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飞： 反民主：尊孔、九五之尊与官僚专制

反民主：尊孔、九五之尊与官僚专制

曾飞

　　罗宁先生在为在天安门广场立孔子塑像辩护中宣称：“国家在天安门广场，在中国博物馆门前树立起一尊九点五米高的孔子塑像。包含着孔子九五之尊的深刻意蕴。”这也就在无意中暴露了当前这场尊孔政治运动的一个重大目标：确立官僚专制“九五之尊”的地位。(罗宁,《立孔子塑像助中国社会强自信、强自尊》)

　　什么是“九五之尊”的地位呢？那就是封建帝王权力至高无上的地位。

　　《中国成语大辞典》“九五之尊”词条的释文是：“九五：《易》中卦爻位名，术数家以为是人君的象征，因指帝王的尊位。”(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656页)

　　《辞海》“九五”词条的释文如下：“《易经》中卦爻位名。九，阳爻；五，第五爻。《易·乾》：‘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孔颖达疏：‘言九五阳气盛至于天，故飞龙在天……犹若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后因以‘九五’指帝位。”(省略号原有。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第871页)

　　所谓的“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也就是“君权天授”，老百姓再也没有妨害专制统治者滥用权力的任何理由与权利了。官僚集团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在儒生董仲舒那里，靠的是神秘主义的“天”[注1]；在近代儒家朱熹那里，君主的地位是与天理联系在一起的，把“君为臣纲”的原则作为至高天理的体现，以此论证君权的神圣性与合理性。[注2]在今天，论证凌驾于人民权力之上的官僚专制的神圣性与合理性，靠的则是所谓的“服从客观真理”，“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神圣论。

　　中国历代封建帝王大搞尊孔而把孔子捧上“九五之尊”的地位，那自然不是要生前十分落泊的穷教书匠孔丘来当皇帝。而是窃取他的某些理论来确立自己的君权——彻底否定中华传统的“民本”思想和“君权民授”的观念，而确立“君权天授”的封建帝王统治歪理。用现代话来讲就是搞一场反民权、反民主，确立君权、官僚精英专制的政治运动。

　　茅于轼在《国家需由精英而不是大众治理》一文中早就在进行这种官僚专制合理性的“科普”宣传了：“一个社会要想稳定，需要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国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劳苦大众治理。这三十年，中国的精英治国趋势越来越明显，政府官员、公务员，差不多都已是大学以上文化水平，而且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官员越来越多，从国外深造归来进入国家管理岗位的也越来越多。”“社会稳定的第二个条件，是实现国家治理的精英分子，优先考虑的必须是底层群众的利益。如果精英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利益，那么，这个社会是靠不住的。”用茅于轼自己的另一种讲法就是：“提倡精英治国，但精英须代表草根。” （羊城晚报，《茅于轼：提倡精英治国 但精英须代表草根》）这就被是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打倒的孔家店僵尸的复活。

　　茅于轼国家需要由精英治理的论调，实际上用的还是孔子学说的致命伤：圣贤治国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第八》）的翻版。意思是孔子说：对于老百姓，统治者只能使他们按照圣贤（现代流行语叫做“精英”）的意志去做，不能使他们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前提自然就是圣贤“代表”了老百姓的利益，因而圣贤治理国家就具有了合理性。这也就是今日精英治国论的祖宗。现代化的表述就是：对于老百姓，只能使他们按照精英的意志去做，不能使他们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精英代表了老百姓的利益，因而精英治理国家具有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上升为至理，成为最权威的观念，那就是“九五之尊”的确立——帝王与官僚的专制具有至高无上的尊贵地位。这也就意味着人民再次成为“精英”、“圣贤”等统治者的奴才。人民至高无上的权力就这样被挤少数的“精英”完全“代表”了。这所谓“代表”也就是权力垄断的意思。

　　而“九五之尊”的确立——让帝王与官僚的专制具有至高无上的尊贵地位，当然需要一场轰轰烈烈的尊孔运动。这就是当今在天安门广场竖立孔圣人的塑像的缘由。

　　对于“圣贤”，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的姜锡东先生指出：“在中国古代和宋代，‘圣贤’一词不能随便使用，不是人人可得此称谓。圣贤，即圣人和贤人。贤人，指有德才之人，多用于晚辈。圣人，指最有德才之人，只能用于皇帝和地位极崇高的前辈。……只有古今圣贤，最具有圣贤气象。……圣贤气象最根本的一条是，求道、明理、遵循规律做事发言。……宋代一些学者提出、表彰‘圣贤气象’，决非偶然，对于前此一千多年的历史而言，对于宋代社会而言，都是一个‘绝大新发明’，值得高度重视，认真研究。但这一‘绝大新发明’，既没有拯救宋代社会和国家的危亡，也没有拯救元、明、清、乃至民国的危亡，更没有‘为万世开太平’。”（河北学刊，姜锡东，《论“圣贤气象”——宋代朱熹、吕祖谦《近思录》研究之一》）

　　同样，精英治国和尊孔运动，也拯救不了现代官僚专制的危亡。

　　于是，说白了，当今尊孔，复活“九五之尊”所要维护的就是中国的现代官僚专制，也就是“一把手”专制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维护极少数“先富起来的”官僚资产者的既得利益——巨额的不义财富。前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出席中纪委工作交接班暨欢送座谈会上，回顾自己接任中纪委书记五年工作历程时，心情沉重地坦承了自己心中的几点遗憾，其中对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失败尤为自责和痛心。吴官正指出，官员作为公众人物，把它的实际状况告诉自己的人民，是一种文明和进步。一个连财产都不敢告诉人民的官员队伍，人民又如何能相信他们始终“执政为民”？（中国青年网，《有感于吴官正同志的几点遗憾》）据吴官正披露：“2003三年、2005年，要在上海、天津、广东、江西的省级党政班子搞试点，最后都以难以推行而中止。据知，2003年，中纪委调查组、中共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中组部，曾就财产申报制，决定到上海、广东搞试点，结果发生二大问题：（一）党政干部强烈抗拒，以消极怠工、政局瘫痪来对待；（二）高、中级干部在内部申报时，上海市的省、厅级干部，百分之九十拥有一千万以上的资金，广东省的省、厅级干部，百分之九十九拥有一千万以上资产，如公开，势必会被社会各界追击。”（《吴官正交班直言三大憾事》）精英-官员群体的这种腐败状态如何“代表草根”，又如何称得上是国人中的“精英”呢？显然，由他们专权维护的就只能是官僚集团的私利，而不可能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精英治国的合理性早就荡然无存。由这种“合理性”上升而形成的“九五之尊”、官僚统治的“合理性”也就随之荡然无存。

　　“一个连财产都不敢告诉人民的官员队伍”昭示着中国官僚集团的高度腐败。他们根本无视人民的最高权力。甚至连官员的退休金也对人民保密。2011年1月11日，盖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政务公开专用章”的公文白纸黑字这样写道：“机关、事业单位平均退休金数据按涉密信息管理，属于不予公开范围，请予理解。”（来源：田嘉力，《最牛腐败：机关退休金竟成涉密信息！》 ）

　　可见，尊孔运动的目的不具有正当性。尊孔只能是一场否定宪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规定，否定人民民主，张扬官僚专制的历史反动。

　　而这种官僚专制的具体形式就是不断升级的“一把手”专制的政治体制。“一把手”专制的政治体制是刘少奇的“创造”；尔后被理性官僚制度“改革”所强化。信力建《刘少奇如何从延安崛起的》一文披露：在建党之初，陈独秀提出中共不搞党魁制，宜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负责联络。显然，这是一种分权的领导体制。在党的早期，尽管出现过陈独秀这样的“大家长”、王明这样的共产国际“宠儿”，但他们的权力在组织上毕竟是有一定限度的。党中央书记或总书记的设置，一直持续到刘少奇飞到延安后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央秘书长任弼时提出书记处作为政治局办事机关、成员精简为3人时，刘少奇随即提议书记处应设立1个主席，其他两名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书记处要能够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与会者赞同刘少奇的意见，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书记处，以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从此，毛泽东就在党内被正式成为“毛主席”。第一个“毛主席”的头衔是1931年他在江西瑞金苏区担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其实那时正是他大权旁落的时候，这个“国家主席”有名无实。通过这次政治局例会而不是中央全会或全国代表大会，在周恩来、王稼祥、王明、博古、陈云等政治局委员缺席的情况下，刘少奇和任弼时推动对党的领导体制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变动。后来，七届一中全会进一步设置了中共中央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这个职位。从法理上来说，“主席”具有比斯大林这个苏共总书记更大的权力。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曾经胜利地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但一旦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就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之福了。新民周刊《与腐败一把手的较量 访制度反腐资深学者李永忠》一文指出：记者：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掌控最高权力的，是第一把手。……李永忠：省委书记是一把手，比省委书记小的也有一把手，比如市委书记、县委书记乃至乡镇党委书记。现行党委领导体制，就权力架构而言，是一把手体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班子内只有一把手说了算。班子内的其他常委或其他领导，在其分管的领域，也是一把手，也能说了算。我把它叫做一把手体制的延伸或转借。当年，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就这样说过：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有什么监督的了。他说得如此大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实际情况。还有，江西的胡长清曾经打过一个比喻，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对他而言，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非常形象啊！关牛的地方，栏杆空隙那么大，一只猫在里面，怎么能不“进出自由”？胡长清肆无忌惮地受贿索贿，养情妇，嫖娼妓，胡长清要当一只“灵巧的猫”。我们从这些腐败分子的坦言中应该看到，我们对权力的监督还比较乏力，我们的制度反腐还相当“粗放”。而腐败分子就钻了体制不严密和监督不到位的空子。

　　在日益膨胀的“一把手”专制的官僚政治体制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早就成了一句空话。国家的一切权力早就属“一把手”们，而不属于人民。

　　诸如：

　　一．官僚专制包庇纵容腐败，权力集团吞噬巨额国有资产制造两极分化。人民不但无权监督，甚至连知情权都被剥夺。

　　网友闲言《这样的“婊子”也敢出来立“牌坊”》揭露说：“由于在交易之前，平安上市及其股价的飙升都已经是确定的，所以，秦X实际上是将价值4百亿的国有资产作价十几亿卖给了某几个人。光天化日之下，如此赤裸裸地吞噬巨额国有资产行为，秦X竟然没有被惩以极刑，甚至没有被追究，可见其背后靠山之硬，也可见这么一大块馅饼，并不是他个人一口吞下的，参与者的背景深不可测；更由此可见，这个社会的悲哀，所谓反腐倡廉、取信于民之苍白无力——既然背景深厚者可以明目张胆地吞噬巨额国有资产而不受追究，又有什么理由要求其他大大小小的官员廉洁奉公？”

　　二．官僚专制独断“调控高房价过快上涨”，进一步促使民众，包括“中产阶层”逐渐贫穷化。人民不但无权监督，甚至连知情权都被剥夺。

　　高房价是某些权力垄断的官僚刮地皮的直接结果。以调控房价为理由授权这些官僚来平抑房价，就好比是授权黄鼠狼去管好鸡窝，更便利于他们偷鸡。结果自然是越调控房价越发高涨。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李丽《上海公务员正处级住房解困最高可补28万》的报道披露：“从2009年1月1日起，上海部分公务员将陆续获得一笔‘住房解困’补贴。从理论上讲，一个正处级的公务员，最高可以获得28万元的住房货币补贴。”据房产商任志强披露：“经济适用房的一个主要对象是公务员，在北京尤其如此，大部分的经济适用房都供应给公务员。……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公务员都优先享受住房保障，有些地方搞出了人大、政协优先分配。为什么在经济适用房上贪污腐败多，就是因为它是财产分配。 ”（住在杭州网，《北京大部分经济适用房都供应给公务员》）就这样，民脂民膏进一步流入不法官僚的囊中。

　　三．官僚专制滥印钞票，拉高物价，促使劳动的实际收入进一步降低，剥削变本加厉。人民不但无权监督，甚至连知情权都被剥夺。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谈佳隆《中国货币超发已高达近43万亿 谢国忠称通胀风险巨大 》披露：“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这样告诉记者：‘我们看到包括绿豆、姜、蒜、辣椒在内的农副产品轮番上涨其实都是央行货币超发的结果，多余的钱在市场中乱窜，多年累计起来的过量货币已经给中国经济实体带来了巨大的通胀风险。’”中国超发近43万亿货币这样的天大的事情，人民无权问津，甚至连知情都难，一切由官僚专制。然后他们又“代表”人民来平抑物价，把恩惠赐与平民，表现高度的“亲民”。这就是官僚专制令人啼笑皆非的逻辑。

　　四.官僚专制独断推广转基因主粮，促使经济彻底依附于美国，进一步殖民化。人民不但无权监督，甚至连知情权都被剥夺。

　　网友“至死方休转基因”的帖子《令人费解：既然农业部肯定转基因是安全的，为何又要搞应急预案？》指出：“以下是本人搜索到的大量 “XXX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这些《预案》一般都在2008、2009、2000、2010、2011等年份制定。我们现在必须思考的问题是：搞出这么多《预案》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不就是为大面积、全国性强迫种植做好准备吗？如果真是这样，一种需要做应急预案处理的生物体，其安全性、可靠性何在？天然植物需要做应急预案处理吗？杂交作物需要作应急预案处理吗？ ”“原来，那些转基因鼓吹者们不是不知道转基因的巨大危害，而是他们就是处心积虑地企图替美国、替共济会在中国疯狂推广转基因，惨无人道地灭绝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千万不要再次等到“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才“发出最后的吼声”，因为一旦转基因全面铺开，又或者转基因被用作生物基因武器，我们连发出吼声的机会都没有了，就集体消失了！”

　　网友张三的帖子《中国转基因主粮的闹剧该收场了！》指出：“中国为什么要推广转基因？美国学者呼吁禁止用转基因饲料喂牛；中国学者呼吁坚决用转基因主粮喂人。 WTO条约的不平等性。西方生物资本在中国的迅速扩张，中国对农业的补贴与美国对农业的补贴跟本不成比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加之城市的急速扩张，农村人口大量涌进城市，使包产到户的一家一户的小农耕作模式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由于劳动力不足农村抛荒地大量增加。粮食供给矛盾开始显现，中国的粮食自给能力下降。开始大量进口谷物，大豆。玉米。而传统的农村生产方式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迫切需要发展现代农业来解决问题。以孟山都为代表的美国生物资本见缝插针伙同他在中国代理把基因技术说的天花乱坠。而中国的主流生物学家。一口同声的支持转基因主粮推广，世界罕见。全世界没有那个国家敢拿自己的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种族安全来冒险种转基因粮食（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批准转基因主粮进入商业化种植）。其中跑不了利益的因素。建议查一下中国这些生物学家的背景和利益链条。一查一个准。一定就会水落石出，这些人本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欺上瞒下。内外勾结误导决策层。”

　　一把手 “决策层”，也就是治国精英绝对有权决策，精英治国嘛。他们根本就不理睬宪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规定。人民根本无权过问。因此，当然需要“君权天授”的“九五之尊”。这当然要尊孔。

　　五.官僚专制加速与美国结成“联盟”，促使政治彻底依附美国，进一步附庸化。人民不但无权监督，甚至连知情权都被剥夺。

　　《洛杉矶时报》的报道指出，“中美两国之间有着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报道特别强调，中美两国在胡XXXX访美期间签署的450亿美元的商业合同，将为美国创造23.5万个就业岗位。” 而21世纪经济报道，熊敏，《美国出口管制改革将中国排除在外》披露：“11份政府间合作协议，超过70份商业合同，价值450亿美元的采购大单，这次胡XX国事访问显得硕果累累。但大笔采购没有给中国带来太多收获。当地时间1月19日下午（北京时间1月20日凌晨），中国新闻中心发出的中美联合声明显示，美方在中方的关键诉求上未见明显让步。“中方欢迎美方承诺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以一种合作的方式迅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声明写道，“中方欢迎中美双方讨论美国正在推进的出口管制体系改革。”当天下午，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在接受外媒采访时指出，美国对向中国出口产品存在歧视，而这是导致美国对华顺差高的原因之一。他还爆出美国政府口口声声说要改革出口管制程序，却暗地里将中国排除在改革受益国之外。”民众对此等累累“硕果”口瞪目呆，但根本无权问津。　　

　　六.官僚专制按照美国的指挥棒强化“控制军队”，“改造”人民武装，进一步专制独裁化。人民不但无权监督，甚至连知情权都被剥夺。

　　某些权力垄断的官僚们的这一切重大政治独断都需要有一个强大的统治思想体系来支撑，这就是“孔子思想”——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打倒的“孔家店”来支撑。也就是必须复辟“九五之尊”的君权的尊位；消除“民本”与“君权民授”的华夏文明传统；消除毛泽东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以及“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的“毛左”思想。

　　在当今的中国，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一把手”的官僚体制，而不属于人民早就是现实。搞尊孔运动无非就是要让这种现状合理化和合法化。这就是近日在天安门广场树立起一尊九点五米高的孔子塑像大搞尊孔运动公开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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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董仲舒“君权天授说”疏理》：“董仲舒作为汉代儒家的集大成者，其在政治上继孔孟之理，以社会现实为根基，极力推崇维护君权。但是，他的君权学说是以‘天道观’作为逻辑起点。 他认为，人不能直接与天联系，只有通过帝王或圣王作为中介才能与天相通。因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正是在这个天人感应的基础上，他建立了‘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的君权天授观。然而，董仲舒并不认同君权天授下君王可以无所拘束，君王同样要不断地检点自己的行为，若不，上天会降灾异，收回天命。。“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就是这一体现。相反，欲天降祥瑞，君王就要做到政治清明，实施仁政。他认为，政治弊害莫大于贫富对立，这源于“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而为防止“盗”、“暴”的现象，统治者务必使富者足以示贵为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另外，君王要注意到“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畜妻子极爱。”只有这样，君王才能长治久安，稳固统治秩序。 可见，董仲舒的“君权天授”不是绝对的，它是建立在民本思想上的相对君权。”在董仲舒的儒家学说被收编为统治者的正统思想后，剩下的当然是“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的君权天授观了。 于是有论者说：有了“以民随君，以君随天”的君权天授的神圣。但还是有人不信这天意了。陈涉以“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之登高一呼，竟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终将天意所属的秦二世从神圣的天子座上拉了下来。何其壮哉！然而，可悲的是，那陈涉也学了这“正名”之术，硬要给自已贴上帝王种的标签，一边高喊着“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一边将“陈胜王”的书帛置于鱼腹，以求天意；又间使吴广假狐鸣：“大楚兴，陈胜王”，以示正名。有了这天意与正名，这陈胜才得以伐无道、诛暴秦、起大泽、成张楚。虽说“陈胜王”天运不久，但也以氓隶之人、迁徙之徒，挤进了“帝王将相”的行列。天命观流毒久远。这印证了每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想都是统治者的思想的原理。

[注2]肖永明著《朱熹天理论框架中的君王观念》：“朱熹以天理为最高范畴建立了其理学思想体系，并基于天理论的框架，对君主的产生及其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说明。他认为，君主的地位是与天理联系在一起的，天理需要君主的扶持才不至于倾倒，天下众民的天理之性也需要君主辅助引导才能保全不失。君主对于天地运转、人性保全而言是不可缺少的。通过这一论证，君权就具有了天理的依据。 为了论证君主地位的神圣性，朱熹还把‘君为臣纲’的原则作为至高天理的体现，以此论证其神圣性与合理性。将这一原则落实到具体的政治设计中时，朱熹强调对君主的尊崇，要求人们‘尊君亲上’，希望在君主与臣民之间确立截然不可逾越的尊卑等级秩序。在朱熹的政治思维中，尊君已经成为天理的内在要求。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并未因此放弃对现实政治生活中君王的批判与抨击。他曾批评孝宗因循苟且，虚度岁月，不仅不足以致治，反而足以召乱。其言辞激烈，锋芒毕露，毫不避忌。他甚至还批评宁宗皇帝‘独断’。这种批评，已经触及了君王的权限问题，被认为是达到了传统体制下批判皇帝专制的极限。”在朱熹的儒家学说被收编为统治者的正统思想后，剩下的当然是把“君为臣纲”的原则作为至高天理的“精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