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的病根

日本军国主义者板垣征四郎在评价中国国民性时，曾说过大意如此的一段话，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只不过在乡村上徒增一具国家的外壳而已。实际上这算不做什么原创，马克思早就对亚细亚古老的社会形态有过总结，“这种自足的共同社会，是不断以同一的形态再生产；如偶然被破坏，也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现出来”。这说的是社会分工的巨大魔力，我就从这方面重新去认识中国历史，看看能有什么新发现。

科举制度定型了中国社会

科举制度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这为中国官僚集团的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也标志着中国官僚集团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在中国兴风作浪。从此，中国政治舞台上家族政治开始居于次席，皇帝与官僚的控制与反控制开始成为主流。

科举制度为文人带来出路的同时，也使得文人独立的人格遭到破坏。文人的最高理想不再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其终极指向只是做官、做更大的官，做最大的官。像庄子、屈原、陶渊明、嵇康那样的人物没有了，秦桧、贾似道之流却成为主流。官僚不再忠诚，他们眼中只有利益。

技术官僚的出现，也增加了他们的自信心。天下的治理靠的不是皇帝，而是官僚自身，皇帝的权威下降了。在唐朝，中国迎来了物质精神的顶峰，但也开启了千年降落的旋梯。中国出现了第一位女皇帝，也顺势而生出安史之乱。中唐以后，皇帝只成为摆设，节度使、宦官、大官僚轮番登场，直搅得天翻地覆。

最终偶然也是必然的出现了陈桥兵变，一群人将龙袍穿到了赵匡胤身上，赵氏天下也就诞生了。赵匡胤想要改变官僚做大的形势，所以有了杯酒释兵权。但他最终还是失败了，与官僚沆瀣一气的赵光义用“烛影斧声”了结了他，也了结了曾经的天下观。

政治是经济的反映，中国的经济大权也即是土地所有权实际上已经归地主所有了，科举制度是对经济制度的确认，同时又强化了这种认同。经过一些列调整，在宋朝被制度化了，这就是胥吏之害，从此基层成了土豪劣绅的囊中之物。光有政治上的确认还不够，文化上也进行了革新，这时候程朱理学也就应运而生了。皇权被天理所取代，基层则成为父权的天下。所以当王安石想要变法时，宋神宗底下的大臣提醒他，皇上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不是独有天下。保守力量从此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

中国没有中央军

汉唐之所以意气风发，在于汉唐有中央财政，有中央军，有了这两样，才能有中央集权，大一统。但唐以后的中国，中国的中央军不复存在，官僚也从不想重建中央军。

唐朝的中央军在安史之乱中大伤元气，最后只剩下郭子仪的私家军了。宋朝的中央军在赵光义的北伐中损失殆尽，岳飞、宗泽这样的将帅才能一展宏图。明朝主力三大营在土木堡之役中被埋葬，抗倭只能靠戚家军、关宁铁骑了。大清朝的满洲八旗被逐渐的肢解，湘军、淮军成为独撑危局的力量。在民国，蒋介石的中央军是以黄埔系为班底的，实际上也是私家军，其毁灭，也宣告蒋家王朝的死亡。

上千年来，中国因为没有中央军而苦不堪言。面对外敌入侵，官僚集团的做法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这就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后一点骨气都丧失掉了。有文天祥也掩饰不了中国众多汉奸的出现。他们不但出现而且活得很好，是应该让中国人深刻反思的。归结到一句话就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但根源还在于土地、基层由官僚把持。

人才凋零的原因

如此的经济政治制度实际上表明中国是一个权贵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虽然可以通过科举制度走上前台，但他们也必须遵守上层游戏规则，如若不然他们会被整个制度吞噬。

想要变法的王安石、张居正被集体抵制。甚至都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王朝的速亡，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关键一点是如此变法开启了官僚内斗之门，为了自身利益做殊死的搏斗，而一些奸臣在内斗中脱颖而出，成了官场恶势力的代表，是上层的胥吏。在这场斗争中，岳飞、韩侘胄、于谦陨落，这整套制度保证官僚集团的整体利益，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另一项制度就是言官制度，这项制度曾经是好制度，但在中国历史后期越来越起到坏作用，根本在于官僚失去了信仰。从分权制衡上来说，明朝的制度设计做到了极致。官僚们如何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呢？就用言官做开路先锋，做文字游戏。所以青词成了极致的政治语言，难得糊涂成了高深莫测的处世哲学，不懂这一套的海瑞到死也没活得明白。想要弄明白的东林党实际上也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不做不错，越做越错，成为官场生态。所以农民军是越缴越多，李自成被抓了放，放了抓，直等到最后满清入关。

谁是清朝统治者？

清朝出了一个大贪官——和珅，还有一句顺口溜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实际上都在告诉我们清朝的皇帝们从没有掌握清朝的财政大权。财政大权在大商人手里，这实际上从宋朝以来一直如此，更确切的说是官员向商人转型，最终通过公开卖官达到合流了。

文化上心学横空出世，讲究格物致知，韬光养晦成了中国人很爱谈论的话题。中国的资产阶级实际上借着清朝的壳，孵化出了民国的蛋，而一切罪过都由慈禧、袁世凯担着。在近代的中国历史也说明，民国这个蛋是混蛋，播下龙种，只收获跳蚤。共产党成了最终的替代品，但那些人拥护的是新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从宋朝到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经济基础没有变，还是土豪劣绅为基础的政学商联盟。毛泽东用社会主义刨了这些人的祖坟。想要巩固这个成果，毛泽东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喊出了人民万岁，确立了造反有理的合法性。但千年的传统有极大的惯性，毛泽东逝世，一切又回到从前，甚至愈演愈烈，创造了新的权贵经济。这就是地产主导的中国经济，中国的重心从农村到了城市，但统治力量没有变，还是权贵当家，辅助手段是公务员制度，还是一个官僚孵化器。这种转型能否成立？我们拭目以待吧。但确实是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