11月7日曾说过，以三八线分割朝鲜半岛，是由于驻朝日军的编制和部署所致；美国陆军部作战局局长沃尔特在1949年6月16日也说过：分界线是在日本军队的两部分之间划出来的。 原苏联学者斯拉文斯基也断言，“接受日军投降是把朝鲜一分为二的唯一目的”，后来在冷战中，三八线才“成为南北朝鲜的边界”。 俄国朝鲜问题专家托尔库诺夫和乌菲姆采夫在刚刚出版的一部专著中仍然认为，三八线的划分“是一种非常性的临时措施，其目的是彻底击溃盘踞在那里的日本部队，并接受他们的投降”。 如此来说明美苏两国对三八线的划定只是从军事意义上考虑的，显然不能说服人。美国提出以三八线划界，首先考虑的是阻止苏军南下的军事意义，这一点无可置疑，但这不是最终的也不是决定性的考虑。如果不是孤立地或表面地看问题，那么就应该指出在军事意义背后隐藏着的政治意义。
第一，正如我们在前面讲到的，美苏等盟国对朝鲜问题的考虑，本身就是从国际政治角度出发的。只是由于当时没有想到日本会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才在形势突变的情况下仓促提出受降及实行军事占领的分界线问题。
第二，美国方面在提出朝鲜分界线时就是有政治考虑的。早在1944年3月美国就开始考虑在朝鲜的军事占领问题。尽管朝鲜问题不是罗斯福战后远东政策的核心部分，但是他必须阻止苏联战后在朝鲜发挥统治作用的意图。罗斯福力图通过外交途径来实现这一目的，他曾对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说，朝鲜可以置于国际托管之下，由中国、美国以及其他一两个国家参加。他还曾向英国提出了这一建议。而美国国务院的计划甚至走得更远，它要求战后由美国对朝鲜实行统治，这意味着美国应该在武力解决朝鲜问题上发挥决定性作用。国务院的一份档案指出：美国参与在朝鲜及其周围地区的军事行动将大大加强它对朝鲜内部事务和对临时政府实行国际监督中发挥主要作用。该报告预计美国可能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朝鲜实行军事占领，而且可能会与将占领这个国家相当一部分面积的苏联共同实行军事占领。5月，国务院的另一份档案警告说，如果苏联独自占领朝鲜，美国认为这将会危及未来太平洋地区的安全。这份档案及其他档案都提议，任何占领必须通过一个由各方参加的中央政府实行，而不是几个区域性政府分治。 可见，美国在考虑军事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它的政治后果。
第三，美国在提出以三八线划界的方案时，绝不仅仅像金基兆所说，是“起因于一个美国军官的偶然发现”。尽管三八线的提出带有偶然性和突然性，而且也确实是首先针对受降问题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事实上，美国陆军上校们在划定分界线时，前提是要满足国务院的“政治方面的考虑”。 三八线的划定，恰恰将朝鲜的旧都汉城和仁川、釜山两个重要港口都包括在美军受降的南部地区之内，这不是偶然的。提出三八线方案的腊斯克上校后来谈起过这件事，他在1950年7月的一份备忘录中承认：“如果这条线为苏联所拒绝，美军按实力并不可能到达这些地区。但我们认为把朝鲜的首都包括在美军管辖区内是很重要的，因此还是提出了这条线。” 显然，对于首都汉城的考虑与国务院设想的“任何占领必须通过一个由各方参加的中央政府实行”的方案是有直接联络的。很明显，如果这两个考虑都能实现，那么未来朝鲜的临时中央政府驻地就将在美军管辖区内。这难道还不具有典型的政治意义吗?我们将会看到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是怎样与美国勾心斗角的。
第四，苏联在接受三八线为界的方案时，也不是没有政治考虑的。的确，正如腊斯克估计的，按照当时的军事态势，苏联完全可以拒绝三八线，提出以三七线甚至更南面的一条线为军事受降分界线，而美国从实际出发也不得不接受这种修正方案。但是斯大林没有这样做，而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三八线的提议。这一点，不仅使当事人腊斯克和美国陆军部感到惊奇 ，而且也使后来的一些研究者感到迷惑 。的确，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的军事实力已经空前加强，以致斯大林可以踌躇满志地声称：“这次战争不比从前了。现在是，谁的军队到达哪里，谁就占领土地，也就在那里实行谁的社会制度。” 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会接受三八线呢?实际上，作为政治家，斯大林有更深远的考虑，他在接受三八线的提议时是有交换条件的。人们应该注意到，斯大林在8月16日给杜鲁门回电表示同意美国的受降方案时，还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修正意见：(1)将属于日本的整个千岛群岛交给苏联军队；(2)将属于日本本土的北海道北部交给苏联军队。斯大林还特别强调了第二点，他认为：“如果俄国军队在日本本土的任何部分没有占领区，俄国舆论就会大譁。”斯大林最后还以强硬的口气对杜鲁门说：“我迫切希望上述的适中的意见不会遭到任何反对。” 显然，斯大林是试图以苏联对日本部分领土的占领来交换美国对朝鲜半岛部分领土的占领。可惜，斯大林忘记了，美国可以放弃朝鲜，但对日本则是志在必得，决不容苏联插手其间。在8月18日给斯大林的绝密电中，杜鲁门同意了斯大林的第一点意见，即将千岛群岛划入苏军受降地区，但对斯大林的第二点意见，则巧妙地加以拒绝。杜鲁门说，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的盟国部队，“包括苏军在内”。 斯大林一方面在8月22日覆电中对美国拒绝苏联的要求表示遗憾，一方面却在回电之前，即8月20日向苏联军队下达了命令，要求苏联陆、海军全力进驻日本北海道，理由是北海道位于北纬38度线以北。就在斯大林下达命令的同时，苏联驻日代表库兹马•杰列维扬科中将拜访了麦克阿瑟，并声称不管美国是否同意，苏军将进驻北海道。麦克阿瑟当场以强硬的口气驳斥道：没有我的许可，哪怕是一兵一卒登上北海道，就将立即逮捕包括你在内的苏联驻日代表团全体人员。 这样，苏联进驻北海道的计划终于受挫。但苏联在此前已同意在朝鲜半岛以三八线划界，覆水难收。于是，斯大林只得接受既成事实，把问题留待以后寻找机会解决。所以说，苏联接受三八线也是有政治目的的，只是没有完全实现罢了。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三八线的划定，对于美苏双方来说，从一开始便有其深远的政治考虑，虽然表面上问题是从军事角度提出来的；三八线的划分，埋下了朝鲜民族长期分裂的种子，而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苏两国之间已出现分庭抗礼的趋势，这颗苦种是必定要发芽的；三八线的划定为美苏两国在远东和朝鲜半岛的冷战格局奠定了基础，三八线成为美苏两国势力在朝鲜半岛对垒的既定疆界。
如果这些结论成立，那么就完全可以推断说，朝鲜战争爆发的最深刻的根源——美苏势力在远东的对抗，就表现为三八线的划定。历史证明，后来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以及朝鲜民族的分裂也正是围绕这条纬线发展起来的。而涉及三八线的军事行动做为一条主线，也贯穿了朝鲜冲突和朝鲜战争的全过程：南北朝鲜的军事冲突是沿着三八线展开的；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的进攻引起了美国全面卷入战争；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向北进击又迫使中国出兵朝鲜；中国军队因未接受停火协议而打过三八线，被联合国扣上了“侵略者”的罪名；麦克阿瑟也因再次主张越过三八线等战争叫嚣，被杜鲁门总统所罢免；停战谈判是沿三八线的停火而开始的；最后，战争的结局仍然是大体以三八线做为南北朝鲜的分界线。周而复始，终点即是起点，这就是围绕三八线而进行的朝鲜战争的始末。
当然，从逻辑上讲，三八线的出现只是为未来南北朝鲜冲突以至爆发战争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如果没有美苏在远东的对抗，如果朝鲜民族的内部冲突没有激化，如果世界没有出现冷战局面，那么这种可能性就难以转化为现实性。可惜，历史是朝着与这些假设相反的方向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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