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强力解散“人民公社”的原因（“1984一号文件”的由来）

为了暂时好过，积累恶果，然后都“留给后人解决”。目前情况险恶，不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怎么解决现实问题？

1、经济上：假业绩当时未能得到中国农民普遍信服。

农业集体合作能产生规模效应，中国农民普遍得到了农业集体合作带来的物质利益。1976年到1980年，所谓“包产到户”的宏观绩效，是当时集体舞弊做出来的假业绩：　　

199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上最原始的统计数据显示，在1977-1980年，也就是万里同志任安徽省书记、带头推行联产承包的4年里，在全国粮食增产12%的背景下，安徽省粮食产量下降13.7%，人均粮食产量1976年全国是305公斤，安徽是370公斤；到1980年全国320公斤，安徽297公斤。历史真实是1980年安徽省农业比1976年下降7.7%。　　

    再看下述两组数据：　　

1979年，“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全队粮食总产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总和；油料总产3.5万斤，相当于过去20年产量的总和；人均收入400元，是1978年22元的18倍。　　

1963年8月，大寨遭受特大暴雨，冲垮100条大石坝，颗粒无收的耕地180亩，冲塌了113孔窑洞，倒塌房屋77间。灾情十分严重，但，大寨人没有气馁，他们不要国家救济款、救济粮、救济物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仅用一年时间，就医治了这场毁灭性的灾害。大寨大队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在逐渐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交售粮食175万斤，每户平均2000斤，这在当时困难重重、粮食产量普遍不高的情况下，他们的奉献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大寨向国家“交售”粮食175万斤，小岗总产13.3万斤，还有脸拿来吹。假业绩当时未能得到中国农民普遍信服，故需要强力废除。

然而，废除“人民公社”，在经济上最大的恶果，不是少产了农作物，而是保墒作业荒废，导致干旱化、荒漠化、沙化。按目前情况发展下去，到2015年，华北浅层地下水将全部疏干，八十年代在华北地区按当时生态选择物种种植的防护林，已全面枯死，北京北线沙丘距市区仅200公里，西线沙丘达永定河一线，三年之内，就会集结完毕，在某次沙尘暴中冲入宛平城。国军、日军、美军、解放军，对此都无可奈何。华北产生百万平方公里巨型地下水漏斗，巨型漏斗造成西北地下水位下降。土壤中没水，种植的树木长不活，不被刮成了荒山秃岭那才怪呢。　　

2、政治上：打击集体互助，培养小农意识，分化农民。

经过毛时代，许多中国农民已经意识到“团结起来力量大”，团结起来才能争取权利，保障权利。　　

按共和国国家与集体法定关系，集体内部经营方式，国家机关只能举事实，讲道理，让集体成员自由选择，而且集体成员有权变更内部经营方式。“包产到户”的理论依据，是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 党 内 通 信 》讲的“包产问题”原文如下：“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当时官权过大，“包产”是维护民权的可行性办法。从原文看，毛主席没有用命令的方式，没有任何明示暗示需要解散“人民公社”，相反，主张“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只管现实可能性”。“毛主席主张取消人民公社，联产承包。”纯属假传圣旨，以讹传讹。

为什么假传圣旨，冒险违宪，废除“人民公社”？不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嘛。要权力干什么？《亮剑》中赵刚对李云龙说：“我最近常常在想，难道早期的国民党人，在投身革命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的做官发财吗？恐怕不是，他们也同样是一群，满怀救国救民之志的，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却走向了反面。当年的理想，当年的正义感和良知，全都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心安理得的享受权力带来的好处。难道不值得我们警醒吗？” 当时，李云龙对赵刚说：“老赵啊，情况没那么严重，你多虑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万里长征，只走完了第一步。”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