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全球化麦当劳化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反

　　陈俊杰

　　最近中美两国之间只要激化某种纠纷就会有一类人号召抵制肯德基、麦当劳，两国右翼知识分子都将他们理解为头脑简单的爱国者。相比之下，肯德基“中国化”程度较高而不像麦当劳那样遭到更激进的抵制。每次与同学讨论全球化议题时，我就会提到广州小北路那家倒闭了的茶餐厅，招牌是“整个越秀区最好吃”的鱼皮饺面。这家店铺熬了十几年，终于在麦当劳、星巴客、肯德基、小肥羊的包围下走向衰亡。那些大品牌，有些是国际品牌，属于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有的是国内大企业，是顶级饮食集团。在市场竞争中，财大气粗的国际大品牌横扫一切，而国内品牌中的佼佼者占据了剩余的市场。后冷战时代全球化商业狂潮摧毁了旧秩序，剩下的老字号(如小北茶餐厅)被全球化淹没。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倒闭掉的餐饮店、士多店数不胜数，小北茶餐厅还算撑得久的了。

　　世界各地的右翼知识分子讴歌市场调节机制及哈耶克主义时总是忽视那些市场竞争的失败者，这是立场偏见导致选择性失明。诚然，社会在不断进步，竞争带来了更优惠的价格、更好的环境与更优质的服务，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只能独自承担自己的命运。在几十年的狂飙猛进之后，总有一部分人被甩出经济发展的高速列车之外。墨西哥左翼学者卡德纳尔曾说，“资本主义只在世界20%的人口中取得了成功，而对于80%的人来说则是失败的。对于穷人来说，资本主义是灾难性的……”中国跳出姓社姓资的争论之后推行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结果是也出现了贫富分化和马太效应，不少民企在竞争中衰亡。

　　我有个小学同学Y身上就体现了这种愤怒，他对7-11(便利店)的愤怒令人吃惊，宁死都不愿去那里买瓶可乐。他常说他的父亲曾经是开杂货铺的，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个体户一度风光无限。他曾开着Honda的摩托，但仅仅过了几年，他家就在更进一步的全球竞争中败下阵来。随着中国加入WTO，越来越多的外国资本进入国内，吉之岛、沃尔玛等零售巨头强势进驻，带来致命一击的是Y家的杂货铺旁边开了一家7-11。最后，这个杂货铺就毫无尊严地关门了。

　　民众看到的往往不是顶层设计的问题，而是来势汹汹的资本。就像Y，他不恨工商局，却恨7-11。这种恨说不上有多么严格的逻辑论证，就是不爽。因此，很多小饮食店的经营者同样憎恨肯德基、麦当劳。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抵制的人潮中，肯定有不少市场竞争的落败者，原本被时代遗弃的他们借此重新回到舞台上，抵制麦当劳、肯德基的激进运动往往要借爱国之名展示出来。

　　再往深处说，社会学家乔治·里茨尔(George Ritzer)发明了一个新概念，那就是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也就是一个社会经历着速食餐厅之特色的过程。换言之，效率优先、标准化、量产、顾客至上。“速食餐厅的准则，正逐渐支配着美国社会和世界其他地方越来越多的层面。”较之于19世纪末的全球化，这一轮全球化甚至就可以概括为“麦当劳化”。不仅中国人在反全球化麦当劳化，从首尔到里约，从西安到伊斯兰堡，麦当劳(有时是肯德基)都会沦为被袭击的对象，这可不是巧合，因为这个快餐品牌就是这一轮全球化的标志。

　　在拉美左翼学者的理论体系中，新自由主义构筑了一个“全球体系”。1989年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提出十条政策措施，统称“华盛顿共识”。这一套方案简言之就是“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此即后冷战时代全球化路径的最初版本。

　　将最近一轮全球化塑造的世界称为“新自由主义全球体系”恐并不过分，由此带来的财富呈几何倍数地上升与跨越式的发展，但也让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甚至撕裂了整个社会。全球化造就了巨富，但全球化掠夺了更多的人，“拉美化”就是对“新自由主义病”的最直观的描述。因此，不难想象，全球化逐渐失去动力，所谓“合作共赢”的神话恐怕要幻灭，底层民众的不满开始高涨。

　　早在十年之前，在新自由主义全球体系中被边缘的国家(比如中东、非洲的一些美国所谓的“失败国家”)的原有秩序在全球化浪潮中被瓦解，但新秩序无法建立起来，因此发出了不满的呼声。产业结构单一、生产力低下、竞争能力不强，全球化放大了他们的弱点，尤其是加纳、坦桑尼亚、多哥等国的领导人多次抨击新自由主义。坦桑尼亚曾有一个官员曾在国内某高校演讲时说，“无论我们生产多少粮食，最后都是一笔亏本的买卖。有时是生产越多，亏损越大。”已故老左派加莱亚诺曾说：“不发达不是发达的一个阶段，而是发达的后果。”

　　就算是发达国家(包括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受益者的美国)也能听到国内底层民众排山倒海的抗议声，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主角就是“99%”的弱势群体，这个说法比卡德纳尔的所谓“80%”更进了一步。最近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在自己的竞选纲领中提出的口号“美国优先”，既可理解为美国传统孤立主义外交的回潮，亦可理解为美国草根民众的愤怒呐喊。美国也有类似小北茶餐厅的小饮食店，在资本大鳄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在市场竞争机制下彻底失去了翻身的机会。源源不断的外籍移民(尤其是外籍精英)，某种意义上都将成为掠夺者。因此，他们能指望的是用手中的选票去推出替穷人说话的总统。

　　“穷人的总统”，“穷人的作家”，“穷人的英雄”，“穷人的宗教”……当草根民众夺过精英手中的麦克风后，穷人的代表(左派斗士)大行其道。经常口不择言的特朗普不是偶尔出现的“黑天鹅”，他背后早已站满了愤怒的群众。我们迎来了一个去全球化的时代，一个捍卫本土价值的时代，一个全世界抵制麦当劳化的时代，一个自说自话的时代，曾经来之不易的共识又将被各方否决。

　　吉林大学的孙兴杰博士在其近作《远去的全球化》一文中指出，“在权力大门之外的愤怒人群，就成为民粹主义的后备军，挑战着当权者。大西洋两岸民粹主义泛滥成灾，政治思潮的转变借着选票的力量正在改变大西洋两岸的政治风貌。”这一波全球化若真的难以为继，恐怕一个黄金时代又将结束。

　　新自由主义引爆的民间仇富情绪，其实早就该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注意了。在拉美，在东南亚，在东欧，甚至在中国，都引起了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不满。早在十几年前，拉美多个国家左翼领导人上台，愤怒谴责新自由主义，最典型的是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平等”或将变成比“发展”更优先的议题。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精英的话语方式也将被迫随之而收敛，带有启蒙色彩的精英话语越来越适应不了这个时代了。草根觉醒、影子走上舞台后越来越有了全新的思考方式和话语体系，这理应引起东西方知识界的共同关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初何以信心满满地认为能比1929年那次做得更好?也许我们确实比上次做得好，尤其在前人们明显犯错的环节，比如没有为了守住金本位而不愿往市场注入必须的流动性，相反这次人们争相玩起了货币宽松，以至于大水漫灌成了新的问题。再比如赤裸裸的以邻为壑的关税壁垒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还没有大规模出现，尽管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暗流早已在涌动。

　　吊诡的是每次人们从过去学到的经验只够应付曾经的坑，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时，那些令人痛心疾首的教训总是散发出捉襟见肘的陈腐气息而不足以应付当下的困局，应急举措终究没能解决导致此次全球化危机的根本性失衡。

　　美国建立在资产价格泡沫基础上的透支型消费被千夫所指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时，人们却尴尬地发现，没有了美国人民沃尔玛式资本主义的引擎，整个世界经济都失去了一个强劲有力的火车头。要么重振美国消费，要么寻求新的发动机，当然最好双管齐下，美其名曰“全球再平衡”。比较通俗的说法是：传统市场尤其是美国人民多储蓄点，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人民多消费点。

　　对于相当一部分美国人而言，流失的工作岗位和削减的福利早已无法支撑体面的生活，而咬牙去杠杆则意味着最后一块遮羞布的脱去，相当长时间内靠账面财富支持的消费也一去不返。制造业回流难敌无就业复苏，人工智能的勃兴又令现有的工作岗位也有流失之虞。以克鲁格曼为首的偏左翼经济学家认定里根经济学是破坏美国福利体系进而削弱美国人民消费能力的罪魁祸首，但他们开出的再福利的药方面对美国天文数字般的财赤和偏右翼经济学家对“养懒人”根深蒂固的抵触也难展宏图，克鲁格曼“主谋”的医改遭到共和党狙击即为明证。

　　在拥有“世界体系论”这个大IP的沃勒斯坦看来，美国的困境都是全球化麦当劳化的预期套路。风水轮流转，每次全球化都会有一个扩张期。在此期间，边缘区廉价劳动力的进场总会拉低核心地区“工人贵族”的工资和福利，直至工作岗位大规模流失，然后全球化进入周期性的收缩，直至新的消费和投资引擎出现，而全球化也会随着新的消费中心和新投资市场的开拓而获得新生。随着新开拓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新廉价劳动力队伍不断壮大，生产率不断提升，新消费中心的竞争力因为高工资和高福利而被慢慢削弱，直至老戏码再度上演。

　　在这个剧目中再加上阿瑞基的金融-实业交替周期论则解释力更完美：威尼斯-荷兰-英国-美国的兴衰演替表明，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竞争力总是肇始于实业而终结于金融，技术的扩散、后来者的成本优势叠加创新的窘境总是会颠覆前行者的实业领域的优势，迫使其通过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优势来延续其竞争力，而这会进一步造成经济体内部制造业岗位的流失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直至金融资本的坍塌，实业重新崛起而在他乡推动全球化剧目再次展开。

　　沃勒斯坦和阿瑞基从不怀疑全球化麦当劳化不会卷土重来，因为在逐利天性的驱使下，愈挫愈奋的资本会将天边最后一朵云彩纳入世界体系。沃勒斯坦担心的是类似非洲这样人类最后的不发达之地被纳入发展的体系后资本去哪里找廉价的劳动力，即当整个世界都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后全球化只能迎来最终的内爆。阿瑞基担心的则是，金融-实业周期的转换将更加频繁且更具有破坏性。

　　沃勒斯坦和阿瑞基都没猜到美国远比想象的更“顽强”，那些人们心目中全球化麦当劳化的接力者或新领军者却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强大。虽然有一段时间内取美国而代之的戏码似乎要化为现实，金砖国家抱团取暖论、新南南合作论、新兴市场走势与美欧日脱钩论此起彼伏。但若想当全球化新领军者则必须是全球消费新中心，这个刚性要求似乎并没被信心满满的新兴经济体充分领会。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指望复兴美国市场成了共识，然而至今没有哪个经济体挺身而出接过全球消费者的接力棒;相反，开拓新市场和拉动内需成了替代性方案的标配。凭借此前全球化麦当劳化红利来大把撒钱维系的新兴经济体GDP的增速也很快引起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那些资源出口依赖型经济体不仅似乎在金融危机中毫发无损，而且感到美梦还将长久持续下去。

　　虽然靠投资拉动一时之需似乎不难，打造可持续的基于居民消费的需求却遥遥无期。沃勒斯坦猜到了核心国家福利体系必然走衰的结局，却没有料想到新兴经济体的福利体系姗姗来迟或一直难产的尴尬现实。其中既有收入分配长期不公平的问题，也有劳动力和商品端价格竞争放开，但金融、土地、能源等关键要素资源依然被垄断的问题。当功利性的消费补贴过早透支了原本稀薄的购买力时，直升机式撒钱导致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同时出现更令普通百姓苦不堪言。

　　内需难以为继、外需持续乏力导致一度红火的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不可持续，由此诱发的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也让资源出口依赖型经济体风光不再。现在除了中国还在死要面子活受罪地打肿脸充胖子，其他金砖国家相继摔成了砖渣。

　　在这一悲观形势下，产能过剩成了新兴经济体挥之难去的痼疾，也让他们居然在实业相对不那么发达的阶段提前进入了脱实向虚的阿瑞基金融周期。因此，当人们冀望新兴经济体接过当下全球生产富国消费的2.0版全球化的接力棒时，他们却不知不觉走上了百年前1.0版全球化的道路：向非洲等后发地区输出过剩产能，投资则围绕资源能源展开，而所谓的基础设施互通互联也让人们联想起1.0版全球化巅峰阶段大规模兴修铁路和开拓新航线的劲头。当非洲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场合标榜“我们生产我们所消费的，我们消费我们所生产的”口号时，其中传达的反对新殖民主义的信息固然不乏偏激，但也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全球化2.0(新殖民主义)后继乏力而复古版全球化1.0(殖民主义)遭到反弹之际，去杠杆化成就惊人的美国又高调推出以TPP为标志的打造世界服务贸易协定的3.0版全球化(后殖民主义)，而这又引发新兴经济体的反弹。

　　彼此心目中一方欲取而代之的“野心”和一方不愿被取而代之的“顽抗”导致的全球协作氛围的恶化，给修复全球化势头的努力带来更多的负面效应。人们互相质疑对方政策的“用心”，比如美国的量化宽松被视为不负责任的输出通胀，而美国加息终结量化宽松时则又要背上从全球市场抽回流动性的骂名。

　　新兴经济体也难逃被负面解读的命运，虽然其对外投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拉回了处于颓势的全球增长，其新富阶层在全球市场的“买买买”也确实令发达经济体的相关厂商赚得盆满钵满，但制造业链条的全球化布局令利润的分配天然地向少数环节和集团集中，由此造成发达国家民众之不感恩与新兴经济体民众之心生怨恨同时出现，新兴市场的新富阶层因为奢侈消费而陷入里外不是人的窘境，直至“全世界资本家大联合”和“全世界生产者相互嫌弃”等怪象登场。

　　如今，十年前还似乎风光无限的全球化突然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苦熬不能拯救全球化却迎来了三个版本的全球化。这种怪诞的组合会否加剧全球市场的动荡?全球化是暂时退潮还是会彻底坍塌?如果全球化复归，哪个版本的全球化会胜出?抑或人们终究会迎来以人而非以资本为中心的全新的全球化?开放经济体如何才能让全球化显得更“有人性”?在全球化过程中应该增设什么样的“兜底”制度?在全球化过程中受到侵害的弱势群体应该得到怎样的保护?

　　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的强势，法国恐袭频发与民众对移民问题的审视，希腊、西班牙左翼势力的狂飙，“伊斯兰国”在中东的复兴，中国民众在南海领土问题上的愤怒，土耳其凯末尔主义的式微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回潮……近年来一些重大国际事件都有一条共同的暗线，即国内紧张气氛正在蔓延，各国变得保守、多疑、封闭，迈入了“自扫门前雪”的阶段。随着互联网及社交媒体的普及，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文化本土主义情绪在高涨，说白了就是一个全球化遭到全面逆转的时代。这一切早有迹象，而2008年的金融风暴是世界经济的拐点。从2008年起，全世界流动资本额一路下跌过半，高歌猛进的全球化浪潮(globalization)从那时起就在大幅减退了。而此后的8年，伴随着经济衰退，绝望、沮丧、失败等情绪弥漫民间，政治上的左翼声音开始高涨，全球化的理念遭到了质疑。在资本赢家大获全胜的同时，底层民众发现自己成了全球化的输家。于是，他们举起反全球化麦当劳化的大旗，目标直指外籍移民、跨国资本和开放市场。美国作家鲁尔奇·夏尔马(Ruchir Sharma)称，“全球化进入了倒车模式”。全球化至今仍是一个有多重定义的词，不同区域、身份、职业的人对全球化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有人在全球化中看到了民主与进步，有人在全球化中看到了掠夺与剥削。全球化一词无法定义，反全球化麦当劳化则有多重解释。即使有一百个人号称反全球化麦当劳化，他们反对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从后冷战时代掀起的全球化浪潮，其本质应该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推进。这里用“新自由主义”这个词，没有任何的政治倾向性，因为这个词往往是带有批判性的左派(“新左派”)所用。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居心叵测的词汇。相应的，他们还将新自由主义的信念总结为“华盛顿共识”，是应该批判的对象。当然，也有不少拥护者，他们视其为“普世价值”、“现代文明”。毕竟，与原本陈陋的传统相比，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市场经济和商业文明能带来更多、更丰富的选择。因此，这一波全球化浪潮的内涵非常丰富。总的来讲，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和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它强调资源、人才的自由流动，强调法制与规范，强调共赢互惠、互联互通，在国际政策上强调开放国际市场，支持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在全球化的支持者看来，贸易保护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都是不该欢迎的，因为全球化的演进带来了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在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的腾飞，随后是中国经济的惊人发展。紧接着，另外几个金砖国家也一同崛起，即俄罗斯、巴西、印度及南非，这些国家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以中国为例，就因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富阶层，后来逐步扩充为整个中产阶层，并建成了今天的市场经济社会。然而，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也有不少国家成了全球化的受害者。比如拉丁美洲就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以至于新自由主义体现的一些问题被称作“拉美病”、“拉美陷阱”。新自由主义一度被认为加大了贫富差距，是“穷人的灾难”，因此被拉美民众排斥。左翼学者马塔·阿内克称，“持续20年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试验，正在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遭到反弹，无论从秘鲁到巴拉圭，从巴西到玻利维亚，还是从厄瓜多尔到委内瑞拉，我们正在目睹一个时代的终结，90年代正统的经济改革宣告失败。”就算是新自由主义的受益国家，也有很多失望的人群。以中国为例，虽然不少精英阶层成功获利而跻身社会上层，但也有很多底层群众、农村人口成了被边缘的群体。近年来在网络上的一批网民越来越反美反日，仇贪官仇富人、怀念过往时代而带有强烈的文化保守倾向，他们的立场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反全球化麦当劳化倾向。

　　中国左派学者很早就提醒“美国兜售的新自由主义”很可怕，让很多接受“华盛顿共识”的国家染上“拉美病”，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从来没有停止过。比如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永贵就曾发文总结“新自由主义”的几个弊病，如“实行爆发式的全面市场化，使投机资本迅速猖獗，结果市场主体将大量资金投入到能够迅速获利的虚拟经济中，投机行为盛行”;“过分依赖外资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转型国家经济独立性大大降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国外资本纷纷逃离，并陷入债务危机”;“而且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强资本、弱劳工现象，利润分配不均”;“陷入物价飞涨、失业剧增、收入下降、犯罪猖獗的衰败局面”……现实如王永贵所云，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全球化带来的水土不服。其中，韩国农民的反全球化抗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韩国政府放开农产品市场，导致进口牛肉、进口花生等大批进入韩国市场，严重影响了韩国农民的生计。韩国农民采取了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2003年9月10日，世贸组织会议在墨西哥坎昆召开，1500多名韩国农民专程赶去抗议，为反对韩国开放大米市场，其中一人还突然用刀片切腹自杀;在2005年11月举行的釜山APEC峰会期间，农民抗议团体集团下跪，还有两个农民服药自杀;2014年9月，韩国政府准备放开小米市场，谈判现场突然冲入几个农民高呼口号……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反全球化运动泛滥成灾，包括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的“占领伦敦运动”、西班牙的“我愤怒”运动、德国的“Pegida”反移民运动，等等。这种归类或许有些粗糙，因为成因不同、背景不同、口号不同而反对的对象也不同。但这些运动的共同点是：参与者大部分是草根民众，他们发泄着对社会公正性的不满，认为全球化贸易与人才流动剥夺了属于本地居民的就业机会，直接砸了他们的饭碗，而社交媒体的普及更让左翼思潮在网络上充分展示了战斗力。以上运动表明，底层民众是反全球化麦当劳化的主力。与精英阶层相比，他们缺乏竞争力，生计更加脆弱，更容易受冲击。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与外来优秀人才的涌入会剥夺他们的就业机会，而贫富分化又让他们加剧了对社会的焦虑感。他们逐步意识到，如果不能打破这样的分配格局，他们将会进一步沦陷，永远沦为失败者。在美国，他们是特朗普的狂热选民;在英国，他们是支持脱欧的工人与醉汉;在西班牙，他们是紧紧跟随“我们能”政党的失业青年;在法国，他们是对总统奥朗德愤怒问责的白人;在土耳其，他们是反对世俗生活而要求回归伊斯兰的军人、农民……实际上，特朗普的案例很有代表性。作为一个选前大家都不看好的角色，他能成功地通过打反全球化麦当劳化旗号一路过关斩将。连具备成熟民主制度的美国也无法将特朗普这样的典型民粹主义者拒之门外，这凸显了美国人对于自身生活水平下降的失望和因失业率上升而引起的强烈不安全感。对于全球化时代主流媒体鼓吹的“政治正确”，比如多元、包容、自由，都有可能被特朗普全盘推翻。连美国都这样了，其他国家更难抵制极端主义的诱惑。

　　全球化最暴戾的一面体现在殖民时代，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虐杀的土著人、破产的手工业者与分崩离析的政权……在今天的全球化的过程中，必然有些人、有些族群会遭到损害，被边缘化甚至丧失生存来源，一如他们的前辈，被全球化摧毁得体无完肤。如果说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充分竞争，即在全球市场中展开角逐，那么市场化的游戏规则是优胜劣汰。在这场角逐中，赢家有可能赚得盘满钵满，而输家则可能没有立锥之地。长此以往，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必然导致马太效应。当然，如果没有兜底设置，这种残酷的竞争机制更会导致失败者陷入深渊，因此并非理想的制度设计。毕竟，发展的主体是人，全球化的目标也是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发展的果实。因此，我们应当考虑怎样让全球化显得更“有人性”，怎样在全球化过程中增设“兜底”制度，在全球化中受到侵害的弱势群体如何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如果全球化带来的是以鲜血为代价的发展，那就与人类追求的目标背道而驰了。右翼学者往往忽视反全球化麦当劳化并非其对立面，而是全球化麦当劳化潮流的一部分，就像力与反作用力一样，二者相辅相成，反全球化麦当劳化只是一种借力反弹。较之于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对新现实主义有所让步，因此理性化程度越来越高，多数反全球化麦当劳化者也不是反对新自由主义本身，而只是反对具体、微观的一面——不合理、不公正、对他们不利的部分。研究反全球化麦当劳化足以从一个全新视角解构全球化，全球化当然极大地提升了当前的生活质量，但也会对一些弱势群体带来致命的威胁。全球化带来不少负面影响，会淘汰大部分落后的产能，比如小生产者、原始劳作的农民、低效的个体生产者等等。虽然一部分人从全球化中得益，但绝大多数人会滑到彼岸，陷入失业、贫困、落后的困境之中。因此，作为弱势者的呐喊，这是它作为对立面的价值。近年来的全球化由西方国家主导，存在着许多弊端以及许多不合理、不公正的现象，尤其是对于处于产业链地段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反全球化麦当劳化首先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边缘阶层，矛头主要指向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反全球化麦当劳化是让全球化的脚步走向更加公平、公正、自由的方向，只有广大人民对全球化麦当劳化的利益与风险有了切身感受，全球化麦当劳化才能获得真正的动力源，才会有可持续性。必须有驾御全球化的相应制度安排，保证每个群体能从中受益而不是遭受掠夺，这将在根本上制约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

　　尽管近年来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全球化的时代并没有完全过去，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政策改良在世界各国尚有不同程度的回旋余地。而且，世界各国在各领域的发展存在着无法克服的“时差”，尤其是非洲的全球化进程正在悄悄地启动，前景尚不明朗，这或许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此前，在欧洲、美洲、东亚与东南亚发生的各种商业革命也即将在非洲上演。作为人口在15年内增长超过一倍的世界第二大陆，非洲在医疗卫生、生存保障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具备了启动工业化的扎实基础。深圳卫视纪录片《共赢海上丝路》的执行制片人池薇结束非洲采访后透露，多位华商已扎根内罗毕、开罗、卡萨布兰卡与阿布贾开始了他们的投资冒险。非洲就像30年前的中国一样开始了他们的“改革开放”之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了非洲多个国家的共识。发展主义正像当年刺激了中国一样，在非洲也起了化学反应。在《共赢海上丝路》中，多位互联网创业者在非洲成功起步。或许，在全世界的多数大陆，全球化正在退潮，政府正在“向左转”。然而，在一些此前被遗忘的大陆，市场化改革则在悄悄启动。当欧洲、美国、东亚陷入“愤怒”而止步不前时，一些非洲国家却加快了全球化脚步。意识形态领域的“左”和“右”就像我们的两条腿，先迈右腿再迈左腿或先迈右腿再迈左腿都行，但在顺序上都要反复交替，我们只有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当然，全球化“天注定”是反不了的，反全球化麦当劳化顶多是昙花一现，那么抵制麦当劳、肯德基者应当反什么、怎样反才能提高效率增加收益?

　　反全球化麦当劳化的根本是反对自由贸易与跨国公司，跨国的经济组织如WTO等被视为经济全球化的先头兵，因此也应是反对目标。是哪些人在反对全球化呢?多数是由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因全球化竞争而造成地位下降或感到威胁的阶层，当然还有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暂时失败的阶层和集团。他们反对全球化，背后都有利益方面的诉求对发展中国家存在新的误区。

　　反全球化麦当劳化的经济误区：西方人在潜意识里要维护西方人优越的生存条件，认为全球化的美好前景是一个美好陷阱，其结果往往不是繁荣和福利，而是衰落、生态破坏、文化蜕变。首先，反全球化麦当劳化更多的是害怕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廉价劳动力成本的压力下，某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如纺织和玩具等，纷纷倒闭;西方工业面对的则是从未有过的竞争压力，在日益激烈的压力下，工业界必须节省开支，具体措施就是裁员及不断削减企业和国家所承担的费用。西方人还担心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的浪潮，一方面希望有移民做他们不愿意做的工作，另一方面又惧怕移民抢他们的饭碗。

　　反全球化麦当劳化的政治误区：西方人加入该运动有一个高尚的目的，即呵护西式民主制度，维护世界和平。但他们关心的不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权，而是通过限制资本和贸易的全球流动的方向维持发达国家的高额利润。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需要以物质条件的发展为前提，全球发展水平和国际交往有益于创建具有强大的和高素质的公民而发展为民主、文明社会的主体。在完全沦为外部影响的玩物的国家里，民主事实上毫无成功的希望。全球化麦当劳化的结果也存在国家联合抗衡霸权的趋势，其深入发展导致美国从联合国人权组织落选。

　　反全球化麦当劳化的文化误区：经常有西方学者提议，东方民族应该保持自己的文化特点，避免外来文化的侵袭。可是，结果怎么样呢?这里存在一个误区：由于文化的单一，缺乏异质性成分的相互磨砺，从而造成其文化活力的衰减。在这样一个竞争的时代，没有竞争力的文化也将是没有前途的文化。

　　全球化麦当劳化的确加剧了贫富不均，恶化了穷国环境，而反全球化麦当劳化确实有一定的制衡作用，迫使全球化精英对于全球化的消极后果再也不会熟视无睹了。另外，它使作为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的国际经济组织正在着手推动初步的改革。来自市民社会的压力，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和世界银行内部透明度和责任感的增强。然而，总体上，反全球化麦当劳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讲是弊大于利。约瑟夫奈对这一运动的消极后果发出了警告：如果目前的反抗抑制了全球化的积极方面，却没有触及它的消极方面，这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从经济方面看，西方国家是反全球化麦当劳化的主角。面对反全球化麦当劳化的压力，西方国家更倾向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并在多边条款提高人权、环境和社会保障方面的要求，对移民的紧缩政策同样也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然而，根据1997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在过去的5年里贫困人口的减少快于过去的5年。发展中国家在过去3年里取得的进步与工业化国家在过去百年取得的进步相当，如果闭关自守，自绝于国际(转贴于看准网http://www.kanzhun.com) 交往和竞争，那么就永远不能得到发展。南斯拉夫的解体，西方任意轰炸，还不是因为它的相对不发达招来的?西方发展经济时他们没有喊停，现在却让发展中国家不要发展经济，扬言“经济增长往往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事实上，西方学者希望由原来殖民主义体系作框架的全球化，而不喜欢威胁他们优势地位的全球化。在这种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跟着反全球化麦当劳化就会再次落人西方人的圈套。从政治角度看，在一些欧洲国家里，拥护和抗拒一体化和全球化似乎早已成了一条新的政治分界线。在印度，对全球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抗议早已是左翼反动派和工会每一次示威活动及印度人民党的大多数运动的一部分。现实问题是，许多政治力量不去完成协商全球化所要求的艰巨任务，反而在激起宗教和民族沙文主义。总之，反全球化麦当劳化运动的扩大会加剧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分裂。从文化角度看，不少人反对全球化是害怕美国的文化侵略，担心自己的文化被淘汰，也有人担心全球化会导致文化的单一化。全球化过程中确实有这种情况：当某些文化想影响别人明显不够格时，可能会像阿富汗塔里班那样，企图将保护墙越建越高，这堵墙注定要被“电子族”彻底摧毁。那么，他们的国家和文化难难免沦为别的强大国家和文化向外扩张的通道。实际上，对文化同质化进程存在着深层而实质性的抵制。好莱坞的诱惑力量再大也不不可能抹去人们的历史记忆，不同民族的历史差异早已发展为各民族政治和文化发展基因。语言、宗教和种族全都是一种地方特征的重要成分，而全球化造成的繁荣接着使文化真正能维护其自己的独特性。综上所述，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的契机，比如技术交流促进生产力的迅速提高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反全球化麦当劳化运动将发展中国家的很多民众引入误区，不利于其经济可持续发展。孙中山曾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因此，反全球化麦当劳化运动就像对抗工业化的“卢德运动”，发展中国家只有自主融入全球化浪潮才能浴火重生。

　　那么，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反全球化麦当劳化又该反什么?

　　第一，要反特权。我曾引过为全球化辩护的《资本主义的道德观》一书的主编汤姆·戈·帕尔默在导言中的一段话：“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对裙带资本主义”。他说，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一个生产与交易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法是最高权威，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都有选择、交易和创新的自由;人人都在盈亏信号引导下行事，人人都有享受劳动、储蓄与投资的成果;钻营权力、不事生产之徒，在这里无法横征暴敛制造恐惧。此即我们通常说的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而“裙带资本主义”则使诸多国家深陷腐败与落后的泥潭。在这种国家里，某人家财万贯很可能是因为他手握重权，也就是很有可能同掌权者有近亲、朋友等“裙带关系”，他之得利是以他人受损为代价的。按帕尔默的说法，“裙带资本主义”也可以越来越准确地用来描述美国的经济——在这里，运营失败的企业可以获得“救市”，而为此买单的是纳税人等等。然而，勿庸置疑，在发展中国家里，有效的民主与法治制度尚未建成掌权者及其亲友就“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在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过程中更加肆无忌惮地享有种种先富起来的特权。在中国，众所周知，右翼经济学家吴敬琏将此现象命名为“权贵资本主义”。老百姓通常称之为“权钱结合”、“官商勾结”，即利用特权享有排他性的市场准入权，轻松占有土地、矿产等不可再生的资源而大发不义之财，这是老百姓最痛恨的。这些问题不盲从全球化麦当劳化虽然不会产生，但并不是全球化麦当劳化本身必然产生的问题。就像没孩子就不会为孩子生病操心，但不是所有的孩子必然生病生大病。另有一种特权不取决于身份、地位和社会关系，而是政策性的。非洲商人和电影制版人琼·阿鲁恩加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与公平》一文驳斥了那些反对让非洲人通过自由贸易参与世界经济的观点，也批评了那些支持“经济特区”的右翼学者，以及那些提供特权给外国投资者和本地精英势力的权贵，认为这种政策剥夺了他人的自由贸易和投资权，破坏了平等的竞争环境。她说的是非洲，中国情况有所不同。起初办“特区”是为了“试点”，首先是为了突破意识形态障碍、减少阻力，其次是为了取得对外开放的经验。随着开放的深入，这种特区政策正在趋于消失。然而，不可否认，特区政策的确是不公平的特权。至于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从根本上反自由贸易全球化也是不公平不人道的。那是与全球化麦当劳化本身无关的另一个问题，在世界多数国家和中国古代并非普遍存在。

　　第二，要反自由市场本身固有的不公平，也就是学术上的“市场失灵”。对此，我的理解是，市场自由竞争的激励机制本是基于人的自利本性，否则那些“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试验就不会失败而被视为乌托邦。这种基于人性“不得已”采用的自由竞争，必然导致不公平的结果。一是从规则上讲的“赢者通吃”和“马太效应”：以奥运会比赛为例，同一竞技项目前十名的成绩相差其实微乎其微，但冠军所得的荣誉与报酬比其他九人总和还多。专利技术就更“不公平”了，许多人都投入了人力和资金开发研究，谁抢得了头筹申请专利成功谁得利，其他同行的研究投入几乎等于打了水漂。所谓“马太效应”，在投资领域表现最明显，造成越有(本)钱的人越有钱，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第一桶金”的重要性。二是从财富占有的结果来讲，工业化、现代化和全球化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产出和消费的弹性很小，靠生产和市场积累财富很有限。即使占有大量土地，每亩地产量有限，人们的吃穿需求也有限。工业和与信息社会的生产与消费就不一样了，一项专利可以大量复制，成本趋于零而收益近于“无穷大”。好比梅兰芳演技再好，那年头在剧院一场一场地唱所赚的钱怎比得上孙俪演一本《甄嬛传》通过电视和网络视频技术传播所获得的版权和片酬?在技术自动化和信息化时代，少数精英富可敌国，而普罗大众却面临失业的威胁。比如伦敦地铁的售票员再敬业也难逃失业。法国、希腊、意大利等国家，这些年之所以出现骚乱，与青年人大量失业有很大关系。即使有国家救济，那也只能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保障不了人生所需要的自尊和成就感。“占领华尔街”抗议者的政治目标并不清晰，参加者绝大多数是通过网络聚集的乌合之众。从以下两段表述所流露的情绪足以窥见本文上述两种的端倪：在活动的官网上有一份关键声明这样说：“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我们99%的人不能再继续容忍1%人的贪婪与腐败。”对活动持支持态度的美国自由派人士则撰文表示：“抗议者反抗华尔街的愤怒情绪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华尔街的行为使得上千万的人戏剧性地变穷。”总之，反全球化麦当劳化过程中暴露的种种不公正，维护公平竞争原则，让全人类共同分享全球化带来的福利，全球化才是正义的，全球化成果才是可持续的。

　　承认全球化麦当劳化之弊应当反，接下来才是该怎么反的问题，即手段的正当性和有效性问题。众所周知，法国与德国曾是世仇，现在却成了欧盟的核心成员国。统一了货币，欧盟成员国的国界对内只有象征性主权意义，对旅行者则如行一国之中，这就是全球一体化的试验区、先行区。然而，英国人却不采用欧元，甚至允许苏格兰公投决定是否脱离联合王国而独立。你能说英国人反全球化麦当劳化?英国人是保守而非激进的，对于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他们顺其自然，不急于求成。中国人不是也有一句成语叫“欲速则不达”吗?全球化中受冲击最严重的是传统农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很重要的内容是谈农产品市场的对外开放(关税等)问题，区域贸易自由化组织也要谈这个问题。这种贸易协定的谈判，就是全球化过程中的国家间博弈。韩国农民要求韩国政府保护本国农业，这就是他们的反击方式，即通过向本国政府和世贸组织抗议示威来表达自己的诉求;最近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日本，要求日本政府在TPP(跨太平洋伙伴协议)谈判中对农产品减少关税壁垒，但没有达成协议。这是美日两国间的博弈，这种国家间的博弈很正常。我们要提防的是煽动民族主义的情绪，阻碍国家间基于平等互利的自由贸易谈判。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即将启动谈判前夕，中日搁置多年的钓鱼岛主权之争“跳”出来，急剧恶化了中日关系，谈判的气氛不复存在，这对中日双方都不是好事。就在我写此文时，朋友圈传出南京又在上演什么抵制日货、不给日本车加油之类的闹剧。这种小玩闹太低级了，除了给买日本车的同胞添点小麻烦，就是让日本人耻笑。甘地当年反抗英国殖民时想让印度走传统的自给自足之路，靠耕织立国。争取民族独立是好的，反经济上的全球化麦当劳化作为国策则不足为训。甘地的接班人尼赫鲁虽奉其为“圣雄”，却不沿用他抗拒现代化的手段。当然，对于个人来讲，你有权抗拒全球化麦当劳化，返朴归真乃至退隐山林，过安贫乐道的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鼓腹而食，击壤而歌，帝力于我何有哉——多么节能又惬意的生活，只要你做得到。进工厂做蓝领，进公司做白领，进政府做公务员，身居闹市，享受灯红酒绿的生活，也是你的权利，但选择了这种生活就该任凭资本肆虐和权势宰制吗?你可以行使宪法确认的公民权维护你的权益，要求合理的劳动报酬和基本的社会福利。如果相对方没能满足你认为合理的要求，你可以依法维权，包括请愿、游行、示威和通过工会组织起来与雇主博弈，乃至搞“公民不服从”运动。不过，这一切手段都应该是有底线的。这里要特别警惕的是民粹主义，挟众而为，自封代表“人民”，或挑动仇恨，鼓动阶级斗争，将陷民族与国家于苦难的深渊。关于这一点，“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不必多言。所以在台湾“反服贸”运动中，听说一些学生扬言要成立“人民议会”，讲“站在劳工一边”，不禁有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有点怪怪的。

　　连台湾同胞都这样了，中国大陆的抵制麦当劳者是不是该想点实招了?

　　作者简介：陈俊杰，男，1973年11月生，河南信阳人，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通信地址：河南省新乡市 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邮编：453007，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