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一个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者

　　左翼群体一涉及到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评价问题，常常争论不休，甚至不欢而散。这里尝试提供一个评价标准供参考。

　　评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具体言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属性的标准及其优先性顺序：

　　1，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原则或政治立场

　　2，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

　　3，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总路线

　　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5，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

　　6，对实际情况的了解

　　评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具体行为的马克思主义者属性的标准及其优先性顺序：

　　1，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原则或政治立场

　　2，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

　　3，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总路线

　　4，具体行为的表现形式

　　5，个人德性或伦理

　　这些要素往往是不均衡地组合在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身上，如何判定其马克思主义者的性质，综合起来可依以下顺序：

　　1，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原则或政治立场

　　2，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

　　3，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总路线

　　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5，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

　　6，了解实际情况

　　7，具体行为的表现形式

　　8，个人德性或伦理

　　这个优先性顺序对不同时代不同岗位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前两条的优先性位置不能动摇，顺序也不能动摇。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堪称典范。他在中央苏区时受了天大的委曲也不违反组织原则，因为他认为党对他的错误处理不是因为党犯了政治原则的错误，而是犯了不了解实际情况的错误，后一种错误是会像鸡蛋碰到石头一样在事实面前被修正的;在文革前后他又不断说大不了重上井岗山，而最后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并在之后重建党组织，那是因为他认为当时的党在政治原则上犯了错误，党已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掌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已经无法贯彻。在此时政治原则对组织原则的相对优先性昭然如揭，这也是毛泽东的“造反有理”表述的真正含义，也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基本原则;如果组织原则高于政治原则，就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这一革命路线。后来特色党批判毛泽东晚年违反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就是把一个具体政党的组织原则凌驾于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政治原则之上，凌驾于共产主义事业之上，这样的政党必然堕落为具有特殊利益的政党或集团，比如资产阶级政党、民族主义政党和官僚利益集团。

　　这个评价标准体系和优先性顺序是力图做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本质、共产主义事业及其组织的基本规律、事物和实践的复杂性等的辩证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具体运用。

　　“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这里既包括有形的具体的比较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包括无形的马克思主义者群体，还包括有分歧的不同派别的各有杂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总和，在某种意义上在一定条件下可等同于“共产主义事业”。评价者本人对这个要有自己的判断。如果没自己的判断，就会人云亦云。特别是在统一的比较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出现之前，各有杂质的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政党派别之间如何坚持革命统一战线意义上的组织原则是当前需要认真对待的。

　　其中“了解实际情况”和所谓“个人德性或伦理”这两条特别容易无意识成为最优先的标准而干扰判断。“个人德性或伦理”标准干扰判断的典型行为有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所批判的“陈毅主义”、赫鲁晓夫用“个人崇拜”否定斯大林，其中前者是无意识的，或者说不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来认识个人在政治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表现形式，把毛泽东为捍卫和贯彻政治原则而进行的党内政治斗争说成作风粗暴、个人专断等个人道德行为，毛泽东当时把这种做法称为“陈毅主义”，这也是左翼常见的现象之一，往往隐含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原则的不坚定和不自觉;后者是对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阴谋行为，利用群众在个人道德或伦理方面的朴素情怀，抛弃政治斗争中的政治原则，将政治斗争中的政治行为脸谱化，妖魔化对方，这种作法在阴谋家那里也是常见的。

　　“了解实际情况”这一条容易成为多数人无意识优先的标准，主要表现是对错误言论和错误行为的原因缺乏足够分析，不能区分“了解实际情况”和“政治原则”这两个不同的原因，因为在一次的“错误言论”和“错误行为”中这两者的表现形式往往是合一的。不能区分又往往是因为孤立的看待对方的“错误言论”和“错误行为”，而不能动态地看待。斯大林在批判托洛茨基时便将这两者进行严格地区分，一方面坦诚地承认托洛茨基指责他的曾经的一时的错误言论和错误行为，另一方面也强调他要批判的并不是托洛茨基那些一时的并未坚持的错误言论和错误行为，而是那些成系统的且坚持不改正甚至发展为宗派的错误。

　　其中还涉及到如何评价在列宁领导下托洛茨基所做的某些正确的事情。托洛茨基在列宁的领导下是做了一些正确的事情，比如在他的地位(职务)上组织和领导十月起义，托派分子常常吹嘘和夸大这些因素。刘少奇也是如此，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做了许多正确的事情，他对自己的错误言行也常常能及时认错，但我们也会发现他有些错误无论如何及时认错但总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复重犯，以致处于重要领导岗位以后则是带着一群高级干部不断重犯这些表现形式不同而基本性质相同的错误，其中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既是标志性拐点，又是总纲性表述。如果说1992年以前还可以以实践后果的社会性质的模糊性为刘少奇的“天津讲话”辩护，但发展到资本几乎完全主导中国经济和中国大部分政治的今天，实践后果的社会性质已经昭然如揭。我也相信八九十年代为刘少奇“天津讲话”辩护的人如果还活着，大多至少在私下里会说自己已经放弃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话。在与刘少奇的的斗争中，高岗犯的错误是在他的与毛泽东一致的主张成为党的总路线之后依然揪住刘少奇的错误不放，以至于影响党在总路线之下的团结，事实上就成了将他个人对刘少奇的斗争凌驾于党的事业之上，这种斗争也就成为纯粹的人事斗争，而不再具有政治斗争的性质。如果他的关涉到政治原则的主张没有成为党的总路线，他的拒不认错和坚持斗争就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至于在处理高岗问题的过程中有人趁机栽赃泼污水，虽然很恶劣，但在大的政治斗争中那已经是次要的问题，事后应适当纠正，并努力防止同等事情出现。

　　在党内正常的政治斗争和政治批判中，批判对方的个人道德或对实际情况的不了解一定要完全依附于对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的充分说明，一定不能直接抓对方的个人道德和对实际情况的不了解。在这方面，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的批判堪称典范。凡是不能将批判对方的个人道德和对实际情况的不了解完全依附于对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充分说明的，要么是批判者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出现了不坚定和不自觉，要么是批判者已经是阴谋家，借政治斗争行阴谋之实。

　　很多人批判斯大林，喜欢引用毛泽东批判斯大林的句子。有人做了一个详细的对照，从这些对照来看，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批判很多是不切实际的，但毛泽东的批判与赫鲁晓夫的批判有很大不同，毛泽东的批判背后的政治原则与斯大林是一致的，而赫鲁晓夫的批判背后的政治原则与斯大林是相悖的。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不切实际的批判，显然受了当时国际反斯大林风潮中所传播的斯大林个人情况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出于现实政治需要，为了更彻底地批判那些有悖于政治原则的现象，被误传的斯大林便成为最合适的靶子，言下之意是即使斯大林犯了这样的错误都要被批判，何况尔等。这种不切实际的批判既捍卫了斯大林与毛泽东实际上都共同坚持的政治原则，也伤害了这些政治原则，特别是在毛泽东逝世之后，这种伤害不断被阴谋家和不明真相者无限放大。

　　对一个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评价，往往会带来相应的政治批判和政治纪律处分，在掌握政权之后，还可能带来相应的革命法制判决。我们特别需要注意政治批判与革命法制判决的关系。这两者常常是相伴随的，要么是先有政治批判而后有革命法制判决，要么是先有革命法制判决而后有政治批判。我们坚决反对把政治批判直接作为革命法制判决的根据，也反对把在政治批判过程中发现对方反革命行为而转化的革命法制判决，说成是政治批判直接导致革命法制判决。事实上，有政治批判而没有后续革命法制判决的事例远远多于先有政治判决而后有革命法制判决的事例，但有些人只是盯着后一种事例，就会在政治批判与革命法制判决之间直接建立必然关系，认为是政治判决直接导致革命法制判决，而拒绝承认或者有意忽视这两者之间转化所存在的最关键的中间环节。最典型的莫过于托洛茨基案和林昭案。这两个案子的革命法制判决的关键，都是对方存在一定程度的反革命组织行为，而不只是纯粹的政治言论，而在这里言论主要是作为反革命组织行为的说明。

　　当然，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我们也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即在政治批判与被批判者的社会主义公民权利保障的关系上，出现一定程度的严重失衡。在很多时候，政治批判导致被批判者社会主义公民权利的直接丧失，以至于逼供信特别流行，导致政治批判向革命法制判决转化所需要的中介环节存在严重的不真实性。另外，政治批判与政治纪律处分也存在相应的问题，政治批判与党员权利保障之间的关系出现一定的失衡。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在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政治批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理，在政治批判向革命法制判决转化过程中因为出现虚假的中间环节，当然要对被批判者进行革命法制平反，但不能因此一同把把革命法制判决之前的政治批判也否定掉。

　　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主义公民权利应高于资本主义公民权利，也肯定不同于资本主义公民权利，比如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政治批判有着同样的合法性，这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公民权利与资本主义公民权利的差别。在某种意义上，政治批判与被政治批判都是社会主义公民权利的一部分。作为社会主义公民权利的被政治批判与革命法制判决之后的被政治批判，是不同性质的，前者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后者是敌我矛盾。因此，在社会主义公民权利的意义上重新界定政治批判是必要的，因为它是个人的人民性获得和加强的一种方式及表现形式。个人获得相应的人民性是成为社会主义公民的前提条件之一。

　　事实上在前三十年中当时有些人是把这一种政治批判看作一种政治光荣和政治身份，被视为党和人民对自己的人民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在后三十年又把这种政治批判视为迫害，成为后三十年的另一种政治资历，甚至是高于“老革命”的政治资历，然而有些来不及纂改的日记暴露了当年的心思。其中包括干校资历，在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都被这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毫无心理障碍地包装为自己的“政治资历”。

　　如果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公民权利保障，政治批判是会异化的。同时，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区分，在具体的操作中也许需要经过革命法制判决这一环节，而不能直接通过政治批判来确定。具体的敌我矛盾认定都必须经过革命法制判决；未经革命法制判决的政治批判都只能被视为或被限制为人民内部的矛盾。革命法制和革命法制判决的根本意义就是具体的敌我矛盾的认定。在未来的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它可能是需要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也会要求我们形成革命法制判决之前的一切政治批判的语言范式，比如“倾向”“嫌疑”“疑似”等会成为常用语，对团结愿望的表达和对同志关爱的表达等会成为这种政治批判的通用基调和结尾。既严厉又友爱，应是这种政治批判的通用风格。

　　以上所探讨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相互评价问题，我个人认为其中不少内容也适用于其他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