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导正先生弄丢了新民主主义

  杜导正先生说丢了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论》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殖反封节资的所有制革命，是中华民族历史的“宿命”。是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是开启中华复兴走上世界民族前列的唯一道路。这条唯一的人间正道，最响亮的名字、最光辉的标志、最伟大的符号就是毛泽东！黎阳说反毛必当汉奸，也就是历史给与他们的“宿命”。　　

谁也绕不过这个“宿命”。当年，　杜　先生跟着走完新民主主义的大桥，只要再迈出一步，他就是社会主义者，但这一步他是迈不出去的。听说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想想不划算了，自然走过来的道路已经踏平，何不拣着便宜往回走？于是一面喊叫受骗，一面吆喝回身摘果子，说不赶快抢收，果子就要熟透落地了。因为转头有功，先生坐在豪华大轿上，叫人抬着颠着，收听脚夫们摸着石头过河的哗哗声。颠着颠着已经离去新民主主义很远很远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即走社派（新民主主义革命派）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预备阶段的，立足于所有制上的大众的反帝、反殖、反封建的团结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是“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之路吗？”主席自问自答：不！可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提法更多的意义是统战的标记，八路军、新四军也是统战的标记。　　

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多长呢？谁也不是算命先生。这是1940年。持久战是人们对抗战的共识。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人的意志是促蒋成立联合政府。所以任何人也不能给与这段革命一个准确的时间。只有历史的答案是准确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能不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递进，它不存在转变，八路军、新四军只要摘去领章帽徽。一句话，没有停止的革命，所有制革命不能停止，不进则退，不进，则巩固都没有可能。那也就意味着翻过脸来抛弃大众，抛弃革命信义，而甘为独夫民贼。于是民族资产在“三反五反”之后当然的接受赎买；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的复辟活动，必须被农业集体化坚决阻断；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攻势，也不能不在反右中被无情击退。这时候，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在大陆的代理人就历史的落到党内的“民主派”们的头上。他们实际是什么派呢？他们本来就不是“新民主主义派”，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同盟者：跟着走的“走资派”。　杜　先生自己告诉我们，他就是其中的一个，一刻也没有停止反对走社会主义。　　

抗战时期的曲谱，成了今天的你们的假唱，偏偏又把“抗战”二字抛到了太平洋，还倒打一耙。也因你们从来就没有把新民主主义看成是社会主义的跳板，是你们本来就是走资派的证明。而且，第一你们已做出来了，第二你们口头上也承认了，只是还有一些含混，还要等着摘掉帽子的时候说：我的使命就是要……。当然你们也就逃不脱历史的“宿命”。但这个问题　杜　先生是没有资格说清楚的，也只有D公还能告诉我们子丑寅卯。　　

有两个D公吗？我以为，我们不　能学杜　先生那样看问题，也不能只从品德上看人，那样我们同样会陷入唯心论，我们应该从立场、观点、方法上客观地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并且，虽然立场是主要的，但有时观点和方法也能使人陷入片见。甚至许多时候是外因的作用加速了内因的由量变到质的变化。而且我们还要有比较，只有这样的看问题，我们才能首先更好地说服自己。还是从公式开始，请看：　　

主席的折腾的公式：　　

党的领导+组织起来+群众专政（不断革命-不断摸索-不断折腾）　　

D公的和平的公式：　　

“党的领导”+小康人家+法制（不断消费-不断追求-不断发展）　　

这也就是　杜　先生判断是非的标准和依据。　　

我也时常往好里推想尔们：组织起来自由吗？吹哨上工，像不像劳动管制？还有田园诗意的浪漫吗！总是说艰苦奋斗，革命不就是为了过好日子？不替自己想，还要替人民想想吧！群众专政闹闹轰轰，何等缺少秩序！看人家美国多么文明，法庭多有威严，官员多有风度！革命有功的，饱读诗书的，留学归来的，动辄弄到农民堆里劳动锻炼，就是让外国人看看也不雅观吧！确实，D公在会见卡特的时候，都发过这样的牢骚，这是　舒展　先生的文章赞美的。他不是替自己，是替专家不平，替国家惋惜，说浪费了多少宝贵的精力呀！　　

我记得自己就怕过折腾，文革前期我的心里有个秘密，就怕主席最新指示，一来，半夜都被折腾起来，那时年轻，睡觉比吃肉香，就为这老想着文革结束。觉悟真就这么低吗？不是瞎话，在那种氛围下，一旦需要献身，大多数人都不会含糊。但人心思定，是人之常情啊！你半夜闹人，不怪主席，也怪主席了！　杜　先生们至今还抓住不放呢，可也是事实啊！　　

如果不太严格的说，那是半军事化的社会主义时代，太适合一穷二白的，被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敌视的国情了。无数人间奇迹和人类记录就是那样闹闹哄哄的，由那样的人们创造出来了。你说没有优越性？但笃定要永远的载入人类进步的历史史册的。而它也有　杜　先生说的弊端，有滋长官僚主义的现成的土壤，这在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文化大革命中就集中展览了出来。　杜　先生们挖地三尺，收集到的包括自己人的杰作，比我们知道的丰富得多。尤其一旦变色龙了，命令主义堂而皇之地叫喊“为民做主”的时候，这种官僚主义的本来面目，就以难以想象的激情表演出无数的人间悲剧来，没有不到位的。我们都是见证人，奴隶主的、封建的、资本的尊容，几乎是在一夜间卷土重来。很美妙，其中就有　杜　先生的标准像。这是先生不计较的。而无论如何从因果来说，文革也推脱不了。就是说，改开搞的魅力，不完全是你们个人的。更公平的说，是文革的惯性把你们推进了道义缺失的无底的“宿命”的深渊。我这里的废话已经说多了。下面就请照一照你们当牌打的《新民主主义论》的镜子。看看是主席食言了，还是你们背叛了？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　山　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　　

以上，再加上“驳资产阶级专政”！就含有秘而不宣的“反资”的所有制意义的革命，即包括反资目标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革命。　　

请问建国30年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原则的继续和“发展”吗？现在又剩多少？而你的“新民主主义的回归和发展”就在下面吗？　　

国营经济的领导力量何在？社会主义在哪里？有，在南街村，但肯定不是领导力量。　　

不多的各种类型的“合作社”是什么？恕我不大关注。我想里面社会主义的因素纵然有，也很少。纵然也是自救的形式，但不体现农民的出路，有的甚至是入“小岗村”式的圈套。我很赞同郭传志的说法：“土地‘出租’与土地入股的实质，是培育新地主，发展资本主义农业，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　　

“国有企业”虽然不完全随市场沉浮，靠财政喂奶，但本身就是国营的异化，形式上权力剥削代替了资本剥削，到了骇人听闻的天价高薪，已经是“官有企业”，是官僚的小灶，在这里国库=小金库。请教　杜　先生，可不可以算官僚资产呢？　　

刚读一篇叫《我为什么写“半社会主义”》，我看主要不在于半字，这是个无法界定的词，也不在于多党制，而在于一个半字否定了公有制；相反，一个半字肯定了私有化。　　

说到尼共，我们看到了多党制是不够的，更应该看到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坚持所有制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看到民主社会的和谐，我们更应该看到它是建筑在第三世界的贫民窟和血汗工厂上的自由世界。看到省政府不用岗哨，还应该看到，总统的竞选演说是躲在防弹玻璃后面的潇洒。　　

补民主的课对不对呢？但绕不过民族的”宿命“。我以为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社会民主党的补殖民资本的路；再一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大众的/反帝反殖反封反资的/继续革命的/入手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的路。而补课论的大忌是陷入“批判民粹主义”（奚兆永语）的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不成熟论，即　杜　先生的取消革命论。私有化是不归路，把私有化=过渡，不是真话。当年农村的合作社，城市的里弄工厂，在计划经济下，生产资料合作化的，是过渡形式，可以称为“半社会主义”。总之，标志只有一个，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尺度。离开这一标志，社会主义半个也没有。一点也没有。　　

作者的用意也许不坏，完善制度，根绝封建。但要点是党内民主和阶级基础两点，而党内民主是先决条件，是第一课题。是一切问题的第一课题。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是绝对的！！书归正传：　　

79.11.26.这是很早的时候， D公会见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讲话：谈“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公认的资本主义经济，我只知道一句话，市场分配。所以看它是经济制度。D公难道真的不明白？是对于发达资本主义现实的向往？我们知道赫鲁晓夫也是看花了眼了，但事实证明，一种信念的动摇决不会是偶然的。　　

1929年初，D公作为中央代表赴广西领导白色起义，与主席有过同样的经历，但他这年才25岁。D公当时没有从武装斗争走下去，可能与年轻有关。不像老帅们独当一面打出一片天地，也不像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凭着双脚踏出一条孤身苦斗的人生之路。起义军败撤，他只身回到上海，但这是打了招呼走的，要回来向中央汇报。　　

比较一下，主席秋收起义时36岁，正当壮年。与任何人不同的是，鞋底板订钉：调不走，挤不走，压不走。这当然不是年龄可以解释的。感悟，信念，受命，己任，使命，大义，无私，无畏。而且他终其一生，都是踩着这条荆棘丛生的，为大众谋解放的，从未中断地向着前方的探索者。这个背影是永远不会在人民的眼前消失的。　　

但中国革命史上有几个毛泽东呢？即使在早期的共产党人中也是稀少的，寻求真理，那时是一股社会潮流，血都是热的，但每个人认识的深浅，动力的来源却不完全一样。心中装着的天空有大有小，大到环球，小到家庭，到个人。就想想我们自己，中国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左派没有责任吗？我们显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吧，也还没有真正为青年人做点什么吧？就说当年要主席去莫斯科参加六大，要是摊到我们，可是巴不得的好事！是摸彩的好机会呀！又是那种环境，又是个人的困境，但他不走，让别人去摸彩，自己踩地雷。他不可能算出自己一定会成功，但完全知道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吧？这个距离还小吗？从起步来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而那二十八个半，最后保住晚节的就不多啊。我又想到了张闻天同志，在生死关头遇到了毛泽东，从此个人的人生道路就不再那么艰险，这样的同志知多少？　　

主席在《关于重庆谈判》中有两段语录，让我们重温一下，是不是他自己的影子：　　

“艰苦的工作就像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担子有轻有重，有的人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拣轻的挑。这就不是好的态度。有的同志不是这样，享受让给人家，担子拣重的挑，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这样的同志就是好同志。这种共产主义者的精神，我们都要学习。”　　

“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那里生根，开花。”　　

文革中康生说D公是逃兵，结论可能过重，大约和我们一样，无非是思想感悟不深，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准备不足，但他毕竟年纪还小嘛。他在给主席的那封“永不翻案”的信中，也顺水推舟的作了自我批判。但这就是他心中的一块结。不翻掉这块结，人也睡不稳啊，这个案是一定要翻的，也是他康生逼人呀。但要翻案，又必定栽进历史的“宿命”。在宣扬他的电视片中有个细节，他晚年怕看革命战争片，给人一种恐怖，一种伤感。按说革命家能渲染这样的气氛吗？而且自己也凭籍意志策划过“对越反击战”。但康生那个话不好呀。何况那个白色起义的影片，也会有人背后“挑刺”。　　

至于不幸，那是他后来的外交气度给自己这段历史作了诠释：和平发展，不举旗，不放弃和平……，不怕说错话，搁置争议，一听表扬就高兴，凡是敌人不拥护的我们也不拥护。显然回避矛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烈士的鲜血换来的。这是主席念念叨叨的原因。在主席的谈话里，我们就时时听到这些沉重的话。建国初期，他就说，毛泽东选集不是我的，是无数农民兄弟用鲜血写成的。　　

D公的感情也是丰富的，我们也不时听到谈他的在文革中跳楼的儿子，怜子之情溢于言表！革命了大半辈子，保不住一个还是积极向上的儿子，不能不说文革有错误。恐怕也是他对文革决不宽容的原因。当然，反对党委就是“反革命”，文革初期，他也抓了许多同他儿子一样的学生。将心比心，他对文革也脱不了干系。但参加革命，身在革命，没有把自己交给革命的人实在很普遍啊。事物总是有联系的，差距是明摆着。　　

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不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吗？　　

“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是对名不副实的“中华民国”说的，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吗？请看“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声明”：“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这就是蒋介石背弃的，新民主主义继承的新三民主义。　　

D公79.6.28.会见日本公明党代表团说：“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乍听好像没错，但这是按照资产阶级的习惯说教，把民主和法制的统一的概念分离开来，巧妙地抹杀了民主的阶级性质，自然就引出警察制度的目标。　　

世界上只有两种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　　

只说“民主”二字，一般意味是资产阶级民主：　　

1、是资产阶级的惯用语：A、隐去定语“资产阶级的”，而以全民含义代替；B、以法制二字代替专政二字。　　

2、是和无产阶级的鲜明用语相反：A、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专政的省略）；B、人民民主专政（“民主”则不可省略，因为人民的概念有着不同的阶级范畴）。　　

这也就是民主就是专政的形态，专政就是民主的形态的道理。理念上必须明确。　　

一定的民主是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反映，所以D公把加强民主和加强法制在形式上“对立”起来，实际上是强化“法制（专政）”。目标不可能是工农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完善，不可能是四大民主的群众专政的完善，即，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完善。相反，结论就在现实：是精英的民主，精英的法制。概括地说：　　

资产阶级民主=专群众的政（警察制度）=剥削和被剥削的自由=公民（伪全民）的民生和民权。　　

无产阶级民主=群众专政（人民治保、人民管理和人民四大）=消灭剥削和压迫=全民的民生和人民的民权。　　

1983年对刑事犯罪的“严打”，我听过报告，D公执意“从重从快”，要人大通过。他的话也是法律，也叫依法办事。不能不认为是普遍的民主意识问题。结果连打群架的楞头小子也打进来了，其中确实也有脑袋搬家的事。按指标打右派，按矛头向上抓学生，“从重从快”“严打”刑事“犯罪”，基本都是他的发明。这就是“专政”理念，思想上缺少“人民民主”概念。治民纵吏，反腐败不认真，感觉没有GDP重要；重标轻里，轻文化（居然推举港台文化），轻思想教育，反感政治挂帅。这样的思想理念也是一贯的。这个理念和对外路线自然是相通的。　　

我们承认“群众专政”有简单化，需要完善。但正反的经验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两种民主专政，不是“群众专政”，就是“专群众的政”。放松这样的意识，就是立场了。从思想深处说，是权威崇拜，技术崇拜，物质崇拜！我们不难看到，他在权威面前是那么和气，而在群众面前，又是那么高大。眼中看不到人，看不到大众的力量。他在白色起义中让人感觉是那么孤立；欣赏警察国家，膜拜西方文明，他手握大国权柄的时候，却是那么的自我矮化。结果竟推出“不争论”+大敌王小贼+去“四大”。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彻底抛弃了。管他哪家专政呢？但等到出乱子了，他也说教育失误了。可又分不清两种教育的区别，不知道错误的根源。而他也不愿看见。他历来如此。无非　杜　先生合拍。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　　

“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　　

“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　　

“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　　

总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一位伟大的爱国者能把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当儿戏吗？一个新民主主义者的　杜　先生会堕落到爱国卖国、科学谬误都模糊不清吗？　　

D公77年8-9月召开科教系统座谈会，公开推翻了主席的建国十七年教育战线的“两个（惊世骇俗的）估计”和十一年科教文系统（折腾的）文革路线，号召“拨乱反正”，毫不费力地，一锤否定文革。这个突破口选得好。不但杜先生，多数人都不会反对。但实践检验证明，D公和多数人一样，没有弄懂马列。这关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问题。“他这个人不懂马列”，主席在文革前后知道他了。　　

说到底，还是站在哪一边，是不是站在工农大众一边？我们看到，D公又是对精英很奉承。轻易颠覆了工农当家作主的新民主主义平等法则和秩序，继而把剥削阶级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翻了过来。也一举为他自己翻了案，为五四以来的历史翻了案。　杜　先生如果诚实，也该高呼：我们打翻了“大众的”！　　

玩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偷换“争做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概念，是不是假话？因为这“一部分”妙极了：　　

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没有依据了。 知识分子不再是毛了，贴皮的问题已经解决，也就没有革命的不革命和反革命之论了，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没有官僚主义，没有走资派，没有爱国和卖国。这些统统是折腾人而已！　　

政治挂帅，无产阶级领导，是臭了知识分子。是大老粗光荣！　　

紧密结合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服务的联系实际+群策群力的科技路线是捆绑手脚。是精神奴役！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工农当家作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是反文化。是愚昧教育！　　

奴隶们创造历史，是否定读书做官、劳心者治人的古训。是文盲+流氓！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论，是把知识分子上另册。是否定脑力劳动也是劳动！　　

知识分子走与工农兵相结合，从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主观世界是紧箍咒。是摧残人才！　　

如此等等，我们在　杜　先生们的伤痕和洗脑中充分领教了！实质是颠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反资的所有制关系。　　

而把工农席卷到民主、民生、民权边缘的科学救国（科举制度）、科技道路（第一生产力论）、人才路线（精英治国）的贵族专政的复旧风，犹如春风骀荡，让　杜　先生们“马蹄”得得，优哉游哉：　　

政治=白猫黑猫=一部分人=阳光产业。。　　

科学=解放思想=特色理论=血汗工厂。　　

科技=生产力= GDP =主义。　　

价值=金钱=狼性=西服。　　

文化=包装=愚民=拍卖。　　

学术=造假=不争论=无耻。　　

文艺=伤痕=捧角=宝贝。　　

教育=创收=学而优则仕=肥田收瘪稻。　　

人才=文凭=自由化=铁三角。　　

……　　

遍地是“科学的春天”：　　

这是普照发展梦境的一轮朝日，　　

这是冲毁公有机制的一股潮流，　　

这是拨开劳动愚昧的一派曙光，　　

这是拨动伤痕基因的一束灵感，　　

这是打开五四以来的苦涩的一道闸门，　　

这是打翻的几千年的秩序的一旦重整，　　

这是洗劫中国大地的科幻的一场飓风……。　　

我见过两次“文化主义”，即文凭主义运动：一次是58上半年安徽高级农业社并社的“文化社干部”运动，农民迎来了大官，为随后风起的命令风、浮夸风、共产风奠定了基层组织基础；二是82年全国的文凭大换班运动，这一次是最高统帅领导的生力军运动，天上掉下了强人，所以是持续的全面的空前绝后的人类历史上的大浩劫！也严重违反“老板用管家（文化人和专业人才）”的最基本的常识，是给工农头上强加精神贵族的改朝换代的一步棋局。　　

我也知道有两次文化结合运动：一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在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上，成长为各级优秀干部的革命运动；二次是文革及上山下乡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各类优秀人才的实践运动，但中道夭折了。　　

D公在江西根据地办过报，任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但他不像主席，干一行爱一行，习惯自己动手，又不遗余力。主席说自己的一支笔，是《湘江评论》上打拼的。而他似乎不爱具体工作，因此没有一项专长，武不如林彪，文不如张春桥，也不如刘少奇。他就是专长那种吃现成饭的指挥人的领导人。且真正得心应手，人才难得。　　

D公有才华。精明强干，聪明过人，举重若轻，也有叱咤风云的气概。要说自我感觉，主席不如他，主席心思重。主席第一看重的却是他，他真正是主席一手拉“大”的。他有资历而年轻，又有被左倾撤职的“一贯正确”的一段历史，因为“政治上强”，倍受主席青睐。如此偏爱，确实有主席的责任。　　

建国前他最辉煌的历史是刘邓首长，又是党的重托——一把手。有一种说法，邓刘合作是模范，但“改开搞”以后，竟大有抬邓抑刘之声。当年主席造舆论，说他是唯一能文能武的干才，看来信息渠道不全，对刘伯承也不公。说话信口开河，没有理论价值；外事不硬，自废武功。还是历史给了定论。传说他和粟裕也有点过节，粟裕越了一次级。这些事长期不为人知，一方面说明刘、粟都不大背后说人，另一方面说明D公当时还能注意分寸。　　

文革从抓学生——丢职——翻案——再丢职。史称两起两落。加上历史上一次，都是主席锤炼他，保他。他的威信，除此之外，因为他是代表人物。　成了杜　先生们的需要。　　

看来，D公从来没有赞成自我改造，也就是不讲思想入党。对人对事白描黑猫，不讲路线与否，搞小圈子，不能团结意见不同的人。跟人还是跟线，D公不讲。　杜　先生比我们清楚。 　　

四、小结论：　　

两个毛泽东、两个D公都不科学，一个彻底的唯物论者，一夜间变成唯心论者；一个唯心论者，一夜间变成唯物论者。都于理不通，于实事十万八千里。要说对错，如果是主　席打杜　先生右派，先生现在一定会说打对了；如果是D　公打杜　先生右派，先生一定会说误会，所以要平反。再回到公式：　　

主席的新民主主义：　　

党的领导+组织起来（人民大众的）+群众专政。　　

D公的和平民主主义：　　

“党的领导”+自由（一部分人的）+群众挣扎。　　

结论：工农一定选择主席公式；　杜　先生一定选择D公公式。　　

　杜　先生也不只是个人，他是资产阶级丑恶势力的代表，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他的逻辑早已形成：说什么不是什么，喊什么没有什么，做什么不承认什么。我们只用倒过来看，就有答案。就是说他也是有点学问的，善于用白痴打造全民的白痴。也就是因为他们，中国不能消灭折腾。但中华民族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有他们唤醒民众！　　

                                 　200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