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的现实__一九八四研究提纲

导言：自误读始，至“误读”终。

《一九八四》，一部常被指出遭误读的小说，却因为尚未被充分“误读”，无法得到最充分的认识。任何人类活动的客观结果都无法被保证与其行为主体的意志一致。文学创作亦莫能外。文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应是与作者对话，用卡尔•波普尔的话说，即世界二介入世界三。按照他的否证论观点，人类活动即“试错”的过程。但我认为，这一过程的目的却并非“证否”，正相反，他关于世界二独立于世界三（即客观精神世界独立于主观精神世界）的观点正可启示我们：世界二中的活动不取决于世界三的内容，即世界二不因异于世界三而可被证否。因而此种对话的意义就在于弄清作者与读者思路的矛盾——此亦解读作品的钥匙。就像新小说派所认为的，读者与作者共同创作了作品。须知，我们面对的是思想而非机器，并非一按开关就可自如驾驭研究对象。过分执着于“作者本意”表面上尊重了作者在创作中的主体地位，实际上却变思辨为“解密码”，把作者变为纯粹客体，如解剖台上的尸体。我们要明白，读者也许比作者更了解他自己。因此，我们接下来将继续把《一九八四》“误读”下去。

第一节《一九八四》来自哪里

     人们常把对《动物农庄》的解读强加于《一九八四》。奥威尔承认，前者是对苏联历史的摹写，因此后者就被当做前者的续集，即对苏联未来的预言。事实上，没有一位作家可以离开自己的时空，在火星上创作。正如作者本人所指出的，一个作家创作的动机有四种：个人表现欲，美学感受，还原历史的冲动与政治目的。我们专注于奥威尔第四种动机的同时，决不应忽视他的第三种动机。

《一九八四》在哪里？不在未来，不在遥远的俄国，而在奥氏写作的现实环境中。他的英国就是温斯顿的一号空降场。书中“虚构世界”生活场景令人震撼的质感正来源于此。作家写自己了解的东西，就会如鱼得水，反之则难以塑出“人物”只能画出“相片”。如《飘》中的奴隶主形象，个个立体丰满，而黑奴则只有一幅忠顺的脸孔。匮乏的食品供给，街心呼啸而至的火箭弹，不停谈论着彩票的无产者们。还有无产者区—— “一条鹅卵石铺的街上，两旁是低矮的两层楼房”，“破烂的门”“像老鼠洞”，这就是伦敦。就像温斯顿说的：“从革命前”，也就是奥威尔的时代，一直如此。

《一九八四》建筑了“党”的统治——物化为四座“白色大楼”，但这一统治的基础是什么？是一九四八年。人们过分关注奥威尔的“反极权主义”却忘记了这部反乌托邦小说只再创造了世界的上半身。奥氏不小心记录了他自己时代的真实历史。他和他的读者们一样，没有发现自己受动机三的影响多么深。正如费尔巴哈指出的，神圣家庭的秘密就在人间家庭中，原来奥威尔式“极权主义”社会与资产阶级“民主”社会扎根在同一块土壤中。舍此，便会使研究浮于云端，无法让我们挖出小说真正的内核。

当然，《一九八四》不仅来自奥威尔对大战中伦敦的个人感受，也受他的其它经历的很大影响，他从未去过“极权主义”国家而写出的东西让译者“惊叹”他“政治洞察力”与“艺术想象力”“是何等高超”，可实际上这种感受并不是来自“极权主义”，而深深地扎根在资本主义的英国。来自他在贵族学校中饱受凌辱的童年，来自他去维港码头路上看到的一切，来自伦敦城大战中的呻吟，来自他对现实的敏感。《一九八四》是一部在不列颠的舞台上由莫斯科的布景装饰的戏剧。它不仅来自一种政治观念，而和所有文学名著一样更多地来自作者的生活和其对生活的思考。

第二节《一九八四》能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论述过，作者的“自性”是挣扎的，但作者对外部环境前后一贯的冷眼剖析与批判的态度，却使作者透视了当时的社会。这部作品确是一部政治寓言，然而其给我们的启示绝不是仅仅针对“极权主义”的。温斯顿所在的“真理部”有“色科”专门负责生产提供给无产者
的廉价色情读物，这一产业的发展壮大今天不是可以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看到吗？人们用“双重思想”欺骗自己；今天不也有人既相信社会公平不可能实现又相信资本主义社会促进了公平，进行个人奋斗就有收获吗？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黑格尔发展了辩证法，但却是头脚倒置的辩证法。奥威尔也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并对其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升华，只不过这种发现也被头脚倒置的表达了。不是极权主义生成“一九八四”的世界，而是“一九八四”的世界生成极权主义。在这样的世界里，设计枪炮飞机时，二加二只能等于四，但在其它领域“二加二可能等于五”，就像面对经济危机，政府不得不进行干预，但平时就可以鼓励非理性消费和投资，告诉人们市场会出色地自我调节；对过去的不断修改，在现实之中升级为对过去的沉默，当美国在指责中国在西藏或新疆“践踏人权”时，仿佛从没发生过什么“西进运动”；“老大哥”的化身是自由、民主、人权这些名词，你很难追随某一种具体的思想，但是以上这些抽象的口号你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反对的。《一九八四》的价值正突出体现在这里，奥威尔不仅概括了自己的时代，还预言出了它的必然走向。

我们往往只看见了“党”对党员实行的控制，却看不见它对无产者的蔑视和给予的相对“自由”，这种“蔑视”和“自由”的相辅相成也是今天西方资产阶级统治的一个特点。类似的例子在书中还有很多。不论是苏东“社会主义”的官僚集团或是西方资产阶级，都不同程度地演出了奥威尔导演的剧本，前者在制度上体现较多，后者在统治手段上体现较多。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的命运又与书中三大国争夺下的“中间地带”人民多么相似！这一切不能不让我们惊叹。

我读《一九八四》，感到一种深彻的恐怖。我看到的是今天，而不是昨天。极权主义不一定要以一党制或个人独裁来实现。作者早已指出，“寡头政体的延续不一定需要体现在人身上”，其关键是“死人加于活人身上的一种世界观”。所谓信息化本质上是信息生产的工业化，是工业化的最高阶段。就像“小说机”写小说，“谱曲器”谱乐曲一样，部分文化产品今天也被半机械化地生产。信息的生产除了给资产者带来一如既往的利润外，也在“生产”人们的世界观，以维护其统治。某些外国媒体面对中国时生产新闻的能力已使“真理部”自叹弗如。信息化时代的特点在《一九八四》中，有着即偏颇又深刻的体现。这就是这部书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东西。

第三节《一九八四》是什么？

揭示这一点，我们就要看一看奥威尔的思想在思想史中的谱系。

正像奥威尔承认的那样，他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他对社会发展的看法深受马克思影响。“书中书”里（《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对此即有体现。如“财富的全面增长有毁灭等级社会的危险”，对应生产力的发展将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毁灭。而他对三大国战争的描述中也隐藏着对矛盾分析法的认同：斗争的各方是对立统一的，战争是为了共同的生存。书中还明确地说，“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不平等，因此对“党”的批判也仍含着对现有不平等秩序的批判。这一切说明他认同马克思对宏观历史的解释。但面对未来时他却与马克思有较大分歧。

在对微观的人的思维方式的看法上，奥威尔与弗洛伊德颇有暗合。如裘丽亚说：“什么游行、欢呼、挥舞旗帜，都不过是变了质、发了酸的性欲。”她认为“党”的政策就是转移人们的性冲动于“党”的事业上。这使我们联想到“泛性论”。而温斯顿也认为“他们的拥抱是一场战斗，高潮就是一次胜利。这是一件政治行为。”这与六八年风暴中“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口号一样，都把性爱作为对被压抑的人性的释放，同可以算是一种对弗氏学说的发展。而思想控制，也可以用“党”利用了人的超我进行社会同化，消灭自我，即用内化的规范改造理性来解释。最后不能不看到奥威尔和萨特在人生观上的几分相似，他们都赞赏反抗，但又不确信反抗的成果。“不是由于你的话有人听到了，而是由于你保持清醒的理智，你就继承了人类的传统”，但是反抗者又注定“是死者”，其“唯一真正的生命在于将来，”这指向一种非功利主义的人生观，即使人的一切活动在原则上都要失败（于奥威尔是“每本书都会失败”），也要勇敢地面对；重要的不是信仰（温斯顿信仰什么？）而是实践信仰。此外，在“党”的鼓励下，所有人的互相监视，互相“看”，正好各自消解了各自的主体性，正利于“党”把人推向非人的位置来统治，这也可以成为萨特“地狱就是别人”论断的注脚。

正因温斯顿所说：“我知道方法，我不知道原因。”奥威尔毕竟是文学家而非哲学家。虽然奥威尔的心里藏着一位弗洛伊德，一位萨特和一位马克思，但他仅是在不同程度上于他的书里体现了这些思想，而成为这几种哲学思潮的具体产物。这种暗合是有其必然性的，奥威尔和萨特，弗洛伊德一样，出身中产阶级，和弗洛伊德一样，他把中产阶级的备受压抑的心理状态放大到整个世界；和萨特一样，他让温斯顿提问：“当无产者胜利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他们建立的世界会不会像党的世界那样格格不入呢？”因为不确定自己奋斗得来的胜利属不属于自己，他宁可不相信胜利会到来。可以说，读《一九八四》利于我们理解萨特或弗洛伊德的思想。他们三位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可调和的反抗者，是揭露异化的醒者和智者，但同时又是深深扎根于旧的社会肌体之上的。他们三者都穿透了旧世界，来到了新世界的门口。因此都不同程度地和那唯一走进新世界的人同路过，现在那个人在门后等着他们，他们却不敢推开门。这就是《一九八四》，他是抽象化的过去和现在，走进了死胡同的未来。

《一九八四》并非幻想，而是时空错位的现实。把颠倒了的东西颠倒回来，这是我们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