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晓冬：高利贷是中国经济陷入滞涨的并发症

高利贷是中国经济陷入滞涨的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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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我策划义丐徐超当明星演绎“精神变物质”的精神生产方式时曾经放言，整个世界经济都将陷入严重滞涨，并且，经济的滞涨会进一步激化劳资矛盾，引发全球范围内的政治风波和社会动荡。　　

而今，美债危机、欧债危机的愈演愈烈以及各个国家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已经宣告了全球经济复苏的破产，而英国的骚乱、希腊的罢工、占领华尔街的游行等此起彼伏的政治事件也都一一应验。　　

我的预言并非高深莫测，而是基于“精神生产方式就是信息和知识的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判断，由于精神生产方式使得脑力劳动可以独立创业，从而使得雇佣劳动制度逐步走向解体，而资本主义也迎来自己真正的灭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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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灭亡期正是共产主义的发育期，正是工业文明让位于智慧文明、体力劳动让位于脑力劳动、物质生产让位于精神生产的转折期和过渡期。　　

由于精神生产方式是以人的脑力劳动为核心，它所形成的是知识产权和品牌价值等形式的无形资产，即智本，因此，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表现为智本运营代替资本运营，是智本要反控资本。　　

但由于追求钱生钱的资本难以统治精神生产，而又不甘心接受智本的统治，因此，资本便滑向了投机的泥潭而使得资本主义沦为投机资本主义，如果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都被投机资本所驱动的话，其最后的结果便是全球性滞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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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并解决经济的滞涨，西方经济学的所有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原因恰恰在于，他们只会站在资本而非劳动的立场上思考问题。　　

他们认识不到人类劳动的发展从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转移过渡这一历史趋势，认识不到脑力劳动所创造的知识产权和品牌价值等无形资产正是劳动者自己的无形资产，他们认识到不到劳动力在发展成人力资本之后、进而又向着知本和智本一路演进。　　

站在资本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这些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大师们只会维护资本的利益，他们企图将脑力劳动继续视为可以被资本雇佣的高级劳动力，而不去思考如何让脑力劳动独立创业，其典型的表现就是，这些西方的政客们只关注就业率而就是不关心创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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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就是一架不断生产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的“社会机器”。　　

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总是倾向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同时，却在分配环节倾向于自己拿大头而压低劳动者的工资，但劳动者转身就是消费者，就是市场需求，于是，资本主义一边为自己生产出过剩的产品，而在另一边却又同时阉割着自己的市场。　　

这种生产不断持续的结果便是资本主义初期那种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而为了规避这种生产的过剩，资本主义从初期的“以生产为核心”而转向“以市场为而核心”了，以至于“以市场为导向”成为营销学的基本定律。　　

他们高呼着“消费者是上帝”这种冠冕堂皇的虚伪口号，而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消费者的口袋，反复拨打着如意算盘将消费者的口袋换算成自己的市场需求，再反过来调整自己的生产，为了避免生产过剩造成的损失，他们相继发明了看板管理、零库存、以及根据订单生产等一系列管理创新，以至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好像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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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当他们竭力避免生产过剩的时候，他们手中的资本却开始过剩起来，当他们喜滋滋的拿着这些资本去放高利贷、去炒股、炒楼、炒期货，去从事那些以钱生钱的所谓生意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转变为资本过剩的金融危机了。　　

过剩资本如果用于投资，去雇佣劳动并整合生产要素从事社会生产，还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应该算是有益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但如果过剩资本转入投机领域，不断通过金融衍生品的操作低买贵卖而获利的话，那就意味着资本开始反过来破坏社会生产了。　　

这种低买贵卖而从中渔利的资本投机行为必然抬高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并使其向整个社会生产体系传导，从而造成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在本质上是令整个社会为自己的利益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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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投机资本的兴风作浪形成鲜明的对立，人类的劳动却在干涸的大地上踽踽独行，他们想创业却没有资本，想打工而工资却不够养家糊口。　　

这便是资本和劳动的断裂，这种断裂一方面是由于劳动的崛起，即劳动从体力劳动向着脑力劳动、从劳动力向着人力资本乃至智本的发展和跃变；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资本的没落和腐朽。　　

资本和劳动断裂的结果便是，劳动不能顺利持续地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而资本却在金融市场、要素市场乃至消费市场投机赚钱。　　

劳动不能驱动社会生产，就会导致经济停滞，而资本不断进行投机，就会产生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就是滞涨的根源，即滞涨是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在经济上的反映，是资本和劳动断裂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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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认识到精神生产方式之后，我们才能更为深刻准确地理解经济滞涨，才能认识到滞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灭亡时的必然症状，是资本和劳动的矛盾爆发在经济领域中的表现形式。　　

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在全球经济陷入滞涨的世界形势面前，中国经济也不会独善其身而置身事外，中国，是世界的中国，而滞涨的中国经济也必然是世界经济滞涨的一个缩影。　　

所不同的是，中国社会拥有一个凌驾于资本利益之上的控制力超强的社会主义政权，因而在根治经济滞涨方面具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比拟的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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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社会生产，资本已经严重过剩，但由于资本又表现为金钱，而相对于人类无止境的欲望，金钱却又永远稀缺，这种稀缺既表现为暴发户们的欲壑难填，也表现为穷人对金钱的现实需要。　　

于是，在生产中过剩的资本却从来不象那些供过于求就会价格下跌的产品一样，接受供求规律的支配，恰恰相反，它总是通过人类对金钱的普遍渴求而维护着自己供不应求的地位。　　

结果我们看到，在全球低利率的金融环境内，在经济滞涨的严冬里，穷人们对金钱的饥渴一旦邂逅财主们的贪欲，却在民间滋生出了高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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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贷不是高利贷本身，而是中国经济陷入滞涨的并发症，在滞涨的环境里，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必然面对收入萎缩而开支上涨的窘境。　　

在企业界，那些专注于生产制造和销售的行业会遭遇市场萎缩和成本上涨的腹背夹击；而作为劳动者和消费者的人民群众则要遭遇“除了工资不涨，什么都在涨价”的尴尬。　　

只有那些已经做大做强并能够脚踩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条船的上市公司才过得相对滋润，产业萎缩不妨碍他们在资本市场靠投机圈钱，由于拥有稳固的融资渠道，他们还可以将低利率的银行贷款一转手变成高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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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贷是贫富分化在生产领域中的体现，是资本在社会生产中配置失衡的必然结果，是企图以收缩流动性而根治通胀的单纯货币政策使得广大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丧失低利贷的产物。　　

资本主义的银行以及金融机构都有一个嫌贫爱富的劣根性，他们只爱钱财却不爱人才，他们从来都是贯彻以资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更奢谈什么以智为本了，他们喜欢土地、厂房等有形资产而从来无视无形资产，造成的结果是，专利权、商标权以及著作权等知识产权这些无形资产一直难以得到来自金融机构的资本。　　

结果我们看到，越是需要资本的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广大创业者越是难以得到资本，而越是不需要资本的大企业、大富豪越是容易得到金融机构的支持，这种在生产中的两极分化能不产生高利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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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的滞涨得不到根治的背景下，生产领域中的高利贷只是贫富矛盾走向激化的第一步，只是经济形势恶化的第一步。　　

可怕的是高利贷从生产而杀入生活领域，当大量入不敷出的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口不得不借高利贷以度过难关的时候，杨白劳和黄世仁之间的悲剧又要出现了。　　

而一旦如此，则贫富矛盾将再次倒退为阶级斗争，整个社会也将被这种阶级斗争重新炸毁，包括这个以消灭阶级而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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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为高利贷大唱赞歌而加以维护的学者是资本豢养的鹦鹉，他们只为其主子的利益而奔走呼告，他们叫嚣着高利贷的种种好处，却从来不会站在社会整体发展的角度上思考问题。　　

要根治高利贷，就必须承认经济陷入滞涨这一客观现实，必须自觉发展精神生产方式，必须发挥出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必须让国有银行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而不能象资本主义银行那样嫌贫爱富。　　

要根治高利贷，必须抬高智本而打压资本的价值，必须使整个社会重视人才而胜过钱财，重视才子而胜过财主，重视精神而胜过物质，重视脑袋胜过口袋，必须重视知识产权和品牌价值这些无形资产的价值并使其容易获得资本，必须对整个社会草根百姓给予经营管理营销策划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训，必须启动整个社会的创业热潮。　　

《智本论》作者相晓冬2011年10月6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