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学记
与旷新年先生“交锋”——评旷先生的《新左派的消沉》
文章针对旷先生《新左派的消沉》进行评论，探讨新左派与自由派现状，批判其偏见，强调思想斗争与历史反思，体现交锋与观点碰撞。
与旷新年先生“交锋”
——评旷先生的《新左派的消沉》
我是一个无名小卒，有幸拜读了旷新年先生的大作《新左派的销沉》，先生在文章中忽而批右，忽而责左，忽而马克思，忽而哈耶克，感觉先生来头极大，似乎是超越左右，凌驾马恩列毛之上的世外高人。故而很是认真地揣摩了先生们的文章，发现于先生的观点多有不能苟同之处。先生教训说“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生命就要逐渐灭绝。”所以在此与先生“交锋交锋”。若有不敬之处，还请先生谅解。
黑色字体为引用的旷先生文章，先生比照细看，可有裁剪曲解先生意思之处。红色字体为我的评论意见。
在某种程度上，自由派成为了资本的表达，新左派成为了权力的附庸。
前半句说对了，可见先生尚能实事求是、良心未泯。后半句则是偏见之词，体制内的左派力量发出马列主义的声音，或是体制外的左派支持、宣传党与政府符合马列主义、人民利益、民族利益之举，怎么就成了权力的附庸了呢？
2008年，一方面左右派的思想活力都在衰退，另一方面，思想斗争却越来越激烈，冲突越来越表面化和直接利益化。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争论已经转变为新世纪的利益冲突。
不是思想衰退，而是从思想斗争发展到了政治斗争的阶段，说明斗争白热化了。其实，右派从来没有过思想活力，他们只是贩卖新自由主义那一套而已。左派思想理论也早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就已经确立了科学性，列宁，特别是毛主席对其进行实践、发展。2008年前的左派只是对这些思想重新发现、打磨罢了。马恩列毛思想一直处于被右翼势力的封印状态，所以有此过程。2008年后，思想武器已经打磨好了，则更倾向于运用这一思想武器进行战斗。
在文革中，革命被神圣化，毛泽东被神化，公有制被意识形态化，改良、私有财产、资本主义代表罪恶。而在今天，毛泽东、社会主义被新自由主义公知们妖魔化，改革、私有制被意识形态化，革命和公有制成为罪恶。在今天的中国，由于社会的断裂和利益的冲突，毛泽东成为了思想的试金石，肯定和否定毛泽东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在自由派妖魔化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另一个极端，新左派将毛泽东神化，但神化并不产生思想，而是相反。毛左必须正视和反思反右、大跃进、文革等历史灾难。
左派对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晚年继续革命思想的理解，已经十分深刻，不存在非理性的迷信、神话毛泽东。难道认同、继承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就是神话毛泽东？曾子说“吾一日三省吾身”，毛主席说“批评与自我批评”，任何人都要反思。不过，右派说反思文革，意思就是要彻底否定；我们反思的结果是基本肯定：文革、大跃进、反右等运动在原则上是对的，具体操作上存在不足。左派要反思的是力量不足或考虑不够充分，没能完全控制运动的发展；右派则要为阳奉阴违、大搞极左（极左为策略，极右为目的，使真理跨过一步成了谬误）、转移斗争方向等卑鄙伎俩负责。
列宁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对立起来，十月革命后解散了立宪议会，废除了普选制，取消了出版、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而在卢森堡看来，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卢森堡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看法与卡夫卡对革命的有名的预言颇有相同之处。今天某些左派将自由和民主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你应该去读读毛主席的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看看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是否对立。人民民主专政是对人民民主，对帝国主义走狗即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专政的辩证统一。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选举、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自由。工人能参与管理，干部要参加劳动，能批评国家主席，这不是自由民主吗？难道现在村长一手遮天，老板捏着员工命运，反而是自由民主？自由民主是有阶级性的，是有方向性的，如果你能让当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国家放松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传播的管控的话，再来谈社会主义不要专政的问题吧。
左派极力咒骂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的“叛变”，可是，他们却从未对将“叛徒”推上领袖位置并且仅凭领袖一个人就可以推翻一种政治制度的极权体制本身有过任何反思。
谁说没有反思？毛主席不仅早就认识到“我们的身边睡着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在走”，而且提出了防修反修的办法——文化大革命，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斗私批修，炮打司令部。是你孤陋寡闻，旷先生，该学习了。
鼓吹实质民主，贬低形式民主，抬高实质正义，轻视程序正义，也是左派思想悲剧的重要根源。程序正义是为了护佑实质正义，实质正义依赖程序正义而存在。连程序正义都不存在的地方，实质正义根本没有存在的可能。
实质民主、实质正义当然高于形式民主、程序正义了。难道你要的是华美的“椟”，而不是椟内的“珠”？当现在的那套民主形式、法律程序不能保障真正的民主、真正的正义时，就走向了民主、正义的反面，当然要遭到反对。我们要的是能真正保障民主、正义的形式、程序，我们不会“买椟还珠”。
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主流经济学家将公有制视为万恶之源，而左派则相反将私有制称为万恶之源，都将所有制意识形态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新自由主义将私有化意识形态化，将私有化作为改革的唯一目标，因此敌视和诋毁国有企业，要求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和新自由主义一样，左派也将所有制意识形态化，对私有制缺乏历史的认识，单纯从意识形态出发维护公有制，同样不是将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评价标准。
你的逻辑是如此的自相矛盾：一方面引用马克思的话“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一方面又说左派不应把公有制意识形态化。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学问的。
我们应该反对把任何一种所有制简单地意识形态化，而是应该创造一个规范的市场，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让公有制和私有制各自显示出自己的优势。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的话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认为现在最迫切的问题不是给钱， 产业政策扶持!只要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企业自己就可以做好!”
从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的话可以看出，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受到不公平待遇，公有制经济相比私有制更具有优势。为什么具有优势的公有制在市场竞争中受到不公平待遇？这就是私有制在利用意识形态打压公有制。你不去同私有制“谋皮”，怎么反而指责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公有制来了？告诉你吧，在私有制的情况下，没有谁能创造出一个对于公有制公平的规范市场来，公有制一直处于被“吐痰”的境地。
经历过死无葬身之地的苏联的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哈耶克有关私有财产权和自由的关系的思考无疑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和宝贵的价值，不失为克服极权主义的一种思路。因为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片面地维护所谓的“公有制”，那么我们就无法避免法西斯主义的命运。
哈耶克写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确实一语成谶。不过，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而是他自己鼓吹的新自由主义让人类通往了奴役之路。这些奴隶在中国叫做“房奴”“孩奴”“车奴”，他们的在资本家的工厂、公司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每天十几个小时地重复做着一个单调的动作，否则就流离失所、饿死主街头。在第三世界国家则是广大的底层人民，他们眼巴巴看着地下的资源被源源不断挖出运走，和自己没有半点关系，撑肥了极少数国内精英与国外资本，自己被永远地抛弃在贫瘠落后的大陆上“百年孤独”。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情况下，是这样吗？“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有罢工、游行、集会、结社、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自由。“改开”私有化后，罢工游行删去了，四大自由取消了，先是厂长负责制，后是资本家一人说了算。这些政策正确是新自由主义指导的，为国际垄断资本、官僚买办资本服务的。某个人不是曾长吁一口气说“我们以后再也不用看群众的脸色办事了”吗？到底哪种主义会造成极权，不是一目了然吗？
文革的“阶级斗争”不仅具有浓厚的封建血统论色彩，而且成为暴政的工具。一部分人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实行法西斯主义，一部分人沦为“阶级敌人”，被剥夺了最基本的人身权利。“阶级斗争”成为了政治的子夜和人性的浩劫。人们往往将苏联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联系起来；然而，事实上，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和阶级斗争理论没有任何关系。斯大林的肃反和秘密审判及其恐怖统治恰恰是在1936年苏联公布新宪法和斯大林宣布苏联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和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以后，那些被肃反的对象也不是作为“阶级敌人”而是作为“国家的叛徒”被处决。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苏联更是彻底抛弃了阶级斗争理论，宣布苏联是“全民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全民党”，但却并没有改变苏联极权主义政治的性质。
你确实缺乏逻辑思维能力，一面说“阶级斗争”会成为暴政工具，一面又说苏联“恐怖统治”与阶级斗争无关。文革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的，是搞公有制，搞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完成之后，不应该建设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吗?不应该大力弘扬无产阶级文化吗?有人以文革中出现的破坏文物、打人批斗、唯出身论、官僚特权等反面现象，来证明文革的错误。首先，要弄清楚以上现象是主流，还是逆流?文革中打砸抢现象，主要出现在文革初期，是短期的，是被当时中央反对、批评、取缔的现象。文革期间的通知、文件、会议、指示，有鼓动打砸抢烧、唯出身论的吗?相反，是反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要灵魂深处闹革命”“要触及灵魂，不是触及皮肉”“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有成份论、不唯成份、重在表现”……搞打砸抢烧、唯出身论的是什么人呢?从文革初期就被批评取缔的“西纠”等组织的组成成份就能看出来。不就是他们为了保护他们老子，保护既得特权，转移斗争大方向挑动起来的吗？文革中的官僚特权现象，不正说明文革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吗?用文革反对的现象来反对文革，根据不是文革精神的倾向来给文革定性，这是做学问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当中国的一些自称是左派的人士激愤地否定“普世价值”的时候，他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曾经是一种强大的“普世价值”，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也同样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普世价值”。实际上，每一种人类思想都希望上升为“普世价值”，或者说，真正伟大的思想都是在“普世价值”的地平线上思考的。……在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思想对峙和冲突中，由于全球政治气候的影响，新自由主义处于进攻的位置，新左派明显处于守势，反对宪政和普世价值都反映了新左派缺乏思想、理论的自信。
你在这里偷换了概念。广义的普世价值是指人类共同的终极的追求与信念。狭义的普世价值特指西方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价值观。作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新左派，难道不应该否定后者吗？我们是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作为普世价值的。你说儒家思想政治、马列主义都曾经是普世价值，这说明“普世价值”并不是唯一、不变的，并不是“普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左派反对广义的普世价值，也是符合辩证哲学的。
从当初“不争论”的噤若寒蝉，到今天新左派的初露峥嵘，这不是进反而是退吗？新自由主义表现得占上风，不是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有多么强大，而是政治经济媒体等各种资源大大优于新左派。难道你能说当年蒋介石围剿、红军反围剿，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处于守势吗？
而左派的民族主义喧嚣，越来越遮蔽了劳动人民的利益诉求，使得新左派越来越成为一个脱离中国现实和底层的派别。……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属于右派。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也就是，由于它的思考对象和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的不同，民族主义在中国目前往往也被归入新左派的范围。近年来，新左派逐步向老左派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退化与蜕变。上海一位文人把民族主义称为中国的思想“病灶”。确实，民族主义只不过是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一种创伤和反应。民族主义是空洞的，除了创伤，别无他物。正如伯林所说的：“强烈的民族主义不过是耻辱心理的表现。高度发达的民族不会产生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对伤害的反应。[28]即使在中国现代极度的民族危机中，单纯的民族主义也没有任何思想的位置。由于丧失了思想的活力，新左派有堕落为声嘶力竭的民族主义的趋势。
你说“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属于右派。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也就是，由于它的思考对象和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的不同，民族主义在中国目前往往也被归入新左派的范围。”这基本上是对的。但是，中国民族主义偏于左派，不是什么思考对象、历史任务不同，而是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弱小、软弱，不像西方资产阶级具有对外扩张性，不能让国内民众在这个过程中分得一杯羹，连国家民族利益也维护不了，对外依附投降，对内剥削榨取，所以下层广大民众承担起了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任务。中国的左派身负两重任务：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掠夺，对内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压迫剥削。现在左派民族主义“喧嚣”（高涨）与表达劳动人民的利益诉求并不矛盾。两方面我们都有发声。爱国统一战线是我们的法宝，我们不会丢掉。当民族危机大于阶级矛盾时，共产党也是可以联蒋抗日的。“高度发达的民族不会产生民族主义”，如果你能劝美国撤销《爱国法案》，我就相信你的这一判断。中国古代倒是没有民族主义，而是天下观念，现代西方有哪个国家民族能做到？这么说中华民族是唯一高度发达的民族了？
米塞斯说：“武力镇压与运用思想武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其效果恰恰相反。武力镇压往往是自身虚弱和无能的表现，因为他们拿不出比对方更好、更富有成果的思想武器。……最终决定斗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而是人的思想。……人的思想是决定斗争胜负的唯一武器。”……在几乎整个20世纪，米塞斯、哈耶克和新自由主义都处于世界思想界和知识界的边缘，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时来运转，成为主流。与此紧密相联和形成对照的是，苏联极权社会主义辉煌崛起和黯然崩溃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欧洲没有狂风骤雨、暴力流血、几经反复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会有现在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我怎么没有听说资产阶级因为使用了武力就觉得自身虚弱、无能了呢？麦卡锡主义肆虐、监听无孔不入、满世界动武，我怎么没听说美国就认为自身虚弱、无能了呢？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理论上一点也不虚弱，批判的武器足够坚利，只是武器的批判尚很不足罢了，这和资产阶级产生之初相比封建势力显得还很弱小是一样的道理。有生命力的思想，必然有一个从理论走向物质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以前，自由主义龟缩一角，不是西方不想要自由主义，而是在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压迫下不得不让位于提倡社会福利、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苏联垮台、某国变修后，自由主义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你信不信，如果现在西方还像15、16世纪那样具有那么大的科技、军事优势，他们甚至可以恢复贩卖黑人、屠杀印第安人那一套。自由主义的重新启用，不是它的理论多么正确，多么有生命力，而是现实的物质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西方资产阶级了。
苏联的崩溃，毛主席早已预料到——“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苏联崩溃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修正主义的失败，这也正是毛主席发动文革所要预防的。
旷先生码了这么多字，提了这么多意见，确实辛苦了，我们新左派要感谢你。但是你的意见大多没有提到点子上，你还是用新自由主义污蔑我们的说辞来指责我们，戴着新自由主义的有色眼镜来看等我们。没有下功夫弄清楚我们新左派的理论，批评意见了无新意。你把毛主席搞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当成苏修极权主义来批判，靶子没辨清，当然就喷歪了。希望你把新左派的理论弄圆融了，提出有价值有建设意义的意见。期待下次“交锋”。
新左派有没有问题？当然有。我们一方面要注重锻造我们的思想武器，一方面要注重运用这一武器。当前，在运用武器上存在较大问题，诸如组织有力、主攻方向、战略策略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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