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如何推动社会进步

■中国观察之唐昊专栏

　　一份“大学生关注可口可乐小组”的调查报告于14日晚在北京对外公布。报告称受调查的5家瓶装厂和4家供应商都存在违法用工问题，如长期大量使用派遣工；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不买保险，职业安全健康缺乏保护；工伤没人管等。上述说法均遭到了可口可乐公司的否认。

　　报告所提及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证实，但在中国的企业界，违法用工的严重程度已是众所周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结构使然：中国企业大多技术含量低，单纯依赖劳力的廉价，企业生产的大部分利润都被国外品牌提供者拿去了，像装瓶厂这样的生产厂商便只能分享残留的微利，金融危机之后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厂商就会不择手段压低生产成本，从工人身上想办法。而工人之所以愿意忍受低工资、工作条件恶劣等代价，也无非是因为这里还能挣到钱，至少比农村要多，而企业成本加大或倒闭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更大的灾难。他们所要求的不过是现实条件的有限改善。所以，现有经济结构决定了非法用工有很大空间，而解决问题则需要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跨国公司的让利———品牌价值固然重要，但同时应体现劳动者起码的价值。

　　此外，法律法规不完善和政府监督不严也应为违法用工负上责任。劳动工人被定性为派遣工，从而降低其工资和劳动保障支持，这种情况在中国屡见不鲜，劳动部门也没有认定这为违法。至于最新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受到反对和规避的情况如此之多，说明法律解释和法律执行并不到位。严酷的经济形势使得政府更加对企业投鼠忌器———严格依法治理企业、提高企业成本，会危害到经济发展。

　　这些因素都使违法用工成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彻底解决劳工待遇的方案也缺乏施行的必要条件。但这次调查和几个月前香港大学生调查玖龙纸业一样，所反映出来的东西还是让我们振奋，那就是———来自社会层面的理想主义在我们这个国家毕竟还没有灭绝。这为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原动力。

　　不过，理想主义不是简单的口号。理想主义要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真的“有用”，就必须建立常规化的、针对性解决问题的行为模式。这并非制造一个理念的模型，然后拿这个来套现实社会那样简单。如果只是理念的模型对照现实，并让人们认识到这种差距，那么只能是徒增愤怒而已，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理想主义如果要对现实社会有实实在在的改造功能，就必须建立回应机制。

　　美国在20世纪初也曾经历过血汗工厂、贫富分化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时的进步主义者主要是通过扩大州政府的管理领域、在联邦政府直至总统中寻找代言人等方式，通过强大的政府来解决问题。事实上，没有政府和法律的回应，理想主义是很难取得成果的。昨天中华全国总工会称“我们在密切关注”，这是对的———相关政府部门应介入调查，并且此调查要比学生们的调查更专业，出具更权威的报告，为问题寻找出路，而非出台一个粗糙的调查结论应付了事。

　　在中国，无良企业主得到的更多是谄媚，而调查者们得到的却是冷嘲热讽。在对此事件的评论中，许多网友认为其幼稚，博出位、受人指使等等，类似说法不一而足。这也不难理解：在心理学上，一旦当人们认为问题太难解决的时候，就放弃解决问题，并对试图解决问题的人冷嘲热讽，以掩盖自己的无力感。应该说，这是人心理上固有的弱点，但也是理想主义最易感受到挫折的地方。

　　不过，即便如此，理想主义者仍然要做下去，原因很简单：如果基本的调查都不做的话，这个社会就更难改变了。学生们的调查手法也许并不专业，但并不是只有专业的手法才能揭示问题。调查所产生的舆论监督效果已使事件得到了积极回应：可口可乐东莞厂表示，已对派遣工的伙食进行改进。我们需要关注的，不是把社会资源和大众的关注虚耗于无益的伦理讨伐和道德辩护，而是如何把问题的发现变为社会进步的契机，如何通过点滴的改进，而推动回应机制的建立、社会共识的形成、法律执行的完善、企业行为模式的变化，以及价值评判标准的提高。（作者系华南师大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