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民胜利到来的时代

老子的哲学是道法自然，治大国若烹小鲜。汉朝初期执行的就是黄老哲学。在我看来，后来的思想家中与黄老哲学比较接近的是马克思哲学。马克思讲的唯物辩证法，实际上就是把简单和复杂完美的统一起来了。马克思解剖了整个世界，最终的世界在马克思的描述中，变成了老子笔下那个“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乡村。计划经济就是乡村世界的基本制度，这样的制度能够保证相对的公平。但无可回避的就是阶级斗争，一些看似完美的制度之所以在实践中出现偏差，根本在于政策指向人群力量对比的不同。

当今的世界是个金融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金融衍生品大量泛滥。从理论上说，金融衍生品让风险可控，使现实世界处在一种动态平衡之中。但在实际执行中，整个世界却处于更加动荡的状态。这实际上就是科学者们宣扬的自然生态论，他们把真实的世界变成了动物的丛林，实行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但人的世界毕竟不同于自然世界，人是一种特殊的动物，如有利益，他可以毁灭一切。所以，现实世界变成了丛林世界，世界不是进入自然循环，而是成为人间地狱。

在经济学中，价值和价格一直是个永恒的话题。马克思全新的劳动价值论是对劳动创造价值的最好描述。而亚当斯密的供求关系理论则一直是个模棱两可的东西。一般供求的极致就是垄断，而垄断就是一种力量对比。供求在广阔的时间和空间中的极致则是劳动价值论的变形，而不是相反。现实中，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是对现实力量对比的一种修正。西方经济学中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则是根据客观世界的力量对比进行的一种反向修正策略。而这构成了西方的一个政策链，将会在未来的时空中进行不同的优化组合，产生非同一般的政策效果。

中国讲求中庸之道，信奉过犹不及。因此，我们一直在追求混合，企图利益均沾。中国的改革在最开始就坚持计划经济与实体经济齐头并举。这种混合理论在理论上说优势是很明显的，但这也是最考验统治阶级治理能力的方面。真实的状况往往是迅速丧失平衡，达到一种极端的垄断。根本原因在于，新兴国家没有达成西方国家的权力平衡，强行推进所谓的混合，反而造成弱势一方被更大程度的剥削，使力量对比走到了更加荒谬的地步。所以，马克思对于伯恩施坦等人提出的股票市场实现共同富裕，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的说法严厉批判。实践也证明了马克思的真知灼见。每个国家的法律实际上都是对大资本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股市就是收割机，就是高级赌场。各个国家不在转移支付中做出更大努力，那些落后国家就会率先崩溃，为新一轮的豪门盛宴准备条件。

我是相信历史轮回的，千年的轮回。汉朝总结秦朝经验，执行黄老哲学，但到汉武帝时代，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秦朝走在了历史前列，它的制度太超前了，忽略了力量的对比。而直到汉朝，七国之乱这样地方和中央之间的争斗还是一种历史的主流。真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事项是汉匈战争，而且是敌强我弱。历史造就了汉武帝这样的人物，他用国家主义这面大旗聚拢人才，在经济上盐铁专卖，在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在文化上改造儒学，使之为帝王服务，这才奠定了中国的千年基石。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表述。而在这其中翻云覆雨，使历史呈现不同色彩的因素就是斗争，不同阶级的斗争推动着历史的前进。马克思哲学加上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链条。而研究中国历史，则不能不研究历史周期论。在这其中起统摄作用的就是孔孟哲学。这套哲学体系，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变体，它就像一个巨大的主干，使得其他的枝枝蔓蔓围绕着它攀援。这就建立了一种结构，每一个阶级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用这套哲学体系作掩护，维护自身利益。

推动哲学向前的就是一个个历史危机。孔孟哲学也经历了古今经文派、谶纬学派、宋明理学、心学的步步发展，到了康有为、梁启超时代则进一步到了君主立宪的程度。在真正的亡国灭种危机下，中国人打破了传统，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中国又走到了罢黜百家的地步，不破不立，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文化大革命。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话语在毛泽东那里变成了治吏。实际上回顾中国的历次改革，问题不是越来越少了，反而是越来越多了。不是政策方向不对，而正是像现在的金融实践一般，在政治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改革只能使问题放大，大到改不如不改，越著名的改革危害越大，最终导致王朝覆亡的结果。

一切的一切，最终都会归结到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力量的对比。而这种力量的对比，从历史经验来说，通过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它的力量是无比巨大的。怎么打破这种桎梏呢？从近代来说，就是民族主义的力量。但现在历史正在经历一场大的变革，阶级的分化呈现出非凡的发展，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但这种体制还是有重大缺陷的，真是的普及导致了大众时代的到来，底层人民越来越深刻地危机会让他们清楚的认知世界的变化，从而找到改造世界的办法，可以说危机越大，离黎明时刻就会越近。世界最终会反转，最后我们会迎来庶民的胜利。