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远|人各有志,有容乃大——答钊哲先生
钊哲先生对我的点名批评,已经有十几篇文章了。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本来不想回复。看到钊哲先生在其发表的文章中,有过类似“不回答他的问题,就是默认了他的观点”的表述。故迫不得已,只好拿起笔来,写下下面这些文字,从三个方面来谈点自己的看法,与钊哲先生进行探讨。
第一,先回答钊哲先生【杨明远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一问题。
1、我是一个学历不高、有自知之明的人。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给广大草根网友的留言中,我是这样介绍自己的:“我是一个学历不高的人,一个爱学习爱思考的人,一个堂堂正正做人的人,一个饱尝人间苦辣酸甜的人,一个无限敬仰毛泽东的人,一个欢迎批评、知错必改的人。”所以当我看到钊哲先生对我的评价:【杨明远和我前面评论的几位相比较,理论性和系统性差点,结论多是根据零散的理论观点和自己的人生观及阅历综合而成。而且主要的因素还是他自己的人生观。】感觉倒也中肯。因为我十八岁初中毕业后,在河南焦作煤校的矿山机电专业学习不到一年,就被调入煤炭部体育师资训练班学习,三个多月后就提前毕业,分配到萍乡煤校当上了中专的体育教师。从1955年8月在焦作火车站下火车,到师训班毕业在焦作火车站上火车离开,刚好是一年一个月一天另一个小时,这就是我的最高学历。我现有的这一点知识,都是靠边工作边自学来的,拿我家乡人的比如说,就是:“棉花土里捡绿豆”,捡到几句而已。因此,我写的文章,理论性和系统性自然就会差些。
2、我是一个锐意进取的改革者和创新者
发表于1986年第三期《学校体育》(后改名为《中国学校体育》)上的论文《要用系统的观点来研究体育课的运动负荷》,在我国,我是第一个提出这一问题的人,由于其开创性,获得了江西省科协三等优秀论文证书。
《学校体育》1986第四期发表了拙作《关于学校体育目的问题的哲学思考》后,《学校体育》杂志组织了一年多的讨论与争鸣,直至《学校体育》1988年第一期发表了我的拙作《关于学校体育目的问题的再思考》后而结束。
因论文《试论学校体育中的思想道德品质教育》入选,我有幸参加了中国体育科学学会1987年12月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体育科学学术报告会(即第三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二期发表了拙作。
我的论文《深化学校体育改革浅见》,入选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学校体育专业委员会1988年11月在湖南怀化召开的全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学校体育的特点、地位、作用、目标及深化改革“专题学术研讨会”大会发言,《学校体育》与《体育论坛》1989年第一期同时发表。
论文《中小学体育教学效益问题的探讨》,入选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学校体育研究会、中国教育学会体育研究会1991年9月在辽宁省鞍山市联合召开的“全国提高中小学体育教学效益现场观摩暨研讨会”大会报告。《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四期发表。
在我退休十六年后的2013年,当我从网上看到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体育专业委员会,召开“第七届中国学校体育科学大会科学论文报告会”征文的消息后,已经七十六岁的我仍然报送了一篇题为《深化学校体育改革之思考》的论文。虽然无缘参加在重庆举行的报告会,也算录取为书面交流了。
……
我的这些科研成果,以及所获得的荣誉,足以证明我不是个守旧派,而是个改革者和创新者。
3、我是一个知足常乐、知恩图报,被社会认可的人
钊哲先生对我的人生观进行了评价。他说, 【为什么西方人总觉得东方人奴姓十足呢,总想给这些地方灌输普世价值,想解放他们呢?杨明远的自述就是最好的答案。】我自述了些什么呢?【他说:我出生在农村,12岁辍学,从此跟随母亲提篮小卖当了三年小贩,1958年大炼鋼铁,我当了两个月炉前工,1959年我修过一个多月铁路,1964——1965年期间,我在安源煤矿当过半年多井下工人,1968年至1971年我当过三年多农民,我亲身经历过工人、农民、小贩的生活,我跟工人、农民、小贩有过深厚的交情,我懂得他们绝大多数人的心,……他们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他们只是想过一种平等、祥和,衣食无忧、儿孙绕膝,清吉平安的生活。】我认为钊哲先生对我的评价错了。我知足常乐、知恩图报,沒有野心,而有理想。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我是在往低处行。我执教四十一年,是在教了六年中专、六年大学以后,下到了中学,教了二十几年初、高中。这是我自愿的选择,从未后悔过,也从未动摇过,一心一意教书育人,敬业乐群搞好本职工作。我的工作条件差了,工资福利少了,生活条件苦了,但我自认为是个成功者。1987年我评上了中学高级教师,同时考上了国家级田径裁判员。我曾发表了三十余篇论文,出版过三本书(其中一本与人合著),多次参加过全国性学术会议,多次担任过省的、以及全国性田径运动会裁判长职务,1983年评为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先进工作者,1990年评为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优秀会员,1992年评为全国优秀体育教师,1993年评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工作者。从1987年到1996年退休,我是萍乡市政协委员。除了特级教师这个称号外,一个中学体育教师所能得到的荣誉,我都得到了。马云收获了金钱,我也收获了荣誉和尊敬。能说我的人生观有问题吗?!我的人生观就比马云低一等吗?!如果钊哲先生认为我这四十一年勤勤恳恳的教学工作是一种“奴性”的话,我为我自己的“奴性”感到自豪和骄傲。
4、我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人
我还要向钊哲先生说明一下,我无党无派,您将我称为左派,而且还是极左,真是抬举我了。我只是一个坚持读毛泽东的书,无限敬仰毛泽东、坚定信仰毛泽东思想的人。我以前是研究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退休后是研究养生的。为了编写《科学养生与健康》这本书,我才买了电脑,我学不会打字,只好用手写板。到2011年才学会上网,接触网络。2012年底拙作完稿、2013年6月拙作出版,这时我才有较多时间流览各种网页。看到网上有人对毛泽东的攻击,我只想为毛泽东说几句公道话而已。2013年12月26日毛泽东主席诞生120周年纪念日,我才发出了第一篇贴文,至今还不到两年。我的网络技术也很差劲,看见别人有博客,我也想开个博客。第一次开博是2014年7月9日在网易,博客建起来了,可是不会在网易上发布文章,只好作罢。于是我在2014年7月24日试着在凤凰网上创建博客,发布文章,结果成功了。2014年12月20日试着在草根网开博,也成功了。这才有了自己的博客。由于自己年高愚拙,既不会链接,也不会微信、QQ,仅会通过邮件发个贴子,连照片都是女儿替我发出去的。所以我只是一个来自老区的村夫俗子——井冈山人而已。
第二,简略的与钊哲先生讨论几个问题。
1、我认为钊哲先生犯了一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错误。
“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有自知之明,能正确评价自己。是一种谦虚谨慎的表现。钊哲先生说:【但是,这个标准对当时的上将、大将、元帅那样的人适用吗?特别是,对毛泽东、王明、张国焘这样的人适用吗?你能说他们这些人也是和你一样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只是想过一种平等、祥和,衣食无忧、儿孙绕膝,清吉平安的生活吗?】好象我在博文中,只写到象我这样的小人物,“只是想过一种平等、祥和,衣食无忧、儿孙绕膝,清吉平安的生活”,至于您以及“大人物”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不知道,所以我没有写。但是据我了解,有些大人物还是很谦虚谨慎,能正确评价自己,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的。比如说毛泽东,有人说他四个伟大,他不高兴,他只接受导师这个头衔,他说,他是教书的。毛泽东也不同意别人说他伟大,他说,伟大不是封的,列宁才是伟大的,我毛泽东不伟大。毛泽东从不自我标榜,经常作自我批评,将自己三七开。三年困难时期带头降工资。……王震将军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这也是一种有自知之明的表现。最“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的楷模当数周恩来。根据我的孤陋寡闻,好像在遵义会议以前,在共产党内,毛泽东都是在领导核心之外,周恩来一直是领导核心成员,领导着毛泽东。遵义会议上只不过让毛泽东进了领导核心,其职责还是协助周恩来的军事工作。但后来周恩来主动将军事指挥权交给了毛泽东,延安整风以后,毛泽东才真正成为共产党内的一把手。从此,周恩来成了毛泽东的副手,一直衷心耿耿辅佐毛泽东,为了中国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不争权夺利。
2、钊哲先生有些粗枝大叶、断章取义。
钊哲先生说:【杨明远这些人除了对中国当大官的有一种天然的崇拜尊敬以外,认为其他的中国人都应该像他那样“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光崇拜大官,看不上在自然科学和生产活动中有创造的人才,把这些人只看做是为了自己过奢靡的生活,这就是杨明远这类人的一个偏见和无知,也是东方社会的软肋和短板。】
【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极大的弥补了这一短板。】
【这就是中国自古就占主导地位的官本位思想在当代中国延续的真实写照。】
【因为他是这样的心态,所以他说,要懂得民心,不要过分宣传马云这一类富翁、土豪。绝大多数劳动人民他们并不苛求成为马云式的人物,过马云式的“辉煌”奢侈的生活。】
【 现在,习近平又带着杨明远所看不上的马云马化腾等人去了美国访问,杨明远看了以后会做何感想呢?】
我从来没有说过不要宣传马云,我只是说过不要过分宣传马云。理由有二。一是马云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二是中国有十三亿多人口,有几个人能成为马云式的人物呢?根据顶层设计,我国到2020年才有六亿人月薪达到五千元,离马云的收入还差十万八千里。过分宣传马云的后果,很可能会诱惑一些人,为了暴富而去坑蒙拐骗,甚至不惜成为贪官污吏,成为各种各样的刑事犯罪分子。
钊哲先生仅仅将马云等先富起来的极少数人,看作是【在自然科学和生产活动中有创造的人才】,而看不到支撑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座大厦的,并不是马云等极少数富人,而是十几亿还没有富裕起来的、正在自然科学和生产活动中有创造性的、辛勤劳动的广大人才。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不仅没有支撑住中华民国这座大厦,反而加速了中华民国的垮塌,难道不是历史的教训吗!
3、与钊哲先生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曾写过十几篇帖子,先后发布在红歌会、大地微微网、乌有之乡及草根网上。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是持肯定态度的,这里不再重复。下面仅就钊哲先生提出的问题谈点个人浅见。
钊哲先生问我:【但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那种铺天盖地的宣传毛泽东思想,甚至出现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这样的极端现象,杨明远敢说一句“这样做过分”的话吗?】
钊哲先生提出的问题,只要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这并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创造,只是一种“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借鉴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的根据如下。
基督教宣传上帝与圣经,是“铺天盖地”的。基督教有许多节日和节期。节日是每年庆祝一次,比如圣诞节、受难节、复活节等等。节期则在一年内循环进行。比如礼拜天,基督信徒是必须去教堂参加礼拜的。做礼拜时,通常是在祭司或牧师的带领下,进行祷告,朗读圣经,听取义理讲座。祷告通常会以圣歌、赞美歌的形式进行。礼拜天又叫主日和复活日。在基督信徒的心目中,礼拜日才是一个星期的第一天。
全世界到处办“孔子学院”,宣传孔孟之道,也是“铺天盖地”的。这里就不多说了。
基督教是一种信仰,孔孟之道同样是一种信仰,毛泽东思想也是一种信仰。“铺天盖地”的宣传基督教,不见钊哲先生站出来反对,“铺天盖地”的宣传孔孟之道,也不见钊哲先生提出异议,钊哲先生唯独对【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那种铺天盖地的宣传毛泽东思想】和现在有人站出来捍卫毛泽东思想那么反感,这反映出钊哲先生的【共存主义】是假,而“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霸道心态才是真。
钊哲先生提到的早请示、晩汇报,也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首创。据我所知,早请示、晩汇报这种形式,仍然是来源于基督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吾日三省身”等等,其实也是一种晩汇报的形式。问题不在“早请示,晚汇报”这个形式,而在于其内容是否健康。如果我们每个人每一天在上班之前都能想想今天如何去为人民服务,下班之后都能反省一下今天为人民服务得怎么样,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这样的“早请示,晚汇报”又有什么不好呢?!如果所有的干部都能这样做,我敢肯定的说,贪官污吏要少很多,王岐山先生也会轻松多了。
4、坚守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才不会受骗上当、信谣传谣。
创哲先生说:【杨明远……结论多是根据零散的理论观点和自己的人生观及阅历综合而成。】这很中肯。我看问题、写文章,是注意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的,因此,不容易受骗上当和信谣传谣。
有人不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动乱吗?我的亲身经历是:当时各项工作都在正常运转、有序进行,政府并没有瘫痪;当时机构精简,效率却很高,干部们真诚的为人民服务,真值得现在借鉴和学习;我从与萍乡市文教办公室管人事的老刘、包头市郊区农技站站长、包头市人民医院院长等人的接触中,以及几个月“长征”路上的所见所闻中,看到了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的工作,不计个人恩怨、大公无私的精神风貌。
有人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三千多万人,我就不信。因为我没有见到和听到饿死人。其实,人们只要动动脑子想想,那时全国只有29个省、市、自治区,如果饿死了三千多万人,平均每个省、市、自治区就是一百多万,如果集中饿死在几个省,每个省就要饿死近千万,那会是多大的动静,政府不说,老百姓也会传,一传十、十传百,肯定全国都会知道的。可是我没有听到,很多人都没有听到。当时江西煤矿学院的教职员工来自全国各地,学生来自华东、中南两地区的省、市、自治区,也没有听他们讲过。再者,当时是计划经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江西就外调过几批粮食。如果真的会饿死那么多人,凭那时人们的觉悟程度,我们每月这26斤粮食(学生是36斤),肯定会再降下来,抽出一部分来去救阶级兄弟的命。如果当时真的有地方饿死了人,当地的领导一定是位欺上压下的人,也一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走资派。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热爱毛泽东以及他创建和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也是经历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我在中华民国生活了近13年,经过对比,我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比中华民国好。我比较了毛泽东时代和现在,我觉得都好,但仔细分析起来,毛泽东时代比现在更好。
第三,给钊哲先生提点不成熟的建议。
钊哲先生在草根简介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人类的自然科学史上,人们为了认识光的本性,经过了长达三百年的争论,最后以波粒二象性的共存画上了句号,而在人类的社会科学史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已经争论了五百年,今天也应该到了以共存主义的共识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较量的时候了。】从这段留言中,可以看出钊哲先生学识渊博,受过系统而良好的教育,还创建了【共存主义】理论。既然您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到了以共存主义的共识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教量的时候了。】那就请钊哲先生给信仰科学社会主义的人们,留一点点表述自己观点的空间,不要过分的打压。否则,社会主义就会被资本主义所吞噬,苏联与东欧的剧变,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也不存在了,那时,您的【共存主义】豈不是也成了泡影?!
看来,毛泽东的话钊哲先生是不大爱听的。那就让我抄录三句古人说的话,与钊哲先生共勉吧。
第一句是:行成于思毁于随。
第二句是:谦受益满招损。
第三句是:有容乃大。
注:括号【】内的文字,为钊哲先生原文。
2015年10月5日
爱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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