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谁有权代表中国不高兴

  《中国不高兴》遭受一个很大的质疑是，作者们有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不高兴。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作者们毫无疑问是为80后爱国青年代言，因为他们没有话语权。18岁仅仅只能做作为生理成年的的标志，拥有一定话语权的时刻才可成为真正成年的分水岭。但是我认为，《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不仅仅是在为现在没有话语权的人代言，他们最初要表达的主要还是自己内心深处的呐喊，为国家为人民更为社会上不得已陷入弱势群体的所有人们。所以问题就变为80后爱国青年有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不高兴。　　

    从家乐福事件可以看出，80后爱国青年正在走向政治成熟。能够通过合理方式，来表达自己关注民生民利和御辱爱国思想的政治诉求，将意味着爱国青年们的政治觉悟不仅仅停留在为己争权和为民声张正义上。在讨论抵制家乐福爱国青年运动的时候，我就说，我觉得目前的国内所谓的民族主义，它并不是个民族主义，也不是什么其他极端民族主义，而是民生民权主义。 国内的矛盾被转嫁出去。看成是民族主义，具有民族主义的皮，但是被转嫁的主体则是民生民权。比如说年轻人有就业的问题、有住房的问题，所以他特别愤怒，心理有焦虑。我敢肯定，如果这要再运作下去，股民肯定是第一个上街，为什么？因为他股票出了问题，股民肯定要第一个冲上街的，所以会带着这个民族主义的外衣，干的都是民生民权的事。当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受到威胁时，他就没什么可以顾虑的了。当一个社会大部分民众的生存权利受此遭遇时，整个国家就会很容易因为这些社会矛盾的激化而陷入混乱。无论于国于民，那样一来都将是非常危险的。　　

    我认为，80后爱国青年的道德批判和言论激情言论，是作为政治参与的变相体现。意识参与是政治觉醒，身体力行就是真正参与。郑永年最近说，《中国不高兴》的对象不是美国，而是针对国内不同利益群体，是对人民主权诉求的变相表达。该书作者要表达的核心理念就是“内修民权，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外敌盗贼。”　　

美国人最骄傲的，最津津乐道的，并不是他们很有钱，而是他们有一个最好的政体，最好的政治制度。　　

国民的信心，是来自政治制度的优越。一个恶劣政体，肯定会引起厌恶和敌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们今天谈到北朝鲜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害怕和恐惧，觉得他们就是蝗虫，天然是坏人。城市里面的白领，看到农民工，会不会心中油然而生一种邹眉头的感觉。　　

家里穷一样，走出来被人看不起。今天西方媒体或者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傲慢，根本原因还在于人家觉得政治体制不好。即使你很有钱了，人家还是认为你是暴发户，你是北大教授钱理群（钱里穷）。对这种傲慢，抵制和反对，还不如改进自己的政体，甚至用“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来说服外国人，都比这个强。同一面镜子里，看自己时一身娇艳，看别人则是满身丑恶，这不是骄傲而是骄横。真正的骄气、真正的傲气是自主、自信、自强、自立，是有理想、有骨气、有荣辱、有正义。值得自豪的不是睥睨天下的自我优越感，而是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进取心和目中有优劣、胸中无偏歧的平常心。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首先必须是自我怀疑的，你要做一个行为，你就要首先论证你自己的正当性。这是理性的要求。首先要考虑，我所做的事情对么，采取的手段合法么。你然后再说别的事，你要想一下，我们平时行为的手段它是不是符合我们的主义的。你不能通过自己的行为来伤害别人。谈再多主义不如谈谈良心，有些人用屁股思考想到的只是自己的身家利益，而罔顾他人的幸福和利益。权衡利益时，明智者还是应该多多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为妙。看自己的行为，合不合法律人情，对不对得起良知正义。在民法里面有一个原则，权利不能滥用的原则。　　

    怀疑主义的尽头就是法治，既然我对终极的价值，是否在我手上没有把握，那我们就遵守法律，遵守几千年的智慧准则。我觉得在抵制家乐福这个问题上，80后爱国青年是一个非常自由主义的，真正自由主义的行为。抵制家乐福的年轻人一定要表达对法国傲慢与侮辱的愤怒，那么找家乐福来当替罪。他们自己认为对，别人认为不对。家乐福的股东不见得一定与ZD有关系，没有准确证据，那么抵制家乐福的年轻人，就不通过伤害家乐福的方式，而是通过放弃了自己的权利的方式。如果手段理性，则可以排除这些嫌疑，就可以确立正当性。不管这些嫌疑成立与否。　　

    抵制家乐福的年轻人，一定要作出政治决断，一定要把家乐福当作斗争的对象，一定要划分敌我，然后通过正确合法的方式进行，这是一种非常伟大的政治意志。可见自由主义，也有其政治决断力。狼只和与自己同样有尖牙的生物才能相安无事。三十年来我们锐意改革，大开门户迎进春风雨露的同时也有苍蝇蚊子飞进来，时至今日竟突变成掳我华夏资财的恶狼，甚至有些国内的经济汉奸披着华丽的外衣也跟着一起反噬主人。与狼共舞——听起来是那么地让人豪情万丈，但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和面对自己实际问题，大的方面我们自然要养精蓄锐徐徐图之，可一旦有人危及到我中华民族之根本利益，作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该奋起反抗。但我们要懂得讲究策略，做到有理有力有效才是更好。　　

    必须强调的是，自愿放弃自己权利的形式，以及说服别人，只要没有强制别人，都不够成对家乐福的侵犯。也就是说服别人放弃自己权利，是属于自由的，法律不禁止的。而只有只要不破坏正在进行的交易，或者不损害家乐福的既得利益，都是合法的。　　

    只要行为符合法律，揭露宵小抵御外侮的动机就没有问题，动机也无关紧要。政治正当性的判断，依赖于策动者是否正义与良知，而不依赖于追随者的动机。比如一个人被精心设计的骗局所欺骗，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智力有问题。所以今天抵制家乐福在现在的语境下，没有问题。而至于语境的问题，不应该由80后爱国青年来负责。只要他们的行为方式，符合法律，就可以。动机无关于对错。　　

我们可以看到80后爱国青年的崛起，是一个彻底的断代，一个崭新的，几乎不占有过去专制气息的一代人，新鲜出炉。四五一代在政治上掌权，却将在精神领导权上丧失。而这之前的，主宰中国的，是四五一代。四五一代之后的人，都是跟屁虫，脑袋都是让四五一代跑马的。四五一代攫取了后面几代人的精神能量，让他们只能当学生，用嘴巴替四五一代干活。直到80后爱国青年的崛起。时移世易，六十年来国内文化地层的剧烈运动造成了今天几代人之间文化隔阂甚重的局面，生在其中非我辈任何人所能力挽狂澜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在我们能做的只能是一步一步弥合这种文化代沟，并且让我们的后代子孙铭记历史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80后爱国青年最彻底地与他们的父母断掉精神脐带。他们的生命体验，完全在改革三十年形成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内形成，与文革时代再无瓜葛。因此，新一代人站起来了。他们站在的时代列车是改革号，而不是文革号。　　

    或者这么说，80后爱国青年是被改革成本转嫁的一代。在80后身上体现出来的中国问题，已经成为首要的问题。我陈永苗最小的弟弟陈永石，是81出生，和75年出生的我，就有很大的不同。等他出世，家境有所好转，他无需考虑生活的前提，可以在既有的条件上展开去，去做一些事情，可以瞻前不顾后。小农我是86年腊月出生的，小时候家境贫寒，直到八九岁家里才有好转，像陈先生所说的哪种情况城乡差异还是很大的吧！而我不同，后院可能随时有火，得随时警惕后面。由于城市里科教、文化、经济体制上与农村地区的差异，中国城市和农村地区在同一时间刻度上的轨迹历来是迥然不同的，在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上的种种问题总是在城市出现不久后很快就在农村地区出现了，并且随着市场自由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农村问题城市化和特色化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　　

   80后爱国青年小的时候，有一个经济性父亲，没有政治性父亲。等他们长大成年，没有经济支撑，而体制也是彻彻底底地抛弃他们，我们这一代人的就学、就业、就医、住房问题，就是随着教育产业化、经济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房地产市场化的一步步深入而出现的。不仅如此，还构成种种间接的剥削和压迫（对于80后爱国青年是间接的）。市场经济对他们同样是如此。　　

    市场经济对于四五一代感觉完全不同，他们可以是弄潮儿，只要他们行动和付出，就会获得市场经济的厚爱。而对于80后爱国青年，给出来的，风险极大，报酬极小，处在一种漩涡当中。因此80后爱国青年成年后陷入生存危机，也就是单纯为了维持生活的延续，不再有希望和出路，被压得死死的，被钉在生命生存的必需性上。　　

四五一代是政治漩涡中的小鱼儿，而80后爱国青年的困境，首先直接接触到，并不是政治困境，而是社会经济。也就是他们是中国市场经济漩涡中的小鱼儿。80后爱国青年是改革和市场化的产儿，同时也是改革的掘墓人。此言后半句小农实在不敢苟同。近些年的确是有很多社会问题不断涌现，这是由于，几乎全盘西化的经济改革正在且在未来将继续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发挥它的副作用。而我这个“不幸”的80后和你这吃不到甜葡萄的“明眼人”以及绝大部分80后泛80后恰好成了你所谓“改革的牺牲品”，但这不足以成为埋葬改革的理由。历史已经证明，罔顾自己国情进行完全自由化的经济、政治改革给苏联以及东欧、亚非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造成的危害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在我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举，没有什么经验和路子能直接照搬照抄，量体裁衣因时因地制宜是最基本的原则，政治、历史、文化所决定的基本国情民情是最基本的作业环境和实施依据。在此过程，既然是摸着石头过河一切都在尝试和努力，我们就要根据国内外既有的发展经验有所为有所不为，对过去一切改革经验有所坚持有所抛弃，可能会出现的错误要避免、已经出现的错误要纠正。因此。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不是掘墓，而是添砖加瓦共筑长城，以广大劳动人民当前的基本利益为中心、以中华民族未来的长远发展和伟大复兴为重心，全力以赴地进一步完美完善我们的改革事业。　　

法国大革命有一个著名的立宪派叫做西耶斯，写了一本书，叫做《论第三等级特权是什么？》。西耶斯这么说，至今为止，第三等级是什么，什么都不是；但是第三等级就要是全部，就是法兰西。我今天要说80后爱国青年，就是全部，就是一切，就是中国。我想说80后爱国青年，也是一样至今为止什么都不是，但是爱国青年要话语权了，要开始在政治或者公共领域崛起。　　

     80后爱国青年，是作为改革的牺牲品，被彻底抛弃的。作为改革的受害者，与农民工人一样，可以形成统一战线。80后爱国青年因为是知识分子，可以为他们代言。 赶上这个时代，我们这一辈人有所牺牲已经在所难免，但不至于说成是改革的受害者，更谈不上被彻底抛弃。作为这个国家的主人，我们这些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从人民民主专政的“统治者”变成今天的弱势群体，这点的确让人感到悲哀。但这种结局是什么造成的呢？有弱势群体就自然有强势群体，那么他们又是哪些人呢？正掌握着当前几乎所有领域话语权的精英们，基本上都是改革既得利益者及其代言人，是弱势群体利益被损害的旁观者甚至始作俑者。社会上不断有人为弱势群体奔走呼告，高调为之代言鸣屈，可一旦触及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底线时，还有谁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的利益真心走动？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不仅要看清和指出问题所在，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我们的良心和社会正义出发，想方设法为之提出必要的解决对策，而不能一味地鼓噪自己和别人内心的夙怨。 80后爱国青年就代表当下中国主流，悲观和绝望已经成为主要因素。我国幅员辽阔却人多物薄，改革大业初显成效社会问题却也接踵而至，但瑕不掩瑜，个人愤慨不能说全民都在怨怼。以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为鉴，依靠人民大众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应对一切问题，因此要对我们的民族有信心，对我们自己有信心。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满怀赤诚的爱国青年们一定会前仆后继地全心为民精忠报国的。　　

    而这是四五一代及其信徒所不愿意承认的，即使放到他家里，放到他怀里，他们也无动于衷。认为这一些可以在市场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步之中，得到溶解。可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这有些已经成为当下决定性的，首要的问题，不说不容回避，而是必须首先面对的。　　

尼采说，问题不在人们是怎样变得有道德的，而在人们是怎样使道德达到统治地位的。对文革的反思，是四五一代老一辈的生命体验。而且四五一代老一辈，不是用超越他们生命体验的理性来说服，而是动用父母性权威，和80后爱国青年根本不沾边的文革政治迫害来说服，简直天方夜谭。他们相信的，强迫我们相信，还沾一点边，如果强迫80后爱国青年相信，那只会起反作用。甚至可以说，他们仅仅是看到80后爱国青年，已经成年，有点管不住了，老脸挂不住，开始倚老卖老，以挽救他们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